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大学之路（中篇）：路径的选择
作者：冻石头，上海，2024-09-18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一直在践行这个认识世界的最佳法则。
每个人上大学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有一个梦想的支持、目标的引领，不容易迷失方向，可以走得更远一点、更高一些。
有了梦想，还要有实现的路径，比如选择什么样的课程体系，选择什么样的大学，选择什么专业等等。绝大多数人应该还是选择在国内上大学，但是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有了很多机会可以公派留学或者自费留学，不像当年庚子赔款选送的留美幼童凤毛麟角，也不像改革开放前留学是极少数人做到的，也是极少数家庭可以支持的，当然这些优秀的人才也成为我们近现代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留学对于任何家庭来说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实现，经济上负担非常沉重，这两年受到经济形势影响，美国的留学费用已经涨到一年将近百万人民币，这不是一般人家可以承担的。更重要的是，了解留学都有怎样的路径可以选择，还要考虑不同的留学路径是否符合孩子的未来规划、是否适合孩子的个性、是否到了比较合适节点等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教育也是如此，做足功课非常有必要。
在国内上大学
国内上大学是绝大多数家庭和孩子的选择，经济负担小，教学质量有保证，学习和生活很方便，性价比极高，而且对学生的就业有很多支持，比如让企业到校来招聘、和企业建立实习就业基地，这些都是极大的优点。而且有些专业在国外读的门槛非常高，将来的就业也很难，比如医学、法律，那这部分学生优选国内上大学。
中考之后就要开始考虑未来的专业方向，高一要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专业选科要求决定小三门。我还是强烈建议，先立志向，然后选课，高考出成绩后按照志向专业填志愿，思路非常直接、清晰，可操作性强，而且确保行走在追逐自己梦想的道路上。
在国内上大学有两种方式，极少数人通过竞赛提前锁定大学，有点像我们以前的保送；另外的绝大多数人都要参加的高考。
绝大多数孩子还是要参加高考的，而高考还是唯分数论，所以在国内的功课基本上还是以考察知识点为主，形式也还是以刷题为主，虽然也有学生会的各种活动，但因为不是强制性的，也很难被量化到高考成绩中，所以很多孩子不参与，或者应付一下也是可以的，这样对于孩子的成长会有薄弱环节。国内排名靠前的好大学自主招生是需要有科创的，比如做课题研究，这和IB体系的写论文其实是一码事，但是国内相对来讲刚开始，中学里的资源少，老师也少有指导的经验，所以一些优秀的孩子要参加大学举办的科创夏令营、冬令营，或者是自己寻找资源来完成。但是国内高中生做科创的困难之处在于既不是必须的功课，也没有预留的时间，需要从体制的根本上进行改变。
等高考成绩出来，再根据成绩填写志愿。这个时候，还有不少孩子不知道自己以后想学什么专业，是按照成绩能落进哪个尽可能好的学校来填写志愿。这样操作就有可能其实孩子并不了解或者不喜欢自己填写的志愿，只是为了能够用自己的成绩上好一点的学校，然后就是按照985、211、双一流这些标签来择校。
之前就有孩子为了上北大，选择了考古等相对冷门专业，是好学校里的分数低点。强扭的瓜不甜，最后这些人并没有爱上这些专业，既浪费了他们自己的时间，也浪费了其他热爱这些专业的学生的入学名额。我们那代人资讯不发达，了解各个专业有一定难度，现在完全可以通过早早的启动职业体验来避免这个填志愿的盲目性。
我观察下来，中学老师对孩子的职业指导太有限了，一方面老师的工作量很大，面对的学生很多，顾不过来；另一方面老师在了解不同职业，尤其是现在新兴的职业上信息比较局限，对于孩子升学指导多，职业规划少。有条件的家长还是要自己多做些功课才行。兴趣才是一生追求自身发展的驱动力，所以家长们有条件从小观察和培养孩子的兴趣，包括根据孩子的志向来规划学业发展路线。
另外，据说现在都流行听张雪峰的分析，甚至有人出几万到十几万元去找高考规划师，其实中介也不可能了解所有专业，也会片面理解某些专业，更不了解我们孩子的情况和梦想，未见得比我们家庭做得更好。而且张雪峰的分析听多了，不也造成同质化竞争了嘛。未来的世界一定还是差异化、复合型的人才更有竞争力。
家长们要求孩子，不如先让自己早做了解，早做准备，言传身教。早思考，晚思考，早晚都要思考；早行动，晚行动，早晚都要行动。
到国外读本科
一些比较有个性，自我管理的意愿和能力比较强的，喜欢的专业国外明显强于国内的，以及想要有国际视野、着眼于全球发展的孩子可以考虑到国外读本科。
到国外读本科可以是到国外读高中，然后申请国外的大学；也可以在国内就读国际高中，或者是一些好的公办高中的国际部，然后申请国外的大学；还可以先到国外读预科，然后申请当地的大学；也有大学有条件录取，先到当地预科过语言关再就读。
相对来讲，在国外读高中申请国外的大学更加容易一些，因为国外的成绩相对真实，国外的学校不会刷题卷成绩，不会去做漂亮的活动资料，也不会去请人代笔申请文件等等，所以国内几近满分申请的学校和在国外读国际学校低10%分数申请的学校档次差不多。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海外读国际高中意味着已经有了跨国文化的交流和适应，而且学习能力是偏重自我驱动、自我管理，以及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的，相对来讲这样的学生适应海外的大学生活更快一些，这也是很多大学招生官录取中国学生非常看重的点。
想要了解国际教育体系，逛1-2次国际教育展就够了，后面就经常有中介老师联系了。我一般不挂电话，不需要的也会礼貌拒绝，因为有的时候人的缘分就是这么奇妙，瑞瑞的国际高中入学机会就是在一次非常随机的招生老师打来的电话中聊出来的。目前国际教育三大主流体系是：IB课程体系；A-level课程体系；美高加AP。
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体系设立之初是为了外交官或者跨国企业高管的孩子，这些孩子跟着父母辗转各国，需要有一个教育体系可以无缝衔接，IB体系就是满足这样的需求，因此IB体系是一个全球接受程度最高的教育体系，读IB可以申请所有接受国际生的大学，包括英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的大学。IB体系的课程设置和教师资格考核都是全球统一的，确保了体系教育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从而也提升了对教师的要求。
IB学校因为其高难度和全面的课程，老师的配备非常强劲，师生比很高，这对于提高教学质量非常有帮助。瑞瑞在学校的每一位老师都可圈可点，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
学校是一位法国人做校长，亲自给学生做面试，非常的平易近人，学生都很喜欢他。中方校长是一个非常有资源的上海人，感觉他非常社牛，和各国政要都能搭上关系，当然也给学校和孩子们创造了很多好机会。
前后有两位中文老师，一位来自武汉，在法国读完书直接来瑞士教书，性格直率，一开始觉得瑞瑞为什么凡事总说“我问问我爸妈”，是个听话的乖宝，因为IB倡导批判性思维，她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在我们到瑞士看望瑞瑞的时候，她特地跑来看看是什么样的爸妈培养了这样的“妈宝”。但是在和我们聊过之后，她理解了我们不是强势的父母，瑞瑞也只是尊重我们的意见。在她离开学校以后，瑞瑞还到Zug找她玩过几次，给了瑞瑞大姐姐的温暖。还有一位来自上海，不仅教得了中文，而且创办了全球零零诗社，让年轻人写诗，中英文，甚至是其它语言，每年组织中秋晚会，还出一本诗歌集，全球的小诗人们线上交流，影响力巨大。
两位数学老师，一位做过大公司高管和上海国际学校的意大利老师，后来还做过学校的教务主任和副校长；还有一位来自华尔街，是个数学狂人，缺点是不善于教授太过于细节的知识点，全靠学生悟，这一点有点痛苦。
两位英语老师，一位是意大利女老师，辗转全球多个国家的国际学校，对学生有超乎寻常的敏锐感知和对教育的热爱，会在课后给每一个刚到学校英语不够好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教学。在瑞瑞IB大考前情绪波动最大、极度焦虑的那段时间主动约我们家长开线上会议，主动提出陪伴她做功课渡过难关，令我们非常感动。还有一位是英国老师，特别有绅士范儿，周末会陪着孩子们去hiking。
一位生物老师是居住在瑞士的讲西班牙语的南美人，在瑞瑞高年级时请瑞瑞做过助教，带过低年级学生做实验。一位历史老师是加拿大人，在疫情刚起来的时候还带瑞瑞到纽约参加过联合国总部WomenInScienceDay的活动，他发表过不尊重中国历史的言论，瑞瑞和他争论过；他说历史不可能拿满分7分，瑞瑞也和他争论过。即便如此，他在认可瑞瑞考核优秀的情况下依然不带成见的给出了7分。
其他老师也非常有故事，IB的老师们不仅拥有博士或硕士文凭，甚至双学位，还需要通过国际文凭组织（IBO）的考核，大多有多国教学的经验，就连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拥有极其骄傲的经历，来自中国，还是瑞士引以为傲的、百年历史上第一个体操奥运冠军，教授孩子们高尔夫和滑雪，都是跨界高手。
这些老师讲着各种口音的英语来教授功课，一开始，我女儿初中的外教还担心我女儿一口漂亮的口语被带坏了，我倒觉得让她早早的适应各种口音的英语非常有必要。而且，这些老师也并不是个个开朗外向，有好几个还是非常羞涩的社恐，有时也会被学生们欺负，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给学生们上好课。总的来说，IB的老师很好的体现了IB的精神，批判性思考，有理有据辩论，但是对事不对人。
我个人非常喜欢IB体系，因为IB体系强调“全人教育”，提供了相当全面的教育，也是以项目为导向的学习方式（project-based learning，PBL）。有人说：“学IB就像在重走一条知识创造路。”
我从女儿的学习情况来看，确实非常的挑战，也确实收获很大，高中完成的IB课程和大学学习方式非常类似，要提出探究的问题，要寻找可信的证据资料（包括各种书籍、论文、纪录片、实验室数据、访谈等），要运用跨学科知识，找到规律、得出结论。什么都是开放式的，没有固定的答案，也没有固定的有迹可循的应对方式，“广度”是IB学生最大的特质之一。
因此，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应对每周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功课多少适应得比较好一些，尤其是文科专业。瑞瑞在大学选的课都需要大量的阅读，有的课程只有她一个国际生，对阅读要求的强度非常高，她经常庆幸自己在高中接受了IB课程的毒打，才得以在大学课程里喘息。
IB共需要选6门课，每门功课最高分7分，选课需要兼顾语言艺术类、科学类和人文学科类，每门课又分高阶（High Level）和普通课程（Standard Level），至少要选择3门高阶，这样孩子不会太偏科。除了6门自选功课外，还有CAS（Creativity, Activity and Service），TOK（Theory of Knowledge），EE（Extended Essay），总共占3分。所以IB满分是45分。
其次，IB非常重视活动（CAS），因为学生所参加的活动是其价值观的反映，通过提交的活动资料可以看到学生在人际交往中扮演的角色，学生是如何探索个人兴趣，学生的性格与观点，这些是鲜活的，是可以看到一个个独立、特别的个体，是不同于冷静客观的分数。活动可以给学术提供全方位的补足，为学生提供一个设计活动、自我判断和与人协作的，充满成就与享受的机会。
瑞瑞完成的活动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比如和国内初中同学、国内的好朋友总共四个小伙伴，跨越2个国家4个学校的沟通，跨越7个小时的时差，跨越一整年的时间一起完成了一个关于《新媒体环境下，腐文化对于青少年的影响》的研究，从选题、文献调研、综述、设计问卷、统计到撰写论文，全程四个小伙伴自己开会讨论分工完成，虽然只获得CTB（China Think Big）大赛的一个小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锻炼弥足珍贵，通过这个研究收获了带教老师上大人类学教授的推荐信，对于大学申请也极其有帮助。
再比如联合国旅游组织的一个志愿者活动，帮助西班牙IE大学的招生宣传片视频翻译并制作字幕，不仅锻炼了有难度的西班牙口音英语听力训练，也学会了视频字幕的制作，一举两得，最后还获得了联合国旅游组织秘书长的亲笔推荐信，非常的有分量。
第三，IB体系还有很严格的论文（IA和EE）撰写要求，每门功课都需要提交论文，中文英文是选择一本书，精读，写文学赏析，我看到瑞瑞选择的那本全英文小说里密密麻麻贴满了贴纸，全是她的论据，她要引用和分析的内容，所以写论文之前精读训练也完成了。数理化写论文，有的是建模推演，比如数学；有的需要做实验写论文，比如生物；历史写某一阶段的形势分析等等，这样的训练真的很虐人，当然锻炼成长也很大。
IB学校里的老师有能力指导完成研究，也提供一定的实验条件和耗材，对于研究没有要求高精尖，只要求能够符合学生自身的能力，体现研究探索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要求，提出问题（实验目的），设计实验（实验设计和方法），完成实验（记录数据），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统计），撰写论文（形成结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研究比较简单，但是比较符合这个年龄孩子的能力，是他/她们自己有能力独立完成的，也能逐步锻炼出能力。
第四，IB体系对语言表达要求很高，几乎每周都有口头presentation的作业，所以完成IB训练的学生表达能力都很不错。瑞瑞曾经跟我展示过她的中文和英文presentation的作业，例如选择两部不同的电影，从拍摄手法、表现形式、语言等方面分析两者在反映女性觉醒方面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这个作业孩子们太爱做了，能看电影，还能反复看电影。除了要交作业没其他任何毛病。口头presentation的要求是写出大纲，按照大纲进行脱稿口头演讲，有时间限制，这个不就是我们现在工作中常用的技能嘛，所以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演讲是不可能的。
最后，IB体系的语言课程要选择母语，我认为作为一个国际课程体系，鼓励学生不管身处哪个国家都坚持学习母语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设计。这个投入是很大的，因为对每个学校而言，学生来自世界不同国家，要尽可能多提供不同语言的课程有相当的难度。这个也是我愿意让女儿读IB国际体系的重要原因，因为母语是一个人文化的根基，必须要学好的。
IB根据不同阶段分为PYP、MYP、DP、CP（分别对应小学、初中、大学预科和职业先修项目）课程，可以是IB一贯制，也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切入，比如我们就是在国内上完九年义务制教育课程，（10年级）上了一年的IGCSE（作为升读A-Level国际预科课程之前的基础课程），然后（11、12年级）上两年的IBDP。每个大学的官网上的招生要求里都会写清楚成绩要求，在国外，IB分数上36分算高分了，有机会上全球排名前十的第二梯队大学了，但是在很卷的国内学校，或者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42分以上才算高分。
A-level（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 ）
A-Level是英国高中课程，也是英国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课程，几乎所有英语授课的大学都接受A-level成绩申请。
大多数英国学校只需要3-4门功课的成绩，也需要涵盖语言类、数学和科学类、人文艺术类，有些学生的偏科严重，就比较喜欢选择A-level，相对来讲，A-level确实比较省力。
一般第一、二d梯队的大学会要求4门功课，第一梯队需要A*A*A的成绩，而第二梯队需要A*AA的成绩；其它很多学校3门功课就够了，对于中国孩子来讲功课压力不算很大，尤其是个别学科优势很大的孩子。
AP（Advanced Placement）
如果想走北美的，就要选择美高（美国高中课程，完成后可以拿到高中毕业文凭，相当于高中毕业考）加AP课程。AP（Advanced Placement）是美国大学先修课程，由美国大学理事会在高中阶段开设的具有大学水平的课程。
AP属于比较超前的课程，难度远大于高中课程，名校录取时，AP课的多少和难易对于评估学生的学习水平占有至关重要的比重。如果不选AP，是完全不可能申请到美国好大学的，但是好处是这些AP课程可以抵大学的学分，早点修好学分甚至3年就可以毕业了。
这种设计方式的好处是让那些学有余力的孩子力气有别的地方使，而不需要反复刷那些早已滚瓜烂熟的题目。
其它课程体系
还有一个加拿大BC课程体系，跟上海有些学校有合作，可以直接对口到加拿大申请大学。
另外还有像澳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有自己的体系。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接受中国高考成绩，澳洲走得最前面，几乎所有大学都接受，再加上雅思成绩达到要求就可以直接申请澳洲大学了；加拿大也有一些绿色直通车项目，招收国内定点合作高中的学生，也是高考成绩加英语标化成绩。
志向确定了，路径的选择就比较清晰了。即使短时间内没有条件选择更好的路径，只要目标在，总会想办法实现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本文首发于作者同名公众号，获作者授权转发）
作者简介：冻石头，来自厦门，扎根上海。上海医科大学本科硕士，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访问学者。资深医药人，资深妈妈，业余师承名医研习中医。热爱阅读和旅游，致力于心身同调的家长教育、科普和组织真实世界的职业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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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
【专栏】| Conlumists>沙白的临终独白
口述：沙白，2024-08-29，上海
编者按:
这是小编喜欢的一个灵魂，虽然“认识”她不到10小时。她这一生，活的精彩，死的洒脱，坚定的追求自由和真理，知行合一。祝贺她得到了解脱！
在这个世界里，她叫沙白，曾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英语老师，会钢琴、走秀、拳击和舞蹈，熟练掌握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20岁时，她被诊断出红斑狼疮，生前发病7次，也没有阻挡她探索世界的脚步，足迹遍布40多个国家。今年这次复发导致了肾衰竭，每周需要进行三次、每次五到六小时的肾透析。
她热爱自由，注重生命的质量高过生命的长度。今年刚43岁的她于当地时间10月24日下午4点在瑞士安乐死。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虽然看到她的Vlog（视频博客 ，Video Blog的缩写）时，她已经离开了这万丈红尘，但她的倩影和思想碎片尚残留在数字世界。虽留存的不多，也留存不了多久，但其引发了同频的人对生命、疾病和死亡的思考。
小编看着沙白思路清晰的解析自己人生的Vlog，所想的是：人类世界也许就是灵魂的监狱，捱到被刑满释放还是自我了结都是自主选择。普通人如果把活着该做的事做完，也就能安心离开了。那些要成就霸业的，自然是想要千秋万代的，古有秦王寻长生药，今有富豪们砸巨资加紧研发抗衰药物——拥有的物质财富越多，越是会主动延长“刑期”。只是，很少有人在规划世事是以“死亡会不期而至”为前提，大多认为自己还有无限长的时间来完成和应对任何事情。
沙白自言自己渡过了极好的一生，家庭给了她所能给的最好的物质基础，和经济精神的安全垫。不过，她也继承了母亲家族的基因导致的突变。她描述的难忘的那些经历，呈现出来一个真正活过的人，生如夏花般绚烂。恰好，她走的时候，是秋天。
JM将沙白白选择安乐死前的部分公开视频整理成专栏，也是一次针对自我的死亡教育。何为生，何为死？因何而生，为何赴死？人生需要意义吗？父母子女，亲人朋友，缘分一场，都有终点。人怎样活过，才是算是不枉此生，不留遗憾。
听一听主动选择回家的沙白的灵魂独白。
图：沙白
之前也都是用英文聊的嘛，没用中文聊。本来是觉得说，有些外国人或者会说英语的人可能会思想更开放一点，更接受我这个（安乐死）观点。但我现在才发现，其实我的同一个祖胞的同胞们对我还是挺宽容的，即使是想劝回我，但是也出于好心。就比如说“哎，别人会很想你啊，对吧？你看看是不是再去try（尝试）一下，是不是什么新的希望？”但那外国人里面，我感觉有很多是就真正恶毒了。有些说我是在那演戏啊；有些拿基督教的那套东西说我会下地狱啊等等之类的；硬说我不是我自己身体的主人。那我就说，我是我自己身体的主人。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用中文再重新谈一下我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当然也包括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本人对于生死的看法。
最近呢，我不是看了很多这个哲学议题嘛，然后也买了一本哲学书，叫《死亡哲学》，基本上就是综合了从古希腊到现在所有哲学家对死亡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有些看法是我之前就思忖过的，有些是新注入的。以至于我现在对哲学非常痴迷，所以我接下来讲的我对于死亡的看法，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是哲学家的看法还是我自己的看法，或者是一种综合的看法吧。
首先，至今为止，我不能说我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也不能说我是纯粹的唯心主义，我觉得两个主义都有它的道理。但是经过了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量子物理的一些实验，让你觉得非常的mind-boggling（超乎想象）之后，我可能内心深处更偏向于唯心的。
因为你不管是从逻辑上面去证明，还是说是从量子物理上面，可以推导一个结论，其实都证明世界是唯心的。整个世界的一个本貌，其实是我们通过观察者观测得到的。我们的五官所感知的世界并不是世界的本身，所以我们用自己五官经过测量以后的一些实验数据什么的，综合来讲的话，还是自己的主观印象对于这个客观世界的一个感受。
为什么我会要扯那么多唯心唯物呢？是因为到了死亡这个话题，我又跟别人说“诶，我说我在死亡这个话题上我是唯物的”，你说我是不是很矛盾呢？因为唯物主义可以为我所用，唯物主义在死这个话题上让我觉得分外的开心，分外的轻松，分外的没有负担。因为从唯物主义角度来讲的话，死亡就是不存在嘛——你生前也不存在，对不对，你也不害怕。那死后不存在和生前不存在其实是一组对称的不存在。就像生跟死也是一组对称的。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自己本人如果是抱持唯物主义的话，我对于“不存在”这个概念，是一点feel都没有的。
还有一种论证方法就是：你和死亡不同时存在。你想，你生的时候死亡不在，所以你不用害怕；你死的时候你人不在了，所以死亡跟你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交集。
说了那么多唯物主义，我们再看看唯心主义啊。如果是唯心主义的话，我倒是会对死亡这个未知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不能说是害怕，只能说是畏惧、惧畏，是一种，可能是对一种对虚无的一种惧畏。但是我这个这个害怕，这种畏惧也不会就是让我吓到什么。比如说，你跳伞不敢跳那种。没有！恰恰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刺激感，不管是有没有灵魂，每个人都要经历（死亡）的。我认为，如果（人）是有灵魂的话，那么死后的你这个本体的一个状态的存在，也是存在状态的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我也愿意去探知（死后的这一部分）。
Basically（总的来说），我把我的死亡是当做是探知我整个完整人生，我这个完整本体的一个自我发展过程，所以我也没没觉得有啥。你说，如果要投胎的话，那咱们大家一起投，对吧？早投晚投都得投，没有说你晚投了，你就可以不投了。
这就是我对生死的看法。所以我觉得，你们在目前这个阶段，就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啊，你为什么不换肾啊”，或者说是“你为什么就是不吃一些什么中药啊，偏方啊”
Whatever，我首先不想去反驳，为什么我们再把自己拉回到现实，这两个方案的一些不可行性以及不值得性。我就是仅仅从我明明觉得，死亡其实是对我，对人类其实是一个好事，特别是那些生病的人。我觉得它是一个带走痛苦的一个过程，是值得庆祝的。
当然，我知道能够跟我共同庆祝这件事情的人并不多，对吧？除了我的学生，因为我的学生脑子都比较open嘛，毕竟是00后嘛，对吧，有些甚至还是05后的。那跟我在同一个generation（代），或者更高一个generation，更上一个generation的，就根本不可能希望他们能理解我的话。就算是我的学生里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我的。我觉得我的学生里面也是maybe like forty percent, thirty percent, something like that（可能大概也就30%，40%的样子）。但是我觉得，一件事情的存在就必有必然有它的合理性，那这件事情（安乐死）它存在的不普遍性也有它的合理性。对吧？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已经推行了这个制度（安乐死），比如说，荷兰、比利时、瑞士、卢森堡，然后美国的部分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都有，对吧？那就证明有一波人有这样的需求。那它为什么没有广泛被被推广呢？或者说，在很多地方还是有争议的，那也有它值得争议的原因，对不对？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他其实simply（简单的）只是，不是说这个“生”这件事情对他有多么的有意义，而是他就是没有经过理性审视，就是本能的害怕死亡造成他半死不活的活着。那么半死不活的活着，对我来说，是一种最大的一种伤害，是一种最大的侮辱。我生下来就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真理的。那如果说，你剥夺了我追求自由的触角的话，那我自然就觉得我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现在这件事情（选择安乐死）本身又让我的人生充满了意义。我甚至还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最根本的，就是构成我整个世界观最根本的基石，就是我对生和死的看法。
最近我看到一些苏格拉底的一些故事嘛。我特别感动。就是这么一位先贤，他也是不惧怕死亡，然后他在最后在雅典阿果拉（Agora）广场被500人投票，最后是被投死的。喝毒酒前一刻，他还在教他的弟子们，就是说，不要害怕死亡，还把这个论证的整个过程还推理推导一遍。我觉得他知行合一，从容赴死这个态度，我非常敬佩。他是我学习的榜样。
好吧，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我内心深处的一些看法。
（录自“沙白白的频道”，原Vblog标题：我对生和死的看法）
简介：沙白是首位公开获批在瑞士安乐死的中国内地华人，网传其真名为郑丰，“沙白”取自其英文名Elizabath，曾就读上海大学建筑系，亦取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生前曾在上海某培训机构任英语老师，后创办自己的英语培训工作室，多才多艺，会多国语言，热爱旅行，足迹踏遍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岁时被确诊为红斑狼疮，43岁在瑞士安乐死。
编辑：舍予
图片来源：沙白白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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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石头 ：人活着需不需要有用？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作者：余华
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说法，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始终在世界的九十多位和一百位之间。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地不平衡。
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按照联合国一天收入只有一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穷人口在一亿以上。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
我在《兄弟》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所以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作者简介：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现代作家，1977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5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现就职于杭州文联。
如何“变废为宝”，资源循环“先行者”的模式有哪些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编辑：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山谷，武汉，2024-10-21
编者按：在80后的记忆里，小时候买饮料要付押金，家里积积攒了一堆玻璃瓶后，就拿到小卖部退押金。而如今，瓶子如不能在自家“循环使用”只能扔进垃圾桶。
“资源危机”或“资源安全”问题，早已受到国内外科学家和政治家们的广泛重视，纷纷从人口、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等不同角度，探索缓解资源危机的各种途径，提出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资源集约型经济等不同理念。
中国生态环境部于 2019 年发布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2024年9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两新”政策总体进展成效有关情况，首次表示将支持组建中国资环集团。会议上公布，当前全国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59%，废钢铁、废有色金属等10种主要再生资源利用量每年都在大幅增长，废钢铁每年利用量已经达到2.6亿吨。“国家队”下场“收废品”的消息频出报端。10月18日，中国资源循环集团有限公司在天津正式挂牌成立，将承担打造全国性、功能性资源回收再利用平台的任务。
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循环经济”这一术语在中国出现于90年代中期。本文梳理了他国循环经济的典型模式，不知“先行者”们能否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
一、美国的循环消费模式
美国是开始循环经济实践和探索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开始推行循环经济概念，制定了一系列以资源循环为目标的能源政策。
1976年，美国制定了《固体废弃物处置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俄勒冈、新泽西和罗得岛等州制定促进资源再生循环法规以来，现在已有半数以上的州制定了不同形式的再生循环法规。从1997年开始，美国把每年的11月15日定为“循环利用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美国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涉及传统的造纸、炼铁、塑料、橡胶以及新兴的家用电器、计算机设备、办公设备和家居用品等行业。
美国是一个环保主义流行的国家，不仅重视废旧物品的处理和加工利用，使其成为再生资源，而且十分重视循环消费。所谓循环消费是指当你认为某件消费品没有使用价值想扔掉时，应先想象它对其他人是否还有使用价值，如果有，就让他人再消费，直到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时，才将其作为垃圾进行回收处理，从而使一个消费品经历多个消费过程。由于循环消费观念的普及和循环消费社会机制的发展，循环消费已成为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不亚于以废品、垃圾处理和加工为中心的资源再生工作。美国开展循环消费的途径很多，主要形式有庭院甩卖、旧货交易、商业网站或政府支持的网站进行的旧货买卖等。
2019年6月，波士顿推出了美国第一个城市尺度的零废计划，计划在2035年之前将其目前的总回收率从25%提高到80%——到2050年以后更高，从减量和复用、推广堆肥、促进循环再生、激发创新四个方面着手建设“无废城市”。《零废波士顿（Zero Waste Boston）》规划同时提出了30项策略的行动时间表，并对数据跟进、区域协调、资金保障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零废国际联盟（Zero Waste International Alliance）定义的零废是“通过负责任的生产、消费、再利用和回收所有产品、包装和材料，而不是通过燃烧、向土地、水或空气排放对环境或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的方式来保护所有资源。”
波士顿在气候韧性建设过程中，发挥多种政策工具的协同作用，采用了管制型、经济激励型和自愿型等多种政策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二、德国的双元回收系统（DSD）模式
德国的循环经济是以生活和工业废弃物的再利用与处置为主线演变而来，起源于“垃圾经济”。
1972年，德国出台了第一部垃圾处置法律——《废弃物处理法》，该法确定了垃圾无害化处置业务可以由私营企业承担等重要原则，标志着垃圾处置走向了有序化和法制化轨道。随着技术发展和欧盟废弃物管理思路变迁，这部法律历经了多次修正，逐渐演变为现行以“废弃物管理层次原则“和”生产者责任原则“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和废弃物管理法》。这部法律于1994年正式颁布，并于1996年开始生效。该法定义了废弃物的概念，把废弃物分为“可利用废弃物”、“妥善处置废弃物”，并将废弃物的管理级别分为三级，即特别监管、监管和无序监管。该法的目的是使德国的垃圾管理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将垃圾处理废弃转向垃圾回收再利用。
德国负责包装废弃物收集和处理的双元回收系统模式是循环经济实践和运行的典型模式。
德国的双元回收系统（DSD）公司在德国工业联盟（BDI）和德国工商企业协会（DIHT）支持下由95家零售、日用品生产和标志生产的公司发起，它接受企业的委托，组织回收者对废弃物进行分类，然后分送到相应的资源再利用厂家进行循环利用，能直接回收的则送返制造商，目前共有1.6万家企业加入了DSD系统。德国自1991年开始对包装物进行分类，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打上绿点标记，有此标志的商品，表示它的包装可以回收，也就是要求消费者把它放入盛包装物的分类垃圾箱，然后由DSD系统回收企业进行处理。政府只规定回收利用的任务指标，其他一切均按市场机制运行。
DSD系统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其运作的资金来源于向生产厂家授予“绿点标志”时收取的注册费，这些注册费全部用于包装废弃物的管理。对没有“绿点”标志的包装，则交由零售商回收处理。
德国虽采用了多层级治理的模式管理境内废弃物，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皆一致将废弃物管理和循环经济议题交由环境部门统筹负责，且在不同层级设置了横向沟通的机制，确保各级政府的治理方针，符合国家整体的法律规范和政策脉络。这不仅有助于对废弃物和再生资源进行有效的系统性管理，更可促进各级政府间的交流与经验共享，为大框架下的共同目标作出贡献。
2016 年德国首都柏林市议会改选后，新组成的联合政府在其阶段性政策议程《2016-2021 团结柏林（Berliner Koalitionsvertrag）》中，承诺该市将基于无废的原则，逐步修订该市涉及废弃物管理的法规，推动循环经济，以实践无废城市。
新议程也强调应提高电器和家具的维修与二次出售比例，并要求市政府半公营的柏林市政清洁公司，在清除和收运废弃物的职责上，增加可回收物循环利用的工作。这项职责调整使该公司能进一步推进废弃物的源头管理。
三、荷兰的中央主导管理、地方响应执行模式
荷兰很早便充分意识到可持续经济的重要性，更是欧洲最早开始落实垃圾分类的国家。最新数据显示，荷兰的废弃物回收率已高达 80%，位居世界领先地位。不仅如此，荷兰正逐步减少原材料的使用，目标在 2050 年前全面实现循环经济。
不同于邻居德国，荷兰将城市生活、工业和危险废弃物的收运和分类，皆编入在同一部国家法律中，并在全国《废弃物管理方案》中纳入完整规范和管理细则，要求境内各级公私部门确实履行欧盟‘固废处理金字塔’的五阶段优先排序。因此，荷兰的 12 个省级政府不仅无权修订法规，更未设置废弃物管理和循环经济事务的专属部门。但即使如此，仍有不少省政府高度关注循环经济议题，先后提出了切合循环经济和无废理念的政策文件，且不时通过荷兰省政府协会（IPO）等场域切磋交流。
意识到原物料资源匮乏与废弃物管理间的相互关系，荷兰基础设施与水务部于 2013 年，联合财政部、经济事务与气候政策部和外交部共同提出了《化废弃物为原料政策方案 VANG》，主张“循环经济社会中没有真正的废弃物”，并强调该国将利用其科研优势，推动产品的回收和再生利用，将物质循环和材料重复利用的概念纳入产品设计阶段。
为达成在 2030 年前全国矿产、化石燃料、金属等初级原料使用量减半的阶段性目标，荷兰基础设施与水务部于 2016 年携手经济部对既有的政策路径和法律规章进行汇整，在《化废弃物为原料政策方案 VANG》的基础上提出了《全国循环经济方案》。
荷兰整体的废弃物管理和循环经济议题交由中央政府主导，而城市生活废弃物基本管理、清运和回收的工作，则是交由地方政府负责。除了荷兰中央政府主导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各种政策方案，更有不少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积极参与推动实现循环经济，并组织了各种合作机制，以寻求更优质的废弃物管理模式。例如，阿姆斯特丹市于 2015 年与 20 多个团体联合签订了《循环经济宣言》，承诺在区域开发的过程中，善用回收材料，实践循环经济和无废理念；鹿特丹市则是将废弃水上游乐园改建为循环经济创业孵化基地‘蓝色城市（BlueCity）’，吸引了以咖啡渣种植蘑菇的 RotterZwam、加工果皮制成皮革的 Fruitleather 等多家新创公司进驻。
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不仅是该国最大的城市，更是重要的创新基地。在富有创意的尖端企业和市政府前瞻的政策和多元行动方案的齐力推动下，阿姆斯特丹早已远超过其他欧洲城市，成为孕育各种循环经济实践的摇篮。
2010 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府以“项目本身和创意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标准，将市中心东北方因过去造船工业饱受污染、多年来乏人问津的 De Ceuve 区块土地使用权，通过公开招标对外租赁十年。最后，由一项提议在该区块打造循环经济体系的计划脱颖而出，并于 2013 年正式进驻启动改造工作。De Ceuvel 循环社区整体包含船屋社区、咖啡厅、温室菜园、行动实验室和沼气船屋等五个主要区域，目标是使所有废弃物在社区内获得充分利用。
阿姆斯特丹市市政府持续推进了阿姆斯特丹创业项目（Amsterdam Enterprise Programme）、城市解决方案协会（Advanced Metropolitan Solutions Institute）等多元化、公私部门合作的试点项目，提倡发展共享经济、维修与回收产业，更在 2015 年该市的《可持续议程》中呼应欧盟与荷兰国家级政策，强调“循环经济中不应有废弃物——任何遭丢弃的商品和材料都不过是错置的资源，且能源、水、自然资源和粮食都应获得妥善利用”。
2019 年，阿姆斯特丹进一步出台了《循环经济与可持续性废弃物链条策略》和相应的废弃物与资源利用实践方案，聚焦通过创新的策略方案使废弃物链条更具可持续性，以有效且妥善的分类作为材料再利用和重复使用的基础，将废弃物转化为生产原料。
四、日本的立法推进模式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循环经济立法最完善的国家，也是国际上较早建立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发达国家之一。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日本立法机构在2000年前后自上而下颁布了6项新的重要法规。这些法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基本法，即《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二是综合性法律，包括《废弃物管理与公共清洁法》和《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三是专项法，包括《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家电再生利用法》《建筑材料再生利用法》《食品再生利用法》《汽车再生利用法》及《绿色采购法》，从而构成了日本循环社会的法律法规体系。这些法律法规集中体现了“三个要素和一个目标”，即减少废弃物、旧物品再利用、资源再利用以及最终实现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目标。
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对不同行业的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再生利用作了具体规定，明确规定了国家、地方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国民等相关主体的责任与义务，使相关主体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官、产、民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日本的废弃物治理工作是由中央与都道府县政府共同承担。与欧盟相似，日本的废弃物管理、回收再生和地域循环共生圈议题等工作，皆一并交由中央政府环境省统筹主导，并由环境省下属的废弃物与再生利用对策部和综合环境政策统筹部，分别负责废弃物管理、处理和运输、构建循环型社会和回收再生，以及制定基本环境计划、政策、促进再生企业和环境经济发展等具体事务。
而为确保废弃物的治理可按各地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环境省也设置了八个地方环境事务所，专注管理自然环境保护、废弃物非法倾倒、回收措施、化学物质污染等区域性业务。例如，北海道地方环境事务所的环境对策课负责制定和推广废弃物与回收措施相关政策，并与北海道环境生活部、札幌市环境局等各级政府部门保持良好沟通合作。
五、丹麦的生态工业园模式
丹麦循环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卡伦堡生态工业园的建设和发展。丹麦的卡伦堡生态工业园是世界上最早和目前国际上运行最为成功的生态工业园，作为一种生产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形成良性循环的工业园建设模式，它的基本特征是：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企业的废气、废水、废渣、废热成为另一家企业的原料和能源，所有企业通过彼此利用“废物”而获益。
总的看来，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借助循环经济，实现了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一个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成为其他企业的原材料或替代部分原材料；减少了包括水、煤炭、石油、石膏等自然资源的消耗；减少了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有效缓解了工业发展对大气、水和土地资源的污染；在能源生产过程中提高了其综合利用效率。
参考资料：
- https://www.mee.gov.cn/home/ztbd/2020/wfcsjssdgz/bczc/wfcsgjjy/201908/t20190815_728933.shtml
- https://www.mee.gov.cn/home/ztbd/2020/wfcsjssdgz/bczc/wfcsgjjy/201908/t20190815_728935.shtml
- https://www.boston.gov/sites/default/files/file/2020/06/Simplified%20Chinese%20Final.pdf
- https://eastasia.iclei.org/zh-hans/zero-waste-city-series-2-the-netherlands/
- https://eastasia.iclei.org/zh-hans/zero-waste-city-series-3-germany/
- https://eastasia.iclei.org/zh-hans/zero-waste-city-sries-5-japan/
- https://www.chinacace.org/news/view?id=8641
-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4455762.html
插图：JM特约摄影Johnny Hsiao ｜欧洲游记街拍，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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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AI与清洁能源的发展相互促进?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我们正处于人工智能未来地缘政治竞争的早期阶段。赢家将主宰21世纪的全球经济。
但人们经常忽略的是，人工智能对集中和持续的电力的巨大需求，代表着扩大下一代清洁能源技术规模的机会。如果忽视这一点，美国将在未来人工智能和能源生产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将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
为赢得这场竞赛，美国未来需要更多的电力为数据中心提供服务。预计到2026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将为电网增加相当于三个纽约市的负荷，而到这个十年结束时，它们在美国电力消耗中的份额可能会增加一倍以上，达到9%。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将导致美国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电力需求激增；据最近估计，其电力需求年增长约2.5%，其中数据中心推动了高达66%的增长。
高能耗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是这一增长的背后推手。ChatGPT查询需耗费3瓦时的电力，而简单的Google搜索仅需0.3瓦时。这些计算需求使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具有独特的功率密度，每个服务器机架需要更多的功率，每平方英尺的功率比传统设施高几个数量级。据传闻，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Sam Altman）向白宫提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需要5 吉瓦的容量，足以为300多万户家庭供电，需要7×24小时的稳定可靠电力，全年99.999%的时间运行。
这些吉瓦级用户对电网的需求正在加速增长，其增长速度远超我国扩大支持清洁电力发展的物理和政治结构的速度。目前，超过1500吉瓦的容量等待接入电网，而建设输电线路以输送这些电力的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整合新能源面临的挑战的一个例子是：联合能源公司（Constellation Energy）最近宣布重启三里岛核电站，最重要的原因是将其连接到电网所需的时间更短。（编者注：联合能源公司斥资16亿美元重启三里岛核电站，来满足科技公司发展人工智能的需要。核电站将于2028年投入使用）
面对扩大清洁电力供应的挑战，人们本能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要么放弃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要么放弃我们对清洁能源的承诺。这种逻辑认为，满足计算经济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的唯一途径是扩张天然气等传统能源和保护燃煤电厂。
依赖更多化石燃料对生态的可怕影响显而易见，但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影响同样严重。对化石燃料的进一步投资会威胁到美国的竞争力，因为其他国家在清洁技术方面取得了飞跃，这会带来了下一代的经济机会——数以万亿计的市场。
现实情况是，人工智能所需的电力规模和密度空前，需要一套新颖的发电解决方案，能够持续不断增加的、全天候提供可靠的电力。虽然传统能源的支持者历来诟病可再生能源的可变性，但大量、分布式和可中断燃料供应（如天然气）的电力来源也不是解决方案。比如，德克萨斯州2022年底的一场严重冬季风暴后，天然气发电厂的停电占到70%。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此类事件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与其在人工智能竞争力和气候之间做选择，不如将人工智能对功率密度的迫切需求视为技术创新的机会，利用新的买家和新的市场结构。如此，美国不仅能抓住人工智能的未来，而且还能为这些新技术创造市场。
目前一系列正在快速创新的清洁、可靠的新能源可满足数据中心对算力的持续需求。其中包括，可以小规模快速部署的先进核裂变能，和可以随时随地部署的下一代地热能。终有一天，核聚变也会成为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能源。这些技术只需占据相对较小的空间而产生大量的能源，以满足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它们有潜力提供稳定、可靠的基本负载电力，满足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全天候运营需求。虽然其中一些技术，如核聚变，仍在发展中，但其他技术，如先进的裂变和地热能，现已准备好部署。
人工智能的功率密度要求同样需要一套新的电力基础设施的增强措施，比如传输线的先进导体，可以通过更小的区域传输高达10倍的电力；冷却基础设施，可以解决大量高能耗芯片的热量；以及下一代变压器，可以有效地利用高压电力。这些技术可增加电力供应、减少传输延迟，对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有着显著的经济效益。它们将使我们20世纪的电网快速扩张，以满足21世纪的需求。
此外，人工智能和能源技术的融合将使这两个领域加速发展。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发明方法，加快了在整个清洁能源领域下一代材料设计的研发步伐；人工智能也是制造业的一个工具，降低了资本密集度，加快了规模扩张的步伐；人工智能已经在帮助我们克服下一代电力技术的障碍。譬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用它来预测和避免等离子体不稳定性，长期以来这是持续聚变反应的阻碍；在地热和采矿领域，人工智能正在加快商业级资源发现和开发的步伐，并降低成本；其他能源类公司使用人工智能来预测和优化该领域发电厂的性能，大大降低了项目的资本密集度。
从历史上看，新型清洁能源技术的部署不得不依赖于公用事业公司，而公用事业公司在采用创新和投资一流的商业项目方面的速度是出了名的慢。然而，现在人工智能为发电技术带来了新的资本来源：那些愿意为全天候清洁能源支付溢价、并渴望迅速行动的大型科技公司。
这些“新买家”可以在自家后院建设额外的“清洁”供给，或者部署创新的市场结构，鼓励公用事业公司以新的方式扩大新技术的使用规模。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例子，比如谷歌、地热开发商Fervo和内华达州公用事业公司NV Energy达成的协议，以确保数据中心溢价使用清洁、可靠的电力。这些对价格不敏感但对时间敏感的买家，能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加速部署。
人工智能和气候之间这种联系的地缘政治影响显而易见：创新的社会经济成果将流向在人工智能和气候竞赛中都获胜的国家。
长远来看，能够扩大获得可靠基本负荷电力的国家将吸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并将从人工智能将产生的市场中受益。首先进行这些投资的国家将处于领先地位，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生产力的相互促进，这种领先地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
如今，清洁能源的“记分牌”开始向中国倾斜。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已经启用了37座核电站，而美国只新建了两座。中国在核聚变方面的投入是美国的两倍，研发人员夜以继日地将这项技术商业化。鉴于人工智能优势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功率密度的规模，当竞争对手在建造高功率密度能源库时，建造一批新的天然气发电厂就像带刀去参加枪战一样。
美国和处于人工智能经济前沿的美国科技公司有责任，也有机会通过利用人工智能的电力需求，扩大下一代清洁能源技术的规模来改变这种状况。
问题是，他们会吗？
作者简介：
迈克尔•科尔尼（Michael Kearney）是Engine Ventures的普通合伙人，该公司投资于将突破性科学和工程商业化的初创公司。
丽莎·汉斯曼（Lisa Hansmann）是Engine Ventures的负责人，曾在拜登政府担任总统特别助理，负责经济政策和实施。
翻译：网易有道、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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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说｜林小英：个体要脱嵌，不要过分嵌入
林小英，2024-09-26
我觉得说，基础教育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它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要完成两个使命，一个是基础性，一个是预备性。
基础性呢，就是里面你得要为人的整个一生打基础，而为整个人的整个一生打基础的所训练就的东西啊，往往是无法直接用一个分数来表达的。比如说，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当人吃饱了，穿暖了，人很重要的一个本领其实就是玩。会玩才那个幻化出一个领域，就叫艺术嘛。但是你看看现在我们玩的本领有吗？
给你三天没有手机，你试试？你觉得你跟这个世界怎么相处？你会玩你泥巴吗？你会自己随便瞎走吗？可是这个东西啊，它真的没有办法说演化成某一个科目。这就是基础性的表现之一嘛。
还有一个基础性就是，人很重要的就是，既然我们生出生都不知道怎么出生的，但是下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不知道怎么死。死其实就是一个消失嘛，很多东西终将消失，这是我们的宿命。我们必须要建构一种观念和理念的世界，然后我们必须要去想象一个彼岸的世界。如果你想到那个人终究是要死的，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的事情的看法和做法都会不一样。然后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去处理这个有限性的问题。这个能用一个科目来教吗？
这一点呢，就是学校一定要留空间。人一生真的不能只是谋生啊，你还得干点别的。如果你不直接为谋生而做的事情越多，你的一生其实就是越幸福的。如果你一生做的所有事情都只是为了谋生，你这一生就是个苦役。这一点在学校里面是要得到那个承认的。再回过头来，你演化成一个学校的管理安排和教育原理，就是你不能让他每时每刻都学习，对吧。
那基础教育第二个特点就是预备性。预备性又分为两个：一个是为整个人生人生做预备，为职业做预备，然后那个为升学做预备。
那么第一次教育系统开始大量的往外甩人，就是中考毕业以后。那这个就变成了初中毕业以后中考的普职分流的问题啊。第一次甩人应该用什么样的原则，这就考验我们如何理解基础教育里面的这个预备性原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打算要有多少这个青壮年劳动力，因为一个是他有这个愿望，第二他也确实不想在正式教育系统里面待了，要给他这个出口。但是这个教育系统必须要为这类人做准备。
好，那我们看初中里面，为这些人将来为做职业预备做了一丁点准备吗？没有！而且我们整个社会支持系统是缺乏的。
首先就是，初中毕业还不到十八岁，那是非法用工。对不对？《劳动法》其实是跟这个不匹配的。你让这个初中毕业然后就要走入社会的人，到十八岁成年，真正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三年你让他干啥？这是个空虚的地方啊。（如果是）升学预备，我们就好理解了。你会发现，整个基础教育系统只为升学做预备，另外四分之三压根儿就没管。
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来改革我们的课程体系，改革我们的教学方法，改革我们的学校作息时间安排，有多少事儿可以做？我觉得是把这个原理讲清楚，其实是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教育）是有希望的呀！我觉得，我们自主进行这个自我改良的这个空间是有的。
真的有四分之三的事情没有做。我觉得，好多时候，反正体制这东西懒得讨论了，我们就讨论个体怎么办。所以我觉得（个体）是要脱嵌的，不要过度嵌入。
你看，有些人他天生就特别会玩，其实说实话，他读完初中，他就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自由派的艺术家。不行啊，升学去！
我们好多好苗子就在这个第一次折翅，第一次往外甩人的时候，就被认定为他是个废物。
（源自《十三邀》许知远对话林小英视频片段）
作者简介：林小英，博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教育质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为教育政策和质性研究方法，当下专注于研究教育改革的合法性塑造、新中国高等教育场域的形成和质性研究中的图像方法。代表作有《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
编辑：不夜侯
插图：洱海风光 ｜ 紫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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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Justice. Solutions.
吃掉牲畜被转移，吃掉人就安乐死
作者：NG， 国家地理中文网， 2024-09-27
图片：图中的狮子在莫桑比克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间被来回转移（AMI VITALE 摄）
几十年来，许多非洲国家的野生动物管理者都喜欢采用迁移的方式，旨在更人性化的处理屡次杀害牲畜的狮子。而攻击人的狮子会被执行安乐死。
但有新研究表明，这样的行动不但成功率不高，还会给狮子带来压力，甚至要了它们的命。
曾有一头狮子多次在贝雷村外杀死牛群，博茨瓦纳当局捕获了它，并把它转移到人烟稀少的卡拉哈里中部野生动物保护区附近。然而一年后，为了追赶牲畜，这头狮子误入保护区外，被一名农民开枪打死。
野生动物保护学家格林·莫德（Glyn Maude）调查发现，大多数狮子被转移后，仍然会继续捕食牲畜，危及村民生计。
他们在博茨瓦纳监测了13头被转移的狮子，它们大部分都在转移后的一年内死亡。有一些是人为杀死的，另外一些则可能死于迁移的压力，例如闯入了其他狮子占据的陌生领地，导致冲突和竞争。
研究表明，大多数被转移的大型食肉动物都试图重返家园。即使要跋涉数百英里，甚至可能在途中死亡。而且与其他解决方案相比，重新安置动物往往成本更高，效果更差。
莫德认为，与其试图移动狮子，不如将重点放在减少狮子遇到并杀死牲畜的几率上。非洲各国正在测试许多预防措施，包括雇用狮子监护人、建立防狮围栏、发送狮子出没警报以及教育牧民让牲畜远离高风险区域。
放眼整个非洲，狮子的数量在过去二十年中减少了43%，如今只有23,000头。而博茨瓦纳剩下大约3000头。
狮子数量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猎物数量的减少、人类的开发活动和报复性杀戮。它们现在的栖息地仅有曾经的8%。
津巴布韦狮子保护基金主任彼得·林赛（Peter Lindsey）说：非洲的野生动物是世界上最难相处的动物之一。实现共存是可能的，但非洲需要帮助。
本文转载自《国家地理中文网》
AMI VITALE是一位美国女摄影师，生于1971年，她的职业生涯始于对摄影的热爱，以及旅行和记录生活的热情。她的作品涵盖了从宗教冲突到自然灾害等多个主题。不仅展现了摄影技巧，也反映了对生命和自然的深刻理解和关怀。
图片：S. Ounboundisane
编译：罗芷晴
编辑：Ar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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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AI无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作者：James Temple（MIT Technology Review），2024-09-28
图片来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上周，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在一篇文章中表示，AI 能力的飞速提升将带来一个理想的“智能时代”，带来“难以想象”的繁荣和“惊人的成就”，例如“解决气候问题”。
但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承诺的愿景，特别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这种说法根本误解了问题的本质。
更令人恼火的是，这种论点暗示了当前 AI 所消耗的大量电力无关紧要，因为它将来会帮助我们产生充足的清洁能源。这种说法轻描淡写地忽略了人们对这项技术日益增长的担忧——它已经在推动建设天然气电厂的提案，并使大型科技公司偏离其气候目标。
毫无疑问，AI 的能源需求只会继续增加，即便全球正在紧急建设更大、更清洁的电力系统，以满足电动汽车充电、绿色氢气生产、热泵和其他低碳技术的需求。Altman 本人据说最近刚刚与白宫官员会面，提出了建设绝对庞大的 AI 数据中心的计划，而这些数据中心可能需要相当于五座专用核反应堆的电力才能运行。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一直坚持的基本观点是，技术进步确实能够带来实际的好处，并在有意义的方面加速社会进步。但几十年来，研究人员和公司一直在过度宣传 AI 的潜力，声称它能带来突破性的药物、实现超级智能、甚至让人类摆脱工作需求。公平地说，确实有过一些显著的进展，但远没有达到被炒作的那种程度。
鉴于这一记录，我认为在你宣称 AI 能解决人类最棘手的问题之前，比如普遍贫困或全球变暖，你需要开发出一种不仅仅是抄袭新闻报道或帮助学生作弊的工具。
当然，AI 可能有助于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威胁。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研究团队和初创公司利用这项技术更有效地管理电网、快速扑灭野火，并发现可以制造更便宜、更优质电池或太阳能电池板的材料。
这些进展仍然是相对渐进的。但即便假设 AI 确实带来了能源奇迹，也许它的模式识别能力会提供关键的洞见，最终破解核聚变——Altman 作为投资者，正大力押注这一技术。
这将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技术进步只是一个开始——消除全球气候排放远非仅凭技术进步就能实现。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从核裂变电站、太阳能农场、风力涡轮机到电池，我们已经拥有清洁电力部门所需的所有技术。这本该是能源转型中最容易实现的部分。然而在地球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化石燃料依然产生了 60% 的电力。我们如此多的电力仍然来自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监管的失败。
“只要我们继续通过允许化石燃料利用大气作为废物倾倒场来有效地补贴它们，我们就无法让清洁能源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独立研究组织 Berkeley Earth 的气候科学家 Zeke Hausfather 在 X 平台上回应 Altman 的文章时写道。“我们需要政策的改变，而不仅仅是技术突破，才能实现我们的气候目标。”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解决重大技术难题。看看我们在开发清洁且具有成本竞争力的作物肥料或飞机燃料方面的持续努力就知道了。但气候变化的根本挑战在于沉没成本、发展障碍和惰性。
我们已经构建并为一个排放温室气体的全球经济买单，投资了数万亿美元用于发电厂、钢铁厂、工厂、喷气式飞机、锅炉、热水器、炉灶和使用化石燃料的 SUV。只要这些产品和工厂仍在运转，很少有人或公司愿意轻易放弃这些投资。AI 仅靠产生更好的想法无法解决这一切。
要在当前需要的速度下拆除并替换全球各行业的机械设备，我们需要日益严格的气候政策，激励或强迫每个人都转向更清洁的工厂、产品和实践。
但每当提出更严格的法律或某个大型新风电或太阳能项目时，阻力就会出现，因为这些计划会影响到某些人的钱包、挡住某些人的视野，或威胁到某些人珍视的地区或传统。气候变化是一个基础设施问题，而建设基础设施是一个混乱的人类活动。
技术进步可以缓解其中的一些问题。更便宜、更好的替代方案让艰难的选择在政治上更具吸引力。但没有任何 AI 算法的改进或底层数据集能够解决邻避主义、人类利益冲突，或在未受污染的荒野中呼吸新鲜空气的渴望。
声称单一技术——恰好是你公司开发的那一项——可以奇迹般地解开这些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冲突，充其量是为自己谋利，至少也是有些天真的想法。而且在这一技术的增长正威胁到世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刚刚取得的一点点进展的时刻，这种论调令人担忧。
目前，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生成式 AI 正在让我们所面对的最困难的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本文转载自DeepTech深科技）
英文原文：Sorry, AI won’t “fix” climate change
作者简介：詹姆斯-坦普尔（James Temple），现任《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能源高级编辑，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利用技术应对气候变化。在此之前，他曾担任《The Verge》的高级主管、《Recode》的副总编辑和《旧金山纪事报》的专栏作家。闲暇时，他经常带着狗徒步旅行或拍摄加州风景的视频。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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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智能| Humane Intelligence
官方网站：https://www.humane-intelligence.org
该组织由拉姆曼-乔杜里（Rumman Chowdhury）博士领导，正在为模型评估师和寻求更多模型评估知识的个人搭建一个编程平台。通过创建这个社区和实践空间，我们的目标是使算法审核和评估实践专业化。Humane-intelligence.org是一个供组织和个人结盟、创建社区、分享最佳实践的平台，是创建技术评估的一站式商店，有助于推动基准、标准等的制定。我们积极致力于开发实践性强、可衡量的方法，对人工智能模型的社会影响进行实时评估。
人道智能起初是一个主持算法偏见悬赏的小型组织。这些项目一般在网上举行，是提高人们对算法偏见悬赏的兴趣和认识的一个很好的起点。2023 年，我们将活动扩展到主办面对面的红队活动，包括在 DEFCON 31 上举办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红队演习、与英国皇家学会合作举办的科学误导和信息失真红队演习，以及在欧特克大学举办的建筑红队活动。
Humane Intelligence is a tech nonprofit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around algorithmic evaluations.
The organization, led by Dr. Rumman Chowdhury, is building a programming platform for model evaluators and individuals seeking to learn more about model evaluations. By creating this community and practice space, we aim to professionalize the practice of algorithmic auditing and evaluations. Humane-intelligence.org is a platform for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o align, create community, share best practices, and have a one-stop shop for creating technical evaluations that help drive benchmarks, standards, and more. We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ands-on, measurable methods of real-time assessments of societal impact of AI models.
Humane Intelligence started as a small organization hosting algorithmic bias bounties. These programs, generally held online, were a great starting point to raise interest and awareness in algorithmic bias bounties. In 2023, we expanded to hosting in-person red teaming events, including the largest ever generative AI red teaming exercise at DEFCON 31, a scientific mis-and dis-information red teaming exercise with the Royal Society, and an architecture red teaming event at Autodesk University.
编辑：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