2024年全球风险：环境威胁加剧，虚假信息成2024年全球最大风险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世界经济论坛, 2024-01-10
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全球风险报告》利用近二十年的原始风险感知数据，对全球风险形势发出警告：人类发展取得的各项进步正在被缓慢削弱，导致国家和个人易受新型风险和复发风险的影响。在全球权力态势、气候、技术和人口发生系统性变化的背景下，全球风险正在将地球适应能力推向极限。
上述结论源自今日发布的《2024年全球风险报告》。报告指出，各国在紧迫全球问题上的合作愈来愈显不足，需要引入全新方法和解决方案。全球三分之二的专家预测，未来十年将形成多极秩序或零散秩序，中型和大型强国之间将开展竞争，制定并执行新规则和新规范。
该报告由世界经济论坛、苏黎世保险集团和威达信集团共同编制，吸纳了于2023年9月接受调查的1400多位全球风险专家、决策者和行业领导者的观点。调查结果显示，对世界的短期展望以负面为主，预计长期还将进一步恶化。全球30%的专家认为，未来两年发生全球性灾难的几率将有所抬升，而近三分之二的专家则预见了未来十年发生全球性灾难的上升几率。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Saadia Zahidi指出，“以两极分化言论和不安全感为特征的全球不稳定秩序、日益恶化的极端天气影响以及经济不确定性，正在导致包括信息错误和虚假信息在内的风险加速传播。世界各国领导人必须齐心协力，共同应对短期危机，为建设更具韧性、更可持续和更加包容的未来奠定基础。”
虚假信息和冲突的兴起
生活成本危机持续，因人工智能导致的信息错误与虚假信息风险相互交织，社会两极分化，对上述风险的担忧主导了2024年风险展望。虚假信息与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将对未来两年几大主要经济体的选举产生核心影响。国家间武装冲突也是未来两年的五大风险之一。全球多地冲突仍在持续，潜在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不断削弱的社会复原力风险又会造成冲突蔓延。
经济不确定性和发展衰退
经济不确定性和发展衰退 未来几年，经济不确定性将持续存在，经济和技术鸿沟将不断扩大。缺乏经济机会在未来两年十大风险中排名第六。从长远来看，经济流动壁垒可能不断增加，导致大部分人口无法获得经济机会。易发生冲突或易受气候影响的国家可能逐渐失去投资和技术发展机遇，无法创造相关就业岗位。由于缺乏获取安全安稳生活的途径，个人可能更容易犯罪、更倾向于军事化或激进化。
地球岌岌可危
地球岌岌可危 环境风险仍然是一直以来的主要风险。全球三分之二的专家担心2024年可能发生极端天气事件。极端天气、地球系统关键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自然资源短缺与污染在未来十年面临的十大最严重风险里位列前五。然而，专家受访者对所面临风险的紧迫性存在分歧。与民间团体或政府部门受访者相比，私营部门受访者认为，大多数环境风险将在更长时间内显现，表明超出临界点的风险在持续增长。
风险应对
报告呼吁各国领导人重新思考应对全球风险的行动。报告建议将全球合作的重点放在最具破坏性的新兴风险上，以迅速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护措施，例如，达成将人工智能纳入冲突决策的协议。报告同时探讨了不必完全依赖跨境合作的其他行动，包括开展针对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的数字扫盲运动，加强个人和国家的复原力，或者调动公共和私营部门加大研发力度，促进气候建模和可能加快能源转型的技术发展。
威达信集团欧洲区首席商务官Carolina Klint表示，“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性进展将从根本上扰乱企业风险展望，许多企业都将难以应对因信息错误、脱媒和战略误判带来的威胁。与此同时，受地缘政治、气候变化和来自越来越多恶意行为者的网络威胁影响，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企业不得不就此展开谈判。要想轻松驾驭快速变化的风险环境，就必须在企业、国家和国际层面持续建设复原力，并加强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
苏黎世保险集团可持续发展风险总监John Scott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地缘政治转变、人口结构转型等重大结构性变革。91%的受访风险专家对未来10年的风险前景持悲观态度。已知风险持续加剧，新兴风险不断涌现，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协调一致的集体跨境行动有助降低全球风险影响，本地化策略同样不可或缺。公民个人、国家和企业也可采取行动降低全球风险，为建设更加美好和安全的世界做出贡献。”
全球风险行动倡议简介
《全球风险报告》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行动倡议的支柱，该倡议致力于提高各方对全球风险的认识并达成共识，帮助各方了解如何提高风险防范水平和韧性。全球风险联盟由商界、政界和学术界领袖组成，旨在将风险预见转化为积极行动理念，并为各国领导人提供所需知识和工具，助其应对新兴危机，建设更加稳定、更具韧性的世界。
（本文转载自：世界经济论坛）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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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问题投资 | Big Issue Invest(BII)
官方网站：https://www.bigissue.com/invest/
现在，“大问题投资”（Big Issue Invest）被视作是《大问题》杂志的社会投资分支。大问题投资的宗旨是支持以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性社会企业和合资企业。
社会影响力投资和大问题投资
我们投资于社会企业、社会目的企业和慈善机构，为英国消除贫困创造核心解决方案。由影响力企业家John Bird和Nigel Kershaw(来自Big Issue Group)创立，我们是社会影响力投资领域的领导者之一。
自2005年以来，我们已经向550多个组织投资了8000多万英镑，这些组织都分享了大问题集团的使命——通过企业创造创新的解决方案，为受贫困影响的人们创造社会和经济机会。
使命
在Big Issue Invest，我们创造创新的投资解决方案，为英国的社会企业、社会目的企业和慈善机构提供社会和经济机会。这也符合大问题集团更广泛的使命，即通过企业创造创新的解决方案，以消除英国的贫困。
Social Impact Investing with Big Issue Invest
We invest in Social Enterprises, Social-Purpose Businesses and Charities creating core solutions to end poverty in the UK. Founded by impact entrepreneurs John Bird and Nigel Kershaw, from the Big Issue Group, we are one of the leaders in social impact investing.
Since 2005, we have invested over £80m in more than 550 organisations, who all share the Big Issue Group’s mission – to create innovative solutions through enterprise and unlock soci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for people affected by poverty.
Our Mission
At Big Issue Invest we create innovative investment solutions that unlock soci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for social enterprises, social-purpose businesses and charities in the UK. This also aligns to the wider Big Issue Group mission to create innovative solutions through enterprise to end poverty in th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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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多读经典书，保持思辨
许小年教授“合世界·共阅读”活动演讲，2020-06-19
1981年，卡尔维诺在写作《为什么读经典》时，曾经对何为经典提出了14条定义，至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比如他说，经典作品“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里”。近40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已生活在一个数据无处不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许小年近期在中欧“合世界·共阅读”世界读书日主题直播活动中指出，拥有海量的信息并不意味着就拥有了知识，相反可能让人们变得更加无知；身处这个时代，人们更应该通过阅读经典形成自己的认知框架，以避免淹没在庞杂的信息碎片中。
我们真的能从刷屏文章中获取知识吗？
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能够从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文章，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也常常会收到校友们传来的“刷屏文章”。这些文章在网络以及社交媒体上非常流行，但我总跟他们说：“少看微信多读书。”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我看来，绝大多数网络上的刷屏文章对于建立起一个人阅读、理解和分析的框架并没有帮助。相反，这些文章还会给你一种错觉，让你误认为读了它们就拥有了知识。其实不然，这些文章你读得越多，就越有可能变得无知，因为你的分析和归纳能力被帖子中的惊悚语调和混乱逻辑所冲击，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独立思考，选择随波逐流而丧失了自己的判断能力，最终只会迷失在这些被大家传来传去的所谓的分析文章之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想首先要从数据、信息和知识三个基本概念说起。
数据（data），就是来自世界的信号，它是我们观察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所用的最原始表达，在数字化时代，这些表达如图像、声音、语言文字、符号等都变成了数字；信息（information）是我们从数据中提取的有用元素；知识（knowledge）则是有组织和有逻辑关联的信息，代表我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和理解。
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是认知跃变的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大数据时代下的信息爆炸，并不意味着人类所获得的知识会同时呈指数级增长，相反，人们的知识反而有可能更为贫乏了。
究其原因，在于人脑的不可替代性。在数字化时代，我们的大脑从数据中提炼信息的能力远远落后于数据的增加，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应运而生，帮助我们从海量数据中萃取有用的信息。但从信息上升到知识，人工智能就无能为力了，认知在这一阶段的飞跃唯有在人类的大脑中才能完成。
在大数据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似乎并没有获取比以往更多的知识，原因正在于两个转换上的能力不足。从数据中提炼信息的能力不足，可以用人工智能加以弥补，但是从信息到知识的分析和总结的能力、把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能力只能靠人类自己，而这项能力大大落后于科技进步的速度。
网络不能成为我们认知的主要来源
获取了信息并不意味着你拥有了知识。从信息到知识的转换，需要有一个分析和综合的框架，即建立起信息之间系统性的逻辑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框架，那么信息永远是零散的、价值不高的，永远停留在感知阶段，不能上升到认知的高度。
如何将感知转换为认知，以避免自己被淹没在碎片化的网络信息中呢？我认为首要的就是读书。读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
读书虽然也是获取信息的一种方式，读书的主要目的是汲取知识和建立学习的方法论。和网络文章不同，好书一般有相对完整的结构，较为清晰的逻辑链条，由浅入深地展开论述，作者已将他获取的信息提炼为知识，不仅易于读者吸收，而且有助于读者参照他的方法，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对信息进行分析和梳理，思考和总结事物间的逻辑关系，逐步深化对事物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人对手机的迷恋几乎是无以复加的。无论是在公交、高铁、机场，还是街头巷尾，总有很多人不停地盯着手机，有时甚至因此发生交通事故。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如果继续依赖网络，将其作为知识的主要来源，那么最终只能获得碎片化、无组织的信息。如果把这些碎片化的信息错误地和自满地当成了知识，我们就可能变得越来越无知，甚至丧失认知的能力。
认知能力丧失的征兆已经开始出现。比如对于同一件事，网络上时常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到底谁对谁错，因为缺乏判断能力，有些网民和读者会感到困惑。这个判断能力就是我们讲的认知能力，而认知能力的核心就是分析和总结的框架。
读书就要读经典
实际上，我并不反对大家读网络文章，但这些文章不应该作为知识的主要来源，而只能当作一个信息来源。网络媒体的特点是快速阅读，作者不可能在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框架下向你完整讲述他的观察和理解。
同样值得警惕的还有追逐畅销书的倾向。我常对中欧校友讲，畅销榜排名前十的书不必读；机场书店卖的书，翻翻就行了，或者直接忽略。
既然网络文章和畅销书不能作为主要的知识来源，那么我们究竟该读什么样的书呢？我们系统性的分析与综合能力又来自哪里？答案是经典。
我一直坚信读书就要读经典，而衡量一本书是不是经典，最好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比如，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在读孔子，读《道德经》，也依然在读柏拉图的古希腊哲学。一代一代的人从中汲取智慧，说明这些书是有价值的，如果没有价值，可能早已被人们遗忘了。
读书就要读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经过大浪淘沙而留下来的书籍。当代的书也可以读，但你要有一个分析和综合的框架，能够判别当代书籍中哪些真有价值，哪些只不过是一时热闹的过眼烟云。
举个例子，托马斯·皮凯蒂所著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能不能成为经典？要靠时间来回答。我读过之后，认为它成为经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书中的分析远不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深刻。虽然时代不一样了，但严谨的分析、连贯的逻辑和独特的洞见仍然是每一部经典都必须具备的。
再比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毫无疑问属于经济学方面的一部经典。每次读《国富论》，我都会发现新的视角，受到新的启发。还有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都是经济学的经典。
在政治学方面，我们应该读《孟子》，孟子对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有精彩的论述；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是必读书，这两本名著奠定了现代政治学的基础。谈到社会学，我们就不得不提卡尔·马克思和另一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以及当代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曼……
泛读与精读结合
阅读的同时保持思辨
经典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它的价值，经典永远给人们以启迪，为我们提供思考和实践的指引。经过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淘洗，这些经典作家们的思想在当代社会依然有价值，仍然得到世人的承认。
当然，阅读经典也并非盲目地相信，因为知识从来就不是从别人那里灌输到你的头脑中的，一定是你自己经过思辨获得的。你要获得知识，就要保持分析框架的一致性和系统性，还要多方面地考察这个事物，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凯恩斯的《通论》是经济学的经典，你同时要读观点不同的斯密、哈耶克与弗里德曼，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
经典著作很多，读不过来怎么办？可以采取泛读和精读两种方式。所谓泛读就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而精读则要尽可能地深入，建议大家可以将两种模式结合起来。
比如，我开始读《21世纪资本论》时，600多页的英文原著，就采用了泛读模式，抓住其中的主要概念、厘清书中的思路和脉络就可以了；后来当需要对这本书进行系统性批判时，就不得不进入了精读模式，反复阅读其中关键的段落，因为只有准确理解作者的观点，才能指出他错在什么地方。
当然，指出错误并不是否定这本书的价值，所有的书都有其价值——有的可以让你建立起一个理念，有的则能够引发你的思考，皮凯蒂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就是引发人们的思考与争论，虽然我并不赞同书中的某些主张和结论，但这并不减损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
阅读历史书更要泛读和精读相结合，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三千多年，泛读把握大致脉络，精读抓住关键节点，春秋战国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清末民初则是另外一个。在这两个关键节点上深入精读，其他的只能泛读，毕竟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阅读世界史也是同样的方法，古希腊、罗马帝国的灭亡、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等都是需要精读的部分。
透彻理解这些关键节点，结合泛读，在思考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对历史进行分析和归纳的框架，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编辑 | 贺方泓、李琼、梁赛楠
责任编辑 | 雷娜
（本文转载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
作者简介：许小年，195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曾任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咨询师。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 《思想的力量》穆尔、布鲁德
- 《公正》桑德尔
- 《致命的自负》哈耶克
- 《欧洲现代史》梅里曼
- 《中国近代史》徐中约
- 《重说中国近代史》张鸣
- 《国史大纲》钱穆
-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刘擎
- 《政治学通识》包刚升
-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阿西莫格鲁、罗宾逊
- 《观念的水位》刘瑜
- 《破茧》施展
- 《极简欧洲美术史》牛顿
- 《极简音乐史》冈田晓生
- 《西方音乐1500年》NAXOS，配光盘
- 《论语》
- 《孟子》
- 《古文观止》
配图：肖建华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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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需不需要有用？
作者：冻石头，上海，2024-06-1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一直在践行这个认识世界的最佳法则。
午饭走出食堂，照例又看到了抽烟的老板。老板个子高高的，是个宁波人，很豪爽很热情，整天笑嘻嘻的，逢人就打招呼，看得出对员工也很随和。我没忍住自己的职业习惯，就说了一句：“老板，你这烟抽得厉害啊？”老板又是笑嘻嘻的说：“是啊，一天一包多。”还没等我说完“抽烟对身体不好”的话，他又说：“我还喝酒呢！”得了，把我后面要劝的话一并堵上。他又接着说：“你看得出来吗？我五十了，再活二十年就够了，人活那么久干嘛？“我说：“你这话跟太太小孩说过吗？”他说：“我就这么想的，过了七十，就做不出什么贡献了，还活着干嘛？”因为不算很熟悉，就是日常打个招呼的关系，也不好深入探讨人生的意义、死亡的意义、和亲人的关系等等一大套的思考，我就先告辞了。
路上我想起了十来年前，我劝我的大学同学戒烟，他当时也是这样和我振振有词的说：“人生苦短，我要过得开心快乐点，有质量就好，活那么久干什么！”
我当时跟他说：“你以为你在死之前过的都是有质量的生活吗？抽烟多了，肺泡融合成肺大泡，无数个微小肺泡的表面积相较于几个大肺泡的表面积减少几十甚至成百上千倍，氧交换能力不断下降的结果就是到老年（有的人可能五十来岁）得了肺气肿，胸闷、憋气、呼吸困难，特别到冬天喘气就像拉风箱，难受得很。到了那个时候，又还没到死的份上，但是生活质量已经很差了。而且肺气肿不干预，就会发展成慢性阻塞性肺病，相当于肺慢慢失去功能，变成废柴，这当中会经历多久，自己是决定不了的，受多少罪老天爷说了算，搞不好还要给家人增加许多负担。所以，真正有质量的老年生活一定是在身体健康、头脑清楚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的。”
后来同学戒烟了，是不是因为我，不好说，我不敢居功，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得他自己想明白了才能戒得了的。
我经常劝人戒烟，但是人家要不要戒，能不能戒断，我就不去强求了，毕竟尽人事，听天命。否则人家没戒掉，反倒把自己郁闷坏了，不值当。
我还是震惊于他的最后一句话，做不了贡献就不值得活了吗？
这是很多当代年轻人抑郁的原因之一，“我好像没什么用，我没办法象别人那么出色，我不能成为父母的骄傲，我将来可能挣不到钱养不活自己，我是别人的拖累，我不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也是很多老人不快乐的原因，“我老了，我不能再为孩子做贡献了，我没用了，我活着只会给孩子添麻烦，他/她们已经那么忙了还要照顾我，我活着还不如死了”。
在我的价值观体系里，孩子还没有能力自立，是需要大人抚养和培养才能有能力做贡献的；而老人是已经为社会做过贡献的人，理所当然享受晚辈的感谢、尊重和照顾，任何人不是在准备贡献，就是在贡献中，或者已经完成贡献的，没有谁是不值得活的，社会就是在这样的轮回中不断前进的。
善待自己，让自己的每一天过得美好，便是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对社会负责。人生没有那么多求而不得，更多的每日的小确幸。
我曾经写过一篇《找寻生命的意义—哲学的书单》，是的，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思考人生的意义，但终其一生，能够真正想明白的又有几人呢？我们体验的是一个过程，而非结果。
牛顿看到苹果落地思考出引力定律，孟德尔用白花和紫花豌豆研究出遗传学定律，走在平常经过的小道上，我也试图从这些日常的自然现象中悟道。
迎面看到高大的无患子树和地上好些个无患子小树苗，那是去年冬天落下的果实长出来的小苗，还带着胚芽，那么的幼小柔弱，和旁边的大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试想，从种子、到发芽、到长成五六层楼高的大树需要至少十几二十年吧，如果小树苗从一开始就知道要长成大树需要花这么多年，可能会遇到台风、暴雨、积雪，甚至冰雹的摧残，可能会夭折，可能会被小动物拱出来，小树苗会不会觉得好难，觉得做不到，觉得毫无希望，还不如不要活着？
大家可能觉得好笑，植物有没有思想，怎会想到不要活着；植物又没有活动能力，怎能实现自我了结？是啊，植物是做不到的，动物也不怎么会这么做，只有自称“万物之灵”的人类会这么想、这么做，这还算是“灵”吗，这不是悖论吗？这像不像当下的很多人，经常觉得自己做不到就很沮丧，或者无谓的背负着压力苦苦内耗，甚至想要放弃。
饭要一口一口吃，事情要一点一点做，假以时日，小树苗总会长高成大树，在长成大树的过程中去体验人生的风雨和彩虹。不管社会如何卷，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无法逾越的。
那天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里看到一个小细节，深有同感。文秀从乌鲁木齐回到阿勒泰，她不想自己成吃闲饭的多余的人，她发现妈妈的账本上有些赊账，自告奋勇去帮妈妈要账，虽然没要回来钱，却要到一匹骆驼来抵账。
母女俩站在树下，她跟妈妈说：“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母亲张凤侠风轻云淡的说：“啥叫有用，生你下来就是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样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
其实，我们和世间万物一样，来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去也不是自己决定的，唯独怎样活着是自己可以说了算的。我们能为他人做贡献固然好，如果没有机会，自由自在的吹着风自然生长也很好。
健康、微笑、认真的过好每一天，已经是最美的人生风景。
（本文首发于作者同名公众号，获作者授权转发，标题和内容略有修改）
作者简介：冻石头，来自厦门，扎根上海。上海医科大学本科硕士，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访问学者。资深医药人，资深妈妈，业余师承名医研习中医。热爱阅读和旅游，致力于心身同调的家长教育、科普和组织真实世界的职业体验活动。
转载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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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发现率！人胎盘出现微塑料，肉眼可见；最新研究证实多器官受到影响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作者：Swagpp，梅斯医学，2024-03-04
随着塑料品的消费量逐年增加，塑料污染已然成为全球面临的最紧迫的环境威胁之一。而这些塑料制品释放出的塑料碎片，又会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进一步降解后分解成为“更微小但更严重”的威胁，即「微塑料」或「纳米塑料」。
微塑料（Microplastic），是指直径在1μm至5mm之间的塑料碎片和颗粒，在塑料制品使用过程中释放，特别是食物用途的塑料制品。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实验表明，塑料聚合物的碎裂并未止步于“微米级”，而是进一步形成了纳米塑料，数量上更是比预期高出了好几个量级。 纳米塑料（Nanoplastics），则是目前已知最小的微塑料，尺寸在1μm以下。与微塑料相比，纳米塑料更易进入人体，其体积小到可以穿过生物屏障（比如细胞膜）并进入生物系统，包括血液、淋巴系统，甚至全身。
胎盘中微塑料检出率高达100% 微/纳米塑料可能会遍布全身并产生损害？ 这并非空穴来风，Toxicological Sciences上最新刊登的研究，采用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测量了人类胎盘中存在的微塑料，得到的结果令人震惊！在接受测量的62个胎盘样本中100%地检测出了微塑料，浓度为每克组织中6.5-790微克。 微克，听起来不多？但正如毒理学中的基本原理“剂量决定毒性”所述，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如果剂量不断增加，很可能带来一定的健康危害。“如果连胎盘中都存在微塑料，那么地球上所有哺乳动物的生命均可能受到影响，说明事态很严峻了！”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Matthew Campen博士强调。
图源：https://hsc.unm.edu/news/2024/02/hsc-newsroom-post-microplastics.html
人类胎盘由贝勒医学院数据库提供，收集时间为2011-2015年，最终有62个符合条件的胎盘被用于Py-GC-MS分析。
为了能更精准地确定和量化纳米和微塑料（NMPs）在人体组织中的累积程度，研究者开发了一种新方法：通过皂化反应和超速离心从人体组织样本中提取出固体材料，从而可以采用热裂解-气质联用（Py-GC-MS）来对塑料进行高度特异性和定量分析。
具体来说，研究者首先对样本进行化学处理，使得脂肪、蛋白质进一步水解和皂化成小分子。接着，将样品放入超速离心机中，最终在试管底部观察到一小块塑料。
再然后，研究者采用Py-GC-MS对收集到的塑料块儿进行处理，将其加热到600℃后，从而捕捉不同类型的塑料在特定温度下燃烧时释放出的气体。“很酷的是，气体进入质谱仪后，会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迹。”Campen解释道。
实验流程
Py-GC-MS分析显示，纳入分析的62个胎盘样本中均存在微塑料，每克胎盘组织中的NMPs浓度从6.5µg到685µg不等，均值为126.8±147.5µg/g。 其中，胎盘组织中最常见的聚合物是聚乙烯（PE），几乎所有样本中都存在。按重量计算，PE占NMPs总量的54%，平均浓度为68.8±93.2µg/g。事实上，生活中聚乙烯的使用率非常高，主要用于食品包装和塑料瓶，比如水果、蔬菜、超市采购回来的半成品都是用PE保鲜膜。 聚氯乙烯（PVC）和尼龙紧随其后，各占总量的10%左右。而剩余的26%，由其他9种聚合物组成。
胎盘中的NMPs含量
研究者表示，在胎盘中发现如此高浓度的微塑料，是一件非常令人担忧的事儿！
胎盘是孕期母体和胎儿循环系统之间的接口，约在怀孕后一个月开始形成。时间跨度上来说，胎盘组织仅有8个月左右的生长期，就能囤积如此之高浓度的NMPs；那么，这些微塑料也会在人体内其他器官进行更长期的积累。
警惕！微塑料已入侵人类心脏及全身
而这绝不是杞人忧天。去年，来自中国首都医科大学的研究学者们竟然在与外部环境没有接触的器官——心脏及其周围组织中发现了微塑料的存在！
研究者从心脏收集来的5种不同类型的组织中，包括心包、心外膜脂肪组织（EAT）、心包脂肪组织（PAT）、心肌和左心耳（LAA），检测到直径20-469μm不等的微塑料颗粒。
doi: 10.1021/acs.est.2c07179.
为了获得人体内器官存在微塑料的“直接证据”，研究者招募了15名正在经历心脏手术的参与者，最终收集到6个心包样本、6个EAT样本、11个PAT样本、3个心肌样本和5个LAA样本。
最终，在所有的5类样本中均检测到了微塑料的存在，直径从20到469μm不等。
其中，最常见的微塑料类型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约占总数的77%，在心包、EAT、PAT和心肌中的具体占比分别高达96%、83%、49%和43%；其次为占12%的聚氨酯（PU），主要存在于LAA样本中。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PE只占到微塑料颗粒总数的1%，但在所有的组织样本中均检测到。同时，在9号患者的心肌样本中也能找到PE，说明微塑料的污染已达到了人体最深的解剖结构！
微塑料在人体中的分布情况
由于此次样本是接受心脏手术的患者，研究者还发现了另一个微塑料的来源途径——没错，就是心脏手术本身。
在手术过程中，患者会接触到各种带有塑料成分的医疗器械，这也使得手术前后患者血液样本中的微塑料类型以及直径分布出现了改变。举例来说，手术前血液中检测到的最常见的微塑料类型为PET，占67%；而聚酰胺（PA）则是手术后血液样本的含量最高的微塑料颗粒类型。
因此，研究者强调，侵入性医疗程序很有可能成为被忽视的微塑料暴露途径，值得重视！
心脏中的各种微塑料类型分布
先前，加拿大的Kieran D. Cox教授和他的团队以美国人饮食为基础，根据食物消费种类以及不同种类食物所含有的微塑料数量，估算出每人每年会吃掉5万个微塑料颗粒，如果算上漂浮在空气中、被呼吸吸入的微塑料，那么每人每年吃掉的微塑料颗粒数量在7.4万-12.1万之间。
按照重量计算的话，每人每周大约吃掉5g微塑料，相当于一张银行卡的重量！还真是活到老，吃微塑料到老呢。
微/纳米塑料的“温水煮青蛙”式健康危害
不夸张地说，NMPs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温水煮青蛙式”的——很容易被忽视，但对健康的危害或是积年累月的。
去年，维也纳医科大学等多院校联合开展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仅摄入后2小时，纳米塑料便会穿过血脑屏障（BBB）抵达大脑，而这可能会增加炎症、神经系统疾病以及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
本研究中，研究者选择了聚苯乙烯（PS）来模拟塑料微粒通过血脑屏障后的转移。PS属于热塑性塑料，经常被用来制作各种需要承受开水温度的塑料杯、一次性泡沫饭盒；因其使用广泛，污染环境的程度较高，而被纳入了本次的重点研究对象。
令研究学者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灌胃的仅仅2小时后，小鼠脑组织中便出现了特定的纳米级绿色荧光信号。这表明，0.293µm的PS微粒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胃肠道吸收，并穿透BBB进入脑组织中。
有意思的是，脑组织中只检测到了绿色荧光颗粒（即0.293µm的纳米塑料），而没有更大颗粒的信号。也就是说，塑料微粒的大小或是影响其穿透BBB能力的关键因素。
给药的2小时后，小鼠脑内检测到纳米级PS塑料微粒
此外，Science Advances上最新刊登的研究揭露了微塑料的另一大新罪证——纳米塑料能够进入大脑，与神经元中的蛋白纤维发生作用，从而加剧帕金森病的风险。 这些“狡猾”的塑料微粒不仅仅是进入大脑这么简单，还诱导了严重的神经毒性，成为某些疾病的“铺路石”。
DOI: 10.1126/sciadv.adi8716
帕金森病（PD）的病理特征是α-突触核蛋白在脆弱的脑神经元中病理性积聚，可以说α-突触核蛋白是PD发病中的中心环节。 为了探明塑料微粒与帕金森病之间的关系，第一步，研究者先在体外将高浓度的野生型人类α-突触核蛋白单体蛋白（~1 mg/ml）与聚苯乙烯纳米塑料（平均直径~39.5±0.7nm的1nM）进行混合。
结果显示，在阴离子纳米塑料污染物的催化下，α-突触核蛋白发生了聚集。具体来说，在α-突触核蛋白与纳米塑料污染物持续混合的6天后，产生了浑浊的白色泡沫界面，整体也出现了浑浊。使用负染色透射电镜（TEM）观察溶液中的产物发现，早在第3天就有多条α-突触核蛋白纤维从单个微塑料中发出。
纳米塑料污染物与α-突触核蛋白的混合过程
第二步便是探究“how”——具体来说，阴离子纳米塑料是如何加速α-突触核蛋白的聚集的呢？ 分子动力学（MD）模拟表明，α-突触核蛋白与阴离子纳米塑料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复合物，其特点是在两亲结构域和邻接非淀粉样成分（NAC）结构域中具有很强的静电吸引和压实作用。然而，如果使用中性或阳离子纳米塑料来取代阴离子纳米塑料时，则未能形成类似的复合物。 仔细观察发现，阴离子纳米塑料能够置换水，插入α-突触核蛋白的两亲结构域和NAC结构域，并与之形成强烈的相互作用。正是两亲结构域和NAC结构域的存在，促成了阴离子纳米塑料与α-突触核蛋白的特异性结合，从而促进α-突触核蛋白成核。 与此同时，阴离子纳米塑料还会导致神经元的轻度溶酶体损伤，减缓α-突触核蛋白聚集体的降解。生成的增多，降解的减少，自然会导致“不平衡”的发生。
阴离子纳米塑料与α-突触核蛋白共同形成了稳定的复合物
第三步便是追踪真实的脑内链路，研究者构建了小鼠模型，将不同浓度的人类α-突触核蛋白纤维滴定在小鼠的初级神经元上。光片显微镜和共聚焦分析表明，α-突触核蛋白纤维很容易扩散开来，在大脑皮层、丘脑和杏仁核的神经元以及黑质紧密区（SNpc）的多巴胺能神经元中积聚。 当共同注射纳米塑料与α-突触核蛋白纤维时则出现了更令人惊讶的情况——注射3天后，SNpc中大约20%的多巴胺能神经元的α-突触核蛋白纤维和纳米塑料均呈阳性，且有75%的α-突触核蛋白纤维信号与纳米塑料共定位。 事实上，当给小鼠同时注射纳米塑料和α-突触核蛋白纤维时，会在多巴胺能神经元中观察到成熟的胞质磷酸化Ser129-α-突触核蛋白包涵体，同时在整个皮质幔、杏仁核和SNpc中均出现了pS129-α-突触核蛋白病理变化的大幅增加。 总结而言，在较高的纳米塑料浓度下，这些大脑中的阴离子纳米塑料污染物会与α-突触核蛋白纤维发生协同作用，上调pS129-α-突触核蛋白包涵体在相互连通的大脑区域中的传播，进而增加了小鼠大脑皮层、杏仁核和SNpc中的病理沉积。
纳米塑料在小鼠脑内聚集并形成包涵体
最后一步，也是与人类关联性最强的一步——研究者采用裂解气相色谱-质谱法在人脑中检测到清晰的苯乙烯纳米塑料。 聚苯乙烯并非止步于血液中，其纳米塑料颗粒可穿透哺乳动物的血脑屏障。在先前的研究中，研究者在路易体痴呆症患者的额叶皮层脑组织中观察到很强的α-突触核蛋白种子活性，同时也发现了强烈的苯乙烯离子痕迹。 这些数据首次测量了纳米塑料可能作为污染物进入人脑组织中，但其浓度与作用还需要更进一步的人体试验进行探究。
神经元α-突触核蛋白和纳米塑料污染物之间的病理相互作用
综上，纳米塑料污染能够促进帕金森病以及痴呆症相关的α-突触核蛋白的聚集。具体来说，阴离子纳米塑料污染物能够进入大脑组织，通过与α-突触核蛋白的两亲和NAC结合域的高亲和相互作用，导致α-突触核蛋白病理学的传播和积聚，进而诱导帕金森等神经性疾病的发生。 众所周知，塑料降解速度很慢，通常会持续数百年甚至数千年，这也增加了微塑料被摄入并累积在许多生物体和组织中的可能性。 为了避免人类的五脏六腑变成“塑料制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尽量在生活中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并及时治理塑料污染，别让地球被塑料“攻陷”之后再追悔莫及。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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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Yang Y, Xie E, Du Z, Peng Z, Han Z, Li L, Zhao R, Qin Y, Xue M, Li F, Hua K, Yang X. Detection of Various Microplastic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ardiac Surgery. Environ Sci Technol. 2023 Aug 1;57(30):10911-10918. doi: 10.1021/acs.est.2c07179. Epub 2023 Jul 13. PMID: 37440474.
[3]Kopatz V, Wen K, Kovács T, Keimowitz AS, Pichler V, Widder J, Vethaak AD, Hollóczki O, Kenner L. Micro- and Nanoplastics Breach the Blood–Brain Barrier (BBB): Biomolecular Corona’s Role Revealed. Nanomaterials. 2023; 13(8):1404. https://doi.org/10.3390/nano13081404
[4] Zhiyong Liu et al.,Anionic nanoplastic contaminants promote Parkinson’s disease–associated α-synuclein aggregation.Sci. Adv.9,eadi8716(2023).DOI:10.1126/sciadv.adi8716
（本文转载自梅斯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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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我的父亲——章景翰
【专栏】| Columnists>预立有所思
JM特约撰稿人 预立，上海， 2024-06-01
一生简朴无华，刚正不阿，谦卑克己赢众誉
半世从教育人，不计回报，桃李天下结善果。
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九二八年的七月初五，陨于二零二四年四月十六（2024年5月23日），享年96岁。父亲的走可以说是无疾而终，虽然最后阶段因为喊左下肋骨处痛，一动就痛，影响其翻身和饮食等，但家庭医生直观检查也未曾发现有什么病症。而正是这点痛感使得他最后不食少饮，最后可以说是衰弱而竭，无疾而终。没有苦痛，没有挣扎，一切安然；真正随了他对离世的心愿。
父亲一生对物质、对外在看得非常淡，从不讲究生活条件，生活上可以用极简来描述，无论是之前在住了几十年的四川路的老房子，还是最后在浦东租住的憩息之地，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没有一套跟进时代的家电。家里不是没有能力去更新，不是做儿子的不愿为老人做些奉献，而是他不让。两个儿媳妇都曾经为了给他买生日礼物、给家里换一台液晶电视而被他责骂到哭。他最不讲究的就是穿着打扮。在我的印象中，父母恩爱一生，从未有大的争吵，所有的争吵、不开心都是因为妈妈想为他买双新鞋或添件新衣而引起；虽然在我们儿时，家里生活条件是不怎么好，尤其是文革初期，一家五口，上有老母亲，下有我们兄弟两个儿子，全家就靠他六十三元生活费养活，但这个节俭的习性却是我们从记事开始一贯如此，无论后来大哥去了美国，我从事金融行业，条件再好，他都还是一贯保持他的近乎不近人情的简朴。
父亲对自己近乎苛刻，历来反对铺张浪费、形式主义。对身后事他也是一再跟我说，“我死了，什么都不要操办，越节俭越好，一烧了事，骨灰随便怎么弄都可以，挖个坑埋了，或哪里一撒就行了，追悼会也不要开，不要惊动单位。”。我跟他说，你死了，你也管不到了，也只有听凭我们弄了，这时他笑了，笑得那么坦然。妈妈走得早，我问过他，怎么安葬妈妈，他说，“我在的时候，你们不要动，我守着她，我死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也没办法”。因为我奶奶是安放在崇明的寿安寺的，他自己也笃信佛教，所以2017年在妈妈去世后的一年，我在寿安寺给他和妈妈就购买了一个双穴，与奶奶处于一室，但此事我一直没有敢告诉他，因为他如果知道一定会说，花这个钱又何必。
他对自己是如此节俭，但他对外人却乐善施捐，早年经常帮助有家庭困难的同事朋友，晚年更是与我妈妈一起做了很多善事，经常会看到一些慈善组织或者寺庙寄来的感谢信，而这些他从来不对我们子女说，我只知道父母跟随我一起帮助四川大凉山贫困孩子的助学，一做就是6-7年，至于他们自己做了多少功德、捐助过多少人，我却从未从他们口中得知。他对我最大的肯定就是说，“嗯，你做善事、帮助他人我喜欢、我开心的。”
父亲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极其勤奋的人。父母养育、培养了我们兄弟两个。阿哥是76届的，77年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考入中国科大，我小哥哥6岁，也于1983年步哥哥后尘考入中科大数学系。应该说我们兄弟两个智商都不差，当年也可以堪称学霸级的，但与父亲相比我们无论在哪方面都自叹弗如，无论是文化功底、中国历史，还是英语；无论是象棋、围棋还是桥牌、麻将，更不要说物理数学，没有一项我们可以胜过他。所以小时候父亲对于我们就像一座大山般地存在，记得哥哥参加高考前复习，父亲对他是全盘辅导，就是当年的农机（化学）他都是自己现学现教。而父亲的强大更源于他对攻难克艰的坚持与执着。从而也培养了我们面对困难不轻言放弃的性格和秉性。记得在我们家里有一本很厚的绿皮书，纸张都已经泛黄、发脆，那是一本文言文的数学应用题，当年在我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扔给我做了，为什么说扔，就是因为父亲基本上不会来教你，除了一开始文言文看不懂题目意思会跟你讲解，或者遇到新的知识比如工程量题目会先跟你讲之外，其他就是逼着你自己去想、自己去思考。有时一道题一做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有的几天。你想偷懒去问他，他会问你，你思考过什么？你怎么思考的？回答不上的，自己回去继续思考。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以至于我现在教其他孩子也是同样的教法，如果是概念不清那就轻则一顿责骂，重则板子伺候了。他对学生是如此，对自己更是如此，记得在他组织编撰数学词典的时候，有时候为了穷尽新的解题方法可以连续在那里思考几个小时。这种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是我们一辈子学习的榜样和支撑我们的精神力量。正因为他的聪明和勤奋才造就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成为业界备受尊重的权威，成为上海市第一批的数学特级教师。
虽然父亲在学术上成绩斐然，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是二级教师，工资130元，但他从来不向组织主动伸手要待遇、要条件。当年在继光中学教学时，学校要给他评一级教师，他都次次推掉，他跟校长、书记说，“我才三十不到，已经就评到二级教师了，很好了，评一级的名额就让给别的老同志吧，我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就是这样一次次的谦让，一直到文革都还是二级教师的待遇。对待职称、收入是如此，对待其他待遇也是如此，单位几次要分房给他，他都推脱了，总是把机会让给更困难的同事，说我们家的条件可以了，比起那些居住条件差的，几代人挤于一间的，或者那些要想结婚而无房的，条件要好得多。正因为他这样克己律己的作风而深得每个单位领导的认可，也由此与每一轮领导都保持着良好的私交，像我至今都还能记得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名字如赖纪云、黄千惠、张克群等等、等等。
父亲外在看来是一个温文儒雅的教书匠，但他骨子里却有着我爷爷军人般的倔强性格。文革期间被批斗，他也是与红卫兵斗智斗勇，批斗他时，红卫兵小将骂他是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他说，你说的一点没错，我爸妈都属狗，我当然是狗崽子了。改革开放后，他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盟区委领导，他执拗的个性表露无遗。对于一些他看不惯的、认为错的东西他都要尽职提出。比如破墙开店，比如题海战术等等。晚年退下来后依然不忘教育事业的改革方向，我每次有空与他聊起这方面话题，他都要忧心忡忡，牢骚满腹地跟我讨论教育的目的和方法。告诫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改变不了大方向，但一定不要耽误了我们自己身边的孩子。
他的这种倔强的性格在晚年生活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家族中小辈结婚排场摆大了，他就会很反感；生病了坚决不去医院。前几年一次感染肺炎，把他送进医院，他是吵了一晚上，坚决要回家不肯住院治疗；去年春节前感染新冠后又出现腹泻、便血也是坚决不愿去医院，我只好自己不断摸瞎尝试各种药在家给他治疗。妈妈2016年走了以后，我让他换个好点的环境，或者跟我一起生活，也是坚决不同意。
父亲虽然在性格上很倔强，在教育上又是一个严苛的老师，但在家里又是一位孝子慈父。晚年他经常会跟我提起一个场景，当年在劳动改造的时候，每天下班回来我都会去武进路的14路车站等他，远远看到他步履艰难地走来时我都会飞奔向他，他看到我，再苦再累，都会一把把我抱进怀里。他跟我说，那一刻，再多的委屈疲惫都会一消而光。而只要踏进楼道，就会在楼梯上一路声声呼唤妈妈（我的奶奶）。我奶奶生他时只有18岁，爷爷去世又早，所以在奶奶晚年时，要照顾奶奶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件很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奶奶活到95岁，他自己那时也已经是七八十岁了，但他一定不肯请保姆，一定要自己亲手来伺候。现在想想真的很不容易，我现在才六十都觉得很累，而他以七八十岁的年龄照顾九十多岁的老母亲，其辛苦可想而知。
我一路走来，父亲在我身上倒是没有太花心思，因为当我读初中时一切都已经走上正轨，而我也有比较独立、倔强的个性，所以父亲在我身上操心少。一直到我快初中毕业了，他都没有去参加过一次我的家长会。最后一次家长会，我跟他请求，我说爸爸，我知道你很忙，但我都快毕业了，你能不能去开一次我的家长会啊？他欣然答应了，那天我在做家长接待工作，结果他的到来引起了学校老师的小小震动，因为他在区里的名声，反而给了我很大的压力。老年后每每谈到这些，他都会表示愧疚，说当年确实对哥哥的关心、关注要多得多，对我少很多。哥哥考大学他亲自辅导，哥哥得肝炎，他急的托人买卧铺票，到处求医问药，哥哥从清华硕士毕业回上海后为了出国，他又东托关系，西找人，帮他找担保……，甚至谈恋爱结婚都是父亲的老友介绍的。而对妈妈，那就更是一辈子宠爱有加。妈妈2012年得链球菌肺炎住院，他可以每天坐十几站地铁，大夏天每天两次赶去医院陪伴她。我说你去没有必要，医院里的所有事情我都安排好了，每天营养餐都有老邻居、好朋友帮忙烧好送来，你去干嘛？有几次我们把他赶走，他在医院里躲着，等我们一走他又回到病房去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一份浓浓的爱啊！他曾经跟我诠释爱的真谛，说，“爱是付出，而不是索取”。
父亲对家人是如此，对身边的其他人也是如此，从来没有因为觉得自己是大知识分子而高人一等。不管是对看门大爷还是学校里的工友，抑或是邻居大妈都是平等心而待之。我记得的就有一位文革期间在长治中学的工友蒋阿姨，后来一直都有很好的相处，每年过年父亲都还会上门去给她拜年。在里弄里，“大哥哥”的名字也是颇有市面的，他对左邻右舍、大爷大娘都可以平易交往、有求必应。父亲的这种先人后己、平等待人、不媚上欺下的作风后来也深深地烙刻在我的身上，成为我的行为标准。
父亲从教一生，在上海的教师岗位上记得好像是三十八年，听父亲说，他从上海交大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镇江，具体哪个学校我已经不记得了，而退休后在岗位之外也时不时地有辅导求学的学生，不管是在什么年代，父亲教学、辅导学生从来不收人钱财，他常说，只要孩子要学，他都教，从临时来问个问题的，到高考前系统补课的；有哥哥的同学，有自己的亲友，有各路托朋友找关系的，也有好学的学生自己找上们来的，可以说是来者不拒。但不管是谁，要是送礼送钱，他会坚决板起脸来把送礼的人轰出家门。他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是一个曾经在文革中高喊打倒他的人的女儿。当时我妈妈很反感，但他却说在那个年代随波逐流也是人之常情，不管怎么说，孩子没错，孩子要读书我都教。这个孩子过节的时候自己做了菜装在一个八角篮里送来，父亲很开心收下了，这一幕我一直记得，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他唯一一个开开心心收下别人送的礼的学生——海蓉。现在这个学生俨然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我妈妈临终前拿出三根珍藏一生的小金条交到我手上，嘱咐我说，这三根金条你们兄弟两个一人一根，还有一根给海蓉。这次父亲离世，海蓉得知后连夜购买飞机票从巴黎飞了11个小时到上海，然后第三天又要飞十几个小时回欧洲，就为了最后来送别父亲。所以父亲从教半个世纪，可以说桃李满天下。
父亲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笃信佛教，尤其是在退下来以后，更是每天诵经念佛，我有时会寻他开心，我说你这一生的处事理念完全够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准了，他笑笑对我说，这样蛮好，你爷爷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我在中间给你们牵线搭桥，实现和平演变。过后他还会跟我说，其实共产党的理念就是佛教中宣扬的众生平等、就是牺牲自我普度众生的思想。他相信因果、跟我说，人在做天在看，所以不要做对不起人的事情，也不要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他非常支持我做慈善的事，他也时常教育我，不要争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但要尽力做雪中送炭的事。
今天他走了，走得那么有控制力，平时都好好的，大哥从美国回来一周后开始突然不好了，然后耐心地等待我的回来，他绝不会吐露一个希望我回来的字，但我确实在他不舒服的第六天强烈地感应到他这个状况得不到扭转会有危险，所以我回来了；当我回来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要帮他度过难关的时候，他就突然走了。这就是他修来的离世福报？
父亲从教一生，在上海的教师岗位上记得好像是三十八年，听父亲说，他从上海交大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镇江，具体哪个学校我已经不记得了，而退休后在岗位之外也时不时地有辅导求学的学生，不管是在什么年代，父亲教学、辅导学生从来不收人钱财，他常说，只要孩子要学，他都教，从临时来问个问题的，到高考前系统补课的；有哥哥的同学，有自己的亲友，有各路托朋友找关系的，也有好学的学生自己找上们来的，可以说是来者不拒。但不管是谁，要是送礼送钱，他会坚决板起脸来把送礼的人轰出家门。他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是一个曾经在文革中高喊打倒他的人的女儿。当时我妈妈很反感，但他却说在那个年代随波逐流也是人之常情，不管怎么说，孩子没错，孩子要读书我都教。这个孩子过节的时候自己做了菜装在一个八角篮里送来，父亲很开心收下了，这一幕我一直记得，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他唯一一个开开心心收下别人送的礼的学生——海蓉。现在这个学生俨然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我妈妈临终前拿出三根珍藏一生的小金条交到我手上，嘱咐我说，这三根金条你们兄弟两个一人一根，还有一根给海蓉。这次父亲离世，海蓉得知后连夜购买飞机票从巴黎飞了11个小时到上海，然后第三天又要飞十几个小时回欧洲，就为了最后来送别父亲。所以父亲从教半个世纪，可以说桃李满天下。
父亲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笃信佛教，尤其是在退下来以后，更是每天诵经念佛，我有时会寻他开心，我说你这一生的处事理念完全够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准了，他笑笑对我说，这样蛮好，你爷爷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我在中间给你们牵线搭桥，实现和平演变。过后他还会跟我说，其实共产党的理念就是佛教中宣扬的众生平等、就是牺牲自我普度众生的思想。他相信因果、跟我说，人在做天在看，所以不要做对不起人的事情，也不要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他非常支持我做慈善的事，他也时常教育我，不要争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但要尽力做雪中送炭的事。
今天他走了，走得那么有控制力，平时都好好的，大哥从美国回来一周后开始突然不好了，然后耐心地等待我的回来，他绝不会吐露一个希望我回来的字，但我确实在他不舒服的第六天强烈地感应到他这个状况得不到扭转会有危险，所以我回来了；当我回来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要帮他度过难关的时候，他就突然走了。这就是他修来的离世福报？
今天他走了，走得那么安详，没有任何痛苦，就在我着急担心他身上已经出现的褥疮会恶化的时候，他就这样脱离苦海了，他最后控制着，让为他的病情着急上火的我突然没有着急的源头，这就是他给我最后的关爱吗？
今天他走了，走得那么快，那么决然，绝不拖泥带水，冥冥之中依然带着他性格中的倔强，他离世的过程只在短短不到一分钟内。他不愿给自己带来苦难，更不愿给身边的人带来麻烦，这也是他一辈子的信条，只要自己能想办法解决、将就的就绝不给别人添麻烦。所以他走得干净利落。
爸爸，今天我们最后还是没有遵循你的遗愿，还是告诉了你身前单位，我们还是在这里举行了追悼仪式来向你作最后的告别。今天灵堂上悬挂的挽联是我当晚为你守灵时拟的，是阿哥亲自写就的。今天来送别你的不仅有统战部和民盟的各级领导和同仁、你生前工作的虹口区教育学院的领导和同事，更有你身边最亲近的亲人。您的孙女章新乐特意从菲律宾赶回来送您；您最疼爱的长孙章梵也没有辜负您从小对他的教育与培养和陪伴。今天他单独送了一个花篮，他题写的挽联是：“德行圆满，往生极乐”，我觉得这也是他对您一生的高度概括。他现在正在从事着一份人类疾病预防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您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心了。
爸爸，虽然你走了，但你的人生信条已经深深地刻入我的思想和行为，也会在我们章家得以薪火相传。我相信你的灵魂一定会得以升华，去往你所追求与向往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平等博爱、没有苦痛的极乐世界。
安息吧，爸爸！
次子章预初稿于2024年5月24日晨，终稿于2024年5月27日
作者简介：预立，六十年代生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毕业于中国科大。九十年代初开始从事证券投资业务，成为第一代证券从业人员。长期从事证券研究、投资、投行业务；2010后开始从事股权投资业务；后期从事企业管理工作至今。2005年作为创始人之一，发起组建了民间慈善组织——慈播爱心协会，长期资助大凉山的女童的生活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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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亿美元，微软签下史上最大绿色能源协议！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作者：Penn，《环球零碳》，2024-05-06
面对AI算力背后的巨量能源消耗，微软、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都在积极寻求清洁能源作为其数据中心的能源解决方案。中国的互联网科技企业的行动也不甘落后，逐渐成为了绿电消费的关键参与者。
在过去的两年里，人工智能（AI）席卷全球，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去年风靡全球的ChatGPT，到今年火爆出圈的视频生成工具Sora，无不昭示着人类社会即将逐步迈入AI新时代。
而AI背后的基石是算力，算力背后则是巨量的能源消耗。因此，在“欧洲能源危机”话题热度退散后，AI将产生的巨大能源需求成为了全球瞩目的新焦点。
如何满足人工智能对数据中心全天候的电力需求，成为了科技巨头们的新挑战。而随着算力、性能的不断提升，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碳排放问题也日益凸显。
由于外购电力是科技行业运营中最主要的碳排放来源，面对与日俱增的电力需求所带来的碳减排压力，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整体能源消耗组合中的比例成为了科技企业气候行动的关键。
当前，科技巨头的绿电交易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统计，2023 年全球绿电采购交易数量创下历史新高。2024年仅前两个月，谷歌、微软就分别宣布签署609兆瓦和295兆瓦的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PPA）。
5月1日，微软（Microsoft）与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宣布，双方已签署协议，将投资 100 多亿美元开发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以满足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日益增长的需求。
这笔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企业级清洁能源采购协议，为本就火爆的绿电采购市场又添了一把火。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分析师凯尔·哈里森（Kyle Harrison）表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企业级清洁能源购买协议，使得微软成为仅次于亚马逊的第二大清洁能源企业买家。”
图说：微软签署协议投资 100 多亿美元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为数据中心供电（来源：CNBC）
01
10.5吉瓦，史上最大绿色能源协议来了
根据5月1日的一份声明，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的绿色能源部门（Brookfield Renewable Partners）将在2026年至2030年间为微软在美国和欧洲提供 10.5 吉瓦的可再生能源，相当于约10座核电站的发电量，反映了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对电力的巨大需求。
而10.5吉瓦的可再生能源容量也是全球最大数据中心市场北弗吉尼亚州数据中心消耗的3.5吉瓦电力的3倍，足以为约 180 万户家庭供电。
布鲁克菲尔德发言人表示，该交易将带来超过 100 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微软和布鲁克菲尔德表示，该交易几乎是任何其他单一企业购电协议的八倍，并且随后可能会扩大到包括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可再生能源产能。
两家公司表示，该协议将重点关注风能和太阳能，但也包括“新的或有影响力的无碳能源发电技术”。
新能源开发成本因能源类型和开发地点不同而大相径庭，因此目前很难估算10.5吉瓦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不过据彭博新能源财经报道，如果所有开发项目都是美国太阳能发电场，那么它们的建设成本将超过 115 亿美元，如果所有开发项目都是美国风力发电场，则将花费近 170 亿美元。
图说：位于怀俄明州的微软数据中心 （来源：Microsoft）
2021年7月，微软延展了“到2025年实现100%采用可再生能源”的承诺，提出到 2030 年，微软将在100%的时间里，实现100%的电力消耗与0碳能源采购相匹配。在此之前的一年里，微软已经在全球 10 个国家签署了新的电力采购协议，购买了约8吉瓦 (GW) 的可再生能源。
而根据微软最新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截至 2022 年底，微软在其全球业务中已在 16 个国家签订了超过 13.5 吉瓦的清洁能源合同。这其中就包括此前与布鲁克菲尔德签订的约 1 吉瓦的清洁电力合同。
协议的另一方布鲁克菲尔德实力也不容小觑，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商之一；其美国上市公司Brookfield Renewable Partners在全球拥有约33GW的可再生能源运营资产，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电池，还有155GW正在开发中。
这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企业清洁能源采购协议签署后，Brookfield股价应声大涨，周三上涨了11%，周四再度上涨5.8%，一周累涨近20%，而在过去一年中其股价大跌17%。
图说：Brookfield Renewable Partners股价走势图（来源：华尔街见闻）
02
科技巨头推动绿电交易持续增长
除了微软，全球企业尤其是科技巨头们正在气候目标的指引下加大绿电消费。
根据BNEF的统计，2023年，共有200多家企业宣布了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PPA），彰显出购买清洁能源作为私营部门脱碳工具的受欢迎程度。这些交易使2023年企业PPA总量达到创纪录的46GW，高于2022年的41GW，也是企业PPA市场连续第七年实现增长。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宣布了超过17.3GW的交易。
图说：全球企业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PPA）规模（来源：BNEF）
注：AMER即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EMEA即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APAC即亚太地区。装机容量以GW直流侧计。
而这其中，科技巨头亚马逊再次拔得头筹，连续第四年成为最大的企业清洁能源买家，其光伏和风电购买量比后三家公司的总和还要多。
2023年，亚马逊在16个不同市场宣布了74笔单独的PPA，总购电量达到8.8GW。其中超过60%的交易为购买光伏发电，其余则为购买风电。在这辉煌的一年里，亚马逊宣布的企业PPA资产组合达到33.6GW。这是全球第八大清洁能源资产组合，仅次于NextEra的34.6GW，尽管亚马逊自己并不拥有项目。
Meta在2023年紧随亚马逊之后 ，宣布了3GW的PPA，其次是LyondellBasell Industries的1.3GW和谷歌的1GW。塔塔钢铁（1GW）和Albert Heijn（0.8GW）则是榜单中值得注意的新买家，它们在去年签署了首份PPA。
图说：全球企业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PPA）亚马逊位居榜首（来源：BNEF）
绿色电力未来增长的最大推动力是企业设定的清洁能源目标。目前，超过 450 家公司已加入 RE100 计划，承诺通过清洁电力交易完全抵消其电力消耗。BNEF估计这些公司已经购买了256 TWh清洁能源来抵消其50%的电力消耗，但他们将需要在2030 年额外购买301TWh才能实现或维持其 RE100目标。如果这301TWh的缺口完全通过购电协议来弥补，则可以额外推动 105GW 的太阳能和风能建设。
图说：RE100目标下可再生能源供给和电力需求 （来源：BNEF）
03
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不甘落后
海外科技巨头的绿电交易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的行动也不甘落后。
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腾讯、万国数据、字节跳动等互联网科技企业纷纷制定目标，旨在2030年实现100%可再生能源与碳中和。
据绿色和平组织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11月，阿里巴巴集团全年签署了超过16亿度的绿电交易量，腾讯披露2024年签约绿电采购量超过13亿度。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表现正在显著提升，逐渐成为了绿电消费的关键参与者。
图说：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可再生能源承诺及占比（来源：企业官网、企业报告、新闻报道，绿色和平分析整理）
随着绿电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的可再生能源消纳比例也持续增长，腾讯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从2022年的7.2%提升到2023年的12.4%，阿里巴巴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从2022财年的6.6%提升到2023财年的15.4%，万国数据披露截至2023年底可再生能源比例达到38%。
图说：可再生能源长期购电协议案例（来源：《嵌套式长期购电协议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
面对持续增长的电力需求，一些互联网科技企业也开始探索多年期绿电交易模式。世纪互联于2022年与中广核太阳能（深圳）有限公司签订2023年绿电购买协议（约400万千瓦时），其中包含未来五年约5亿千瓦时的绿电供给保障条款。万国数据和易信科技则在2021年分别与中广核新能源和中广核太阳能签署10年期绿色电力购买协议。
绿色电力交易正在成为科技企业兑现其气候承诺的强力助推器，也许新的全球最大绿色能源协议记录就将诞生在中国，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资料：
[1]https://www.cnbc.com/2024/05/01/microsoft-brookfield-to-develop-more-than-10point5-gigawatts-of-renewable-energy.html
[2]https://bep.brookfield.com/press-releases/bep/brookfield-and-microsoft-collaborating-deliver-over-105-gw-new-renewable-power
[3]https://www.ft.com/content/70f3ce57-1d02-4aa9-a94f-d8d728671672
[4]https://fortune.com/2024/05/01/microsoft-energy-ai-data-center-green-energy-brookfield/
[5]https://www.renewableenergyworld.com/news/a-pretty-big-deal-microsoft-and-brookfield-to-develop-10-5-gw-of-renewables-in-largest-ever-corporate-ppa/
[6]https://www.bnnbloomberg.ca/microsoft-strikes-renewable-power-deal-with-brookfield-1.2067456
[7]https://www.bnnbloomberg.ca/ai-is-exploding-data-center-energy-use-a-google-created-technique-may-help-1.2038994
[8]https://about.bnef.com/blog/amazon-is-top-green-energy-buyer-in-a-market-dominated-by-us/
[9]https://www.bnef.com/insights/33423
[10]https://www.bnef.com/insights/33375
[11]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102743?topnav=china&archive
[12]https://www.greenpeace.org.cn/wp-content/uploads/2023/11/SPPAreport_20231123.pdf
[13]https://m.in-en.com/article/html/energy-2329010.shtml
[14]https://m.jiemian.com/article/10437744.html
[15]https://bep.brookfield.com/press-releases/bep/brookfield-and-microsoft-collaborating-deliver-over-105-gw-new-renewable-power
[16]环球零碳-微软、谷歌联手破解清洁电力难题，AI能源危机有救了？
作者简介：Penn，《环球零碳》高级研究员关注氢能、储能、新能源金属、ESG等领域，感兴趣有关新能源的一切。
编辑：Tang
（本文转载自《环球零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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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无法衡量公司的社会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作者：R. David McLean，2024-05-22
翻译：DeepL
基于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ESG）进行投资的倡导者承诺，这将改变衡量企业绩效的方式，从而造福社会。然而，ESG 远非革命性，它只是一个古老谬论的最新表现形式，即企业为其所有者创造财富，却很少为社会创造其他价值。
当企业盈利时，其贸易伙伴或利益相关者，包括客户、员工和供应商，也会从中获益。然而，ESG 和其他声称衡量企业对社会影响的评级体系却忽视了这些收益。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与企业进行交易。如果产品对客户的价值超过了产品价格，客户就会购买该产品。员工为企业工作，是因为他得到的回报超过了其他任何工作所能提供的回报。如果销售价格能为供应商创造利润，供应商就会同意向公司出售其产品或服务。所有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收益都反映了盈利企业对社会的积极贡献。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最近的一篇论文考虑到了这一切，并通过衡量企业股东和各利益相关者的收益来估算企业的社会影响。它还考虑了企业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有害的副作用，包括二氧化碳排放。
在这项研究中，哪家公司的积极社会影响最大？沃尔玛。
是的，沃尔玛得分最高，因为它规模大，所以它的业务影响了很多人。它主要向低收入消费者低价销售产品，这些消费者表示，他们很难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同样的产品。
然而，根据大型 ESG 评级公司 Sustainalytics 的数据，沃尔玛的 ESG 评级仅为平均水平。研究发现，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很普遍，并得出结论：“现有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评级以及社会影响评级基本上与我们的经济基础衡量标准无关”。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最近的一篇论文考虑到了这一切，并通过衡量企业股东和各利益相关者的收益来估算企业的社会影响。它还考虑了企业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有害的副作用，包括二氧化碳排放。
在这项研究中，哪家公司的积极社会影响最大？沃尔玛。
是的，沃尔玛得分最高，因为它规模大，所以它的业务影响了很多人。它主要向低收入消费者低价销售产品，这些消费者表示，他们很难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同样的产品。
然而，根据大型 ESG 评级公司 Sustainalytics 的数据，沃尔玛的 ESG 评级仅为平均水平。研究发现，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很普遍，并得出结论：“现有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评级以及社会影响评级基本上与我们的经济基础衡量标准无关”。
ESG 分数衡量什么？ESG 是一种主观评级方法。它反映了发布评级者的信念。ESG 是由联合国（UN）官僚与金融业高管共同创建的。其目的是利用企业资产来推动进步人士支持的意识形态事业。
在实践中，ESG 被证明是不连贯的。2022 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对六家评级公司的六种不同 ESG 分数进行了研究，发现它们的方法大相径庭。例如，一家评级公司使用了 282 项投入，而另一家只使用了 38 项。研究报告还指出，这六种 ESG 评级的相关性并不高。正如研究报告的一位作者所说，“六家公司从未就一家公司的 ESG 评级达成一致，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的一致程度很低”。
在 ESG 出现之前，现在处于推广 ESG 前沿的全球机构，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正忙于推广另一个经济谬论–世界人口太多，自然资源正在迅速枯竭。他们认为，限制人口增长是减少贫困和避免社会崩溃的唯一途径。
人口谬论是中国臭名昭著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罪魁祸首，该政策导致数百万人被迫堕胎和绝育。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下，印度也进行了数百万例强制绝育手术。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撇开人员伤亡不谈，宏观经济数据清楚地表明，人口控制作为一种减贫手段是无效的。
与 20 世纪 70 年代人口控制工作达到顶峰时相比，今天的印度和中国人口更多，更加繁荣。更广泛地说，1970 年，世界上 45% 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今天这一比例仅为 8%。然而，在同一时期，世界人口增长了一倍多。
是什么导致了贫困的减少？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市场改革限制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鼓励了更多的市场活动。于是，追求利润的企业创造了财富、商品、服务和工作岗位，就像它们在美国和西欧所做的那样。
我们在不同国家也能看到这种效应：富裕国家拥有大量追求利润的企业，而贫穷国家则没有。
ESG 和其他主观评级方案并不能反映企业如何改善人类状况。ESG 所做的是将企业资源从追求利润（这有利于整个社会）转向进步人士和一些全球机构所青睐的意识形态事业。
中国和印度并不是通过拥抱环境、社会和治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或当今商业行话中流行的任何其他称谓，而是通过解放人民的创业精神，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还有什么更好的证据能证明追求利润的企业能造福全人类呢？
作者简介：R. David McLean 是乔治城大学麦克唐纳商学院（McDonough School of Business）的William G. Droms金融学教授和金融领域的首席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股票回报可预测性、行为金融学以及金融市场与企业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
其论文发表在《金融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e）、《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和《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等顶尖金融期刊上。他的研究曾多次获奖，包括 Amundi Smith Breeden Award（《金融学杂志》最佳论文奖）和 Jensen Prize（《金融经济学杂志》最佳论文奖）。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和《经济学家》等主要媒体都曾报道过他的研究。
R. David McLean 是《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和《金融与定量分析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等多家学术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他著有《股东资本主义案例：追求利润如何惠及全民》（The Case for Shareholder Capitalism: How the Pursuit of Profit Benefits All）一书。（来源：乔治城大学官网）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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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 David McLean，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2024-05-14
今年早些时候，Hertz公司宣布将出售其车队中的2万辆电动汽车，转而购买燃油车。什么原因？电车的维护成本太高，而且更多顾客更喜欢油车。
Hertz公司在此次出售中损失了2.45亿美元，增加车队中电车占比的公司CEO也辞职了。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Hertz公司是更可持续还是更不可持续了呢？
一项研究估计，一辆电动车在10年使用寿命期间可获得超过4.8万美元的补贴，大多数人熟悉的税收抵免和退税加起来接近9000美元。如果一种产品需要如此多的补贴，那么称其为可持续是否公平呢？
石油公司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然而，世界上最赚钱的25家公司中，有11家是化石燃料公司，如埃克森美孚、壳牌和雪佛龙。这些公司都不需要补贴来生存。
相比之下，全球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制造商之一西门子能源公司，在2023年亏损了45亿美元，德国政府最近向其提供了一项价值16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那么，西门子和化石燃料公司，哪一个业务更可持续呢？
称某样东西为可持续并不能使其真正可持续。无法持续盈利的公司要么需要补贴，要么将会倒闭。无论它们是制造太阳能电池板还是开采石油，这都是一样的。
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投资于制造风力发电机、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的公司，是在赌政府将继续补贴它们，称这种投资为“可持续投资”是对现实的误导。
继续补贴这些企业将是非常昂贵的。德国政府给予西门子的160亿美元只是小菜一碟。
欧洲工业圆桌会议最近表示，到2030年，欧洲人需要花费8530亿美元，到2050年需要花费2.66万亿美元，才能实现到2050年净二氧化碳零排放的目标。这些资金本可以投资于学校、医院、道路、新技术、疾病治疗等许多当今及可预见未来能造福人类的事物，然而，“可持续”这个标签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这是因为“可持续”标签在商业世界中的使用与这个词的实际含义毫无关系，它源于在联合国、世界经济论坛和金融行业工作的进步人士，旨在推动大多数人不赞同的进步议程。
牛津语言词典将“可持续”定义为“能够以一定速度或水平维持”。贝莱德等一些基金管理公司将可持续投资，定义为投资于那些促进“环境、社会和治理”目标的ESG基金。
但ESG并不是可持续的定义，它是一种主观的评级体系，推广进步人士青睐的环境和社会事业。我们可以辩论这些事业的优劣，但诚实的辩论需要不对它们贴上误导性的标签。
（转载自：思想库报告）
作者简介：R. David McLean 是乔治城大学麦克唐纳商学院（McDonough School of Business）的William G. Droms金融学教授和金融领域的首席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股票回报可预测性、行为金融学以及金融市场与企业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
其论文发表在《金融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e）、《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和《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等顶尖金融期刊上。他的研究曾多次获奖，包括 Amundi Smith Breeden Award（《金融学杂志》最佳论文奖）和 Jensen Prize（《金融经济学杂志》最佳论文奖）。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和《经济学家》等主要媒体都曾报道过他的研究。
R. David McLean 是《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和《金融与定量分析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等多家学术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他著有《股东资本主义案例：追求利润如何惠及全民》（The Case for Shareholder Capitalism: How the Pursuit of Profit Benefits All）一书。（来源：乔治城大学官网）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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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鲟的产卵地仅剩1%，自然繁殖已连续中断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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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2024-01-31
数十尾中华鲟在水中缓缓游着，背部披着菱形“盔甲”，尾巴轻轻摆动。隔着玻璃，危起伟一眼就认出老朋友“厚福”，这是唯一一尾在人工环境中生存的野生中华鲟，也是北京海洋馆的明星动物。
“它的性腺发育了，看起来有点‘大腹便便’。”1月17日，危起伟向记者展示了前一天拍的视频，视频中的“厚福”体形比其他鲟鱼更大，肚皮圆鼓鼓的。2014年11月，“厚福”在洄游产卵途中被渔民误捕，后被救治成功并于次年送往北京海洋馆。如今40岁的“厚福”已经超过大部分中华鲟的繁殖年纪，但还没有找到条件合适的繁殖地。
以下是危起伟的讲述：
“放弃最后1%产卵地，中华鲟不生了？”
中华鲟没有主动放弃繁殖，做中华鲟保护的人也没有放弃。
中华鲟的繁殖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一种群体行为，要有足够多的种群数量才能完成繁殖。中华鲟的视力很差，在水里主要靠嗅觉找到同伴，当所处的空间足够大时，需要足够多群体才能保证繁殖概率。比如在1000米江段有10条鱼，平均下来就是每100米有1条鱼；如果有100条鱼，那就是每10米有1条鱼，它们相遇的机会就变大了。
中华鲟属于溯河产卵洄游型鱼类，90%时间都在海洋里生活，等性成熟后才回到长江上游产卵，洄游距离超过3000公里。 产卵的外部环境也很重要。长江上游河底的卵石比较多，中华鲟会在卵石缝隙产卵，以防被鱼吃掉。它还会选择在倒坡产卵，水流遇到倒坡会回流，流速也变缓，鱼卵可以充分混合受精。鱼卵的直径大概四五毫米，跟绿豆大小差不多，要等4天到5天才能孵出小鱼，小鱼会随着水流漂到长江口再进入海里。
葛洲坝未建成前，长江上游曾有600多公里、20处中华鲟产卵场，如今只剩葛洲坝下游不到4公里长、不到1平方公里的产卵区域。产卵场的范围和面积不及之前的1%。再往下的江段水流变缓，河床的卵石变少，大多数是泥沙，不适合中华鲟产卵。
图 | 首次在葛洲坝下采集到中华鲟受精卵。受访者供图
中华鲟数量也在减少。根据研究人员的调查，葛洲坝下游80km江段，疑似中华鲟数量分别为：2017年27尾、2018年20尾、2019年16尾、2020年13尾和2021年15尾，5年平均数量为18.2尾。与葛洲坝截留初期的评估结果2176尾相比，下降了99.16%，即目前的资源量不及20世纪80年代初的1%。
“亲鱼”，就是性成熟可以繁殖的鱼，数量也在减少。1981年葛洲坝截流，每年到达葛洲坝下产卵场的中华鲟繁殖亲鱼数量从2000多尾开始持续下降，目前的这个数量在10尾上下，缩减了200倍。
大约在每年的10月中下旬，水温降到20℃以下，中华鲟就会开始产卵。但三峡截流后，长江水温降温变慢，中华鲟的自然繁殖也往后推了近一个月。鱼是有生理周期的，到了原本的产卵时间没有产卵，时间长了，性腺会退化，繁殖能力也受影响。
繁殖期推迟对中华鲟后代也是不利的，它们的洄游时间缩短了一两个月，再回到海里的存活率可能变低。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的洄游缩短了1000公里，少了这段长江上游急流的锻炼，存活下来的小鱼可能也没那么强壮。
中华鲟自然繁殖已连续中断7年，是它们主动不去繁殖了吗？不是，是条件不允许。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中华鲟不至于中断自然繁殖，现在的情况确实是出乎意料。
“产卵场找到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转眼间，已经过去了40年。
1981年，葛洲坝水利工程截流，相关单位聚在葛洲坝下搞中华鲟的保护工作，长江水产研究所有三个课题组：中华鲟繁殖、产卵场监测和鱼苗培育。1984年，刚毕业的我被分到产卵场监测课题组，做一些辅助性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在长江里见到中华鲟，觉得这鱼真大。
第二年，我开始接手中华鲟的野外调查工作。当时做鱼类资源调查的方法比较单一，我们叫作“一把尺子，一杆秤”，主要是测量鱼的长度和重量，还有解剖铜鱼这类食卵鱼类，看它们肚子里有没有中华鲟的卵。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中华鲟的产卵场大概在葛洲坝下，大概是葛洲坝下游到古老背约30公里长的江段，但不知道具体位置。 最开始，我是开着运芦苇的破船，在葛洲坝下找中华鲟的产卵场。捕捞铜鱼后，让来自四川的搬运工帮忙解剖，看看鱼肚子里有没有中华鲟的鱼卵。再根据这些鱼生活的江段，推测出产卵场在哪里。
1993年10月，来自美国的专家访问长江水产研究所，并带来一套超声波跟踪设备，计划在葛洲坝下开展中华鲟遥测跟踪试验。
捕捞到野生中华鲟后，我们会把超声波发射器拴在鱼背上，再将它放回江里。这个工作其实并不简单，中华鲟体重一般在500斤以上，捕捞后会有强烈的应激反应并导致受伤。我们用电钻把很细的钢丝打到中华鲟背部的骨板上，再把发射器拴牢。从它离开长江到再放回江里，这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才不会应激。
经过几番摸索，我们成功标记并放流了2尾性成熟的雄性中华鲟，并用渔政执法船进行追踪。由于该船舶太不灵活，追踪放流的中华鲟不到1小时，信号就丢失了。
由于交流合作的时间有限，美国的专家在一周后便离开了，但我不甘心，又租了一条渔船继续追踪。我找了一个大胆的渔民合作，将水听器绑在渔船桅杆上，再把渔船的发动机关掉，靠船桨划船。这样就没有了噪音，但水急浪大，可能会有翻船的风险。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1993年10月30日，耳机中传来信号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每个发射器都带有三位数的编码，这是编号267的信号，这个声音意味着我们找到了编码267的中华鲟。离它越近，声音越大。后来，我们在葛洲坝下几百米的地方找到了中华鲟的产卵场，面积大概是0.4平方公里。
图｜编号267的中华鲟。受访者供图
之后，我们还自己画图纸、找工厂造了玻璃钢船，继续追鱼。1996年，在葛洲坝下的产卵场，我们采到了一万多颗受精率很高的中华鲟卵。在此之前，中华鲟的卵都是从鱼肚子里解剖出来的。当采卵网从卵石下面把绿豆大小的卵采出来，再次证明，中华鲟的产卵场找到了。
要放流多少，才能恢复自然繁殖？
与中华鲟打交道40年，看着这个物种数量越来越少，我也觉得挺难受。
1983年秋季，长江水产研究所取得了葛洲坝下中华鲟人工繁殖的成功，第二年开始进行增殖放流。今年正好是放流的第40年，各单位放流中华鲟的总数达到837.75万尾。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是没有概念的，大家关心的是，要放流多少，才能恢复自然繁殖？
参考苏联的经验，科研人员通过在伏尔加河等流域放流人工繁殖的鲟鱼，恢复了自然繁殖的种群。放流的数量如何确定？我们的依据是，中华鲟在长江上游放流后，它游到长江口能存活，到了海里也能存活，等到性成熟还能洄游到江里。
首先，应该在产卵场附近放流，使中华鲟能有记忆再洄游到放流点。其次，放流的鱼不能太小，太小它们可能开不了口、没有自主游泳的能力，容易被其他鱼吃掉；鱼也不能太大，太大它可能会失去洄游的记忆。就像小狗会通过尿液标记，再找到回家的路一样，中华鲟也是靠嗅觉记住洄游的路线。所以，我们要放流具备这种能力的中华鲟，稚鱼是比较合适的。
人工育苗的时候，还要做到环境的多样化，即“野化”，让中华鲟能够适应不同的水温、水流、敌害等。就像一直养在家里的小狗，一下子突然放到外面，它可能不会避让汽车等，需要提前训练。这些年放流的中华鲟，都没有做到积极野化，以后可以考虑在长江建立旁道进行野化。
40年来，中华鲟的增殖放流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83—1998年，育苗技术没有突破，每年孵出的仔鱼都因存活率低被迫放流，我们叫“放水花”；1999—2009年，开始禁止捕捞野生中华鲟，面临着保护机制缺陷、放流资金缺乏的困境；2010—2021年，中华鲟的子一代停止捕捞，子二代未批量性成熟，无鱼可放；2022—2023年，子二代批量性成熟，一年可以放几十万尾。
根据我们的推测，如果每年至少放流100万尾中华鲟，预计2036年能恢复自然繁殖所需种群数量。这需要千万元的投入，每条中华鲟从鱼卵养到性成熟要十七八年，需花费约10万元。而每次放流不是放一两尾中华鲟，至少需要50个“家庭”才能繁殖，起码要70多尾中华鲟一起放流。
投入资金这么多，为什么还要坚持增殖放流，努力让中华鲟恢复自然繁殖？中华鲟是在海洋和淡水之间来回交流的物种，是连接淡水和海洋的媒介，也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然繁殖是物种的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这是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过程。此外，如果要保护这个物种，在自然界是最好的，人工养殖的容易退化。
长江保护法实施后，我对鲟鱼的未来还是乐观的，未来可以继续增殖放流，恢复产卵场的环境，考虑建设新的产卵地等。目前仍有4个研究所都在监测中华鲟的产卵，期待他们恢复自然繁殖的那一天。我还希望未来能发展鲟鱼的养殖体系，在保护野生鲟鱼的同时，可以开发利用人工养殖鲟鱼的价值，保护与利用并重。
退休后，我创立了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继续研究和保护鲟鱼。我这个人也变得跟中华鲟一样，一直停不下来，它是因为天性如此，我是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我们搞野生动物保护的，一直在与野生动物灭绝的速度赛跑，跑不赢，物种就灭绝了。
编辑：杨海
校对：李立军
（本文转载自《新京报》，标题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