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艺术班的大学四年学了什么？

【专栏】| Columnists>教育说

作者：许嘉婧，后浪研究所，2024-06-20

如果说，全中国最“癫”的专业，中央美术学院的实验艺术班，必榜上有名。它的全称是“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分为实验、社会、科技三个工作室。每年招30多个人。说它“癫”，在于它的教育理念。

从艺考录取开始，考题就和常规传统美术不同了，掺杂着很多脑筋急转弯一样的题目，还经常因为学院老师最近的个人喜好而变换，令人难以琢磨的“反套路”，也被称为“最难考”的专业；

而一旦入学，便如入旷野，入学的第一节课，是学生给院长上课，讲他们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课程没什么硬性要求，一切为了训练发散思维，而实验、不停的艺术实验，更是为了寻找自己和表达自己。

前院长邱志杰的《实验艺术概论》中这么讲，“从实验中得出新的思考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总是需要艺术观念和手法的创新，才能轰击人们习惯化和套路化的感性。”

5月18日-6月2日，半个月的毕业展览，成了这届36个学生各自散养了4年后的交集。或者说，是他们的一场“合理发疯”的集体亮相。

新青年试验场，体验派聚集地，这一期的“WOW人类”栏目跟进了几个实验艺术系学生的毕业作品制作，目睹了他们不断的推翻、探索、表达。我们好奇的是，一场自我驱动的艺术教育，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

实验，不停地实验

4月19日，距离央美毕业作品展只剩一个多月时，税佳仪却决定将今年初就确定好的毕设方向推翻重来，“彻头彻尾地改”。

按照原定的方向，她要把几十个橘子做成种类不同的手工捏捏玩具，原材料都已经买好了，也捏了10几个成型的。做到一半，和导师对了一下方向后，她却突然觉得目前的作品和自己的初衷不符了。

尽管隔壁的油画、雕塑等专业，均是提前一年就要规划好毕业作品，稳扎稳打，毕业展前已经是收尾阶段，但在最后1-2个月开始极限创作，才是实验艺术系的毕业生的常规操作。

“实验艺术就是你得不停地实验，包括这些材料，它们都是一个实验，你得在实验中才能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做。”税佳仪，这位今年的实验艺术系毕业生这么解释。

她的整个毕业实验中，唯一清晰的就是初衷——她想做关于妈妈的主题，尝试通过实验艺术的方式来理解妈妈。

一开始想做橘子捏捏，也是想通过重复性的劳动来体验妈妈的工作。税佳仪的妈妈是四川的一名流水线工人，杀猪厂包装猪肉、剥无骨鸡爪、做方便面蔬菜包调料，什么都做过，一天工作9个小时，只有80块工资，时薪10元都不到。

最开始做的橘子捏捏

但捏着捏着，她多少觉得不对劲了，除了家乡盛产耙耙柑，妈妈和橘子没有任何关系啊？

她知道，新的探索，又得开始了。这是实验艺术系惯有的风格——整个大四，学生都要和老师互相折磨，中间可能推翻过3、4个方案，持续到开展前的最后一刻。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挺荒唐的”。

导师的指导也充斥着某种“荒唐感”。在她的橘子已经捏了一周、和导师汇报进度时，听完她的困惑，导师听完没有直接给出指导，反而是讲了自己与父亲的矛盾，随后问她，“你做这个作品最终想要个什么样的结果？”她本能回答，“我想让我妈开心。”

说完这句话她就哭了，“我觉得很奇怪，就这么一句话，为什么要哭？我想让我妈妈开心，其实它就是一直被压在我心底里面的一个秘密一样，但是当我说出来后，压在心底很深处的东西被翻出来了。”

更多的东西，也随之在不经意间从心底翻滚出来。4月中旬，一个朋友来北京玩，提到央美附近的宜家很好逛。税佳仪的第一反应是，“我又没有家，为什么要去宜家？”她对家的态度，称不上积极。

从小，税佳仪就生活在批发货物堆中，大量购买批发用品是妈妈的唯一兴趣，这些东西很便宜，妈妈觉得买的越多越是“为家里省钱了”。她的拖鞋永远是40号的廉价的大码拖鞋，一次去外面集训住宿，同学问她，“你怎么穿着你爸爸的拖鞋？”她很震惊，第一次知道人们不是都穿这样的鞋的。

“我觉得家里面用的东西没有很特殊，都是批发来的，家在哪都行。家对我来说随便一个空间都行。”这是她一直以来对妈妈的批发行为的消极态度，但也成了她新的毕设方向的起点：若能在逼仄的空间里和批发用品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是不是更能理解妈妈的处境？

5月初，我在北京芍药居的一个地下仓储物流基地里，见到了税佳仪和她制作了一周多的新作品。这是一个5平米左右的小格子仓库，是她花了1000多块钱租来的。她提醒我穿件厚衣服来，即便是初夏，这里的温度也相当低。

杂物，到处都是杂物。各种均价2元以内的衣架、咖啡条和塑料拖鞋，有条理的填满了仓库的空白墙壁，像是批发市场上的一个局促的、空间利用到最大化的摊点。

这些商品，是她从拼多多最低价选购来的，总价值也有6000元。她还把这些零售商品拼合成了小型家具，写字桌是用抽纸垒成的，枕头是用湿纸巾拼的，连她屁股底下的床垫，也是卷纸和T恤搭的。

税佳仪租的仓库

她指了指整个房间，“这就是我的作品，如果明天就开展了，那就算完成了。如果2周后才开展，那我还能多做几件家具，也可以说它还没完成。”

她又很急切地问我，从眼前这些东西中你能感受到什么？

“真正的艺术品是得和你自己强相关的，在聊艺术品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聊你这个人。”税佳仪告诉我，以这样的视角看待，那些意义不明的材料才能变得生动。

税佳仪最后的毕业作品《用》

比起其他美术类专业更注重最后的成品，整个实验过程，都是实验艺术学生作品的一部分。创意，这个idea是否足够新颖、足够打动人、足够表达自己，才是他们最在意的。通常作品的完成难度并不大。

我联系到的几个学生，都经历了毕设过程中的“煎熬”。要知道，当时已经是5月初，距离毕业展仅剩2周。有人的作品已经接近完成，但也有人含糊其辞，说下周与导师开会后，方向可能依然要调整。

“网红艺术家造星的30天”，是彭冲的作品。他想尝试在30天之内通过各种营销手段曝光，给自己打造一个网红人设。他花钱收买了一些新闻媒体、去北京最大的尤伦斯美术馆走秀、购买黄牛票混进明星云集的电影首映礼，把这些行为艺术剪成宣传视频，并把毕业展现场布置成了红毯走秀，邀请观展人来打卡。

彭冲的毕业作品《网红艺术家造星的30天》

整个实验也只持续了30天。做起来很快，但确定要做的过程，往往要持续半年之久。

自我的“暴露”

几乎每个实验艺术品都是一场大众视野里的自我“暴露”。

毕业前的这一年，与其说他们探索的是作品方向，不如说，他们探索的是自我。作品回应的是那个终极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倪明在这一年陷入了长时间的深深内耗。他总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宏大的主题，才配得上本科毕业展这样隆重的场合。所以在跟导师汇报方向时他总有些惶恐，最初他的设想是一段行为艺术，模仿埃舍尔的无尽阶梯，拍摄一段自己一直不停上楼梯的影像。

导师问他，你想表达些什么？倪明讲了自己最近的困惑，“我最近觉得特别无力，快毕业了，我不想进入某种循环重复的生活。”老师重复了一遍，“这感觉特好，‘循环往复’，你只要抓住这个感觉，就表达这个事儿就够了。”

过了不久他接到老师的电话，让他赶紧收拾东西来安徽乡村，老师正在带学弟学妹做暑期实践，不用他负担任何差旅住宿，只要人过来就行。落地一看，老师连摄像机和三脚架也帮他提前借好了，递给他，“你看看你在这里能做些什么吧。”

倪明拿着相机脚架在山野里转了很久，思考着“循环重复”的概念。在一个乡间分岔路口他停下了，往左走是水田，往右走是新开发的日式美学民宿，一晚上最便宜也要2000块。

倪明在寻找合适的拍摄点

强烈的触动，摧枯拉朽地来了。他，一个在鲁西南乡村长大的孩子，来到了北京这座大城市读书，在临近毕业的档口，在环境切换中自我身份的撕扯感，也被拉到了极致——他可以投简历到大公司上个班，又或者回到自己的生长地，父亲曾劝他去参加“三支一扶”，去乡村支教。

自己究竟属于哪一边？他也想不明白。在这个路口处，他无法选择该往哪一边走，他感受到一种矛盾和自我毁灭的倾向，以往一想到未来、他就回答“再看看吧”的敷衍，似乎敷衍不下去了。

他将这些内心的斗争，完整呈现在了他的毕业作品中。这段影像是这样的：画面中正好有两台除草机，一个是红的，一个是蓝的，倪明站在原地，重复地扇了自己5分钟巴掌。

毕业展上呈现的其中一段行为影像

第一次看到时我非常不解，形式过于前卫，像作者故意整活儿。他这么和我解释，“你不觉得画面里的除草机很像黑客帝国中的红蓝药丸吗？我就觉得这地方太好了，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所以，倪明的整个作品都是他穿着粉色的连体衣，在山林里扎马步、做蛙跳、翻跟斗的行为艺术影像记录。作品名叫“我练功发自真心”，简介也很简单：“在安徽考察时，偶然听导游说这里是《卧虎藏龙》中大侠李慕白牵马的地方，便想象自己是在竹林中修行的侠客”。

毕业展上倪明的毕业作品《我练功发自真心》

相比之下，李晴的作品似乎更好懂一些。她把一辆山西大卡车改装成露天泳池，并开着它去到山西阳泉市几个附近村镇，让煤矿工人们一起玩水。山西县城缺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不知道的是，通过制作这个作品，李晴和家里完成了和解。

这辆卡车是李晴父亲赖以谋生的工具，家里有三个孩子，李晴是最小的一个。父亲经常开着这辆车运送水源给附近村镇的煤矿工人们，来养活一大家子。一次李晴过年回家，他指着这辆卡车说，“你就是靠它上的大学。”

李晴父亲的卡车

李晴深受触动，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今年已经64岁了，和她相差了近40岁。时常她觉得自己和父亲有很深的代沟，她不理解父亲是怎么生活的，父亲也不理解她在学的什么实验艺术——我问过很多实验艺术的学生父母如何看待他们所学的专业，得到的回答大多是“爸妈只知道央美的牌子很硬，但不知道我具体是干什么的”。

李晴想用一种最直观的方式告诉父亲她在学些什么。在她眼里，父亲就像卡车坚固的外壳一样，她就像其中温暖的水源，被父亲保护着长大。于是她提出向父亲借这辆卡车来做毕设，父亲的反应很激烈，“你把车拿走了我用什么？改造这辆车有什么用？”父女俩大吵了一架。

“他还是不理解我们专业是做什么的，我就想让他看到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会得到怎样的反响，我想得到更多曝光，让他明白我做这件事能如何感染大家。”

李晴说，这辆车严格来说其实是父女共同完成的。父亲被说服后，每天一大早跟着她一起去改造车辆，帮她贴马赛克瓷砖。

李晴的毕业作品《被黑簇拥的蓝》

这辆改装车最后成为了今年最具话题度的优秀毕业作品，也成了父女之间的连接桥梁。

散养中的“自发”

对大部分经历过高考、循规蹈矩、目标明确、一进入大学就为了若干年后的就业做筹划的年轻人来说，这群实验艺术学生的大学四年，未免太随性了。

倪明的大学生活，更是随性得“登峰造极”，学生简介上获奖经历写的都是“无”，但他却有几件拿得出手的历史作品：第一，他曾偷走了别人家上私锁的共享单车；第二，他曾通过不停摩洗一块地板砖，让它变得特别新特别亮；第三，他在贵州乡村实践时，亲身尝试着从山下往山上翻滚……这些行为都是他自发想做的，并没有任何展览或投奖经历。

在贵州乡村实践从山下往山上翻滚

自发，正是这四年，实验艺术学生们的关键词。

实验艺术系有个传统，入学的第一节课就是换位教学——由学生给院长上课。每个人都要给院长报自己感兴趣的选题，再制作PPT轮流上台讲，有人讲网恋，讲“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文学范式……

院长很想听听年轻人在关注着什么，不会给他们圈定什么范畴，也希望他们都能有各自专精的领域，在大学里继续发挥下去。

尹欣航在入学第一节课分享的是“鼻子整容”，领域相当细分。她细数了哪些明星的鼻子是整过的，又讲到整个整容行业。

她对鼻子的关注并不是空穴来风。从小，爸爸就一直说她的鼻子不好看，是一个败笔，高中毕业后就要带她去整容。久而久之，她见到任何人第一面，总是最先关注这个人的鼻子周不周正，这让她被迫成了鼻子领域的大师。

她对鼻子的执念一直存在。直到毕业展览，她还真找了不同的人做了386个鼻子模型，“翻模再制作的过程是庞大的，从倒模、修模、涂脱模剂到调、调色，再到脱模、刷粉、装袋、装订，我已无心在意谁的鼻子好看、谁的不符合我的审美。它们只是一坨坨肉了。”她说，这个作品让她解开了一个心结。

尹欣航的毕业作品《Yes!Nose!》

实验艺术的大学课程几乎没有强制的硬性要求，主打一个“杂而不精”。在这里，你可以学写诗、做木工、做网页，一切实践都是为了思维发散训练。

税佳仪印象最深的课程是去动物园实践写真，她们蹲守了一周，观察了很久长颈鹿，看它们在园子里没有伙伴很无聊。她想到自己看过的《动物世界》纪录片，长颈鹿在草原上会用脖子和同伴打架，那是一种娱乐方式。于是她就设计了一个楼梯那么高的玩具，专门陪长颈鹿打架。

他们也经常一起去乡村实践，比如去东海岛做鸟类写真、去安徽贵州等乡村做口述史。在贵州的乡村里，倪明走进了一座空心村，看到屋子里遗留的课本、磁带、布鞋等老物件，墙上有这家小孩默写的古诗。

“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想象一个家庭是怎么培养这个孩子的，他的成长轨迹是怎样的，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往上升，他又离开了这个村子。”

他重组了家里的物件，把布鞋给梯子穿上，又从房间外边摘了一个无根的野草，放在床头柜上，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房间”。

倪明的作品《温暖的房间》

在这片自我驱动的旷野上，老师们是学生的指路灯。

在实验艺术系，灯塔相当多，平均1个老师只辅导2个学生。说是指导，老师更像是学生精神状态的监护人，每过一两周就会了解一下大家最近的动向和新想法。

这是倪明和导师习惯的交流模式：他向老师提出自己最近的想法，拍一段“和一条陌生的狗建立关系”的行为影像。老师问他，“这狗怎么你了？”他一通解释，在他眼里狗如何象征了人的社会关系。老师听罢只说，“去做吧。”

这是最让我震惊的部分——在大三时期，倪明想休学。当时是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其实也和疫情没什么关系，只是他突然感到很迷茫，又想到自己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旅行，就想这样做。对于这毫无规划的举动，老师们却非常赞成，觉得他是应该松一松自己。

倪明独自坐火车穷游去了成都、重庆、拉萨、西藏等地。而导师唯一提出一点建议，让他写下10件休学期间想做的事。“不是什么长远的，什么我要赚5万块钱那样的事，都是一些具体的，比如要练琴、看一本书什么的。”倪明说。

散养之下，他们会自己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向。

我发现，基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项领域，尝试过创业的也不少，毛绒玩具、滑雪器材、民族服饰、自媒体博主，什么都有。

他们维持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风俗，大三后基本就没见过什么同系的学生了，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事在忙，最好就是互不打扰”。

被轰击的“套路”

5月18日开启的央美毕业展，成了他们各自散养了4年后的交集。或者说，是他们的一场“合理发疯”的集体亮相。

实验艺术展区在三楼，有种怪诞的气质，作品的形式千变万化，影像、声音、装置、互动、行为等等，都可以是实验艺术的形式。

5月21号那天我来到央美展区，刚一上楼就听见持续不断的呜咽声音，它来自一个由羊角搭建的乐器，作者是家乡贺兰山的羊角，切割并重组成巨大乐器，可以从各个位置吹响它。

鲁艺冉的作品《周而复始》

场馆中央有个巨大的园艺系统，是自制的水循环系统，保存了美丽的花束。

原本作者设计为流动的水，但由于场馆不能走电，担心危险，最后它呈现出来的震撼感显得弱了很多。

陈铭的作品《花束献给你》

旁边还有个巨型的婴儿椅，名叫“巨婴”。我抬头看，上面隐约坐着人。

一位学生徐陶雨泽告诉我，那位作者有点社恐，第一天开展时在巨婴椅上坐了一天，后几天他们几个学生约定好要轮番上去坐着撑场，这是实验的一部分。

陈玫冰的作品《巨婴》

还有税佳仪的作品，名字定为“用”。

她的计划是，在15天的展览期间，观众能看到她在这个“家”里是怎样生活的。而税佳仪会在最后两天和观众开展互动，观众花18元买一个口袋可以装走“家”里的任意货品，真正“用”起来，这都是实验的一部分。

等最后消耗掉所有的抽纸、T恤、咖啡条，“家”也就被使用完毕了，一点没有浪费。

税佳仪的作品《用》

徐陶雨泽的作品叫“肥马一家”，她缝制了不少小马玩偶，仿照自己童年时的房间布置了会场。

这个房间的锁是被拆掉的，大马从房顶探头，盯着屋里的小马在做什么。徐陶雨泽说，自己的房间从小就没有锁，爸爸经常推门而入，她一点隐私没有。一位观众进入这个屋子时感受到了同样的压抑感，深有共鸣，“我太理解你了，我小时候的房间连门都被拆了。”

徐陶雨泽的作品《肥马一家》

毕业展上的许多作品也在网上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羊角乐器，有人认为这像是巫术。

还有《超级蜂巢》这个作品，原材料是一摞纸板和会动的纸箱，据说造价有2万，就有人网暴：“我看也不值那么多钱啊”。

乔木的作品《超级蜂巢》

我也是跟他们聊完才知道，这些作品是无法用原有的、刻板的知识框架来分析，必须先读懂他们每一个人。

就像前院长邱志杰的《实验艺术概论》中这么讲，“需要不停地实验、实验再实验，从实验中得出新的思考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总是需要艺术观念和手法的创新，才能轰击人们习惯化和套路化的感性。”作为观众，我确实狠狠地被他们的作品轰击到了。

离开展览后我不禁又回忆起李晴父亲的那个问题，要较真的话，做这些有什么用呢？或者说，这样散养的、自发的、自我驱动的艺术教育，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他们是否担忧过工作、薪资、失业那些现实的问题？

去年面临严峻的秋招就业形势，看到别的专业同学们紧锣密鼓的样子，税佳仪一时间也有点焦虑。她把自己一切和美术设计相关的经历填到了简历上，只是为了看起来和大公司的招聘要求对口一些。改了有十几版简历后，投出去还是石沉大海了，许多公司看到实验艺术这个专业都会直接绕路。

但在完成毕业作品后，她的这份焦虑感逐渐被磨平了。在用批发品制作家具的过程中，她觉得自己的心结也被解开了，而这个过程就像艺术疗愈一般。接下来，她的兴趣点转向了艺术疗愈工作，也正在寻找相关的机构。

我也问税佳仪，实验艺术系的同学们毕业后的去向如何。她思考良久，“这是一个经常被问的问题，但是回答很难，因为我们实验艺术对口的工作其实就是艺术家，那你说，是公司要给艺术家发工资？”

胡家博是科技艺术工作室的学生，花了3万多元模拟了人工智能生存的虚拟环境，以及他们眼中的人类标签是什么样的。

为了这个毕设作品，他从零开始起步学习计算机程序的运作原理以及训练人工智能模型。那科技口的学生会不会都很精通技术，又多了一门手艺？胡家博却告诉我，科技手段只是用来转化为做艺术的方案，本质上，他们还是艺术家，“那艺术本身就是没有用的。”

胡家博的作品《具身一辨人》

大致盘算，往届的学长学姐很少有直接就业的，一半多的本科生会选择保研或出国继续深造艺术方向。至于出去工作的独立艺术家们，也是缩在某个角落里，悄咪咪地搞搞自己的小创作，没事投个展览玩玩，没什么大水花。

她提到自己很欣赏的一个学姐，现在也没有正式工作，偶尔缺钱了就接点小兼职做做，更多的时间都花在搞一些不赚钱但自己喜欢的课题上，让自己舒服、快乐才是第一要务。

“我就是那种特别内耗的人，想事情老翻来覆去的，但实际上想不明白，我就最终想着，要不就干，然后就做了。包括在乡村完成的那些作品，有些事实际又不是课程安排，不是有人要求我这么干，我只是就觉得我应该干点什么，不要再去想什么。”对倪明来说，4年散养，就像一剂缓慢作效的药。

焦虑，和父母的灵魂拷问，当然还在。“你工作找了吗？”“简历是不是该准备了？”“要不要看看三支一扶，去支教试试？”倪明也总会掏出那句万用的回答句式，“再看看，再看看吧。”

不管怎样，至少，在通往自己的这条路上，他们学会了如何自洽，提前解决了所有毕业生都将面临的最大难题。

（曲枚对本文亦有贡献）

许小年：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多读经典书，保持思辨

【专栏】| Columnists>教育说

许小年教授“合世界·共阅读”活动演讲，2020-06-19

1981年，卡尔维诺在写作《为什么读经典》时，曾经对何为经典提出了14条定义，至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比如他说，经典作品“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里”。近40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已生活在一个数据无处不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许小年近期在中欧“合世界·共阅读”世界读书日主题直播活动中指出，拥有海量的信息并不意味着就拥有了知识，相反可能让人们变得更加无知；身处这个时代，人们更应该通过阅读经典形成自己的认知框架，以避免淹没在庞杂的信息碎片中。

我们真的能从刷屏文章中获取知识吗？

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能够从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文章，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也常常会收到校友们传来的“刷屏文章”。这些文章在网络以及社交媒体上非常流行，但我总跟他们说：“少看微信多读书。”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我看来，绝大多数网络上的刷屏文章对于建立起一个人阅读、理解和分析的框架并没有帮助。相反，这些文章还会给你一种错觉，让你误认为读了它们就拥有了知识。其实不然，这些文章你读得越多，就越有可能变得无知，因为你的分析和归纳能力被帖子中的惊悚语调和混乱逻辑所冲击，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独立思考，选择随波逐流而丧失了自己的判断能力，最终只会迷失在这些被大家传来传去的所谓的分析文章之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想首先要从数据、信息和知识三个基本概念说起。

数据（data），就是来自世界的信号，它是我们观察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所用的最原始表达，在数字化时代，这些表达如图像、声音、语言文字、符号等都变成了数字；信息（information）是我们从数据中提取的有用元素；知识（knowledge）则是有组织和有逻辑关联的信息，代表我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和理解。

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是认知跃变的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大数据时代下的信息爆炸，并不意味着人类所获得的知识会同时呈指数级增长，相反，人们的知识反而有可能更为贫乏了。

究其原因，在于人脑的不可替代性。在数字化时代，我们的大脑从数据中提炼信息的能力远远落后于数据的增加，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应运而生，帮助我们从海量数据中萃取有用的信息。但从信息上升到知识，人工智能就无能为力了，认知在这一阶段的飞跃唯有在人类的大脑中才能完成。

在大数据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似乎并没有获取比以往更多的知识，原因正在于两个转换上的能力不足。从数据中提炼信息的能力不足，可以用人工智能加以弥补，但是从信息到知识的分析和总结的能力、把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能力只能靠人类自己，而这项能力大大落后于科技进步的速度。

网络不能成为我们认知的主要来源

获取了信息并不意味着你拥有了知识。从信息到知识的转换，需要有一个分析和综合的框架，即建立起信息之间系统性的逻辑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框架，那么信息永远是零散的、价值不高的，永远停留在感知阶段，不能上升到认知的高度。

如何将感知转换为认知，以避免自己被淹没在碎片化的网络信息中呢？我认为首要的就是读书。读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

读书虽然也是获取信息的一种方式，读书的主要目的是汲取知识和建立学习的方法论。和网络文章不同，好书一般有相对完整的结构，较为清晰的逻辑链条，由浅入深地展开论述，作者已将他获取的信息提炼为知识，不仅易于读者吸收，而且有助于读者参照他的方法，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对信息进行分析和梳理，思考和总结事物间的逻辑关系，逐步深化对事物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人对手机的迷恋几乎是无以复加的。无论是在公交、高铁、机场，还是街头巷尾，总有很多人不停地盯着手机，有时甚至因此发生交通事故。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如果继续依赖网络，将其作为知识的主要来源，那么最终只能获得碎片化、无组织的信息。如果把这些碎片化的信息错误地和自满地当成了知识，我们就可能变得越来越无知，甚至丧失认知的能力。

认知能力丧失的征兆已经开始出现。比如对于同一件事，网络上时常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到底谁对谁错，因为缺乏判断能力，有些网民和读者会感到困惑。这个判断能力就是我们讲的认知能力，而认知能力的核心就是分析和总结的框架。

读书就要读经典

实际上，我并不反对大家读网络文章，但这些文章不应该作为知识的主要来源，而只能当作一个信息来源。网络媒体的特点是快速阅读，作者不可能在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框架下向你完整讲述他的观察和理解。

同样值得警惕的还有追逐畅销书的倾向。我常对中欧校友讲，畅销榜排名前十的书不必读；机场书店卖的书，翻翻就行了，或者直接忽略。

既然网络文章和畅销书不能作为主要的知识来源，那么我们究竟该读什么样的书呢？我们系统性的分析与综合能力又来自哪里？答案是经典。

我一直坚信读书就要读经典，而衡量一本书是不是经典，最好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比如，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在读孔子，读《道德经》，也依然在读柏拉图的古希腊哲学。一代一代的人从中汲取智慧，说明这些书是有价值的，如果没有价值，可能早已被人们遗忘了。

读书就要读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经过大浪淘沙而留下来的书籍。当代的书也可以读，但你要有一个分析和综合的框架，能够判别当代书籍中哪些真有价值，哪些只不过是一时热闹的过眼烟云。

举个例子，托马斯·皮凯蒂所著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能不能成为经典？要靠时间来回答。我读过之后，认为它成为经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书中的分析远不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深刻。虽然时代不一样了，但严谨的分析、连贯的逻辑和独特的洞见仍然是每一部经典都必须具备的。

再比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毫无疑问属于经济学方面的一部经典。每次读《国富论》，我都会发现新的视角，受到新的启发。还有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都是经济学的经典。

在政治学方面，我们应该读《孟子》，孟子对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有精彩的论述；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是必读书，这两本名著奠定了现代政治学的基础。谈到社会学，我们就不得不提卡尔·马克思和另一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以及当代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曼……

泛读与精读结合
阅读的同时保持思辨

经典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它的价值，经典永远给人们以启迪，为我们提供思考和实践的指引。经过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淘洗，这些经典作家们的思想在当代社会依然有价值，仍然得到世人的承认。

当然，阅读经典也并非盲目地相信，因为知识从来就不是从别人那里灌输到你的头脑中的，一定是你自己经过思辨获得的。你要获得知识，就要保持分析框架的一致性和系统性，还要多方面地考察这个事物，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凯恩斯的《通论》是经济学的经典，你同时要读观点不同的斯密、哈耶克与弗里德曼，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

经典著作很多，读不过来怎么办？可以采取泛读和精读两种方式。所谓泛读就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而精读则要尽可能地深入，建议大家可以将两种模式结合起来。

比如，我开始读《21世纪资本论》时，600多页的英文原著，就采用了泛读模式，抓住其中的主要概念、厘清书中的思路和脉络就可以了；后来当需要对这本书进行系统性批判时，就不得不进入了精读模式，反复阅读其中关键的段落，因为只有准确理解作者的观点，才能指出他错在什么地方。

当然，指出错误并不是否定这本书的价值，所有的书都有其价值——有的可以让你建立起一个理念，有的则能够引发你的思考，皮凯蒂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就是引发人们的思考与争论，虽然我并不赞同书中的某些主张和结论，但这并不减损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

阅读历史书更要泛读和精读相结合，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三千多年，泛读把握大致脉络，精读抓住关键节点，春秋战国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清末民初则是另外一个。在这两个关键节点上深入精读，其他的只能泛读，毕竟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阅读世界史也是同样的方法，古希腊、罗马帝国的灭亡、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等都是需要精读的部分。

透彻理解这些关键节点，结合泛读，在思考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对历史进行分析和归纳的框架，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编辑 | 贺方泓、李琼、梁赛楠

责任编辑 | 雷娜

（本文转载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

作者简介：许小年，195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曾任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咨询师。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许小年教授私房书单

• 《思想的力量》穆尔、布鲁德
• 《公正》桑德尔
• 《致命的自负》哈耶克
• 《欧洲现代史》梅里曼
• 《中国近代史》徐中约
• 《重说中国近代史》张鸣
• 《国史大纲》钱穆
•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刘擎
• 《政治学通识》包刚升
•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阿西莫格鲁、罗宾逊
• 《观念的水位》刘瑜
• 《破茧》施展
• 《极简欧洲美术史》牛顿
• 《极简音乐史》冈田晓生
• 《西方音乐1500年》NAXOS，配光盘
• 《论语》
• 《孟子》
• 《古文观止》

配图：肖建华书法作品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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