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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谈价值意识

【专栏】| Columnists>教育说

作者:朱光潜


我们如想改正风气,必须改正教育,想改正教育,必须改正一般人的价值意识。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我初到英国读书时,一位很爱护我的教师——辛博森先生——写了一封很恳切的长信,给我讲为人治学的道理,其中有一句话说:“大学教育在使人有正确的价值意识,知道权衡轻重。”于今事隔二十余年,我还很清楚地记得这句看来颇似寻常的话。在当时,我看到了有几分诧异,心里想:大学教育的功用就不过如此么?这二三十年的人生经验才逐渐使我明白这句话的分量。我有时虚心检点过去,发现了我每次的过错或失败都恰是当人生歧路,没有能权衡轻重,以至去取失当。比如说,我花去许多工夫读了一些于今看来是值不得读的书,做了一些于今看来是值不得做的文章,尝试了一些于今看来是值不得尝试的事,这样地就把正经事业耽误了。好比行军,没有侦出要塞,或是侦出要塞而不尽力去击破,只在无战争重要性的角落徘徊摸索,到精力消耗完了还没碰着敌人,这岂不是愚蠢?

我自己对于这种愚蠢有切身之痛,每衡量当世人物,也欢喜审察他们是否犯同样的毛病。有许多在学问思想方面极为我所敬佩的人,希望本来很大,他们如果死心塌地做他们的学问,成就必有可观。但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名望很高,每个学校都要请他们演讲,每个机关都要请他们担任职务,每个刊物都要请他们做文章,这样一来,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去做一件事,用非其长,长处不能发展,不久也就荒废了。名位是中国学者的大患。没有名位去挣扎求名位,旁驰博骛,用心不专,是一种浪费;既得名位而社会视为万能,事事都来打搅,惹得人心花意乱,是一种更大的浪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为人”“为己”的冲突中,“为人”是很大的诱惑。学者遇到这种诱惑,必须知所轻重,毅然有所取舍,否则随波逐流,不旋踵就有没落之祸。认定方向,立定脚跟,都需要很深厚的修养。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儒家在人生理想上所表现的价值意识。“学也禄在其中”,既学而获禄,原亦未尝不可;为干禄而求学,或得禄而忘学便是颠倒本末。我国历来学子正坐此弊。记得从前有一个学生刚在中学毕业,他的父亲就要他做事谋生,有友人劝阻他说:“这等于吃稻种。”这句聪明话可表现一般家长视教育子弟为投资的心理。近来一般社会重视功利,青年学子便以功利自期,入学校只图混资格作敲门砖,对学问没有浓厚的兴趣,至于立身处世的道理更视为迂阔。这是价值意识的混乱。教育的根基不坚实,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以至于整个文化。轻重倒置,急其所应缓,缓其所应急,这种毛病在每个人的生活上,在政治上,在整个文化动向上都可以看见。近来我看了英人贝尔的《文化论》(Clive Bell: Civilization),其中有一章专论价值意识为文化要素,颇引起我的一些感触。贝尔专从文化观点立论,我联想到“价值意识”在人生许多方面的意义。这问题值得仔细一谈。

自然界事物纷纭错杂,人能不为之迷惑,赖有两种发现:一是条理,一是分寸。条理是联系线索,分寸是本末轻重。有了条理,事物才能分别类居,不相杂乱;有了分寸,事物才能尊卑定位,各适其宜。条理是横面上的秩序,分寸是纵面上的等差。条理在大体上是纯理活动的产品,是偏于客观的;分寸的鉴别则有赖于实用智慧,常为情感意志所左右,带有主观的成分。别条理,审分寸,是人类心灵的两种最大的功能。一般自然科学在大体上都是别条理的事,一般含有规范性的学术如文艺伦理政治之类都是审分寸的事。这两种活动有时相依为用,但是别条理易,审分寸难。一个稍有逻辑修养的人大半能别条理,审分寸则有待于一般修养。它不仅是分析,而且是衡量;不仅是知解,而且是抉择。“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件事本很琐细,但足见孔子心中所存的分寸,这种分寸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

所谓审分寸,就是辨别紧要的与琐屑的,也就是有正确的价值意识。“价值”是一个哲学上的术语,有些哲学家相信世间有绝对价值,永驻常在,不随时空及人事环境为转移,如康德所说的道德责任,黑格尔所说的永恒公理。但是就一般知解说,价值都有对待,高下相形,美丑相彰,而且事物自身本无价值可言,其有价值,是对于人生有效用,效用有大小,价值就有高低。这所谓“效用”自然是指极广义的,包含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实益,不单指狭义功利主义所推崇的安富尊荣之类。作为这样的解释,价值意识对于人生委实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如果根本没有价值而我们去追求,只追求较低的价值,我们就打错了算盘,没有尽量地享受人生最大的好处。有正确的价值意识,我们对于可用的力量才能作最经济的分配,对于人生的丰富意味才能尽量榨取。人投生在这个世界里如入珠宝市,有任意采取的自由,但是货色无穷,担负的力量不过百斤。有人挑去瓦砾,有人挑去钢铁,也有人挑去珠玉,这就看他们的价值意识如何。

价值意识的应用范围极广。凡是出于意志的行为都有所抉择,有所排弃。在各种可能的途径之中择其一而弃其余,都须经过价值意识的审核。小到衣食行止,大到道德学问事功,无一能为例外。

价值通常分为真善美三种。先说真,它是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思考在大体上虽偏于别条理,却也须审分寸。它分析事物的属性,必须辨别主要的与次要的;推求事物的成因,必须辨别自然的与偶然的;归纳事例为原则,必须辨别貌似有关的与实际有关的。苹果落地是常事,只有牛顿抓住它的重要性而发明引力定律;蒸汽上腾是常事,只有瓦特抓住它的重要性而发明蒸汽机。就一般学术研究方法说,提纲絜领是一套紧要的功夫,囫囵吞枣必定是食而不化。提纲絜领需要很锐敏的价值意识。

次说美,它是艺术的对象。艺术活动通常分欣赏与创造。欣赏全是价值意识的鉴别,艺术趣味的高低全靠价值意识的强弱。趣味低,不是好坏无鉴别,就是欢喜坏的而不了解好的。趣味高,只有真正好的作品才够味,低劣作品可以使人作呕。艺术方面的爱憎有时更甚于道德方面的爱憎,行为的失检可以原谅,趣味的低劣则无可容恕。至于艺术创造更步步需要谨严的价值意识。在作品酝酿中,许多意象纷呈,许多情致泉涌,当兴高采烈时,它们好像八宝楼台,件件惊心夺目,可是实际上它们不尽经得起推敲,艺术家必能知道割爱,知道剪裁洗炼,才可披沙拣金。这是第一步。已选定的材料需要分配安排,每部分的分量有讲究,各部分的先后位置也有讲究。凡是艺术作品必有头尾和身材,必有浓淡虚实,必有着重点与陪衬点。“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艺术作品的意思安排也是如此。这是第二步。选择安排可以完全是胸中成竹,要把它描绘出来,传达给别人看,必借特殊媒介,如图画用形色,文学用语言。一个意思常有几种说法,都可以说得大致不差,但是只有一种说法,可以说得最恰当妥帖。艺术家对于所用媒介必有特殊敏感,觉得大致不差的说法实在是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并且在没有碰着最恰当的说法以前,心里就安顿不下去,他必肯呕出心肝去推敲,这是第三步。在实际创造时,这三个步骤虽不必分得如此清楚,可是都不可少,而且每步都必有价值意识在鉴别审核。每个大艺术家必同时是他自己的严厉的批评者。一个人在道德方面需要良心,在艺术方面尤其需要良心。良心使艺术家不苟且敷衍,不甘落下乘。艺术上的良心就是谨严的价值意识。

再次说善,它是道德行为的对象。人性本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世间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可知为恶易而为善难。为善所以难者,道德行为虽根于良心,当与私欲相冲突,胜私欲需要极大的意志力。私欲引人朝抵抗力最低的路径走,而道德行为往往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这本有几分不自然。但是世间终有人为履行道德信条而不惜牺牲一切者,即深切地感觉到善的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醇儒,向少作这样侠士气的口吻,而竟说得如此斩截者,即本于道重于生命一个价值意识。古今许多忠臣烈士宁杀身以成仁,也是有见于此。从短见的功利观点看,这种行为有些傻气。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就贵在这点傻气。说浅一点,善是一种实益,行善社会才可安宁,人生才有幸福。说深一点,善就是一种美,我们不容行为有瑕疵,犹如不容一件艺术作品有缺陷。求行为的善,即所以维持人格的完美与人性的尊严。善的本身也有价值的等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奢也宁戚。”重在内心不在外表。“男女授受不亲,嫂溺援之以手”,重在权变不在拘守条文。“人尽夫也,父一而已”,重在孝不在爱。忠孝不能两全时,先忠而后孝。以德报怨,即无以报德,所以圣人主以直报怨。“其父攘羊,其子证之”,为国法而伤天伦,所以圣人不取。子夏丧子失明而丧亲民无所闻,所以为曾子所呵责。孔子自己的儿子死只有棺,所以不肯卖车为颜渊买椁。齐人拒嗟来之食,义本可嘉,施者谢罪仍坚持饿死,则为太过。有无相济是正当道理,微生高乞醢以应邻人之求,不得为直。战所以杀敌制胜,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得为仁。这些事例有极重大的,有极寻常的,都可以说明权衡轻重是道德行为中的紧要功夫。道德行为和艺术一样,都要做得恰到好处。这就是孔子所谓“中”,孟子所谓“义”。中者无过无不及,义者事之宜。要事事得其宜而无过无不及,必须有很正确的价值意识。

真善美三种价值既说明了,我们可以进一步谈人生理想。每个人都不免有一个理想,或为温饱,或为名位,或为学问,或为德行,或为事功,或为醇酒妇人,或为斗鸡走狗,所谓“从其大体者为大人,存其小体者为小人”。这种分别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哲学家们都承认:人生最高目的是幸福。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对于这问题也各有各的见解。积学修德可被看成幸福,饱食暖衣也可被看成幸福。究竟谁是谁非呢?我们从人的观点来说,须认清人的高贵处在哪一点。很显然地,在肉体方面,人比不上许多动物,人之所以高于禽兽者在他的心灵。人如果要充分地表现他的人性,必须充实他的心灵生活。幸福是一种享受。享受者或为肉体,或为心灵。人既有肉体,即不能没有肉体的享受。我们不必如持禁欲主义的清教徒之不近人情,但是我们也须明白:肉体的享受不是人类最上的享受,而是人类与鸡豚狗彘所共有的。人类最上的享受是心灵的享受。哪些才是心灵的享受呢?就是上文所述的真善美三种价值。学问、艺术、道德几无一不是心灵的活动,人如果在这三方面达到最高的境界,同时也就达到最幸福的境界。一个人的生活是否丰富,这就是说,有无价值,就看他对于心灵或精神生活的努力和成就的大小。如果只顾衣食饱暖而对于真善美漫不感觉兴趣,他就成为一种行尸走肉了。这番道理本无深文奥义,但是说起来好像很迂阔。灵与肉的冲突本来是一个古老而不易化除的冲突。许多人因顾到肉遂忘记灵,相习成风,心灵生活便被视为怪诞无稽的事。尤其是近代人被“物质的舒适”一个观念所迷惑,大家争着去拜财神,财神也就笼罩了一切。“哀莫大于心死”,而心死则由于价值意识的错乱。我们如想改正风气,必须改正教育,想改正教育,必须改正一般人的价值意识。

(本文摘自《文艺青年的自我修养》)

作者简介:朱光潜(1897-1986)美学家。安徽桐城人。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科教育系。1930年获英国朱光潜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33年获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授、教务长。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代院长,中国美学学会第一届会长,民盟第三至五届中央委员。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毕生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在西方美学思想和中西方文化研究方面造诣较深。著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译有黑格尔(德国作家)《美学》等。

编辑:不夜侯

配图:肖建华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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