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饶毅又怼张文宏，聊聊卫生经济学
作者：海边的西塞罗，2022-12-22
医生谈卫生经济学固然不专业，但科学家写大字报就专业了么？
从12月19日开始，知名科学家饶毅在他的公众号“饶议科学”上接连发文，炮轰张文宏“不专业”，有读者把文章发给我，问我对这场争端怎么看。说实话，饶的这两篇文字，我多少都有点读不下去。头一篇还多少讲了点理，但后面一篇，那题为《致：为造神而践踏原则、牺牲科学的伪君子们》文章已经完全放弃了说理，帽子满天飞，把张文宏说成是“大心理按摩师”，把挺张的人称为“伪君子”、把拥护张文宏观点的言论说成是“捧臭脚”……这些帽子和用词儿，让通篇文章与其说是议论文，倒不如说更像某特殊年代的大字报。
搞不懂身为著名科学家，时常以“纯粹科学家”为傲的饶老师，怎么就突然就喜欢上写这个了。从饶毅当年炮轰学术圈风气不正开始，关注他也很久了。其实饶毅老师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我觉得还是挺常见的——你在你上学生涯中，有没有碰见过那种超级学霸？遇到一个数学题，你写了个解就写不下去了，人家已经开始跟老师讨论这题到底有几种解法，哪个解法最优了。
这种超级学霸的身上，往往会先天附带另一种招人嫌的性格，那就是他们总是对智商不如自己、学术研究不如自己精深的人，带有一种介于恨意和欺凌之间的鄙夷，一旦别人在他认为是自己“制霸”的那门学科上闹出一点动静，立刻就会激起他的愤怒，他会动用自己一切的智商和精力碾压这个敢炸毛的人，并极力表达一个意思：我没有看不起任何人，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这几年，在获得相当的知名度之后，我觉得饶毅老师越来越有这种“学霸”范儿了，他把他所推崇的那种“科学家”、“纯粹科学”当成了一个只能由自己打理、界定的“伊甸园”，容不得任何不入他法眼的“害虫”在里面作祟。你看这两年他怼尹烨、怼杨焕明、怼金冬雁、怼杜骏飞、怼梁建章、怼比尔·盖茨、怼福奇……每次话题虽然不同，对手分布地域也纵横九万里、横跨五大洲，但我总觉得，所谓万变不离其宗，饶老师最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始终只有一个：xxx？他算什么东西？谈科学？他也配？都闪开！看老夫施展手段，让这孽畜现了原形！
当然，我们要宽容一些，这种源自高智商的自负毛病，其实很多顶尖科学家都有，比如经典物理学的奠基人伊萨克·牛顿爵士，平生一半以上的脑细胞都消耗在了“论我的同行全是傻x”这项令他着迷的工作上。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其实科学家又何尝不是？科学家又不是道德圣人，我们要对他们的这种情绪宽容——甭管他们做没做出牛顿那么大的成就。
至于我看到有论者反诘：饶毅你这么牛，为什么只敢骂张文宏，不敢骂吴尊友、梁万年？我觉得这个反诘虽然巧妙，但也挺没意思的——地不与天斗，民不与官斗。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在咱这儿是常识么！饶老师虽然是在美国大学里把博士读出来的，但好歹回国在学术圈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这点明哲保身的道理，他能不懂么？只能说，饶老师对张文宏重拳出击，和对吴良唯唯诺诺的，客观上解答了他前几年炮轰国内学术界风气时提出的疑问——
问曰：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学者不安安心心搞科研、搞学术，一心只想着混行政级别、学而优则仕？
答曰：饶老师自己向我们证明了，在我们的学术圈里，官大一级，确实就是比论文千篇更有说服力。碰上在学术上对你霸凌、总说你不专业的杠精学霸，让他服的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你行政级别高于他，或者干脆就是能管着他的领导……
行吧，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本文想讨论的重点。本文想讨论的重点是：饶毅说张文宏只是医生，不像他一样是个科学家，所以讨论疫情防控问题的不专业。那么，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去衡量，身为科学家的饶毅、和身为医生的张文宏，究竟谁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更“专业对口”一点呢？
我有一个恐怕会同时得罪双方粉丝的想法：对于这个问题，其实饶毅和张文宏这两个人谈的都不咋专业。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看过一个张文宏医生的演讲视频，张医生具体怎么讲的我已不能准确复述了，但大体意思似乎是这样的：（对疫情防控）作为医生，我们当然希望你们都不要动，大家都待在家里，这样能最有效的防止疫情扩散。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不能总这样，因为经济要运转，大家要工作、要吃饭。
我相信，很多人之所以被张文宏医生“圈粉”，都是因为他的类似表态。而有意思的是，稍加分析你就会发现，张医生这段话打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他的“不专业”。他自己都说了，如果只从一个防治传染病的医生的角度，去单向度的思考这个问题，肯定会支持防控越严密越好。但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只有医疗一面，我们还要考虑“大家要工作，要吃饭”的问题。而谈到这个问题，张文宏医生当然就不专业了，因为这是经济学家该管的事儿。也就是说，怎样能在疫情之下兼顾好公共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将疫情带来的整体社会损失降到最低，这是一个横跨了医学和经济学的复合型问题，一个人只有同时具有的较高的医学和经济学造诣，在这个问题上发言才是堪称专业的。
张文宏可能通过身为医生的大量一线实践经验，逐渐自觉到了这一点——他认识到了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医学专业问题了，于是在一众专家只站在医生“专业立场”上强调防控时，首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疫情要防，但人也要吃饭。而我们要说，因为确实不是张医生的本专业，他的这种提法，依然是朴素、感性、且不专业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容易招黑的原因。严格的说，张医生的这种提法更类似“自然哲学”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只做了定性的讨论，而没有做定量的分析——你说不能只站在医学专业的角度一味强调封控，也要站在经济的角度考虑“人要吃饭”的问题，这当然对。但到底疾病的毒性和传染率达到多少，封控带来的经济损失会超过它所获得的正向收益？对于一种具有某某特质的传染病，社会投入多大的资源、怎样使用这些资源，才能够达成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解”？还是那句话，要真正专业的回答这些问题，这个人必须同时具有相当的医学和经济学素养，了解疾病、又了解经济，至少你得同时懂得病毒的传播原理和帕累托最优都是啥。而张文宏只是个医生，你说他谈这个问题“不专业”，那当然他是不专业的。可是，本职研究神经生物学的饶毅老师谈这种问题就“科学”、“专业”到哪里去了么？我想也未必吧。
那么有没有能真正专业的去研究此类的问题的人呢？有的！这种人叫卫生经济学家。卫生经济学（Health Economics），我在《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个伪问题。》一文中曾经对这门学问进行过粗浅的介绍，不知你是否看过：简单地说，这是一门同时兼顾经济学视角和公共卫生医疗知识的交叉学科。
这门学科的开山鼻祖，是1972年以史上最年轻获奖者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尼斯·阿罗。肯尼斯·阿罗在1963年时曾发表了著名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在这篇论文当中，阿罗指出了医疗资源的特殊性：一方面，疾病的发生、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一旦医疗机构开始对患者进行治疗、或对传染病进行社会面防控，其获得的效果也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作为一种经济学上非常特别的“稀缺品”，如何去分配、使用医疗资源是需要单独设立一个交叉学科进行认真研究、讨论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的时候，阿罗的这篇论文曾再次引发学界广泛重视和反思，世卫组织以公报的方式转载了该论文供各国医疗机构参考。人们通过这个现实的案例认识到，阿罗教授的这种论述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怎样平衡经济与防疫，怎样使用注定有限的医疗资源达成最好的效果，这些都必须由卫生经济学家在兼顾医学与经济学之后，做定量的分析，科学的处置。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卫生经济学今天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了一门蔚为大观的学科，比如美籍华人，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多家国际组织的专家顾问、我国卫生部特聘的首位卫生经济学家胡德伟教授，就是全球知名的卫生经济学泰斗。我国在制定烟草税政策时还听取过他的建议。可惜胡德伟教授在2020年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无法听到他基于卫生经济学视角给出的专业见解。事实上，就算老先生活着可能也没用，因为胡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成瘾物卫生经济学（也就是研究烟草、大麻等成瘾物怎么控制），这个分支离我们此次所需要的传染病卫生经济学其实很远。而就国内而言，实事求是的说，我们卫生经济学的研究目前是相对薄弱的。
与国外已经长期产出大量的卫生经济学者不同，我国国内对这门学科的认知水平还处在“建构阶段”，在很多大学里，这个“卫生经济学”这个词儿即便有，也多只是作为一门经济学专业、医学专业、管理学专业的选修课存在。教此课的老师很多也是现上轿现包脚，看了几本相关书籍就上台去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在中学时代过早的文理分科先天就不利于培养这种垮学科的专业人才。其次，目前我国大学的学生培养体系，表面上看有了“选课”“学分”等制度，但里子里依然是以专业为划分的，报什么志愿就念什么专业。而其中，经济学和医学又分别是文理科中公认的难考、考进去之后专业壁垒较高的学科，想在这两个学科之间产生“跨专业人才”非常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算我们培养出了一个合格的卫生经济学毕业生，请问这样一个好不容易把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硬骨头都啃下来的人，他毕业后到哪里去找工作呢？与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公司、制药公司、政府福利机构需要相当数量的卫生经济学人才进行医疗成本精算不同，这门学科在我国缺乏基础就业场景。学了一大顿以后很容易变成“屠龙之技”。总不能像笑话里说的一样，老头参军入伍，一上来就想当将军。卫生经济学一毕业，就马上参与制定防控防疫政策吧？是的，学科建设的薄弱，让我们无法产生一位卫生经济学的泰斗，在争论的关键时刻，同时兼顾医疗和经济的帮公众把账算清楚。所以我们只能让张文宏这样的医生赶鸭子上架，模糊的提出“防疫很重要，但大家也要生活”这样朴素而基本的卫生经济学入门级概念。这虽然“不专业”，但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更多的专家学者，连这种跨学科的尝试都没敢去做。回顾这三年、尤其是今年以来关于疫情防控与放开的争论，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经济学家或有要“放”的，而医生们则多是要“防”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恰恰在于大多数专家都谨守了饶毅教授的那个标准：对自己专业外的事儿闭口不谈——我是个医生，那我就只从医学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从医学角度而言，这个病传染性那么强，又依然有一定的重症率、致死率，那当然是严格防控最好了。经济学者其实也是同理。结果大家都执其一端，搞成了盲人摸象。而到了公众层面，这种各自执其一端的倾向则更明显，比如前两天微博上闹出来的那个“集体死爹”事件，一堆小v集体发文称自己的父亲“死于新冠肺炎”，连文本格式都不改一下。
抛开这帮人如此整齐划一的表态是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共用一个爹不谈，你会发现他们说理的策略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试图通过讲述（甚至哪怕是编造）一个个案，说明他们主张的正确性。只能说，在离开了卫生经济学的专业分析、离开了科学理性的烛照之后，无论专家学者还是社会公众，对此事的讨论都陷入了一种局于自己的认知和地位，盲人摸象式的争论乱战当中。所以我们的社会，其实是急需好的卫生经济学者帮公众摆脱这种个体叙事的乱战、横跨医学和经济学两界，从宏观视角真正客观理性的帮大家算算账的。
希望此次疫情过后，能有这种卫生经济学专家，同时基于医学与经济学的视角，写出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真正专业的去分析一下这件事，为公众精算、比较一下各种选择之间到底利弊几何。历经了三年的波折，我们总该获得一点经验和反思，如此，才能让苦没白吃。当然我知道这种希望多半难以实现，这不单单是人才储备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心理接受门槛的问题，如我在《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个伪问题》一文所提到的，卫生经济学的一项基础工作，是首先要实现钱和命的等价代换，也就是对人命进行理性的估价，之后才能进行进一步的社会成本计算。而当前很多公众是不接受这种估价的，很多人心底里其实都还有“我的命比你的钱重要”或“我的钱比你的命重要”的这种非人本主义的、前现代的思维。如果沉在这种思维和随之而来的“封控爱好者”和“躺匪”之间的党同伐异当中，我们当然只能收获一地鸡毛的彼此互骂。
面对新冠疫情，社会应该投入多大资源防疫，怎样防疫，这是一个经典的卫生经济学问题。对于这个需要医学和经济学“两开花”的问题，只通医学的张文宏医生当然不够专业，可搞神经生物学的饶毅老师难道就更专业了吗？总不能因为饶老师喜欢强调自己是科学家，张文宏不是，就非要逼着公众承认他对所有科学门类都触类旁通吧？那可真是小母牛坐飞机——牛叉上天了。所以两个人都不专业。而在这两种“不专业”中，我还是更喜欢张文宏医生那种一点。因为张医生的表述虽然的确“不专业”，但它好歹是一个萌芽，一个指向，我们沿着他提出的“疫情要防控，但人也要吃饭”这个问题思考下去、讨论下去，最终会找到卫生经济学这门学问，并有可能在未来真正将它重视起来，获得一些反思，吃一堑长一智。说到底，其实每一门科学都是这样萌发、开枝散叶的，从“不专业”一点点变的专业的。而反观饶毅教授的不专业，看看他对张文宏的怒怼……抱歉，除了学术傲慢、学术霸凌，以及防控爱好者对“躺匪”的党同伐异。我看不出什么有营养的东西。所以很想问问饶老师：一介医生，谈卫生经济学的问题固然不专业，但一个“科学家”，写大字报、大批判文章，今天怼张明天怼李，难道就很“专业”了么？既然您这么喜欢强调“专业”，那您就多干点您专业该干的事儿吧。
本文转载自作者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内容略有删减，标题略有修改
图文编辑：Wind
延伸阅读：
《抗疫见闻录》
没有“超前部署”，疫情会更加严重
作者：冯诺，2022-12-14
现在说“超前部署” ，老实说有点晚。重大公共卫生的整体部署，至少应该提前两个月准备。但疫情不是突发，已经将近三年。相信城市早有预案，卫健专家也早有方案。
不是只有北京和广州会阳的，所有城市都逃不掉。都被疫情虐过，香港、台湾、新加坡都经历过一场战争。同文同种体质相同，要从它们的防疫过程中总结“超前部署”经验。
科学应对，不是口号应对
这是基本的防疫态度，实事求是，科学面对。不要只是喊口号，相信某某，XX加油。病毒不信白莲教，更不会相信你刀枪不入。防疫应该具体落实到行动中，行动应该大于口嗨，否则疫情一来，整个城市会瘫痪掉。
不要说谎，不要说谎、不要说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没有药物就准备药物，没有床位要准备床位，没有病护就要准备病护。疫情不会因为说谎而消失，病毒不会因为忽悠而弯弱。每个城市都有全世界最好的市民，TA们已经在主动防疫。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说真话，给出真相就可以理解。不管怎样一定要科学面对，才能做到有效防疫。然后一起去克服它，这才是“生命至上”。
超前部署总方针：避免“疫情高峰”集中
躲是躲不掉的，但疫情感染要错开时间。疫情高峰如果集中在某个时段，肯定会出现医疗挤兑。香港、台湾、新加坡在全世界都是医疗资源特别丰富的城市，无一例外都出现医疗挤兑。做得最好的是新加坡，台湾一开始也手忙脚乱，香港做得最差。特别是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病死率高达0.75%，死亡近1.1万人。
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在医疗资源上超过香港、台湾、新加坡。所以，一定要避免集中感染，一旦医疗挤兑潮出现，很多其它重疾者将危于新冠。一个防疫做得最好的城市，不是个体感染率低，而是总体感染周期长。做到这一点，才是“人民至上”。
分级治疗，不要集中到大医院
避免医疗挤兑，最重要的一个准备就是分散治疗。如果集中到大医院，就会出现很多非新冠重疾者，因为不能得到及时治疗而病危。例如急性心脏病者，糖尿病患者，还有肿瘤患者，这种次生灾害比新冠更严重。都挤到医院，重症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病死率就会高。
新加坡医疗卫生体系分级治疗的方案是：
- 重症住入医院；
- 轻症留在社区；
- 疑症居家抗疫。
香港就是疫情初期没有及时做好分级诊疗——不管轻症还是重症，患者都入院治疗导致医疗挤兑。后来改变策略，重症病人入院、轻症留在社区，死亡率迅速下降。
自测工具的发放与购买
没有大规模核酸后，很难在第一时间知道自己是否得了新冠。再加上季节性流感高发，是流感还是新冠也很难分清楚。这个时候自测工具就很有必要，所以抗原试剂必不可少。但目前来看，很多人都在抱怨抗原试剂很难买到，不然就是价格偏高。这个时候能否发放一部分抗原试剂给到居民手中（特别是中老年人），或者是将抗原试剂纳入医保中？
香港在四月份时便向60岁以上中老年人免费派发抗原测试套装，鼓励其自行检测。如果抗原测试套装拿不到，说明超前部署有不足之处。
除了抗原试剂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自测工具：血氧仪。血氧仪主要是用来看血氧饱和度，而它是判断阳性人员是否为重症患者的关键。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当血氧饱和度低于93%即为重症患者，需要送医治疗。这些工具的发放与购买，一方面能让数据更清晰，也能减少人民的不安情绪。
互联网医生与AI医生的协力
当疫情进入病原高发期，医生数量远远不够。好在奥密克戎传染性强，但致病性弱，大多数患者不需要去医院治疗。那么“互联网医生”就可以解决大多数问诊问题。一方面，“线上问诊”多数时候就能确定病情和完成药物指导，减少医疗挤兑。另一方面也从物理层面隔离病毒，避免交叉感染。如果在诊室的医生感染新冠，但症状并不严重，就可以居家隔离时利用互联网平台，为其他患者给出医疗建议。其他有能力且有资质的个体，也可以参与进来，减轻医院医生的负担。在这方面，政府可以给予这些人群一定的补贴。中国互联网的应用能力极强，只要整合好现在资源，互联网医疗这一块很容易走在世界最前列。深圳“幸福福田”已经推出解决方案：掌上医院。可以作为全国的参考案例。
除此之外，要善用AI的力量。AI医生利用大数据和大模型，可以根据患者给出的信息，大致确定其是否感染新冠，以及症状的轻重，并给出医疗建议。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同互联网及AI领域的企业合作，利用现在的大数据医疗平台进行部署。9月份和中国排名前三的互联网公司沟通过，提议该互联网公司利用AI医疗智能，提前读取香港、台湾、新加坡的新冠数据，训练AI医生，在疫情来临时可以为社会服务。
清零只是一个短期策略，人民要生活，国家要发展，最终一定要和奥密克戎共存的。
准备更多的医疗器械以及床位
与软件不一样，硬件更是必须品，更需要提前准备。准备更多的救护设备，比如氧气机、呼吸机等。一旦病人有需要，可以直接使用治疗。另外还需要更多的重症床位，用于重症患者的治疗。
我国的ICU病床数量非常少，2021年每10万人仅有4.80张，远低于台湾的28.6，美国的34。数量少是一方面，更致命的是我国ICU病床长期使用率居高不下。留给新冠重症患者的资源并不多。一旦出现疫情高峰，保守估计其缺口大约在1.5万张左右，这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尽快增加。方舱是否在这个时候用得上？如果医护资源够的话，方舱现在有它的用处，立即可以转变为新冠专科医院，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可能特别需要。
当然这一点还存在一些争议。到底是建立专科医院，还是在已有医院的基础上进行切分，将部分诊室调整为“新冠专科诊室”，需要根据各个城市的医疗资源和人口密度而决定，不能一概而论。
医生需要更科学更严密的保护
疫情高峰，最担心的是医生。一方面，医生职业的特性，决定了其短时间内没办法增多。另一方面，由于面临的特殊环境，医生又是最容易被感染的一批人。而在疫情高峰时期，最不能倒下的又是医生。那么在疫情高峰期到来前，医院就需要提前做好“演习”。
- 如何避免大规模的“院感”；
- 提前划分好普通诊室和新冠诊室；
- 出现院感后如何保证医院还能正常运行；
- 提前准备优质的防护服；
- 准备好医生保护手册，提前学习；
- 施打疫苗，尽量能够少感染。
招募培训更多护工
医生短时间内没办法增多，但护工却可以。与香港、台湾、新加坡相比，内地的护士注册数量相对较低。2021年，台湾每千人护士注册数量为8.22人，而内地仅有3.56人。不仅与台湾、香港有差距，甚至低于2018年的全球平均水平（3.69）。
即便不考虑新冠，这些数量的护士，其实在面对庞大的老年护理需求时，也远远不够。而护士也需要考取护士执业证书，有一定的门槛。那么，就需要招募和培训更多的护工，去完成护士的部分工作。护工不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只需要协助护士对病人进行日常护理和帮助，完成相对简单和基础的护理工作，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医疗紧张的问题。
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护工，都应该有更高的待遇。新加坡便在去年和今年7月分阶段调高公共医疗领域护士的基本月薪，并在去年和前年分别颁发冠病医疗护理奖励金以及特别花红。
防疫药物的“提前部署”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防疫工作中，药物就是“粮草”。目前很多人购买防疫药物，其实是道听途听，完全没有医学常识的。对于新冠病毒，没有特效药，只有缓解药，所以有很多药都是可以使用的。官方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个事情，发布了《新冠感染者用药目录（第一版）》，其中共有108种药物。发布药物名单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 对退烧真的有效果；
- 不要太多，简洁明了；
- 容易购买到；
- 打击骗子药物。
另外，供药体系也要保障供给畅通，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出现群众购药困难的问题。除此之外，对于一部分有困难的家庭，政府可以免费发放药物给这些家庭。香港特区政府在保障药物供给方面，便采购了大量医疗物资，并通过多个渠道分发给弱势群体。
如果没有提前准备，一定会出现药物涨价的情况，不能简单地愤怒嘲讽或者骂“发国难财”。骂，一时之间解决不了问题，而是要超前准备，准备好了就不会出现市场大副波动。这个时候若是买不到药物，那就是“超前部署”不超前。
除此之外，对于药物价格的监管也需要到位。至少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应该出现药价突然大幅上涨的事情。不能让每次政策的调整，都变成了一部分人赚钱的商机。对于此类情况，要及时调查和追责。
在保护隐私基础上，建立疫情大数据平台
怎么更好地认识新冠？只有数据统计才有意义和价值。奥密克戎的重症占比，新冠的后遗症，这些问题都需要依托数据来进行评判。在取消了大规模核酸后，有效数据需要依靠民众通过抗原自测后上传。政府可以鼓励新冠感染者上传相关数据，比如症状特点、持续时间、年龄、是否重复感染等。通过构建完整的大数据平台，利用这些数据展开调研，然后得出最有价值的科学结论。当然部分人可能会担心隐私问题，那么就需要借助AI技术，比如可信隐私计算，在确保民众隐私安全的情况下收集相关数据。
通过这些数据，也能消除民众的恐慌情绪，有助于建立全民的“新冠常识”。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科学结论，例如以疫苗为例：
- 不同疫苗的有效率对比；
- 第一针、第二针、第三针的保护效用到底多大；
- 疫苗混打是否真的吻合科学猜想；
- 什么年龄段的风险指数最高，有多高。
不要侵害个人隐私信息，但需要认真严谨建立科学大数据。不是喊口号，不是涕泪感谢，而是踏实做事。
疫苗很重要，但要给人信心
根据数据来看，疫苗仍然是最好的防疫工具。关于疫苗的接种，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要给人民信心。
部分人担心打疫苗会有副作用，也不相信疫苗的效用，认为打了还不如不打。这个时候，应该让人相信疫苗，就如我们之前提出的，让疫苗制造者先施打，让财务采购者先施打，让专家们先施打，让城市决策者先施打。
第二，要给人民选择。
疫苗不应该只有一种，不同人群需要有不同的选择。这个时候应该接轨国际，给予人民更多的疫苗选择。
第三，加大推广力度。
接种疫苗的人群里，中老年人的比例是较低的，但这部分人又是最需要打疫苗的人群。所以应该制定相应的措施，加大疫苗推广力度。比如香港在4月份后，针对老人疫苗覆盖率过低的问题，便派医疗队到所有院舍进行疫苗施打，也推出了行动不便老人可预约上门打疫苗的服务。
第四，有“善后”措施。
接种疫苗后若出现副作用，那么接种者理应得到相应赔偿，或者进行追责。香港便是成立保障基金，市民一旦因接种疫苗而出现罕见或未能预见的严重不良反应时，他们仍然可以向药厂追究责任。而保障基金会承担经法庭或仲裁决定的赔偿金额，并可以预支部分金额以尽早为有关市民提供经济上的支援。
建立监督体系和追责体系
因为利益驱使，防疫过程必然会乱象丛生。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善的监督体系。这个监督体系需要涵盖整个防疫过程，比如采购药物需要监督、采购疫苗需要监督、审批抗原试剂需要监督…不能让防疫变成一场生意。
市场的竞争由法制说了算，最后把关的一定是公权力部门。公权力手握国家财富，掌控的是人民的钱，一定要有一个监督体系，否则就会沦为腐败温床。
同时，也要建立相应的追责体系，一旦出现问题，需要及时追责。公开、透明，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民众对抗疫的信心，才能强化社会共识。
科普宣传要及时和到位
不要夸大病毒的毒性，但也不要轻视病毒的伤害。尽管奥密克戎的重症率较低，但它毕竟是一个病毒，发烧的感觉也会让人异常难受，所以尽量能不得就不得，能晚得就晚得。这个时候，正确的科普宣传就十分重要。
摘口罩前要给手消毒，之后再洗脸洗耳朵；
随身携带75°酒精，在公共场所触碰相关物品后及时消毒；
不把脏口罩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多一个备用口罩；
……
当然完全避免感染新冠挺难，但也需要相关科普宣传。
比如感染新冠后对应症状应该吃哪种药物；
比如疑似症状后应该如何自我进行抗原检测；
比如感染后产生的垃圾在处理时应该注意什么；
……
2021年11月26日，奥密克戎就被证实毒性减弱，主要攻击人的上呼吸道，被比尔盖茨认为是天然疫苗。当更多人了解和开始传播这些信息，有助于加速人们回归正常生活。
公共场所，要提前做好应对策略
疫情凶猛，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老人和小孩。所以，与老人与小孩相关的特殊场所，仍然需要重点防控。养老院、福利院、托幼机构等，这些公共场所的人群比较特殊，所以要有特殊的应对方式。网吧、夜总会、棋牌室、KTV、酒吧、桑拿洗浴场所、电影院等人群聚集的密闭公共场所，也需要进行特殊处理。”新十条”里也有提及，这些场所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很有可能会出现长的传染链条，在短时间内造成大规模的感染。
还有一些特殊空间，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需要全社会一起来加强保护，例如上面这张图，这就是社会主动发起的保护。
“发布会”是信息的窗口
无论是香港、台湾还是新加坡，在疫情严重时都会有发布会，公布疫情的相关情况。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发布会是民众了解疫情实施情况的最好窗口，也是政府向民众答疑解惑的最好通道。未来各个城市会相应进入病原高发期，这个时候发布会的重要性会随之体现。
每天确诊的阳性症状人数，新增的重症患者人数，死亡人数;
当前的医疗资源现状，是否出现了医疗挤兑现象;
特殊事件的直接面对，谣言的真相解释;
还有疫苗的施打情况，接种疫苗与未接种疫苗的情况对比等。
这些重要的数据，都应该借助发布会向民众公示。一方面是让更多人了解当下的疫情形式，消除相关的恐惧。另一方面则是以公开透明的形式去获得民众信任，增强民众的信心。
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
趁着这个机会，各个城市应该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越是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应对突发情况便越游刃有余。新冠病毒出现后暴露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 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
- 完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
- 健全信息报告、风险评估和发布制度；
- 优化医疗资源，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体系；
……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在疫情后，基本没有发生医疗挤兑，其中被称为PHPC的“公共卫生防范系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的一些一线城市，应该借助这次防疫，也建立起PHPC这样的公共卫生机制。
超前部署才是真正对每个市民负责
奥密克戎的出现，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相信各个城市管理者，以及卫健专家都有所准备。既然选择了精细防疫这条路，那应该是深思熟虑的科学决策。决不是赌气式摆烂，也不是被动式防守。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但如果出现药品短缺、医疗挤兑，那么说明没有进行超前部署，或者部署不到位。这个时候那一定要小心了，奥密克戎确实会咬人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医疗资源远超我们，也死亡2万多人。如果不进行超前部署，结果会比想象中的可怕。在这里警告下：可能会有极端危及生命的个案出现。
假设某些城市还没有超前部署，别傻笑着看北京阳了。赶紧行动起来，这才是对市民真正负责。12月7日后的防疫，才真正看到每一个城市的真正实力。
请相信这个民族的坚强和韧性。只要坚持科学态度，秉承理性精神，承担责任超前部署，一定会平安度过疫情，变得更加强大。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量子学派
编辑：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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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毅：当前我国疫情管理的四个选项
编者按：
4月28日，国家卫健委表示，要加快推进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11月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公开数据显示，截至11月28日，老年人方面，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覆盖人数为2亿3940万人，完成全程接种2亿2816.5万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老年人口的90.68%和86.42%，完成加强免疫接种1亿8151.1万人，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覆盖人数为2742.6万，完成全程接种2356.3万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80岁以上人口的76.6%、65.8%，完成加强免疫接种1445.6万人。截至目前，在已经接种的这34.43亿剂次中，吸入式腺病毒载体疫苗共接种了4.84万剂次。
这些似乎都是积极的信号。
回想进入奥密克戎阶段后，华夏大地上坚定不移的继续执行“清0政策”，扫荡式的碾压各种生存资源。除核酸疫苗方舱等“新冠产业”得到了指数级增长，各行各业都沦为在死亡线上挣扎；一线城市的财政都开始吃紧，公务员经历了大幅度降薪、企业经历着被政府欠款，更别说本身财政就一直入不敷出的许多地方……《伤寒论》里言及“寒极生热，热极生寒”，意指阴阳互藏，治症的药剂不可太过，过则回头，适得其反。
疫情三年，武汉封城模式被冠以“静默管理”的新称呼，且趋于常态化，封城导致的次生灾害反复在不同城市上演，不论当地经济发达还是欠发达。而当其他地方的“传言”成为自身真切的经历时，才发现网传言不虚。
在“二十条”发布后，全国多地不降反升的一刀切、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加之乌鲁木齐的居民楼火灾造成10死9伤的事件，再次点燃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反对“清零政策”、全员核酸和随意封控的呼声此起彼伏。网络上被转发的视频里，走上街的不同地方的年轻面孔，他们的眼里还有光，他们对这片土地还怀抱着希望，而非绝望。
我们何时能恢复不需要核酸检测、不需要场所码、不需要时时带口罩的正常生活？而这一切到底是科学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荀子·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为了保护我们的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和孩童们做出了足够的牺牲，这些牺牲换来了什么？整个社会该如何衡量得失之间的得失呢？回想起一位生物学家在今年春天时对疫情管理的建言献策，重读之，并录于此处。
11月，世界各地120万球迷们涌入中东观看“世界杯”；这片14.5亿人生活的土地上，691个城市正陆续进入冬天。希望这个冬天不会太冷，我们都能捱过这个冬天；希望明年的春天不再像今年的春天这样，被错过。
2022年11月30日 于南海之滨
作者；饶毅，2022-3-29
疫情两年后的今天，我国面临比较容易想象的四个选项：延续现行方法，按照国外放开，推广国外RNA疫苗后放开，普及国产灭活疫苗后放开。如何选择比较好？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两年多以来，作为全世界新冠发病率最低的大国，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
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预计新冠病毒变化的情况下，恐怕不能以预计病毒变化来决定管理办法，而应该依据人类的能力来决定管理办法。病毒变化是自然界的现象，可以说是天算。而人类能够做到什么，是人算。
天算不如人算。
【一】延续现行方法
大家都知道现行方法并非永恒的方法：延续现行方法的意思是一方面坚持，一方面等待。
一是等待新冠病毒消失。但是，无法预计何时新冠疫情不流行了，无法预计何时新冠病毒消失，无法预计消失后何时出现新的变种，无法预计每一次的变种是更弱、还是更强。
二是等待特别有预防效果的疫苗：历史上，对有些疾病人类发明了非常好的疫苗，用一次就终身免疫；但也有一些疾病，长期困扰人类而人类始终做不出真正高效的疫苗。能够完全预防新冠的最佳疫苗，现在看起来无法预计。目前的新冠疫苗，预防效果有限，而且出现变种后，特别是“奥密克戎”，其实逃脱了现有的绝大多数疫苗，使它们都失去预防作用。
三是等待特别有治疗效果的药物：有些疾病，包括传染病，人类发明了几乎完全治愈疾病的药物；但还有一些疾病，人类长期拿不出有效药物。目前的新冠药物，治疗效果有限。如果以后出现变种，是否会对已有药物抗药性？有多大的抗药性性？目前无法预计。能够完全治疗新冠的最佳药物，现在看起来也还无法预计。
【二】以“奥密克戎”为契机开放
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西方国家普遍开放，而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引起的症状轻，干脆我国立即开放，“利用” 症状轻、但传染性大的“奥密克戎”替代疫苗，开放后，我国大部分人通过感染而建立免疫。
这种观点一方面是认为应该学习西方很多国家已经开放的经验，一方面认为我国坚持现行方法也有代价。
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如果我国人群大量感染“奥密克戎”，那么我们如何预计目前轻症的“奥密克戎”进入大量人群后，不会突变出现重症、或其他危害性更大的变种？如果出现，引狼入室后、而且大量的狼来之后，我们如何排除可能无处躲藏的严重后果？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新冠病毒–包括奥密克戎变种–不会突变，而且也不能预计它何时突变，不能预计突变的后果，也不能预计感染的后果，包括感染了奥密克戎不能预防以后所有变种的可能性。
所谓利用奥密克戎契机的观点，可能不值得采纳。
【三】推广国外RNA疫苗后开放
长期不清楚的RNA疫苗，在新冠时期获得验证机会，被证明效果很好，至少在新冠病毒的应对措施中，迄今被公认为最佳，特别是能够减少症状、降低死亡率。
但是，RNA疫苗对突变的预防作用，例如奥密克戎，并非很好。接种过现有RNA疫苗者，仍可以感染奥密克戎。现有的RNA疫苗也不一定能够预防以后的突变种。
目前，在中国推广RNA疫苗最大的障碍并非有些人认为的是中国爱面子、或因为疫苗付费国外厂家，而是其副作用。很多人接种RNA疫苗后出现发热等，而它们并非不令人担忧的症状。
我国目前疫苗接种最低的人群是老年人和婴幼儿。如果现在推广国外的RNA疫苗，势必主要是用于我国年老或年幼的人群。
常识告诉大家，所有年龄段的人群，都有自然死亡率，而以老年人最高。在使用国外疫苗后，即使不是疫苗本身，也会按统计规律而伴随死亡（非疫苗造成的其他原因的死亡和“自然”死亡），我国人民是否能够冷静地接受？
赞成方法【二】和方法【三】的人们，除了理智分析和考虑之外，还有部分人有亲美、信美因素。他们不一定愿意考虑，还有与他们倾向相反的，例如反美群体。如果反美群体以引狼入室来抨击本来可行的政策，社会矛盾不一定比亲美、信美能够引起的更小。何况，谁能排除年纪大的具体个人的死亡不是因为疫苗引起发热的后果？这种舆情及其后果，可能也不能忽视。
【四】普及我国灭活疫苗后开放
我国生产的疫苗，效果一直被认为低于国外疫苗。
因为香港使用了国内和国外的疫苗，最近这次香港爆发新冠为客观比较中外疫苗提供了绝佳的资料。香港的资料显示：国内外已经大规模使用的疫苗预防最新病毒变种的作用都不很好。但是疫苗可以减轻症状和降低死亡率。比较国外使用最多的RNA疫苗和国内使用最多的科兴灭活疫苗，在第二针之前国外的疫苗效果优于国内的。第三针后，两者在预防的作用还是国外的好些，但在减轻症状和降低死亡率方面，国内外的疫苗效果非常接近，都达98%左右的效果，没有统计差别。
这是重要信息，意味着中国有很好的走出疫情的路径：加强疫苗接种，并辅以普及科学知识。
有了这样的资料，我国应该可以推广国产疫苗，它不仅是国产，而且有效，更重要的是，它的副作用明显低于国外的RNA疫苗，这样就更容易为我国老年人和婴幼儿所接受。
当然，相对而言，我国老年人和婴幼儿缺乏接种我国疫苗的数据。所以，我国在全民推广国产疫苗接种的过程中，对这两个群体需要特别监测健康状况和检测抗体产生情况。
我国已经具备较大规模检测抗体的能力，可以对接种疫苗的人群进行抗体检测，并从检测结果推断抗体水平与疗效的关系。有了这一数据，特别是有了老年人和婴幼儿群体的抗体与疗效关系的数据，对于具体的个人，接种几次（包括低于和高于3次）都可以比较精准地确定：打了三针后，如果抗体水平不够，可以第四针。
简而言之，香港数据比较了国产和国外疫苗作用，证明第三针后国产疫苗与国外疫苗有同等减轻症状和降低死亡率的作用，展现了我国走出疫情的一线曙光。在全国所有年龄段推广国产疫苗的同时，对部分人群进行接种后抗体检测，确定抗体与疫苗的关系、抗体与疗效的关系，再加强知识普及，改变我国民众轻症去医院的文化习俗、缓解可能对医疗体系的冲击，有望改变我国疫情防控的措施。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饶议科学
编辑：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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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浅绯粉加白”赞助本文编辑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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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样板，日本最宜居的小城是啥样
作者：徐静波，日本， 2022-11-10
日本著名的一户建建设公司“大东建设”每年都以全国小城市为对象，举行一次“全国最宜居小城排行榜”的调查，2021年版的排行榜显示，日本最宜居的小城，第一名是北海道的东神乐町，第二名是富士山脚下的山梨县昭和町，第三名是北海道的东川町。
很好奇，日本最受欢迎的小城市到底是啥样？我和我的伙伴们从东京飞往了北海道，来到了排名第三的东川町。因为东川町还有一项荣誉，是全日本公务员投奔率最高的地方小城，一年多达50人。另外，也是北海道移住率最高的町。
“町”在日本的行政建制上相当于我们中国“县”，但是，人口没有我们中国的县那么多。
东川町位于北海道的中部地区，从东京羽田机场坐飞机约飞行1小时40分钟到北海道旭川机场，再开车10分钟，就到了东川町。
东川町内有一座北海道最高的雪山——旭岳，海拔2291米。山下是一个大平原，东川町就在这个大平原上。
这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城，是北海道最大的大米产区，盛产“东川米”。
“东川米”实在是不得了，它主要有两个品种，一是“ななつぼし”（七星），二是“ゆめぴりか“（美梦）。2011年以来，“东川米”连续获得日本谷物检定协会认定的“特A”级，那是日本大米的最高品级。2019年，“东川米”还获得“最高金赏”奖。
所以，抵达东川町的第一顿午饭，我是盛了一碗白米饭，啥都没搁，就呼啦呼啦一口气吃完，一个词：“香甜”！
获得最高金赏的东川米
东川町还有一个“全国唯一”，那就是“日本唯一一个没有自来水的町”。
东川町有8000多居民，没有自来水，拿什么当饮用水？
拿泉水和地下水，而且是直接饮用。
当地政府凭什么有此胆量让老百姓直接喝泉水与井水？
我跑到东川町政府，去拜访了町长松冈市郎先生。
获得松冈町长授予的“特别町民”荣誉证书
松冈町长是一位老町长，从2003年开始当选，连选连任已经当了19年。
他告诉我，大雪山旭岳流淌下来的雪水全部渗入在东川平原上，东川到处冒泉水，地下水资源不仅丰富，而且十分甘甜。2018年，东川天然水还获得了世界食品品质评鉴机构“Monde Selection”的“最高金奖”。
松冈町长打开一瓶东川天然水“大雪旭岳源水”叫我品尝，味道十分甘冽。他说，东川町的居民家家户户都安装有地下水的抽水与循环系统，使用上跟自来水一样，政府补贴抽水机，居民用多少水都不需要花钱。
日本有一位世界级的建筑设计大师，名叫“隈研吾”。今年5月，由隈研吾先生亲自设计的“卫星办公室”在东川町开张，利用当地的木材建造的4栋小楼，其中一栋是隈研吾设计事务所，另外3栋，供全国各地的远程办公人员租用。隈研吾先生给这组建筑起了一个名字，叫“KAGU之家”（家具之家）。
隈研吾先生与松冈町长
隈研吾先生设计的“KAGU之家”外景和内景
我查了一下房租，租一栋楼，每月只需要20万日元（约1万元人民币），心动。
东川町生活着300多名外国人，因为那里有一所町政府经营的日本语学校，还有一所福祉专门学校（中专）。
我去参观了这一所日本语学校，居然有室内体育馆和可以容纳400人同时用餐的大食堂。
东川町日本语学校
日本哪有这么大规模的日本语学校？一问才知道，原先这里是一所公立小学校改建的。
那么，公立小学校搬到哪里去了？副町长市川直树先生带着我去看新建的小学校。那是一栋完全用当地的木材建造起来的平房式连体校舍，耗资50亿日元（约2.5亿元人民币）。
学校走廊长200米，雨雪天可以当室内体育课的跑道。室外是一个巨大的绿色草坪，足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孩子们在这巨大草坪上奔跑，会是一种怎样的欢乐。
在这所小学校里，居然看到了著名雕刻家安田侃先生的作品“意心归”。
我办公室边上的东京中城（东京ミッドタウン）里就放着一块安田侃先生的“意心归”，那已经成了东京中城的镇城之宝，因为是用几十亿年生命的大理石雕琢而成的。没有想到，在北海道这么乡下的小学校里，居然也有一块。
左上：东川町小学｜左下：学校室内走廊｜右上：小学的大草坪 ｜右下：价值数千万日元的雕刻作品“意心归”
市川副町长告诉我，为了争取买这一个作品，松冈町长向町议会游说了一个道理：当我们这些从北海道走出去的乡下孩子，到了东京也看到安田侃先生的作品，他的内心会产生怎样的情绪？
他一定会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小学里就有一块，我爬了好几次。”我们需要给东川町的孩子们爱乡爱家的自信！
结果，町议会全体议员一致同意，拨款数千万日元（数百万元人民币）。
在东川町待了2天，我最喜欢町里的图书馆和写真美术馆。
东川町写真美术馆
图书馆里不仅收藏了许多的书，而且还放着许多高级的椅子。那些椅子都是当地的家具企业做的，去图书馆看书学习的人，谁都可以躺在那里静静地看书。
东川町图书馆
正是枫叶红透时，我去了郊外的红枫林和滑雪场。
东川町很早就打造“写真之都”，四季的美景，吸引了海内外的写真家。我也拍了两张。
我能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喜欢居住在这里的理由，因为山清水秀、因为安逸，因为富足，因为地方政府对于生儿育女的奖励，更因为有一种乡土化与国际化相融的“东川文化”，是日本一个新农村建设的样板。
左：从关西地区移住到东川町的夫妇，开了一家咖哩饭店
右：从英国移住到东川町的卡鲁先生开了一家咖啡馆，说东川水泡咖啡，味道绝。
本文转载自作者公众号：静说日本
作者简介：徐静波，亚洲通讯社社长。2000年创办中文网站“日本新闻网”，次年在东京创办日文版报纸《中国经济新闻》。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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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H&M、迪卡侬的「绿皮书」，发现我们都被骗了
作者：吕雅宁，36碳，2022-10-14
零售品牌再陷“漂绿”风波。
近日，时装品牌H&M和体育用品连锁品牌迪卡侬，因涉嫌“环保误导性宣传”，被荷兰消费者与市场管理局 （ACM）调查。该机构指出，H&M和迪卡侬为自家产品打上了“生态设计”和“环保意识”等标签，但无法为其提供足够清晰的证明，属于误导消费者。
不久后， H&M和迪卡侬给出回应，称会在产品和网站上移除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标签，未来也将改进可持续发展声明，并分别向可持续时尚事业提供40万欧元和50万欧元的捐款，以弥补此前的不当做法。
类似事例不在少数，此前H&M推出“Conscious 系列”时，就声称“该系列中的每一件单品均由可持续采购的材料制成，例如 100% 有机棉或再生聚酯”。很快，挪威消费者管理局表示：“H&M并没有具体说明每件衣服的实际环境效益，例如每件衣服中回收材料的数量”。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也对快时尚品牌Asos、Boohoo、George at Asda 进行深入调查，它们同样存在过度使用“负责任“、“面向未来”等误导性环保声明的问题。
这些陷入争议的品牌，都触及了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漂绿」。如果把企业的环保故事比作「绿皮书」的话，他们仅把封面刷成了绿色，内在还远远不够。
漂绿（Greenwashing）一词，源自“漂白（Whitewashing）”，最早由纽约环保主义者杰•韦斯特维尔特在1986年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他认为某度假酒店一方面鼓励人们反复利用毛巾，另一方面并未做很多环保实际行动，不过是以环保之名，来降低酒店运营成本以牟利。
「漂绿」就是指那些为了展示环境负责的公关形象，而宣传误导性信息的行为。简而言之，在可持续这件事儿上，品牌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主张，可实际行动却与之大相径庭。
大公司们的绿色陷阱
如今，财务收益不再是衡量企业好坏的单一标尺，更多的投资者倾向于责任投资理念，把社会、环境、公司治理（ESG）因素纳入考量。
近年来，全球主要交易市场陆续发布ESG披露相关规定。在亚太市场，ESG信息披露监管已趋向强制化与半强制化，尤其是气候信息的披露要求渐严。
与此同时，随着双碳理念深入人心，消费者也愈发关心环境和社会议题，并在消费决策中偏向更加环境友好、可持续的品牌。
终端需求正倒逼企业转变战略。根据尼尔森曾发布的一份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如果产品来自倡导可持续的品牌，66%的消费者会在产品上花费更多，该比例在千禧一代人群中飙升至 73%。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苏日娜向36碳表示，尤其对于生活相对丰裕，获取信息更加多元的Z世代、千禧一代群体，他们更加重视产品的环保、社会责任标签，也更倾向于承担“世界公民”的责任，关心各类社会议题。
在这些背景之下，「漂绿」就成了企业不用做出太多实际行动，却依旧能够迎合投资者和消费者新需求的一条捷径。
传统能源公司就曾屡次陷入漂绿指控。早在上世纪80年代，雪佛龙石油公司制作过一系列宣传广告，广告以蝴蝶、海龟等自然生物为主角，强调公司在自然保护方面的决心，以及产品带来的环保贡献。
但与此同时，雪佛龙的炼油厂正向洛杉矶圣塔莫尼卡湾排放大量污染物，甚至还泄漏到了野生动物收留所，公司最终被指控违反了美国《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
快时尚品牌更是漂绿现象的重灾区，这和它的「快」不无关系。
快时尚品牌在每一年度甚至可以分为52个“微季”，每周都有新款上市，目的是让顾客尽快购买尽可能多的衣服。在大批量、高速度、低成本的诉求下，产品质量必然滑坡，更不必说再去考虑对环境的影响。
拿H&M曾经备受争议的旧衣回收项目来讲，顾客可以用旧衣服兑换购买新衣的折扣券。用回收旧衣服，鼓励消费者购买新的；再用回收新衣，鼓励消费者去买更新的。究竟是环保的可持续，还是消费的可持续？其中意图不言而喻。
市场上也不乏一些“翻车”案例。韩国美妆品牌悦诗风吟（Innisfree）曾推出过一款产品，在印着“你好，我是纸瓶子（Hello, I’m Paper Bottle）”的外包装背后，实则只是一个简单用纸包裹的塑料瓶，极具误导性的文案让消费者误认为产品采用环保包装，引发众多不满。
“当我拆开发现这个纸瓶只是一个塑料瓶时，我感觉被出卖了。”有消费者在Facebook的无塑购物（No Plastic Shop）小组中发帖表示。
悦诗风吟纸瓶产品背后的塑料瓶包装。图片来源：韩国先驱报
漂绿行为一旦曝光，将极大打击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对品牌本身信誉造成反噬，严重的还会导致法律诉讼和高额赔偿；甚至还会牵连到行业内其他真正做出环保贡献的企业，引发公众对「环保」、「可持续」等相关词汇产生无感、怀疑的情绪，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难道，企业真的不知道漂绿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其实不是。
苏日娜表示，如果仅把“绿色”当成一种公关营销策略，企业很快能够发现这种负面影响是更具灾难级的。前车之鉴众多，多数企业倾向于采取更谨慎的态度。
不过，有时漂绿行为也可能是“无心之失”，最大的桎梏在于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去界定，告诉企业怎样做才是科学的，更何况是在品类众多的消费品行业，各类标准、法规的制定还尚在初期。
拿服装行业来说，绝大多数环境影响发生在原材料生产、制造过程中，品牌商和制造商相距甚远。一位参与过纺织行业标准制定的专家曾表示：“影响发生在供应链的起点，但很少有品牌可以覆盖整个生产制造流程，追踪其完整的供应链环境影响”，这意味着大多数品牌都在声称连他们自己都知之甚少的业务内容。
消费者正变得更清醒
当然，现在的消费者也没有那么“好骗”了。
商道纵横合伙人郎华向36碳表示，消费者的关注点正在从绿色宣传的表象，延伸至产品本质层面。根据商道纵横今年发表的《2021年中国可持续消费报告》，有超过五成以上的中国消费者认为，当企业提供清晰、可靠、可量化的低碳产品信息时，才会考虑为这类产品买单，而非简单的品牌使命目标和官方宣传。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于今年发表的《绿色消费人群图鉴》也表明,绿色消费人群选购产品时更关注具有特定绿色环保属性的原材料，比如有机棉、可降解、聚乳酸等等。
因此，提高信息透明度是鉴别企业漂绿的基本条件。
不难发现，多数企业的可持续声明，常常倾向于文字描述，比如“生态”“有机”等字眼随处可见，但缺乏定量描述和具体信息，且对产品生产中的环境足迹几乎避而不谈，消费者无法获取真实信息以决策。
我国于今年2月8日起正式施行《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和《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弥补了此前政策空白。文件明确要求企业需编制包括碳排放信息在内的年度环境信息报告，并每年3月15日前完成披露工作。在披露主体方面，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符合规定情形（如涉及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上市公司、发债企业等主体必须依法披露环境信息。
苏日娜向36碳表示，避免品牌漂绿行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与行业监管、企业自身约束、消费者认知等多个维度都密切相关。如今，国家各类政策依据正在逐渐完善，企业自身约束还需紧步跟上。
当然，面向消费者的知识普及程度也仍需加强。比如，提到鉴别绿色产品，很多人想到的是家电能效标识，用数字区分能效等级，另外根据产品类别，还会有能效指数、被动待机功率、用水量、洗净比、耗电量等内容。
家电能效标识几乎在每个家电产品上都会出现，多年来已在生活中普及。更多其他品类的消费产品，似乎还没有一个的统一、且被广泛接受的鉴别方式。
其实，我国早在2015年就提出“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体系”有关要求，2016年进一步细化为“制定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整合方案“，于2019年发布了《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
截至目前，我国绿色产品认证已覆盖建材、快递包装等十多个品类，近90种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产品。不过在迭代速度极快的消费品市场，绿色产品认证的规模、速度和公众普及程度被给予更高期待，企业也应将更加重视此类绿色标签的重要程度。
中国绿色产品标识，根据认证方式可分为“全绿”产品（左）和“涉绿”产品（右）。
图片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郎华向36碳表示，面对越发清醒的消费者，企业自身绿色故事的“翻译”工作更加重要，不仅仅是传递价值观，更应传递其可量化的环境社会影响、是否有第三方背书、绿色产品官方认证等有迹可循的“实证”。
当绿色仅停留在口头承诺，也就只是一本有名无实的「绿皮书」。表面“绿”了，内在还远远不够。
毕竟，在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普及过程中，更需要的是绿色消费，而非消费绿色。
编辑：苏建勋
本文转自36碳（ID：carbon_36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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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说｜杨叔子：大学之道在育人而非 “制器”
编者按：
11月4日晚，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机械工程专家、教育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原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的首位院士，杨叔子先生在科学领域中的贡献无疑是卓越的：研制出“钢丝绳断丝定量检测系统”，使国内传统机械工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在我国首倡智能制造，将人工智能和机械制造紧密结合……
院士、科学家、机械专家这几重身份之外，杨叔子先生在强调人文精神、立德树人方面的远见卓识更让他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
编者第一次听杨校长的讲座是在香港回归那一年。刚进入大学，孤陋寡闻的我在此之前并不知杨校长的大名，只听说是非常受学生欢迎的一位院士。二十五年前的那场讲座的题目已然忘记，只记得宽敞的阶梯教室被挤得满满当当，站着听的同学一直延伸到教室外。唯一记得的是杨校长的谆谆教诲：你们学理工的同学一定要注意加强人文素养的提升。对此，作为工科学子的我似乎是听进去了一二。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教育部发布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到60%；2022年全国各级各类高校毕业生达1076万人，首次超过1000万。智联发布最新就业数据：2022年本科生就业率仅23%。
客居海边这几日，翻出大先生身前的采访重温。掩卷思及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家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不知老校长十多年前指出的那些问题的改革是否处在“积小胜为大胜”的路上。眼前的海是那么的辽阔，海浪却不厌其烦的一遍又一遍的拍击着沙滩和礁石，好似在不停的追问：我们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校长？又有谁能回答这些问题呢？
△ 杨叔子(1933.9.5-2022.11.4)，中国科学院院士、机械工程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
作者：马国川
川上人曰：
2009年深秋的一天，我来到武汉的喻家山下，在简朴的办公室里，采访了76岁的杨叔子先生。老先生诚恳质朴，恂恂有儒者之风。作为科研出身的大学校长，他却以在高校大力推进文化素质教育而闻名。时光荏苒，13年过去，杨叔子先生不幸仙逝，他多年唤吁的文化素质教育成果如何？为了纪念这位富有人文情怀的教育家，谨将当年的采访重刊于此。在今天，杨叔子先生的思考更凸显其价值：大学到底是培养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还是制造听话出活儿的工具？
采访时间：2009年11月15日
采访地点：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主要问题不全在高等学校。”
马国川：这些年来人们对高等教育批评非常多，这些问题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杨叔子：我首先要讲一点，我国教育中的问题很多，高等教育中的问题很多，有的还十分严重，但这是教育，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是我国发展中的问题。这就是说，首先是发展，同时确有问题，即是发展中的问题。有教育界人士说过，教育问题很多，根本解决之道不在教育本身，而在整个社会。我赞成这个看法。一板子只打在教育部门身上，这是不公正的。从政府的经费投入，到社会的教育需要，到我国同教育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体制、机制的运作，都不是教育部门本身能够解决的。譬如经济发展了，大学不扩招行吗？肯定不行，因为社会对教育的要求比以前高得多了。可是一扩招，各方跟不上，由此产生很多问题，有的还很严重。当然，在扩招上有些事情高等学校本身本来可以做得好一些。但是扩招这个主流是对的，由扩招带来的问题不能否定这个主流。不扩招，难道失业待业人数会减少吗？不会！只是大学生占的比例增多了。我们国家的教育总的发展是好的，义务教育几乎全部普及了，高等教育也从精英教育走上大众化教育。不能否定教育成绩特别是这三十年的教育成绩，否则不好解释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能够发展成今天，没有这么多由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做基础，怎么行呢？所以我赞成“人民教育，奠基中国”的观点。虽然，发展中间有些问题很难避免。但是为了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如实地认识与研究我们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千里长堤，尚可溃于蚁穴，何况现在有的问题已远非蚁穴，而是十分严重了。
马国川：那么，具体到高等教育，到底有哪些具体问题需要面对呢？
杨叔子：高等学校有很多问题，有的还很严重，归结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管理水平问题，二是教师水平问题，三是生源质量问题。从生源质量来讲，学生质量同生源质量密切有关。生源都来自中小学，可是现在中小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的人格不够健全、感情不够健康、习惯不够优秀，这是在思想上的。业务上呢？有的基础知识不够全面、不够扎实，能力比较薄弱，思维不够灵活。我认为，幼儿园、小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学生做人打好基础，现在小学就是灌知识。幼儿园向小学学习，小学向中学学习，中学向大学学习，大学向谁学习？
马国川：有人开玩笑说，大学向幼儿园学习。因为大学教育学生不要打人、不要吵架，这些本来是幼儿园的教育内容。
杨叔子：是啊，幼儿园与小学主要是教学生如何做人，懂得做人该怎么做，培养最基本的做人的道德规范与行为习惯。现在却要大学生补上这一课，不是有些颠倒吗？现在小学乃至幼儿园重视的是“培优”，其实应该称为“培忧”， 不是“培养优秀”，而是“培养忧患”。不注重育人，不注重思想，只注重才能，重才轻德，不是为未来埋下忧患吗？还有，中学文理分科、快慢分班也是不对的。如果说小学主要是为做好人打基础，中学里除了做人始终是一条红线外，还要为继续学习打好基础，因此要全面而扎实地学好基础知识，不应该搞文理分科、快慢分班。其实，搞奥赛班本质上并非为了发展学生健康个性，而是为了高考。
马国川：不分科、不分班，怎么对待那些偏才的天才呢？
杨叔子：中小学里面真正偏才的天才是个案，有一些学生早熟，不等于是天才，更不应该把个案当成通案，把个别现象当成普遍现象。中学里基础知识应该全面而扎实地学好，偏科非常害人。教育的本质是文化教育，以文化育人。社会是靠文化的传承而延续的，是靠文化的创新而发展的。文化至少包涵五个方面，一知识，二思维，三方法，四原则，五是精神。知识是基础，是载体。有知识不等于有文化，没有知识就一定没有文化。过去我们习惯说“知识就是力量”，这话不一定全对。因为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但是有知识不一定有力量。光有知识还不行，还要有思维。我国有一位先生创造一个吉尼斯记录，一口气可以背诵了圆周率67890位，打破了日本人创造的3万多位的吉尼斯纪录。深入一想，其实跟电脑比较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电脑只要内存够，60万、600万、6000万位也记得住。但电脑有个致命弱点，它没有思维，没有原创性。
马国川：有学者说，其实电脑比五六岁小孩都不如，五六岁小孩能够在五六百个人中很快找到他妈妈，电脑却找不到。
杨叔子：是这样的！人有一种天赋的灵性，一种原创性，电脑绝对没有，因此，人一定要开发思维潜力，特别是原创性思维。人可贵的是思维，只有知识没有思维是个存储器，是个机器人，没有原创性。所以，在文化中思维是关键。有了关键还不够，方法是根本。一切东西都要通过实践，都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实现。原则是隐含的在知识、思维与方法中的，指导着他们，是文化的精髓。最后是精神，精神是文化的灵魂。
马国川：谈文化就应谈到知识、思维、方法、原则、精神。
杨叔子：是的，谈文化应该谈到这五个方面。“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这句名言可以做个新的解释。“授业”就是传授知识；通过传授知识来解惑，“解惑”就是启迪思维、展示方法；通过启迪思维、展示方法来把握原则和升华精神，这就是“传道”。
马国川：这个新的解释把文化的五个方面都涵盖进去了。
杨叔子：中学里学生学习课程有所偏重、有所爱好是对的，没有偏重就没有个性，但是偏科不对。偏科会造成只讲科学不讲人文，或只讲人文不讲科学，有所偏重有所爱好是对的，但是偏科往往就是偏废，偏废是错的，造成基础知识不全面不扎实，对将来成人成才都大有危害。所以中学分文理分科、快慢分班，还有办奥赛班，都是目光短浅的、不对的。可是现在中学搞的就是这些，导致有的大学生基础知识不够全面，思维不够活跃，能力比较薄弱；加上幼儿园、小学忽视做人的教育，导致人格不够健全，感情不够健康，行为习惯不够优良。大学就要面对这些问题。
马国川：也就是说，当前大学的问题是和中小学教育有很大关系的。
杨叔子：所以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整体去改革，要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开始，都要做。当然，大学本身也必须要力所能及地去做自己能够做与应该做的。
△ 图为1995年，杨叔子与学生在一起
病在急功近利
马国川：有人恐怕会有疑问，强调中小学阶段的教育环节有问题，大学又应该做什么呢？
杨叔子：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翻译成今天的话语，就是大学之道在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培养人的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在更好地求得人的完善，服务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以达到人类理想境界。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决定怎么培养人，怎么培养人又决定能培养什么人，这是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大学首先的根本是育人，培养高层次人才。大学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办什么样的大学？怎么办好大学？大学是高等教育机构，“高等”是什么意思？要治学，要做大学问，这包括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工程实施等等，包括硬成果、软成果，做它们里面的大学问。因此，大学不仅要育人，还要治学。治学首先服务于育人，因为大学是学校，如果治学不首先服务于育人，那就是研究机构了。同时，育人必须立于治学，如果育人不立足于治学，那是中小学教育了。
马国川：如果高等学校首先不是育人，就不是学校；如果育人不立足于治学，不是高等学校。育人和治学，哪个放在前面呢？
杨叔子：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我们一些高等学校特别是一些重点大学往往是把治学放在前面，这是急功近利的表现。这不仅是中国大学的毛病，美国的哈佛大学也有同样的毛病。2006年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叫《失去灵魂的卓越》，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任院长刘易斯写的。什么是“灵魂”？就是培养对社会负责任的公民，也就是育人。什么是“卓越”？在众多学术里争第一，用我国的话讲，要在众多学科建设中第一。刘易斯批评说，哈佛大学为了在众多学术里争第一而忘记了培育负责任的公民，“灵魂”丢掉了。我读完这本书后做了一个归纳：重治学，轻育人；重科研，轻教学；重研究生教育，轻本科生教育；重教师学术的博大精深，轻教师的品德优秀对学生的影响；重市场对高等学校的功利需要，轻视学校对学生人格尊严的培养。最后归结为：重视近期的有形、有用，轻视长期的无形、“无用”。
马国川：您总结得非常好，这些也恰恰是中国大学的问题。
杨叔子：还有一本书《回归大学之道》，是哈佛大学的原校长博克（1971-1991期间任校长）写的，他在哈佛大学当了20年的校长，这本书也是呼唤美国大学要回归大学之道，要重视本科生教育。毫无疑问，现在哈佛大学仍然是世界最顶尖的大学，还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的大学问题更重，急功近利之病更甚。比如，硬性规定老师多少年内要发表多少论文，要出要多少成果，才算称职，才能提职，教师搞不出来，就弄虚作假。社会上有句话讲得很尖锐，叫“逼良为娼”。还有社会上激烈批评的“学术腐败”。我不赞同“腐败”这个字眼，“腐败”是政治用语，应该说“学术道德失范”，“学术行为不端”，失了规范，行为不端，弄虚舞弊，剽窃抄袭。目前，这个问题的确严重，还有发展趋势。老师、学生及有关人员中都有，这个现象是怎么造成的？跟急功近利很有关系。经济发展快，社会转型快，有些问题是通病，很难避免的。比如，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有一段时期，也是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假冒伪劣，道德失范。一个社会的进步，不仅仅要有物质层面，还要有精神层面。人是人，不是动物。一定要看到没有科学技术进步，就没有生产力进步，就没有经济社会进步，我国早就有句名言，叫做“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经济是基础嘛！但是只是科学技术进步，只讲究物质、经济利益，那这个社会可能就是很危险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很落后的话，这个社会也是很野蛮落后的，如果一个社会科学技术、物质文明很进步，而精神文明非常落后，这个社会是灾难性的。所以，邓小平同志一再告诫我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马国川：现在大学的问题就在精神层面上。
杨叔子：最近我看了一个调查，1960年有人对哈佛大学1520位学生进行调查，为什么入哈佛大学？入学动机是什么？其中81.9%目的是为了赚钱。还剩下18.1%，为了理想。20年后，跟踪调查，这1520位里面，有101位百万富翁，就只有一位为了赚钱的，100位都是为了理想的。真正为了理想的人，有了高尚精神的人，最后成就了事业，为赚钱只见物质利益的人成为百万富翁德只有一个。为什么？因为有信念支持的人，坚忍不拔，成功了，那种急功近利的而没有精神支持的，就中途夭折掉了。“不争，天下莫于之争”。为理想的，不为了赚钱的，结果财富反而来了。历史就是这么一部辩证法的历史。
现在，整个社会很多问题就在精神层面上。大学除了应该放弃急功近利，还要加强精神建设外，更关键的一定要从体制、机制上改革。我们出现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可以理解，但是决不等于可以坐视不管。我们要更好地深化教育改革，努力解决前进中的各种问题，把教育推向更高的水平。体制、机制必定要有利于两个方面才去做，一是育人，一是治学。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有不同的做法，但是有一点是根本的，就是德育为先。首要是德，当然，同时必须要有才。或者说，首要的是学好做人，同时必须学好做事。做人和做事是不可以分开的。我国优秀传统讲的就是“德才兼备”，最确切了。“才，德之资也；德，才之帅也。”过去讲德才兼备，讲又红又专，这是对的。
△ 1995年，杨叔子与学生在文化素质教育讲座后交流最重要的是服务社会
最重要的是服务社会
马国川：您认为一所大学到底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精神？
杨叔子：最重要的是服务社会。
马国川：但是服务社会不是走到急功近利的地步去呢？
杨叔子：要能推动社会物质、精神发展，就是服务社会。这既包含了目前的，也包含了长远的。千万不能只看到目前的而忽视了、忘记了长远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人格要完善，完善人格必须要跟整个社会进步相联系。为什么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存在，而其他都消亡了呢？因为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价值核心是国家重于家庭，家庭重于个人，爱国主义就是核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非常精彩，“天下兴亡”算集体，“匹夫有责”是个人。集体怎么得到发展呢？一定是个人价值得到体现。匹夫责在何处？体现在“天下兴亡”上面，今天就体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上面。
马国川：如果总结一下，就是要继承我们的优秀传统思想资源。但是这里有没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说它缺乏对个人的尊重，缺乏现代民主、法治、自由。
杨叔子：这一切必须放在历史条件中去看。青年朋友要从历史角度上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了五千年，肯定有其精粹的地方。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与博士生姜岩一起写了一本《东方科学的文化复兴》。我很赞成他们的看法，中国这两三百年是落后了，能不能用这两三百年的落后就否定过去中国的五千年？能不能用这两三百年就预测中国相当长时间之后的发展？绝对不能！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应该相互弥补，中华文化必将在未来科学文化发展里起重大的作用。有人或许会问，是五四运动对，还是中华传统文化对？我说都对。在五四运动的时候，不尖锐批判中华传统文化，就不能打破当时反动统治者利用中华传统文化加上中国人民精神上的枷锁，但是他们批判的实质上是许多形而下的东西，而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跟形而上的是永恒的。比如说，过去中国有没有管理哲学？有。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从形而上学上去理解，就是各在其位，各司其职。我们过去可能过分强调集体，忽视个人。但是西方过分强调个人，过分强调物质层面，而忽视人的精神层面，往往只讲物质不讲人，只顾局部不顾整体。中华文化有自己的大优点，学西方的时候不应该丢弃自己最优秀的东西。不能像梁漱溟先生所讽刺的那样，“抛尽自家无尽藏,托钵沿街作乞儿”。中国历代情况不同，但对国家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所以我一直讲，不要简单讲五四运动对而传统文化不对，也不要简单讲传统文化对五四运动不对。两者的主流，都对。得放在历史条件里看，不管怎么看，炎黄子孙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都是为国家着想的。现在时代不同了，有代沟。我觉得有代沟是好事情，没有代沟就没有发展，但是在爱国上不应该有代沟。
马国川：在您看来，爱国是核心。
杨叔子：杨振宁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不能否定。中华文化价值的核心就是国家重于家庭，家庭重于个人。这就是整体观，正是因为整体观，大家抱成一团，中华文化延续下来。爱国主义是什么？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在这一点来看是没有冲突的，而是一致的。当然，搞教育首先要教育爱国，爱字很重要很根本。从根本上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爱也没有学术，不喜欢它怎么育人、去治学呢？爱，就是有责任感，没有责任感就不能育人，也不能治学。责任感深处是价值取向，你追求什么？追求对父母尽孝，所以对父母有责任，要孝敬父母；追求对国家尽忠，所以对国家有责任，所以才会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因此，责任是最核心的，深层是价值取向，显层是行为准则。简而言之，大学要培育出既能爱国、又会创新，既有民族情怀、又有国际视野；既能做人、又会做事的高素质人才。
教育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是工具性的功能，这一点的的确确不能忽视，你不教会学生建设社会、发展社会的知识和能力是绝对不行的。但另一方面，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塑造人，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非常根本的事情，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塑造人。所以只看到高等院校工具性的功能，而不看到高等学校目的性的功能，是片面的。我认为，大学教育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在人格上和精神上的完善，即成为全面发展德育为先的人。中国的教育者，毫无疑问，应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与经验，但中国教育自身的优秀传统，决不能轻视。更不能丢失，这是我们立足之基，应该去发掘，去继承，去弘扬，去发展。
△ 图为20世纪90年代初在实验室指导研究生
大学之道在“育人”而非“制器”
马国川：您是一位科学家，但是这些您一直在呼吁大学要进行人文素质教育，这是基于什么考虑？
杨叔子：大学的主旋律应是“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材，而非制造高档器材。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的，何况是高级人材；器是物，物是死呆呆的，再高级的器材，即使是高档的智能机器人，也不过只能具有人所赋予的复杂而精巧的功能或程序，其一切都不可能越过人所赋予的可能界限这一雷池半步。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人，忘记人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就失去了一切。其实，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如此，都是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归宿点，以人贯串于各方面及其始终；何况是直接培养人的教育！我国大学主旋律的特色是培养中国的大学生。这里，一是“中国的”，一是“大学生”。所谓“中国的”，我们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应服务于中国，至少不应不关心中国，更不应损害中国；否则，就在培养“六亲不认，有奶是娘”的反对派，办这样的大学又为了什么？！所谓“大学生”，是与中小学生相对而言。人就是不器的君子，才就是不器的大道，这种人才就是能不拘一格去创新的人才。概括地讲，大学培养的人才，一要能爱国，二要会创新。归根结底，我们的教育面对的是“人”，我们中国大学教育面对的是中国的高级人才。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工程，大学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高级工程。忘了人的灵魂，教育也丢失了自己的灵魂，后果如何，不言而喻，最多不过是“失去灵魂的卓越”罢了！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就是当今高教界普遍重视人文教育的缘由。
马国川：您曾经长期担任大学校长，您认为应该赋予大学怎样的理念？
杨叔子：1992年我的前任校长即将离任时，教育部考察谁可以胜任校长，当时我是学校里的唯一院士，找我征求意见，我就说高等学校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就是育人。后来在1994年，有一位音乐家到我们学校开音乐的人文讲座，讲的是严肃音乐，严肃音乐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有主旋律，一是主旋律极有特色，我当时听他的讲座非常感动，联想到大学教育的主旋律及其特色是什么，所以两个小时的讲座，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大学的主旋律就是育人，将学生当作人来培养，不是当器具琢磨，不仅仅是做事而且要会做人，要有人的旺盛灵性，而且还要有人的高尚人性。中国大学是培养中国大学生，当然培养留学生是另外一回事，我说中国的学生，首先是要为中国服务，中国学生的标志不在于是不是黄种人，是不是炎黄子孙，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服务于中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的概念，主要不是基因的概念，而是民族文化的概念，而是人文的概念。李铁映讲过一句话，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如果没有这个身份证，那成了什么人，那就是“黑户口”，这是一个种族，不是民族。因此培养中国学生，一要服务于中国，有爱国主义，有民族的情结；因为同时是大学生，不是中学生，不仅仅是学习文化、继承文化、应用文化、传播文化，而且还要能够创造文化、创造知识，如果不创造，怎么谈先进、发展？因此培养中国大学生，第一是中国的，服务于中国，而且第二会创新，能开拓创新。回到我前面说的，我喜欢的学生应该有这些特色，爱国，而且有基础、有能力去创新，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任务。
马国川：我们感觉在您的身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有一个完美的结合。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怎样结合？通过您自身的感受，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对您的科学研究有帮助吗？
杨叔子：人文对科学有四大作用，一个是引导方向，第二是提供动力，精神力量。第三是保证原创性的开拓源头。还有第四点，人文为科学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战场。同样科学对人文也有四大作用。一是为人文奠定了正确的基础，一切人文的活动都要符合客观规律，否则一定失败。第二，科学为人文提供原始素材。第三，科学为人文提供正确的道路，正确的东西一定要符合逻辑。第四，人文为科学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战场，科学为人文提供了强大的武器，所以科学对人文，人文对科学是相辅相成的，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符合客观规律；作为人还必定要有人文精神，否则就比禽兽还坏。
△ 2007年，杨叔子在家中书房
我坚决反对大学搞级别，但是现在还不能取消
马国川：现在很多人在批评大学有很多问题，其中包括行政化，其实原因可能现在缺乏一些真正的献身教育的这样一群人，教育家。
杨叔子：现在大学行政化太强，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乃至根本性缺陷。美国的校长一干就可当十年二十年，干四十年的也有。中国有多少？大学校长任期很短，现在规定了大学校长最多两届。两任结束就一定得下去，跟行政部门一样。另外，副职可以搞到60岁，最多到65岁。因为存在教育行政化，难出真正的教育家。可是，目前，中国社会几乎处处在搞“官本位”，不搞级别恐怕目前做不到，甚至有的工作无法进行。对大学，我坚决反对搞级别。但是目前不搞级别也不行，因为整个社会是“官本位”的，高等学校没有级别怎么生存？我坚持将来必须取消大学的级别，为了将来取消而现在我赞成。
马国川：这不是矛盾吗？
杨叔子：我跟你讲一个故事。中学只能是处级，有一个副省级市的市教委主任跟我讲，他把两所中学搞成了副厅级，结果呢？这两所中学发展很好很快，为什么？校长是副厅级，好和其他部门打交道，容易获得资源。为了铲平山头必须要承认山头。为了取消，在短时间内可能还要搞官本位，这真是没办法的办法。或许合乎老子讲的“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吧！因为要跟政府打交道。没有级别那怎么办？不好办！拿不到项目、资源啊。过去我当校长的时候不是副部级，省里一开会，我坐在后面。所以只能逐步解决，中国只能积极地、小步地、稳健地向前推进。不积极，就根本改革不起来；大步的话可能会过头，时间花得更多；走一步就是一步，这就稳健，反而快了。
马国川：但是从教育上来说，并不存在大步的问题，现在小步都没有。
杨叔子：要积极，走一步是一步，积少胜为大胜。大学彻底消除行政化不可能，目前在我们国家，很难，不是什么级什么级就不好打交道。但我坚决反对、讨厌甚至憎恨在高等学校内部的“官本位”、行政化的官僚作风。
马国川：您还是非常现实主义的。的确，大学内部在工作作风上也出现了行政化的现象。
杨叔子：大学要尊重教师，学校建设有两支队伍，一支教师队伍，一个干部队伍。都很重要，但是总归一句话，一切都是为了教学科研。育人重要，科研重要，都通过教师实现，必须把教师服务工作做好，必须重视和尊重教师。如同打仗一样，“一切为了前线”，这绝不是讲，后方指挥机关不重要。没有指挥机关，怎么作战？但战争的胜利，最终取决于在前线，学校也是一样。应该讲“教师队伍是基础，管理队伍是关键”，只有干部队伍好，教师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调动起来。二者不可偏废，但有偏重，但是决不能反过来，把行政当成中心。
马国川：但是现在一些高校里的教师很受压抑，有人愿意去当官，因为当了官之后就可以获得很多资源，包括学术资源申请起来就容易。
杨叔子：是有这个情况，有人不愿意当教授而愿意当个处长。80年代有位大学校长调到某某部当了副部长，这所大学派一个代表团到英国访问，英国方面有人问，某某先生犯了什么错误啊？在英国校长比当部长地位高，中国不同，部长位置比校长位置高，其实，校长、大学定位在学术领域，部长、行政机构定位在政治领导，两个概念不同，不能比较。中国没办法，只有逐步淡化它。
马国川：我看您对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是持乐观的态度。从您个人接触角度来看，中国高等教育和国外高等教育现在看有多大差距？
杨叔子：我认为差距的确存在，但是绝对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两个原因，一个评价标准不够公平。大学培养出来的领军人物算不算？哈佛培养多少？清华北大培养多少？清华、北大培养出来了那么多领军人物绝对是世界一流的，看看我国政坛、学术界、实业界等的领军人物就十分清楚了！如果只看所谓学术上的成就那就不公道了。学术当然必须看！衡量一所大学水平，一是培养出来的学生，一是学术水平。第二个不公，因为中国开放晚，融入国际比较少，国际会议、国际刊物等等对我们还不那么密切，这又是个不公。
马国川：但是有学者批评说，中国和世界的科学水平差距越来越大。
杨叔子：我不赞成笼通的这个说法，科学水平有差距，但总的讲，差距在缩小。中国名牌大学和世界名牌大学的差距也在缩小。
马国川：现在的差距主要是什么？
杨叔子：还是在学生质量与学术水平方面，当然深入一层，涉及到高等教育的体制与机制。
马国川：在大学制度层面上是不是也有很多问题？
杨叔子：是的，这就是体制、机制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一套，这跟中国整个情况有关系，一方面中国一下达到不了，另一方面，也不应办的同西方的一样。目前的情况下，深化改革，应该是积极的、小步的，稳健的，走一步是一步，积小胜为大胜，方能发展迅速。现在很重要的就是多试点。我对未来充满信心，但毕竟目前大学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不能视而不见，不能讳疾忌医，应该严肃地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些问题。
本文原刊于《经济观察报》，后收于《大学名校长访谈录》
编辑：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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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与其让千万人过目即忘，不如让一两个人铭记在心
作者：李开复，《向死而生》（2015）
生病之前，我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影响世界百大人物”之一，我意气风发地赴美受奖，自认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然而，吊诡的是，领奖回来没几个月，我就发现自己生病了。
病中赤裸裸地暴露在病痛的风暴中，再大的影响力、再高的知名度都帮不了忙。在诊疗间、在病床上，我什么都不是，就是一个随时可能在呼吸之间顿失所有的病人。
那时候，我常常怨天怨地、责怪老天爷对我不公平，我从内心深处发出呼喊：「为什么是我？我做错了什么？这是因果报应吗？」
我是天之骄子啊！
我有能力改变世界、造福人类，老天爷应该特别眷顾我，怎么可能会把我抛在癌症的烂泥地里，跟一群凡夫俗子一样在这里挣扎求生？
朋友看我很痛苦，特地带我去拜见星云大师，并在佛光山小住几日。
有一天，早课刚过，天还没全亮，我被安排跟大师一起用早斋。饭后，大师突然问我：「开复，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最大化影响力’、‘世界因我不同’！」
这是我长久以来的人生信仰：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世界，就看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影响力越大，做出来的事情就越能够发挥效应。这个信念像肿瘤一样长在我身上，顽强、固执，而且快速扩张。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
大师笑而不语，沉吟片刻后，他说：「这样太危险了！」
「为什么？我不明白！」 我太惊讶了！
「我们人是很渺小的，多一个我、少一个我，世界都不会有增减。你要‘世界因我不同’，这就太狂妄了！」大师说得很轻、很慢，但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什么是‘最大化影响力’呢？一个人如果老想着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你想想，那其实是在追求名利啊！问问自己的心吧！千万不要自己骗自己……」
听到这里，简直像五雷轰顶，从来没有人这么直接、这么温和而又严厉地指出我的盲点。我愣在那里，久久没有答话。
「人生一回太不容易了，不必想要改变世界，能把自己做好就很不容易了。」大师略停了停，继续说：「要产生正能量，不要产生负能量。」
他的每一个字都落在我的心田里：「面对疾病，正能量是最有效的药。病痛最喜欢的就是担心、悲哀、沮丧。病痛最怕的就是平和、自信，以及对它视若无睹。我患糖尿病几十年了，但我无视它的存在，每天照样做我该做的事，我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那几天常听大师开示，觉得自己过去坚信不疑的很多价值观、信念都是有瑕疵的。
我当时还带着很多因为身份、名望、地位而来的自负，大师的话语，我虽然记住了，可是我并没有完全明白，也没有完全接受，甚至还有点儿不服气。
有一天，我想到我在微博上时常针砭时弊，也曾对一些负面的社会现象口诛笔伐。于是请教大师要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社会上的“恶”？
没想到，大师还是以一贯平和的语气回应我：「一个人倘若一心除恶，表示他看到的都是恶。如果一心行善，尤其是发自本心地行善，而不是想要借着行善来博取名声，才能导正社会，对社会产生正面的效益。’
「可是，如果看到贪婪、邪恶、自私等负面的事件，又该怎么办呢？」我想辩解。
大师说：「要珍惜、尊重周遭的一切，不论善恶美丑，都有存在的价值。就像一座生态完整的森林里，有大象、老虎，也一定有蟑螂和老鼠。完美与缺陷本来就是共存的，也是从人心产生的分别。如果没有邪恶，怎能彰显善的光芒？如果没有自私的狭隘，也无法看到慷慨无私的伟大。所以，真正有益于世界的做法不是除恶，而是行善；不是打击负能量，而是弘扬正能量。」
养病期间，大师的话语时常在我心中回荡。我想得最多的，就是 “影响力” 这三个字。
过去，不论做任何事情，我都会不自觉地先估算这件事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力。一场演讲不到一千人就不去，每天微博不能新增一万个粉丝，我就觉得内容发得不够。有人发电子邮件问我创业问题，我只回复那些有可能成功的。是否要见一个创业者，完全取决于他的公司有多大潜力。要见哪位记者，也要看他面对的读者群有多少。
我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我的行程排得满满的，我的时间有限，当然必须过滤掉很多次要的、没有意义的活动。
于是，我精确计算每分每秒该怎么用在能够产生最大影响力的地方。我也几乎有点偏执的把运营社交媒体当作人生目标的重点，把获取粉丝视为志在必得的工作。
那时候，我确实沉溺在各种浮动的快感中，我是众所瞩目的人，走到哪儿都有粉丝围绕着我。
我在微博上的影响力让我轻易发起万人实名抵制某一档红火的电视节目，我认为自己是路见不平、仗义执言的大侠。作为一个科技人，我丝毫未察觉自己已经越界。
我坚信自己是在关心社会，但骨子里我恐怕已经被千万粉丝冲昏了头。每一个社会重大事件，粉丝都会期待我的表态。于是我陷入转发与关注的热潮中，不能自已，甚至还运用我的专业知识，筛选最值得关注的微博条文，好让我的言论更具有影响力。
大师重重点醒了我：「追求最大化影响力，最后就会用影响力当借口，去追求名利。不承认的人，只是在骗自己。」
为了追求更大的影响力，我像机器一样盲目地快速运转。
我心中那只贪婪的野兽霸占了我的灵魂，各种堂而皇之的借口，遮蔽了心中的明灯，让我失去准确的判断力。
我告诉自己，有了影响力，我就可以伸张正义、做更多有意义的事。
我的身体很诚实，我长期睡不好、痛风、便秘，还患了几次带状疱疹。这些警示都太微弱了，无法撼动我那越来越强大的信念。人说 “不到黄河心不死”，狂心难歇，最后身体只好用一场大病来警告我，把我逼到生命的最底层，让我看看自己的无知、脆弱、渺小，也让我从身体小宇宙的复杂多变，体会宇宙人生的深邃和奥妙。
身体病了，我才发现，其实我的心病得更严重！
当我被迫将不停运转的机器停下来，不必再依赖咖啡提神，我的头脑才终于可以保持清醒，并清楚地看到，追逐名利的人生是肤浅的，为了改变世界的人生是充满压力的。
珍贵的生命旅程，应该抱着初学者的心态，对世界保持儿童般的好奇心，好好体验人生。让自己每天都比前一天有进步、有成长，不必改变别人，只要做事问心无愧、对人真诚平等，这就足够了。
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能如此，世界就会更美好，不必等待任何一个救世主来拯救。现在，我发现一种更符合自己渺小地位的思维方式，那就是：
如果我做一件事情，世界上每一个人也都这么做，那么我们的世界会不会变好一点？如果会，我就去做，但不再用量化的思维计算每件事的“价值”和“意义”。
生命太深奥了，很多看不见的价值与意义会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细微之处。
例如生病之后，我陆陆续续在微博上发表了一些病后感悟的文章，我只是真诚地想要跟大家分享，再也不会像过去一样，为了增加点击率和扩大影响力而刻意营造推广。
我发现，对于真正有需要的人来说，一篇短文、一句诚恳的话，就能深入人心。与其让千万人过目即忘，不如让一两个人铭记在心。而且，通过这种真诚、无私的灵犀相契，我自己得到的回馈才会是正能量。
现在，之前汲汲营营追求的一切，在我心里都渐渐淡了。卸掉身上很多看不见的负担，我才有能力辨识网上许多激昂、沸腾的讨论，常常都充满了负能量。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
病中醒来，昏聩的心灵也醒过来了。
我现在不太看网络消息，更不觉得自己需要在网上仗义执言。眼不见、心不烦，不见可欲，使人心不乱。不烦不乱，就不会带来身心的压力。不然，压力是一切致病之源。就算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我也势必要远离过去的生活方式了。
本文节选自《向死而生：我修的死亡学分》
作者简介：李开复博士于2009年9月在中国北京创立创新工厂，帮助中国青年成功创业，创新工厂立足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等领域。在此之前，曾就职于谷歌、微软、苹果等世界顶尖科技公司，并分别担任全球副总裁职务。曾以最高荣誉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88年获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博士学位。分别于2011年、2015年被授予香港城市大学荣誉博士、卡内基•梅隆大学荣誉商业管理博士。李开复博士还是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的院士。曾任美国“百人会”副会长。2013年当选为《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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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中场游记
JM特约撰稿人 悟空，2022-10-28
东盟适合做大规模生产的国家和地区不多。在全世界都转了一圈做调研，其实适合做大规模生产制造的国家真的有限。这需要一个综合系统的强大支撑与契合，包括基础设施完备、供应链实力强、专业人才储备充裕、文化价值观匹配、安定安全的大环境等。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但现在对于大规模的制造业，需要什么样的金刚钻，很多国家其实是没有概念的。我认为制造业项目在东盟和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都流动一圈很有意义，让众多客户实地比较一下，到底哪里更适合做什么类型和规模的项目。
今年外贸订单不好。人总呆在国内，距离客户太远。我决定主动出击，10月到埃及和迪拜出差。出国月余，我发现国外都不再管控疫情了。开罗国际航班都不用戴口罩了，迪拜入境只查疫苗接种记录，商场和地铁里很少人戴口罩，购物中心人潮拥挤。
办完正事，利用周末出去转转。
第一站：开罗
埃及在今年6月取消了疫情管控，出入境很方便。景点的欧洲游客很多。尼罗河（Nile River）其实很窄，宽度感觉不及武汉长江的一半。埃及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据说比中国历史还悠久，曾经的帝国，近几个世纪的发展落后了，历史仍旧辉煌灿烂。
△ 埃及博物馆、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等景点内人头攒动
第二站：迪拜
迪拜入境需要疫苗证明，中国人入境免签3个月，市区取消了口罩令。购物中心里面也很少人戴口罩了。
第一次来迪拜是2004年，仅仅德拉区（Deira）和柏迪拜（Bur Dubai） 比较热闹，帆船酒店孤零零的远离市区。从谢赫扎伊德大道向南，最远是世界贸易中心，后来一直向阿布扎比延伸，陆续建了哈里发塔、阿联酋购物中心（MOE）、杰贝阿里港（JEBAL ALI）等等。这里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堪比深圳速度。
△ 左上：迪拜塔 ｜ 右上：在Address Beach Resorts顶楼拍摄，迪拜棕榈岛尽收眼底
MOE的鼎泰丰源自台湾省，小笼包很好吃，比较贵。2月份俄乌冲突以来，大批俄罗斯豪客迁来迪拜，导致迪拜房价飙升了约40%左右，不过（据说）仍未回到2017年的最高点。食品、生活、交通等成本都比2017年贵了很多——汽油价格3.5迪拉姆了，2017年才1.8元。
欧洲朋友在这里买了公寓养老。以前每年圣诞节假期结束，朋友都会email分享钓鱼的图片，2米长的海鱼——鱼越大意味着来年生意越好。这几年圣诞节，他改去马尔代夫度假了。我们相识近20年，现在他年龄大了，不能像以前一样去塞舌尔海钓，而我也不再年轻了……
△ 从酒店顶楼酒吧眺望，左拥帆船酒店，右抱阿联酋购物中心MOE
第三站：香港
香港街上和商场办公楼都要求戴口罩，地铁人山人海。旺角比尖沙咀更接地气，生活氛围浓厚。餐厅不能堂食。因为日元解除了疫情限制，最近很多港人都去日本旅游购物。日元兑美元贬值30%多，东西很便宜。
维多利亚湾，海港城，对面是港岛中银大厦，跟十几年前基本一样。尖沙咀、海港城购物中心，缺少了大陆客，很少人逛街。国内这30年发展太快了，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
最近两年，部分香港同胞转去其他国家生活，也有香港同胞回到内地生活，毕竟内地生活成本比香港低。
△ 上：维多利亚湾景色如常；下：旺角、尖沙咀人潮如织
近期回深圳比半年前好很多了，以前是10选1，最近是2选1，我在迪拜就开始摇号，两次就中签了，昨天在油麻地社区中心核酸，结果是阴性。明天就可以回国了，到了要隔离“7+3”，需要天天核酸吧……貌似家乡的部分区域已经静态管理了。
世界很大，人很渺小，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对自己和身边的人好一些。有任何想法和计划，就尽快去做吧，谁知道明天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编者注：
据考古学家考察，埃及最早出现象形文字是于公元前5450年，而中国最早出现甲骨文则是公元前3600年。
尼罗河全长6670公里，是世界第一长河，非洲主河流之父。
帆船酒店，正名为阿拉伯塔酒店(Burj AI Arab)，世界唯一的7星级豪华酒店，因外形酷似船帆，故被人称作帆船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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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提供：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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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事件中的两种恐惧
作者：晓看，2022-10-31
富士康事件的发生，让人揪心。对于这些家在河南的年轻打工人来说，挤破园区的围墙，拖着行李箱，徒步几十上百公里，回到老家，他们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是什么驱使他们这么做？
他们恐惧的主要是两点：第一，被隔离之后的生活，第二，被感染之后的担忧。
被隔离之后的生活，完全取决于当地能不能协调好力量，一要组织安顿要隔离点的住宿，二要保证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但是，园区和企业其实是两张皮，名字虽然叫富士康，但一个是企业叫鸿海集团，一个是对接企业的园区物业叫富士康科技园区，他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各自又归属不同的主体，并没有能做到协调统一。
企业要想方设法保证生产，不能停也不敢停。整个富士康在河南雇佣了30万劳动力，对接的是苹果生产链。9月7日iPhone14都已经发布了，但生产远远跟不上，如果企业不能保证生产，产业链就会转移到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他们是天上掉馅饼，我们这里则是30万劳动力失业，断了收入来源。停产，经济就会下滑；失业，社会就会不稳定。企业，只能卯足马力完成订单。
员工的住宿和生活，由园区物业承接。这是一块香饽饽，30万人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占了当地社会消费总额极大一部分，人人都想分一杯羹。仅仅是园区提供的工人宿舍，就分了很多区，每个区都由不同的地方国企建设管理。隔壁的城中村，也成了利益链上的一块。企业员工纪律性都很强，河南的孩子也都很老实，按照两点一线的生活方式在运转，平时基本上也不需要有太多物业管理人员。所以，有的小区住了1.6万人，也才需要50个管理人员。
这种格局，就是“有利一拥而上，有事一哄而散”。平时大家有肉吃。企业生产顺利开展，员工拿到工资，地方建设的物业承接消费，不止赢两次，简直是赢麻了。但是一出事，问题就来了，力量完全跟不上，亲兄弟开始明算账，变成了互相甩包袱。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生活，分属不同主体的园区各自为战，隔壁城中村无人问津，隔离点物资得不到保障，年轻人的生活就变得艰难，然后开始害怕。
年轻人们出走的第二个原因，来自对被感染的恐惧。被感染了，有200多种后遗症，其中还包括了不孕不育。一位专家在演讲中强调，现在必须坚持住，只要我们坚持住，再过十年，发达国家就没人了。因为他们的劳动力都死光了，没有人从事生产了。到时候我们打开大门，不用去跟别人竞争，自然而然就成为老大了。
病毒一开始的时候，自然是非常凶险的。但是随着奥米克戎的演进，传染力变得更强，但毒性却在下降。许多医学观察的结果都证明，现在的奥米克戎，已经降到了流感一个级别。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流感都会死人，而奥米克戎目前没有出现重症。
但是，我们许多的宣传还在坚持把这一病毒视之为洪水猛兽，极力渲染其可怕的一面。每天都在播报那个国家感染多少人，重病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在这样报道中，他们这些国家的确也是人快死绝了。但是今年的万圣节，他们依然是人山人海，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然而这种宣传，却让我们自己人深信不疑，对感染的恐惧胜过了对工作和工资的需要。于是传言开始出现，年轻人开始奔逃。
看到这个局面，郑州当地防疫部门都开始喊话：症状很轻，不要害怕！关键词就是“载毒量低”。
但这无济于事，长久的宣传已经使人对病毒的恐惧根深蒂固，人们害怕感染甚于丢掉饭碗。这就是“清零政策”的社会民意基础，以至于每次出现隔离，小区群里声讨得最多的就是那个“放毒”的人。精英知识分子们总以为自己是站在老百姓一边，事实上每次都是他们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既有恨铁不成钢的埋怨，更有落花流水的惆怅。
要避免类似富士康之类的事件发生，就不能再一味宣传病毒的恐惧了。事实上，富士康并没有做错什么，甚至是在做一项伟大的实验，那就是在疫情没有过去的情况下努力维持生产，保住订单，保住就业，稳住经济。只是两种恐惧的叠加，让他们的努力看起来比较失败。但是即使是这样，生产也没有停顿，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但是如果继续渲染病毒的可怕，可能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政策缺乏弹性，民间深陷恐惧，只好继续层层加码。好在，沿途的河南民众给打了一个样，即使是深陷所谓“疫区”，他们依然设立了志愿补给站，为返乡的年轻人提供帮助，并不是人人都害怕。
编辑：Wind
图片：田园系列 ｜JM摄影记者 萨其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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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想清零，但工人不愿共存
论新消费的破局和出路
作者：一昀先生，菁时光咖嗏俱乐部，2022-05-31
经过两年多的疫情和国际乱象，新消费短期内遭遇了野蛮乱长、资本遇冷和疫情纠缠的低谷叠加，一瞬间哀怨声环绕市场。
未来会怎么样？很多人迷茫了。
但我一直坚信：消费赛道的时代红利，是不容置疑的。
因为从中国文化世界崛起之路的长线看，中国市场一定会有因内循环所带来的国货之光红利，以及中国品牌国际崛起的时代大红利。消费仍然是常青赛道！
新消费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这个命题，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在摸索。
这几年，我和很多创业者喝咖啡都无数次地讨论过这个话题，有几个方向是新消费主理人需要高度战略重视，并尝试破局的方向。
但品牌崛起是绕不开的必经之路，在电商和互联网上血拼价格，是会伤人伤己的。
做品牌！做品牌！做品牌！
做品牌的本务，是稳定输出一套独特的价值主张，长期不断地定向输出，最终能精准辐射到自己的铁粉用户的生活场景里。
你能为用户创造多大的价值，你能在他们生活里多么的不可或缺，你的品牌价值就有多厚。而这价值，不再只是产品被消费的瞬间，而是一个用户教育的全链体验。
货找人，是拉新手段。人找货，才是品牌。
认识内容
以前做品牌的人，老觉得我只要把产品做好，能解决用户的痛点刚需就行。这个思维很危险，现在此刻，你一定要记住，无内容不品牌。
品牌并不仅仅负责创造好产品，同时也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去建立一套品牌和消费者深度高效沟通的语义体系。
不是！不是！不是！
请记住：内容，并不是狭义理解的品牌在全平台上的宣发内容。
现在：
你的产品包装，是内容；
你的事件营销，是内容；
你的用户管理体系，是内容；
你的产品结构，是内容；
甚至，连你的配方、成分表，都是内容。
一切皆可内容，一切都是内容。
渠道自建
渠道自建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大平台大渠道有红利，红利在哪儿，品牌就去哪儿，这没毛病。但是全域烧钱的拉新投流，最终还是要回流到品牌渠道自建的大本营。
无论是品牌的私域运营体系，还是干脆品牌自己孵化MCN做用户人群画像倒推的内容流获客，这些都是手段。不同的手段，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品牌主理人，透过不同的滤镜、杠杆、规则，最终看到的是一群人。
这群人是不会变的。你会用各种花样的手段去获取这群人，但最终对于品牌来说，核心能力是：你要用你的三板斧，留住这群人。
用户生命周期管理
很多新消费品牌还太年轻了，年轻到根本还顾不到去提前构建用户生命周期管理的体系。
新消费，在经历10年混战后，最终，所有的大赛道，一定会形成寡头格局。在超级赛道里，前三头部格局，绝对是寡头通吃，无小众。这个规律已经在欧美市场，被验证过无数次了。
也就是说，我们眼下看到的这些新消费头部品牌，要么自己有能力，通过资本扩张，快速成长成新巨头集团，要么被老巨头收购，要么被积压最后死掉。根本不存在哪吒闹海，单打独斗的可能性。
从0-1，1-10，还有可能拼认知差，拼比老巨头更懂新消费者，但到10-100，考验的能力结构就完全不同了。所以，一定一定一定要提前去构建用户生命周期。
消费，是慢赛道，古老的赛道，品牌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主理人一定要想清楚，如何去设置SKU Tree，如何去搭建品牌矩阵，如何去讲故事，故事和故事之间的串联。
不能基于眼前的增长需求，去设置产品结构和品牌布局，要从结果倒推，你想做一个10年20年的品牌，还是3年的品牌，整个品牌的结构骨架是完全不同的。具体操作层面，涉及到定位，产品结构，语义体系，品牌梯队，用户运营体系……
新消费成就百年老店
对新消费品牌来说，当你活过了野蛮生长的阶段，在行业里杀出一条血路时，你最好忘记“流量”，对真实的消费者心存敬畏。
擅长驾驭流量模型，确实能让你的品牌，能获得先发优势。但在长期主义的赛场上，新消费当家人一定要牢记，他们不是你的流量，是一个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人心，不是用流量可以买卖的逻辑能粗暴计算的。
因此，尽管我们对新消费赛道应该持审慎再审慎的态度。但是，我们仍然坚信，新消费是为数不多能对抗时代大周期性的常青赛道，值得我们为之付出人生下半场。
新消费，是真正可以做家族传承、文化传承的百年老店，百年事业！
（本文首发于菁时光咖嗏俱乐部，获作者授权转发）
作者简介：一昀先生，菁咖主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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