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艺术班的大学四年学了什么？

【专栏】| Columnists>教育说

作者：许嘉婧，后浪研究所，2024-06-20

如果说，全中国最“癫”的专业，中央美术学院的实验艺术班，必榜上有名。它的全称是“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分为实验、社会、科技三个工作室。每年招30多个人。说它“癫”，在于它的教育理念。

从艺考录取开始，考题就和常规传统美术不同了，掺杂着很多脑筋急转弯一样的题目，还经常因为学院老师最近的个人喜好而变换，令人难以琢磨的“反套路”，也被称为“最难考”的专业；

而一旦入学，便如入旷野，入学的第一节课，是学生给院长上课，讲他们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课程没什么硬性要求，一切为了训练发散思维，而实验、不停的艺术实验，更是为了寻找自己和表达自己。

前院长邱志杰的《实验艺术概论》中这么讲，“从实验中得出新的思考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总是需要艺术观念和手法的创新，才能轰击人们习惯化和套路化的感性。”

5月18日-6月2日，半个月的毕业展览，成了这届36个学生各自散养了4年后的交集。或者说，是他们的一场“合理发疯”的集体亮相。

新青年试验场，体验派聚集地，这一期的“WOW人类”栏目跟进了几个实验艺术系学生的毕业作品制作，目睹了他们不断的推翻、探索、表达。我们好奇的是，一场自我驱动的艺术教育，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

实验，不停地实验

4月19日，距离央美毕业作品展只剩一个多月时，税佳仪却决定将今年初就确定好的毕设方向推翻重来，“彻头彻尾地改”。

按照原定的方向，她要把几十个橘子做成种类不同的手工捏捏玩具，原材料都已经买好了，也捏了10几个成型的。做到一半，和导师对了一下方向后，她却突然觉得目前的作品和自己的初衷不符了。

尽管隔壁的油画、雕塑等专业，均是提前一年就要规划好毕业作品，稳扎稳打，毕业展前已经是收尾阶段，但在最后1-2个月开始极限创作，才是实验艺术系的毕业生的常规操作。

“实验艺术就是你得不停地实验，包括这些材料，它们都是一个实验，你得在实验中才能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做。”税佳仪，这位今年的实验艺术系毕业生这么解释。

她的整个毕业实验中，唯一清晰的就是初衷——她想做关于妈妈的主题，尝试通过实验艺术的方式来理解妈妈。

一开始想做橘子捏捏，也是想通过重复性的劳动来体验妈妈的工作。税佳仪的妈妈是四川的一名流水线工人，杀猪厂包装猪肉、剥无骨鸡爪、做方便面蔬菜包调料，什么都做过，一天工作9个小时，只有80块工资，时薪10元都不到。

最开始做的橘子捏捏

但捏着捏着，她多少觉得不对劲了，除了家乡盛产耙耙柑，妈妈和橘子没有任何关系啊？

她知道，新的探索，又得开始了。这是实验艺术系惯有的风格——整个大四，学生都要和老师互相折磨，中间可能推翻过3、4个方案，持续到开展前的最后一刻。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挺荒唐的”。

导师的指导也充斥着某种“荒唐感”。在她的橘子已经捏了一周、和导师汇报进度时，听完她的困惑，导师听完没有直接给出指导，反而是讲了自己与父亲的矛盾，随后问她，“你做这个作品最终想要个什么样的结果？”她本能回答，“我想让我妈开心。”

说完这句话她就哭了，“我觉得很奇怪，就这么一句话，为什么要哭？我想让我妈妈开心，其实它就是一直被压在我心底里面的一个秘密一样，但是当我说出来后，压在心底很深处的东西被翻出来了。”

更多的东西，也随之在不经意间从心底翻滚出来。4月中旬，一个朋友来北京玩，提到央美附近的宜家很好逛。税佳仪的第一反应是，“我又没有家，为什么要去宜家？”她对家的态度，称不上积极。

从小，税佳仪就生活在批发货物堆中，大量购买批发用品是妈妈的唯一兴趣，这些东西很便宜，妈妈觉得买的越多越是“为家里省钱了”。她的拖鞋永远是40号的廉价的大码拖鞋，一次去外面集训住宿，同学问她，“你怎么穿着你爸爸的拖鞋？”她很震惊，第一次知道人们不是都穿这样的鞋的。

“我觉得家里面用的东西没有很特殊，都是批发来的，家在哪都行。家对我来说随便一个空间都行。”这是她一直以来对妈妈的批发行为的消极态度，但也成了她新的毕设方向的起点：若能在逼仄的空间里和批发用品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是不是更能理解妈妈的处境？

5月初，我在北京芍药居的一个地下仓储物流基地里，见到了税佳仪和她制作了一周多的新作品。这是一个5平米左右的小格子仓库，是她花了1000多块钱租来的。她提醒我穿件厚衣服来，即便是初夏，这里的温度也相当低。

杂物，到处都是杂物。各种均价2元以内的衣架、咖啡条和塑料拖鞋，有条理的填满了仓库的空白墙壁，像是批发市场上的一个局促的、空间利用到最大化的摊点。

这些商品，是她从拼多多最低价选购来的，总价值也有6000元。她还把这些零售商品拼合成了小型家具，写字桌是用抽纸垒成的，枕头是用湿纸巾拼的，连她屁股底下的床垫，也是卷纸和T恤搭的。

税佳仪租的仓库

她指了指整个房间，“这就是我的作品，如果明天就开展了，那就算完成了。如果2周后才开展，那我还能多做几件家具，也可以说它还没完成。”

她又很急切地问我，从眼前这些东西中你能感受到什么？

“真正的艺术品是得和你自己强相关的，在聊艺术品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聊你这个人。”税佳仪告诉我，以这样的视角看待，那些意义不明的材料才能变得生动。

税佳仪最后的毕业作品《用》

比起其他美术类专业更注重最后的成品，整个实验过程，都是实验艺术学生作品的一部分。创意，这个idea是否足够新颖、足够打动人、足够表达自己，才是他们最在意的。通常作品的完成难度并不大。

我联系到的几个学生，都经历了毕设过程中的“煎熬”。要知道，当时已经是5月初，距离毕业展仅剩2周。有人的作品已经接近完成，但也有人含糊其辞，说下周与导师开会后，方向可能依然要调整。

“网红艺术家造星的30天”，是彭冲的作品。他想尝试在30天之内通过各种营销手段曝光，给自己打造一个网红人设。他花钱收买了一些新闻媒体、去北京最大的尤伦斯美术馆走秀、购买黄牛票混进明星云集的电影首映礼，把这些行为艺术剪成宣传视频，并把毕业展现场布置成了红毯走秀，邀请观展人来打卡。

彭冲的毕业作品《网红艺术家造星的30天》

整个实验也只持续了30天。做起来很快，但确定要做的过程，往往要持续半年之久。

自我的“暴露”

几乎每个实验艺术品都是一场大众视野里的自我“暴露”。

毕业前的这一年，与其说他们探索的是作品方向，不如说，他们探索的是自我。作品回应的是那个终极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倪明在这一年陷入了长时间的深深内耗。他总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宏大的主题，才配得上本科毕业展这样隆重的场合。所以在跟导师汇报方向时他总有些惶恐，最初他的设想是一段行为艺术，模仿埃舍尔的无尽阶梯，拍摄一段自己一直不停上楼梯的影像。

导师问他，你想表达些什么？倪明讲了自己最近的困惑，“我最近觉得特别无力，快毕业了，我不想进入某种循环重复的生活。”老师重复了一遍，“这感觉特好，‘循环往复’，你只要抓住这个感觉，就表达这个事儿就够了。”

过了不久他接到老师的电话，让他赶紧收拾东西来安徽乡村，老师正在带学弟学妹做暑期实践，不用他负担任何差旅住宿，只要人过来就行。落地一看，老师连摄像机和三脚架也帮他提前借好了，递给他，“你看看你在这里能做些什么吧。”

倪明拿着相机脚架在山野里转了很久，思考着“循环重复”的概念。在一个乡间分岔路口他停下了，往左走是水田，往右走是新开发的日式美学民宿，一晚上最便宜也要2000块。

倪明在寻找合适的拍摄点

强烈的触动，摧枯拉朽地来了。他，一个在鲁西南乡村长大的孩子，来到了北京这座大城市读书，在临近毕业的档口，在环境切换中自我身份的撕扯感，也被拉到了极致——他可以投简历到大公司上个班，又或者回到自己的生长地，父亲曾劝他去参加“三支一扶”，去乡村支教。

自己究竟属于哪一边？他也想不明白。在这个路口处，他无法选择该往哪一边走，他感受到一种矛盾和自我毁灭的倾向，以往一想到未来、他就回答“再看看吧”的敷衍，似乎敷衍不下去了。

他将这些内心的斗争，完整呈现在了他的毕业作品中。这段影像是这样的：画面中正好有两台除草机，一个是红的，一个是蓝的，倪明站在原地，重复地扇了自己5分钟巴掌。

毕业展上呈现的其中一段行为影像

第一次看到时我非常不解，形式过于前卫，像作者故意整活儿。他这么和我解释，“你不觉得画面里的除草机很像黑客帝国中的红蓝药丸吗？我就觉得这地方太好了，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所以，倪明的整个作品都是他穿着粉色的连体衣，在山林里扎马步、做蛙跳、翻跟斗的行为艺术影像记录。作品名叫“我练功发自真心”，简介也很简单：“在安徽考察时，偶然听导游说这里是《卧虎藏龙》中大侠李慕白牵马的地方，便想象自己是在竹林中修行的侠客”。

毕业展上倪明的毕业作品《我练功发自真心》

相比之下，李晴的作品似乎更好懂一些。她把一辆山西大卡车改装成露天泳池，并开着它去到山西阳泉市几个附近村镇，让煤矿工人们一起玩水。山西县城缺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不知道的是，通过制作这个作品，李晴和家里完成了和解。

这辆卡车是李晴父亲赖以谋生的工具，家里有三个孩子，李晴是最小的一个。父亲经常开着这辆车运送水源给附近村镇的煤矿工人们，来养活一大家子。一次李晴过年回家，他指着这辆卡车说，“你就是靠它上的大学。”

李晴父亲的卡车

李晴深受触动，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今年已经64岁了，和她相差了近40岁。时常她觉得自己和父亲有很深的代沟，她不理解父亲是怎么生活的，父亲也不理解她在学的什么实验艺术——我问过很多实验艺术的学生父母如何看待他们所学的专业，得到的回答大多是“爸妈只知道央美的牌子很硬，但不知道我具体是干什么的”。

李晴想用一种最直观的方式告诉父亲她在学些什么。在她眼里，父亲就像卡车坚固的外壳一样，她就像其中温暖的水源，被父亲保护着长大。于是她提出向父亲借这辆卡车来做毕设，父亲的反应很激烈，“你把车拿走了我用什么？改造这辆车有什么用？”父女俩大吵了一架。

“他还是不理解我们专业是做什么的，我就想让他看到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会得到怎样的反响，我想得到更多曝光，让他明白我做这件事能如何感染大家。”

李晴说，这辆车严格来说其实是父女共同完成的。父亲被说服后，每天一大早跟着她一起去改造车辆，帮她贴马赛克瓷砖。

李晴的毕业作品《被黑簇拥的蓝》

这辆改装车最后成为了今年最具话题度的优秀毕业作品，也成了父女之间的连接桥梁。

散养中的“自发”

对大部分经历过高考、循规蹈矩、目标明确、一进入大学就为了若干年后的就业做筹划的年轻人来说，这群实验艺术学生的大学四年，未免太随性了。

倪明的大学生活，更是随性得“登峰造极”，学生简介上获奖经历写的都是“无”，但他却有几件拿得出手的历史作品：第一，他曾偷走了别人家上私锁的共享单车；第二，他曾通过不停摩洗一块地板砖，让它变得特别新特别亮；第三，他在贵州乡村实践时，亲身尝试着从山下往山上翻滚……这些行为都是他自发想做的，并没有任何展览或投奖经历。

在贵州乡村实践从山下往山上翻滚

自发，正是这四年，实验艺术学生们的关键词。

实验艺术系有个传统，入学的第一节课就是换位教学——由学生给院长上课。每个人都要给院长报自己感兴趣的选题，再制作PPT轮流上台讲，有人讲网恋，讲“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文学范式……

院长很想听听年轻人在关注着什么，不会给他们圈定什么范畴，也希望他们都能有各自专精的领域，在大学里继续发挥下去。

尹欣航在入学第一节课分享的是“鼻子整容”，领域相当细分。她细数了哪些明星的鼻子是整过的，又讲到整个整容行业。

她对鼻子的关注并不是空穴来风。从小，爸爸就一直说她的鼻子不好看，是一个败笔，高中毕业后就要带她去整容。久而久之，她见到任何人第一面，总是最先关注这个人的鼻子周不周正，这让她被迫成了鼻子领域的大师。

她对鼻子的执念一直存在。直到毕业展览，她还真找了不同的人做了386个鼻子模型，“翻模再制作的过程是庞大的，从倒模、修模、涂脱模剂到调、调色，再到脱模、刷粉、装袋、装订，我已无心在意谁的鼻子好看、谁的不符合我的审美。它们只是一坨坨肉了。”她说，这个作品让她解开了一个心结。

尹欣航的毕业作品《Yes!Nose!》

实验艺术的大学课程几乎没有强制的硬性要求，主打一个“杂而不精”。在这里，你可以学写诗、做木工、做网页，一切实践都是为了思维发散训练。

税佳仪印象最深的课程是去动物园实践写真，她们蹲守了一周，观察了很久长颈鹿，看它们在园子里没有伙伴很无聊。她想到自己看过的《动物世界》纪录片，长颈鹿在草原上会用脖子和同伴打架，那是一种娱乐方式。于是她就设计了一个楼梯那么高的玩具，专门陪长颈鹿打架。

他们也经常一起去乡村实践，比如去东海岛做鸟类写真、去安徽贵州等乡村做口述史。在贵州的乡村里，倪明走进了一座空心村，看到屋子里遗留的课本、磁带、布鞋等老物件，墙上有这家小孩默写的古诗。

“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想象一个家庭是怎么培养这个孩子的，他的成长轨迹是怎样的，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往上升，他又离开了这个村子。”

他重组了家里的物件，把布鞋给梯子穿上，又从房间外边摘了一个无根的野草，放在床头柜上，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房间”。

倪明的作品《温暖的房间》

在这片自我驱动的旷野上，老师们是学生的指路灯。

在实验艺术系，灯塔相当多，平均1个老师只辅导2个学生。说是指导，老师更像是学生精神状态的监护人，每过一两周就会了解一下大家最近的动向和新想法。

这是倪明和导师习惯的交流模式：他向老师提出自己最近的想法，拍一段“和一条陌生的狗建立关系”的行为影像。老师问他，“这狗怎么你了？”他一通解释，在他眼里狗如何象征了人的社会关系。老师听罢只说，“去做吧。”

这是最让我震惊的部分——在大三时期，倪明想休学。当时是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其实也和疫情没什么关系，只是他突然感到很迷茫，又想到自己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旅行，就想这样做。对于这毫无规划的举动，老师们却非常赞成，觉得他是应该松一松自己。

倪明独自坐火车穷游去了成都、重庆、拉萨、西藏等地。而导师唯一提出一点建议，让他写下10件休学期间想做的事。“不是什么长远的，什么我要赚5万块钱那样的事，都是一些具体的，比如要练琴、看一本书什么的。”倪明说。

散养之下，他们会自己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向。

我发现，基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项领域，尝试过创业的也不少，毛绒玩具、滑雪器材、民族服饰、自媒体博主，什么都有。

他们维持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风俗，大三后基本就没见过什么同系的学生了，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事在忙，最好就是互不打扰”。

被轰击的“套路”

5月18日开启的央美毕业展，成了他们各自散养了4年后的交集。或者说，是他们的一场“合理发疯”的集体亮相。

实验艺术展区在三楼，有种怪诞的气质，作品的形式千变万化，影像、声音、装置、互动、行为等等，都可以是实验艺术的形式。

5月21号那天我来到央美展区，刚一上楼就听见持续不断的呜咽声音，它来自一个由羊角搭建的乐器，作者是家乡贺兰山的羊角，切割并重组成巨大乐器，可以从各个位置吹响它。

鲁艺冉的作品《周而复始》

场馆中央有个巨大的园艺系统，是自制的水循环系统，保存了美丽的花束。

原本作者设计为流动的水，但由于场馆不能走电，担心危险，最后它呈现出来的震撼感显得弱了很多。

陈铭的作品《花束献给你》

旁边还有个巨型的婴儿椅，名叫“巨婴”。我抬头看，上面隐约坐着人。

一位学生徐陶雨泽告诉我，那位作者有点社恐，第一天开展时在巨婴椅上坐了一天，后几天他们几个学生约定好要轮番上去坐着撑场，这是实验的一部分。

陈玫冰的作品《巨婴》

还有税佳仪的作品，名字定为“用”。

她的计划是，在15天的展览期间，观众能看到她在这个“家”里是怎样生活的。而税佳仪会在最后两天和观众开展互动，观众花18元买一个口袋可以装走“家”里的任意货品，真正“用”起来，这都是实验的一部分。

等最后消耗掉所有的抽纸、T恤、咖啡条，“家”也就被使用完毕了，一点没有浪费。

税佳仪的作品《用》

徐陶雨泽的作品叫“肥马一家”，她缝制了不少小马玩偶，仿照自己童年时的房间布置了会场。

这个房间的锁是被拆掉的，大马从房顶探头，盯着屋里的小马在做什么。徐陶雨泽说，自己的房间从小就没有锁，爸爸经常推门而入，她一点隐私没有。一位观众进入这个屋子时感受到了同样的压抑感，深有共鸣，“我太理解你了，我小时候的房间连门都被拆了。”

徐陶雨泽的作品《肥马一家》

毕业展上的许多作品也在网上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羊角乐器，有人认为这像是巫术。

还有《超级蜂巢》这个作品，原材料是一摞纸板和会动的纸箱，据说造价有2万，就有人网暴：“我看也不值那么多钱啊”。

乔木的作品《超级蜂巢》

我也是跟他们聊完才知道，这些作品是无法用原有的、刻板的知识框架来分析，必须先读懂他们每一个人。

就像前院长邱志杰的《实验艺术概论》中这么讲，“需要不停地实验、实验再实验，从实验中得出新的思考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总是需要艺术观念和手法的创新，才能轰击人们习惯化和套路化的感性。”作为观众，我确实狠狠地被他们的作品轰击到了。

离开展览后我不禁又回忆起李晴父亲的那个问题，要较真的话，做这些有什么用呢？或者说，这样散养的、自发的、自我驱动的艺术教育，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他们是否担忧过工作、薪资、失业那些现实的问题？

去年面临严峻的秋招就业形势，看到别的专业同学们紧锣密鼓的样子，税佳仪一时间也有点焦虑。她把自己一切和美术设计相关的经历填到了简历上，只是为了看起来和大公司的招聘要求对口一些。改了有十几版简历后，投出去还是石沉大海了，许多公司看到实验艺术这个专业都会直接绕路。

但在完成毕业作品后，她的这份焦虑感逐渐被磨平了。在用批发品制作家具的过程中，她觉得自己的心结也被解开了，而这个过程就像艺术疗愈一般。接下来，她的兴趣点转向了艺术疗愈工作，也正在寻找相关的机构。

我也问税佳仪，实验艺术系的同学们毕业后的去向如何。她思考良久，“这是一个经常被问的问题，但是回答很难，因为我们实验艺术对口的工作其实就是艺术家，那你说，是公司要给艺术家发工资？”

胡家博是科技艺术工作室的学生，花了3万多元模拟了人工智能生存的虚拟环境，以及他们眼中的人类标签是什么样的。

为了这个毕设作品，他从零开始起步学习计算机程序的运作原理以及训练人工智能模型。那科技口的学生会不会都很精通技术，又多了一门手艺？胡家博却告诉我，科技手段只是用来转化为做艺术的方案，本质上，他们还是艺术家，“那艺术本身就是没有用的。”

胡家博的作品《具身一辨人》

大致盘算，往届的学长学姐很少有直接就业的，一半多的本科生会选择保研或出国继续深造艺术方向。至于出去工作的独立艺术家们，也是缩在某个角落里，悄咪咪地搞搞自己的小创作，没事投个展览玩玩，没什么大水花。

她提到自己很欣赏的一个学姐，现在也没有正式工作，偶尔缺钱了就接点小兼职做做，更多的时间都花在搞一些不赚钱但自己喜欢的课题上，让自己舒服、快乐才是第一要务。

“我就是那种特别内耗的人，想事情老翻来覆去的，但实际上想不明白，我就最终想着，要不就干，然后就做了。包括在乡村完成的那些作品，有些事实际又不是课程安排，不是有人要求我这么干，我只是就觉得我应该干点什么，不要再去想什么。”对倪明来说，4年散养，就像一剂缓慢作效的药。

焦虑，和父母的灵魂拷问，当然还在。“你工作找了吗？”“简历是不是该准备了？”“要不要看看三支一扶，去支教试试？”倪明也总会掏出那句万用的回答句式，“再看看，再看看吧。”

不管怎样，至少，在通往自己的这条路上，他们学会了如何自洽，提前解决了所有毕业生都将面临的最大难题。

（曲枚对本文亦有贡献）

许小年：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多读经典书，保持思辨

【专栏】| Columnists>教育说

许小年教授“合世界·共阅读”活动演讲，2020-06-19

1981年，卡尔维诺在写作《为什么读经典》时，曾经对何为经典提出了14条定义，至今对我们仍有启迪。比如他说，经典作品“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里”。近40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已生活在一个数据无处不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许小年近期在中欧“合世界·共阅读”世界读书日主题直播活动中指出，拥有海量的信息并不意味着就拥有了知识，相反可能让人们变得更加无知；身处这个时代，人们更应该通过阅读经典形成自己的认知框架，以避免淹没在庞杂的信息碎片中。

我们真的能从刷屏文章中获取知识吗？

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能够从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文章，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我也常常会收到校友们传来的“刷屏文章”。这些文章在网络以及社交媒体上非常流行，但我总跟他们说：“少看微信多读书。”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我看来，绝大多数网络上的刷屏文章对于建立起一个人阅读、理解和分析的框架并没有帮助。相反，这些文章还会给你一种错觉，让你误认为读了它们就拥有了知识。其实不然，这些文章你读得越多，就越有可能变得无知，因为你的分析和归纳能力被帖子中的惊悚语调和混乱逻辑所冲击，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独立思考，选择随波逐流而丧失了自己的判断能力，最终只会迷失在这些被大家传来传去的所谓的分析文章之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想首先要从数据、信息和知识三个基本概念说起。

数据（data），就是来自世界的信号，它是我们观察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所用的最原始表达，在数字化时代，这些表达如图像、声音、语言文字、符号等都变成了数字；信息（information）是我们从数据中提取的有用元素；知识（knowledge）则是有组织和有逻辑关联的信息，代表我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和理解。

从数据到信息再到知识，是认知跃变的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大数据时代下的信息爆炸，并不意味着人类所获得的知识会同时呈指数级增长，相反，人们的知识反而有可能更为贫乏了。

究其原因，在于人脑的不可替代性。在数字化时代，我们的大脑从数据中提炼信息的能力远远落后于数据的增加，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应运而生，帮助我们从海量数据中萃取有用的信息。但从信息上升到知识，人工智能就无能为力了，认知在这一阶段的飞跃唯有在人类的大脑中才能完成。

在大数据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似乎并没有获取比以往更多的知识，原因正在于两个转换上的能力不足。从数据中提炼信息的能力不足，可以用人工智能加以弥补，但是从信息到知识的分析和总结的能力、把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能力只能靠人类自己，而这项能力大大落后于科技进步的速度。

网络不能成为我们认知的主要来源

获取了信息并不意味着你拥有了知识。从信息到知识的转换，需要有一个分析和综合的框架，即建立起信息之间系统性的逻辑关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框架，那么信息永远是零散的、价值不高的，永远停留在感知阶段，不能上升到认知的高度。

如何将感知转换为认知，以避免自己被淹没在碎片化的网络信息中呢？我认为首要的就是读书。读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

读书虽然也是获取信息的一种方式，读书的主要目的是汲取知识和建立学习的方法论。和网络文章不同，好书一般有相对完整的结构，较为清晰的逻辑链条，由浅入深地展开论述，作者已将他获取的信息提炼为知识，不仅易于读者吸收，而且有助于读者参照他的方法，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对信息进行分析和梳理，思考和总结事物间的逻辑关系，逐步深化对事物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人对手机的迷恋几乎是无以复加的。无论是在公交、高铁、机场，还是街头巷尾，总有很多人不停地盯着手机，有时甚至因此发生交通事故。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如果继续依赖网络，将其作为知识的主要来源，那么最终只能获得碎片化、无组织的信息。如果把这些碎片化的信息错误地和自满地当成了知识，我们就可能变得越来越无知，甚至丧失认知的能力。

认知能力丧失的征兆已经开始出现。比如对于同一件事，网络上时常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到底谁对谁错，因为缺乏判断能力，有些网民和读者会感到困惑。这个判断能力就是我们讲的认知能力，而认知能力的核心就是分析和总结的框架。

读书就要读经典

实际上，我并不反对大家读网络文章，但这些文章不应该作为知识的主要来源，而只能当作一个信息来源。网络媒体的特点是快速阅读，作者不可能在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框架下向你完整讲述他的观察和理解。

同样值得警惕的还有追逐畅销书的倾向。我常对中欧校友讲，畅销榜排名前十的书不必读；机场书店卖的书，翻翻就行了，或者直接忽略。

既然网络文章和畅销书不能作为主要的知识来源，那么我们究竟该读什么样的书呢？我们系统性的分析与综合能力又来自哪里？答案是经典。

我一直坚信读书就要读经典，而衡量一本书是不是经典，最好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比如，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在读孔子，读《道德经》，也依然在读柏拉图的古希腊哲学。一代一代的人从中汲取智慧，说明这些书是有价值的，如果没有价值，可能早已被人们遗忘了。

读书就要读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经过大浪淘沙而留下来的书籍。当代的书也可以读，但你要有一个分析和综合的框架，能够判别当代书籍中哪些真有价值，哪些只不过是一时热闹的过眼烟云。

举个例子，托马斯·皮凯蒂所著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能不能成为经典？要靠时间来回答。我读过之后，认为它成为经典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书中的分析远不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深刻。虽然时代不一样了，但严谨的分析、连贯的逻辑和独特的洞见仍然是每一部经典都必须具备的。

再比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毫无疑问属于经济学方面的一部经典。每次读《国富论》，我都会发现新的视角，受到新的启发。还有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和《自由秩序原理》都是经济学的经典。

在政治学方面，我们应该读《孟子》，孟子对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有精彩的论述；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是必读书，这两本名著奠定了现代政治学的基础。谈到社会学，我们就不得不提卡尔·马克思和另一位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以及当代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曼……

泛读与精读结合
阅读的同时保持思辨

经典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它的价值，经典永远给人们以启迪，为我们提供思考和实践的指引。经过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淘洗，这些经典作家们的思想在当代社会依然有价值，仍然得到世人的承认。

当然，阅读经典也并非盲目地相信，因为知识从来就不是从别人那里灌输到你的头脑中的，一定是你自己经过思辨获得的。你要获得知识，就要保持分析框架的一致性和系统性，还要多方面地考察这个事物，不能听信一面之词。凯恩斯的《通论》是经济学的经典，你同时要读观点不同的斯密、哈耶克与弗里德曼，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

经典著作很多，读不过来怎么办？可以采取泛读和精读两种方式。所谓泛读就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而精读则要尽可能地深入，建议大家可以将两种模式结合起来。

比如，我开始读《21世纪资本论》时，600多页的英文原著，就采用了泛读模式，抓住其中的主要概念、厘清书中的思路和脉络就可以了；后来当需要对这本书进行系统性批判时，就不得不进入了精读模式，反复阅读其中关键的段落，因为只有准确理解作者的观点，才能指出他错在什么地方。

当然，指出错误并不是否定这本书的价值，所有的书都有其价值——有的可以让你建立起一个理念，有的则能够引发你的思考，皮凯蒂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就是引发人们的思考与争论，虽然我并不赞同书中的某些主张和结论，但这并不减损它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

阅读历史书更要泛读和精读相结合，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三千多年，泛读把握大致脉络，精读抓住关键节点，春秋战国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清末民初则是另外一个。在这两个关键节点上深入精读，其他的只能泛读，毕竟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阅读世界史也是同样的方法，古希腊、罗马帝国的灭亡、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等都是需要精读的部分。

透彻理解这些关键节点，结合泛读，在思考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己对历史进行分析和归纳的框架，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编辑 | 贺方泓、李琼、梁赛楠

责任编辑 | 雷娜

（本文转载自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

作者简介：许小年，195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曾任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美林证券亚太高级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咨询师。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许小年教授私房书单

• 《思想的力量》穆尔、布鲁德
• 《公正》桑德尔
• 《致命的自负》哈耶克
• 《欧洲现代史》梅里曼
• 《中国近代史》徐中约
• 《重说中国近代史》张鸣
• 《国史大纲》钱穆
• 《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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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Columnists>预立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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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特约撰稿人 预立，上海， 2024-06-01

一生简朴无华，刚正不阿，谦卑克己赢众誉

半世从教育人，不计回报，桃李天下结善果。

我的父亲出生于一九二八年的七月初五，陨于二零二四年四月十六（2024年5月23日），享年96岁。父亲的走可以说是无疾而终，虽然最后阶段因为喊左下肋骨处痛，一动就痛，影响其翻身和饮食等，但家庭医生直观检查也未曾发现有什么病症。而正是这点痛感使得他最后不食少饮，最后可以说是衰弱而竭，无疾而终。没有苦痛，没有挣扎，一切安然；真正随了他对离世的心愿。

父亲一生对物质、对外在看得非常淡，从不讲究生活条件，生活上可以用极简来描述，无论是之前在住了几十年的四川路的老房子，还是最后在浦东租住的憩息之地，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没有一套跟进时代的家电。家里不是没有能力去更新，不是做儿子的不愿为老人做些奉献，而是他不让。两个儿媳妇都曾经为了给他买生日礼物、给家里换一台液晶电视而被他责骂到哭。他最不讲究的就是穿着打扮。在我的印象中，父母恩爱一生，从未有大的争吵，所有的争吵、不开心都是因为妈妈想为他买双新鞋或添件新衣而引起；虽然在我们儿时，家里生活条件是不怎么好，尤其是文革初期，一家五口，上有老母亲，下有我们兄弟两个儿子，全家就靠他六十三元生活费养活，但这个节俭的习性却是我们从记事开始一贯如此，无论后来大哥去了美国，我从事金融行业，条件再好，他都还是一贯保持他的近乎不近人情的简朴。

父亲对自己近乎苛刻，历来反对铺张浪费、形式主义。对身后事他也是一再跟我说，“我死了，什么都不要操办，越节俭越好，一烧了事，骨灰随便怎么弄都可以，挖个坑埋了，或哪里一撒就行了，追悼会也不要开，不要惊动单位。”。我跟他说，你死了，你也管不到了，也只有听凭我们弄了，这时他笑了，笑得那么坦然。妈妈走得早，我问过他，怎么安葬妈妈，他说，“我在的时候，你们不要动，我守着她，我死了，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也没办法”。因为我奶奶是安放在崇明的寿安寺的，他自己也笃信佛教，所以2017年在妈妈去世后的一年，我在寿安寺给他和妈妈就购买了一个双穴，与奶奶处于一室，但此事我一直没有敢告诉他，因为他如果知道一定会说，花这个钱又何必。

他对自己是如此节俭，但他对外人却乐善施捐，早年经常帮助有家庭困难的同事朋友，晚年更是与我妈妈一起做了很多善事，经常会看到一些慈善组织或者寺庙寄来的感谢信，而这些他从来不对我们子女说，我只知道父母跟随我一起帮助四川大凉山贫困孩子的助学，一做就是6-7年，至于他们自己做了多少功德、捐助过多少人，我却从未从他们口中得知。他对我最大的肯定就是说，“嗯，你做善事、帮助他人我喜欢、我开心的。”

父亲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极其勤奋的人。父母养育、培养了我们兄弟两个。阿哥是76届的，77年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考入中国科大，我小哥哥6岁，也于1983年步哥哥后尘考入中科大数学系。应该说我们兄弟两个智商都不差，当年也可以堪称学霸级的，但与父亲相比我们无论在哪方面都自叹弗如，无论是文化功底、中国历史，还是英语；无论是象棋、围棋还是桥牌、麻将，更不要说物理数学，没有一项我们可以胜过他。所以小时候父亲对于我们就像一座大山般地存在，记得哥哥参加高考前复习，父亲对他是全盘辅导，就是当年的农机（化学）他都是自己现学现教。而父亲的强大更源于他对攻难克艰的坚持与执着。从而也培养了我们面对困难不轻言放弃的性格和秉性。记得在我们家里有一本很厚的绿皮书，纸张都已经泛黄、发脆，那是一本文言文的数学应用题，当年在我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扔给我做了，为什么说扔，就是因为父亲基本上不会来教你，除了一开始文言文看不懂题目意思会跟你讲解，或者遇到新的知识比如工程量题目会先跟你讲之外，其他就是逼着你自己去想、自己去思考。有时一道题一做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有的几天。你想偷懒去问他，他会问你，你思考过什么？你怎么思考的？回答不上的，自己回去继续思考。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以至于我现在教其他孩子也是同样的教法，如果是概念不清那就轻则一顿责骂，重则板子伺候了。他对学生是如此，对自己更是如此，记得在他组织编撰数学词典的时候，有时候为了穷尽新的解题方法可以连续在那里思考几个小时。这种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是我们一辈子学习的榜样和支撑我们的精神力量。正因为他的聪明和勤奋才造就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成为业界备受尊重的权威，成为上海市第一批的数学特级教师。

虽然父亲在学术上成绩斐然，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是二级教师，工资130元，但他从来不向组织主动伸手要待遇、要条件。当年在继光中学教学时，学校要给他评一级教师，他都次次推掉，他跟校长、书记说，“我才三十不到，已经就评到二级教师了，很好了，评一级的名额就让给别的老同志吧，我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就是这样一次次的谦让，一直到文革都还是二级教师的待遇。对待职称、收入是如此，对待其他待遇也是如此，单位几次要分房给他，他都推脱了，总是把机会让给更困难的同事，说我们家的条件可以了，比起那些居住条件差的，几代人挤于一间的，或者那些要想结婚而无房的，条件要好得多。正因为他这样克己律己的作风而深得每个单位领导的认可，也由此与每一轮领导都保持着良好的私交，像我至今都还能记得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名字如赖纪云、黄千惠、张克群等等、等等。

父亲外在看来是一个温文儒雅的教书匠，但他骨子里却有着我爷爷军人般的倔强性格。文革期间被批斗，他也是与红卫兵斗智斗勇，批斗他时，红卫兵小将骂他是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他说，你说的一点没错，我爸妈都属狗，我当然是狗崽子了。改革开放后，他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民盟区委领导，他执拗的个性表露无遗。对于一些他看不惯的、认为错的东西他都要尽职提出。比如破墙开店，比如题海战术等等。晚年退下来后依然不忘教育事业的改革方向，我每次有空与他聊起这方面话题，他都要忧心忡忡，牢骚满腹地跟我讨论教育的目的和方法。告诫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改变不了大方向，但一定不要耽误了我们自己身边的孩子。

他的这种倔强的性格在晚年生活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家族中小辈结婚排场摆大了，他就会很反感；生病了坚决不去医院。前几年一次感染肺炎，把他送进医院，他是吵了一晚上，坚决要回家不肯住院治疗；去年春节前感染新冠后又出现腹泻、便血也是坚决不愿去医院，我只好自己不断摸瞎尝试各种药在家给他治疗。妈妈2016年走了以后，我让他换个好点的环境，或者跟我一起生活，也是坚决不同意。

父亲虽然在性格上很倔强，在教育上又是一个严苛的老师，但在家里又是一位孝子慈父。晚年他经常会跟我提起一个场景，当年在劳动改造的时候，每天下班回来我都会去武进路的14路车站等他，远远看到他步履艰难地走来时我都会飞奔向他，他看到我，再苦再累，都会一把把我抱进怀里。他跟我说，那一刻，再多的委屈疲惫都会一消而光。而只要踏进楼道，就会在楼梯上一路声声呼唤妈妈（我的奶奶）。我奶奶生他时只有18岁，爷爷去世又早，所以在奶奶晚年时，要照顾奶奶其实对他来讲是一件很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奶奶活到95岁，他自己那时也已经是七八十岁了，但他一定不肯请保姆，一定要自己亲手来伺候。现在想想真的很不容易，我现在才六十都觉得很累，而他以七八十岁的年龄照顾九十多岁的老母亲，其辛苦可想而知。

我一路走来，父亲在我身上倒是没有太花心思，因为当我读初中时一切都已经走上正轨，而我也有比较独立、倔强的个性，所以父亲在我身上操心少。一直到我快初中毕业了，他都没有去参加过一次我的家长会。最后一次家长会，我跟他请求，我说爸爸，我知道你很忙，但我都快毕业了，你能不能去开一次我的家长会啊？他欣然答应了，那天我在做家长接待工作，结果他的到来引起了学校老师的小小震动，因为他在区里的名声，反而给了我很大的压力。老年后每每谈到这些，他都会表示愧疚，说当年确实对哥哥的关心、关注要多得多，对我少很多。哥哥考大学他亲自辅导，哥哥得肝炎，他急的托人买卧铺票，到处求医问药，哥哥从清华硕士毕业回上海后为了出国，他又东托关系，西找人，帮他找担保……，甚至谈恋爱结婚都是父亲的老友介绍的。而对妈妈，那就更是一辈子宠爱有加。妈妈2012年得链球菌肺炎住院，他可以每天坐十几站地铁，大夏天每天两次赶去医院陪伴她。我说你去没有必要，医院里的所有事情我都安排好了，每天营养餐都有老邻居、好朋友帮忙烧好送来，你去干嘛？有几次我们把他赶走，他在医院里躲着，等我们一走他又回到病房去了。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一份浓浓的爱啊！他曾经跟我诠释爱的真谛，说，“爱是付出，而不是索取”。

父亲对家人是如此，对身边的其他人也是如此，从来没有因为觉得自己是大知识分子而高人一等。不管是对看门大爷还是学校里的工友，抑或是邻居大妈都是平等心而待之。我记得的就有一位文革期间在长治中学的工友蒋阿姨，后来一直都有很好的相处，每年过年父亲都还会上门去给她拜年。在里弄里，“大哥哥”的名字也是颇有市面的，他对左邻右舍、大爷大娘都可以平易交往、有求必应。父亲的这种先人后己、平等待人、不媚上欺下的作风后来也深深地烙刻在我的身上，成为我的行为标准。

父亲从教一生，在上海的教师岗位上记得好像是三十八年，听父亲说，他从上海交大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镇江，具体哪个学校我已经不记得了，而退休后在岗位之外也时不时地有辅导求学的学生，不管是在什么年代，父亲教学、辅导学生从来不收人钱财，他常说，只要孩子要学，他都教，从临时来问个问题的，到高考前系统补课的；有哥哥的同学，有自己的亲友，有各路托朋友找关系的，也有好学的学生自己找上们来的，可以说是来者不拒。但不管是谁，要是送礼送钱，他会坚决板起脸来把送礼的人轰出家门。他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是一个曾经在文革中高喊打倒他的人的女儿。当时我妈妈很反感，但他却说在那个年代随波逐流也是人之常情，不管怎么说，孩子没错，孩子要读书我都教。这个孩子过节的时候自己做了菜装在一个八角篮里送来，父亲很开心收下了，这一幕我一直记得，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他唯一一个开开心心收下别人送的礼的学生——海蓉。现在这个学生俨然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我妈妈临终前拿出三根珍藏一生的小金条交到我手上，嘱咐我说，这三根金条你们兄弟两个一人一根，还有一根给海蓉。这次父亲离世，海蓉得知后连夜购买飞机票从巴黎飞了11个小时到上海，然后第三天又要飞十几个小时回欧洲，就为了最后来送别父亲。所以父亲从教半个世纪，可以说桃李满天下。

父亲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笃信佛教，尤其是在退下来以后，更是每天诵经念佛，我有时会寻他开心，我说你这一生的处事理念完全够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准了，他笑笑对我说，这样蛮好，你爷爷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我在中间给你们牵线搭桥，实现和平演变。过后他还会跟我说，其实共产党的理念就是佛教中宣扬的众生平等、就是牺牲自我普度众生的思想。他相信因果、跟我说，人在做天在看，所以不要做对不起人的事情，也不要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他非常支持我做慈善的事，他也时常教育我，不要争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但要尽力做雪中送炭的事。

今天他走了，走得那么有控制力，平时都好好的，大哥从美国回来一周后开始突然不好了，然后耐心地等待我的回来，他绝不会吐露一个希望我回来的字，但我确实在他不舒服的第六天强烈地感应到他这个状况得不到扭转会有危险，所以我回来了；当我回来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要帮他度过难关的时候，他就突然走了。这就是他修来的离世福报？

父亲从教一生，在上海的教师岗位上记得好像是三十八年，听父亲说，他从上海交大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镇江，具体哪个学校我已经不记得了，而退休后在岗位之外也时不时地有辅导求学的学生，不管是在什么年代，父亲教学、辅导学生从来不收人钱财，他常说，只要孩子要学，他都教，从临时来问个问题的，到高考前系统补课的；有哥哥的同学，有自己的亲友，有各路托朋友找关系的，也有好学的学生自己找上们来的，可以说是来者不拒。但不管是谁，要是送礼送钱，他会坚决板起脸来把送礼的人轰出家门。他最喜欢的一个学生，是一个曾经在文革中高喊打倒他的人的女儿。当时我妈妈很反感，但他却说在那个年代随波逐流也是人之常情，不管怎么说，孩子没错，孩子要读书我都教。这个孩子过节的时候自己做了菜装在一个八角篮里送来，父亲很开心收下了，这一幕我一直记得，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他唯一一个开开心心收下别人送的礼的学生——海蓉。现在这个学生俨然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我妈妈临终前拿出三根珍藏一生的小金条交到我手上，嘱咐我说，这三根金条你们兄弟两个一人一根，还有一根给海蓉。这次父亲离世，海蓉得知后连夜购买飞机票从巴黎飞了11个小时到上海，然后第三天又要飞十几个小时回欧洲，就为了最后来送别父亲。所以父亲从教半个世纪，可以说桃李满天下。

父亲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笃信佛教，尤其是在退下来以后，更是每天诵经念佛，我有时会寻他开心，我说你这一生的处事理念完全够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标准了，他笑笑对我说，这样蛮好，你爷爷是国民党，你是共产党，我在中间给你们牵线搭桥，实现和平演变。过后他还会跟我说，其实共产党的理念就是佛教中宣扬的众生平等、就是牺牲自我普度众生的思想。他相信因果、跟我说，人在做天在看，所以不要做对不起人的事情，也不要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他非常支持我做慈善的事，他也时常教育我，不要争做锦上添花的事情，但要尽力做雪中送炭的事。

今天他走了，走得那么有控制力，平时都好好的，大哥从美国回来一周后开始突然不好了，然后耐心地等待我的回来，他绝不会吐露一个希望我回来的字，但我确实在他不舒服的第六天强烈地感应到他这个状况得不到扭转会有危险，所以我回来了；当我回来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要帮他度过难关的时候，他就突然走了。这就是他修来的离世福报？

今天他走了，走得那么安详，没有任何痛苦，就在我着急担心他身上已经出现的褥疮会恶化的时候，他就这样脱离苦海了，他最后控制着，让为他的病情着急上火的我突然没有着急的源头，这就是他给我最后的关爱吗？

今天他走了，走得那么快，那么决然，绝不拖泥带水，冥冥之中依然带着他性格中的倔强，他离世的过程只在短短不到一分钟内。他不愿给自己带来苦难，更不愿给身边的人带来麻烦，这也是他一辈子的信条，只要自己能想办法解决、将就的就绝不给别人添麻烦。所以他走得干净利落。

爸爸，今天我们最后还是没有遵循你的遗愿，还是告诉了你身前单位，我们还是在这里举行了追悼仪式来向你作最后的告别。今天灵堂上悬挂的挽联是我当晚为你守灵时拟的，是阿哥亲自写就的。今天来送别你的不仅有统战部和民盟的各级领导和同仁、你生前工作的虹口区教育学院的领导和同事，更有你身边最亲近的亲人。您的孙女章新乐特意从菲律宾赶回来送您；您最疼爱的长孙章梵也没有辜负您从小对他的教育与培养和陪伴。今天他单独送了一个花篮，他题写的挽联是：“德行圆满，往生极乐”，我觉得这也是他对您一生的高度概括。他现在正在从事着一份人类疾病预防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您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心了。

爸爸，虽然你走了，但你的人生信条已经深深地刻入我的思想和行为，也会在我们章家得以薪火相传。我相信你的灵魂一定会得以升华，去往你所追求与向往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平等博爱、没有苦痛的极乐世界。

安息吧，爸爸！

次子章预初稿于2024年5月24日晨，终稿于2024年5月27日

作者简介：预立，六十年代生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毕业于中国科大。九十年代初开始从事证券投资业务，成为第一代证券从业人员。长期从事证券研究、投资、投行业务；2010后开始从事股权投资业务；后期从事企业管理工作至今。2005年作为创始人之一，发起组建了民间慈善组织——慈播爱心协会，长期资助大凉山的女童的生活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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