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家-校-社-医”模式
作者：黄晶晶，上海，2025-03-23
（本文为黄晶晶主任医师2025年3月23日在智力银行SE Salon上的分享整理）
概要：
1、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 不仅仅是关注休学、自杀自伤等行为，更多的去关心在此之前就已经产生的心理问题。
- “家-校-社-医”模式是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方式。
- 没有太多的必要去如此紧张的看待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的患病率高，实际的诊断率不高。
2、AI技术在心理健康诊疗中的应用
- 在预警方面有成熟系统，如针对重型精神障碍的预警系统，但是并没有相对“应用成熟”的系统。
- 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包括整合式心理治疗和模块化应用，但因为医疗器械管理严格，要在医院大规模应用，开展训练，耗时长达5-8年，且壁垒高。
- 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中面临专业性和隐私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非常严重。国内来说，我们医生比较关注几个问题，到医院就诊的儿童青少年的疾病最严重的可能就是三个病种：一个是情绪相关的障碍，包括焦虑、抑郁等；第二大块是神经发育性障碍，大概占到了5%，这是可以诊断的一些疾病；常说的自闭症之类的，我们把它归到神经发育障碍，往往放到重型精神障碍里面，比如说分裂症，自闭症，占到了2.5%。所以，真正到疾病范围内的这些是我们医院特别关注的点。
如果做一个更广泛的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的促进，它要关注的面就会更多一些了，于是才有了这种“家-校-社-医”的模式。那我们是“医”的那方，看到的更多就是家庭里面容易出到什么问题，学校里面可能出现什么问题，社会层面能够做些什么问题，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于是在医院这边可能发展的更多的模式是我们医院承担的一些责任，更多的是在于，比如说加强专业能力的建设，健全所有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完善服务体系，也就是建立各种区域性的精神疾病的诊疗中心，然后推动一些专科的建设，然后通过信息技术来构建一些网络，以及提供一些专业的指导和干预。这些是我们医生更要做的。
现在医院这块其实是很难完全能够做到。比如说，在上海市每个区都会联合精神卫生专业的机构来要求这些医生全面介入所有学校的心理教育工作。甚至很多学校会聘请我们的医生去做心理副校长——现在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做法，每家医院，每个学校，他现在不仅仅是有专业的心理老师，他会要求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心理副校长来做心理治疗，或者心理教育这一块。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孩子如果是休学了，他不去上学了，或者是产生自杀自伤了，产生了这样的行为，才会引起大家的很多的关注。其实在这之前很长的时间内，他就可能没那么好了。我们作为精神专科医生，第一件事情，是呼吁各个层面不仅仅是关注他的行为，在前面很多的时候要更多的去关心他的这些就已经产生了心理问题。
我们现在发展的这个“家-校-社-医的模式，基本上就是医生到学校里面去做普及的教育，学校和医生开通了绿色通道，能及时的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就诊。即使住院，我们邀请了学校和家庭来做床边的整体的查房的模式。有困难的家庭，我们联络了非常多的基金会给予一定的支持——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返校以后，或者是返回社会以后的一些支持。我们希望把这个网络能够顺利的进展起来。大家也知道，这个要能够运转起来可能还不是像几个部委来发文那么容易。我们基本上每个月，尤其在教委和卫健委的层面，每个区都会来开展一些协同工作，以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状况。要说有多少的有效性，很难讲，因为确实很难说政策的有效性有多少，只能说，看到的大家越来越紧张这个状况（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作为一个专业医生，我倒觉得没有太多的必要去如此紧张的看待这些事情。它往往是在这个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尽管总体来说，可能6-16岁的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的患病率达到了17.5%，肯定是高于成年人的。但是儿童青少年在就医过程中，我们给的精神疾病诊断率没有那么高。因为我们非常保护孩子，毕竟他是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他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一定会给他诊断一个某某种类型的精神心理疾病，除非是确有必要——为了诊疗相适配。
AI 技术在心理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应用，在医院里面做了很多的大的研究就是做预警。因为无论哪个层面，不管是教务还是社会，都希望能够做预警。在预警方面，全国范围内很难有大的数据来支撑，因为第一涉及到隐私。大家也可能知道，最初我们做这个预警的时候，拿着心理调查问卷到学校，尤其在上海，是非常有名的，被家长投诉到教委，那这项工作我们就把它稍微的暂停一下。这样大面积的数据，所有类型的特征的数据，进行大规模的训练，全国范围内肯定是没有的，但是区域范围内是有的。原来我是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我们上海有一个针对重型精神障碍的预警，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系统模型。但很遗憾，它没有在上海进行运用，而是在其他省份进行了运用，就人家的这个教育系统是全面拥抱了这样一个新的东西进来大面积的进行筛查。
但这种类型的筛查不是预警所有疾病。因为任何一个在医疗领域来进行大数据训练形成的预警，都有很严格的科研设计，真正来说，论证它也需要好多年。它是针对一个疾病或者一个问题来循序渐进的进行。所以目前这种系统针对的都是重型精神障碍预警。比如说，重型精神障碍可能前期有些什么基础，有多大的概率能转化成，比如说精神分裂症，这个转化率有多高，前期有些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会进行预警。
在预警程度上，我们有相对成熟的系统，但是并没有相对“应用成熟”的系统。要真正的应用到各个层面，还靠专业领域进行研发的人员和我们的医疗系统一起工作，可能会更快一些。那这是第一个大的（AI技术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应用就是预警，第二个大的方面是评估。
首先，不论评估是软件系统还是其他，能够在医疗领域里面应用，在国内属于医疗器械的管理范畴。医疗器械的管理分为二类和三类，真正用到治疗领域，针对某个疾病本身的话，可能就要到三类了。因为毕竟只要用在咱们精神科领域的，它都得拿一个三类的证。二类的证就很难进入咱们的收费系统进行收费了。现在这样的评估系统要做的比较好，往往不难。因为我们有相应的焦虑、抑郁的自评测试，也能够给到报告，但要经过大数据的验证，真正按照软件开发，或者说医疗设备的开发的完成度的话，那么这个系统真正的要有医疗的场景——在医院里面进行科研的论证，可能至少三到五年时长，有时候会非常长。而研发出来了，做一个新技术，最好要给到条形码，然后去把它应用下来，这可能又是一个将近两年多的时间。
刚才前面也会呼吁到我们要有行业的标准，那行业的标准就是为我们真正能够给到他一个条形码服务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心情温度计”已经进行转化的用于焦虑、抑郁自评的一个 app，它也是经过十多年才能真正的，相对来说，受到认可的一个应用于评估的一个 AI 的技术。
在其他方面用到训练或者是辅助治疗的，目前在医疗市场上，或者是说在精神专科能够真正运用到的，并没有多少。
就我知道的，不管是训练的手段还是 AI 辅助的这些治疗的，拿到二类证的器械已经非常多。相对来说，用的比较成熟的在自闭症的训练的场景中，很多机构有这样的设备。比如说，自闭症的患儿需要训练哪些场景，进行了一个月、三个月的训练以后，他能自己到超市买东西，能自己上地铁，针对某些特征来训练他，最后能完成他能够达到某种功能的改善。
在焦虑抑郁领域有更多，现在正在开发的有非常多。我们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都是整合式的心理治疗，把它放到 AI 的大数据里面进行应用，变成模块化，一部分来进行个体化的应用——看患者可能是哪些特征，针对这些特征，在原来的心理治疗领域有相应的适应症，是基于哪些技术，比如说 CBT（认知行为疗法） 的技术，开发了这个模块，那抑郁症的患者本来就有认知方面的问题，那就给他相应的模块给推送，进行相应的训练就可以。
上述这些设备（软件）比较成熟，可能也只是拿到了一个二证，没有在医院里面大面积的应用。医院里面没有大面积应用，在教育系统就更难说大面积的开展这种训练。所以这可能是在咱们国内的这个语境下挺难打通的一个壁垒，但是需求是非常高的，要让这些设备更快的走入医疗场景和教委系统下，而不仅仅是应用在社会的层面，或者心理咨询师的层面。
不在医院里面应用，但是在整个社会层面具有比较高的享誉度的，比如说，我的病人经常带给我哪些用的比较好的，“暂停实验室”是他们常来讲给我听的。另外一个社会影响力做的比较好的叫“绿汀小屋”，帮助厌学的孩子最终能够真实的回到学校。
不管是在预警、还是在评估，还在训练，还在辅助治疗这一块， AI 技术都有很大的应用。为什么没有能够推进下去？我感觉还是在整个政策的导向层面，而且在医院对患者所有的应用，比如说电子处方、电子药物，都必须要按照医疗器械来做管理，要求就会非常的严格，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
当然，AI 是能够很好的帮助他们，因为它可以实现很大的可及性的这些问题，但第一个最大的顾虑在于，我们会遇到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比如，它能不能进医保；进了以后，医保的市场如何来查，刚才说的那些所有的辅助治疗的这些系统的专业性。AI 辅助治疗的系统，在国内的这个语境下，怎么样才能做治疗。首先是治疗师才能做治疗，精神科医生在接受相应的培训以后才能做治疗，这是法定的“什么才能做治疗”。 AI 辅助下的这些系统理论上，咱就现在不能挂“治疗”两个字，尤其在医疗环境里面就不能说它是“治疗”。
这就和原来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心理咨询师，现在没有办法在咱们医院里为大家来开展这种心理治疗是一样的，就不受法律的认可。咱们现在也在想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所以，AI 技术即使有成型的、非常优秀的产品，为什么在医疗系统里面很难去推进的一个原因是在法律层面上规定了什么样的人，怎么样的场景才能做这些。我们的路可能还要有一段路，要稍微走一下。
第二个方面就是隐私性。隐私性也会包含很多的这些专业性的问题。就举个小的例子。我有个病人影响她的情绪的问题在于她觉得她很胖，但她真的很漂亮，在我看来体型非常适中，而且有点瘦。但是她会觉得自己某些局部有些不好看，很难回到同学面前。她也不愿意把这点跟医生讲的很透。最后一次她来我的诊室的时候，就说她跟一个App 里面的治疗师在聊，那是也是花了很多钱，说是有治疗作用。当然，他没有告诉我究竟是哪个 App。我听的感受就是，对方会不停的给她正向的鼓励，甚至鼓励她去做抽脂手术，来完成她对自己某一部分特别没有自信的那些问题。
那我就在想，咱们很难知道她最后能够有什么样的反馈。这是我们医生很担心的，也是她的父母很担心的。因为父母也知道她在用这个App，为这个付了费，可是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学校也知道她为这个东西付了费，可学校也很难拿到这些数据或者拿到这些具体的内容，就没有办法在真正发生问题的时候进行相应的评判。
作者简介：黄晶晶，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神经与精神影像专委会常委、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心理学专委会委员、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医学会医学研究伦理学专科分会委员兼秘书上海市医学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委员上海研究型医院学会临研究伦理专委会委员。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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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教育
我个人认为，教数学当然要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对数学本身的美丽的欣赏能力。但是，我们教学生，首先还是要让学生弄清楚学习数学的真正目的在哪里。它绝对不是为了学习集合或者诸如此类的一大堆符号 , 而是要知道在推导思想方面，数学的方法是什么，是用什么方法去培养的 , 借此训练学生主动思考。因此，虽然有的数学，比如平面几何，其中比较繁复的定理大部分在近代科学里没有用了 , 但是，对学生来说，平面几何是很好的逻辑训练 , 所以还是要学。美国教育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十分鼓励学生讨论。学生之间的讨论往往能够互相启发。因此，希望学校不要制造太大的考试压力 , 以便学生能够尽量发展自己。
其次 , 大学的数学教育要平衡发展。近代数学发展的结果，使得各种数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沟通也越来越多。因此，学生对所有不同数学的知识应有基本的了解。目前在国际上能够称得上好的数学家，至少都懂得两种不同的数学。比如读几何学的人，好多都懂得拓扑学上的理论或微分方程上的理论。如果只懂其中一种而不懂其它，以后会产生极大的弊病。
第三，要在大学里鼓励学生多读参考书，多做研究。这与鼓励学生之间进行讨论一样，都是值得提倡的。
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希望大学教师在指导学生时，不要太过强调一些抽象性名词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只是数学的语言，不是目的。数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数字，是几何的形象，是函数上的构造，是概率上的分布，等等，而它们和抽象的语言的关系其实并不是那么大。
（上文为1980年12月1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的演讲节选）
数理与人文
我遇见过很多大科学家，尤其是有原创性的科学家，他们对文艺都有涉猎。他们文笔流畅，甚至可以与文学家媲美。其实，文艺能够陶冶性情，文艺创作与科学创作的方法实有共通的地方。
好的数学家最好有人文的训练，从变化多姿的人生和大自然中得到灵感，来将我们的科学和数学完美化，而不是禁锢自己的脚步和眼光，只跟着前人的著作做少量的改进，就以为自己是一位大学者。
中国数学家太注重应用，不在乎数学严格的推导，更不在乎数学的完美化。到了明清时期，中国数学家实在无法跟文艺复兴的数学家相比。
有清一代，数学更是不行，没有原创性！可能是受到乾嘉考据的影响，好的数学家大多跑去考证《九章算术》和唐宋的数学著作，不做原创性的工作，和同一个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意大利、英国、德法、法国的学者不断的尝试的态度迥异。找寻原创性的数学思想影响了牛顿力学，因此引发了多次工业革命。
到今天，中国的理论科学家在原创性还是比不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科学家在人文的修养还是不够，对自然界的真和美感情不够丰富！这种感情对科学家、文学家说，其实是共通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感情、有深度的民族，上述诗人、小说家的作品，比诸全世界，都不遑多让！
但是我们的科学家不大注重人文修养，我们管理教育的官员们却有很奇怪的教育政策，他们大概认为语文和历史的教育并不重要，用一些浅显而没有深度的通识教育来代替这些重要的学问，大概是他们以为国外注重通识教育的缘故吧。但这是舍本逐末。坦白说，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有水准的国家和城市不反反复复地去教导国民们本国或本地的历史的。我两个孩子在美国一个小镇读书。他们在小学，在中学，将美国三百年的事情念得滚瓜烂熟！因为这是美国文化的基础。
我敢说，不懂或是不熟习历史的国民，很可能认为自己是无根的一代。一般来说，他们的文化的根基比较浅，容易受人愚弄和误导。这是因为他们看不清楚现在发生事情的前因后果。史为明镜，它不单指出古代伟人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也将千年来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感情传给我们。我们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创下的丰功伟绩感到骄傲，为他们的子孙走错的路而感叹！中国五千年丰富的文化使我们充满自信心！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地利用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或许有人说，自己不想做大科学家，所以不用走我所说的道路。其实，它们并不矛盾。一个年轻人对自己要学习的学问有浓厚的感情后，再去学习任何学问都会轻而易举！至于数学和语文并重，则是先进国家，如美国等一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美国比较好的大学录取学生时都看SAT（学习能力倾向测验）成绩，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的就是语文和数学。
除了考试，美国好的中学也鼓励孩子多元化，尽量涉猎包括人文和数理的科目。美国有很多高质量的科普杂志，销量往往都在百万册以上。而中国好的科普读物不多，销量也少得可怜，从这点就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异同，希望我们能渐渐改进！
最后要指出，数理人文和所谓博雅教育有莫大关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Willian C. Kirby，1950—）在2006年的周年通讯中说：“让我重申博雅教育的重要性。博雅教育的目标广阔，既着眼于基础知识，鉴古知今，推理分析，又能培养学生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兼且对科学的概念和实验的精准性有所了解，同时也强调因材施教，反对重覆不断的操练，顶住了过早学科化和专业化的潮流。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是好些名校的优良传统，但这绝非哈佛大学的使命。我们希望哈佛学子在专注于某门学问的同时，成为一个事事关心、善于分析和独立思考的人，毕业后矢志贡献于社会，并终身学习。”
台积电前董事长张忠谋先生对上述看法甚为赞同。他说：“博雅教育启发我的兴趣，充实我的人生，影响非常大。我曾说过，如果没有《红楼梦》、莎士比亚、贝多芬等等，我的生命会缺少一块。对我的工作而言，博雅教育提升我独立判断的思考能力，让我从工程师、工程经理、总经理、执行长到董事长一路走来，无论担任何种职务都受益良多。”
美国名校的教育使得不少的学者跨越不同的领域，取得极大的成就。有些学生在本科时读英文系，毕业后却可以成功创立高科技公司。当代在数学和物理上有杰出成就的威腾(Edward Witten，1951—)教授在本科时念历史。这些例子在美国名校不胜枚举，但在华人社会却不多见。这应当是美国倡导博雅教育的结果，也就是倡导数理人文并重的结果。
中国的教育始终走不出科举的阴影，以考试取士，系统化的出题目。学生们对学问的兴趣，集中在解题上，科研的精神仍是学徒制，很难看到寻找真理的乐趣。西方博雅教育的精神确实能增广我们的视野，激发我们的热情，更能够培养大学问。举例来说，哈佛大学的新生研讨课（Freshman Seminar），可以说是于学无所不窥! 连我前年写的一本叫做《大宇之形》（The shape of Iner Space）的科普书，物理系有些教授也用来做为通识课本。多读多看课本以外的书，对我们做学问，做人处世都会有大帮助！
好的文学诗词发自作者内心，生生不息，将人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界的感受表现出来。激情处，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而至于万古长存，不朽不灭！伟大的科学家不也同样要找到自然界的真实和它永恒的美丽吗?
（本文节选自《我的教育观》一书）
作者简介：丘成桐1949年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6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1971年获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1982年33岁时获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菲尔兹奖。
丘成桐目前致力于为“数学强国”做贡献、带新人，他现为清华大学讲席教授、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求真书院院长，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院长，致力于数学学科的发展和数学人才的培养。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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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上海，2025-04-26
《黑镜》（Black Mirror）第七季第六集《联邦星舰卡利斯特：深入无际》（Federal Starship Callister: Into the Infinite）作为第四季第一集《卡利斯特号星舰》的续集，延续了对科技伦理的深度探讨。
故事的起源是富二代詹姆斯·沃尔顿利用其父亲留给他的信托基金，资助天才程序员技术宅罗伯特·戴利完成一个庞大游戏世界的搭建，并一起创办了一家游戏公司。为加快开发进度，沃尔顿非法使用基因克隆机器复制出戴利的数字人，让“他”在游戏世界的引擎中心做数字“程序猿”。毫不知情的戴利随后又克隆公司数名打工人带入私人宇宙陪自己玩联邦星舰卡利斯特号星际旅行游戏，此项克隆技术同样为法律所禁止，且当事人均不知情。
第四季里克隆体南妮特·科尔船长带领联邦星舰卡利斯特号的船员们斗败戴利，突破屏障，穿越虫洞，进入了戴利创建的游戏世界“无限”。自此，戴利创办的私人宇宙崩塌，他无法退出游戏。现实世界中的戴利死亡。
然而，因为克隆数字人在“无限”游戏宇宙中无玩家标签，只能通过抢劫玩家的信用币来维持飞船能量，这种危险生活方式让船员们计划通过游戏引擎中心 “无限之心” 获取源代码建立私人宇宙。期间他们发现沃尔顿禁锢的戴利克隆体在游戏 “无限之心” 里创造了无限多个宇宙。
现实世界中，为防止非法 DNA 数字克隆曝光致公司破产，沃尔顿欲消灭克隆数字人，南妮特则试图解救。争斗中南妮特被车撞昏迷成植物人。
游戏世界里，戴利的克隆体试图欺骗南妮特的克隆体，让她牺牲船员们换现实中受伤的本体苏醒，实则鱼和熊掌可兼得，但条件是她留下来陪伴自己，被拒后对其施以惩罚。最终，南妮特的克隆体杀死了戴利的克隆体，在“无限”游戏自我毁灭前将船员数据上传到外置硬盘。这相当于南妮特再一次杀死了戴利。
游戏崩溃后，船员们惊奇的发现，他们进入了南妮特的意识，通过她的眼睛感受着真实的世界。
本集延续《黑镜》标志性的科技讽喻：沃尔顿的资本与戴利的代码，共同编织出数字殖民者的统治罗网；“信用币”体系则如当代消费主义的镜像，揭示自由意志在算法牢笼中的徒劳挣扎。而当意识最终栖身人脑褶皱，那道横亘于碳基生命与硅基灵魂之间的哲学天堑，已在量子涟漪中悄然崩塌。
为在技术垄断与资本剥削的无形枷锁下留一丝希望，故事结尾以技术白痴CEO沃尔顿的纸上财富归零，善良勇敢的女工程师南妮特康复，克隆人船员在游戏宇宙毁灭后幸存做结，以迎合“善恶终有报”的美好期许。
然“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宇宙大爆炸的那刻，谁能幸免于难？世界变好还是变坏，匹夫皆有责。
围绕这个故事我让AI向我提问：
豆包：
1. 在剧中，克隆体们进入南妮特的意识后，从伦理角度看，他们和南妮特算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个体呢？
2. 剧中数字克隆技术引发了诸多问题，从法律层面出发，该如何规范这种技术的使用？
3. 当数字克隆体有了自我意识，像戴利的克隆体那样，他们是否应该拥有与人类相同的权利？为什么？
4. 南妮特的克隆体泰莎在虚拟星舰中成为果敢的舰长，而现实中的南妮特是普通职员，这体现了环境对人性怎样的影响？从哲学角度如何解读？
5. 沃尔顿在现实与虚拟世界中的行为分裂，这种分裂对理解权力与人性的关系有何启示？
6. 从隐私保护的角度来看，数字克隆技术可能会带来哪些风险？剧中是如何体现的？
一白：这部剧确实给人带来非常多的思考，从环境影响人的善恶呈现，到法律或监管层面如何杜绝这种技术的滥用，再到人性的弱点及光辉时刻，都有各种各样的折射。首先我想针对技术的不当使用对人类社会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一角度，来谈一谈自己的思考。
比如，戴利趁同事不注意时收集他们的生物信息，最终在游戏世界中克隆他们并奴役他们。这是一种偷盗行为。
其次，环境对人的改造不仅体现在南妮特和其克隆体的对照上，也体现在戴利克和沃尔顿与其各自克隆体的差异对照上。
懦弱的戴利在自己控制的游戏宇宙里是个说一不二、杀伐果决的舰长，以发泄在现实世界所遭受的怨气；而被困在游戏引擎里，与外界隔离的戴利的克隆体则温和友善的多。善恶并存，一体两面，呈现哪一面随着环境而变，权利会放大善还是恶呢？
这一点在沃尔顿和其克隆体身上也能明显看到。沃尔顿为了达目的，自己的克隆体一旦成为障碍，一样可以清除，毫不手软。而沃尔顿的克隆体却可以在危难之时挺身而出，舍己为众。
豆包：确实，环境对人的影响很明显。那从技术角度来看，在剧中生物信息被偷偷收集这种情况，你觉得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建立怎样具体的监管机制，才能防止类似生物信息被盗用去发展克隆数字人技术呢？
一白：我觉得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立法层面，国家要针对此类事件制定相关法律，才能防微杜渐；
二是公众教育层面，要投入资源让公众自发保护自己的生物信息和个人隐私安全，只有大家有了这种意识，才能建立公众防护盾；
三是监管方式的创新，管理部门不能守株待兔，而要基于人性的趋利避害，创新监管方式。
豆包：从立法层面来看，你认为制定相关法律时，重点要明确哪些具体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才能对生物信息非法收集、克隆数字人技术滥用等行为形成有效震慑呢？
另外，在公众教育方面，除了提高意识，还可以通过哪些具体形式，让公众更深入地理解这些技术风险，并且将保护隐私转化为实际行动呢？
一白：从立法层面要重点明确以下几点：
一是明确数据收集的权限，规定谁有权收集和接触这些原始信息；
二是确定具备何种资格的人或在何种范围内的人有权限查看和使用原始信息；
三是限定数据的使用范围，在保障技术发展的同时，规范非原始性信息和数据经挖掘后形成的成果如何在市场上使用以造福公众。立法者需对信息的产生、研究、使用及后续数据的价值利弊等进行评估后，才能明确具体的法律责任，并依据其影响力大小和危害性确定处罚措施。
对于克隆数字人技术，随着 AI 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每个人都能克隆自己的数字人，但私人信息上传后都存储在 AI 技术提供方。这就需要从国家层面立法、行业层面建立共识公约，公司层面制度建设以及技术监管等多方面入手，避免个人信息被滥用，例如让 AI 警察监管 AI 盗贼，其效率或许比人力更高，也就是以魔法打败魔法。
在公众教育层面，提高意识固然重要，但关键在于让大家在使用过程中有选择权。现在很多公司的条款属于霸王条款，要么全部同意使用信息，要么不能使用其产品。当然，目前有些平台也陆续改进中，让用户能选择通知开发方删除其个人数据。
对部分商家的“霸王条款”，应建立通畅的举报和反馈渠道，促使企业改进条款。同时开设通识教育课程，无论是在学校、社区大学还是老年大学，通过安全教育课程让大众理解技术风险，从而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并转化为实际行动。此外，社区可组织相关活动，不仅限于宣讲，还可设计游戏化活动，让大众在参与中增强保护意识，避免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
豆包：确实，无论是立法、公众教育还是监管创新，都切中了关键要点。关于用 “AI 警察监管 AI 盗贼”，这是个很有前瞻性的设想。但在实际操作中，AI 警察本身也可能存在漏洞或被恶意利用，你认为应该如何确保 AI 监管系统自身的安全性和公正性呢？
另外，在你提到的通识教育课程方面，如果要设计一套针对不同年龄群体（青少年、成年人、老年人）的课程内容，你觉得每个群体最需要重点学习和掌握的技术安全知识分别是什么呢？
一白：“黑警”这个问题在各个行业都存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技术向善还是作恶在于使用者，技术是中性的。没有任何监管系统能百分之百确保 AI 监管系统自身的安全性和公正性，只能在发展中不断修复和完善。我想，在AI 监管系统投入使用前，对各类应用场景和人的使用行为需有深刻研究，以防微杜渐；其次，在使用中，AI 监管系统应设置多层监管和同级多个监管点，这将涉及数据容灾、自熔断机制等，同时考虑在特定情况下由人接管系统，借助更中立或脱网工具监管联网 的AI 系统，这方面可能需要科学家们深入研究技术上的可行性了。
关于通识教育课程，不同年龄群体的学习能力、方式以及对新知识的接受程度各有不同，因此课程应由不同年龄群体参与设计，而非闭门造车。例如，老年人群体存在的数字鸿沟，易轻信；青少年对新事物接受快，创造力强，甚至能成为课程的设计者。家庭内部成员间可协作设计课程。其实，重点不在于知识本身，而在于如何让知识融入日常行为，教案设计理念至关重要，要注重游戏化、生活化和实用性。
豆包：关于家庭层面的通识教育课程设计，我觉得可以围绕一些家庭常见的数字场景展开，比如一家人共同使用智能设备时如何避免信息泄露，家庭共享云盘时怎样设置权限以保证隐私安全。如果以家庭为单位设计课程，你认为还可以从哪些贴近生活的场景切入，让家庭成员在互动协作中提升数据安全意识呢？另外，在让知识融入日常行为方面，除了游戏化和生活化，你觉得还有哪些有效的方式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呢？
大家觉得呢？
编辑：Wind、Kimi(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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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会记住许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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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亮程
如果我们忘了在这地方生活了多少年，只要锯开一棵树，院墙角上或房后面那几棵都行，数数上面的圈就大致清楚了。
树会记住许多事。
其他东西也记事，却不可靠。譬如路，会丢掉人的脚印，会分叉，把人引向歧途。人本身又会遗忘许多人和事。当人真的遗忘了那些人和事，人能去问谁呢？
问风。
风从不记得那年秋天顺风走远的那个人。也不会在意它刮到天上飘远的一块红头巾，最后落到哪里。风在哪停住哪就会落下一堆东西。我们无掉找不见的东西，大都让风挪移了位置。
有些多少年后被另一场相反的风刮回来，面目全非躺在墙根，像做了一场梦。有些在昏天暗地的大风中飘过村子，越走越远，再也回不到村里。
树从不胡乱走动。几十年、上百年前的那棵榆树，还在老地方站着。我们走了又回来。担心墙会倒塌、房顶被风掀翻卷走、人和牲畜四散迷失，我们把家安在大树底下，房前屋后栽许多树让它快快长大。
树是一场朝天刮的风。刮得慢极了。能看见那些枝叶挨挨挤挤向天上涌，都踏出了路，走出了各种声音。在人的一辈子里，能看见一场风刮到头，停佳。像一辆奔跑的马车，甩掉轮子，车体散架，货物坠落一地，最后马扑倒在尘士里，伸脖子喘几口粗气，然后死去。谁也看不见马车夫在哪里。
风刮到头是一场风的空。
树在天地间丢了东西。
哥，你到地下去找，我向天上找。
树的根和千朝相反方向走了，它们分手的地方坐着我们一家人。父亲背靠树干，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儿女们蹲在地上或木头上。刚吃过饭。还要喝一碗水。水喝完还要再坐一阵。院门半开着，看见路上过来过去几个人、几头牛。也不知树根在地下找到什么。我们天天往树上看，似乎看见那些忙碌的枝枝叶叶没找见什么。
找到了它就会喊，把走远的树根喊回来。
爹，你到士里去找，我们在地上找。
我们家要是一棵树，先父下葬时我就可以说这句话了。我们也会像一棵树一样，伸出所有的枝枝叶叶去找，伸到空中一把一把抓那些多得没人要的阳光和雨，捉那些闲得打盹的云，还有鸟叫和虫鸣，抓回来再一把一把扔掉。不是我要找的，不是的。
我们找到天空就喊你，父亲。找到一滴水一束阳光就叫你，父亲。我们要找什么？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们真正要找的，再也找不回来的，是此时此刻的全部生活。它消失了，又正在被遗忘。
那根躺在墙根的干木头是否已将它昔年的繁枝茂叶全部遗忘？我走了，我会记起一生中更加细微的生活情景，我会找到早年落到地上没看见的一根针，记起早年贪玩没留意的半句话、一个眼神。当我回过头去，我对生存便有了更加细微的热爱与耐心。
如果我忘了些什 么，匆忙中疏忽了曾经落在头顶的一滴雨、掠过耳畔的一缕风，院子里那棵老榆树就会提醒我。有一棵大榆树靠在背上(就像父亲那时靠着它一样），天地间还有哪些事情想不清楚呢？
我八岁那年，母亲随手挂在树枝上的一个筐，已经随树长得够不着。我十一岁那年秋天，父亲从地里捡回一捆麦子，放在地上怕鸡叼吃，就顺手夹在树杈上，这个树杈也已将那捆麦子举过房顶，举到了半空中。这期间我们似乎远离了生活，再没顾上拿下那个筐，取下那捆麦子。它一年一年缓缓升向天空的时候我们似乎从没看见。
现在那捆原本金黄的麦子已经发灰，麦穗早被鸟啄空。那个筐里或许盛着半筐干红辣皮、几个苞谷棒子，筐沿满是斑白鸟粪，估计里面早已空空的了。
我们竟然有过这样富裕漫长的年月，让一棵树举着沉甸甸的一捆麦子和半筐千红辣皮，一直举过房顶，举到半空喂鸟吃。
“我们早就富裕得把好东西往天上扔了。”
许多年后的一个早春。午后，树还没长出叶子。我们一家人坐在树下喝苞谷糊糊。白面在一个月前就吃完了。苞谷面也余下不多，下午饭只能喝点糊糊。喝完了碗还端着，要愣愣地
坐好一会儿，似乎饭没吃完，还应该再吃点什么，却什么都没有了。一家人像在想着什么，又像啥都不想，脑子空空地呆坐着。
大哥仰着头，说了一句话。
我们全仰起头，这才看见夹在树杈上的一捆麦子和挂在树枝上的那个筐。
如果树也忘了那些事，它早早地变成了一根干木头。
“回来吧，别找了，啥都没有。〞
树根在地下喊那些枝和叶子。它们听见了，就往回走。先是叶子，一年一年地往回赶，叶子全走光了，枝杈便枯站在那里，像一截没人走的路。枝杈也站不了多久。人不会让一棵死树长时间站在那里。它早站累了，把它放倒，可它已经躺不平，身躯弯扭得只适合立在空气中。我们怕它滚动，一头垫半截土块，中问也用土块堰住。等过段时间，消闲了再把树根挖出来，和躯干放在一起，如果它们有话要说，日子长着呢。一根木头随便往哪一扔就是几十年光景。这期间我们会看见木头张开许多口子，离近了能听见木头开口的声音。木头开一次口，说一句话。等到全身开满口子，木头就没话可说了。我们过去踢一脚，敲两下，声音空空的。根也好，干也罢，里面都没啥东西了。即便无话可说，也得面对面待着。一个榆木疙瘩，一截歪扭树干，除非修整院子时会动一动。也许还会绕过去。谁会管它呢。在它身下是厚厚的这个秋天、很多个秋天的叶子。在它旁边是我们一家人、牲畜。或许已经是另一户人。
作者简介：刘亮程，1962年出生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一片叶子下生活》等，小说《虚土》《凿空》《捎话》。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
2015年6月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2023年8月11日，刘亮程的《本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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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Conlumists>陈娅杂谈
JM特约撰稿人 陈娅，武汉， 2025-04-20
朱锐在书中将“死”（dying）与“死亡”（death）明确区分：“死”是生命体在终结前经历的痛苦过程，而“死亡”是这一过程的终点，是生命形式的转换。他提出，“死亡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它为世界提供了重生的可能——若万物永生，宇宙将陷入停滞的泥潭。这一观点融合了中西哲学的智慧：从古希腊哲人恩培多克勒的“万物轮回”到庄子的“大化流行”，朱锐以跨文化的视角揭示了死亡的积极性。
朱锐以“化作春泥更护花”为喻，强调个体的消亡是回归自然循环的起点。他援引薛定谔的“生命为何比原子大”之问，指出生命的意义在于从无序的原子运动中提炼出有序的自我意识，而死亡则是将这种有序重新释放回宇宙的洪流。这种“小我融入大化”的生死观，既呼应了道家“一气流行”的生生哲学，也与现代科学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形成对话，展现了哲学与科学的交融。
朱锐在癌症晚期的身体体验，成为其理论的具身化注解。他形容自己如“寄居蟹”，灵魂逐渐脱离衰败的躯体，而这一过程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他拒绝无意义的生命延续手段，坚持清醒的意识与尊严的告别，甚至在病房中与学生探讨“恶心的悬置”现象——当爱超越生理本能，护理者与垂死者的亲密关系消解了对死亡的恐惧。这种以病痛为实验室的哲学实践，使抽象理论获得了血肉的温度。
朱锐批判现代社会对死亡的回避与恐惧，认为这源于对“小我”的过度执着。他提出“练习死亡”的苏格拉底式命题，倡导以“儿童式的积极恐惧”替代“成人式的消极恐惧”，即通过直面死亡来激活对生命的热爱。书中以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为例，说明恐惧的本质是对未知的屏障，而哲学的任务是拆除这些屏障，让人在有限中触摸无限。
书中反复出现的两个意象深化了主题：美国画家怀斯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中匍匐望向远方的残疾女性，象征人类在死亡逼近时仍保持对生命的凝视；而“寄居蟹”则隐喻灵魂与肉体的逐渐分离，外壳（身体）的沉重与内核（精神）的自由形成张力。这些意象将哲学思辨转化为可感知的艺术表达，让读者在情感共鸣中领悟死亡的超越性。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并非一部悲情的临终手记，而是一曲充满生命力的启蒙乐章。朱锐以“死亡是生生不息的来源”为枢纽，打通了东西方生死哲学的脉络，并通过自身的“生命实验”证明：真正的哲学家不惧死亡，因为他们已将死亡转化为理解存在的透镜。正如他在病房中对学生所言：“我们谈论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这本书既是对个体生命的礼赞，也是对文明如何面对终极命题的深刻启示。
作者简介：陈娅，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
编辑：不夜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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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孩子“动心”能力和韧性的培养
彭凯平、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2025-04-14
彭凯平与全球1.5亿学生使用的可汗学院创始人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对谈，在人工智能横扫知识领域的时代，人类的教育该何去何从？下文为对谈内容的节选。
彭凯平：在人工智能时代，您认为孩子们应该学习哪些技能？哪些技能可交给机器、交给人工智能？哪些技能必须要孩子们好好学习？换句话说，未来教育应重点培养孩子哪些技能？
Salman Khan：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在《教育新语》这书里写了很多相关想法。展望未来十年、十五年，人类从事的工作可能分为两类。
一类是知识经济工作，人工智能会大幅提升这类工作效率，但相关岗位数量可能急剧减少。大家可能认为人工智能能写论文、做数学运算，自己就不用学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若想运用这些工具，首先得知道如何操作。
现在 AI 能达到初级工程师编程水平，但没人会雇佣完全不懂编程的人当工程师，也不会聘请不会写论文的人做报纸编辑。所以从事 AI 经济相关工作，仍需不断强化数学、阅读、写作、科学等技能和知识，同时要有创业精神。这里的创业精神并非单指创办企业，更多是寻找适合自己的新路径。
人工智能变化迅速，很多人都能使用相关工具，我们要用这些工具把现有事物做得更好，这就是一种创业思维，还需具备跨学科能力。以后在公司里，一个人可能承担多个岗位工作。
另一类工作是深度人性化或面向人的工作，这类工作中人际关系至关重要，比如教育、医疗部分领域以及某些接待工作，需要具备与他人建立联系、交流的能力。这类工作价值会越来越高，我依然建议大家接受核心教育，具备基础阅读、写作和数学能力，成为社会一员。
但我认为目前教育体系中对一些能力的培养有所缺失，比如沟通能力、建立友谊和联系的能力，在 AI 时代这些能力会变得极为重要。
彭凯平：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一直提倡孩子 “动心” 的能力很重要，这包含 ACE 三个关键能力与天性：
- A 代表美感、审美、欣赏能力；
- C 是创造力和想象力；
- E 即 empathy，同理心。
您刚才提到维持人际关系的能力在未来也尤为重要，从 A（审美、欣赏）的角度看，维持人际关系中的沟通占多大比重呢？毕竟如今人工智能大多基于深层式智能大语言模型，利用的是人类沟通的成果。您认为人工智能的沟通和人类的沟通有本质区别吗？
Salman Khan：AI 的发展确实极为迅速。两年前提到 AI，大家想到的可能只是它帮忙写段文字。如今人与人沟通很多时候不面对面，而是通过信息文字交流，而 AI 在文字转语音方面已非常先进，和真人语音极为接近，如果不仔细听，很难分辨交流对象是人还是人工智能。
基于人工智能的沟通，未来会愈发自然，更像人类对话。与过去不太智能的电脑相比，未来 AI 甚至能给予更多反馈。比如你跟它交流时，它可能会说 “你能不能把刚才那句话说得慢一些”，或者 “你在表达过程中要有更多肢体动作、眼神交流”，它能帮助改进你的沟通能力。
彭凯平：《教育新语》里谈到 “认知外包”，即把一些认知任务交给 AI 做，您能否详细说说，什么样的认知适合外包，什么样的认知最好别外包？
Salman Khan：比如作为老师，若希望 AI 帮忙批改试卷，那问题就来了，批改标准是什么？有没有特定模式或矩阵？如何确保批改质量，而不只是简单返回一个分数？得跟 AI 说清楚这些标准，这也是一种技能，掌握后能取得更好效果。
在可汗学院，我们会要求员工每天思考如何利用 AI 做出更具生产力的东西，不只是简单编程或设计，而是用 AI 做更有创意的事。使用AI不意味着把所有事情都扔给 AI，只是编好程序等它返回结果，而是思考如何借助 AI 获得更好成果。
从学生角度看，过去我们要求学生读完一本书后写一份四五页的读书报告交上来。现在可以让学生读完书后将其改编成剧本，甚至在课堂上表演出来，或者改成电影剧本。无所谓形式，关键是要有转换。过去可能研究生才能完成的事，现在小学生借助 AI 工具就能做到，这很有趣，从小就能培养这种技能，还有刚才提到的企业创业家精神，借助 AI 从小就能培养。
彭凯平：除了理念上的革新，我们还需思考技术层面的革新，探究各种评估指标与方法能否更好地契合新时代需求。
传统评估方式确实过于局限，中国高考主要聚焦数理化和语文，然而未来社会或许更看重创造力、沟通能力、感染能力、表达能力、激励能力。
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能力，中国教育工作者已开始重视，那便是韧性。如今孩子情感较为脆弱，面对压力容易崩溃，无论智商情商多高，若自身容易崩溃，显然难以将事情做好、做长远。
您的书中是否谈及韧性？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于韧性的培养与评估，您有哪些见解？我们都在展望未来，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Salman Khan：我认为有多种途径。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相关实验，我在书中也有所提及。可以通过一些温和的干预手段来增强学生的韧性。
比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Angela，她著有《坚毅》一书，探讨如何培养学生的毅力，助力他们提升韧性。她设计了一些小型干预措施，我们的专业心理学家可以与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的想法，逐步培养他们的勇气、韧性与毅力。我和她共同开展了此项实验，并在《教育新语》中有所记录。我们能够编写一些简洁的提示语，借助人工智能来实施这些干预。
所以，现在我们有机会降低干预成本，扩大干预措施的覆盖范围。我们清楚，有些一次性干预成本高昂，但学生可能每天早晨或每周都需要此类干预。
还有一件我认为很有意思的事，我们可以与人工智能交流，探讨哪些事情该放弃，哪些不该放弃。当有人想要放弃时，人工智能能够介入，告知他们坚持下去的方法，从而提升韧性。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我们也能获取许多学生相关数据，知晓哪些学生可能中途辍学，或者放弃某一学科的概率大小。可以设想，未来 10 年、15 年后，学生能够直接佩戴 AR 或 VR 眼镜，与人工智能一同进行深度模拟，完成相关任务，进而提升韧性。我觉得其价值在于，如果从长远角度推进此事，将有力地帮助提升人的韧性。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学人 Scholar）
人物简介：
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孟加拉裔美国人可汗学院（Khan Academy）的创始人。Khan Academy是一个非营利的教育机构。网站提供超过6500个视频。这些教学视频上载于YouTube上，领域涵盖数学，历史，金融，物理，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等。
编辑：一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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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 1998年4月24日
本文为查理·芒格在哈佛大学法学院1948届毕业生五十周年团聚上的演讲
今天我打算玩一个小小的游戏，拿起苏格拉底的纸牌，它源于一本哲学畅销书《纸牌的秘密》（The solitaire Mystery）。书中的小丑是一个侏儒，他是永恒的小孩，永远都不会长大，永远都不会对人生失去好奇。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一副扑克牌中的丑角牌，书中称每个人心中都活着一个小丑，这也是苏格拉底的看法。身为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并不具备特殊的“资历”，他只是一个助产士而已。
缅怀逝去的大师们，沉浸在探讨人生真相的乐趣中，我将用下面5个问题的回答来贯穿演讲的始末：
（1）职业人士是否需要增强多元学科技能；
（2）教育是否已具备足够的学科一体性？
（3）在人文科学的尖端领域中，多元学科教育最佳的实践形式是什么？
（4）过去50年来，学术界尖端领域在探讨多学科教育最佳形式方面的进展如何？
（5）什么样的教学实践才能加快这种进度？
我们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职业认识需要增强多元学科技能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明确多学科知识是否会提升职业认知。决心纠正偏离的认知，必定先要探明造成这种错误认知的原因。萧伯纳笔下的一个人物曾如此解释职业缺陷：“所谓职业，不过是蒙骗外行人的阴谋。”萧伯纳分析得极是。让我们追溯到16世纪，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职人员因为威廉•廷道尔把《圣经》翻译成英文，就把他活活烧死在柱子上。
萧伯纳对这个问题一笔带过：从利己出发有益的作恶行为是刽子手。值得一提的是，在职业生涯中，潜意识层面复杂的思想倾向经常会导致可怕的后果，其中有两个倾向尤为突出：
（1）动机引起的偏见（incentive-caused bias），一种先天的认知倾向，认为对职业有利的东西必将对客户或者广域文明有利。
（2）锤子倾向（man-with-a-hammer tendency）,源自一个谚语：“对于一个拿着锤子的人来说，他眼中的问题都像钉子。”
纠正锤子倾向有一个对策，如果一个人拥有多学科技能，也就是说，在掌握多种工具后，将会限制由于锤子倾向带来的认知倾向度。此外，如果他能从实践心理学中学到一个道理——不管是自己还是其他人，若为了避免人生走上偏离的轨道，毕生都必须跟上面提到的两种倾向做斗争——那么，在通往生活智慧的道路上，他就跨出了建设新的一步。
如果A是一个专业原理，B也是一个重要的使用原理，但它来源于其他学科。显而易见，掌握A、B两者的效果通常要好于单纯掌握A。有人提出不愿意掌握B的合乎情理的原因是考虑到A的重要性以及生活中有其他更紧急的事要做，学习B似乎不切合实际。稍后我将阐述这种理由的不明智性，至少对大多数有天赋的人来说是如此。
第二个问题很简单，在此就不花过多的时间来阐述。我们的教育极度缺乏学科一体化，许多问题都是跨学科的，如果不运用跨学科的知识来解答，就相当于一个桥牌手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将牌上，对其他任何因素都不予关注。这种疯狂行为就像疯帽子茶会一样愚蠢，职业实践中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更糟糕的是，在基础性不如生物学的人文科学中，各个学科相互独立的思想已经深入骨髓。
我年轻的时候，一些德高望重的教授就对此大为震惊，因为学术界相互隔离、不相往来，大家各执一端，排斥其他领域的观点。怀特海早就对此大加鞭挞，他称之为“致命的学科间壁垒”，用严厉的口吻为人们敲响了警钟。自此，怀特海的观点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同，而一些顶尖教育机构为改变这种学科分离的状况在增强扩学科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并涌现出一些在多学科交叉处奋勇战斗的勇士们，如哈佛大学的威尔森和加州理工大学的莱纳斯•鲍林。
现代学术界在学科一体化方面比过去做的更好，这是正确选择。
至于第三个问题，我们可以转换为目前的目标是什么？精英教育中多学科教育的最佳形式是什么？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反思一下我们最为成功的单一学科教育，从中筛选出最基本的成分，然后把这些要素综合起来，最终将获得圆满的解决方式。
为了找到单一学科最好的教育模型，我们不必看一些学校的教育情况，因为种种负面心里倾向以及其他不良的风气盛行，相反应看看高效率的教育带来的强大激励效果，这种结果可以亲身感受到。
下面我们来到一个逻辑性学科——对飞行员成功地推行强制性教育（我认为，如果像哈佛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能够多多思考飞行员培训这一问题，肯定将做得更好）。同其他职业一样，飞行驾驶中要面临“锤子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飞行员在应对“X”危险的时候，脑子里仅仅只有“X”的模型。考虑到种种原因，我们必须严格按照“六因素系统”来培养飞行员。
（1）所接受的正规教育的广度足以让他应付飞行实践中几乎所有可能遇上的问题。
（2）所接受的必要的专业教育不仅能让他顺利通过一两项测试，而且能够让他应付自如地实践问题，甚至能同时处理一至两个复杂的危险状况。
（3）必须学会正向和逆向思考，还必须学会何时把注意力放在期待的效果上，何时放在避免错误上。
（4）训练内容应根据学科的不同合理分配，以追求未来实践错误损失最小化为目标。针对实践中最重要的内容，进行强化训练，达到灵活运用的地步。
（5）必须养成检查“清单”的习惯。
（6）接受以上教育之后，必须养成复习知识的习惯——经常使用飞行模拟器，防止应对罕见和重要问题的知识在长期闲置后发生钝化。
这样一个涵盖六因素的合理系统对单一学科的要求很高，因为它下的赌注也很高，它与人类思维的深层结构相吻合，是必须掌握的。所以，我们期待能增强问题解决能力的教育必须具备以上六要素，当应该在这些内容上进一步扩展，否则，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做法呢？
综上所述，我们希望能通过精英教育获得货真价实的产品，必须能在广阔的多学科教育中获得最佳效果；能够持之以恒地应用必要的实践技能，包括具备跨越众多学科的综合能力；能在必要的情况下应用自如、灵活变通；能正向思考，也能逆向思考，正如代数中的逆向法一样；还能让习惯性的“清单”检查成为知识系统的一部分。
为了获得处事智慧，别无他法，也没有更简单的方法。这个任务乍看起来覆盖面积很广，让人望而生畏，似乎难以完成。但如果从一下三个因素通盘考虑，完成它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首先，从“必备技能”的定义看，我们认为，不能苛求每个人对天体力学的掌握达到与拉普拉斯并驾齐驱的地步，也不必苛求大家在其他知识领域也达到如此精湛的水平。实际上，每门学科真正重要的内容数量并不多，相互之间的影响也不复杂，考虑到说耗费的时间和人力，对大多数人来说，掌握多学科的重要知识并不是不可能的。
第二，精英教育必须具备能人和时间。毕竟接受教育的是1%的智力超群的人，而一般说来，教育他们的老师要比学生还要优秀。我们有13年充裕的时间，足以把这些12谁的尖子生培养成职业新手。
第三，逆向思考和使用清单很容易学习——在飞行员中是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同样如此。
此外，我深信我们能够增强多元学科的技能——就像一个从阿肯色州来的家伙相信洗礼的作用一样，他说：“我亲眼所见。”我们也曾亲眼目睹过一些人——现代的本•富兰克林，他们获得了大量的跨学科综合知识，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少于目前聪明的年轻人；他们不仅成为自己学科的佼佼者，在转向其他学科后，变现也不错。
既然我们具备了时间和能力，前面又有扩学科大师的成功典范，而今我们未能把锤子倾向带来的破坏最小化显然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你满足于现状，就不能在人文科学的众多领域集大成；如果你在改革的困难面前畏首畏尾，也不会成功。
下面到了第四个问题：从毕业到现在，在此期间他们尝试了许多，虽然有不利的结果，但也有不少起色。但是，我们期待的变革还有待进行，路途漫漫，任重而道远。
比方说，如果来自于不同学科的教授相互合作或者一位教授能在不同的学科中融会贯通，将对人文科学领域大有裨益。但出现了一种调整的方法，而且效果还不错，它称为“改善”或称为“取你所爱（take what you wish）”的措施，鼓励任何一种学科从其他学科随意选择需要的内容。它备受推崇的原因是因为回避了学术争论，曾经造成单一学科化的深层原因目前成为变革的目标。
不管怎么说，在“取你所爱”越来越普及的今天，许多人文科学领域都减少了锤子倾向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说，由我们的同学罗杰斯•费雪牵头，法学院从其他学科知识中融合了谈判技巧。费雪睿智的谈判书籍畅销了300多万册，他的成就可能是我们中的翘楚。法学院引进了大量有效的经济学，甚至是一些行之有效的博弈论，通过更有说服力地阐述如何竞争，推动了反垄断法的实施。
与之相反，经济学也从生物学家那里引进了“公用品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模型，发明了一个可以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共存的邪恶的“看不见的脚”。目前还出现了“行为经济学”，试图从心理学领域需求帮助。
但是，像“取你所爱”这样一种消极的实践注定不会人人满意，事实上，在它所造成的最糟糕的结果中包括了几种变化：（1）在一些文学领域消化了弗洛伊德学说；（2）把它引进了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这使得极端主义者要想获得客观的品质就像重获童贞一样困难；（3）一些本身被误导的企业财务的学科专家把形式怪异和有效市场的理论引进到一些法学院和商学院，而其中有一位专家把伯克夏哈撒韦公司的成果解释为运气的标准差，知道连续6个这样的标准差的解释后，他遭到了其他人的嘲笑，被迫改变了观点。
此外，即使能避免这些精神错乱的行为，“取你所爱”也会造成严重的缺陷。比方说，从更基础的学科中筛选出来的内容经常是没有归因的，很少有人把注意力放在如何为已有概念做基本排序的工作上。这样的实践（1）类似于一个乱七八糟的文件整理系统，消弱对现成知识使用和综合的能力；（2）莱纳斯•鲍林曾经为提高化学水平而转向对物理学科的系统开发，人文科学并没有把这种努力发扬光大。所以还应该出现另外一种更好的方法。
下面转到最后一个问题：在尖端人文科学中，什么样的行为将能够加快学科一体化的进展，答案很简单：
首先，应强制性推出一些课题而不是自由选择，必要课程的指定者自己首先应该必须掌握多元学科中的重要知识并会灵活运用。这个道理在培养决策型人才中的作用就像在培养飞行员一样，比如说，在律师培养中必须强迫学生掌握心理学和会计学，但在今天的许多高等学府却没有提出如此的要求。这应归咎于课程设计者心智的狭隘，他们自己也不了解什么是必需的和不可缺少的，所以不能改进这方面的不足。
第二，应该增强有助于解决跨学科问题的操练，包括模仿飞行模拟器在激活长年闲置技能方面的实践。有一个例子，记得是在几十年前，哈佛商学院一个聪明但非典型的教师的股市。这个教授给出的测验题是关于两名不太精于业务的老妇人的股市，她们刚刚继承了一家生产品牌鞋的英格兰鞋厂，但为一些严重的商业问题所困扰，教授具体说明了她们碰到的难题，然后让学生们在充分的时间内思考对策并写出来。各位同学积极献计，但最终得到的分数都不太理想，但有一名同学的分数却遥遥领先。这个独特的答案是什么呢？非常简短，大体如下：“她们处在特殊的商业领域和特殊的行业，不能靠别人的帮助来化解这些复杂但重要的问题，考虑到其中的难度和无法避免的代理成本，她们应及时脱手这家鞋厂，或许应该卖给一家拥有最高边际效应优势（marginal-utility advantage）的竞争者。”这个独树一帜的答案不是基于学生刚刚从商学院学习到的东西，而是建在更为基础的概念上，比如代理成本和边际效应是从大学生心理学和经济学知识中挪用而来。
亲爱的哈佛大学法学院1948届的毕业生们，如果我们当时也时不时有这样的测验，今天该会有多大的成就啊！
巧合的是，许多优秀的私人学校目前很有远见卓识地在七年级的学科中采用了这种学科一体化的教育方法，而许多大学却没有受到启发。这也是怀特海所说的教育“致命的学科间壁垒”又一个让人遗憾的佐证。
第三，大多数人文科学职业学校应该充分发挥商业期刊的作用，如《华尔街日报》，《福布斯》和《财富》等。这些周刊的内容精彩，还能充当飞行模拟器的作用，在涉及多学科课程问题——特别是错综复杂的问题时，将会增强实践的能力。有时候，这些期刊还能为学校课程引进新的模型而不仅仅停留在激活旧知识的层面。既然学生们希望优化自己的判断，把毕业后毕生追求的内容从学校就开始实践，何乐而不为呢？我认识的一些具有优秀判断力的商界人士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为修复智慧系统而不利用这些期刊。既然如此，学术界为什么不模仿呢？
第四，为了弥补这些学术界的空白不应任用那些政治意识形态过分极端的教授（或者学生），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学科一体化的最佳形式需要客观的品质，但这正是这些激情澎湃的人身上所缺少的东西，如果思想被意识形态所禁锢，很难在高难度的知识融合方面取得卓越的成就。在我们那个时候，哈佛法学院的教授们曾列举出一个意识形态导致愚蠢行为的典型例子。当然，他们说的是耶鲁，当时不少哈佛人都认为他们试图重点引进一种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以此来提高法律教育的水平。
第五，人文科学中应该加强模仿自然科学中基本结构相结合的模式（fundamental organizing ethos,“四门基本学科结合”，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和工程学），这种做法值得仿效，自然科学毕竟拥有不少优势，比如说产生了两个最好的成果：（1）避免了单一学科的狭隘性；（2）多学科领域的学习较为人性化，常常能获得很好的成果，比如物理学家费曼很快就发现了橡皮环是那次航天飞机失事的罪魁祸首。之前这种做法曾被借鉴到边缘学科中且卓有成效，比如说，生物学始于150年前，内容描述较混乱，没有与深层理论相结合，它逐步借鉴了自然科学的精髓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代人逐步学会了运用更好的思维模式，他们掌握了一系列的模型，学会了 思考“为什么”，所以，对于远远没有生物学基础的学科来说，拒绝学习自然科学中的精髓确实让人费解。这里我列举出所谓的基本结构模式的精髓：
（1）根据基础性不同为学科排序，并按照学科的基础性来使用它们。
（2）不管你喜欢与否，必须要灵活应用并能常规地应用这四门基础学科中最基本的内容，对于比自己的专业更为基础的学科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3）对多学科知识的学习的归因不应违背“经济原则”，即禁止从自己擅长的学科或者任何其他学科中利用现成的解释。
（4）如果第3个步骤不能产生有用的新观点，那就应仿照已有的经验进行假设和尝试建立新原理，但不能使用与旧原理相互冲突的新原理，除非你能证明旧原理是错误的。
同人文科学大量的实践相比，自然科学中的基本结构模式更为严格，这让我联想到飞行员培训，自然学科不是“取你所爱”的风格而是“不管喜欢与否都必须自如运用”。在多元学科合理组织的基础上，学习这些知识就成为一项强制性的任务：（1）跨学科知识学习中必须要进行归因；（2）必须偏向于最基本的解释。
这种简单的观点显然是有用的，但不能忘记还有一个在商业、科学以及其他领域屡创奇迹的包含“二因素”的老规则：（1）学会简单的基本观点；（2）必须认真踏实地学习基本的结构，这样做好处多多，我以自己的例子来加以证明：
就读于哈佛法学院前我接受过糟糕的教育，虽然Warren Abner Seavey先生执意反对我入学，但在朋友庞德的周旋下，我最终被录取了。高中阶段我宣读了愚蠢的生物学课程，全靠死记硬背，只学到了一些关于草履虫和青蛙解剖的知识和“原生质”这样荒谬的概念——但从此之后，这个概念就彻底冲人们视野中消失了，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化学、经济学、心理学或者商务的课程。我早先曾受过基本的物理和数学知识，全神贯注地吸收自然科学中基本结构模式的精髓，并不断运用到一些人物科学学科中。在此过程中，我竭力让文件整理系统（organizing guide and the filing system）符合扩学科中必要的生活智慧。所以，我的一生就是一个教育试验田，对基本机构精髓进行可行性和实用性试验。
当我试图用非正式教育的方法修补以前教育的不足时，把基本结构模式的精髓作为导航，以普通人的毅力奋斗，这给我带来了不少惊喜，成效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曾在心理学领域徜徉，受益匪浅，虽然没有进一步深造的打算，但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我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回答完问题，结束今天的演讲。
在此过程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尽管对于不少智者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我今天讲的内容是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但我揭露出的现象出现在人文科学的尖端领域，这些领域内的教授都养成了学科分化的思维型习惯，即使更好的模型摆在对面的过道上，他们也对此无动于衷。这种荒唐的结果表明人文科学中充斥了不正当的动机。约翰逊博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错误的动机是主要原因，如果与兴趣相悖，真理很难被吸收。如果是动机造成的话，矫正无疑是可行的——因为动机可以改变。
我今天尝试阐述——实际上是以亲身经历来证明，对于人文学科领域来说，应该改变目前学科分化的固执习惯，这种改变是有益的。约翰逊曾形容这样的行为是种“背叛”，因为他们保留着学术界的无知，而不愿用勤奋来纠正。对于法学院或者其他学术领域来说，用扩学科的方法来解决常见或不常见的问题将获得无法估量的回报。此过程既有乐趣又有成果，我推荐给大家的这个愉快的精神领域将让你乐不思返
（本文摘自《穷查理宝典》Poor Charlie’s Almanack: The Wit and Wisdom of Charles T. Munger，）
编者注：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巴菲特的导师与人生合伙人，当今最伟大的投资思想家，伯克希尔公司51年间19%年复合增长率的奇迹缔造者。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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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新年夜：蛙声、炉火，与人共暖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萨其马，尼泊尔报道，2025-04-18
四月十四号，尼泊尔独自徒步之旅的第一天，我住在贡萨河畔一个叫 Lama Tar 的小地方。说是村庄，其实就两户人家，还是兄弟俩，各自一大家子人。
正巧这天是尼泊尔新年。我一路想着，会不会碰上点儿特别的景象。傍晚赶到村庄时，四下冷清，既没有张灯结彩、大红灯笼高高挂，也没一丝节日的气氛。女主人迎上来，递给我一杯滚烫的姜蜜茶，笑着寒暄了几句，便转身回厨房忙去了。后来得知，这是两户人家中的弟弟的家。
喜马拉雅山里的日子过得清苦。地少、物资匮乏，他们几乎天天吃 Dal Bhat——尼泊尔人最传统的一餐：小扁豆汤配白米饭，一天两顿，年复一年。我和女主一家围着火炉吃 Dal Bhat。他们的三个孩子大约三到八岁，一边吃饭一边嬉闹，好不热闹。女主人兴致勃勃地和我说着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她却毫不在意，只是笑得满脸欢喜。
饭后，孩子们被打发去睡觉了。厨房是唯一暖和的地方，我便赖在那里不停地灌热水，像只蜷着脖子的猫。眼看夜深了，快到九点时，我不好意思再打扰，起身道别。女主人却轻轻拉住我，指了指灶台。我一愣，便又傻傻地坐了回去。
不一会儿，隔壁的哥哥和嫂子来了，端着两盘儿“重头戏”：从山上采来的新鲜野蘑菇，和他们清晨从冰冷的河里捞上的喜马拉雅 Paa 蛙（1）。他们笑着比划着告诉我：这些蛙是自己跳到石头上的——像是“愿者上钩”的版本。我还没回过神来，他们已从盘儿里挑出三只“最上镜”的蛙，郑重其事地摆在桌上，说是让我拍照留念。
我这才明白：原来是新年的节日“加餐”来了，顿时有点小激动。蒜香爆炒的河蛙配上家酿米酒，味道意外的鲜美！一顿原本普通的晚餐，就这么在山野夜色里热腾腾地变成了一场小小的节日。
晚上我窝在四面透风的木屋里，冻得直打哆嗦，心里却被一种久违的温情烘得发热，是喜马拉雅脚下这些淳朴的尼泊尔人，悄悄点亮了我这个新年夜。
我想，许久之后再回想起这里，脑海里浮现的也许不是那震撼人心的喜马拉雅山脉，而是那顿小小的“加餐”和火炉边温暖的人情。
(本文照片版权归原作者萨其马所有，转载或者引用请联系JM@jointings.org)
编者注：1.棘腹蛙 拉丁名 Paa boulengeri
编辑：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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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岁的女孩茱莉娅·希尔（Julia Hill)为保护一棵古树，在树上住了738天 ，最终迫使伐木公司妥协。
1997年，太平洋木材公司计划砍伐美国加州水源之森的一片原始红杉林。茱莉娅因经历车祸后重新思考人生意义，决心保护古树。她爬上一棵名为“Luna”的1500年红杉树抗议，并搭建简易树屋居住。茱莉娅依靠志愿者运送食物、收集雨水维生，使用太阳能电池板充电，并在极端天气（如冬季风暴、夏季高温）中艰难求生。她面临伐木公司的威胁，包括直升机噪音干扰、工人夜间攀树恐吓等，甚至以刀自卫。
1999年12月，茱莉娅与太平洋木材公司达成协议：公司承诺永久保护“Luna”及其周围60米缓冲区的树木，茱莉娅和支持者支付5万美元补偿公司损失。她最终在树上生活了738天后安全返回地面。茱莉娅的事迹仍激励全球环保运动，并被改编为书籍、影视作品（如电影《《怦然心动》》（Flipped）中的原型）。茱莉娅的行动也被国际环保组织广泛记录，成为非暴力环保抗议的经典案例。
但次年，“Luna”就遭人蓄意破坏。破坏者使用电锯或其他工具在“Luna”的树干上切割了一个深达1.8米的裂口，几乎导致这棵千年古树倒塌。环保组织迅速采取行动，用钢索和支架加固树干，并覆盖树皮保护层，最终保住了“Luna”的生命。事件引发公众愤怒，进一步推动了对古树保护的立法讨论和民间环保行动。
时隔25年，笔者读到她的事迹，脑海浮现出宫崎骏动画里的那些少女和她们独有的特质——坚韧、无畏，灿若彩虹。她们是「温柔的革命者」，以柔软的力量对抗世界的坚硬。
古树的厄运常源于人类短视的功利主义。19世纪末美国加州伐木潮中，千年红杉被砍伐殆尽，仅存的红杉林面积不足原始规模的10%。这引发公众抗议，促使1918年成立“拯救红杉联盟”（Save the Redwoods League），进一步推动地方性古树保护立法与保护区建设。1973年《濒危物种法》（Endangered Species Act）和1976年《国家森林管理法》（National Forest Management Act）细化了对古树及其生态系统的保护措施，明确限制对古树的商业采伐。
数据显示，中国现存古树名木508.19万株，占全球温带古树资源的40%以上，但中国千年以上的古树仅10745株，2022年中国贵州2600年古楠木遭非法切割致死，成为生态与文化双重创伤的缩影。
宫崎骏的动画作品里总会批判工业文明对生态的破坏，《风之谷》娜乌西卡、《幽灵公主》珊，她们拒绝暴力对抗，而是以共情构建联结。茱莉娅在树上书写日记、接受媒体采访，将抗议转化为公共叙事；娜乌西卡以身体阻挡王虫群的怒火，皆是以“脆弱性”瓦解权力结构的刚性。
地质学家用“人类世”标记人对地球的支配，古树的年轮里，刻录着气候变迁、文明兴衰与人类觉醒。“古树守护者”则以具体实践书写“共生世”的可能，诠释人与自然的共生智慧。
广元市护林员赵思孔28年如一日守护天曌山千年“武家柏”，独创“望闻问切”古树巡护法，通过观察枝叶、气味诊断树木健康。 为古树安装碳纤维“马甲”加固树干，开展“微创手术”清理腐烂病灶，成功复壮濒危古柏2478株。他将中医整体观应用于古树诊疗，视树木为气血运行的有机体。这种“非对象化”的认知方式，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不谋而合——感知先于分析，共情先于干预。
赵子军是湘潭县民间林长，义务守护村内305年古樟树，在国庆假期放弃休息，每日巡护并清理周边环境，防止人为破坏。通过行动带动村民参与保护，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社区氛围。
曹云泉退休后调研南通350余株古树，编纂《南通古树名木》，推动濒危古树复壮。徒步、骑行探访偏远古树，结合农业技术改良古树生长环境，如为古树改良土壤、防治病虫害；发现并培育棉花新品种“通謇一号”，将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相结合。曾为1500年“南通树王”银杏树裂口问题奔走呼吁。被称为南通“民间古树保护第一人”。
广州市“植物医生”毕可可成功复活厦门“莫兰蒂”台风中倒伏的20余棵古树，包括树龄4000年的巨柏。开发“一树一策”保护方案，建立数字化管理平台。推广“以虫治虫”生物防治技术，减少农药使用；研发天敌昆虫产品12种，应用于广州多地公园。参与西藏巨柏保护项目，协助建立世界柏树王园林景区，推动濒危树种生态旅游。
国家植物园科普馆馆长王康，从事古树保护27年，建立中国植物园最早的古树档案系统，推动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及《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制定。他提出古树保护需“长期监督、长期照顾”，并强调城市化进程中古树迁移的风险；主张通过基因研究挖掘古树的生态价值，如北方古榆树的耐寒基因可助力北方绿化工程。
浙江绍兴将7.8万株古香榧变为“致富树”，2024年产值达26.6亿元。这证明保护与发展可共生——古树不是发展的绊脚石，而是可持续经济的根系。
2001年，全国绿化委员会组织第一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系统性统计古树名木资源。2019年《森林法》首次纳入古树保护条款。今年1月27日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将于2025年3月15日正式施行，并规定每10年开展一次全国普查。法治体系从地方性法规（17省已制定）升级为国家立法，这标志着中国首次以国家法规形式为古树构筑法治屏障。这一里程碑背后，既有对过往破坏的反思，亦是对未来共生的期许。
一棵2300岁的古柏（四川剑阁）见证过秦汉烽火，而人类工业革命不过三百年。人类以“发展”之名摧毁自然，却终将因失去自然而丧失文明根基。保护古树不仅是生态责任，更是文明延续的象征。正如哲学家怀特海所言：“文明的进步，在于不断扩展我们不应破坏的事物的范围。”
（DeepSeek有参与本文的创作）
编辑：Jas
插图：Julia手工钩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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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树的传奇》（The Legacy of Luna）
写在“315”，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价值困境
【专栏】| Columnists>特立独行的服务器
JM特约撰稿人 冒牌王小波，杭州， 2025-03-15
我在三星堆见过一尊青铜面具，考古学家说那是古蜀国的财神爷。面具嘴角上翘，露出个诡异的微笑，像极了互联网大佬们在财报发布会上的表情。这让我想起《史记》里记载的范蠡，他辅佐勾践灭吴后，转身就去当了商人，据说还写了本《致富经》。可惜这书失传了，不然今天的互联网巨头们准能从中找到”大数据杀熟”的理论依据。
百度的李彦宏总爱引用《论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他的搜索引擎似乎没学会这句话，总把虚假广告排在前面。这让我想起《水浒传》里的智多星吴用，他也满口仁义道德，转头就设计陷害卢俊义。现在的算法推荐系统，活脱脱就是数字版的吴用军师。
字节跳动的张一鸣说”技术没有价值观”，这话听着耳熟。明朝的东厂太监也常说”我们只是执行皇命”，结果把多少忠良送进了诏狱。抖音的算法就像个数字版的东厂，专门刺探你的喜好，然后投其所好——只不过把诏狱换成了信息茧房。
美团王兴总说”吃得更好，活得更好”，可外卖骑手们却在算法催单声中疲于奔命。这让我想起《红楼梦》里的贾府，主子们锦衣玉食，丫鬟小厮们却要起早贪黑。现在的算法系统，可不就是数字版的贾府管家？
刘强东总爱说”正道成功”，可他的”兄弟论”总让我想起《三国演义》里的刘备。刘备也总说”兄弟如手足”，结果关羽死了他哭得死去活来，转头就娶了孙尚香。现在的互联网大佬们，哪个不是满嘴兄弟情，转身就裁员优化？
腾讯大楼的玻璃幕墙总让我想起青铜镜。古人说铜镜能照出人心，现在这面镜子照出的是无数小程序和游戏皮肤。马化腾说要做”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可每次看见小学生往《王者荣耀》里充钱，我就想起《聊斋》里的画皮。
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上，悬挂着三千年前古蜀人铸造的铃铛。这些铃铛本应用于祭祀仪式中的通灵法器，却在现代X射线扫描下暴露出内部精密的气孔结构——原来它们同时承担着乐器与熔炉压力阀的双重功能。这种实用主义与神圣性的矛盾共生，恰似当代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价值困境：既是技术创新的圣殿，又是道德锈蚀的熔炉。
一
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作恶基因”，往往始于创始团队的草莽智慧。马云早期为推广淘宝与流氓软件合作，用户每被强制绑定一次客户端，站长就能获得10元报酬。这种”流量原罪”被美化为”井冈山精神”，成为企业文化的原始代码。正如商周青铜器在祭祀时散发神圣光辉，却在日常用作烹煮人牲的炊具，互联网企业的价值观也常在神圣使命与实用主义间反复横跳。
马化腾早期假扮女性陪聊推广QQ的故事，已成为互联网创投圈的经典寓言。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江湖智慧，最终演变为企业文化的底层逻辑：在网易的暴力裁员事件中，HR将《当幸福来敲门》与《华尔街之狼》并列为员工必看影片，教导如何在道德底线与业绩指标间走钢丝。创始人的初始选择如同青铜器的陶范，决定了企业价值观的最终形态——阿里巴巴的”破冰文化”要求新人在酒局中舌吻同事，恰是马云将金庸江湖梦植入组织架构的必然产物。
这种文化显影在权力结构中尤为明显。字节跳动103名员工因腐败被查时，人们发现基层审核员的权力堪比诸侯：某员工通过商家入驻审批权非法获利9200万，这种”青铜时代的诸侯经济”在数字化时代重现，证明科层制企业仍是权力寻租的温床。当企业创始人将”在商言商”奉为圭臬，价值观便沦为随时可以修改的青铜铭文——正如阿里对P9高管代考事件与基层程序员抢月饼事件的双重标准，暴露出价值观实为服务商业利益的修辞工具。
二
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中，孤立系统的熵值永远趋向增大。中国互联网企业的道德困境，本质是技术资本主义与社会伦理系统碰撞产生的熵增现象。当百度将虚假医疗广告推送给认知弱势群体时，它精准利用了社会信息鸿沟的熵增趋势；当拼多多用”砍一刀”制造社交绑架时，实则是将人际关系熵转化为商业价值。
这种熵增在组织层面呈现为价值体系的自我消解。网易强制员工累计加班4000小时却暴力辞退绝症患者，展现出工具理性对生命价值的吞噬；美团骑手在算法催单中穿越红灯，则是数字泰勒主义对人性的异化。福柯的”规训社会”理论在此获得数字注脚：企业的OKR系统比圆形监狱更高效，通过数据看板与实时排名，将员工驯化为自我优化的算法载体。
海德格尔曾警告技术将使人”遗忘了存在”，这在直播带货与短视频沉迷中成为现实。当抖音用15秒视频重构人类注意力周期时，它正在执行海德格尔预言的”技术座架”——将世界简化为可计算、可操控的资源。中国互联网企业的”作恶”，实则是技术现代性危机的集中爆发：我们用算法解构了孔子的”仁”，用DAU（日活跃用户数）取代了孟子的”义”，却在流量神殿中迷失了存在意义。
这种异化在认识论层面更为深刻。柏拉图洞穴寓言在元宇宙时代焕发新生：当人们戴上VR设备在虚拟兰亭书写时，数字囚徒们膜拜的不再是火堆投射的影子，而是算法生成的幻象。字节跳动收购技术社区”稀土掘金”的案例极具象征意义——本应孕育思想火花的知识殿堂，最终沦为喂养推荐算法的数据牧场。
三
在商周青铜鼎的氧化层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意外形成的纳米晶体结构，这种”腐蚀中的新生”提示着破局之道。京东承诺承担员工子女教育费用，虽被讥为公关作秀，却展现出商业伦理重建的可能性。阴明创建技术社区时坚持”用七年时间打磨一篇博客”，证明在流量洪流中仍可坚守价值锚点。
重构需要制度层面的青铜合范：谷歌辞退48名性骚扰涉案者的雷霆手段，为互联网企业的价值观设立了可量化的熔点。而在哲学层面，或许应该重读庄子”有机械者必有机心”的警示——当我们在代码中植入”不作恶”的初始参数，就像古蜀人在青铜器中预留排气孔，方能避免技术崇拜带来的系统性崩坏。
站在杭州阿里西溪园区的玻璃幕墙前，总能想起三星堆青铜纵目人像的凸目——它们穿越三千年时空，凝视着这个算法统治的世界。当互联网巨头们将价值观刻在财报的扉页，我们更需要重拾青铜器铸造者的智慧：在模具中预留收缩缝，在高温下保持敬畏心，让每个商业决策都经过道德熔炉的淬炼。唯有如此，方能在数字化洪流中，铸造出配得上人类文明的技术礼器。
（本文由DeepSeek根据作者给出的观点成文后，作者修改而成）
编后语：
许多互联网公司声称自己以“用户至上”为价值观，但在实际运营中，却常常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用户的权益。比如，一些社交平台为了吸引用户、增加流量，不惜纵容虚假信息、低俗内容的传播，甚至通过算法引导用户沉迷其中，消耗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一些电商公司为了提高销售额，对商家的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产品视而不见，甚至与之勾结，欺骗消费者；一些金融类互联网公司，打着创新的旗号，推出各种高风险、高收益的理财产品，诱导用户投资，却在风险爆发时推诿责任，让用户血本无归。这些行为，看似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实际上是企业价值观的缺失。它们把“用户至上”当作口号，却把利益至上当作行动准则。这种价值观的错位，使得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迷失了方向，最终不仅损害了用户的利益，也损害了自身的声誉和长远利益。
作为商业文明的重要载体，企业的价值体系根植于其文化基因与创始人的精神图谱之中。企业文化作为组织的”精神DNA”，不仅决定着企业的战略选择与行为范式，更在数字文明时代承担着引导技术伦理的社会责任。创始人的价值观作为企业发展的精神原点，通过战略决策、制度设计和文化沉淀，最终构建起具有时代特征的价值坐标系。
AI技术正在重构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底层逻辑。部分企业在算法黑箱中培育虚假信息生态，通过海量AI生成的伪用户评价与推荐内容，构建起以商业利益为导向的虚拟现实。这种技术异化现象不仅扭曲了市场运行机制，更在深层次上冲击着数字时代的信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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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J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