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缅怀高耀洁医生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 茉莉，珠海，2023.12.29
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一个叫许三观的丝厂送茧工在生活困难的年代多次卖血求生的故事。文学源于生活。在30年前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荒唐的“血浆经济”，献血被视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携带者卖血，血站的血液制品受了污染，然后又通过不同渠道传染给健康的献血者和数以万计无辜的健康民众。因此而感染艾滋的家破人亡……
先后揭开此事的是两位医生，也是两位女性。其中一位是“吹哨人”王淑平医生。另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为这场“中原血祸”的受害者、这些底层贫民奔走，呼吁各方的关注；她自费调查，自编、自写、自费印刷了17期《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总印数达67万份。但她也因此不得不以82岁高龄流亡异乡14年，蜗居在纽约一个破旧的公寓里。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位侠女就是被誉为“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1927年12月-2023年12月10日）。美国时间12月10日，高医生在遥远的西半球落下生命的帷幕，享年96岁。JM回顾高医生的事迹，以文缅怀逝者，也致敬那些在这场“血祸”里为众人抱薪却冻毙于风雪的侠士们。
△ 高耀洁医生安详去世前一天还在寓所里写字、浇花（摄影录像：熊姐）
曾经的荣誉
高耀洁是“2003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获得者。颁奖辞这样写道：
这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但她在实现“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的人生理想的道路上却迈着坚定的脚步。她以渊博的知识、理性的思考驱散着人们的偏见和恐惧，她以母亲的慈爱、无私的热情温暖着弱者的无助冰冷。她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推动着人类防治艾滋病这项繁重的工程，她把生命中所有的能量化为一缕缕的阳光，希望能照进艾滋病患者的心间，照亮他们的未来。
1990 年，高耀洁发现因卖血造成的艾滋病村，随即向有关部门反映，但未得到任何回应。1996 年，她开始自费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走访了河南省 100 多个村庄，访问了 1000 多名艾滋病患者。
2000 年，高耀洁获得“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恩健康人权奖，2001 年获得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提名。
2003 年 7 月，高耀洁获得“亚洲的诺贝尔奖”——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该奖项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
2003 年，高耀洁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她提交了《关于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建议》的提案。
2007年，国际天文联合会把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
2009 年，高耀洁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一百位最有影响力人物”。同年，被迫移居美国。
2021年9月，新冠疫情席卷美国之时，94岁高龄的高耀洁在纽约的寓所接受采访。她说道：
“2009年我来美国的时候，只想着把手里的资料整理出书，把中国艾滋病的真相告诉世界，让那些可怜的艾滋病人得到帮助。我当时没想太多，想太多可能就出不来了。现在，我想做的事情基本完成了，我也老了，对这个世界无能为力了。”
“我做艾滋病（预防）工作，确实付出了很大代价，82岁还被迫一个人出国，但是我从不后悔。我想告诉年轻人的是，人活着不能光为自己，那样没啥意思，应该帮助别人。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这个世界就太平了。我从小受的是儒家教育，修齐治平，觉得自己吃饱饭的同时，也要让别人吃上饭。我们是人类，应该互相关心。”
“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不怕死，我只希望走的时候，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听到当初救助过的艾滋孤儿考上大学了，有出息了，成家了，生娃了。他们有的现在还给我写信。他们小时候太惨了，馍都吃不上，现在生活慢慢变好了。”
也正是在这一年，高耀洁出版了她“人生最后一本书”——《高耀洁行医往事》。位卑未敢忘忧国，耄耋之年的她拖着多病之躯飘零海外，人在纽约，心在华夏。她不与海外任何组织接触，以笔为剑，孤身奋战。
往事并不如烟
如今围绕在她身上的，是有关艾滋病防治与救助专家、妇科肿瘤病专家等荣誉，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曾因背负“国家的罪人”骂名而被广泛关注。独居美国的她，曾承受与亲人恩断义绝的现实。老伴早已辞世，儿女拒绝认她，把她视作“国家的罪人”、“流亡海外的叛徒”。在异国他乡的逼仄角落里，她曾含泪泣血，笔耕不辍，只为让更多人了解那段不为人知的惨痛过往。
高耀洁生于山东曹县一个富庶之家。她3岁开始认字，4岁就会背古诗，5岁时在家人的哄骗和吓唬下缠了“三寸金莲”。后考上了河南大学医学院，1954年毕业后成为了当地的一名医生。
十年浩劫期间，地主家庭出身的高耀洁一夜之间成了“反动分子”，被押去批斗。疯狂的小兵一拳一拳打在她的胃上，把她打到胃出血，被送到医院后不得不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只留下一截像肠子一样耷拉着。她的儿子也受到牵连，13岁少年硬是被篡改了年龄，谎报为16岁，随后被生生地丢进监狱。为此，儿子恨透了她——“如果你认错，他们就不会那么对我！”母子情份几乎就此破裂。
十年平反之后，高耀洁恢复了职务身份，被调到河南省中医院工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她所在的科室已经远近闻名，她本人还受到了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接见。
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起伏变幻的高耀洁退休了。彼时的她是享誉整个河南省的名医，到哪里都会受到当地人的热情接待。60多岁的高耀洁儿女双全，名利双收，本可享有一个富足安稳的晚年，缓步迈向人生终点。可1996年的某天，高耀洁在无意间认识的一位女病患，却彻底改变了她此后的人生轨迹。
（本篇为预约稿件，赞助者优先阅读/修改后，本站再行发布）
参考资料：
-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34685638183027127
-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MBF62G20552O25P.html
- https://yeedao.org/a359a48242/
-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LOOKA150548B0VJ.html
编辑：不夜侯、AI小白（Coze支持）对本文亦有贡献
延伸阅读：
《我的防艾路》，高耀洁
《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林世钰
悄然逝去的吹哨人王淑平：20年前她揭开了“艾滋血祸”
河南艾滋病事件，真相必须大白——写在2016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
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
电影：许三观 허삼관 (2015)
英国政府公布“血液污染丑闻”受害者赔偿方案
Death, deception and the truth behind Britain’s biggest blood scandal
The infected blood scandal — and how it was allowed to happen
用生命救助了2000多只“毛孩子”，我们记得郁雷鸣
“向阳花”支教，让针灸成了边远地区的“好医生”
“天空没留痕迹，但我们已经飞过”
埃隆：我的哲学，那就是好奇心哲学
编者按：11月29日，埃隆·马斯克在《纽约时报》2023年DealBook论坛上接受了知名记者及主持人安德鲁·索金(Andrew Ross Sorkin)的访谈。安德鲁抛出了“反犹”，竞争，数据版权，监管，言论自由，自动驾驶伦理等诸多尖锐的问题。埃隆思维迅捷，观点鲜明。被问及内驱力是，马斯克谈到了“好奇心哲学”。
马斯克是一个天才，有着很多与众不同的想法，比想法更可贵的是他有超强的执行力，几乎想到什么就去干什么。好奇心人人有，但天才则能将好奇心变为现实。终生学习实则是自我发现和终生自我教育，也许普通人从天才的思想中还是能得到些微的启发。
节选采访中关于“好奇心哲学”的部分如下。
原创：瓦砾村夫，2023-12-10
安德鲁：我想，很多人都一直想解答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你，有时他们也想知道，是什么在驱动这一切？你做着所有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受到驱动，你还会像现在这样成功吗？
我觉得你总想向自己或别人证明点什么吧？我不知道。我们都想证明些什么。
埃隆：向谁证明？
安德鲁：也许我想证明给我妈妈看，我不知道。
埃隆：如果要我来描述我的哲学，那就是好奇心哲学。
在我12岁左右的时候，我确实经历了存在主义危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不是一切都毫无意义吗？为什么不干脆自杀？为什么要存在？
我阅读了宗教书籍，我阅读了哲学书籍。老实说，特别是德国的哲学书让我相当沮丧。我希望你们在青少年时期不要读叔本华和尼采的书。
但后来我读了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这是一本以幽默的形式讲述哲学的书。
亚当斯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该提出什么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说答案是42。基本上，地球就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而他得出的答案就是42，但要弄明白问题是什么，这才是真正困难的部分。
我认为这在物理学中也普遍适用，只要你能正确地提出问题，答案其实是最容易的那一部分。
我当时的动机因素是，我的生命是有限的。在银河系的时间尺度上，我的生命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如果我们能扩大意识的范围和尺度，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找到关于宇宙这个答案的问题，也许我们还能找到生命的意义，甚至该提出什么正确的问题。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去往哪里？外星人在哪里？有外星人吗？这些问题。是不是有新的物理学发现？或许，会有一些关于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真正的问题。
SpaceX公司的目的，是可持续地将生命延伸到地球之外，这样我们至少可以通过费米大过滤器之一，也就是跨越单一行星文明。
如果我们是单一行星文明，那么我们就只是在等待灭绝事件的发生，不管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如果你是一个单行星文明，最终这个行星将会发生一些灾难，你也会死去。
如果你是一个多行星文明，你的生存时间将大为扩大。同时，成为多行星文明，那是成为多恒星文明，翱翔于群星之间的很自然的基石。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防御性的动机，它也赋予了人类探索的意义。
让我结束这个哲学观点话题，它可能听起来有些晦涩，但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共鸣。
我们必须通过这个费米大过滤器，跨越单行星文明的大过滤器。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更可能理解宇宙的本质，以及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如果你相信好奇心的哲学，那么我认为你应该支持这个雄心。
但成为一个多行星物种，不仅仅是为所有的生命集体购买生命保险，那是一个防御性的理由。
但我也认为，生命不仅仅是解决一个又一个令人悲伤的问题，必须有理由让你在清晨醒来时，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高兴。你必须有理由说，为什么你对未来感到兴奋？是什么给了你希望？
如果你不确定，可以问问你的孩子们。
而且我认为，我们能够成为航天文明，遨游星际，这个想法非常鼓舞人心，令人兴奋，值得期待。这个世界需要这样的东西。
安德鲁：让我问你一个关于自信的不同问题。
我们之前在这里讨论过，人们从哪里获得自信。有些人缺乏安全感，另一些人则非常自信，而我想到了你。因为你有一段非常有趣的历史，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你错了。
埃隆：嗯，有时他们是对的。
安德鲁：有时他们是对的，但我想说的是，说到特斯拉，说到SpaceX，人们都说你疯了。你疯了，这根本不可能发生，你永远不会成功。
而我想问你的是，当人们说你错了，这是不对的，你会不会仔细倾听，然后说，这是对我的警示，因为太经常有人说我错了，但我知道我是对的，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
或者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人对你说“埃隆，这样做是不对的”？
埃隆：我觉得你想说的是，我现在是不是认为，因为我对了很多次，以至于此时此刻我相信我是对的，但事实上我错了？
安德鲁：理解力满分，你觉得呢？
埃隆：不，我是对的。哈哈。
是这样的，物理学冷酷无情，物理学冷酷无情。我提出了一种微不足道的说法：物理学是法则，其他一切都只是建议。
这是说，你可以违反人类制定的任何法律，但要想打破物理定律，那真是难上加难。如果你错了，并且一直错下去，火箭就会爆炸，汽车就会失灵。
我们并不是在找出哪种口味的冰激凌最好吃。如果火箭发射的过程可能发生一千种情况，只有一种能让火箭进入轨道。在和物理对象打交道时，错误就会导致失败。
（本文节选自马斯克参加纽约时报DealBook论坛的访谈记录，点击查看完整视频）
编辑：一白
图片：来源网络
延伸阅读：
教育说
郑永年：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
作者：郑永年，2017
编者注：2023年11月29日，雷军以个人名义，向母校武汉大学捐赠13亿元人民币。同为校友的易中天，向母校武汉大学献诗三首，并回忆了十几年前捐款设立了胡国瑞奖学金的后续募集的不太成功的往事。一个是商人，一个是文人，“钞能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作家富豪榜也证明了文人也是可以通过写字致富。
近日无意间看到多路媒体转载了郑永年教授的一篇旧文，文中提到：“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的说“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已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其当年预言：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审视当下，是否真是如此呢？
无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就经济而言，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并且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
中国知识界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从原先计划经济向中国自身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就社会发展而言，这些年里中国已经促成了数亿人口的脱贫，同样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尽管还有很多穷人，但人均国民生产所得也已经接近9000美元。
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同样显著，包括人口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等。就政治而言，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制度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化解了各种危机；尽管仍然被西方简单地视为权威主义体系，但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现出其高度的韧性和灵活性，与时俱进。
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这个责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国大学众多，每年都有很多校庆，不过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次羞辱。
有些知识人要名利双收
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的说“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已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至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文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这是一个辉煌的知识时代，没有这个时代，就很难有今天人们所看到所体验到的西方文明。中国也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铸造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就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些时候也表现为群体知识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但群体知识仍然是基于个人知识体系之上，只是一些学者之间有了共识，才形成为互相强化的群体知识。
同时，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环境里，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这个阶层创造的，但应当指出的是，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就没有责任，政府既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有效的环境，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创造。因此，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知识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要回答“我们的知识创造者干什么去了呢？”这个问题。
一个一般的观察是，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吹牛拍马
争名于朝。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从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学的目标就是从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现在从学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论上说）了从官，并且两者之间有了边界。尽管大多知识人士为官了，但“为官”的心态仍然浓厚，因此还是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争名于朝。当然，这背后还是巨大的“利益”。竞相通过和“朝廷”的关联来争名，这个现象随处可见。
一些学者给政治局讲一次课就觉得自己非常地了不得了。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人们以争取到大领导的批示和认可作为了最重要的指标。更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竭尽吹牛拍马之功能。无论是被邀请给政治局讲课还是文章拿到了领导的批示，这可以是一个指标，但并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标。知识有其自己的指标。如果知识人以这些东西来衡量自己的知识的价值，那么不仅已经是大大异化了，而且很难称得上知识。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个新生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是远离的。从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以其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的每一步都是在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
知识付费与知识的未来
在现代社会，除了和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发生关系，知识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来争名利。例如，争名于“名”，即通过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尝不可，而且也是知识生产和创造的手段。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例如王阳明。王阳明是个大家，现在被炒得很红火。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阳明学”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庸俗不堪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搅乱人们的心。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见，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而那些“牛、鬼、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中学如此，西学也如此。例如马克思。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中国拥有着最大群体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马克思研究者，因为马克思几乎已经成为官方的“国学”。但是认真去读一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有多少人懂马克思。马克思只是他们的政治，只是他们的饭碗。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人通过互联网走向了“市场”，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当然更多的是充当“贩卖者”，即没有自己的知识，而是贩卖人家的知识。互联网是传播知识的有效工具，但这里的“贩卖”和传播不一样，传播是把知识大众化，而“贩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钱财。
看看眼下日渐流行的“付费知识”就知道未来的知识会成为何等东西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角落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大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而后者的力量如此庞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大家争俗、争媚，媚俗和流量无疑是正相关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会影响力等同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官方媒体也和众多自媒体一样，堂而皇之地媚俗。
名利只应该是知识的副产品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上，不乏知识人被权力和资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名利并非是追求而来的，而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副产品。
很多学者生前所生产的知识，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穷困潦倒。那些能够远离名利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屈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毛泽东曾经评论过屈原，认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被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引自邓力群著《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
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一个毫无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呢？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民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近来自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为此，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最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补充的是，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人。
有了以追求知识的知识人之后，这些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和发展；而在缺少知识人的情况下，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一个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这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道理很简单，人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知识是需要的，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在很大程度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数十年可以相像的。
（本文原题《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的名利场》，首发于《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7期）
作者简介：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曾任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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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娅杂谈｜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专栏】| Conlumists>陈娅杂谈
JM特约撰稿人 陈娅，香港， 2023-11-30
今年深港两城恢复通关以来，陆续有媒体报道“反向代购”潮。恰逢赴港会友，顺道探访香港药店，发现依旧是人头攒动，游客“打卡”热度依旧。被购买最多的是香港、日本、新加坡和泰国等地的中成药产品。我不由好奇：“既然中国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如此旺盛，为何他们不进军中国内地呢？”
友人出生于香港，虽从小接受西式教育，留学欧洲，在欧美工作多年，但对内地的营商环境也颇有研究：“（进入内地）一是渠道成本很高，二是品质难控制。香港正规药店里的正货品质有保障。”此言一出，即刻让人联想到我们的食品安全“老大难”。治病用药，只要对症下药，药“好”病除。而我们的婴儿奶粉质量都管不好，的确难确保药“好”。
虽然中国是中医药发源地，有着巨大的市场基础，但在中成药的现代化上，远不如日本。表面上看，这是因为日本人将西药工业、化学工业的技术成单元地搬入汉方制剂的生产中，且采取了比我们严格程度高的多的品质管控。日本汉方生药制剂协会称，日本八成的生药产自中国。日本最大的汉方药企业津村在中国建立了70多个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药材种植基地，作为对比，国内的白云山GAP基地60多个、商务部认定的首批“中华老字号”之一同仁堂才12个，实力悬殊。国外对于中药材有两个核心要求，一是安全性指标，二是必须要求溯源。日本最少需要检验200多项安全指标，欧洲人要求检测400多项指标。比如检查黄曲霉毒、铅、锌、铁、钴、镍、钒、铌、钽、钛、锰、镉、汞、钨等重金属是否超标，还是是否残存农药等。而国内市场上流通的中药材，大部分不检查农药指标。
香港友人使用中成药，但不相信“中药”。究其缘由，一是治病方法，二是对环境——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的信任度不同。身边不少朋友与他持类似观点。他们普遍高学历，大多曾留学西方，或在海外生活过多年。他们认为，药物一定要经过相关的科学实验，比如双盲测试。日本汉方药以西方医学的标准推向市场，药效经过一整套的科学方式论证，所以他们认为日本汉方药的研发生产过程严谨，这种中成药和西药没有区别。他们认同的实则是西方的科学体系。在这套科学体系下，产品是标准的，能保证统一的配方，有同样的疗效。
在某种程度上，标准化的治疗方案和药物的确释放了医生的生产力，治疗了更多病人。但医生不是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面对的不是工业产品零件的修理、组装工作，而是多器官高关联、身心相互影响的机理复杂还在被不断被探索的生命系统。中医治症不治病，核心是辩症，辨症错了，一路错。单一症状是独立的，多症状具有关联性。如何快速诊断和预判，如何采取最简洁的药方或治疗方法，就考验医术高下了。故此，不同中医医生对同一个病症，同一个病人会采取不同的疗法，不同的药方。这本身就是中医的灵活特性所在。但也正是这种模糊性导致了一些人不相信中医——治病没有标准，治好或没治好全凭运气——遇到了什么样的医生。毕竟让一个人判断医生是否靠谱的门槛太高，而有统一标准的药品则有行政管理部门来把关，普通人认准的是“官方”二字的信用背书。虽然官方信用有天然权威性，但被毁也是旦夕之间。
第二个因素在于环境。同样的中成药，同样的工人，在内地生产就很难保证产品品质，从种植的源头上也很难管控。这就涉及我们整个的行政管理体系问题。按友人的观点，香港会比中国内地城市强一些，因为毕竟香港守规则的历史由来已久，处罚也比较严格，相对更法治，行业规则的制定者曾靠民选上位，谁给选票为谁效力。反之，如果不是靠民选而是上级指派，那么自然是为谁效力就能得到上位机会。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同一片土地上生长的中草药，出口的能达标，不达标的只能在国内流通。每一环节都决定最终结果的好坏。谁为结果负责？谁因结果的好坏而获利或受损？理性人都趋利避害，给足够的“利”就能有高标准的产出，处罚力度足够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个人以为，“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技术不是问题，管理方法上也有他山之石可借鉴学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打破现有利益链，引入破局者，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权衡取舍在上不在下。诸如此类，各行各业比比皆是。
友人提到“内地渠道成本很高”的潜台词是：行业“潜规则”会增加海外中成药产品上市的无形成本，如果这些成本不能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就会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再结合近年持续的医疗行业反腐运动所披露的数据想一想，这个隐形成本可见一斑。当然，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只是，这已然超出我和他在如今的香港街头可闲谈的范畴了。
蚍蜉不足以撼树，个人改变不了环境，不是国际大环境改变国家小环境，就是国家大环境改变行业小环境，再到行业大环境改变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大潮是无法逆转的呢？从这个角度想一想，随波逐流才是正确的选择啊！而这也正是大部分人的选择。我们的处境正是自己选择的结果。
作者简介：陈娅，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
编辑：不夜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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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
整理：涂元季、顾吉环、李明
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
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2009 年11月5日11版：文化，原标题为《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
JM编后语：
教育部12月5日宣布，预计2024学年中国大学和研究生院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79万人，比23学年增加21万人，创历史新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6 月份年轻人（16-24 岁）的失业率为 21.3%，这是自 2018 年 1 月毕业季开始以来的最高值。
据教育部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2024考研报名人数438万，十年来首次大幅回落。
根据中公教育提供的统计数据，截至10月24日，2024 年国考报名人数超 291 万，再创历史新高。平均竞争比为66:1。从近三年国考报考情况来看，热度不减：2021年度国考报名人数为150万余人，2022年度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02万人，2023年度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50万人。
2023年12月11日是钱学森诞辰112周年。钱老在十三年前说，他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像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校，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言犹在耳。环境是重要教育资源。大学的环境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社会环境是否自由而宽松的适合创新，是否有发表不同见解的渠道，敢于挑战权威的人是否不被打压……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过程的一部分。学校应为一个人创建一个智力和精神的基础。创建学校的目的，是将历史上人类的精神内涵转化为当今生气勃勃的精神，并通过这一精神引导所有学生掌握知识 和技术。今天在大学和技术学院则渗透着:无休无止地招收学生， 增加所谓必需的讲座和练习，像填鸭般地用那些诸如形式下之 “器”的东西，塞满学生的头脑，而对本真存在之“道”却一再失落而不顾，这无疑阻挡了学生通向自由精神之通衢。不成系统的专业和知识，传授考试技巧等等，这些都削弱了原初的精神生活，削弱 了学生的反思能力，以及独立自主的个性和对一个问题反复思考 的习惯。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在1978年拉开序幕。2010年至今的综合改革期，主题是全面质量提升，主要措施包括创新创业教育的推进、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和“双一流”建设的实施。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大学的环境创设成果如何呢？是否在向钱老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呢？
编辑：Jas
插图：SQM摄影作品之瑞士山间（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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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教育的精髓在于思辨和表达
作者：陈志武
一、多数中国学生不善表达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的教育，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
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
我有两个女儿，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
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
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
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
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二、为什么中国公司只能卖苦力
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
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艰难？光靠在街上挂很多横幅、标语，在核心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就能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比如，讲到中国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广东，还是其它省份，都很难建立品牌。
所以，难以通过品牌赚更多钱，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或者一些机器和电脑，只能是卖苦力。
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
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系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三、思辨能力才是核心能力
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就不同，是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
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
但是，我发现过去的四五十年，特别是三四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通识教育。
所以，在耶鲁大学，我们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
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掉在其它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
我们不主张他们在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专家。如果有学生在大学四年时真的成了专家，我们不以为那是一种成功，反而会是一种失败。
当然这也跟耶鲁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总统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的历史系教授就想，既然以前出了这么多总统，说不定今天在校的哪个学生以后也会成为总统，怎么办？
于是我们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这是持续一年长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
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
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
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这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
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四、人文通识是必备的基础教育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的学校是如何办的呢？
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她们的经历大概是这样：
首先，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就放学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学习。
老师如果布置作业给学生，很多家长会抱怨，说“你怎么给我的女儿、儿子这么多作业，那他们还过不过日子了？他们一生的幸福是我们更关心的，你不要让他们回家后每分钟都花到作业上，最后他们变成了人还是变成了机器？”
所以，学校与家长谈判的结果，往往是这样一个结局：美国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以前都不会布置作业。有没有考试呢？初一之前没有考试。
而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
放心好了，美国学生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们的课程安排往往比较广泛。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课程。
每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以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等等；明年了解非洲、拉美等等。
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深度会慢慢地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
我们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务业、做市场营销、做外贸，如果他们对其他的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行？而有了这些从小学到的知识，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会有问题。
当然，沿着这种方式去培养，很容易让我们说：“他们怎么能够做工程师、做专家呢？”但这也没关系，美国本身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因为制造业已经由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胜任了。
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教育知识的结构，反过来，教育知识结构又会决定其经济的产业结构。
五、思辨和表述训练始于幼儿园
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园开始就重视的强项。
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
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
我们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女儿她们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会花一年时间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
她们就学到，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设，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问题去找数据，第三步是做分析、检验假设的真伪，第四步是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
如果结论是证伪了当初的假设，那么，为什么错了？如果是验证了当初的假设，又是为什么？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
这个过程讲起来抽象，但是，老师会花一年的时间给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做实验。这种动手不是为考试，而是最好的学习，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自己被别人愚弄。这种动手所达到的训练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靠自己思考、靠自己找问题，这非常出色。
实际上，如果按照我女儿她们在小学四年级就学到的科学方法标准去判断，国内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类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没法及格，因为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
这些都跟我们没有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强化科学方法的教育训练有关，跟没有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的习惯有关。
在小学没有考试，学生还做什么呢？
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所谓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说课题。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做5到15分钟的讲解。
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刚才讲到品牌跟市场营销很有关系，因为品牌、市场营销都跟表述技能有关。
关于研究性项目，我的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对北京的气候感兴趣，她在社会课上对其做了一项研究，把北京一年12个月中每月降雨量、温度的历史数据收集起来，然后计算历史上每个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计算每个月温度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然后再分析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况的关系，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
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
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网要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
这就是美国教育厉害的地方，你看一个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经这么成熟，以至于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
但在国内，一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即使到读博士研究生时期，还不一定具备这些研究素养、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连做个研究助理可能还不合格。
六、有思辨能力，方有经济转型
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讨论问题时，她们一听到任何话，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得住脚。
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的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
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
正因为这样，美国100个人里，随便挑80个，那80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卖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能够给你足够多的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营销这门学问是在美国出现、发生和发展的。
美国教育体系给每个人都提供了那么多自我表述的机会，等他们长大后，特别是念完MBA以后，在他们介绍产品和自己的研究与想法时，至少不会站在一群人面前就发抖，没办法说出话来。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人才、思辨型人才。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劳动力的工厂。
没有深入的思考，学习就没有意义，不能把思考所得顺利的表达出来，就只能孤芳自赏，在原地踏步。思辨和表达的意义，正如陈志武在文中阐述的那样，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体现，正是这一点让人与流水线上的机器区别开来。
长久以来，我们的学校和家庭都太过注重成绩，为了应试，学生耗费了几乎所有精力。而最终结果，常常是学生被打造成了有用的机器，却因此失去了鲜明的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必然缺乏创造性，这样的人形成的社会也必然缺乏创造力。
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想要培养思辨和表达该怎么做呢？如何跳出这个怪圈，实现思辨和表达的升级？如陈志武所说，最重要的当然是从小培养。
不过，思辨和表达的能力，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小时候错过了就再也无法弥补，绝大部分还是取决于自身的刻意训练和习惯的养成，因此，只要开始就不算晚，培养一种能力最好的时机是小时候和现在。
作者简介：陈志武，现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市场监管、资本市场、证券投资管理、公司治理、公司财务与组织战略、股票定价等问题。
（本文摘自爱思想）
编辑：不夜侯
插图：徐锦（大石）书画作品 ｜拟董源《龙宿郊民图》 139✖️83，待售（可直接联系微信：up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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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想改正风气，必须改正教育，想改正教育，必须改正一般人的价值意识。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我初到英国读书时，一位很爱护我的教师——辛博森先生——写了一封很恳切的长信，给我讲为人治学的道理，其中有一句话说:“大学教育在使人有正确的价值意识,知道权衡轻重。”于今事隔二十余年，我还很清楚地记得这句看来颇似寻常的话。在当时，我看到了有几分诧异，心里想：大学教育的功用就不过如此么?这二三十年的人生经验才逐渐使我明白这句话的分量。我有时虚心检点过去，发现了我每次的过错或失败都恰是当人生歧路，没有能权衡轻重，以至去取失当。比如说，我花去许多工夫读了一些于今看来是值不得读的书，做了一些于今看来是值不得做的文章，尝试了一些于今看来是值不得尝试的事，这样地就把正经事业耽误了。好比行军，没有侦出要塞，或是侦出要塞而不尽力去击破，只在无战争重要性的角落徘徊摸索，到精力消耗完了还没碰着敌人，这岂不是愚蠢?
我自己对于这种愚蠢有切身之痛，每衡量当世人物，也欢喜审察他们是否犯同样的毛病。有许多在学问思想方面极为我所敬佩的人，希望本来很大，他们如果死心塌地做他们的学问，成就必有可观。但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名望很高，每个学校都要请他们演讲，每个机关都要请他们担任职务，每个刊物都要请他们做文章，这样一来，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去做一件事，用非其长，长处不能发展，不久也就荒废了。名位是中国学者的大患。没有名位去挣扎求名位，旁驰博骛，用心不专，是一种浪费；既得名位而社会视为万能，事事都来打搅，惹得人心花意乱，是一种更大的浪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为人”“为己”的冲突中，“为人”是很大的诱惑。学者遇到这种诱惑，必须知所轻重，毅然有所取舍，否则随波逐流，不旋踵就有没落之祸。认定方向，立定脚跟，都需要很深厚的修养。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儒家在人生理想上所表现的价值意识。“学也禄在其中”，既学而获禄，原亦未尝不可；为干禄而求学，或得禄而忘学便是颠倒本末。我国历来学子正坐此弊。记得从前有一个学生刚在中学毕业，他的父亲就要他做事谋生，有友人劝阻他说:“这等于吃稻种。”这句聪明话可表现一般家长视教育子弟为投资的心理。近来一般社会重视功利，青年学子便以功利自期，入学校只图混资格作敲门砖，对学问没有浓厚的兴趣，至于立身处世的道理更视为迂阔。这是价值意识的混乱。教育的根基不坚实，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以至于整个文化。轻重倒置，急其所应缓，缓其所应急，这种毛病在每个人的生活上，在政治上，在整个文化动向上都可以看见。近来我看了英人贝尔的《文化论》(Clive Bell: Civilization)，其中有一章专论价值意识为文化要素，颇引起我的一些感触。贝尔专从文化观点立论，我联想到“价值意识”在人生许多方面的意义。这问题值得仔细一谈。
自然界事物纷纭错杂，人能不为之迷惑，赖有两种发现:一是条理，一是分寸。条理是联系线索，分寸是本末轻重。有了条理，事物才能分别类居，不相杂乱；有了分寸，事物才能尊卑定位，各适其宜。条理是横面上的秩序，分寸是纵面上的等差。条理在大体上是纯理活动的产品，是偏于客观的；分寸的鉴别则有赖于实用智慧，常为情感意志所左右，带有主观的成分。别条理，审分寸，是人类心灵的两种最大的功能。一般自然科学在大体上都是别条理的事，一般含有规范性的学术如文艺伦理政治之类都是审分寸的事。这两种活动有时相依为用，但是别条理易，审分寸难。一个稍有逻辑修养的人大半能别条理，审分寸则有待于一般修养。它不仅是分析，而且是衡量；不仅是知解，而且是抉择。“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件事本很琐细，但足见孔子心中所存的分寸，这种分寸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
所谓审分寸，就是辨别紧要的与琐屑的，也就是有正确的价值意识。“价值”是一个哲学上的术语，有些哲学家相信世间有绝对价值，永驻常在，不随时空及人事环境为转移，如康德所说的道德责任，黑格尔所说的永恒公理。但是就一般知解说，价值都有对待，高下相形，美丑相彰，而且事物自身本无价值可言，其有价值，是对于人生有效用，效用有大小，价值就有高低。这所谓“效用”自然是指极广义的，包含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实益，不单指狭义功利主义所推崇的安富尊荣之类。作为这样的解释，价值意识对于人生委实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如果根本没有价值而我们去追求，只追求较低的价值，我们就打错了算盘，没有尽量地享受人生最大的好处。有正确的价值意识，我们对于可用的力量才能作最经济的分配，对于人生的丰富意味才能尽量榨取。人投生在这个世界里如入珠宝市，有任意采取的自由，但是货色无穷，担负的力量不过百斤。有人挑去瓦砾，有人挑去钢铁，也有人挑去珠玉，这就看他们的价值意识如何。
价值意识的应用范围极广。凡是出于意志的行为都有所抉择，有所排弃。在各种可能的途径之中择其一而弃其余，都须经过价值意识的审核。小到衣食行止，大到道德学问事功，无一能为例外。
价值通常分为真善美三种。先说真，它是科学的对象。科学的思考在大体上虽偏于别条理，却也须审分寸。它分析事物的属性，必须辨别主要的与次要的；推求事物的成因，必须辨别自然的与偶然的;归纳事例为原则，必须辨别貌似有关的与实际有关的。苹果落地是常事，只有牛顿抓住它的重要性而发明引力定律；蒸汽上腾是常事，只有瓦特抓住它的重要性而发明蒸汽机。就一般学术研究方法说,提纲絜领是一套紧要的功夫，囫囵吞枣必定是食而不化。提纲絜领需要很锐敏的价值意识。
次说美，它是艺术的对象。艺术活动通常分欣赏与创造。欣赏全是价值意识的鉴别，艺术趣味的高低全靠价值意识的强弱。趣味低，不是好坏无鉴别，就是欢喜坏的而不了解好的。趣味高，只有真正好的作品才够味，低劣作品可以使人作呕。艺术方面的爱憎有时更甚于道德方面的爱憎，行为的失检可以原谅，趣味的低劣则无可容恕。至于艺术创造更步步需要谨严的价值意识。在作品酝酿中，许多意象纷呈，许多情致泉涌，当兴高采烈时，它们好像八宝楼台，件件惊心夺目，可是实际上它们不尽经得起推敲，艺术家必能知道割爱，知道剪裁洗炼，才可披沙拣金。这是第一步。已选定的材料需要分配安排，每部分的分量有讲究，各部分的先后位置也有讲究。凡是艺术作品必有头尾和身材，必有浓淡虚实，必有着重点与陪衬点。“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艺术作品的意思安排也是如此。这是第二步。选择安排可以完全是胸中成竹，要把它描绘出来，传达给别人看，必借特殊媒介，如图画用形色，文学用语言。一个意思常有几种说法，都可以说得大致不差，但是只有一种说法,可以说得最恰当妥帖。艺术家对于所用媒介必有特殊敏感，觉得大致不差的说法实在是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并且在没有碰着最恰当的说法以前，心里就安顿不下去，他必肯呕出心肝去推敲，这是第三步。在实际创造时，这三个步骤虽不必分得如此清楚，可是都不可少,而且每步都必有价值意识在鉴别审核。每个大艺术家必同时是他自己的严厉的批评者。一个人在道德方面需要良心，在艺术方面尤其需要良心。良心使艺术家不苟且敷衍，不甘落下乘。艺术上的良心就是谨严的价值意识。
再次说善，它是道德行为的对象。人性本可与为善，可与为恶，世间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可知为恶易而为善难。为善所以难者，道德行为虽根于良心，当与私欲相冲突，胜私欲需要极大的意志力。私欲引人朝抵抗力最低的路径走，而道德行为往往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这本有几分不自然。但是世间终有人为履行道德信条而不惜牺牲一切者，即深切地感觉到善的价值。“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醇儒，向少作这样侠士气的口吻，而竟说得如此斩截者，即本于道重于生命一个价值意识。古今许多忠臣烈士宁杀身以成仁，也是有见于此。从短见的功利观点看，这种行为有些傻气。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就贵在这点傻气。说浅一点，善是一种实益，行善社会才可安宁，人生才有幸福。说深一点，善就是一种美，我们不容行为有瑕疵，犹如不容一件艺术作品有缺陷。求行为的善，即所以维持人格的完美与人性的尊严。善的本身也有价值的等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奢也宁戚。”重在内心不在外表。“男女授受不亲，嫂溺援之以手”，重在权变不在拘守条文。“人尽夫也，父一而已”，重在孝不在爱。忠孝不能两全时，先忠而后孝。以德报怨，即无以报德，所以圣人主以直报怨。“其父攘羊，其子证之”，为国法而伤天伦，所以圣人不取。子夏丧子失明而丧亲民无所闻,所以为曾子所呵责。孔子自己的儿子死只有棺，所以不肯卖车为颜渊买椁。齐人拒嗟来之食，义本可嘉，施者谢罪仍坚持饿死，则为太过。有无相济是正当道理，微生高乞醢以应邻人之求，不得为直。战所以杀敌制胜，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得为仁。这些事例有极重大的，有极寻常的，都可以说明权衡轻重是道德行为中的紧要功夫。道德行为和艺术一样，都要做得恰到好处。这就是孔子所谓“中”，孟子所谓“义”。中者无过无不及，义者事之宜。要事事得其宜而无过无不及，必须有很正确的价值意识。
真善美三种价值既说明了，我们可以进一步谈人生理想。每个人都不免有一个理想，或为温饱，或为名位，或为学问，或为德行，或为事功，或为醇酒妇人，或为斗鸡走狗，所谓“从其大体者为大人，存其小体者为小人”。这种分别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哲学家们都承认:人生最高目的是幸福。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对于这问题也各有各的见解。积学修德可被看成幸福，饱食暖衣也可被看成幸福。究竟谁是谁非呢?我们从人的观点来说，须认清人的高贵处在哪一点。很显然地，在肉体方面，人比不上许多动物，人之所以高于禽兽者在他的心灵。人如果要充分地表现他的人性，必须充实他的心灵生活。幸福是一种享受。享受者或为肉体，或为心灵。人既有肉体，即不能没有肉体的享受。我们不必如持禁欲主义的清教徒之不近人情，但是我们也须明白:肉体的享受不是人类最上的享受，而是人类与鸡豚狗彘所共有的。人类最上的享受是心灵的享受。哪些才是心灵的享受呢?就是上文所述的真善美三种价值。学问、艺术、道德几无一不是心灵的活动，人如果在这三方面达到最高的境界，同时也就达到最幸福的境界。一个人的生活是否丰富，这就是说，有无价值，就看他对于心灵或精神生活的努力和成就的大小。如果只顾衣食饱暖而对于真善美漫不感觉兴趣，他就成为一种行尸走肉了。这番道理本无深文奥义，但是说起来好像很迂阔。灵与肉的冲突本来是一个古老而不易化除的冲突。许多人因顾到肉遂忘记灵，相习成风，心灵生活便被视为怪诞无稽的事。尤其是近代人被“物质的舒适”一个观念所迷惑，大家争着去拜财神，财神也就笼罩了一切。“哀莫大于心死”，而心死则由于价值意识的错乱。我们如想改正风气，必须改正教育，想改正教育，必须改正一般人的价值意识。
（本文摘自《文艺青年的自我修养》）
作者简介：朱光潜（1897-1986）美学家。安徽桐城人。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科教育系。1930年获英国朱光潜爱丁堡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33年获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文科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授、教务长。1946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代院长，中国美学学会第一届会长，民盟第三至五届中央委员。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毕生从事美学教学和研究，在西方美学思想和中西方文化研究方面造诣较深。著有《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译有黑格尔（德国作家）《美学》等。
编辑：不夜侯
配图：肖建华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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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 上海，2023-8-10
张博二十多年前考入第一军医大学，学的是西医，轻狂年少时是个“中医黑”，却怎么也预料不到如今的他不仅自学中医给患者治病，还拜师名老中医王幸福医师。他整理了王老师的医案成书《医案春秋》，并在书中序言回忆了自己是如何与中医结缘的：
我毕业后在基层部队工作，紧张的训练和生活让时间过的很快，偶然因为一次冬季集训我落下了膝关节疼痛的问题。上级医院磁共振检查，一切正常，但就是左膝酸软无力，上下楼梯尤为明显。西医诊治无望，恰巧单位分来了中医学院毕业的学生，用针灸治疗官兵，我也试着扎了几次，症状缓解很明显。于是对中医产生了兴趣，在网上找来倪海厦老师的视频，开始了针灸自觉之路。因为有西医解剖基础，所以针灸学起来并不困难。一个月后，我就买了针灸，在自己身上试针。一针下去，颈椎疼痛就缓解了。于是开始从身边的战友扎起，扎一个好一个。慢慢的，用针灸技术解决了很多官兵的疼痛问题，并因此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针灸的治疗效果坚定了我学习中医的决心，又开始学习中药，方剂。自学几年后，一位老班长急性支气管炎来拍片子，拍完片子建议他服用中药试试，毕竟咳嗽了一周，西药也没什么效果。老班长自己拿着方子抓了副药试试，结果第二天就正常参加体能训练了。我真正见识了什么叫“覆杯而愈”。
随着患者越来越多，张博渐渐发现所学不够用，直到转业回西安遇到王幸福医师，才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因为张博的大部分患者是网诊，遇到不熟悉的病例，他就在王老师的书里找，发现真是治一个好一个。他把王老师的书当工具书，重新认识中医。张博说：“而且老师的书不仅教方剂使用，更重要的是教方法，教思路，这才是收获最大的。”
经名师点拨后，张博的医术不断精进：“王老师对经方，时方，民间秘方了如指掌，经常一药多用，一方专用。而且虽然是中医，但是王老师反复教育我们，不要反对西医。要认真学习西医的基础研究，解剖，生理，病理，药理，要了解医学的最新进展和前沿研究。王老师本人到现在还坚持每周看三本中医书和学习一些西医知识，了解前沿科技发展的动态。”
王幸福医师的弟子分布在全国各地，不方便现场跟诊。他会在群里分享自己坐诊的经典案例，并让弟子们分析讨论，最终针对大家的讨论情况、疑点、难点进行讲解。张博说，很多师兄弟在拜师前就开有自己的中医馆，他们也经常在群里分享自己临床中的经典案例，有问必答，简直就是傻瓜式“投喂”。而且和王老师一样，装神弄鬼的不说，没有实效的不说，讲不清道理的不说。这样的学习（对我而言）提高很快。
2018年初，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深化中医药师承教育的指导意见》，推进与继续教育相结合的师承教育，支持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中药的师承教育。五年过去了，现实中是师承教育落实的情况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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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SQM摄影作品之残雪（瑞士山间2023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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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组合碳测算：是热像仪还是放大镜？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作者：郭沛源，商道融绿，2023-09-15
本文根据作者在新浪财经和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2023年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主旨演讲内容整理，略有调整。
资产组合碳测算的重要性
所谓资产组合碳测算，顾名思义，即测算资产组合的碳排放的情况，可以是总量数据，也可以是强度数据，是衡量资产组合是高碳还是低碳资产的关键指标，也可称为资产碳足迹。这里所说的资产组合是广义的，对银行来说，主要是信贷资产；对资管来说，主要是持有的权益类和固收类资产。
资产组合碳测算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金融机构低碳转型的关键衡量指标。对金融机构来说，低碳转型的关键不是运营碳中和，而是资产碳中和。如果用范畴来划分，金融机构低碳转型的关键不是范畴一和范畴二，而是范畴三中的融资活动排放，即资产组合碳排放。因此，金融机构要实现碳中和，归根到底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要实现碳中和；所以金融机构必须要有一个衡量指标，实时掌握资产组合碳排放是多少？距离碳中和有多远？第二，它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满足日益提升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要求，譬如TCFD（即IFRS S2）里提到的情景分析、指标和目标披露，都与资产组合碳测算有关。
TCFD与资产组合碳测算相关的披露项
如何测算资产组合碳排放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测算资产组合碳排放？从大的方面说，要计算各资产的碳排放。对银行来说，就是信贷客户这些企业的碳排放，对资管来说，就是股票和债券发行人这些企业的碳排放。然后根据归因因子，计算归属金融机构的碳排放。这个归因因子，就是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投资等行为在企业总的碳排放中应承担的碳排放责任占比。
相对来说，归因因子不难算。碳核算金融合作伙伴关系（PCAF）也有比较明确的原则和公式。难点主要是计算信贷客户和股票债券发行人的碳排放。特别是对于银行来说，面对数以万计的客户，银行是不可能逐个收集和测算客户的碳排放的。
如何测算？商道融绿用三种方法来测算。
一是直接用企业披露的碳排放数据。有些上市公司披露了碳排放数据，一般情况这些内部计算的数据比外部估算要更准确，所以是首选。根据商道融绿《A股上市公司ESG评级分析报告2023》统计，2023年中证800成分股公司中,有45%的公司披露其碳排放数据，较2022年增长了35%，但绝对数量还是比较少，全A股中只有636家上市公司披露其碳排放数据。
二是用企业经济活动数据来推算。商道融绿研究了不同类型企业的特点，开发了企业排放推算模型，可以根据企业所处行业及经济活动数据（如能源消耗、产品产量、员工人数等）推算企业排放。这些经济活动数据往往在企业财务报表中就有，银行和资管可以方便获得。
三是用均值因子来估算。如果无法获得企业经济活动数据，我们也可以通过均值因子的方法来估算。商道融绿基于公开数据和自研模型，形成多种均值因子，根据这些因子结合企业所在地区、所属行业及企业规模，我们也可以估算企业的碳排放。
以上三种方法互为补充。从数据可靠性来看，优先用第一种，然后是第二种和第三种；从数据易得性来看，第三种是最容易实现的，其次是第二种，再次是第一种。在实际测算工作中，应该根据实际条件和要求，将三种方法灵活搭配运用。
目前，商道融绿把数据和测算方法整合为PANDA碳中和数据平台，支持银行、基金和券商测算资产组合碳排放。这个平台及应用先后获得国际金融论坛、环境金融、南方周末的奖项。
譬如，上海农商银行在今年六月发布的《环境信息披露报告暨TCFD报告》中，就用商道融绿的方法测算和披露了表内对公贷款的碳排放。测算结果显示：上海农商银行的贷款中，2022年高碳行业碳排放总量为889,529.38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排放强度为219.05吨二氧化碳当量/百万元，较2021年高碳行业贷款碳排放强度下降10.39%。
上海农商银行对公贷款碳排放测算
如何应用资产组合碳排放
由此可见，有了资产组合碳排放的数据，金融机构可以了解资产负债表中高碳资产和低碳资产的相对比例和大体分布，评估暴露在气候风险中的资产价值。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用气候在险价值或碳在险价值（CVaR）来衡量风险暴露的程度。这些数据还可以支持金融机构拟定从高碳向低碳转型的路径，一般应该从排放高、规模大、回报低的资产开始着手调整。（相关阅读：融绿气候研究所 | 碳在险价值是什么？）
一直以来，对上述方法和应用的担忧和质疑也有不少，质疑的焦点是数据是否准确？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此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对碳排放的测算，无论是企业层面还是资产组合层面，大多都是计算结果，而非仪器监测结果，只要是计算，就会有一些假设、有一些推算、有一些估算。这是难以避免的。
另外，企业层面碳测算和资产组合层面碳测算有本质区别。如果打个比喻，前者类似放大镜原理，后者类似热像仪原理。我们计算企业碳排放，就好像拿着放大镜去观测企业，采集企业内部信息，如采购的化石能源、消耗的电力等等，越具体、越清楚越好。我们计算资产组合碳排放，则好像拿着热像仪去给资产中的全部企业做一个“大合照”，从碳排放的视角来识别资产组合中数百、数千乃至数万家企业的热度，这个“大合照”可以让观测者看到组合中冷热分布和构成的大致情况，识别出要做工作的“热点区域（组合）”。
观测资产组合的“热点区域”示意图
因此，热像仪的主要价值是快速扫描和识别，要看到的是整体效果。决定“大合照”质量的，是所有像素构成的图片，而不是单个像素。只要像素的形成从统计意义上合理，某个像素或某几个像素出现异常，是不会对“大合照”质量产生重大损害的。当然，如果我们每个像素都能更清楚，“大合照”的质量（分辨率）也会更高。这是一个技术进步的过程。
总之，我们认为资产组合碳测算是金融机构低碳转型的关键衡量指标，金融机构都应该测算资产组合层面的碳排放和碳强度，制定合理的转型路径和时间表。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和我们联系测试。
（本文首发于同名公众号）
作者简介：郭沛源，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中国责任投资论坛（深圳市霁风绿色金融促进中心China SIF）理事长，担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绿色证券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UNEP FI）中国顾问，是ESG行业的资深专家。
郭博士在2012年发起China SIF，旨在推广ESG理念、促进国内外交流，每年举办夏季峰会、年会等活动。商道融绿专注提供ESG评级和数据服务、绿色债券第三方评估服务、绿色金融咨询服务。郭沛源博士在财新网、中国金融信息网等媒体开设专栏，并为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美国西东大学、荷兰蒂尔堡大学等高校讲授企业社会责任和ESG相关课程。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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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如果把科研变成赚钱的生意，我们注定没有未来
口述：吴国盛， 采访：夏昆，2020-09-02
编者按：这么多年来，美国科技实力为何能引领全球？中美之间，最根本的差距在哪里？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的科技创新？政府、教育、科学界以及全社会需要做出哪些改变？以下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的观点。在当下的大转折时期，他的观点犀利而又警醒。
中美之间真正的差距是什么？
对于中美两国的科技实力，我认为国人应该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现代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立体架构，包含着三方面：
1、基础研究。
2、应用研究。
3、面向市场的开发研究。
一个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也是由这三个方面所决定的。但凡有一项存在短板，那么它的科技实力就是偏颇的。
二十世纪三个伟大的发现，无线电、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什么都出现在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基础、应用以及开发研究都非常强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基础研究方面，美国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并不惜重金投入。二战后，美国创办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FS），为其基础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为什么美国这么重视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决定了它在原创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它能诞生多少原始创新，当“原始创新”不断滚雪球壮大，后面的应用和开发研究也会随之壮大。如此一来，美国的科技实力自然会日益增长。
而中国的短板，恰恰就在于对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缺乏正确的认识。
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对科学、真理和创造的支持。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化转型中，我们所强调的科学，很少单纯地是为了追求真理、展现个人创造力、好奇宇宙的奥秘，大部分强调的是为了救国救民、为了振兴中华、为了一些文化诉求。这就导致我们更多的会从一种功利角度、实用角度来看待科学。
在一些人看来，你搞科学，要么像陈景润一样为国争光，要么像钱学森一样保家卫国，要么像袁隆平一样解决吃饭，什么效果都没有，那还能叫科学？所以，我们的科技创新，从骨子里就包含着“应用性目的”。
这几年科技领域的创新尤其如此：像国家看准的，以国家财力为支撑的，集中力量办起来的工程，它们的发展都是比较明显的，比如我们的高铁、航空航天。但如果缺少了基础研究的部分，我们更多的还是偏向于一些追赶型的科技创新，也就是在别人已有的技术基础之上做一些局部突破，反正目标在那，不惜代价，举国之力，大概怎么都能取得一些成绩。
可真正的原始创新是需要想象力的，基础研究薄弱，我们的原创能力就始终上不来，就好比别人是从头做起，而你只能拿过来做一些局部上的改进，但这是暂时的、是不可持续的。
当然，在国家一开始的阶段，我们需要这种模仿、这种迭代，需要这种“从1到100”的创新。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我们更需要的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这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
所以，我认为我们与美国的科技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唯有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对科学、对基础研究、对创造性文化的看法，才能真正缩小二者之间的科技差距。当然，这个路途很可能道阻且长。
三个因素，掣肘了中国的创新能力
从长远来看，中华民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培育起我们的科学文化。
在中国文化里，很容易把科学和技术相等同。其实这二者有本质的区别：技术其实是一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事情。而科学则是含有创造性的，最终是根植于人性自由的维度，没有自由发展的个性，没有自由的空间，创新和创造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这需要教育界、科学家们，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其中至少存在三大问题，我觉得也必要和大家阐释清楚。
教育方面
首先是教育方面，在科学文化的培养上，主要有3大症结：
1）当下的教育，与创新、创造的思维模式要求相悖。目前这种死记硬背、单纯记忆和服从型的教育方式需要加快改革，郑也夫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好，他说：“拉磨一年，终生无缘千里马。”千里马必须在自由辽阔的境地中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拉磨的那些驴、骡子从事的是比较单纯的简单劳动，现在我们的教育就有这样一种可怕的趋势，力图把孩子们都变成骡子、驴，不让他们成为千里马。
郑老师还有一个预言，他说：“凡是在中国接受过初等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学生，将来都不可能成为原创性的科学家。”尽管这个说法可能有些惊悚，但背后折射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教育思想中如果不能极大程度地发挥少年儿童的个性，那么中国的科技创新就是没有根基的。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从小到大都是让他听话，循规蹈矩，读到博士了突然让他创新，他能创新什么，又怎么去创新？
2）不能把学校当作“官场”来办。现在，我们的书记和校长中，有很多人按照官场那一套系统来办学校，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学校应该和文化机构一样，有一套自己的运作逻辑，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把文化机构当“官场”来办，比如校长一般都会有任期，但校长为什么要有任期的限制呢？校长是一个特有的文化职业，一个好校长可以干一辈子，这样他才能更好的把教育理念持续地贯彻在学校的经营建设之中。如果把校长当作科级干部、处级干部，像训练官员一样不断地让他调岗、轮岗，学校怎么可能办得好，办得再好也不过就是一个进行流水线生产的工厂。
3）教师的思想不够开放、明朗。说实话，教育思想的转变还是比较难的。我们现在的教师队伍中，有很多人就是在僵化、守旧的教育思想下培养出来的。尽管社会上一直在呼吁，但具体执行的还是这些老师，他们如果不从自身改变，这件事就会一直很难。
现在高教领域向先进教育理念看齐做得还是不错的，但初等教育还是比较封闭，死角特别多，像最近暴露出来的体罚、儿童自杀等事件，就反映出了我们初等教育的问题，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科学家共同体方面
科学家共同体要呼吁科学文化，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迹象，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共同体内部也慢慢养成了准官僚化的配置。比如院士成了学术资源的主要提供和接受方，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焦点。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院士手上的钱用不完，天天想着怎么花钱，而年轻的科学家找不到钱，没有钱可用，共同体内部需要一些机制来变革。
当然，国家这几年也在做出改变，像中国自然科学基金这个机构做得就不错，它有一整套匿名评审机制和同行评价制度。国家应鼓励这样的自我调整，而不应该不闻不问，甚至是打压，总之，科学家共同体内部要形成一个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
社会层面
社会上要对科学有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会在某种意义上渗透在教育和科学家共同体里。我认为社会上要有一种正确的风气，不要一窝蜂，好像重视一个科学家，某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就要有重大的突破，如果科学家失败了，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或者怎么样。
过去我们一谈创新，就强调要面向市场、面向科学前沿，而一个好的科学文化还要面向全民，要让全体公民有科学意识，要在社会上营造一种对创新的容错和鼓励氛围。
功利主义害了中国的创新！
在当下，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功利主义，对于创新的氛围是一种极大的损伤。
从科学的根本来说，一切创造性的发现和研究本质上都是非功利的。保持一颗超越功利之心才能进入创造的状态，不能老想着做出来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处——因为有好处的事情都是根据既往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而创造性是要打破既往的约束，开拓出新的东西，所以功利心太重了不可能做出非常好的创造性工作。
而这一点也是中国的文化比较欠缺的一部分，我们功利文化的倾向实在太重了。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荣誉头衔，其实就是人为制造的一种科学界功利系统。一些发达国家科学的发展中也有荣誉系统的存在，但它是科学共同体自发组织起来的。打个比方，西方评奖走的不是申报制度，没听说需要哪个诺奖得主先填写一张申请表。而中国的奖项基本都要事先申报，是求出来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人格侮辱，因为申报本身就把一个科学家变成了功名利禄之徒。
而且申报往往还会造成浮夸的风气，就是自己吹自己，科技界和学术界也有很多例子，一些造假的事件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明知是假的也要吹，吹着吹着自己就当真了，最后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另外，我们在评奖的时候还要讲究地区平衡、行业平衡以及人际关系平衡，长此以往，你获了奖大家也不会认为你真的达到某个水平，而是归为平衡的结果。这里面往往还存在一些诀窍，以至于有些人就专门玩起了这种奖，比如相互串通，这次你评我，下次我评你，完全起不到什么激励的作用了。
显然，对于科学界的奖励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奖不是超功利之心颁发出来的，而是平衡出来的，不是你凭真才实学得来的，而是单位帮你跑来的，那这个奖还有什么意思，它只能代表功利意义，而非荣誉意义。
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讲，我说评奖这个过程能不能不要让人申报，这一申报就变了味，我们可以让专家来提名，然后内部讨论，慢慢地让这个奖形成口碑。像民间办的“未来科学大奖”就没有申报这一说，由同行专家提名，然后专家委员会进行评选，这样的奖才是一个巨大的荣誉。而现实却是，明知很多国家奖是平衡出来的结果，我们在学科评估和高校排名时往往还只认国家奖，这不是进一步强化了功利的目的了吗？
你做科学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你获得荣誉也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你的真理而向你由衷的致谢，当科学研究变成一个赚钱的生意时，民族还能有什么希望。
所以，要想真正营造出创新的氛围，就必须要在奖励机制与惩罚机制上下功夫，让吹牛造假的代价远高于他的潜在收益，把奖金和荣誉给到真正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人手中。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培育起人们对真理的热爱，对宇宙奥秘的好奇，这才是驱动科技创新的源头所在。否则，即便某些东西暂时做的还不错，但从长远和整体来看，最终还是会落后的，甚至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
中国的创新需要全民的努力
那么，该如何破解这样一个科学文化上的功利主义的难题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系统的事情，好像找不到一个可以解开所有问题的关键扣子，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对全民觉醒的呼吁和呼唤。
从大的方面来看，科技创新问题其实是文化转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近200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保守转向开放，这个转型是全方位的，但它还没有完成。
而中国社会的科技创新以及科技制度的建立有赖于整体文化转型的成败，如果整体上转不过去，科技也不可能单独的就转成了，这是没有过的事情。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的科学家、教育界以及每个个体都可以在这场转型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一，科学家必须要主动说话，有意识地出来讨论观点。如果科学家都不说话，一些人闷声发大财，一些人愤世嫉俗，这样肯定不好，很多事情没有现成的方案，只有让科学家多发言才会形成比较平衡的态势，要鼓励科学家讲话。
第二，教育上要放开，国家应容许私立教育的大力发展。谈到科学文化时，我始终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影响是长远的，在孩子脑神经发育的关键时期，约束他们的创造力，杀死潜在的可能性，十年二十年之后，很可能会造成整个民族智商和创造力的退化。
目前来看，我们的公立教育机构比较庞大、惯性很大，也难以轻易转向，这是一个较大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公立教育放在基本部分，让大家都能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然后大力发展私立教育，以此来推动教育思想的转变，如果教育不放开，我们长远的科学创新文化将会受到巨大的伤害。
第三，无论你的社会身份是什么，身为一个中国人，必须要充分理解现代竞争的实质是什么，究竟又意味着什么。有一个事实需要讲清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被迫的，不是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被西方文明裹挟进来的，所以有些事情会让我们感觉很别扭。
但我们要理解这个别扭，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别扭里有哪些东西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哪些东西虽然是我们内心不愿意接受却不得不接受的，哪些东西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或者是应该加以避免的，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在这样一个大转折时期，如果没有一个对世界大局、人类文明大局以及中西文化大局的清醒思考和正确认知，就很可能迷失在剧烈转型和变革之中。
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谈论科学文化的意义所在。
责编：许嘉芩、刘愈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榴莲EDU）
作者简介：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曾任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技史学科评议组成员。著作有《科学的历程》、《什么是科学》、《技术哲学讲演录》、《时间的观念》、《希腊人的空间概念》以及“吴国盛科学人文系列”等多部。
配图：肖建华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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