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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绿色通行证政策:预言的悲剧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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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雪莉·巴列夫(Shirly Bar-Lev),以色列,2022-09-05;译者:JM夜空

承诺升级(Escalation of Commitment)是管理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是一种在过去决策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承诺的现象。尽管有证据表明已经作出的决策是错误的。承诺升级常发生在人们认为要对自己的失败负责时。决策者为了证明自己最初的决策是正确的,常常会持续投入大量资源给有失败危险的决策。

当决策者必须决定是通过增加额外费用来继续推进,还是终止项目,或是寻找可替代方案时,也只有到了此时,决策者才会更加重视,以至于被迫采取措施,投入更多的资源。承诺升级不仅使决策者陷入困境,而且会促使他们以违背自身利益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方式行事,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Hafsi 和 Baba(2022 )最近的一篇论文指出,由恐惧的政府领导层“投喂”给民众的健康恐惧,是如何在许多国家产生出一系列级联、同构的夸大反应。Muller (2021)的研究同样显示,所谓的“行为科学主义”的陷阱如何导致决策过程的隐秘、家长式作风和对异见的不屑一顾,继而导致对灾难性预测的过度依赖和信任。这些预测为实施严厉的封锁、隔离和激进的疫苗接种政策提供了依据,完全无视某些公共政策会损害国民健康、会消磨国民对政府的信任。

我个人的观点是,之所以奉行这种偏听偏信,是因为政府将新冠疫情描述为“潜在的不确定性”——目前没有足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可能,因此要以不同以往的视角看待未来和现在。这种“不同以往”是如此具有压倒性,以至于它赋予了新形式的大规模监视、拘留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合法性。

早在2021 年 3 月上旬,以色列规定,进入某些企业和公共场所必须出示“绿色通行证”。已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新冠患者康复后和正在以色列参与疫苗开发临床试验的本国公民可获得绿色通行证。

“绿色通行证”(也被称作“疫苗护照”。编者注)被公认是恢复已实现免疫的个体行动自由,促使公众对重新开放经济、教育和文化活动兴趣的一项基本措施。Kamin-Friedman 和Peled-Raz甚至说:“虽然无关乎建立信任或促进团结,但在以色列目前情况下推行绿色通行证在道德上至关重要。”

然而,尽管实施了这些政策,2021 年 8 月—9 月全国的病例数继续飙升。日新增病例超过 7,000 例,约 600 人因病情严重住院。尽管该国 930 万人中超过了57%接种了两剂辉瑞/BioNTech 疫苗,超过 300 万人接种了第三针,依然无济于事。于是以色列政府扩大了权力范围以应对疫情,几乎侵犯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021年8 月 8 日,绿色通行证政策扩展至学校、研究所,公共和私营部门(甚至医院)则采取自愿原则。雇主们很快利用他们的特权限制未接种疫苗的员工进入工作场所,有些雇员甚至被解雇。

9 月 30 日,以色列公布新政,疫苗护照持有人必须接种第三剂辉瑞/BioNTech 疫苗,否则将失去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赋予了他们基本自由的“绿色通行证”。

2021 年 9 月,以色列卫生部证实,在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都出现了病例。以色列的调查结果证实,辉瑞疫苗预防严重疾病的有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疫苗对轻度和中度疾病的保护作用也在减弱。即便如此,直到2022年2 月 11日,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才宣布废除疫苗护照。讽刺的是,新冠感染率仍然居高不下。

Fotaki 和 Hyde (2015) 发现,承诺升级更容易伴随三种防御机制:理想化、分裂和指责。当决策者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或期望,产生激进的政策时(譬如,零污染、打败德尔塔病毒或通过疫苗接种达到群体免疫),就会出现理想化。“分裂”是指将世界分割为非“善”即“恶”的的趋势。引用总理贝内特的话说:“亲爱的公民,那些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正危及着我们的工作自由、我们孩子的学习自由、我们与家人欢聚一堂的自由”。“指责”则涉及将不尽人意情况下讨厌的那部分投射到典型的“坏人”或“恶人”身上。通过这种方式,失败被归咎于典型的“邪恶”群体,而非触发有意义的行动来解决问题。

绿色通行证政策假设,民众为避免损失、恐惧被限制自由、需要生活便利、可能失去收入等种种原因将被迫“自愿”接种疫苗。它还不失时机地为失败找了个罪魁祸首。

然而,损失厌恶也意味着,那些新成型的特权群体将坚持维护自己的特权,即使这些特权可能使其他人面临感染风险。这个群体也可能产生一种错误的免疫感,他们放弃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保护措施,更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传播疾病。

因此,损失厌恶可能会无意中激发政策制定者想要阻止类似行为。更重要且危险的是,它让群体保持一种集体幻想——该行动计划目标得以实现。想象一下,当发现“为了疫苗开发的共同目标挺身而出的冒险”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徒劳,最糟糕的情况是使他们面临感染疾病或遭受疫苗副作用的风险时,他们会感到沮丧。

而绿色通行证政策在推动反对者接种疫苗方面是否有效?Dror (Imri) Aloni 健康信息中心于 2021 年 7 月—8 月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600 名被访者中有超过 58% 的人表示,恐惧被制裁是他们接种疫苗的主要原因;完全接种疫苗的被访者中有 56%的人认为,绿色通行证政策就是为了强迫人们接种疫苗。即便如此,依然有 44% 的人支持该政策。

然而,73% 未接种疫苗的被访者认为,绿色通行证政策是一项强制性措施,并表示对鼓励接种疫苗的措施感到非常不安。该研究还揭示了那些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对政府和医疗机构的信任度急剧下降。

越不信任,对制裁的恐惧就越大。反对接种疫苗的人就越发坚决的不接种疫苗。本研究中发现的信任消磨与其他研究相呼应,表明以色列人正在失去对公共机构的信任,超过一半的被访人表示,该国的民主处于危险之中(Plesner,Y 和T,Helman,2020 )。

最近一项覆盖了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名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调查显示,怀疑疫苗安全性和功效是疫苗犹豫的一个主要原因。疫苗犹豫的受访者对疫苗接种证明政策也非常抵触。赞成在国际旅行、室内活动、工作场所和学校四个场所使用疫苗护照的人群占比分别为31.7%、20%、15% 和 14.8%(Lazarus、Wyka、White、Picchio、Rabin、Ratzan、El-Mohandes,2022)。

简而言之,“绿色通行证”政策不仅未能实现其公共卫生目标,还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政府和医疗机构的信任,并危险地将决策者束缚在破坏性的行动中。

从战略角度看,这种在紧急情况下的政策过度反应会导致政策制定者顽固不化,寻求更激进的措施来执行政策,同时压制民众日益增长的反对声。因此,出现各种审查和压制策略,包括撤回指出疫苗安全问题的论文、阻挠研究经费、召集官方听证会,甚至吊销医疗执照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粉碎抵抗( Guetzkow, Shir-Raz, Ronel, 2022)。

慢慢地,一切的目标变成了执行政策,而不是保护公众健康和有效管理健康状况。

英文原文

参考文献

  1. Bazerman, M., & Neale, M. (1992). Nonrational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in negotiation.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0(2), 163-168.
  2. Fotaki, M., & Hyde, P. (2015). Organizational blind spots: Splitting, blame and idealization in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Human Relations, 68(3), 441-462.
  3. Hafsi, T., & Baba, S. (2022). Exploring the Process of Policy Overreaction: The COVID-19 Lockdown Decis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10564926221082494.
  4. Kamin-Friedman, S., & Peled Raz, M. (2021). Lessons from Israel’s COVID-19 Green Pass program. Israel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Research, 10(1), 1-6.
  5. Leigh, J. P., Moss, S. J., White, T. M., Picchio, C. A., Rabin, K. H., Ratzan, S. C., … & Lazarus, J. V. (2022). Factors affecting COVID-19 vaccine hesitancy among healthcare providers in 23 countries. Vaccine.
  6. Moser, K., Wolff, H. G., & Kraft, A. (2013). The de‐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Predecisional accountability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3(2), 363-376.
  7. Muller, S. M. (2021). The dangers of performative scientism as the alternative to anti-scientific policymaking: A critical,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South Africa’s Covid-19 response and its consequences. World Development, 140, 105290.
  8. Plesner, Y and T, Helman, 2020, The Israeli Measure of Democracy. Israeli Institute of democracy, Jerusalem.
  9. Samimian-Darash, L. (2013). Governing future potential biothreats: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uncertainty. Current Anthropology, 54(1), 1-22.
  10. Sleesman, D. J., Lennard, A. C., McNamara, G., & Conlon, D. E. (2018). Putting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in context: A multilevel review and analysi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12(1), 178-207.

作者简介:雪莉·巴列夫(Shirly Bar-Lev) ,以色列巴伊兰大学博士,鲁平学术中心Dror (Imri) Aloni 健康信息学中心的负责人。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卫生技术的实施、知识管理、组织策略、送礼习俗和组织形式。她也是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 大会的成员。

编辑: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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