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从大萧条到大封城：后新冠和后特朗普的世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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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宁荣, 2020-11-28
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五次大流行
从历史的大视野去审视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五次大流行。第一次全球大流行，是14世纪的黑死病。在1350年左右，这个黑死病夺去了欧洲几千万人的生命。这次黑死病也有很多阴谋论，其中一个就是蒙古大军把这个病毒从亚洲带到黑海，最终蔓延整个欧洲。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有关这次新冠病毒的源头传播，也许10年后、20年后我们都无法找到答案。 就像14世纪的这场黑死病，我们也无法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但是这场黑死病的发生改变了西欧的走向。大量的人口死亡，欧洲缺乏劳动力，被迫开始科技创新以减少对人口的依赖，同时因为这场黑死病带来了航海技术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来，如果没有这个黑死病，可能欧洲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技术就不会那么早出现，科技发明也没可能如此快速地改变西欧。
第二次大流行是15世纪末的天花蔓延美洲，天花是由西班牙人带到美洲。由于西班牙人抵达美洲之后，带来欧洲的病毒，天花、流感、霍乱、麻疹，鼠疫，疟疾等等，这导致当时的美洲地区人口极速下降，美洲人口从6千万减少到5、6百万，造成了很多地方荒废，森林草场绿地增加。因为人口减少全球出现了降温的现象，地球进入小冰川纪。
第三次大流行发生在17世纪中，就是中国明朝的最后几年，当时出现了一场瘟疫，这加速了明朝灭亡。大家或许会问为什么明朝灭亡是受到瘟疫的影响？而满清人入关却不受这个瘟疫的影响？其中一个猜测是瘟疫由满州人从东北带过来，由于满州人有天然的抗疫能力，所以满州人没有受到传染，这终结了中国的明朝。
第四次大流行，19世纪初的黄热病席卷海地，海地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结果法国的五万名士兵都染上了黄热病，最后只有三千人回到法国。那为什么黄热病对法国人产生重大影响而对海地的人没有影响呢？这个黄热病来自非洲，所以海地的非洲人有免疫能力。这导致法国失去海地这个殖民地，并开启了法国结束对北美的殖民统治。
第五次大流行就是19世纪末非洲牛瘟，在1870年的时候非洲10%的土地是欧洲人的殖民地。这场牛瘟导致欧洲对非洲进行分赃，1900年，整个非洲只有10%的土地是独立的，90%都是欧洲的殖民地。由此可见，每一次病毒大流行都会给历史留下一个巨大的烙印。
那么此次新冠病毒将会如何改变历史的进程？我们需要拷问和反思：面对疫情，我们为何如此不堪一击？为何如此贪婪和反智？尤其是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有这么先进的医疗系统，为什么抗疫的能力有如第三世界国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否有一个反智的总统，以及习惯了美式自由主义的人们，不愿意在疫情当中自我约束？这场疫情因此会否削弱美国在全球的领袖地位？会否形成中国，美国及欧洲的新三极世界？这场疫情是否加速了中美之间的竞争？
这场疫情亦令我们看到了，人类加速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拥抱，AI、大数据、云技术、AR和VR、物联网等正迅速地改变我们的生活。这场疫情是否加速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并愈发彰显了过去半个世纪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富悬殊两极化这一困境？并加速了一个新的未来的降临？
从大萧条到大封城：全球经济90年的历程
让我们从经济发展的简短历史中寻找答案，让我们回溯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开始的时光。
相信不少同学没有看过小说，也可能会看过《大亨小传》The Great Gatsby（编者注：也被翻译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电影。这部作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场大萧条发生之前的美国，我们从中看到美国当年的繁荣景象，那些富裕阶层的生活是多么的骄奢淫逸。今天去罗得岛或纽约的长岛，你们依旧可以看到20世纪初美国富裕阶层非常奢华的社区。罗得岛有一片的房子都是当年的富人建造的，他们的后代不愿交遗产税，赠送给政府，成为博物馆。
但很快美国就出乎预料地发生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大家如果看过《光荣与梦想》这部纪实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从1932年到1972年的美国，可以看到美国经历过的所有重要事件，包括1929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率急速上涨到607%。 危机当中，罗斯福1933年入主白宫，实行3R政策：Relieve 救济、Recovering 复兴、Reform 改革。迄今，大家对大萧条的成因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最主要的观点有两种。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因素与危机相关联，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紧缩了货币的供给，恶化了经济环境，将衰退推向了大萧条。但更为人接受的是凯恩斯主义的“供需驱动理论”，认为信心的大幅度降低，导致了消费和投资的迅速下降；市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时工资只上升了2%，而工人的生产率却猛增了55%。
但新政到底成功了吗？新政的成功，很多人认为是罗斯福的功劳，但他两次新政的措施都没有取得奏效，真正挽救美国的可能是二战的爆发。战争机器让美国实现了充分就业，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中心及供应链中心，有人说这才是让美国走出大萧条的真正原因。
罗斯福实施的是“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小市场”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是否受到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凯恩斯是在1936年才发表其重要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政府在面对市场供求发生变化的时候，需要进行干预，必须放弃自由放任主义。但凯恩斯主义是否良方呢？真正让罗斯福从经济的泥潭里面逃离出来的原因是二战。但不能否认，凯恩斯主义对美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改革和改良作用，这到今日依旧明显。
罗斯福的政策对后面历任总统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即便共和党的总统也保留了大量罗斯福的政策。罗斯福之后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大体继承了其完整的新政措施。1960年代民主党总统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便是受到新政的启发。共和党的尼克松也大致保留了这项政策。罗斯福新政时期产生的一些制度或机构，如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住宅局 、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等至今仍产生影响。
从1933年到1969年的九位美国总统，有七位是民主党，这也从旁佐证了凯恩斯主义的威力。美国在二战之后，成为全球的最大制造中心，欧洲的复兴为其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同时，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美国工业的高速增长，创新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凯恩斯主义如鱼得水，也造就了美国中产的黄金时代的来临。1965年12月31日的《时代周刊》就是以凯恩斯作为封面，这时他的声誉如日中天。
但五年过后，当时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70年9月13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盈利，由此改变了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经济界的中心地位。以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重新复苏，开始抨击凯恩斯主义，认为大量的政府投资，其实是饮鸩止渴，没有解决经济衰退的根本问题。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踏上了新的征程。
就在此时，美国的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是最后一根稻草。里根、撒切尔夫人上台，全球迎来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新自由主义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和政府主导的计划在经济上是毫无效率的，开发中国家应该开放市场，并专注于出口，主张自由贸易。新自由主义强调要终结国营公司，并且减少政府对商业行为的干预。这也由此拉开了全球化的新浪潮，“第二波全球化”的种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种下的，新自由主义与“第二波全球化”相连结。在1945年至1960年间，中央集权形式的自由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主导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1980年之后，全球化发生重大的变化，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低税收、低福利、小政府、大市场”。
里根1981年出任总统，提出四大经济目标：降低通胀、削减税率、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对企业的管制。从那时开始，在美国人眼里，政府就是罪恶之首，政府是所有罪恶的根源。里根大举私有化国企，减少国家干预和参与经济。从航空运输到金融业，降低对行业的监管。当时的联储局主席沃尔克实行强货币政策，通胀迅速下降，从10%降至4%，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工人整整8年工资零增长。但对富人来说是利好消息，最高所得税从1980年的70%降至1986年的28%，这导致美国中产阶级开始空心化，美国再次出现贫富分化。
这场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成功有两大原因，低油价和低物价。过去30年，石油价格有过5次下跌30%或更多、且持续时间超过半年的情形。1986年上半年油价下跌61%，之后15年油价低迷。二是全球化的到来，特别是中国的廉价出口确保了美国的低物价，保障了美国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没有受到影响。此外，监管宽松的美国市场也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进入美国，而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也为美国经济的增速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在撒切尔夫人上台时，英国的经济国有成份更高，撒切尔夫人用强硬的手段对所有的行业私有化，但受到强大的工会势力的抵抗。她和煤矿工人硬碰硬，最终将这一工会势力强大的行业私有化，摧毁了传统上极具政治影响力的工会。在她执政之间，最高薪酬的收入所得税降了一半，从80%降至40%。
这场改变欧美历史进程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在新一轮的超全球化浪潮中有如脱缰野马。而不少人期待的“逆革命”在美英两国都没有发生，这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何彻底改变了欧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架构？所以在今天的开学典礼里面，我想跟大家一同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全世界带来繁荣的新自由主义到底出现了什么的问题？我们有什么出路？第二个问题就是全球化的陷阱与出路，第三个问题就是中美发展模式的竞争与出路。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刘宁荣教授 （Prof.N.R.Liu），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商业学院（ICB）暨企业研究院（SEA）创院院长。微信公众号：知识游牧者Knowmads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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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从大萧条到大封城：后新冠和后特朗普的世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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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宁荣, 2020-11-28
《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2020年秋季开学典礼致辞》
各位同学早上好！今天非常高兴能通过直播跟各地的同学在这里见面。因为香港刚刚又进入了第四波疫情，原本老师今天来演讲厅都受到影响。我也知道上海目前也因疫情，外地同学临时取消到上海的行程，留在家中收看我们的开学典礼。
我相信所有的同学在2020年都经历了不平凡的一年，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样，都希望时针可以走得快一点，尽早地结束2020年。我们即将完成十一个月的旅程，而从武汉封城到今天，也已经历了十个多月的时间。特别是这个月初的美国大选，我非常谨慎地预测特朗普败选这个结局，特朗普在明年初将离开白宫。所以我想应该是时候去看一看后疫情时代、后特朗普的世界，我们的未来将会朝哪个方向往前走？
所以我今天的演讲想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从2019年的COVID-19，也就是大封城引发的全球危机往后看90年前的另一场全球危机，即1929年的大萧条。我想从历史的进程里面去思考，看看到底能找到什么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过，我希望新冠病毒很快离开我们，这可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便明年疫苗普及，我们人类还是要跟新冠病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共处。特朗普即便在明年一月离开白宫，目前他正在思考四年后卷土重来，即便这不会发生，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特朗普主义在美国及全球的影响也不会在短暂的时间内消失。
更重要的是，我想和大家一起思考，藉由新冠疫情更加明显暴露出来的问题，特别是过去几十年里全球经济发展所面对的困境和挑战，以及特朗普现象如何冲击了我们原有的秩序和思维。新自由主义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全球化会面临怎样的转向，中美两种模式的竞争出路何在？过去两三年里，我的预测都不幸成真，我没有比今年更加希望我的希望成真，世界需要告别以往不负责任、加大社会不平等的发展方式。
让我们首先简短地回顾就要逝去的这一年。
2020年的7个关键词：脆弱、停滞、信任、依存、对立、分裂、动荡
- 脆弱
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是多么的脆弱。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球发病人数超过6千万，死亡人数超过140万。特别是在美国，我们看到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医疗条件最好的国家，竟然在一次公共卫生危机里面被完全击倒，被摧残得如此不堪，死亡人数及病发人数都居全球之冠。此外新兴市场的印度和巴西，感染人数也是一路攀升，大幅抛离疫情初始阶段的西欧国家。
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在全球各地都看到这同一个景象，类似这张图片中西班牙的情景四处可见。
这是印度，也是全球病发率位居第二，孩子在埋葬自己死去的父亲和母亲，令人潸然落泪。
- 停滞
全球经济出现停滞。这是纽约时报广场，过去熟悉的景象不再，平时熙熙攘攘的广场空无一人，这成为全球各地的商业中心的新景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4.4%，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萎缩5.8%， 新兴经济体萎缩3.3%，只有中国实现正增长1.9%。新兴经济体萎缩比较少，这归功于中国，将实现正增长。
遭受最大打击的其中一个行业就是旅游和航空业。香港机场昔日繁忙的景象不再，香港机场的单日出入境人数曾经超过90万，如今可以少到只有不到1000人。我已经超过一年没有踏进香港机场。对我来说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今天的香港机场，国泰航空公司的飞机有如大巴一样，长时间停泊在这里，无人知道何时可以重新起飞。国泰这家全球明星航空公司，曾经是天子骄子，如今政府注资，依旧要大面积裁员和重组。
- 信任
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全球的信任危机。全球各国对中美两个大国的不信任不断增高，同时对自己政府的不信任也同样恶化。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是美国从事民意调查的机构。 在这个调查里面，我们看到全球13个欧洲和东亚的国家如何看待本国、世卫、欧盟、中国、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美国应对最为不力，垫底，表现最差。但我也想在这里说，中国的排名第二，也是仅仅好过美国，这个跟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有相当大的误差。
三月底也是我们举行春天开学典礼的时间，今年因新冠病毒被迫取消。我在4月2日给同学写了一篇没有开学典礼的开学典礼致辞，题目是《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我们缺乏的只是疫苗？》，在全球获得上千万人阅读。在文章里我提到我的担心和忧虑：“中国最受伤的将是因为隐瞒信息导致疫情控制受到延误，会遭到国际社会垢病排斥及指责”。四月的这个预测后来不幸成真，一些人抓住不放，不停地拿抗疫初期的问题来指责中国。同时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指出，“这不是中国病毒，这必须是全球共同面对的世界病毒”。如今这预测也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4月23日的另一篇文章《病毒变异与全球裂变：我们会否错失又一次机会？》里，我再次表明，「病毒的源头不是个问题，但中国有否隐瞒疫情则会引发全球对中国的信任危机。」今天我来学校的路上，收音机里听到世卫组织的官员表示，关于病毒的源头不在中国的报道依旧是猜测。同时，在这次疫情里，美国的制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从特朗普身上我们看到了全球出现的新现象，一个“准独裁者”的身影在白宫摇荡，这或许也是全球化的另一个缩影。他任何时候都声称自己对疫情了如指掌，亲自指挥，而所有的错误都是别人的，反而批评媒体的报道不真实。令人恐惧的是，白宫也出现了抬轿者，投其所好。」这导致今天新冠病毒在美国如入无人之境，不断蔓延。
- 依存
新冠病毒在霎那间让我们意识到全球供应链可以如此快速地断裂，过去40年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一直以为大家可以互相合作，产业可以分工，但原来相互的依存关系根本无法经受一场危机的袭击。中国的生产线停止了，可以影响到韩国的汽车业，可以影响到全球各地，更不用说PPE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 个人保护装备），包括口罩都要倚赖中国生产，这导致全球在抗疫当中认识到过度倚赖他国的问题。
但全球要走回头路，要脱钩也并非容易。今年5月5日，我在 「从G2到G0：中美两国从心理脱钩到经济脱钩？」这篇文章中 ，提出中美会不会从心理脱钩走向经济脱钩，但我半年前就坚持中美脱钩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主要原因在于，新冠疫情以及中美对抗，「中国的精英阶层包括执政党内部都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发生质的蜕化。这也是为何自贸易战以来，中方一直表示愿意坐下来谈，且在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中做出妥协与让步，并继续开放市场。在新冠病毒引发的对垒中，也将中美之间公开的争吵限制在低层次官员上，并将媒体的批评火力限定在美国国务卿一人身上。」
- 对立
中美关系对立，但不至于走上军事对抗的地步，美国跟中国之间已经完全结束了半个世纪的蜜月期。美国的对华关系已经从全面接触到全面遏制，这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立场，而是美国的一个共识。我早在2018年9月中美关系开始恶化时就提出了警告，在开学典礼致辞《困局》里我提到： “如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许多议题上意见相持不下、立场南辕北辙。只有在中国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在遏制中国这个问题上没有不同立场。”
我在2019年1月1日，也就是去年的新年寄语里，看到了《历史的新拐点》，“2018年，经济冷战与科技冷战就这么在不经意中打响了，中美两国就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有谁相信中美的贸易冲突会在90天的限期之后结束呢？以往无人会想到美国竟然会向中国采取锁国政策，过去坚信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也坏不到哪里”的基本判断是建基于中美经济链接无法切断彼此的关系，如今这一基础已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动摇。” 这拐点的预测也成为了一个事实。
而两年前的这篇新年寄语，我就预测到了中美冲突的剧烈程度。“2018年的世界似乎变得如此陌生和疯狂，一个令你感到忧虑的美国和一个令你感到担心的中国。这是一个任性的时代，任性不再是年轻人的专有，它甚至属于掌管全球走向的领导者。而这场冲突不仅仅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且是中美两种不同制度的对立。因此它所带来的冲击也将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 分裂
各国内部的分裂也日益严重。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突显了全球的普遍现象，社会分裂成不同的颜色。美国是蓝红对立，香港是蓝黄对立，台湾是蓝绿对立。11月22日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刚刚发表的文章《重返正轨的拜登时代：美国能否走出“冷内战”》，给出了灰暗的答案。“美国在经历特朗普反建制、反民主、反传统、反精英、反腐败、反移民的四年之后，拜登所继承的是特朗普留下的更加对立和分裂的国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1月14日发表文章，认为美国正陷入伊拉克式的未来，民众失去了对国家的认同感。面对这样的困境，拜登如何应对已经陷入“冷内战”的国家，并回应反建制的怒吼声？”
美国已经进入南北战争以来一个新的国家分裂状态。跟南北战争不同，南北战争是一场热内战，今天美国已经出现了冷内战，但是我怀疑拜登能否将美国引出冷内战。“美国红州和蓝州的对立，美国东西岸和美国中部的对立，美国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支持堕胎、同性恋的自由派与捍卫“传统家庭价值”的保守派之间的对立，在全球化中获益的华尔街和大企业与受损的生锈带民众的对立，少数族裔平等权利的捍卫者和这一法律的受害者之间的对立，厌恶新移民抢夺了他们的机会并要求对非法移民关上大门的人和坚信美国永远都需要向移民打开大门并且是移民避难所的人之间的对立，同样是反建制的左派和反建制右派之间的对立，同样信仰圣经的天主教徒和南部福音派教徒之间的对立……这成为美国社会今日的写照。”这不仅仅是在美国，台湾、香港甚至中国内地也同样出现了社会的分裂。
- 动荡
全球进入非常动荡的状态，美国受到疫情蔓延的时候也同时面对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这场运动，更加撕裂了美国社会。类似的动荡在全球四处可见，且早在2019年就已开始。我在 2020的跨年随想，「裂变：走出恐惧与幻灭」一文中写道，“2019年10月深秋的一个夜晚，在日本东京一家入住的酒店，我难得一次打开电视机，跳进我眼帘的画面是英国伦敦的示威，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冲突，法国巴黎的烈火，智利圣地亚哥的燃烧，黎巴嫩贝鲁特的抗议，伊拉克巴格达的愤怒，印尼雅加达的骚乱，中国香港的危机。这似乎构成了2019年横贯全球的旋律。”
面对这样的冲突和分裂，我们缺乏客观与理性去分析问题，缺乏妥协与让步去解决问题。去年9月6日，我的开学典礼以《客观与理性：香港困境的思考》为题。我当时就预测，“民粹主义主导的各式抗争已经在全球吸引了不少眼球，“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街头民主证明了由民众集体讨论及决议基本上是无法产生实质效果的，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随后我在接受法国电台的采访时也提到： “五年前，我曾经在占中运动之后说过，“一国两制”如果成功，是奇迹，失败是正常。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国两制”是一个不寻常的政治制度的安排，也因为它不寻常，所以它能够取得成功的机会并不是很高，需要各方的妥协和努力，而恰恰是这次事件，我们看出来的是在妥协找到政治解决问题的方案上，看不到各方有创造性的建议和举动。”
在此之前的2019年9月3日，我就对香港的局势发出警告和预测：“香港在这场对峙中，如果能够成为另一个新加坡就已经是万幸的了，即威权民主……深圳将是中国特色新加坡模式的实验场，深港一体化已经不可逆转，反对派永远都不要幻想有上台执政的机会。”一年之后我的预测再次成真！
从中美关系的困局、香港冲突过后的前景、新冠病毒冲击下的全球格局，次次都是令我后怕的“乌鸦嘴”。
今年年初，英国风险评估咨询公司梅普尔克罗夫特（Verisk Maplecroft）发表《2020年政治风险展望》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全球有47个国家或地区示威次数明显增加，预料有关趋势今年会持续，警告政治动荡已成新常态。就示威的严重及频密程度而言，香港和智利被视为全球“最高危地区”，在未来两年难有改善。但报告出来的时候，没有想到新冠病毒已经悄悄来临，而新冠病毒改变了全球的发展进程，原有的政治动荡没有出现，但世界以另外一种状态陷入动荡；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给全球带来另一个冲击。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刘宁荣教授 （Prof.N.R.Liu），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商业学院（ICB）暨企业研究院（SEA）创院院长。微信公众号：知识游牧者Knowmads延伸阅读：
行业前沿｜微藻胞外代谢物可作为新型生物肥料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生辉Agri Tech，2022-09-09
近日，最新科研成果显示了将微藻相关应用拓展至农业领域，发掘微藻尾液用作生物改良剂（bio-stimulant）的潜力。研究发现并验证了微藻尾水中胞外代谢产物作为新型生物肥料的可行性，增强了微藻工业化生产全流程的经济价值、环境友好性及可持续性。
△ 图1. Graphical abstract（来源：研究论文）
现代农业作物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化肥，但化肥的过度使用容易引起土壤、水、空气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绿色农业是我国近年提出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以“绿色环境”、“绿色技术”、“绿色产品”为主体，促使过分依赖化肥、农药的化学农业向主要依靠生物内在机制的生态农业转变。
微藻是在淡水和海洋系统中存在的一种微小光合生物，它们能够产生许多不同的生物活性物质，如蛋白质、脂类、类胡萝卜素、维生素和多糖。研究报道了普通小球藻、四尾栅藻、蓝藻、莱茵衣藻等微藻可用作甜菜、番茄、苜蓿等农产品的生物改良剂，帮助提升作物的种子发芽率、活性物质积累和生长发育等。
原始小球藻（Auxenochlorella protothecoides）是一种单细胞的真核微藻，既能利用光和二氧化碳自养生长，又能利用葡萄糖异养生长，是产油脂和蛋白的重要微藻之一。原始小球藻可积累大量的脂肪酸、蛋白质和叶黄素，而异养培养的细胞密度可达自养培养的 100 倍-1000 倍左右。原始小球藻发酵后的废水（尾水）一般会通过水处理后进行排放，增加了生产成本。
为了变废为宝，实现尾水的再利用与增加经济价值。研究团队研究了原始小球藻尾水（EAp）对高等植物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藻尾水对多种高等植物的生长表型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可以提高其抗逆性。
△ 图 2. EAp 对模式植物生长的影响（来源：研究论文）
团队合作对尾水中胞外代谢产物进行了鉴定与分析，发现 EAp 中有超过 84 种化合物，包括 50 种有机酸、21 种酚类化合物及寡糖、多糖等活性物质。
为 EAp 开发新型生物肥料、在农业中的综合利用提供了依据，并对其可能的作用机制作出分析：1）有机酸的释放可促进土壤中金属氧化物的溶解，从而提高铁、锌、铜等微量元素的有效性；2）酚类化合物具有抗菌或抗氧化作用，加强细胞壁，防止水分流失，或作为信号分子功能，在细胞分裂、激素调节、光合活性、营养矿化和生殖等发育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3）微藻多糖能提高植物抗坏血酸含量，提高 NADPH 合成酶和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的活性，从而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细胞分裂和非生物胁迫耐受。
△ 图 3. EAp No.2 代谢组分分析（来源：研究论文）
微藻工业化生产过程中，原始小球藻的胞外代谢物（EAp ）通常会被作为废弃尾液处理，本研究发现 EAp 对植物展现促进生长、丰富营养价值和提高非生物抗逆性的作用。其中 EAp No.2 和 No.3 在高稀释倍数下也能促进植物生长，为其实际运用提供运输便利性。EAp 的商业应用不仅使微藻行业产业链更完整、价值效益最大化，而且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新的环保方案、同时实现生产端和应用端的绿色可持续。对 EAp 的成分研究和机理分析更是为微藻尾液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研究团队后续开发新型更经济、更绿色的微藻农业生物改良剂打开了新的思路。
参考资料：Qu, Y.; Chen, X.; Ma, B.; Zhu, H.; Zheng, X.; Yu, J.; Wu, Q.; Li, R.; Wang, Z.; Xiao, Y. Extracellular Metabolites of Heterotrophic Auxenochlorella protothecoides: A New Source of Bio-Stimulants for Higher Plants. Mar. Drugs 2022, 20, 569. https://doi.org/10.3390/md20090569
编者注：生辉Agri Tech（SciPhi_AgriTech）是DeepTech旗下专注于农业领域科研及产业化的全链条内容和数据品牌，致力于深度发掘该领域科学和技术创新的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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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沛源说ESG ｜理性看待近期欧美ESG市场的焦虑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作者：郭沛源，商道融绿，2022-08-29
最近数月，从马斯克炮轰ESG，到《经济学人》撰文批评ESG，欧美市场不时传出关于ESG投资光环褪去的焦虑。我们应如何理性看待这一变化？欧美市场的焦虑会不会“传染”到中国市场？本文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欧美ESG市场的焦虑
今年4月、5月，马斯克炮轰了ESG投资和ESG评级，认为ESG投资是骗局、ESG评级很垃圾。对此，我已经分别写过两篇文章评论和回应:《ESG评级是垃圾吗？对马斯克的回应》、《再议马斯克炮轰ESG评级》。简言之，我认为马斯克指出了ESG投资的一些问题，但他的论据不能支撑他的观点。因此，与此说是争论，不如视之为个人情绪的宣泄。
此后，欧美ESG市场的焦虑有加重之势。7月，英国《经济学人》刊发了一篇封面报道，题为《ESG三个字母救不了地球》。文章认为，ESG出发点是好的，但存在一些问题（和马斯克说的差不多），因此不如砍掉S（社会）和G（治理）两个字母，只留着E（环境）好了，且E里面的碳最关键，“单是提高信息质量就会有助对抗全球变暖”。
8月，《哈佛商业评论》加入讨论，刊发题为《ESG投资不是用来救地球的》的文章。此文作者认为：ESG基金不是为了救地球出现的，只是从“单重实质性”视角考虑环境等因素对公司财务的影响，而非反向。社会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但基金经理却乐见这样的误解，因为基金更好卖，还能收取更高的手续费。作者担心，这样可能会让政策制定者形成错判，认为市场真能解决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只有政策干预才能应对气候变化。
到8月底，佛罗里达州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该州养老金在投资策略中考虑ESG因素。得克萨斯州则更进一步，认定贝莱德等多家金融机构抵制化石燃料行业，禁止这些机构与州政府及地方企业签订大多数合同。与此同时，一家新设立的资管公司Strive Asset Management推出能源指数基金DRLL，打出反ESG旗号，专投石油天然气公司。据说Strive近期要再发行四只反ESG指数基金。
此外，8月下旬丹麦哥本哈根宣布放弃2025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然后一条“西方放弃碳中和”的言论在朋友圈反复出现。
欧美ESG投资为何盘整
在这个内卷的时代，最容易传播和售卖的东西之一，便是焦虑。以上关于欧美ESG市场焦虑的信息传播很快，导致不少人也跟着焦虑了。但如果仔细推敲，很多消息站不住脚：因为哥本哈根不能在2025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就演绎为西方放弃碳中和，简直不值一驳；说“德国放弃2035年碳中和目标”也是误传，德国碳中和目标一直是2045年，从来就不是2035年，2035年只是德国原计划实现100%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时间表，但受国际局势影响推迟了。但这些焦虑确实反映了当下欧美ESG市场的一种普遍情绪，欧美ESG投资很可能会由此进入一轮短暂的盘整。原因有三：
第一，过去几年欧美ESG投资增长速度太快，存在盘整需求。根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的统计，成熟市场的ESG投资规模从2016年的22万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35万亿美元，增幅达54.5%；纳入ESG投资理念的资管规模占比达35.9%。这足以说明欧美ESG投资在迅猛增长。那如何判断ESG投资是否被过度追捧呢？我认为最直观的证据是ESG基金管理费更高，这与ESG投资的“稳健”特征相悖：因为越看长线，按说管理费越低才是。可见，欧美ESG市场有过热迹象，有盘整的内在需求。
来源：GSIA统计（2020）
第二，监管机构反漂绿措施产生震慑作用。这个问题我们年初在《2022年中国责任投资十大趋势》中已经明确提出：ESG市场的繁荣发展，也会伴随鱼目混珠的困扰，漂绿风险悄然提升。欧洲市场的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出台了《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SFDR）》，对金融机构和产品提出了更明确的信息披露要求。香港证监会也出台了相似的规定。今年上半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出台了《关于加强特定投顾及投资公司ESG投资实践的信息披露的建议》、《关于投资公司名称规范的建议》两份征求意见稿，剑指漂绿（《披露不当可能被罚，ESG反漂绿进行时》）。加上美国SEC今年开出的150万美元罚单，这些都会“吓跑”一些底气不足的ESG资管产品。2020年欧洲市场数据“缩水”已经反映出这一变化，美国市场的数据可能会在2022年出现“缩水”。
第三，国际局势动荡为传统化石能源带来喘息的机会。这在欧洲尤为明显。俄乌冲突以来，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就一直受到能源安全的困扰。因此，主张逐步去化石能源、降低能源碳强度的ESG投资自然就会面临考验。受此影响，今年3月，欧盟采纳了对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的调整建议，允许有条件地将核能和天然气纳入可持续金融分类，这一调整将在2023年正式生效。与此同时，ESG投资者也在“自我改良”，提高转型过程中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以保障能源安全和就业机会，这被称为“公正转型（Just Transition）”。这样一来，去化石能源的速度会稍稍放缓。
中国ESG市场会否被连累
欧美出现的盘整会不会连累到中国ESG市场的发展？我认为总体影响有限，欧美市场的焦虑不会“传染”到中国市场。原因也有三：
第一，境外资金在境内市场占比有限。根据公开数据，外资在中国债券市场中占比在3%左右（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陆股通和QFII合计持有A股总流通市值的5.6%（申万宏源统计）。虽然境外资金对ESG投资的态度更积极，因而在中国境内ESG主题资产（如绿色债券、ESG基金）的占比会略高，但绝对规模仍较小。欧美市场的焦虑还很难“传染”到中国市场。
第二，中国ESG市场虽然也快速增长，但并未“疯涨”。因为ESG市场的基数小，单纯比较年增长率意义不大，应该比较ESG主题资产在市场中的占比。按2021年数据大体估算，泛ESG主题基金约占全部混合型和股票型基金6%，绿色债券发行量约占全部债券发行量1%。这比成熟市场“ESG投资占比35.9%”小太多了。所以，中国市场还远没有表现出要“哄抢”ESG资产的意愿，ESG基金管理费也没有更高，监管机构还要出台激励政策，以鼓励金融机构持有ESG和绿色资产。中国ESG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盘整为时尚早。
第三，绿色金融的强劲支撑仍然坚挺。中国金融市场的结构特征决定了中国的ESG投资与中国的绿色金融特别是银行体系密不可分。从历史上看，中国的ESG基金也是在2016年绿色金融大发展后带动发展的。所以，中国绿色金融发展速度将决定ESG市场的发展速度。2021年，中国银行业绿色信贷余额同比增长33%；预计未来几年的增速会保持在两位数，且高于全行业信贷余额增速；这为ESG投资增长提供了强劲支撑。此外，今年银保监会印发的《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也会激励29万亿的银行理财和20万亿元的保险资管参与ESG投资，为ESG市场规模增长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综上，因为驱动因素、市场结构、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ESG市场还没有碰到欧美市场当下的“成长的烦恼”。因此，《经济学人》反思ESG时，《财富》和《福布斯》在中国办起了ESG榜单：《财富》中国ESG影响力榜和福布斯中国ESG50榜。中国ESG市场潜力依然巨大，特别是将ESG因素更多纳入投资分析的趋势不可阻挡。眼下对中国ESG市场构成实质性挑战的，一是经济下行压力，二是有序降碳的节奏。如果经济增速明显放慢，碳减排“先立后破”时间明显拉长，中国ESG市场增速才会放缓。
（本文首发于同名公众号，JM略有修改）
作者简介：
郭沛源，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中国责任投资论坛（深圳市霁风绿色金融促进中心China SIF）理事长，担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绿色证券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UNEP FI）中国顾问，是ESG行业的资深专家。
郭博士在2012年发起China SIF，旨在推广ESG理念、促进国内外交流，每年举办夏季峰会、年会等活动。商道融绿专注提供ESG评级和数据服务、绿色债券第三方评估服务、绿色金融咨询服务。郭沛源博士在财新网、中国金融信息网等媒体开设专栏，并为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美国西东大学、荷兰蒂尔堡大学等高校讲授企业社会责任和ESG相关课程。
编辑：Wind
延伸阅读：
郭沛源说ESG ｜丰县事件搅动资本市场，你愿意为价值观投资么？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作者：郭沛源，商道融绿，2022-02-18
近日，江苏徐州丰县的“八孩女子”事件沸沸扬扬。很多人的朋友圈都在讨论这件事，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及时、准确回应。多所知名大学校友也有联名呼吁。2月17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宣布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
此事本身和刑事（涉嫌拐卖妇女）相关，但谁也没想到，竟然搅动了资本市场。先是一篇题为《丰县有哪些城投债》打响了“第一枪”，指向丰县的两个发债平台。文章也没写什么，就配了几张图，读者竟然都心领神会、纷纷转发，阅读量很快就10w+了。之后，又有越来越多的财经自媒体跟进。各种留言很煽情：某州的所有金融产品一律不买……
再然后，不仅城投债，连信托、金租，还有股票都开始被牵连。一篇技术文章《丰县“失火”，殃及徐州：股市超跌近30亿》，抓取涉事视频在网上传播后的10个交易日内徐州及周边地区上市公司的股价变化，由此测算丰县事件导致徐州相对周边上市公司产生5%的跌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验证一下。
丰县事件与ESG
我们无从得知资本市场的“异动”与江苏省成立调查组有多少关系，但丰县事件中所引发的资本市场的反应无疑是值得关注和分析的。投资者和“金融民工”采取“用脚投票”的简单粗暴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纵观这些年的资本市场，这样的情况也不算是头一次。2017年11月，在美股上市的红黄蓝幼儿园发生虐童事件，引起公愤，市值一夜之间几乎就缩水了38%。不过，“红黄蓝事件”里资本针对的是一家公司，“丰县事件”则是针对一个地区。在我印象中，因为一件事情在资本市场上抵制一个地区、抛售这个地区的资产，在国内应该还是第一次。
从这个角度看，丰县事件在中国责任投资历史中还是写下了一笔。网上也有一些留言提到了ESG，说“投资某县，显然违背ESG的投资理念”。这说明责任投资和ESG的理念还真是比以前普及了不少。
价值投资vs价值观投资
这些抵制的呼吁是不是管用？肯定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的。支持者认为，投资人首先是人，也要讲良知；反对者认为，投资是商业决策，不应该掺入非商业因素。从二元对立的角度看，这就是价值（Value）投资和价值观（Values）投资之争。前者更在意金融的风险收益，后者则会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为前置条件。你属于哪一类呢？
除丰县事件外，最近资本圈还有一件事情和本文话题相关。某量化投资人在群聊中说出了培养儿子当渣男的毁三观的言论。聊天记录流出后，网上是一边倒的骂声。经此曝光，我估计他儿子是没什么机会当渣男了。若理性分析，量化投资人的私德和他的投资本事应无关联。他可能很渣，但他的业绩也可能很好。但此事会不会影响你的投资意愿呢？假设你知道某基金经理的品德很渣，你会将钱委托给TA打理么？
2021年12月，商道融绿和中国责任投资论坛（China SIF）发布了一份报告《中国责任投资年度报告2021》点击阅读，里面包括个人投资者采纳责任投资的驱动力调查。结果显示，63%的个人投资者把“与自己的价值观相符”作为采纳责任投资的首要驱动力。也即对应前面提到的“价值观投资者”。
ESG的金融逻辑
前述两条选择题都把投资人置于二元对立的境地，只能选价值（放弃价值观）或只能选价值观（放弃价值），这确实不那么容易抉择。还好，现实世界没那么艰难。因为价值投资和价值观投资并不互相排斥，所以投资人可以有更灵活的选择。
比如，投资人可以给价值观划定一条线，只要价值观的指标达到一定的标准就可以成为投资标的。这就变成了在一定价值观要求上的价值投资。两者是可以协同的。熟悉ESG的读者应该知道，这就是ESG投资中的“剔除法”。这样的剔除，往往可以帮助投资人规避一些风险。在丰县事件引发的抵制城投债的文章后有一条评论，“道德是信用的基石，信用是金融的基石，如此作恶之地，一定不要投资！”，就很简明扼要地解释了ESG的一种金融逻辑。
并且，如果你足够幸运，或者你足够努力去筛选，你或许能发现“品学兼优”的投资标的和“德艺双馨”的资管机构。这样的资产和资管无疑是值得长厢厮守的。用最朴素的眼光来看，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不一定大富大贵，但也是小康之家，稳健收益可期。因此，长期资本，如养老金，就喜欢这样的类型。这也是ESG的另一种金融逻辑。
（本文首发于同名公众号，JM略有修改）
作者简介：郭沛源，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中国责任投资论坛（深圳市霁风绿色金融促进中心China SIF）理事长，担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绿色证券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UNEP FI）中国顾问，是ESG行业的资深专家。
郭博士在2012年发起China SIF，旨在推广ESG理念、促进国内外交流，每年举办夏季峰会、年会等活动。商道融绿专注提供ESG评级和数据服务、绿色债券第三方评估服务、绿色金融咨询服务。郭沛源博士在财新网、中国金融信息网等媒体开设专栏，并为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美国西东大学、荷兰蒂尔堡大学等高校讲授企业社会责任和ESG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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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行业前沿｜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的能效设计与优化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作者：罗伯·乔丹（Rob Jodan），斯坦福伍兹环境研究所，2022.08.05
译者：JM茉莉
斯坦福大学最新的一项研究可以帮助政府更明智的使用联邦新基础设施基金里的数亿资金。该研究论文发表在 3 月 31 日的《可持续城市前沿》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Cities）上。论文首创性的提出了一个新的技术框架，设计最节能的城市建筑群，包括污水处理、供冷、供暖与供电等系统。具体方法是通过集成社区的电力和水厂，优化每小时的电力和水的需求和供应。与服务于更大区域的传统能源系统相比，该方法显着降低了社区的运行成本和污染。与此同时，推广此方法也能催生更多的步行友好、宜居和经济的城市。
“我们可使用此框架着眼长期目标、预测发展效果、将计划量化，而非盲目建设”，该研究的主要作者普雅·拉扎德·赫布斯特（Pouya Rezazadeh Kalehbasti）说。做此项研究时，普雅还是斯坦福工程学院土木与环境工程专业的一名研究生。
图 ｜韩国松岛鸟瞰图，迈克尔·莱佩奇（Michael Lepech）
这座由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共同设计的城市，是可持续的高科技城市生活的典范。
城市问题亦是解决方案
据联合国估计，城市的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随着全球变暖和人口持续增长，城市水源压力与日俱增。而解决之道在于供电、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协同设计。有别于传统的功能各自分离的大型集中式工厂，本地的集成化管理可实现多重效率，例如，利用电力系统闲置的电能或热能运行废水系统，或使用废水来冷却发电系统。
使用先进技术，将电厂和水厂合二为一，设计可以相对紧凑——约两到三栋低层建筑的规模，高效回收废水至饮用水系统中。这样的工厂无异味，可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排放量低或零排放，可以满足 100～1,000 座建筑物的需求，具体取决于建筑物的大小和容纳的居民数量。在美国、中国和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和加拿大，已建成 4,000 多座综合电力和供水系统。私营企业和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在合作实践中，已看到能源效率的显着提升。
系统优化
为优化方法，研究人员对两个场景进行了 20 年的模拟运行建模。第一个场景，混合建筑和设计为传统的电网供电的传统中央污水处理厂的能源系统；第二个场景，将包含先进的正、逆渗透和滤膜技术的废水处理系统集成到建筑和能源设计中。
分析发现，与传统的分离式能源系统相比，建筑使用“电力-供水”集成系统对社会、环境和经济的碳排放影响可减少 75% ，设备生命周期成本降低20%。主要原因在于废热的再利用、废水处理过程中的电能再利用，以及用低排放，乃至零排放的本地能源系统代替区域电网来运行废水处理系统。
该方法有望向城市规划师和基础设施设计师提供一系列社区最佳配置设计。他们可以协调设计集成电力和水厂与区划规则，例如对工业建筑施加限制，以实现更环保和经济可持续的城市社区。此项研究的合著者、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的Michael Lepech教授表示：“通过将现有基础设施与新的城市技术相结合，并协同优化它们的性能，我们发现了通向全球碳减排的新的、实质性的途径。这令人兴奋。”
研究人员希望城市规划师将该框架的扩展版本用于设计其他系统，包括垃圾清理和交通控制。随着技术的进步，该框架还可以融合新的效率，例如利用电厂热量来干燥废水生物固体，从而减少处理需求并创造可再生生物燃料的来源。
土木与环境工程系Craig Criddle教授也是该研究的合著者。Lepech还是韩国仁川环球校区斯坦福中心的教职员，该中心致力于智能、可持续城市和城市社区的研究。Lepech和Criddle还是斯坦福环境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Criddle是William and Cloy Codiga资源回收中心的主任，该中心是斯坦福校园内的一个设施，用于测试和加速有前途的技术商业化，以从废水中回收清洁水和能源。这项研究由斯坦福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的Leavell Fellowship on Sustainable Built Environment和AP Thailand资助。
英文原文
编者注：
斯坦福能源系统创新 (SESI)代表了大学能源供应从 100% 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热电联产厂向电网供电和更高效的电热回收系统的转变。 SESI 由斯坦福在 2009 年至 2011 年间独立开发，它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国际能源署推荐的建筑供暖和制冷技术路线图的大型示例。
自 1980 年代以来，斯坦福大学在其所有设施中都采用了能源计量，以了解能源的使用方式和地点。2009 年 10 月，斯坦福大学发布了一项全面而长期的能源与气候行动计划。现在是第三版，该计划包括：
- 新建筑的高效标准；
- 持续提高现有建筑物的效率；
- 以及被称为斯坦福能源系统创新（SESI）项目的尖端能源供应系统。
由可持续发展和能源管理系 (SEM) 构思，并与项目管理系 (DPM)、大学建筑师办公室、土地使用和环境规划、区域管理、建筑物和地面维护以及许多其他部门合作实施， SESI 计划是一项全方位的土地、建筑和房地产项目，将在未来几十年为斯坦福大学带来巨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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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的真相与隐忧（四）
作者：鲁达，2018-09-09
公众、市场、资本：三大阻碍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桎梏
然而，上述这些深入的思考，却无关社会企业的成败，认知固然重要，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依然是我国目前阶段公众诉求、市场导向二者与社会需求的偏离程度。
首先看公众需求，随着这些年文教事业的复兴，公众的自然科学素养与社会科学素养有了非常大的提升，然而，公众需求（或者说公众诉求）依然还受困与公众整体认知水平，加上互联网领域热衷的碎片化、情绪化的信息传达方式，加剧了公众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隔阂。
其次看市场需求，尽管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金融业对市场的影响力，开始倡导供给端改革、去杠杆化等举措，但资本逐利性以及传统资本的落后性，依然在扼杀创新与智本，并试图通过资本的力量禁锢市场升级。
在文化产业，近期出现的一些案例很好玩。烂片刷新了文化产业的底限，然后资方却动用资本力量，一方面扯上名人做炒作吸引眼球，另一方面则雇佣了大量水军刷好评，同时，也强行占据了院线资源，第四点尤其恶劣，资方代表甚至公开在媒体表示：说这部片不好的消费者（及准消费者）都是恐怖分子、是邪教成员。
在文化市场不断升级，用户已经开始呼唤有深度、有思想、制作精良、专业度高的优秀文艺作品，这样的市场趋势下，资方竟然还可以这样泼辣的试图将市场水准拉回自己的舒适范围，这也是一个奇迹。然而，从短短三天的2亿票房，以及资方肆无忌惮的炒作、诋毁，可以看到，中国的市场需求提升，还会有非常大的阻力。这部片引发的社会现象中，资本的傲慢甚至惊动人民日报评论部，罕见的为发评论文章称：文化产业不是靠资本、靠IP，而是靠真正的创新与专业的执行。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影院规定，如果观众在开场10分钟内可以要求全额退票，是否对影视市场的繁荣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然而文化产业容易识别，因为文化是每个社会人都要必修的课程，即使是在社会大学。其他消费领域则更加复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消费者的利益保障如果没有机制，资方就可以作恶，市场升级也就无从谈起。而在以市场为解决人类生产与生活核心场所的今日社会，市场升级、消费升级恰恰是社会进步的重要阶梯。
这也是我们的第二个隐忧：我国的市场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市场规则，市场本身还处于无序状态，资本对市场的垄断与控制，阻碍了市场需求向社会需求靠拢。
然而资本的问题并不只此，我们再看第三个隐忧：中国的资本圈子很小很封闭，内部交易盛行，尤其是在没有监管的投融资领域，洗钱、圈钱、接力三种游戏层出不穷却甚至无法被社会发现，经济学者、公知、媒体人、大V甚至也成为合伙人。
在创新创业领域，资本方也试图阻碍市场与社会发展，神奇百货、超级课程表、泡否等所谓的明星创业项目，更多是资本在玩的“接力棒游戏”，炒热一个项目，然后高价卖给下家。
今年年初阿里巴巴一次内部创业者论坛中，大家得出的明确结论就是：目前阶段由于资本圈的互投、炒作的原因，创业已经与创新无关，成为了继炒股、炒楼之后的第三波“炒创”，创业已经成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而非创新创业应有的“智力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
这些资本的反社会行为，实质上都是在阻碍市场升级，试图将市场规则阻止在自己的舒适范围内，拒绝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打通，从而实现阻碍社会发展的举动。这也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资本逐利性对社会价值的忽略。
也正基于此，社会企业的理论界提出了耐心资本、良心资本、社会资本、智慧资本、影响力投资等种种提法，期待资本转型。然而笔者认为，这是无效的，对于已经成为社会发展阻力的资本，唯有淘汰。让其持有资本随着投资的失败、货币的增发，逐渐缩水。而新兴资本、智本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成长，并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当然，有一天，曾经的新兴资本们也会落伍，但社会进化就是这样残酷，落后者必然被淘汰。
然而目前资本集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阶层，根据清华社科院的一项研究：改革开放以后，1988年基尼系数是0.382，1994年是0.434，1997年是0.4577，到了新世纪，多数研究型的数据都证明：基尼系数不低于0.5。北师大李实教授做了一项研究，说是0.5到0.55之间；西南财大甘犁的研究表明，基尼系数0.61，高得令人吃惊。
耸人听闻的数据是：“数百亿资产的家庭，中国有不少于200家，而实质控制各类资产过千亿的家庭或财团，中国也有数十家。中国最大的私人财团，控制资产规模早已超过万亿人民币。”这些财团“出击则成团炒作，防守则抱团取暖”，他们可以操纵舆论，操纵二级市场，甚至通过补贴来制造需求。这些财团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的官民两阶层外的新兴势力。
资本阶层的数量稀少与成团结社，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创新的第二个障碍，而资本通过公关手段控制社会意识，在利益的驱动下，也已经逐渐开始挑战社会的三条底线：法律、信仰、舆论。前一段时间就有四个资本主导的恶性公关标志事件。
中国的资本家不仅有着西方资本的逐利通性，还同时有着新生资本的饥渴性、幼稚性，以及初创资本的无知与膨胀，再加上中国资本阶层的密集性，导致中国新生的资本阶层尤其缺乏思想，这都是不利于社会投资的因素。
现在，还在有越来越多的各种资本抱团事件发生，甚至一些原本代表创新力量的新兴资本，也已经开始通过办学、结社、商盟、气功、“慈善”、宗教等路径与大财团结盟，“抱团”进入了“钱快速生钱”的舒适空间。资本一旦抱团滚动、而不是互相竞争，在舒适空间里赚容易的钱，即使排除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资本财团的也会出于股东利益而扭曲市场需求、屏蔽社会需求，而非将社会需求尽可能与社会需求靠拢，他们的行为就是“股东第一、市场第二、政策第三”，员工、客户、社会、自然根本就不在资本的视野里，他们也就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谈何社会投资、耐心投资？
所以，社会企业发展的阻力，表面上看起来是企业动力不足与公益组织创造力不强，而真实的三个隐忧却是：公众教育不充分、资本财富过于密集导致的创新阻滞、市场竞争不充分及市场规则不完善导致的二级市场操控。
打破这些桎梏，既需要政府对规则的引导，也需要社会企业创投的努力，更需要整个社会意识的升级，同时，也需要社会财富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从长远看，未来的企业一定都是社会企业，尤其是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可以终结金融业对社会的实际控制权，政府意识、公众意识对市场的导向性更加明显，社会会形成政府、市场、公益三位一体的社会资源体系。
一旦触及本质，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看似与社会企业无关的政府宏观调控举措，如：去二级化、供给侧改革、分配改革、税制改革，反而比PPP、政府孵化、采购公益组织服务、慈善法等微观调控，对社会企业的诞生更具催生价值。
结语
最后，我们看到了社会企业的真相，也看到了公众、市场、资本的三大隐忧，同样也有一些探索者：
在提升公众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素养领域，一群科学青年创办了“科学松鼠会”，按社会企业模式来追求自己的社会目标，但在机构定位为营利还是非营利模式的问题上，他们左右为难。因为有盈利成分，很难得到捐款支持；因为要追求公益性，市场资本不愿光顾。后来，他们把市场经营模式和非营利公益模式相剥离，其中营利部分名“果壳”，获得了1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非营利部分名“哈赛”，获得了“果壳”10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原来是你拉我扯的“连体儿”，现在变成了两个健康活泼的“异姓”好兄弟。
当然，也许这还不够鼓舞士气，“美元”两个字，依然让我们看到了对国内社会创新环境的无奈。
今天的中国，连责任企业的发展，还处在CSR1.0\2.0\3.0\4.0共存的萌芽阶段，尽管马克思早就说过“资产阶级慈善归根到底只是一种改良主义，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因此。它不能真正改变无产阶级贫困、受奴役的命运，无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但在今天，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拼命赚钱，拼命慈善”CSR1.0思维在中国企业界、资本界心目中，还被惊叹为是“新思维”，更无法认知到“公平企业、责任企业”的做法，可以让弱势群体参与到社会进化中来，而不是接受慈善直到死去，并继续推动社会诞生新一代“弱势群体”。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思考者总会超前于时代，社会企业受制于社会意识、市场机制、资本环境、创新能力四个范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建设才能提供社会企业存活的空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也许并不需要一步到位，而是一步一步推动：
企业自身坚定履行“组织社会责任”并积极履行纳税义务与慈善捐赠职责；消费者理性、自发认可“公平交易”与慈善捐赠；政府与行业协会等暴力组织推动“公平市场”的规则与监督；各类公益组织自觉补足社会需求的服务空白。
在实际操作中，公益组织的三种探索都是有价值的尝试，当然，限于公益组织自身的资源、资金、人才结构问题，更多的意义在于探索。政府现行的三种做法也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粗略；企业界则相对吃力，这三种企业至少目前阶段在中国，都数量稀少，且发展状况两极分化严重。如果评估商界与公益界的资源能力，我想：社会企业的发展，目前阶段的要点更适合落在企业界的社会化，而非在公益组织的商业化。
至少在目前阶段，笔者更推崇企业首先成为责任企业而非社会企业：责任企业因其有明确的量化规则与考量标准，以及股市相对有章可循的社会责任投资板块，与社会企业的概念化相比，对企业而言更具实用价值。同时，生态企业的经营模式对资本而言更具诱惑力，而一旦生态企业形成，其又将不得不接受更多角度与收益相关方的约束，这也将成为责任企业的前兆。当然，生态企业的本质是一种资源模型，如果做不到CSR体系化，做不到公开透明，反而会形成更恶劣的“运作型“企业。而很多所谓的责任企业，其实也不过是渴望通过公关手段把自己变成拥有更多资源的“生态企业”罢了。
而对于公益组织的转型，我想，公平交易是将公益组织的品牌势能转化为商业动能的良好途径。总之，社会企业不应该是一个概念、一个范畴，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实操。
四界共同组建起“责任企业”+“公平交易”+“公益慈善”，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好，也许再过30年，我们会重新认知并重新定义“社会企业”这个名词。
而对于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因公益本身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恰恰在于其小众性、意识输出性、“低”效性、探索性、道德模糊性这五个二级特性，这也是暴力与商业无法履行某些社会需求的症结所在。既然社会企业与公益有其同源性——以社会需求为第一目标，那么社会企业也自然会遗传这五个特性。所以无论投资者、客户还是观察者，也都请“多一分宽容，少一些期望”，其成功率必然较低，但只要出发点符合社会一般道德标准，那么就是——“你长得那么帅，怎么做都是对的”。
对于企业来说：活下来，并真正服务社会，才是唯一的考量标准。至于是不是社会企业，就让后人总结吧！
（全文完）
（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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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的真相与隐忧（三）
作者：鲁达，2018-09-09
政府与社会企业的关联
而在政府眼里，社会企业则是另一个样子。
我们如果追溯一下社会企业的前身，就会看到英国数年前关于“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的规定，这是最接近社会企业的公司法人地位，是一种介乎于普通公司与慈善机构的新型公司组织，但它不是慈善机构，亦没有任何税务上的优惠，税率跟普通企业完全一样，但却有两个重大的限制，就是利润的分配不能高于百分之三十五，以及公司的资产不能变卖分给股东。
在政府眼里，则一切变得简单，无论梁山好汉是以替天行道为目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只是手段，还是梁山好汉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为终极目标，替天行道只是一块遮羞布，“侠以武犯禁”，触犯了法律底线都要严惩。
同样，政府的鼓励机制也不会研究社会企业的初心，而纯粹站在政府看到的社会需求角度，对政府力所不及的社会需求解决者进行补贴或者PPP模式的合营，从而将政府职能分担给商业组织与社会组织。
综合有关研究报告，到2020年，中国养老需求规模将达8万亿，是当前市场供给量4500亿的18倍；医疗健康需求也是8万亿(与养老有部分交叉)；民办教育，包括民办大中小学、学前教育、远程教育和各类教育培训需求规模在3万亿左右；环保产业产值将超过5万亿。还有家庭服务业、有机农业、残疾人就业市场等，都有巨大的社会需求与商业发展空间。
而活跃在我国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有20多万家民非。囿于民非的非营利性质，投资人无财产权、无投资回报、无融资资格、不能设立分支机构和实际上不予免税的假私济公“五不”政策，对这些领域的商业投资产生了严重抑制。2014年以来，为了推动民非转型，为商业投资开闸，10部委连续下发了10多个文件，令人目不暇接。最大突破是为“民非+公司”开方便之门。民办教育机构可以任选民非或公司体制；民非养老机构举办者可以同时以公司或私人身份，对民非进行固定资产租赁和资金借贷，“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其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并进行必要监管”（〔2015〕33号）。
在社区养老行业，政府则干脆采取了直接购买的形式，由政府出资购买全部或部分服务，以鼓励发展。一些地区的养老床位补贴甚至达到了每月2000元，已经变成了政府福利行为而非商业或公益行为，“扶上马，送一程”的做法非常简明。政府的目标非常清晰：我不管你是什么，对商业组织，我希望你能在赚钱的同时兼顾社会利益，对公益组织，我希望你能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有盈利能力。
另外，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公平交易领域做出了持久而有影响力的举措，即通过补贴与惩罚性税收，对社会与自然界的弱势群体进行价值保护。而国际化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更是直接对自然这个弱势群体做出了保护价。
企业界与政府，确实已经在社会企业的路上。而在公益界，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则是另一种形式，简单说有三种思路：其一、通过商业化思路，来解决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问题；其二、通过就业或资源变现，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使其不成为社会负担与负能量的来源；其三、通过巧妙的商业模式，将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进行转换或打包销售。
这些思路既有传统公益组织的转型思路，也有新商业发源于社会需求的思路，也有生态型企业源生于社会闲置资源的思路。
其中第一种思路，最终与企业拿出利润的大部分作为慈善捐赠殊途同归；第二种思路，海底捞坚持雇佣来自贫困地区的雇员、淘宝网坚持为低成本创业提供平台，也已经为公益组织转型树立了典范，而一些将需要保护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进行商业化，使其自身不被忽视并失去存留机会的公益项目，也是这其中的典范之作；第三种思路，则需要经营者有扭转社会思维与市场趋势的营销能力，至少在目前阶段，还鲜有成功者，笔者五年中不断尝试的公益平台，以及路人甲、米公益等，坦率的说，成功机率都不是很高。但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不仅需要先驱，更需要先烈。
我们将与社会企业相关的政、商、益三界的比对内容整理成一张表格：
而上述三种组织的三种做法，在实际中也有相同之处：
基本上，可以看作同一种思维在不同组织的不同做法。我们了解了这些常识，就会发现：任何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其实都无法准确描述出社会企业到底是什么，除非我们将中国人的“诛心之论”发扬光大。社会企业并不能用概念来定论，而需要学习责任企业或政府的模式，用丰富的规则来进行量化考量。
社会企业的真相：社会需求与公众诉求、市场趋势的偏差
要理清社会企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跨界存在，我们并不能仅仅从现象和概念上做分析，我们还需要就其理论进行更深度的思考。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三种人类资源组织行为的定义：
暴力原理：权力是公众对解决社会需求者的授权。
暴力组织的核心是权力，资源组织能力随权力的提升而提升。
暴力经济：以暴力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暴力经济。
商业原理：利润是市场对解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
商业行为的核心是利润，其效能往往随利润的提升而提升。
以商业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商业经济。
公益原理：以解决社会需求为直接目标的人类活动，我们称为公益行为。
公益行为的核心是社会需求，资源组织能力随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担当者共识三者的共鸣而提升。
以公益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良心经济。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种需求，分别是公众需求（公众眼里的社会需求）、市场需求（市场是别的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三者会一致，例如马云就曾经说过，“任何有痛点的地方，一定有商机。”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容易实现，社会需求是隐藏在公众需求、市场需求下面的历史趋势。如果所有的社会需求都能够得到公众与市场的认可，那么世界上就不需要公益慈善组织，政府和商业机构就可以满足一切。而庞大的CSR2.0体系，以及注重社会回应的CSR3.0体系，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尽可能让市场需求贴近社会需求，从而让商业价值支撑社会价值。
如果我们永远从现象分析，就会落入“严谨的废话”这个当今学界的通病，仅仅从政府、企业、第三部门的分类来看，事实上有很多误区。三种组织的定义仅仅是政府的分类，而实际上，三种组织都混杂着暴力行为、商业行为、公益行为三种资源运转方式。例如非营利组织中，行业协会、国字头基金会就事实上扮演着暴力行为执行者的角色，而很多民办非盈利组织则实质上仅仅是“商业+慈善”、或者“商业+暴力”的行为混搭体，前者如残友集团，后者如大量的PPP企业以及承接政府采购的民非组织；而如“新东方”以及大量的民办医疗、民办教育机构其实完全就是商业组织，仅仅是因为国家行政部门的“屁股问题”而不得不选择在民政体系另找门路。
那么真正的社会企业是什么样呢？其实最佳的答案，还是要在公益组织的转型路径中找寻：我们知道公益有三种类型，分别是苦逼型、创新型、先知型。分别对应权力与利润回报不充分、没有途径获得权力与利润回报、社会需求难以达成社会需求共识三种情况。而无论是回报不充分还是没有回报路径，其根本原因都是公众需求、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暴力组织与商业组织无力承担该社会责任，因此只能通过公益模式来进行责任履行，因此就有了“支付转移”这一公益行为的核心资源模型，也产生了捐赠人、受益人、公益服务者这三个角色。这也是公益的小众性、意识输出性、道德模糊性的根源。
如果我们再深入挖掘一下社会需求、公众需求、市场需求三者之间的差别，我们还会有更多发现。
公众需求本身会受两个核心要素的影响：其一是公众的范畴，不同的公益类型首先对应的是不同的利益共同体认知，而公众参与决策的程度、地位不同，就决定了公众利益从来都不会被暴力组织完全覆盖；其二则是公众的意识领域，随着不同阶段的自然与社会认知，人类的道德标准在不断变化，同时也会导致该时代的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担当者共识有时代烙印——而这三种共识，恰好是公益劝募的核心原理。公众意识与公众范畴的不充分，导致了公众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差异。
市场需求则会更复杂一些，但其核心要素依然是两个：其一是市场上消费者的意识领域，或者说叫消费习惯；第二个则是二级市场、次贷、政策对一级市场的影响。这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差异；而在今天，无论地球的哪一端，金融资本对市场的控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信息碎片化、营销日常化、产业金融化的模式下，消费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更无从理性消费并决定市场了，上个世纪我们或许还可以说消费者是上帝，今天我们只能说同时掌控了生产投资、消费贷款、营销环节、以及产业估值的资本才是市场真正的上帝。
社会需求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认识到，而公众需求则完全取决于公众整体的认知能力，市场需求更不用说了，市场规则、二级市场、次贷金融、文化习俗等各种不确定因素都会导致市场的非理性。三种需求的不吻合，恰恰造就了人类社会的丰富多彩、悲喜交加的历史与未来。
真正有能力挖掘到社会需求的人，往往与公众需求、市场需求脱节，后世可以称其为哲学家、圣贤，却唯独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商人；而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恰好大多属于这一类社会需求挖掘者，他们很难将社会需求与公众需求、市场需求做好转化，如果能够将社会需求与公众需求打通，就可以实现通畅的公众筹款。实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俯就，将社会需求解读成公众容易理解的公众需求，如免费午餐、冰桶挑战等，用公众的共情来实现传导；另一种是提升，即通过宣传提升公众对社会需求的认知。
如果将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打通，就可以实现第三种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实现的方法同样有两种，一种是俯就，将社会需求降格为市场需求，例如一些环保组织将定位调整为无公害食品、健康；另一种是提升，将市场需求引导至社会需求的认知层面，公平企业其实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而对于企业来说，履行社会企业思维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中做一个平衡，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市场的归市场，在商言商拼命赚钱，然后再拼命做慈善，这也是CSR1.0时代的典型思路，我们称为“一个商人的自我修养”；另一种则是在市场竞争中，努力进行市场教育，尽可能使市场需求接近社会需求，从而在竞争中保持“消费升级”的领先优势，这是新一代商人的典型思路，也是公平企业、CSR4.0的典型思维。
对于我国政府，挑战则在于推行。与西方式民主相比，中国的政府一向是哲学家领导，而非政治家领导，其前瞻性、视野格局，以及对社会需求的思考力，是政治家担纲型政府无法比拟的，但优劣势是辩证的，将社会需求渗透到公众意识里，并成为公众需求，则是一个挑战。一个简单的例子：政府各种公告、政策，有多少社会人士真正去看了、去了解了，并思考了背后的深意。
（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延伸阅读：
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的真相与隐忧（二）
作者：鲁达，2018-09-09
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探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公益组织目前在通过哪些战略思考让自己进入社会企业范畴。下面这个公益分类表格，是笔者在做互联网+公益时，对公益项目的梳理与分类，这种从根源进行思考的分类模式，比起那些在现象后面跟随的分类方法不仅更有效，同时还拥有一个额外功能：可以发现空白。
在这个分类中，我将公益实施分为了三类：资源注入、能力建设、权利空间，另外根据受助对象的不同，分为了人类、公共设施、生物（非人类组）、自然生态、文化、社会意识六大类，目前我们所有的现有公益类型如扶贫、助医、助学、环保都可以从其中找到位置。
同时通过这个分类法，我们也可以很轻松地看到，我国的公益领域还有很多空白。这也是互联网创业者常用的思考模式，将所有的可能列出来，再看还有哪些领域长期空白。如果永远站在现有领域进行微创新，那么不会有淘宝、滴滴、facebook等企业和新生行业。
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战略分析过程中，只需要对照这张表，就可以首先将自己的公益项目做一个定位，首先明确自己的实施类型与救助对象。
第二步则是要思考：为什么这件事必须要通过公益组织筹款来做？救助对象有哪些特质导致他们不得不沦为弱势群体，为什么我们必须通过这种实施类型来帮助他们？在帮助她们的同时给社会、自然带来了什么回报？为什么这些回报是隐形的或多维的？从而导致无法形成商业模式？——这也就是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公众需求的差异点在哪里？
为了方便大家，这里将思考过程整理成表格，任何一个公益项目，都可以通过填写这个表格来完成模式梳理：
通过对这九大项33小项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找到问题的根源，并在政、商、益、媒、学（研）五种实施模型中做出最有效的选择。
除了苦逼型公益是大家都看的需求，只是因为回报不足必须有“吃苦耐劳”的公益人来承担外，创新型、先知型公益真实的问题都是出在社会认知不足上，例如资深的环保公益人冯永锋就说过“公益其实就是传媒行业”，当然这个说法并不能覆盖全部公益行为，但在环保这种更多具有先知型、创新型的公益行为来说，确实很有代表性。
当然苦逼型公益也是可以通过政府或慈善来支撑，从而让公益人不太苦逼，但前提是社会资源已经足够丰富，可以承担这一在资源决策者眼里“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次级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苦逼型公益无论受助者还是执行者，都是在给社会非核心矛盾做补救，这也直接决定了这一类公益组织的社会资源能力的边缘性。
在清楚了自己公益项目的受助对象、帮助模式后，就可以进行新一轮分析，这时就需要用企业家的思维模式来分析。创新固然很难，但企业界的探索给了公益转型社会企业很多启发：我们可以用企业界现有的三种模型来套。
首先是公平企业的思路：我们能否将受助的弱势群体，转变为可以议价的市场资源。
例如：可以将农民手工制作的布鞋，按照平均劳动时间进行计价，从而让三个小时的手工劳动获得与三个小时的流水线相似的市场议价；可以将自然状态下生长十年的木材，获得大规模种植状态下同样时间、同样土地的木材进行价格比照；也可以将钱贷给劳动能力低下的农业人口，并以较低的利率保障落后群体的资金增值。
但这时：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矛盾就开始尖锐了。消费者会表示：我可以花15元钱购买到机器生产的布鞋，为什么要花150元购买所谓的“公平布鞋”；我可以用300元买到盗伐木材制造的写字台，为什么要花3000元购买你们所谓的带有“野生资源保护协议”的桌椅？我的钱投资给高新技术产业可以获得更高回报，我拿出这些回报的一小部分做慈善都可以让那些人活得更好，为什么我们还要保护那些“反效率、不成长”的落后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保护就是在拖人类进步的后腿，是不利于社会整体进步，这不是公益而是慈善。
这时，公平企业的模式就会遭到市场的挑战，作为社会企业的创立者，就需要在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中找到新的契机，第一个途径当然是通过公关手段，让消费者认知到“公平布鞋”是为了让社会劳动者更公平，从而保证社会的结构的稳定性；“自然议价”是为了给自然资源与时间进行公平的估价，从而避免自然生态的“雪崩时重建”造成物种灭绝；“扶贫贷款”是为了帮助生活在落后地区的人们能够共同进步，而不是让他们“自然灭绝”或形成“族群壁垒”。
然而受限于社会认知水平，这样做很多时候并不生效，于是我们就需要采用第二种方法，给公平产品赋予新的价值，例如品牌附加值、消费者社会形象提升等。例如：通过艺术家的指导，给“公平布鞋”增加文化赋值，通过对原生态、稀有木材的价值炒作，让消费者接受这一价格差异。当然，这种做法很容易从社会企业的初衷“让市场需求向社会需求弯曲”，变成“市场需求主导，社会需求受益”，甚至进一步变成“先赚钱，后捐钱”的“商业+慈善”，从而完全偏离了社会企业路径。但我们也可以退一步想：如果公众意识、市场意识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是否我们也可以退一步？正如同国家最新制订的是《慈善法》而非《公益法》，“领先半步是成功，领先一步是送死”。
当然，如果上述两种方案都走不通，社会企业的创始人还可以借鉴“责任企业”的做法，即通过推动暴力组织的法规建设或企业（行业）的自律法则，从而形成对这一类弱势资源的强制补贴：例如碳交易市场、例如北欧采取的砍伐一棵树必须补种六棵树等等。从目前世界各国暴力组织对市场的管理方法看，这确实是更有效的方法，同时也规避了资本与消费意识的“瞒天过海”。
当创始人觉得上述两种方法都走不通时，还有社会企业的第三种终极做法：生态企业。其实早在这些概念诞生之前，媒体行业的通行做法就是生态企业的做法，只是媒体的生态模型比较简单。即：用好的内容吸引读者，再将读者的眼球贩卖给广告主。这个模型虽然小，但在今天却依然适用。笔者创立的公益平台依然是这个简单的方法，将关注公益的高质量人群聚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商业价值。
当然，真正的生态企业绝不会如此简单：品牌价值带来的粉丝经济、影响力投资，社群聚合带来的行为数据挖掘；产业链衔接中带来的资源整合与产业链联动；行业需求中的多点需求共同用户群整合与打包服务；以及多元联动下的泛资本运作模型等等；这五个核心价值的整合联动都是公益项目转型社会企业可选择的模式。关于生态型企业的一些具体方法与案例，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将在我的新书《企业公关实战》里进行阐述。
这些方法事实上都在被广泛采用，然而并没有人进行过梳理与分析，并总结出实用的方法。同时，社会企业的创立者们经常陷入两个前置区：一是对某些弱势群体进行资源补贴式的商业服务，例如低息贷款、特定人群的补贴服务，这实质上依然是“伪企业、真公益”，并不具备在市场中活下去的能力，自然也无从改造市场需求，促其向社会需求靠拢；二是通过迎合现有市场需求直接赚钱，然后再去补贴，这是“真企业、真慈善、伪社会企业”，其问题是并不能真正帮助全社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但在目前阶段，至少能够为这两个共识提供传播渠道，同时也确立了“担当者共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需求都需要公益组织来承担，同时也不是所有的公益项目都适用于社会企业模式。只有社会需求与公众需求、市场需求距离较近的公益类型，有机会成为社会企业。我们知道公益可以分为苦逼型、创新型、先知型三种类型（此前在《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一文谈过，在此不再赘述），其中因社会需求本身的隐蔽性、转化渠道不畅的问题，导致大量公益模式只能继续沿用“筹款-实施”的公益路径，跨入将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结合，并实现自盈利的路径还很漫长。另外，政府对社会需求重点的投资与扶持，公益组织孱弱的行动力能否接单，也是一个大问题。
（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延伸阅读：
IIGF观点 | 日本转型金融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作者：胡晓玲、郑衍治，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2022-09-06
2020年以来，转型金融越发受到各国和国际组织的重视，相关标准和转型金融工具不断推出。在此过程中，日本积极推动转型金融的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效。本文在说明日本转型金融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挖掘其良好的经验和做法，以为我国转型金融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
一、 日本碳排放现状及碳中和目标
日本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1979年前由于日本环境污染严重且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开始确定以环境治理和发展新能源为主的减碳政策。1997年日本发布《关于促进新能源利用措施法》，并于2002年出台配套政策《新能源利用的措施法实施令》，推动电力企业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电力。2003年推出中长期能源政策指导方针《能源基本计划》，并每隔3年修订一次，2021年10月已发布第六期能源基本计划。从数据看，2013年日本碳排放量达到峰值，为12.36亿吨，人均碳排放量9.7吨，得益于2013年推行的能源改革，随后CO2排放量逐年下降。到2020年，日本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分别降至10.24亿吨、8.2吨。
分行业看，根据国际能源署2019年数据，电力及热力供应部门是第一大排放源，CO2排放量为5.06亿吨，占比47.91%。交通和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2.01亿吨、1.89亿吨，各占19.03%、17.89%。剩余部门如农渔业、住宅、商业及公共服务等占比则为15.15%。
图1：1990-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来源：国际能源署，IIGF）
日本确定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2020年10月，日本首相宣布2050碳中和目标，并于2021年5月通过《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以立法形式明确碳中和目标。2021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最新版《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重点以海上风电、氨燃料、氢能、核能、汽车和蓄电池、半导体和通信、船舶、交通物流和建筑、食品、农林和水产、航空、碳循环、下一代住宅、商业建筑和太阳能、资源循环、生活方式等14个领域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图2：日本绿色增长战略中已制定实施计划的14个优先领域
二、 日本转型金融发展现状
转型金融相关标准逐步推出。2020年日本政府认为在其已实现连续5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下，仍需针对更广泛的领域（如能源系统和难以减排的部门）进一步减排，并为长期的低碳化或去碳化研发提供资金支持，有必要制定一套向《巴黎协定》目标过渡的气候转型融资原则。为此，2020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气候转型金融原则概念文件》，认为气候转型金融应被定义为向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国家自主贡献减排目标转型的企业提供融资，包括初始投资和再融资。同时，国家和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在全球价值链角色不同，气候转型金融原则应体现包容性和灵活性。
2021年5月，基于ICMA《气候转型金融手册》，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环境部联合发布《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简称“《指引》”），为在转型金融市场发展初期时给予金融机构、企业和相关参与者提供转型融资指引。《指引》指出只要满足转型融资四个关键要素的金融工具都可视为转型融资，包括转型贷款/债券、部分绿色贷款/债券和可持续挂钩贷款/债券。这四要素包括发行人气候转型战略和公司治理、业务模式中环境要素的重要性、气候转型战略科学的目标和路径、信息透明度。
图3：日本《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转型金融工具范围（来源：日本《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
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基于《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连续发布钢铁、化学、造纸和纸浆、水泥、电力、石油、天然气等7个领域转型金融路线图，明确这7个领域转型的技术路线图和时间。并于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组织金融机构进行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压力测试。2022年8月26日，《气候变化相关风险情景分析研究报告》发布，针对日本三大银行和三大非寿险公司，以NGFS三大情景（2050净零排放、推迟转型和当前政策情景）为基准，衡量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通过信用风险对银行财务的影响（保险公司则主要考虑物理风险）。
为碳中和投资提供税收优惠。2021年8月起，日本开始实施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税收减免或特殊折旧。针对购买符合税法规定的具有显著脱碳效果产品的生产设备和购买符合税法规定的促进生产流程脱碳化且提高增加值的设备的两类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具体为三年内碳生产效率高于7%的企业可享受5%税收减免或50%特殊折旧，碳生产效率高于10%的企业可享受10%税收减免或50%特殊折旧，以激发企业使用环境友好型产品。此外，日本政府还设立数字化转型投资促进税制，对购买符合税法规定的设备和软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具体为按设备和软件取得价款的3%直接抵扣法人税或按取得价款的30%给予特别折旧，对跨企业集团数据共享和合作的情况最高可抵扣取得价款的5%。
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2021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成立2万亿日元绿色创新基金，用于需要长期持续支持的领域，包括《2050年碳中和绿色成长战略》所提及的14个重点领域，如CO2分离和捕集等技术开发、钢铁领域高炉氢还原技术和直接氢还原技术开发应用、水泥行业减碳技术开发等。该基金要求建立恰当的激励制度，将针对不同领域决定资金分配额度，并设立工作小组以审议融资计划的优先级和金额适当性。从支持力度看，以化学领域碳回收技术开发项目来看，项目总投资1561.7亿日元，基金支持金额1077.3亿元，占总投资比例为69%，支持力度较大。此外，根据2022年2月日本政府发布的《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修正案，计划于2022财年出资200亿日元设立政府“减排”引导基金，重点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废旧塑料循环利等项目提供股权融资或贷款，力争通过财政资金杠杆放大效应实现1000亿日元左右的项目规模。
表1 绿色创新基金所投的部分项目表
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IIGF
日本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2021年进入爆发期。2019年11月日本首笔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SLL）发行以来，截至2021年底，SLL新增发行规模达到3574亿日元，同比增长414%，发行数量为56笔，同比增长522%；截至2022年7月末，SLL新增发行规模为2726亿日元，超过2021年三分之二。SLL发行规模急剧增长主要得益于2020年日本环境部出台的《绿色贷款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指引》。从可持续性绩效目标SPT选择来看，主要以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加为主。
图4：日本可持续发展贷款发行规模和数量（来源：日本环境省，IIGF）
日本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快速增长。2020年10月日本首笔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发行以来，截至2022年7月末，日本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累计发行数量21笔，累计发行规模42100亿日元，平均单笔规模高达2004亿日元。从可持续性绩效目标（SPT）选择看，以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目标和碳披露计划（CDP）得分目标为主。
图5：日本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发行规模和数量（ 来源：日本环境省，IIGF）
三、日本转型金融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一）设立政府低碳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支持高碳行业转型
根据日本政府测算，2万亿日元的政府绿色创新基金可撬动企业15万亿日元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2020年7月15日，我国成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重点投资绿色交通和清洁能源等绿色领域。而对于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虽然2021年10月发布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22年5月发布的《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均指出要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支持传统产业和资源富集地区绿色转型，但我国尚未明确具体推出时间和运作模式，因此，可借鉴日本绿色创新基金运作模式的经验，因地制宜发展我国低碳转型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支持高碳行业转型。
（二）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进行低碳投资
日本实施的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和数字化转型投资促进税制对提升环境友好型产品市场规模和加强数字技术服务绿色经济能力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根据日本政府测算，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在未来10年可拉动约1.7万亿日元的社会资本。在中国，《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指出要“研究支持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更好地发挥税收对市场主体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可借鉴日本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实施经验，研究制定我国的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
（三）高度重视低碳负碳技术研发，推动成为产业发展新引擎
从日本对《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中14个领域所支持的项目以及钢铁、水泥等7个领域转型技术路线图看，日本高度重视碳中和领域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给予较大的支持力度，旨在推动日本产业升级。而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时间，碳中和任务艰巨，低碳负碳技术将在碳达峰到碳中和阶段发挥重要作用，应重视低碳负碳技术研发，对技术的研发和市场化应用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尽早推出高碳行业转型路径图，目前我国已进行相关标准研究，2022年7月底，人民银行表示将开展建筑、建材、钢铁、煤电、农业等领域转型金融标准研究，届时转型金融标准的推出将有助于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
作者：
胡晓玲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郑衍治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研究中心科研助理
研究指导：
崔 莹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
参考文献：
[1] 《气候变化相关风险情景分析研究报告》.
https://www.fsa.go.jp/common/about/research/20220412/20220412.html
[2] 日本立法新设政府“减排”引导基金.
http://japan.people.com.cn/n1/2022/0211/c35421-32349864.html
[3] 实现双碳目标的财税政策工具——以日本为例的分析.
http://ijs.cssn.cn/xsyj/xslw/rbjj/202207/t20220719_5418478.shtml
[4] 国外主要经济体减少碳排放的政策与启示——日本篇
https://new.qq.com/rain/a/20211124A0B9S700
（本文首发于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获其授权转发）
-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IIGF）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是国内首家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为目标的开放型、国际化的研究院，2016 年 9 月由天风证券公司捐赠设立。研究院前身为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1 年 9 月，研究方向包括绿色金融、气候金融、能源金融和健康金融。绿金院是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并与财政部建立了部委共建学术伙伴关系。绿金院以营造富有绿色金融精神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氛围为己任，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