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我的父亲——章景翰
【专栏】| Columnists>预立有所思
JM特约撰稿人 预立，上海， 2024-06-01
一生简朴无华，刚正不阿，谦卑克己赢众誉
半世从教育人，不计回报，桃李天下结善果。
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九二八年的七月初五，陨于二零二四年四月十六（2024年5月23日），享年96岁。父亲的走可以说是无疾而终，虽然最后阶段因为喊左下肋骨处痛，一动就痛，影响其翻身和饮食等，但家庭医生直观检查也未曾发现有什么病症。而正是这点痛感使得他最后不食少饮，最后可以说是衰弱而竭，无疾而终。没有苦痛，没有挣扎，一切安然；真正随了他对离世的心愿。
父亲一生对物质、对外在看得非常淡，从不讲究生活条件，生活上可以用极简来描述，无论是之前在住了几十年的四川路的老房子，还是最后在浦东租住的憩息之地，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没有一套跟进时代的家电。家里不是没有能力去更新，不是做儿子的不愿为老人做些奉献，而是他不让。两个儿媳妇都曾经为了给他买生日礼物、给家里换一台液晶电视而被他责骂到哭。他最不讲究的就是穿着打扮。在我的印象中，父母恩爱一生，从未有大的争吵，所有的争吵、不开心都是因为妈妈想为他买双新鞋或添件新衣而引起；虽然在我们儿时，家里生活条件是不怎么好，尤其是文革初期，一家五口，上有老母亲，下有我们兄弟两个儿子，全家就靠他六十三元生活费养活，但这个节俭的习性却是我们从记事开始一贯如此，无论后来大哥去了美国，我从事金融行业，条件再好，他都还是一贯保持他的近乎不近人情的简朴。
父亲对自己近乎苛刻，历来反对铺张浪费、形式主义。对身后事他也是一再跟我说，“我死了，什么都不要操办，越节俭越好，一烧了事，骨灰随便怎么弄都可以，挖个坑埋了，或哪里一撒就行了，追悼会也不要开，不要惊动单位。”。我跟他说，你死了，你也管不到了，也只有听凭我们弄了，这时他笑了，笑得那么坦然。妈妈走得早，我问过他，怎么安葬妈妈，他说，“我在的时候，你们不要动，我守着她，我死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也没办法”。因为我奶奶是安放在崇明的寿安寺的，他自己也笃信佛教，所以2017年在妈妈去世后的一年，我在寿安寺给他和妈妈就购买了一个双穴，与奶奶处于一室，但此事我一直没有敢告诉他，因为他如果知道一定会说，花这个钱又何必。
他对自己是如此节俭，但他对外人却乐善施捐，早年经常帮助有家庭困难的同事朋友，晚年更是与我妈妈一起做了很多善事，经常会看到一些慈善组织或者寺庙寄来的感谢信，而这些他从来不对我们子女说，我只知道父母跟随我一起帮助四川大凉山贫困孩子的助学，一做就是6-7年，至于他们自己做了多少功德、捐助过多少人，我却从未从他们口中得知。他对我最大的肯定就是说，“嗯，你做善事、帮助他人我喜欢、我开心的。”
父亲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极其勤奋的人。父母养育、培养了我们兄弟两个。阿哥是76届的，77年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考入中国科大，我小哥哥6岁，也于1983年步哥哥后尘考入中科大数学系。应该说我们兄弟两个智商都不差，当年也可以堪称学霸级的，但与父亲相比我们无论在哪方面都自叹弗如，无论是文化功底、中国历史，还是英语；无论是象棋、围棋还是桥牌、麻将，更不要说物理数学，没有一项我们可以胜过他。所以小时候父亲对于我们就像一座大山般地存在，记得哥哥参加高考前复习，父亲对他是全盘辅导，就是当年的农机（化学）他都是自己现学现教。而父亲的强大更源于他对攻难克艰的坚持与执着。从而也培养了我们面对困难不轻言放弃的性格和秉性。记得在我们家里有一本很厚的绿皮书，纸张都已经泛黄、发脆，那是一本文言文的数学应用题，当年在我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扔给我做了，为什么说扔，就是因为父亲基本上不会来教你，除了一开始文言文看不懂题目意思会跟你讲解，或者遇到新的知识比如工程量题目会先跟你讲之外，其他就是逼着你自己去想、自己去思考。有时一道题一做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有的几天。你想偷懒去问他，他会问你，你思考过什么？你怎么思考的？回答不上的，自己回去继续思考。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以至于我现在教其他孩子也是同样的教法，如果是概念不清那就轻则一顿责骂，重则板子伺候了。他对学生是如此，对自己更是如此，记得在他组织编撰数学词典的时候，有时候为了穷尽新的解题方法可以连续在那里思考几个小时。这种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是我们一辈子学习的榜样和支撑我们的精神力量。正因为他的聪明和勤奋才造就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成为业界备受尊重的权威，成为上海市第一批的数学特级教师。
虽然父亲在学术上成绩斐然，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是二级教师，工资130元，但他从来不向组织主动伸手要待遇、要条件。当年在继光中学教学时，学校要给他评一级教师，他都次次推掉，他跟校长、书记说，“我才三十不到，已经就评到二级教师了，很好了，评一级的名额就让给别的老同志吧，我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就是这样一次次的谦让，一直到文革都还是二级教师的待遇。对待职称、收入是如此，对待其他待遇也是如此，单位几次要分房给他，他都推脱了，总是把机会让给更困难的同事，说我们家的条件可以了，比起那些居住条件差的，几代人挤于一间的，或者那些要想结婚而无房的，条件要好得多。正因为他这样克己律己的作风而深得每个单位领导的认可，也由此与每一轮领导都保持着良好的私交，像我至今都还能记得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名字如赖纪云、黄千惠、张克群等等、等等。
父亲外在看来是一个温文儒雅的教书匠，但他骨子里却有着我爷爷军人般的倔强性格。文革期间被批斗，他也是与红卫兵斗智斗勇，批斗他时，红卫兵小将骂他是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他说，你说的一点没错，我爸妈都属狗，我当然是狗崽子了。改革开放后，他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盟区委领导，他执拗的个性表露无遗。对于一些他看不惯的、认为错的东西他都要尽职提出。比如破墙开店，比如题海战术等等。晚年退下来后依然不忘教育事业的改革方向，我每次有空与他聊起这方面话题，他都要忧心忡忡，牢骚满腹地跟我讨论教育的目的和方法。告诫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改变不了大方向，但一定不要耽误了我们自己身边的孩子。
他的这种倔强的性格在晚年生活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家族中小辈结婚排场摆大了，他就会很反感；生病了坚决不去医院。前几年一次感染肺炎，把他送进医院，他是吵了一晚上，坚决要回家不肯住院治疗；去年春节前感染新冠后又出现腹泻、便血也是坚决不愿去医院，我只好自己不断摸瞎尝试各种药在家给他治疗。妈妈2016年走了以后，我让他换个好点的环境，或者跟我一起生活，也是坚决不同意。
父亲虽然在性格上很倔强，在教育上又是一个严苛的老师，但在家里又是一位孝子慈父。晚年他经常会跟我提起一个场景，当年在劳动改造的时候，每天下班回来我都会去武进路的14路车站等他，远远看到他步履艰难地走来时我都会飞奔向他，他看到我，再苦再累，都会一把把我抱进怀里。他跟我说，那一刻，再多的委屈疲惫都会一消而光。而只要踏进楼道，就会在楼梯上一路声声呼唤妈妈（我的奶奶）。我奶奶生他时只有18岁，爷爷去世又早，所以在奶奶晚年时，要照顾奶奶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件很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奶奶活到95岁，他自己那时也已经是七八十岁了，但他一定不肯请保姆，一定要自己亲手来伺候。现在想想真的很不容易，我现在才六十都觉得很累，而他以七八十岁的年龄照顾九十多岁的老母亲，其辛苦可想而知。
我一路走来，父亲在我身上倒是没有太花心思，因为当我读初中时一切都已经走上正轨，而我也有比较独立、倔强的个性，所以父亲在我身上操心少。一直到我快初中毕业了，他都没有去参加过一次我的家长会。最后一次家长会，我跟他请求，我说爸爸，我知道你很忙，但我都快毕业了，你能不能去开一次我的家长会啊？他欣然答应了，那天我在做家长接待工作，结果他的到来引起了学校老师的小小震动，因为他在区里的名声，反而给了我很大的压力。老年后每每谈到这些，他都会表示愧疚，说当年确实对哥哥的关心、关注要多得多，对我少很多。哥哥考大学他亲自辅导，哥哥得肝炎，他急的托人买卧铺票，到处求医问药，哥哥从清华硕士毕业回上海后为了出国，他又东托关系，西找人，帮他找担保……，甚至谈恋爱结婚都是父亲的老友介绍的。而对妈妈，那就更是一辈子宠爱有加。妈妈2012年得链球菌肺炎住院，他可以每天坐十几站地铁，大夏天每天两次赶去医院陪伴她。我说你去没有必要，医院里的所有事情我都安排好了，每天营养餐都有老邻居、好朋友帮忙烧好送来，你去干嘛？有几次我们把他赶走，他在医院里躲着，等我们一走他又回到病房去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一份浓浓的爱啊！他曾经跟我诠释爱的真谛，说，“爱是付出，而不是索取”。
父亲对家人是如此，对身边的其他人也是如此，从来没有因为觉得自己是大知识分子而高人一等。不管是对看门大爷还是学校里的工友，抑或是邻居大妈都是平等心而待之。我记得的就有一位文革期间在长治中学的工友蒋阿姨，后来一直都有很好的相处，每年过年父亲都还会上门去给她拜年。在里弄里，“大哥哥”的名字也是颇有市面的，他对左邻右舍、大爷大娘都可以平易交往、有求必应。父亲的这种先人后己、平等待人、不媚上欺下的作风后来也深深地烙刻在我的身上，成为我的行为标准。
父亲从教一生，在上海的教师岗位上记得好像是三十八年，听父亲说，他从上海交大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镇江，具体哪个学校我已经不记得了，而退休后在岗位之外也时不时地有辅导求学的学生，不管是在什么年代，父亲教学、辅导学生从来不收人钱财，他常说，只要孩子要学，他都教，从临时来问个问题的，到高考前系统补课的；有哥哥的同学，有自己的亲友，有各路托朋友找关系的，也有好学的学生自己找上们来的，可以说是来者不拒。但不管是谁，要是送礼送钱，他会坚决板起脸来把送礼的人轰出家门。他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是一个曾经在文革中高喊打倒他的人的女儿。当时我妈妈很反感，但他却说在那个年代随波逐流也是人之常情，不管怎么说，孩子没错，孩子要读书我都教。这个孩子过节的时候自己做了菜装在一个八角篮里送来，父亲很开心收下了，这一幕我一直记得，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他唯一一个开开心心收下别人送的礼的学生——海蓉。现在这个学生俨然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我妈妈临终前拿出三根珍藏一生的小金条交到我手上，嘱咐我说，这三根金条你们兄弟两个一人一根，还有一根给海蓉。这次父亲离世，海蓉得知后连夜购买飞机票从巴黎飞了11个小时到上海，然后第三天又要飞十几个小时回欧洲，就为了最后来送别父亲。所以父亲从教半个世纪，可以说桃李满天下。
父亲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笃信佛教，尤其是在退下来以后，更是每天诵经念佛，我有时会寻他开心，我说你这一生的处事理念完全够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准了，他笑笑对我说，这样蛮好，你爷爷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我在中间给你们牵线搭桥，实现和平演变。过后他还会跟我说，其实共产党的理念就是佛教中宣扬的众生平等、就是牺牲自我普度众生的思想。他相信因果、跟我说，人在做天在看，所以不要做对不起人的事情，也不要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他非常支持我做慈善的事，他也时常教育我，不要争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但要尽力做雪中送炭的事。
今天他走了，走得那么有控制力，平时都好好的，大哥从美国回来一周后开始突然不好了，然后耐心地等待我的回来，他绝不会吐露一个希望我回来的字，但我确实在他不舒服的第六天强烈地感应到他这个状况得不到扭转会有危险，所以我回来了；当我回来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要帮他度过难关的时候，他就突然走了。这就是他修来的离世福报？
父亲从教一生，在上海的教师岗位上记得好像是三十八年，听父亲说，他从上海交大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镇江，具体哪个学校我已经不记得了，而退休后在岗位之外也时不时地有辅导求学的学生，不管是在什么年代，父亲教学、辅导学生从来不收人钱财，他常说，只要孩子要学，他都教，从临时来问个问题的，到高考前系统补课的；有哥哥的同学，有自己的亲友，有各路托朋友找关系的，也有好学的学生自己找上们来的，可以说是来者不拒。但不管是谁，要是送礼送钱，他会坚决板起脸来把送礼的人轰出家门。他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是一个曾经在文革中高喊打倒他的人的女儿。当时我妈妈很反感，但他却说在那个年代随波逐流也是人之常情，不管怎么说，孩子没错，孩子要读书我都教。这个孩子过节的时候自己做了菜装在一个八角篮里送来，父亲很开心收下了，这一幕我一直记得，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他唯一一个开开心心收下别人送的礼的学生——海蓉。现在这个学生俨然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我妈妈临终前拿出三根珍藏一生的小金条交到我手上，嘱咐我说，这三根金条你们兄弟两个一人一根，还有一根给海蓉。这次父亲离世，海蓉得知后连夜购买飞机票从巴黎飞了11个小时到上海，然后第三天又要飞十几个小时回欧洲，就为了最后来送别父亲。所以父亲从教半个世纪，可以说桃李满天下。
父亲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笃信佛教，尤其是在退下来以后，更是每天诵经念佛，我有时会寻他开心，我说你这一生的处事理念完全够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准了，他笑笑对我说，这样蛮好，你爷爷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我在中间给你们牵线搭桥，实现和平演变。过后他还会跟我说，其实共产党的理念就是佛教中宣扬的众生平等、就是牺牲自我普度众生的思想。他相信因果、跟我说，人在做天在看，所以不要做对不起人的事情，也不要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他非常支持我做慈善的事，他也时常教育我，不要争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但要尽力做雪中送炭的事。
今天他走了，走得那么有控制力，平时都好好的，大哥从美国回来一周后开始突然不好了，然后耐心地等待我的回来，他绝不会吐露一个希望我回来的字，但我确实在他不舒服的第六天强烈地感应到他这个状况得不到扭转会有危险，所以我回来了；当我回来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要帮他度过难关的时候，他就突然走了。这就是他修来的离世福报？
今天他走了，走得那么安详，没有任何痛苦，就在我着急担心他身上已经出现的褥疮会恶化的时候，他就这样脱离苦海了，他最后控制着，让为他的病情着急上火的我突然没有着急的源头，这就是他给我最后的关爱吗？
今天他走了，走得那么快，那么决然，绝不拖泥带水，冥冥之中依然带着他性格中的倔强，他离世的过程只在短短不到一分钟内。他不愿给自己带来苦难，更不愿给身边的人带来麻烦，这也是他一辈子的信条，只要自己能想办法解决、将就的就绝不给别人添麻烦。所以他走得干净利落。
爸爸，今天我们最后还是没有遵循你的遗愿，还是告诉了你身前单位，我们还是在这里举行了追悼仪式来向你作最后的告别。今天灵堂上悬挂的挽联是我当晚为你守灵时拟的，是阿哥亲自写就的。今天来送别你的不仅有统战部和民盟的各级领导和同仁、你生前工作的虹口区教育学院的领导和同事，更有你身边最亲近的亲人。您的孙女章新乐特意从菲律宾赶回来送您；您最疼爱的长孙章梵也没有辜负您从小对他的教育与培养和陪伴。今天他单独送了一个花篮，他题写的挽联是：“德行圆满，往生极乐”，我觉得这也是他对您一生的高度概括。他现在正在从事着一份人类疾病预防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您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心了。
爸爸，虽然你走了，但你的人生信条已经深深地刻入我的思想和行为，也会在我们章家得以薪火相传。我相信你的灵魂一定会得以升华，去往你所追求与向往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平等博爱、没有苦痛的极乐世界。
安息吧，爸爸！
次子章预初稿于2024年5月24日晨，终稿于2024年5月27日
作者简介：预立，六十年代生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毕业于中国科大。九十年代初开始从事证券投资业务，成为第一代证券从业人员。长期从事证券研究、投资、投行业务；2010后开始从事股权投资业务；后期从事企业管理工作至今。2005年作为创始人之一，发起组建了民间慈善组织——慈播爱心协会，长期资助大凉山的女童的生活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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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亿美元，微软签下史上最大绿色能源协议！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作者：Penn，《环球零碳》，2024-05-06
面对AI算力背后的巨量能源消耗，微软、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都在积极寻求清洁能源作为其数据中心的能源解决方案。中国的互联网科技企业的行动也不甘落后，逐渐成为了绿电消费的关键参与者。
在过去的两年里，人工智能（AI）席卷全球，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去年风靡全球的ChatGPT，到今年火爆出圈的视频生成工具Sora，无不昭示着人类社会即将逐步迈入AI新时代。
而AI背后的基石是算力，算力背后则是巨量的能源消耗。因此，在“欧洲能源危机”话题热度退散后，AI将产生的巨大能源需求成为了全球瞩目的新焦点。
如何满足人工智能对数据中心全天候的电力需求，成为了科技巨头们的新挑战。而随着算力、性能的不断提升，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碳排放问题也日益凸显。
由于外购电力是科技行业运营中最主要的碳排放来源，面对与日俱增的电力需求所带来的碳减排压力，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整体能源消耗组合中的比例成为了科技企业气候行动的关键。
当前，科技巨头的绿电交易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统计，2023 年全球绿电采购交易数量创下历史新高。2024年仅前两个月，谷歌、微软就分别宣布签署609兆瓦和295兆瓦的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PPA）。
5月1日，微软（Microsoft）与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宣布，双方已签署协议，将投资 100 多亿美元开发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以满足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日益增长的需求。
这笔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企业级清洁能源采购协议，为本就火爆的绿电采购市场又添了一把火。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分析师凯尔·哈里森（Kyle Harrison）表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企业级清洁能源购买协议，使得微软成为仅次于亚马逊的第二大清洁能源企业买家。”
图说：微软签署协议投资 100 多亿美元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为数据中心供电（来源：CNBC）
01
10.5吉瓦，史上最大绿色能源协议来了
根据5月1日的一份声明，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的绿色能源部门（Brookfield Renewable Partners）将在2026年至2030年间为微软在美国和欧洲提供 10.5 吉瓦的可再生能源，相当于约10座核电站的发电量，反映了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对电力的巨大需求。
而10.5吉瓦的可再生能源容量也是全球最大数据中心市场北弗吉尼亚州数据中心消耗的3.5吉瓦电力的3倍，足以为约 180 万户家庭供电。
布鲁克菲尔德发言人表示，该交易将带来超过 100 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微软和布鲁克菲尔德表示，该交易几乎是任何其他单一企业购电协议的八倍，并且随后可能会扩大到包括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可再生能源产能。
两家公司表示，该协议将重点关注风能和太阳能，但也包括“新的或有影响力的无碳能源发电技术”。
新能源开发成本因能源类型和开发地点不同而大相径庭，因此目前很难估算10.5吉瓦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不过据彭博新能源财经报道，如果所有开发项目都是美国太阳能发电场，那么它们的建设成本将超过 115 亿美元，如果所有开发项目都是美国风力发电场，则将花费近 170 亿美元。
图说：位于怀俄明州的微软数据中心 （来源：Microsoft）
2021年7月，微软延展了“到2025年实现100%采用可再生能源”的承诺，提出到 2030 年，微软将在100%的时间里，实现100%的电力消耗与0碳能源采购相匹配。在此之前的一年里，微软已经在全球 10 个国家签署了新的电力采购协议，购买了约8吉瓦 (GW) 的可再生能源。
而根据微软最新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截至 2022 年底，微软在其全球业务中已在 16 个国家签订了超过 13.5 吉瓦的清洁能源合同。这其中就包括此前与布鲁克菲尔德签订的约 1 吉瓦的清洁电力合同。
协议的另一方布鲁克菲尔德实力也不容小觑，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商之一；其美国上市公司Brookfield Renewable Partners在全球拥有约33GW的可再生能源运营资产，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电池，还有155GW正在开发中。
这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企业清洁能源采购协议签署后，Brookfield股价应声大涨，周三上涨了11%，周四再度上涨5.8%，一周累涨近20%，而在过去一年中其股价大跌17%。
图说：Brookfield Renewable Partners股价走势图（来源：华尔街见闻）
02
科技巨头推动绿电交易持续增长
除了微软，全球企业尤其是科技巨头们正在气候目标的指引下加大绿电消费。
根据BNEF的统计，2023年，共有200多家企业宣布了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PPA），彰显出购买清洁能源作为私营部门脱碳工具的受欢迎程度。这些交易使2023年企业PPA总量达到创纪录的46GW，高于2022年的41GW，也是企业PPA市场连续第七年实现增长。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宣布了超过17.3GW的交易。
图说：全球企业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PPA）规模（来源：BNEF）
注：AMER即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EMEA即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APAC即亚太地区。装机容量以GW直流侧计。
而这其中，科技巨头亚马逊再次拔得头筹，连续第四年成为最大的企业清洁能源买家，其光伏和风电购买量比后三家公司的总和还要多。
2023年，亚马逊在16个不同市场宣布了74笔单独的PPA，总购电量达到8.8GW。其中超过60%的交易为购买光伏发电，其余则为购买风电。在这辉煌的一年里，亚马逊宣布的企业PPA资产组合达到33.6GW。这是全球第八大清洁能源资产组合，仅次于NextEra的34.6GW，尽管亚马逊自己并不拥有项目。
Meta在2023年紧随亚马逊之后 ，宣布了3GW的PPA，其次是LyondellBasell Industries的1.3GW和谷歌的1GW。塔塔钢铁（1GW）和Albert Heijn（0.8GW）则是榜单中值得注意的新买家，它们在去年签署了首份PPA。
图说：全球企业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PPA）亚马逊位居榜首（来源：BNEF）
绿色电力未来增长的最大推动力是企业设定的清洁能源目标。目前，超过 450 家公司已加入 RE100 计划，承诺通过清洁电力交易完全抵消其电力消耗。BNEF估计这些公司已经购买了256 TWh清洁能源来抵消其50%的电力消耗，但他们将需要在2030 年额外购买301TWh才能实现或维持其 RE100目标。如果这301TWh的缺口完全通过购电协议来弥补，则可以额外推动 105GW 的太阳能和风能建设。
图说：RE100目标下可再生能源供给和电力需求 （来源：BNEF）
03
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不甘落后
海外科技巨头的绿电交易蓬勃发展的同时，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的行动也不甘落后。
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腾讯、万国数据、字节跳动等互联网科技企业纷纷制定目标，旨在2030年实现100%可再生能源与碳中和。
据绿色和平组织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11月，阿里巴巴集团全年签署了超过16亿度的绿电交易量，腾讯披露2024年签约绿电采购量超过13亿度。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表现正在显著提升，逐渐成为了绿电消费的关键参与者。
图说：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可再生能源承诺及占比（来源：企业官网、企业报告、新闻报道，绿色和平分析整理）
随着绿电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的可再生能源消纳比例也持续增长，腾讯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从2022年的7.2%提升到2023年的12.4%，阿里巴巴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从2022财年的6.6%提升到2023财年的15.4%，万国数据披露截至2023年底可再生能源比例达到38%。
图说：可再生能源长期购电协议案例（来源：《嵌套式长期购电协议在中国的应用与发展》）
面对持续增长的电力需求，一些互联网科技企业也开始探索多年期绿电交易模式。世纪互联于2022年与中广核太阳能（深圳）有限公司签订2023年绿电购买协议（约400万千瓦时），其中包含未来五年约5亿千瓦时的绿电供给保障条款。万国数据和易信科技则在2021年分别与中广核新能源和中广核太阳能签署10年期绿色电力购买协议。
绿色电力交易正在成为科技企业兑现其气候承诺的强力助推器，也许新的全球最大绿色能源协议记录就将诞生在中国，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资料：
[1]https://www.cnbc.com/2024/05/01/microsoft-brookfield-to-develop-more-than-10point5-gigawatts-of-renewable-energy.html
[2]https://bep.brookfield.com/press-releases/bep/brookfield-and-microsoft-collaborating-deliver-over-105-gw-new-renewable-power
[3]https://www.ft.com/content/70f3ce57-1d02-4aa9-a94f-d8d728671672
[4]https://fortune.com/2024/05/01/microsoft-energy-ai-data-center-green-energy-brookfield/
[5]https://www.renewableenergyworld.com/news/a-pretty-big-deal-microsoft-and-brookfield-to-develop-10-5-gw-of-renewables-in-largest-ever-corporate-ppa/
[6]https://www.bnnbloomberg.ca/microsoft-strikes-renewable-power-deal-with-brookfield-1.2067456
[7]https://www.bnnbloomberg.ca/ai-is-exploding-data-center-energy-use-a-google-created-technique-may-help-1.2038994
[8]https://about.bnef.com/blog/amazon-is-top-green-energy-buyer-in-a-market-dominated-by-us/
[9]https://www.bnef.com/insights/33423
[10]https://www.bnef.com/insights/33375
[11]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102743?topnav=china&archive
[12]https://www.greenpeace.org.cn/wp-content/uploads/2023/11/SPPAreport_20231123.pdf
[13]https://m.in-en.com/article/html/energy-2329010.shtml
[14]https://m.jiemian.com/article/10437744.html
[15]https://bep.brookfield.com/press-releases/bep/brookfield-and-microsoft-collaborating-deliver-over-105-gw-new-renewable-power
[16]环球零碳-微软、谷歌联手破解清洁电力难题，AI能源危机有救了？
作者简介：Penn，《环球零碳》高级研究员关注氢能、储能、新能源金属、ESG等领域，感兴趣有关新能源的一切。
编辑：Tang
（本文转载自《环球零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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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 David McLean，2024-05-22
翻译：DeepL
基于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ESG）进行投资的倡导者承诺，这将改变衡量企业绩效的方式，从而造福社会。然而，ESG 远非革命性，它只是一个古老谬论的最新表现形式，即企业为其所有者创造财富，却很少为社会创造其他价值。
当企业盈利时，其贸易伙伴或利益相关者，包括客户、员工和供应商，也会从中获益。然而，ESG 和其他声称衡量企业对社会影响的评级体系却忽视了这些收益。
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与企业进行交易。如果产品对客户的价值超过了产品价格，客户就会购买该产品。员工为企业工作，是因为他得到的回报超过了其他任何工作所能提供的回报。如果销售价格能为供应商创造利润，供应商就会同意向公司出售其产品或服务。所有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收益都反映了盈利企业对社会的积极贡献。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最近的一篇论文考虑到了这一切，并通过衡量企业股东和各利益相关者的收益来估算企业的社会影响。它还考虑了企业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有害的副作用，包括二氧化碳排放。
在这项研究中，哪家公司的积极社会影响最大？沃尔玛。
是的，沃尔玛得分最高，因为它规模大，所以它的业务影响了很多人。它主要向低收入消费者低价销售产品，这些消费者表示，他们很难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同样的产品。
然而，根据大型 ESG 评级公司 Sustainalytics 的数据，沃尔玛的 ESG 评级仅为平均水平。研究发现，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很普遍，并得出结论：“现有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评级以及社会影响评级基本上与我们的经济基础衡量标准无关”。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最近的一篇论文考虑到了这一切，并通过衡量企业股东和各利益相关者的收益来估算企业的社会影响。它还考虑了企业可能产生的负外部性–有害的副作用，包括二氧化碳排放。
在这项研究中，哪家公司的积极社会影响最大？沃尔玛。
是的，沃尔玛得分最高，因为它规模大，所以它的业务影响了很多人。它主要向低收入消费者低价销售产品，这些消费者表示，他们很难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同样的产品。
然而，根据大型 ESG 评级公司 Sustainalytics 的数据，沃尔玛的 ESG 评级仅为平均水平。研究发现，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很普遍，并得出结论：“现有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评级以及社会影响评级基本上与我们的经济基础衡量标准无关”。
ESG 分数衡量什么？ESG 是一种主观评级方法。它反映了发布评级者的信念。ESG 是由联合国（UN）官僚与金融业高管共同创建的。其目的是利用企业资产来推动进步人士支持的意识形态事业。
在实践中，ESG 被证明是不连贯的。2022 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对六家评级公司的六种不同 ESG 分数进行了研究，发现它们的方法大相径庭。例如，一家评级公司使用了 282 项投入，而另一家只使用了 38 项。研究报告还指出，这六种 ESG 评级的相关性并不高。正如研究报告的一位作者所说，“六家公司从未就一家公司的 ESG 评级达成一致，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的一致程度很低”。
在 ESG 出现之前，现在处于推广 ESG 前沿的全球机构，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正忙于推广另一个经济谬论–世界人口太多，自然资源正在迅速枯竭。他们认为，限制人口增长是减少贫困和避免社会崩溃的唯一途径。
人口谬论是中国臭名昭著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罪魁祸首，该政策导致数百万人被迫堕胎和绝育。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下，印度也进行了数百万例强制绝育手术。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撇开人员伤亡不谈，宏观经济数据清楚地表明，人口控制作为一种减贫手段是无效的。
与 20 世纪 70 年代人口控制工作达到顶峰时相比，今天的印度和中国人口更多，更加繁荣。更广泛地说，1970 年，世界上 45% 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今天这一比例仅为 8%。然而，在同一时期，世界人口增长了一倍多。
是什么导致了贫困的减少？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的市场改革限制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鼓励了更多的市场活动。于是，追求利润的企业创造了财富、商品、服务和工作岗位，就像它们在美国和西欧所做的那样。
我们在不同国家也能看到这种效应：富裕国家拥有大量追求利润的企业，而贫穷国家则没有。
ESG 和其他主观评级方案并不能反映企业如何改善人类状况。ESG 所做的是将企业资源从追求利润（这有利于整个社会）转向进步人士和一些全球机构所青睐的意识形态事业。
中国和印度并不是通过拥抱环境、社会和治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或当今商业行话中流行的任何其他称谓，而是通过解放人民的创业精神，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还有什么更好的证据能证明追求利润的企业能造福全人类呢？
作者简介：R. David McLean 是乔治城大学麦克唐纳商学院（McDonough School of Business）的William G. Droms金融学教授和金融领域的首席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股票回报可预测性、行为金融学以及金融市场与企业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
其论文发表在《金融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e）、《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和《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等顶尖金融期刊上。他的研究曾多次获奖，包括 Amundi Smith Breeden Award（《金融学杂志》最佳论文奖）和 Jensen Prize（《金融经济学杂志》最佳论文奖）。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和《经济学家》等主要媒体都曾报道过他的研究。
R. David McLean 是《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和《金融与定量分析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等多家学术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他著有《股东资本主义案例：追求利润如何惠及全民》（The Case for Shareholder Capitalism: How the Pursuit of Profit Benefits All）一书。（来源：乔治城大学官网）
编辑：一一
插图：SQM摄影作品之印度系列：湖城日落（Udai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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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 David McLean，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2024-05-14
今年早些时候，Hertz公司宣布将出售其车队中的2万辆电动汽车，转而购买燃油车。什么原因？电车的维护成本太高，而且更多顾客更喜欢油车。
Hertz公司在此次出售中损失了2.45亿美元，增加车队中电车占比的公司CEO也辞职了。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Hertz公司是更可持续还是更不可持续了呢？
一项研究估计，一辆电动车在10年使用寿命期间可获得超过4.8万美元的补贴，大多数人熟悉的税收抵免和退税加起来接近9000美元。如果一种产品需要如此多的补贴，那么称其为可持续是否公平呢？
石油公司被认为是不可持续的。然而，世界上最赚钱的25家公司中，有11家是化石燃料公司，如埃克森美孚、壳牌和雪佛龙。这些公司都不需要补贴来生存。
相比之下，全球最大的风力涡轮机制造商之一西门子能源公司，在2023年亏损了45亿美元，德国政府最近向其提供了一项价值16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那么，西门子和化石燃料公司，哪一个业务更可持续呢？
称某样东西为可持续并不能使其真正可持续。无法持续盈利的公司要么需要补贴，要么将会倒闭。无论它们是制造太阳能电池板还是开采石油，这都是一样的。
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投资于制造风力发电机、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的公司，是在赌政府将继续补贴它们，称这种投资为“可持续投资”是对现实的误导。
继续补贴这些企业将是非常昂贵的。德国政府给予西门子的160亿美元只是小菜一碟。
欧洲工业圆桌会议最近表示，到2030年，欧洲人需要花费8530亿美元，到2050年需要花费2.66万亿美元，才能实现到2050年净二氧化碳零排放的目标。这些资金本可以投资于学校、医院、道路、新技术、疾病治疗等许多当今及可预见未来能造福人类的事物，然而，“可持续”这个标签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些问题。
这是因为“可持续”标签在商业世界中的使用与这个词的实际含义毫无关系，它源于在联合国、世界经济论坛和金融行业工作的进步人士，旨在推动大多数人不赞同的进步议程。
牛津语言词典将“可持续”定义为“能够以一定速度或水平维持”。贝莱德等一些基金管理公司将可持续投资，定义为投资于那些促进“环境、社会和治理”目标的ESG基金。
但ESG并不是可持续的定义，它是一种主观的评级体系，推广进步人士青睐的环境和社会事业。我们可以辩论这些事业的优劣，但诚实的辩论需要不对它们贴上误导性的标签。
（转载自：思想库报告）
作者简介：R. David McLean 是乔治城大学麦克唐纳商学院（McDonough School of Business）的William G. Droms金融学教授和金融领域的首席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股票回报可预测性、行为金融学以及金融市场与企业投资之间的相互作用。
其论文发表在《金融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e）、《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和《金融研究评论》（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等顶尖金融期刊上。他的研究曾多次获奖，包括 Amundi Smith Breeden Award（《金融学杂志》最佳论文奖）和 Jensen Prize（《金融经济学杂志》最佳论文奖）。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和《经济学家》等主要媒体都曾报道过他的研究。
R. David McLean 是《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和《金融与定量分析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等多家学术期刊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他著有《股东资本主义案例：追求利润如何惠及全民》（The Case for Shareholder Capitalism: How the Pursuit of Profit Benefits All）一书。（来源：乔治城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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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2024-01-31
数十尾中华鲟在水中缓缓游着，背部披着菱形“盔甲”，尾巴轻轻摆动。隔着玻璃，危起伟一眼就认出老朋友“厚福”，这是唯一一尾在人工环境中生存的野生中华鲟，也是北京海洋馆的明星动物。
“它的性腺发育了，看起来有点‘大腹便便’。”1月17日，危起伟向记者展示了前一天拍的视频，视频中的“厚福”体形比其他鲟鱼更大，肚皮圆鼓鼓的。2014年11月，“厚福”在洄游产卵途中被渔民误捕，后被救治成功并于次年送往北京海洋馆。如今40岁的“厚福”已经超过大部分中华鲟的繁殖年纪，但还没有找到条件合适的繁殖地。
以下是危起伟的讲述：
“放弃最后1%产卵地，中华鲟不生了？”
中华鲟没有主动放弃繁殖，做中华鲟保护的人也没有放弃。
中华鲟的繁殖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一种群体行为，要有足够多的种群数量才能完成繁殖。中华鲟的视力很差，在水里主要靠嗅觉找到同伴，当所处的空间足够大时，需要足够多群体才能保证繁殖概率。比如在1000米江段有10条鱼，平均下来就是每100米有1条鱼；如果有100条鱼，那就是每10米有1条鱼，它们相遇的机会就变大了。
中华鲟属于溯河产卵洄游型鱼类，90%时间都在海洋里生活，等性成熟后才回到长江上游产卵，洄游距离超过3000公里。 产卵的外部环境也很重要。长江上游河底的卵石比较多，中华鲟会在卵石缝隙产卵，以防被鱼吃掉。它还会选择在倒坡产卵，水流遇到倒坡会回流，流速也变缓，鱼卵可以充分混合受精。鱼卵的直径大概四五毫米，跟绿豆大小差不多，要等4天到5天才能孵出小鱼，小鱼会随着水流漂到长江口再进入海里。
葛洲坝未建成前，长江上游曾有600多公里、20处中华鲟产卵场，如今只剩葛洲坝下游不到4公里长、不到1平方公里的产卵区域。产卵场的范围和面积不及之前的1%。再往下的江段水流变缓，河床的卵石变少，大多数是泥沙，不适合中华鲟产卵。
图 | 首次在葛洲坝下采集到中华鲟受精卵。受访者供图
中华鲟数量也在减少。根据研究人员的调查，葛洲坝下游80km江段，疑似中华鲟数量分别为：2017年27尾、2018年20尾、2019年16尾、2020年13尾和2021年15尾，5年平均数量为18.2尾。与葛洲坝截留初期的评估结果2176尾相比，下降了99.16%，即目前的资源量不及20世纪80年代初的1%。
“亲鱼”，就是性成熟可以繁殖的鱼，数量也在减少。1981年葛洲坝截流，每年到达葛洲坝下产卵场的中华鲟繁殖亲鱼数量从2000多尾开始持续下降，目前的这个数量在10尾上下，缩减了200倍。
大约在每年的10月中下旬，水温降到20℃以下，中华鲟就会开始产卵。但三峡截流后，长江水温降温变慢，中华鲟的自然繁殖也往后推了近一个月。鱼是有生理周期的，到了原本的产卵时间没有产卵，时间长了，性腺会退化，繁殖能力也受影响。
繁殖期推迟对中华鲟后代也是不利的，它们的洄游时间缩短了一两个月，再回到海里的存活率可能变低。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的洄游缩短了1000公里，少了这段长江上游急流的锻炼，存活下来的小鱼可能也没那么强壮。
中华鲟自然繁殖已连续中断7年，是它们主动不去繁殖了吗？不是，是条件不允许。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中华鲟不至于中断自然繁殖，现在的情况确实是出乎意料。
“产卵场找到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转眼间，已经过去了40年。
1981年，葛洲坝水利工程截流，相关单位聚在葛洲坝下搞中华鲟的保护工作，长江水产研究所有三个课题组：中华鲟繁殖、产卵场监测和鱼苗培育。1984年，刚毕业的我被分到产卵场监测课题组，做一些辅助性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在长江里见到中华鲟，觉得这鱼真大。
第二年，我开始接手中华鲟的野外调查工作。当时做鱼类资源调查的方法比较单一，我们叫作“一把尺子，一杆秤”，主要是测量鱼的长度和重量，还有解剖铜鱼这类食卵鱼类，看它们肚子里有没有中华鲟的卵。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中华鲟的产卵场大概在葛洲坝下，大概是葛洲坝下游到古老背约30公里长的江段，但不知道具体位置。 最开始，我是开着运芦苇的破船，在葛洲坝下找中华鲟的产卵场。捕捞铜鱼后，让来自四川的搬运工帮忙解剖，看看鱼肚子里有没有中华鲟的鱼卵。再根据这些鱼生活的江段，推测出产卵场在哪里。
1993年10月，来自美国的专家访问长江水产研究所，并带来一套超声波跟踪设备，计划在葛洲坝下开展中华鲟遥测跟踪试验。
捕捞到野生中华鲟后，我们会把超声波发射器拴在鱼背上，再将它放回江里。这个工作其实并不简单，中华鲟体重一般在500斤以上，捕捞后会有强烈的应激反应并导致受伤。我们用电钻把很细的钢丝打到中华鲟背部的骨板上，再把发射器拴牢。从它离开长江到再放回江里，这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才不会应激。
经过几番摸索，我们成功标记并放流了2尾性成熟的雄性中华鲟，并用渔政执法船进行追踪。由于该船舶太不灵活，追踪放流的中华鲟不到1小时，信号就丢失了。
由于交流合作的时间有限，美国的专家在一周后便离开了，但我不甘心，又租了一条渔船继续追踪。我找了一个大胆的渔民合作，将水听器绑在渔船桅杆上，再把渔船的发动机关掉，靠船桨划船。这样就没有了噪音，但水急浪大，可能会有翻船的风险。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1993年10月30日，耳机中传来信号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每个发射器都带有三位数的编码，这是编号267的信号，这个声音意味着我们找到了编码267的中华鲟。离它越近，声音越大。后来，我们在葛洲坝下几百米的地方找到了中华鲟的产卵场，面积大概是0.4平方公里。
图｜编号267的中华鲟。受访者供图
之后，我们还自己画图纸、找工厂造了玻璃钢船，继续追鱼。1996年，在葛洲坝下的产卵场，我们采到了一万多颗受精率很高的中华鲟卵。在此之前，中华鲟的卵都是从鱼肚子里解剖出来的。当采卵网从卵石下面把绿豆大小的卵采出来，再次证明，中华鲟的产卵场找到了。
要放流多少，才能恢复自然繁殖？
与中华鲟打交道40年，看着这个物种数量越来越少，我也觉得挺难受。
1983年秋季，长江水产研究所取得了葛洲坝下中华鲟人工繁殖的成功，第二年开始进行增殖放流。今年正好是放流的第40年，各单位放流中华鲟的总数达到837.75万尾。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是没有概念的，大家关心的是，要放流多少，才能恢复自然繁殖？
参考苏联的经验，科研人员通过在伏尔加河等流域放流人工繁殖的鲟鱼，恢复了自然繁殖的种群。放流的数量如何确定？我们的依据是，中华鲟在长江上游放流后，它游到长江口能存活，到了海里也能存活，等到性成熟还能洄游到江里。
首先，应该在产卵场附近放流，使中华鲟能有记忆再洄游到放流点。其次，放流的鱼不能太小，太小它们可能开不了口、没有自主游泳的能力，容易被其他鱼吃掉；鱼也不能太大，太大它可能会失去洄游的记忆。就像小狗会通过尿液标记，再找到回家的路一样，中华鲟也是靠嗅觉记住洄游的路线。所以，我们要放流具备这种能力的中华鲟，稚鱼是比较合适的。
人工育苗的时候，还要做到环境的多样化，即“野化”，让中华鲟能够适应不同的水温、水流、敌害等。就像一直养在家里的小狗，一下子突然放到外面，它可能不会避让汽车等，需要提前训练。这些年放流的中华鲟，都没有做到积极野化，以后可以考虑在长江建立旁道进行野化。
40年来，中华鲟的增殖放流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83—1998年，育苗技术没有突破，每年孵出的仔鱼都因存活率低被迫放流，我们叫“放水花”；1999—2009年，开始禁止捕捞野生中华鲟，面临着保护机制缺陷、放流资金缺乏的困境；2010—2021年，中华鲟的子一代停止捕捞，子二代未批量性成熟，无鱼可放；2022—2023年，子二代批量性成熟，一年可以放几十万尾。
根据我们的推测，如果每年至少放流100万尾中华鲟，预计2036年能恢复自然繁殖所需种群数量。这需要千万元的投入，每条中华鲟从鱼卵养到性成熟要十七八年，需花费约10万元。而每次放流不是放一两尾中华鲟，至少需要50个“家庭”才能繁殖，起码要70多尾中华鲟一起放流。
投入资金这么多，为什么还要坚持增殖放流，努力让中华鲟恢复自然繁殖？中华鲟是在海洋和淡水之间来回交流的物种，是连接淡水和海洋的媒介，也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然繁殖是物种的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这是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过程。此外，如果要保护这个物种，在自然界是最好的，人工养殖的容易退化。
长江保护法实施后，我对鲟鱼的未来还是乐观的，未来可以继续增殖放流，恢复产卵场的环境，考虑建设新的产卵地等。目前仍有4个研究所都在监测中华鲟的产卵，期待他们恢复自然繁殖的那一天。我还希望未来能发展鲟鱼的养殖体系，在保护野生鲟鱼的同时，可以开发利用人工养殖鲟鱼的价值，保护与利用并重。
退休后，我创立了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继续研究和保护鲟鱼。我这个人也变得跟中华鲟一样，一直停不下来，它是因为天性如此，我是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我们搞野生动物保护的，一直在与野生动物灭绝的速度赛跑，跑不赢，物种就灭绝了。
编辑：杨海
校对：李立军
（本文转载自《新京报》，标题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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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若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预计6年后热泵占全球供暖能力20%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作者：Casey Crownhart（MIT Technology Review），2024-02-13
热泵仍然是一项广受欢迎的技术，尽管 2023 年它在全球最大市场之一美国的销售量有所下降。即使销量有所下降，热泵也连续第二年击败了燃气炉，而且与去年销量同样有所下降的燃气炉相比，热泵的整体市场份额有所增加。
热泵利用电力为房屋供暖和制冷，它们可能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工具（全球约 10% 的排放量来自建筑供暖）。世界各地的许多住宅和其他建筑使用燃气炉等供暖系统，它们会用到化石燃料。相比之下，热泵不仅供暖效率更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由可再生电力供电。
专家表示，在进一步提升建筑物安全性和舒适度的同时，如果我们还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那么热泵的销售量必须快速增长。国际能源署（IEA，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表示，热泵技术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近年来这项技术正处于黄金时代。2021 年和 2022 年，热泵的全球销售额都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热泵也被列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2024 年的 10 大突破性技术名单。
根据美国空调、供暖和制冷研究所（AHRI，Air-Conditioning, Heating, and Refrigeration Institute）的最新数据，2023 年，在热泵技术最大市场之一的美国，其销售量下降了近 17%。在增速放缓之前，热泵维持了近十年的持续增长。AHRI 的数据并不全面，但该组织包括的制造商约占美国年销售量的 90%。
图 | 美国热泵和燃气炉年销售量（图表资料来源：空调、供暖和制冷研究所，由《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凯茜·克龙哈特（Casey Crownhart）绘制）
然而，与整个暖通空调行业相比，热泵销量的下降幅度更小，因为燃气炉和空调的下降幅度更大。2023 年，燃气炉的销量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热泵，因此热泵在供暖系统（总销量）中所占的比例实际上略高于 2022 年。
国际能源署分析师扬尼克·蒙沙霍（Yannick Monschauer）通过电子邮件表示，在利率和通胀上升的情况下，销量增速的普遍放缓反映出了消费者更加谨慎的消费态度。蒙沙霍补充道：“我们还观察到，2023 年世界其他地区的热泵销售也在放缓。”在欧洲，受能源危机和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推动，电力化热潮已经放慢。
新的补贴计划可能有助于加快 2024 年及以后的技术扩张。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是 2022 年通过的一项全面的气候法案，其中包括为一台新热泵提供高达 2000 美元的个人税收抵免，该法案于 2023 年初生效。然而，专注于美国电气化的非营利组织 Rewiring America 的研究助理瓦埃勒·坎杰（Wael Kanj）表示，该法案中更激进的激励措施尚未生效。尚未生效的政策承诺为中低收入家庭安装新热泵系统提供最多 8000 美元的补贴。坎杰说，补贴的分配取决于各州，分析人士预计这些项目将在 2024 年末或 2025 年初启动并运行。
热泵是应对气候变化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一项分析，如果要在 2050 年实现全球净零排放，那么到 2030 年初，热泵需要占全球供暖总量的 20%。
“接下来的五年、十年、十五年将非常重要。”坎杰说，“我们必须要加快脚步。”
（本文转载自DeepTech深科技）
英文原文：This chart shows why heat pumps are still hot in the US
作者简介：凯茜·克龙哈特（Casey Crownhart），是《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的气候与能源记者，专注于可再生能源、交通以及技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她还曾是一名自由科学和环境记者，为 Popular Science 和 Atlas Obscura 等媒体撰稿。在从事新闻工作之前，她是一名材料科学的研究员。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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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沛源，商道融绿，2024-02-09
2024年2月8日晚，上交所、深交所和北交所分别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征求意见稿）》、《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7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征求意见稿）》、《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11号——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征求意见稿）》。这三份文件以下统称《指引》。《指引》鼓励A股上市公司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或ESG报告，并对报告框架、内容提出具体要求，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将引导上市公司更全面呈现公司价值，对ESG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
一、内容要点
在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下，上交所、深交所和北交所的《指引》总体结构和内容基本保持一致，只是措辞略有不同。《指引》共6章58条。
第一章是总则，说明《指引》制定依据、目标、披露要求、披露规范等。按照《指引》要求，只有特定上市公司才强制要求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即上证180指数、科创50指数、深证100指数、创业板指数样本公司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其他公司鼓励自愿披露，但也要遵循《指引》要求。可持续发展报告要和公司年度报告同时披露。披露内容应符合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和关切，遵循客观、真实、可靠、可比等原则。
第二章是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框架。框架总体遵循治理，战略，影响、风险和机遇管理，指标与目标四个方面的核心内容。根据这一框架，上市公司不仅要披露可持续发展相关因素对公司战略、决策、经营结果的影响，还要披露识别和评估这些影响的流程。
第三章是环境信息披露，包括应对气候变化、污染防治与生态系统保护、资源利用与循环经济三节。关于气候变化，上市公司除了要按照治理、战略等四个方面披露外，还要披露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减排目标和措施。关于污染防治与生态系统保护，上市公司应披露污染物排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环境事件等信息。关于资源利用与循环经济，上市公司应披露能源、水、原材料等资源的消耗、节约与回收利用等情况。
第四章是社会信息披露，包括乡村振兴与社会贡献，创新驱动、供应商与客户，员工三节。关于乡村振兴与社会贡献，交易所鼓励上市公司披露支持乡村振兴、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关于创新驱动、供应商与客户，交易所鼓励上市公司披露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情况，及诚信对待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的情况。关于员工，上市公司应披露聘用待遇、健康与安全、职业发展与培训的情况。
第五章是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包括可持续发展相关治理机制、防范商业贿赂与不正当竞争两节。前者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按照不同议题及重要性建立的公司治理结构、内部制度、控制措施和程序的情况。后者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反商业贿赂、反贪腐、反不正当竞争的情况。
第六章是附则和释义，说明《指引》拟实施时间表、指标索引要求和报告鉴证（审验）要求。征求意见稿建议自2025年开始的财年开始生效，即被要求披露的上市公司最晚在2026年4月30日前要按照《指引》要求发布报告，但交易所鼓励提前实施。《指引》没有要求必须做报告鉴证，但如果要做，则应披露鉴证范围、程序、方法和局限性等信息。
二、主要特点
通读全文，从理念到文字，《指引》主要体现如下特点。
首先，《指引》体现了国际接轨的思路，兼顾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和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的实质性（重要性）原则。《指引》要求上市公司甄别议题时，既要考虑是否对企业价值产生较大影响（财务重要性），也要考虑是否会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影响重要性）。这就是双重实质性，既考虑财务重要性又考虑影响重要性，和GRI的理念是一致的。而在披露框架中，《指引》运用了治理，战略，影响、风险和机遇管理，指标与目标的框架，与ISSB准则框架大体一致。这一框架最早由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提出，后被ISSB采纳。
其次，《指引》在多处内容中考虑了本国国情。这些内容包括：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和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的登记与交易情况，CCER是中国本土的自愿减排体系，近期正式重启；要求上市公司披露报告期内支持乡村振兴的具体情况，这是较有中国特色的；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逾期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金额，解决中小企业欠款也是近年来的政策重点，2020年国务院颁布《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
第三，《指引》涵盖议题全面，同时又重点突出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科技伦理等新兴议题。从结构上看，《指引》第二章给出披露框架，之后的第三、四、五章分别从环境（E）、社会（S）和公司治理（G）罗列议题，这些议题基本涵盖了常见的ESG评价指标。与此同时，《指引》又重点突出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科技伦理等新兴议题，与当前政策重点保持同步。在刚刚公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推动将生物多样性相关信息纳入可持续发展报告被列为优先行动之一。
第四，《指引》不仅要求结果（绩效）信息，也要求过程信息。《指引》涉及到的过程信息至少有：对议题重要性进行分析（即实质性分析）的过程、识别可持续发展相关影响的情景分析的过程、气候情景分析的过程等。除此之外，《指引》还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相关组织架构、政策制度、决策流程等，这些信息与绩效信息结合，可以更完整地呈现上市公司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整体水平。
三、指引意义
虽然只是征求意见稿，《指引》的发布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市场盼望已久的指引文件。近年来，境内外市场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数量都有快速增长。2023年，A股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数量已经从2024年的1400多份增至1800多份，约占全部上市公司数量的三分之一。毫无疑问，《指引》的发布对提升报告规范性、提高报告质量将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指引》的发布也释放出强烈且明确的政策信号。尽管《指引》只对部分上市公司有强制要求，总体上体现了先自愿再强制的渐进式监管思路，但明确提到“鼓励其他上市公司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对被要求披露的公司在2026年发布报告时开始执行，但明确提到“鼓励相关主体提前适用本指引”。这些都是很清晰的政策信号。预计，A股市场将会有更多上市公司在政策引导下和在行业龙头企业的同侪效应驱动下，自愿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指引》还有一个重要突破，是正式采用了可持续发展报告和ESG报告这一提法。在以往的文件中，无论是证监会的文件还是交易所的文件，多数表述是社会责任报告、环境信息披露，前者是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政策语境下提出的，后者则是在绿色金融体系的政策语境下提出的，虽与ESG密切相关，但还是不如ESG报告这样的提法来得直接。因此，可以认为《指引》实现了上市公司从社会责任报告到可持续发展报告（ESG报告）的升级，必将促进中国ESG市场的发展。
在《指引》的前两条，我们还可以读出交易所对ESG理念的基本看法。在第一条中，企业可持续发展和ESG被置于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框架之下，这与2022年国资委的提法相似。在第二条中，《指引》说明上市公司践行可持续发展和ESG的最终价值：提升公司治理能力、竞争能力、创新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回报能力，促进上市公司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逐步强化对经济、社会、环境的正面影响。这些内容既包括企业视角，也包括社会视角，透露出“双重实质性”的内涵，反映出当前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对ESG理念的定位。
四、应用前景
从各交易所给出的强制披露的上市公司名单看，多数公司都已经有多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经验，报告编制能力是基本具备的，预计实施起来不会有太大的障碍。
只是这些公司要注意《指引》中提到的一些新的要求，如可持续发展相关风险和机遇的分析、气候情景分析等，对上市公司来说有一个学习、探索和适应的过程。但《指引》也给出了适当的过渡安排，包括：首个报告期可不披露同比变化、定量难度较大的指标可以先定性描述、难以具体到财务状况影响时可以在合理范围内提供相关影响的资料和说明。这些措施将帮助上市公司逐步适应。
总体上，上市公司应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报告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实际上，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有利于上市公司更全面地展示自身可持续发展绩效（也可称为非财务绩效）；上市公司的非财务绩效与财务绩效结合，可以更完整呈现公司价值，让真正有长期价值的上市公司在众多公司中脱颖而出。
因此，有条件的上市公司还是应该尽早实践，而不是等强制要求时被动应对。上市公司要勇敢迈出第一步，如《指引》所提供的过渡安排，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来说也是由简到繁、由易及难的过程。上市公司也要认识到，要遵循的披露标准、规则会逐步增多，要求会逐步提高，因此，多索引、数字化也是重要趋势，否则上市公司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量化数据统计和披露的需求。
（本文首发于同名公众号，JM授权转载）
作者简介：郭沛源，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中国责任投资论坛（深圳市霁风绿色金融促进中心China SIF）理事长，担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绿色证券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UNEP FI）中国顾问，是ESG行业的资深专家。
郭博士在2012年发起China SIF，旨在推广ESG理念、促进国内外交流，每年举办夏季峰会、年会等活动。商道融绿专注提供ESG评级和数据服务、绿色债券第三方评估服务、绿色金融咨询服务。郭沛源博士在财新网、中国金融信息网等媒体开设专栏，并为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美国西东大学、荷兰蒂尔堡大学等高校讲授企业社会责任和ESG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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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作者：郭沛源，商道融绿，2024-01-29
前些天，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是《ESG已经变成一句最新的脏话》，不少人转发。我也仔细读了文章，内容并无太多新意，无非是说ESG在美国不香了。类似的争议从马斯特批判ESG之后就没有停过（ESG评级是垃圾吗？对马斯克的回应）。我觉得这篇文章有标题党之嫌，所以我也特意起一个标题党的题目（尽管不是我喜欢的风格），要“用魔法来打败魔法”～～
深究起来，ESG变成脏话也会产生歧义：变成脏话之后，是越来越少人说？还是越来越多人说？要知道，脏话往往是最最激烈情绪的表达，当一个词语变成脏话，表面上看是在正式场合消失了，实则是更深入了人民群众的内心，特别是茶余饭后之时，毕竟“成年人谁不说几句脏话呢？” 从这个角度上说，ESG变成脏话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也隐晦地说：企业高管改用诸如“负责任商业”之类的词来描述企业此类行为（ESG行为），因为“你可以反对ESG”，但“你不能反对责任”。国内媒体转述的时候常常忽略了这一点。
言归正传。本文旨在重申几个观点，以便读者客观了解ESG的形势与走势。
第一，ESG投资在美国确实是争议不断、规模缩水。
根据GSIA最新统计，美国市场的相关资产规模从2020年的近12万亿美元跌至2022年的8.4万亿美元，和2016年的规模（8.7万亿）相当。从本质上说，这是美国市场ESG政治化和武器化的结果。民主党支持的，共和党必然反对；交锋最激烈之时，还迫使美国总统动用了第一次否决权。关于这些问题，我已写过多篇评论(详见文末，编者注)，不再赘述。这个局面暂时无解，2024年这种两极分化的情形只会愈演愈烈。
第二，除美国外的主要发达国家市场总体保持增长。
同样也是根据GSIA的统计数据，除美国外的主要发达国家市场（欧洲、加拿大、澳新、日本）的相关资产规模保持增长。2016、2018、2020、2022的规模总和分别为14.1、18.7、18.2、21.9万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欧洲市场的回暖。2019年，欧盟推行SFDR指令、打击漂绿，市场应声缩水，2020年欧洲市场的相关资产规模从2018年的14万亿跌至12万亿。但两年之后的2022年，欧洲市场止跌回升至14万亿。这说明欧洲的金融机构已逐步熟悉SFDR规则，把“漂绿”的法律和声誉风险降低到可控水平。
第三，中国金融市场与欧美市场存在结构性差异，在中国市场谈ESG不能脱离绿色信贷这个大背景，中国的ESG发展总体还处在上升阶段。
这个观点我在最近的几篇采访中都提到过，可以读一下（融绿观点｜不能脱离绿色信贷去看责任投资）。从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看，中国绿色信贷的规模还在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央行数据显示，2023年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0.08万亿元，同比增长36.5%；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数据表明，2023年末，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达到27.2万亿元，同比增长31.7%。
当然，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是两个市场，风险属性迥异。因此，信贷市场的规模和增速不会以1:1的比例传递到资本市场。然而，两个市场规模差异实在太大：绿色信贷30万亿、绿色债券2万亿、泛ESG基金5000亿；只要绿色信贷市场产生一点“外溢效应”，对ESG就是重大利好。实践中已经实现了绿色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即绿色ABS），打通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央行2021年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方案》也将银行发放绿色信贷和投资绿色债券等权重处理，这些措施对促进绿色债券市场有很积极影响；往后或许可以考虑如何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打通更多的跨市场通道。
第四，关于ESG财富效应的问题，要改变的不是ESG理念，而是ESG的投资方法。
正如股价波动受到多重因素影响，ESG投资回报也是如此。过去二十年，学界和业界有非常多的研究，分析ESG和CFP（公司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有正相关，也有负相关，还有不相关；总体上看是正相关多、负相关少。如果按“先有观点再找论据”的逻辑，总是能找到支持的数据的。譬如，即便在2023年，摩根斯坦利还发布了一份研报，指出2023年上半年，可持续投资基金的回报率（6.9%）要高于传统的投资基金的回报率（3.8%）。
因此，我认为还是要回归到问题的原点：ESG对企业、商业、投资意味着什么？我的看法是，最底层的逻辑，是在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下，非财务因素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已经不可忽视；因此，全面判断一家企业的价值，务必把财务因素和非财务因素综合起来判断。但如何“综合”、如何“判断”？就既有科学成分，也有艺术成分了。所以，如果ESG没有产生足够好的财务效应，应当做的不是丢掉ESG理念，而是寻求改进ESG投资方法的有效性。以前有几篇文章谈到过这个问题（资管运用ESG评级数据的三个阶段、超越评级：上市公司与机构投资者建立ESG互信）。
上周，每日经济新闻举办ESG传播的活动，我去领了个“年度贡献个人奖”，也参加了圆桌对话。对话主题是关于ESG传播的，我呼吁大家在讨论和传播ESG的时候要注意科学性和建设性。ESG包含内容很多，我们要科学、理性分析，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人云亦云；ESG是新生事物，必然存在各种问题，我们可以多从建设性角度出发，而不是一味批判。
（本文首发于同名公众号，JM授权转载）
作者简介：郭沛源，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中国责任投资论坛（深圳市霁风绿色金融促进中心China SIF）理事长，担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绿色证券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UNEP FI）中国顾问，是ESG行业的资深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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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访谈｜我们的中医药人才培养到底存在什么问题？（3）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 上海，2023-12-18
中医药国际化近年来被频频提及。2018年10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珠海横琴新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讲话时提到“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2019年，在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指导下，上海广播电视台在出品制作并播出了五集大型系列专题片《中医·世界》。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的通知》中指出“要积极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扩大中医药国际贸易”。不过，由于受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制约，中医药国际化缺乏法律和制度保障，国内标准与国际接轨存在一定难度。
重“医”还是重“药”？
有人说，日本的汉方在国际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应该学习日本。但也有人持不同见解，认为日本汉方药走的是西医路径，完全摒弃了中医最核心的辨证论治，是典型的存药废医。日本曾经出现的“小柴胡颗粒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证。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津村制药的子公司顺天堂制成了小柴胡汤颗粒制剂并申请专利。不久后，一篇“小柴胡汤可改善慢性肝炎患者肝功能”的报道引起关注，临床医生也开始将小柴胡汤广泛用于慢性肝炎的治疗，顿时在日本掀起一阵“汉方热”。顺天堂顺势推出大量汉方药颗粒剂产品。截至1987年，公司有129款产品被纳入日本医保。1992年，顺天堂的收入突破1000亿日元，其中约三分之一由小柴胡汤颗粒贡献。当时，很多人出现肝炎等疾病都会选择使用小柴胡颗粒，有位患者甚至在三年期间服用了1500包小柴胡。五年中因长期服用小柴胡颗粒。1996年3月，媒体披露：自厚生省认可小柴胡汤治疗肝病功效以来的两年内，有88名慢性肝炎患者因服用小柴胡汤而致间质性肺炎，更有10例死亡。
清代名医徐大椿说：“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也。”日本的医生在用小柴胡汤时至少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把小柴胡汤作为丙型病毒性肝炎的针对性药物；其二，方剂长期连续使用而不加修改。这两点皆与中医诊治疾病的基本思想严重相悖。“是药三分毒”，不能抛开剂量谈疗效 ，亦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从药理学角度看“日本小柴胡汤事件”，实际上是用药不当、药物相互作用不明、丙肝患者免疫学特性三个因素叠加导致的意外。以西医理论指导中药使用，未遵循“辨证论治”的中医临床基本原则，是日本小柴胡事件这一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此后，日本人不仅没有因此弃用汉方药，反而对这一不良反应做了深入研究，初步阐明了背后的原理。此次事件给日本人最大的教训，是中（成）药的适应症和西医定义的病名不能很好对应。风波过后，日本的东洋医和汉方医开始回归传统，把症状作为诊断和用药的标准。
石劲敏的本硕在上海医科大学学习西医，后续却选择了上海中医药大学读博士，现业余师承名医研习中医。对中医的热爱促使着她多年来乐此不疲的自发组织各类中医科普公益活动。就中医药的发展问题，JM与她进行了一番探讨。
JM：日本汉方药的成功经验中国不应该复制学习？
石劲敏：学习可以，千万别复制！汉方制剂作为药物存在是没有问题的，有工具用也是好事。但汉方制剂的说明书中全是西医的病名，“存药废医”的路径不可取。
JM：那中国的中医药要国际化还有别的路么？
石劲敏：中医药为什么要国际化？中药供不起全球。按照西医一套逻辑来开发中药完全违背了中医的核心价值，会灭了中医。而且，基源不一样，产地不一样，炮制不一样，药效就是不一样。”
JM：药效不一样，配伍不是可以调整的么？中医应该比西医更灵活呀。
石劲敏：对呀，问题是汉方药的可调节余地小呀，我们的组合是无穷尽的，但是都配好了能有几种组合呢？
JM：我们中医对于同一个病人，不同医生有不同的方子。医生对于同样症状的不同病人开不同的方子。这对开发成药是挑战。
石劲敏：“一人一方”对于中医来说，它的核心是辩证，或者说，对这个疾病的病因的认知。药监局到目前为止还不认可，这就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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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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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红利结束，“疫苗经济”落幕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江南烟雨，2024-01-12，嘉兴
新冠未去，疫苗已停。近日“科兴新冠疫苗已停产”相关话题冲上各大热搜榜单。此事源于1月10日，一份落款为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公司的文件在网上传播，其中提到公司新冠疫苗已全部停产且公司目前也无新冠疫苗产品销售。随即，有人猜测可能是此前的疫苗存在一些问题，也有人说是新冠要淡出大众视野了。在笔者看来，无非是科兴觉得无利可图了。企业行为受经济效益驱使，无利可图的事情无法长久。
从疫情初期到现在，我国新冠疫苗共有五条技术路线推进，分别是灭活疫苗、重组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DNA/mRNA）。据智慧芽新药情报库数据显示，国内布局新冠疫苗的企业/机构达89个，其中在研的mRNA新冠疫苗超10个。
2023年3月康希诺新冠疫苗生产基地疑似停产，其2022年和2023年一季度分别亏损9.09亿和1.4亿元。
2023年7月，国内mRNA疫苗三剑客之一的斯微生物天慈工厂暂停试运行，原因系“近期无新冠疫苗生产需求”。距离它2021年1月获得新冠mRNA疫苗临床批件才过去两年半。
科兴生物2023年中报显示，科兴生物上半年的销售额为1.404亿美元（约合10.07亿元人民币），而去年同期为12亿美元（约合86.0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88%。科兴生物称，主要原因是新冠疫苗克尔来福的销售减少。
工信部在2021年7月宣布，我国新冠疫苗年产能已达到50亿剂。各地“大干快干”的上新冠疫苗产品，投入建工厂，曾经一哄而上的各地“疫苗工业园”，不知是不是也都偃旗息鼓，成为“半拉子工程”。集中力量办大事，大事办完，那些搬不动的固定资产留存在企业的财报上。
科兴这些接住了这场泼天富贵的企业，到底在这场疫情中赚了多少？被称为“新冠疫苗之王”的科兴灭活疫苗凭借推出速度最快而在国内被大面积接种。科兴在2021年净利润144.59亿美元，同比增长8008.46%，是其2015年到2019年的5年净利总和的106倍。此外，速度同样较快的智飞生物2021年净利翻了两倍，突破百亿；康泰生物净利润同比增长超八成；康希诺亦首度扭亏。
生产科兴疫苗的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兴中维”）的母公司是“科兴生物”（全称：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美股代码：SVA）。有网友通过公开信息整理了《科兴生物股权结构分析透视科兴疫苗背后受益人》一文。目前，科兴后续疫苗研发不足，老的灭活疫苗已经基本无效，加上各种有力的竞品，停产实属正常。
中国科学院院士、免疫学家魏于全在接受央广网专访时表示：“科兴新冠疫苗停产就是新冠疫苗迭代升级的结果。”据国家疾控局通报，我国现阶段的主要流行株为EG.5及其亚分支，JN.1变异株在我国流行水平较低，但也呈上升趋势。EG.5变异株为奥密克戎XBB.1.9.2的一个亚分支，JN.1是奥密克戎BA.2.86的变异分支，都已经是变异很多代的毒株。在此情形下，科兴新冠疫苗的保护效力就会有所减弱。而据世界卫生组织及专业机构判断，有XBB.1.5成分的新冠病毒疫苗仍对JN.1变异株有效。也正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在大力推动XBB新冠疫苗的上市。2023年6月，成都威斯克重组三价新冠病毒三聚体蛋白疫苗在一定范围内纳入紧急使用，成为全球首发的XBB疫苗。进入12月，神舟细胞、康希诺、丽珠集团等公司也相继发布了新冠疫苗被纳入紧急使用的公告。
2021年2月，国家正式启动居民免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疫苗采购和接种费用主要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公开信息显示，截止2022年4月，我国已经接种32亿剂次疫苗，新冠病毒疫苗支出费用1200余亿元。相关统计数据停在了2022年12月底，我国完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种34.7亿剂。
笔者不敢断言灭活疫苗对新冠无效，但对花这1200亿元的必要性存疑。最好的生意是垄断。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我国最主要的三大税收来源是增值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追根究底，税收主要来源于企业和老百姓。医保管的更是老百姓的救命钱。财政和医保经费在这边多花点，在那边就要少用点，今年松一点，来年就紧一点。
遥记2022年夏天的某个周末，走进阔别多月的办公楼取滞留许久的快递，不做核酸未打疫苗的笔者被门卫拦在空荡荡的大楼外，理论中我怒斥“医保经费都被掏空了，今后大家看病都没钱了”，物管处一中年妇女隔着空旷的大堂悻悻的回：“没有就没有了罗，以后再说”。原来管着我们税收和医保的一干人等，和这物业处的基层员工想法一样——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只是，这位阿姨可别忘了，自己的保障是谁在保障。
阿Q说，我也姓赵。
赵家人回：你也配姓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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