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善良的天性源自松弛感和安全感，而非艰苦劳碌的人生
我要郑重声明的是，将工作视为美德的信念，已经对现代社会造成了不可忽视的破坏。想要走上繁荣幸福之路，必须有计划地缩减工作。
拼命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现代社会不需要奴隶制。工作是义务，但也仅限于平衡食宿消耗。
必须承认，合理利用闲暇是文明和教育的成果。一个终其一生都在劳碌的人，突然清闲下来会觉得无聊。可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充分的闲暇，便会同生活中许多最好的东西失之交臂。
在所有的道德品质中，善良的天性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但善良的天性源自松弛感和安全感，而非艰苦劳碌的人生。现代生产方式已经为人类提供了拥有松弛感和安全感的可能，但我们却选择了让一些人劳碌致死，另一些人忍饥挨饿。迄今为止，我们还保持着机器诞生前的那股忙碌劲儿，这无疑是愚蠢的，但我们没有理由永远愚蠢下去。
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Lawrence Yeo：如何打破「只输入，不输出」的生活
头脑就像胃一样。如果只有输入而没有适当的输出，就会感到不舒服。
如果你从未对这个问题采取行动，那么内容消费就会变成一种不健康的成瘾行为。你会开始自己骗自己，以为一直学习就是目标。
为了使内容消费有意义，你必须用它来创造或构建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可以是具体的产品或服务，也可以是与过程或者行为有关的抽象事物，比如习惯或文化。
拥有一个专门的项目让你能够通过项目的视角看世界。它会让你的输入变得更具目的性和更高效。这不仅能带来更高的创作产出，也提高了你的释放比率。
许小年：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多读经典书，保持思辨
认知在这一阶段的飞跃唯有在人类的大脑中才能完成。从信息到知识的分析和总结的能力、把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能力只能靠人类自己，而这项能力大大落后于科技进步的速度。
如果把这些碎片化的信息错误地和自满地当成了知识，我们就可能变得越来越无知，甚至丧失认知的能力。认知能力丧失的征兆已经开始出现。
虽然时代不一样了，但严谨的分析、连贯的逻辑和独特的洞见仍然是每一部经典都必须具备的。阅读经典也并非盲目地相信，因为知识从来就不是从别人那里灌输到你的头脑中的，一定是你自己经过思辨获得的。你要获得知识，就要保持分析框架的一致性和系统性，还要多方面地考察这个事物，不能听信一面之词。
埃隆：我的哲学，那就是好奇心哲学
在银河系的时间尺度上，我的生命不过是昙花一现。但如果我们能扩大意识的范围和尺度，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找到关于宇宙这个答案的问题，也许我们还能找到生命的意义，甚至该提出什么正确的问题。
但我也认为，生命不仅仅是解决一个又一个令人悲伤的问题，必须有理由让你在清晨醒来时，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高兴。你必须有理由说，为什么你对未来感到兴奋？是什么给了你希望？
朱光潜：我们如想改正风气，必须改正教育
我们如想改正风气，必须改正教育，想改正教育，必须改正一般人的价值意识。
自然界事物纷纭错杂，人能不为之迷惑，赖有两种发现:一是条理，一是分寸。所谓审分寸，就是辨别紧要的与琐屑的，也就是有正确的价值意识。人生一切活动，都各追求一个目的，我们必须先估定这目的有无追求的价值。
如果根本没有价值而我们去追求，只追求较低的价值，我们就打错了算盘，没有尽量地享受人生最大的好处。有正确的价值意识，我们对于可用的力量才能作最经济的分配，对于人生的丰富意味才能尽量榨取。
钱学森：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陈志武：教育的精髓在于思辨和表达
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这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教育知识的结构，反过来，教育知识结构又会决定其经济的产业结构。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人才、思辨型人才。
郑永年：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
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人。有了以追求知识的知识人之后，这些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和发展；而在缺少知识人的情况下，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一个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这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
尤格·布莱克：知识才是最好的医疗
大多数人无法分辨哪些医疗程序是有效的、哪些又是多余的，消费者因此失去抵制可疑疗法的权利。如今，我们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医学史正逢文化革新的时机，我们应该让医学接受检验，将其变成公共事务。
支持这些医疗启蒙者是长久以来对全民健康的最好投资。深人了解医学知识不应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所有患者都应获得与医生一样的信息一一如此，我们将成为有史以来从医疗中获益最多的一代人。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高校扩招。就像滥发货币一样，钱多了，含金量自然也就下降了。既然没有什么含金量了，那么社会还怎么会相信这样一张“高”字凭证呢？所以要做的就是正本清源，把“高”字还给真正的高校。招生人数必须按照真实需求、按照宏观计划严格控制，必须要搞清楚，高等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从整个社会的知识需求结构来看，高等教育应该以培养三个方面的人作为目标。与此同时，我国的高中教育要改革，小学和初中也需要相应改革。
要想认定一名教师好不好，首先要弄清楚如何建立一个评价体系。如果把教师看作“生产者”，学生无疑就是他的“产品”。评价一个生产者的好坏，就应该看“产品”如何。不能只看绝对成绩，而应该看相对成绩；看除了文化成绩以外的其他方面；经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回头再来看当年的孩子们，在这些年是否对这个社会、对国家、对科技作出过杰出贡献，也看看是否有道德败坏、违法乱纪的了劣质“产品”；最后，让每个学生来评价以前的老师。
从日常生活入手，在解决一个个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中，让孩子培养一题多解的习惯，围绕问题去探寻新知、学习新知的能力。这些的前提在于父母对孩子的高质量陪伴。在学龄前和小学阶段，父母能多花时间帮助和支持孩子找到他们的真正兴趣；父母自己不断学习，为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断努力，成为孩子的榜样等，都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创意教育不仅需要时间也需要空间。孩子的教育也关乎环境创设，如何在家庭和学校创设一个鼓励创新，鼓励孩子奇思妙想的学习环境，需要家校合作。
从“纯美术”到“大美术”这条弧线的延长线，就是未来美术与周边生活的关系。
未来学院的主要任务，一定是要培养具有开阔的创造性视野的人，有极强适应性的、能进入社会各种工作结构和领域的人，具有极强的预感力和懂得如何发挥才能的人。这包括创意——对人类思维具有启发性的价值，实现的能力——知识的广泛、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精湛的技能。
美术的发展最终会还原至它起源时的职能，它不是因为“美术职业”，而是为人类生活所需的创造而产生的。（徐冰，当代艺术家）
我们常常接待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截肢朋友，他们都说，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敢穿短裤，敢穿短裙到处走，觉得很自由，很洒脱。可是回到家乡呢，就要把假肢遮住，捂得严严实实的，不敢给人看到。这种“不敢”就是“不自由”。这种“不自由”不是身体的残障带来的，而是周遭“认知的残障”带来的。
香港中医有三大特色：一是继续教育，勤奋好学；二是中医经典的传承与保留中医传统；三是兼收并蓄，包容性强。这是我们内地中医应当学习和借鉴的。
相比之下，内地的一些中医继续教育机制，要么没有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的管束，或没有建立起来，要么即使有也是形同虚设。因此，一些中医继续学习的动力就显得不足。
没有药物就准备药物，没有床位要准备床位，没有病护就要准备病护。疫情不会因为说谎而消失，病毒不会因为忽悠而弯弱。
超前部署总方针：避免“疫情高峰”集中。避免医疗挤兑，最重要的一个准备就是分散治疗。重症病人入院、轻症留在社区。医生需要更科学更严密的保护。医生短时间内没办法增多，但护工却可以。
因为利益驱使，防疫过程必然会乱象丛生。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善的监督体系。这个监督体系需要涵盖整个防疫过程，比如采购药物需要监督、采购疫苗需要监督、审批抗原试剂需要监督…不能让防疫变成一场生意。同时，也要建立相应的追责体系，一旦出现问题，需要及时追责。公开、透明，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民众对抗疫的信心，才能强化社会共识。
疫情两年后的今天，我国面临比较容易想象的四个选项：延续现行方法，按照国外放开，推广国外RNA疫苗后放开，普及国产灭活疫苗后放开。如何选择比较好？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两年多以来，作为全世界新冠发病率最低的大国，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
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预计新冠病毒变化的情况下，恐怕不能以预计病毒变化来决定管理办法，而应该依据人类的能力来决定管理办法。病毒变化是自然界的现象，可以说是天算。而人类能够做到什么，是人算。
大学的主旋律应是“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材，而非制造高档器材。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的，何况是高级人材；器是物，物是死呆呆的，再高级的器材，即使是高档的智能机器人，也不过只能具有人所赋予的复杂而精巧的功能或程序，其一切都不可能越过人所赋予的可能界限这一雷池半步。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人，忘记人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就失去了一切。其实，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如此，都是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归宿点，以人贯串于各方面及其始终；何况是直接培养人的教育！概括地讲，大学培养的人才，一要能爱国，二要会创新。（马国川，《财经》杂志主笔）2009.11
父母带小朋友认真地观察别人的优点，并发自内心地表示随喜赞叹，这很难吗？有学奥数难吗？有学英语难吗？……没有。但就是这个能力，让这个小孩子一辈子都不会饿死，一辈子都有贵人相助。
以前小梁总是听说“半部《论语》治天下”，现在看来，一句话足以让我们在普通人的世界里成为一个受人尊敬，自己也能够心安理得的人。（梁冬，正安中医创办人）2022.10
什么叫做勇敢？不同人有不同的定义，而我欣赏的勇敢其实就是对所持信念的坚持。第一，你要找到信念。第二，你要有勇气去坚持信念。今天有很多人是没有前提条件的，他找不到信念。其次，也很难去坚持。
更为重要的是要从知识走向对智慧的追求。教育工作者不仅仅是知识传授者，还要和学生一起去追寻智慧。“导师”的“导”，还包含了“道德”的“道”。你要和学生一起去追寻真道、智慧，而不是你垄断了真道。（罗翔，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2022.09
“绿色通行证”政策不仅未能实现其公共卫生目标，还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政府和医疗机构的信任，并危险地将决策者束缚在破坏性的行动中。从战略角度来看，这种在紧急情况下的政策过度反应会导致政策制定者根深蒂固，寻求更激进的措施来执行政策，同时压制民众日益增长的反对声。慢慢地，一切的目标变成了执行政策，而不是保护公众健康和有效管理健康状况。（雪莉·巴列夫（Shirly Bar-Lev），以色列巴伊兰大学博士，鲁平学术中心Dror (Imri) Aloni 健康信息学中心的负责人）2022.09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各州气候政策领导人呈现了一个巨大的、尚未开发的领域。在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的同时，有望实现人与生态系统的综合效益。森林是短期内最有希望的地区。(费利西亚·马库斯（Felicia Marcus），斯坦福大学西部水资源项目 William C. Landreth 访问学者)2022.08
在经济问题上，慈善总是单向的。慈善家也许十分慷慨，但是他 们通常都很富裕，一向都是捐赠者而非受助者。但是，综观生活，尤其在人际交往方面，慈善不可能是单向的:弱者与强者间的身份会频繁互换。很有可能你在这个领域是资助人，而在另一个领域则变成了 受助人。因此，我们保持善意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为他人的痛苦动容， 也因为我们懂得，我们时刻都有可能需要同等的善意来渡过生命中的难关。（阿兰·德波顿，英国作家）
郭沛源：理性看待近期欧美ESG市场的焦虑
过去几年欧美ESG投资增长速度太快，存在盘整需求。因为驱动因素、市场结构、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ESG市场还没有碰到欧美市场当下的“成长的烦恼”。眼下对中国ESG市场构成实质性挑战的，一是经济下行压力，二是有序降碳的节奏。如果经济增速明显放慢，碳减排“先立后破”时间明显拉长，中国ESG市场增速才会放缓。（郭沛源，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2022.08
IIGF观点 | 建立跨省气候投融资区域合作平台和碳排放区域市场
加拿大的绿色金融发展注重产品创新、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发展，形成了“以科技创新支撑环境产业发展，以环境产业促进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除此之外，加拿大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系统和碳税法的意义重大，不仅推动了国内的碳减排和绿色金融发展，更在国际上树立了碳排放立法的标杆。我国应学习加拿大完善的环保法规政策、健全的环保标准和管理体系，增加科研投入，推动在政府调控下市场化投资体系的绿色转型。
加拿大魁北克省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碳排放联合体系为中加区域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提供了模板。我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可借鉴加美合作经验，建立跨省气候投融资区域合作平台和碳排放区域市场。(林涵 ,IIGF科研助理；毛倩,IIGF研究员)2022-07
当退化与疯狂成为潮流，更需要自我否定的勇气
每一个不同的、理性的、客观的，而非邪恶的、恶意的、中伤的意见都值得别人的尊重和重视，其实这是多元社会，也是健康社会最基本的前提。教育要培养我们探究真相的能力，突破人为设置的心墙。少一些偏见，多一些理解。这些都离不开骨气和勇气，这要求你否认自己过去的无知和偏见，面对自己的懦弱，正视自己的无力。（刘宁荣，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商业学院（ICB）暨企业研究院（SEA）创院院长）2022.07
在这样的转折点，我们是否有勇气去面对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呢？我们是否有勇气去改变我们的认知，寻找新的方向和目标？尤其是拿出骨气告诉大家：不要去做无谓的争辩，不管是内部的争辩，还是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争辩。最重要的是将目光放回过去四十年支持中国成为全球强国的核心力量——经济发展的力量。
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千万不能过度恐惧而做出不理性的反应，甚至走向自我封闭。因为在全世界范围，从历史上看，一个强国的崛起，走向繁荣，走向发达的时候，是不可能仅靠内部循环来完成的，必须借助外部的扩展来实现。我们离不开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所以必须有勇气大声疾呼：不要陷入民粹，要坚持打开更大的国门，广交更多的朋友。（刘宁荣，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商业学院（ICB）暨企业研究院（SEA）创院院长）2022.07
如何确定核酸检测的频次和筛查范围，各地政府需根据当地的疫情趋势进行综合研判后进行妥适权衡，并不能为规避防疫责任、为谋求短平快的效果就无限度、高频次地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尤其是不能不假思索地就将核酸检测与公民的个人自由与法律责任互相捆绑。任何公共政策的确定和选择背后都关涉个人权利和社会成本，这也要求政府在决策时应谨守科学、理性和审慎的态度，由此才不至于使某些僵化过度的政策选择最终造成不可控的负面效果。
在疫情防控中，政府总是倡导市民非必要不聚集，非必要不出城，其实在目标设定和手段选择之间理性权衡，不用过度手段去追求行政目的，也同样适用于政府的决策选择。（赵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2022.06
九州上演的一幕幕荒诞剧，无异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路西法效应实验。身在其中的，有人迫于无奈做了犯人或者逃犯、有人被迫或主动选择做了看守、还有些人坐在摄像头和数字后监控着这一切。这些不同的身份重塑着每个人的行为，每一次行为都是对认知的强化，从而进一步改变人的思维，进而再影响行为的重复和加剧。
即便被捂住了眼、被堵住了嘴，被删除了网上的“流言”，人们的记忆无法消除。印刻在亲历者和旁观者脑海中的一切会重塑他们的认知，个体心理变化会在行为上逐一显现。更深远的群体行为的变化，已经以及将会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成为“封城抗疫”的次生灾害。其结果的深度、广度与持续时间也许超出我们的想象。（江南烟雨，前财经杂志记者）2022.05
我认为我们现在应对气候变化这是一个全球范围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重心还是要转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上来。这个不是主动的，是被动是逼出来的，而且逼出来之后花朵果实超越你的预想。所以面对具有压力和挑战的事情，我们如果把这个事情做得比较对，采取了正确的目标和办法的话，不仅可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同时也可以为全球范围引入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能。
发达经济体经济比较成熟，但是绿色化，特别是数字经济带动的绿色化，对他们来讲是新的改造机会，会产生大量的需求。而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会走出一条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边污染边增长，以后很少有污染，很少有排放，甚至零排放实现增长这样一条绿色发展道路。（刘世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22.05
李明攀：生态农业，我认为会进入拐点
未来几年，生态农业，我认为会进入拐点，这个行业最终一定是能够诞生出一些参天大树，但是绝大部分从事这个行业的企业，最终只能变成落叶，这是每一个行业都逃不过的规律。
对想从事这个行业的伙伴，我想说，第一是能够坚定自己的决心，不要亏两年、亏三年，就不打算做这个事情了。第二是，如果真的下定决心回到乡村，那就要把脚深深地扎在泥土里边。因为有很多农业失败的案例，就是开着宝马车或者开着很好的车子过来，站在岸上来指挥一通，实际上自己啥都不懂。结果到最后，“开着车子进来，踩着单车走”。另外一个是，既能够把脚扎在泥土里边，又能够站在岸边深思这个行业的大势，能够看清楚我们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李明攀，谦益农业创始人）2021.11
最近两年来，社会组织也在有意识地提升自身与政府部门合作的能力，包括机制、沟通以及经验交流方面等不同方面的内容。当然，这个意识可能还停留在战术和工具理性考虑的层面。长期来看，需要提升到整个社会发展工作战略管理的层面，把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协作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形成合作机制本身就是发展工作的内在需求，这样的意识还需要不断培育提升。（何文，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2021.08
在女儿的教育上，我没太多要求。我禁止女儿上一切补习班或者培训班，只督促一件事——晚上11点按时睡觉，即便作业没做完也要按时睡觉。她想学习就学习，不想学就不学。我只要求她自学能力要强。只要是正常的孩子，都有很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做父母的）不要担心太多。他们会自我发现，用自己的方式去探索世界。
其实，（父母）对孩子要求太多，太焦虑是不自信的表现。孩子们在一起会互相学习。你告诉他的他都知道。而且现在资讯这么发达，他们知道的比我们还多。我们做好（孩子的）思想教育就行了——三观要正、遵纪守法、为人善良。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一点适当的帮助和建议，引导一下就可以了。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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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的经济 ”繁荣而无需增长
英国萨里大学的教授杰克逊提出了“明天的经济”这一概念。在《繁荣而无需增长》这本书里，作者以证据为本，从中显示增长不会增加人类的福祉。他分析了经济增长，环境危机和社会衰退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一条通往可持续经济的发展道路。他呼吁西方发达国家将经济从大众市场生产转移到本地服务，这可能会减少资源的使用。他还为“明天的经济 ”这一概念设定了框架，企业作为社会组织形式存在，将工作的意义作为参与社会活动来看待，将投资的功能作为对未来的承诺。他展示如何通过保护就业，促进社会投资，减少不平等以及支持生态和金融稳定的方式来转变经济。
著名的诺贝尔得奖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12年就出版了 《不平等的代价：当今分裂的社会如何危害我们的未来》一书。他提到美国在2009年至2010年从金融危机中开始复苏时，美国1%的人获得了93%的收益。斯蒂格利茨认为，不平等是由富人控制的立法和监管活动的巨大政治权力所产生的。他不相信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是美国财富差异的根本原因，而是寻租导致不平等。富人利用权力形成垄断，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并缴纳低税，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经济上也损害了生产率。他写道：“尽管潜在的经济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但政治已经塑造了市场，并以牺牲他人而有利于顶端者。”
在2019年的新著《人民、权利和利润》里，斯蒂格利茨批评美国经济及其政府向大企业倾斜，少数公司开始主导整个经济领域，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和导致增长的缓慢。金融业制定自己的监管法律，科技公司在很少监督的情况下积累了大量的个人数据。而太多的人通过剥削他人，而不是通过创造财富来获取财富。如果不采取措施，新技术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加恶化，并加剧不平等和失业。 “我们要始终记得多让市场去发挥作用，以市场为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市场有局限性。当市场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时，政府就有义务干预。”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获奖者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斯特•杜夫洛（Esther Duflo）在 《艰难时期的良好经济学》一书中指出，GDP的增长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福祉的提高，尤其是如果它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有时反而会适得其反。他们认为，自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以来，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对经济增长的错误认知导致了不平等，死亡率和政治两极化的加剧。当增长的收益主要落入精英之手时，就会导致社会灾难。
在这混沌和混乱的时刻，学习的本质是要提升我们质疑和反思的能力。我们必须确保社会了解基本的经济学和基本治理的问题。我们必须超越固有的认识，学校、特别是商学院，仅仅是积累个人或为股东创造财富的工具。当然，赚钱并没有错，致富也没有错，股东也应该获得公平的投资回报。但是，当我们周围的每个人都可以一起享受稳定与繁荣时，赚钱才能变得更加愉快。学习的目的就是赋予我们向上和向善的力量，这正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刘宁荣，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商业学院（ICB）暨企业研究院（SEA）创院院长）2020-11
现有的CSR规范里，无论哪一条其实都不是道德绑架与道德约束，而是实实在在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对文化的关注、对气候的关注、对生态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科研的投入、对能源利用率的重视、对工作环境和员工状态的关注，这些都不是拿来“制衡”企业快速发展的，而是给企业可持续发展指出一个思考方向。参考这些路径，可以帮助管理者打开格局、增长智慧——至少能中规中矩、迷迷糊糊、半对不错地进入可持续发展道路。（鲁达，《公益原理》作者）2018.09
随着“互联网+公益”的时代到来，公益行为也会摘掉传统意义上的“重公平、轻效率”的帽子，而随着“组织社会责任、股市公众化、社会共享价值”等诸多殊途同归的商业治理模型的兴起，商业行为也将逐渐回归本源——利润是市场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
信息时代最大的社会创新恰好是经济价值回归社会价值，社会即将形成“暴力、商业、公益”三位一体的公众服务模型。到那个时候，社会企业是商业还是公益已经不重要了。即便政府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组织，而是“服务型政府”。（鲁达，《公益原理》作者）2018.09
最近公益圈发生了一些事，如果用“点评+下结论”的方式，可以有一万种值得点赞的口号。然而，如果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对系统进行修订，而仅仅是谴责与谅解，并修修补补，对世界又会有什么作用呢？
公益的初级阶段，自然人公益必不可少。但进行到一定阶段，自然人公益必然有其弊端。这与神仙皇帝清官救世、与体制治国，是一个道理。（鲁达，《公益原理》作者）2018.07
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99%都是有别人好的经验可以使用的。回到前面Louis小朋友碰到的难题，工作经验告诉我们，碰到问题，最关键的是找到根因，并且快赢。如《教育的目的》书中说的，把一个小点真正做好，小朋友会触类旁通，核心是培养小朋友的自我发展能力，这个大方向是关键。（Louis爸爸，中国某跨国科技企业工程师）
跨国企业放下身段重新审视在华CSR政策迫在眉睫，尤其在CSR政策本土化及合规（Corporate Compliance）化建设方面更为迫切。遵纪守法是对企业的最低要求，如果企业在合规上有问题，出现了大量违法违规行为，奢谈慈善、道德、教育即是无源之水。中国是一个高速成长的社会，国家政策、商业生态和法律法规都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中，企业稍有不慎，即可能会触犯相关法律规定。在中国目前特有的商业及政治环境下，企业合规与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的反商业贿赂工作显得更为重要。（詹锐，理慈公益活动负责人）2013.04
社会企业不仅是一种商业模式，未来所有企业都成为社会企业。CSR只是传统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型的第一步，所有好的企业都应该是社会企业。社会企业一定能够可持续发展。因为它所面对的要解决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是个长期的工作，需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而单纯依靠募款和捐赠是无法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能否盈利对社会企业就显得非常重要。但传统的公益机构不可替代。有些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需要政府来解决；有些则可市场化，适合社会企业模式；还有一些则没有市场化的可能，只有非营利机构才能有效的解决。（毕天奇，Schoenfeld基金会副主任）2011.12
NGO不要有太多概念，不然容易成为口号。大学生工作难找，如果能拿到资金养活自己，一定要养活自己。通过公益的平台接触更多的点，发现自己的公益创业点，但前提是能拿到钱并养活自己。大学生公益创业有优势，一是失败的成本低，二是大学生胆子大，初生牛犊不怕虎；三是想法新，敢打破常规思维。劣势是他们没有经验。大学生要思考自己的方向：是在NGO工作、是在NGO创业，还是回归商业。（二蜜蜂，NGO发展交流网联合创始人）2011.10
关于道德和良知的拷问似乎是太过沉重的话题。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做慈善或者公益都太累。“格物致知，量力而行”。能只问付出不要回报的，那是太阳。光明行的队员们冲着利己去行动，在收割快乐的同时给他人带来光明。但正因是利己出发的利他，才能持续和长久。（一白，独立媒体人）2011.07
政府2.0运动已持续超过一年。现已明确，社会媒体会是长期的，而不是一阵风。运用社会媒体，最先可能是赶时髦，但决定如何将不同社会媒体渠道整合入机构使命是关键一步。在这一步中，不仅要机构最高层参与，也要所有可能通过社会媒体渠道发布内容的部门参与。（伊内斯·默格尔，锡拉丘兹大学助理教授）2011.05
不是因为你有爱心才做善事，不是因为你有爱心才做公益做慈善做社会企业，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并不是说每一个人要当社会企业家，但是每一个人在你的工作范围、你的朋友范围都能有一个很好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要问你自己你做的事情，又有什么方法可以更正面影响社会。（乔琬珊，SHOKAY联合创始人）2011.05
公益和慈善都是我们自己的需求，是奢侈品，是一种“溢出”。一个人要先顾好了自己，才能谈得上帮助他人。从商业的角度看，公益这个行业是不产出的。现在中 国公益慈善圈里有三类人：当修行做的、当工作做的和逃离现实的。第一类，当修行做的。比如一些慈善家，追求精神层面的圆满；第二类，当工作做的。比如公益 行业里的从业人员。只是份工作，和道德理想无关；第三类，逃离现实的，凭兴趣掺和个一时半会，来了又走。（ 齐守魁，自由撰稿人，公益爱好者）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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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南：做公益，最重要的是热情
公益领域和商业领域一样，可以成为大学生的一个就业方向。但一样需要学会辨识良莠，一个好的公益机构能为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提供一个好的成长的平台，拓展视野。不论是在公益领域创业还是做全职公益人，最重要的还是“热情”。作为公益机构，我们选人最看重的是候选人的价值观和可持续的公益热情。公益和商业领域的工作本质的区别在于工作氛围和共同愿景。在管理上，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共同愿景和使命感激励同事们工作。（陈南，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负责人）2011.05
慈善是借助于钱物或者其他载体来表达、传递爱与善，不一定有非常明确的目标主题，但公益的特点是“亲身亲为”，并有明确的主题或者目标。也就是说，他们不 一定有钱，他们是向有钱人去“化缘”，然后去做一件目标事件。就如国外的人权组织，他们也是有明确目标的，所以他们甚至都可以使用暴力、使用一切有利达到 目的的手段；他们会可能带着憎恨，而慈善不会，这就是我所体会的两者的区别。说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应更倾向于公益，只是他们有资金来源，是一种不用“化缘”的公益，是公益和慈善的一种结合。（预立，金融业工作者，业余时间创办慈播。）2011.04
大学生在行动前一定要谨慎，要充分意识创业风险，掌握对称的信息。大学生对公益创业的认识比较理想化。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承受创业所带来的风险，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公益创业。大学生从事公益本身是件好事，但要学会独立思考。（沈逸，复旦大学讲师）2011.03
刚毕业的大学生想创办自己的企业相当困难，创办非盈利机构比创办盈利企业更难。犯错是经营企业的必经之路。正因如 此，他认为累积相当重要。初出茅庐的学生靠向朋友或父母借钱创业肯定会打水漂。刚毕业且没任何从商经历的学生应该先为大公司工作，学习如何做生意。（Richard Brubaker ，牵手上海创始人）2011.01
我最终的希望是新加入社会企业的人们可以维持，社会企业的投资可以获得回报，而不因为某些人的离开而损失、浪费。我希望，不是组织不断地流失人才，而是他们在长期地抓住、培训、汇聚人才群体，为了更美好社会的实现。（Richard Brubaker ，牵手上海创始人）2010.11
每个人站好自己的岗位，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做点公益事业，这就是个人价值的体现。企业财富的积累需要回馈社会。人的能力虽有大小之分，但无高低贵贱之别。人人都能做慈善和公益，关键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切入口去做，找到个人的价值的实现渠道。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专长的贡献专长。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整合社会的资源更易成功，对自己更有价值，通过自己的劳动给别人带去了光明，我们是通过这个理念去做的。（张兴儒，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普陀医院副院长，“慈善光明行”发起人）2010-08
社会企业的社会影响在于社会资本的整合利用和国家福利体制的创新重组，以充满创业和创新的精神去努力发掘和解决那些未被满足的社会需求。具体而言，社会企业调动了那些通常被忘却的资源，如废弃的教堂、即将关闭的医院和酗酒的年轻人，去帮助处理棘手的社会问题。（焦豪，上海社会企业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2010-06
“我觉得当你专注于你自己的项目时，才是有意义最值得的事情。能够从事一项你觉得有意义的工作，你才能带来更大的价值。而在社会企业工作更是如此。你了解你的工作会对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甚至只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带来影响，你会受到激励来更加努力的工作，来做到最好。”（陈国权，齐放网CEO）2010.04
“社 会企业”并不是Social Enterprise 或者 Social Entrepreneur 一个很准确的翻译。中文里没有这个词，但日文里有这个词，(日文里)Social Entrepreneur翻译成“起业家”，用“起来”的“起”，表示了一定有一个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中文里“企业家”看上去就是一开始就有了 个实体、结果和形式。“ （李凡，环球协力社执行主任）20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