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世钰：节还在，记者没了
作者：林世钰，新泽西，2024-11-08
听说夏律师出来了。清晨醒在异国的深秋里，眼眶润了半天。 – 个曾经采访过夏律师的前媒体 人在朋友圈里说，“夏律师刚刚 和我视频通话，我们一上来就互相开玩笑，完全没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悲情，但我还是百感交集 地有些语无伦次了。 ”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我对夏律师印象最深的是他代理的小贩崔英杰刺死城管案。2006年，退伍军人崔英杰为养家糊口在北京摆摊。城管没收其三轮车，他跪地请求，仍要不回来，激愤之下，刺死城管。之后，北京授予死者“革命烈士”称号，崔则面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危险。夏律师代理了这起案件。在他的努力下，崔被判处死缓，保住了性命。
夏律师在法庭上一段充满人性温度的辦护词，当时被称为“感动中国”辦护词，堪称经典。这是其中最感人的一段话：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当时我的那位媒体朋友报道了此案，文章广为流传。后来她不干记者了，自己出来创业。和她同时期离开媒体行业的还有很多调查记者，他们现在散落何处，不甚了了。
今天是记者节，面对空荡荡的调查记者行业，我说了一句苦涩的话：节还在，记者没了。之前看到一句更扎心的话：记者已死，有事烧纸。
调查记者从最初的蓬勃到后来的萧条，不过十几年时间。如今举目望去，调查记者十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人们也渐渐淡忘了他们，只有出现油罐车拉食用油、殡仪馆偷尸等社会事件时，才想起这个群体曾经存在过，以及他们对净化社会的重要性。
我曾经在北京做了13年法治记者，那些年发生的热点案件历历在目。遗憾的是，由于我所在报社很有局限性，所以记者很少介入热点案件的报道，只是偶尔会做些无关痛痒的外围报道和法律解读。于是经常眼睁睁地看着市场化媒体一众人做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报道，羨慕嫉妒恨。
那个时代，媒体人、律师、知识分子是推动社会进步很重要的三股力量。一旦某个热点事件发生，三股力量经常合流：媒体人还原真相，律师跟进帮助当事人，知识分子进行深层解析，层层递进，民间社会热气腾腾。
可惜那段时光如电光石闪，很快就结束了。接下来是沉默苟且的十年，含光混世的十年。
十年过去了，当年无比活跃的那个个群体，如今已经年近半百或年过半百，青春不再。他们被现实消磨了棱角，冷却了热血，渐渐长成了平庸的中年人或无力的老年人。
仔细盘点一下，那些人当中，进去者有之，出走者有之，沉默者有之，转行者有之。其中许多人，已经多年没听到他们的名字了。偶尔听闻，也是关于他们退隐江湖的消息。
上个月，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中，偶然碰到了那个时代很活跃的-个知识分子。十几年没见，他居然抽缩口成一个小老头，佝偻着背，表情有点怯，说话断断续续的，思维很不连贯。而当年的他，意气风发，口若悬河。
看着他，我难过了许久时代终是这样仓促结束了。
夏律师经历了十年牢狱，今天终千出来了。当年那个喜欢古典诗词，有侠客梦，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发誓此生不做鹰犬爪牙的法律人，如今也是一个54岁的中年人了。洞中一日，世上千年。他在里面的这十年，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了，“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不知道他出来后是否会感到陌生和孤独。
我和夏律师未曾谋面。可是不知为何，今天听到他出来的消息， 好似看到一个老友远道归来，尘满面，鬓如霜，莫名想流泪 我们都是那个时代下的蛋，都曾努力地撞那面墙。可是二十年过去了，蛋已碎，墙依旧，甚至更加坚硬高耸。我们这代人耗尽青春，发现一切徒劳——历史走着走着又折回去了。
“时光不再，已不是我们的世界，它早已物是人非，让人崩溃意冷心灰”。朴树的这句歌词，是对我们尴尬现状最真实的写照。
人到中年，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开始学会与这个世界和解，与自己和解。也渐渐失去了愤怒的能力，脸部线条越来越柔和，目光越来越慈祥，越来越会保养自己的肉体，好像它们永远不会衰朽。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谁也不会感到惊奇，如果有人每天耐心仔细地服务于他的肉体。然而，他若如是服务于他的精神，却会感到羞辱。”
在一个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你如果还固执地保留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注定孤独。所以，你要穿过人群并且坚强。
（本文转载自网络，标题有修改）
JM编后语：
又是一年秋风起，记者节时忆曾经。无法理解此文被404的原因。文中甚至都没有出现“体制之恶”、“系统之恶”此类不能过审的字眼。JM依旧相信脚下这片土地是一个现代化的、走在自由、民主发展道路上的国家。从小被教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如今指出社会存在的问题，何错之有？掩耳盗铃不能掩盖事实，也不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正如讳疾忌医无法让疾病自愈一样。
近年开始的常态化反腐，从某个角度看，不就是承认制度需要改进和修正吗？虽然现行做法无法标本兼治，但其实老百姓并不关心，也无力改变这种“被代表”的政治生活环境，老百姓只看最实惠的——自己的日子过的好不好。好，则是制度好；不好，则是制度不好。
循着2006年这宗摊贩误杀城管的旧案，得知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关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直到此案事发10年后的2017年8月国务院才发布了《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从此摆摊有了合法地位。而疫情之后，民生为艰，“夜间经济”又被政府所倡导，街边的摊贩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
如果回望的再久远一点，还有“中国第一商贩”之称的“傻子瓜子”。如果不是邓公的肯定，其结局难料。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第三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往往是要出现“血的教训”，社会才会反思一会会，然后风平浪静，无甚波澜。如果没有人花时间和精力展开调查，还原真相，不可能有社会进步。
调查记者这一行业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与“扒粪运动”紧密相关，以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的系列作品《城市之耻》为代表，揭露社会问题和权力腐败。美国历史上的1902—1912年被称为“扒粪运动”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调查记者的社会地位得以确立并得到广泛认可。中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调查记者行业，并逐渐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个重要群体。2019年的时候，知名调查记者刘万永向《中国青年报》递交了辞呈。当时整个业界的评价是：最后一个调查记者离开了传统媒体。
调查记者行业消失的这些年，我们的生活变好了吗？
各类打假网红轮番上阵，起到了调查记者的功能吗？
人人都能做自媒体的当下，群众的监督奏效吗？
不关心他人的命运，殊不知，他人的命运终将成为自己的命运。
编者注：本文提及的“夏律师”指夏霖，男，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是北京小贩崔英杰杀死城管李志强案的志愿辩护律师、2009年刺死官员女服务员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案件的代理律师。夏霖律师曾经代理过艾未未、冉云飞、谭作人等敏感案件。他于2014年11月8日被警方带走，其时正在代理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
作者简介：林世钰，女，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屏南县，旅美作家，先后在中南民族大学、中国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就读，获文学学士和法律硕士学位。 赴美之前，她曾在福建省厦门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四通集团、检察日报等单位工作过，曾在北京当了14年记者。2013年旅居美国后，为检察日报、博雅小学堂等国内媒体撰写专栏。 观察并介绍美国政治、法律、教育、社会制度等，文章颇受读者好评。2016年起加盟美国GCTV全球华视，任执行总监。著有《美国岁月》、《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等书。
编辑：404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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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年的Smile，把11岁的孩子培养成了“世界公民”，3年时间旅居30个国家，通过home school、“地理套利”等方式，开销比北上广还低。
2022年，我看了一本书叫做《每周工作4小时》，里面提到了一个概念：“地理套利”（在高收入国家赚钱，在低消费国家生活，这样可以用低成本享受更丰富的高品质生活）。看完这本书，我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在新西兰开网店12年了，工作一直都是远程线上完成的。新西兰的物价特别高，如果搬到其他地方，生活成本能省下来一两倍不止。
2022年9月，我把新西兰的房子出租了，带着9岁的女儿萱萱开始环球旅居的生活，计划用3年时间走遍五大洲30个国家。
旅居第一站是在北美自驾到现在一年半时间，我们先后去了美国、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加拿大、菲律宾、中国、埃及，现在到了土耳其。很多人有一个思维误区，总觉得要有很多钱才能环球旅行，其实费用真的不高。我20多岁的时候，身上只带了一万块钱，就敢启程环游中国，在30岁前走过了30个国家。现在旅居一年多，我们平均每个月的花费也就2万出头，国内大城市很多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也要这么多。
我身边还有朋友，孩子上私立学校，一年学费就要30多万。加上平时的培训班，假期出国，一年在孩子教育上至少要花50万，远远高于我们环球旅居、边玩边学的花销。
之前萱萱在新西兰的小学读书，新西兰的快乐教育，对孩子学习太宽松。加上小学期间知识结构比较简单，通过自学和网络资源是完全能够满足，不需要一直待在学校里面。另外，新西兰是大洋洲上的一个小岛国，四面临海，一直在这里待着，人的见识受限。在9-12岁这个年龄段，开阔视野、挖掘兴趣，比起待在学校里面更重要。反正都是玩，与其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里玩，还不如让她去外面看看，在看世界的路上学习。
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脱离了“体制内”的学校，选择用home school的方式，寻找适合孩子的课程内容。
在旅居的过程中，“地理套利”也可以用在孩子的教育上。比如萱萱想学西班牙语，我们在拉美的时候，去当地的语言学校上西班牙语课，一节课才40块钱。我们还可以和当地人交流，菜场、餐厅、超市都可以是我们的课堂。再比如，我们在夏威夷玩的时候，萱萱尝试了一节冲浪课，爱上了冲浪，我就带她到哥伦比亚的海边去学。夏威夷720元一节的冲浪课，在哥伦比亚只要80元。
我和女儿都很喜欢骑马，新西兰的骑马课500多人民币，每周一次课，上课45分钟，来回马场路上2个小时。这周上课学到一点东西，下周上课时又忘了一半。我学了一年还不能骑马慢跑。
但是在墨西哥的一个小城，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骑马教练。我们就住在他的马场附近，走路10来分钟就可以到，在那里待了两个月，纯粹学习骑马，每周去6次，每次骑一两个小时，让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策马奔腾。而且每节课一小时才180元。
后来到了埃及，一节马术课更加便宜，117埃及镑，折合人民币只要16块钱，马场环境和教练水平丝毫不比其他地方差。凡是我们待得比较久的国家，都是有好玩的事情的。当地有什么本土运动，我们就去体验什么，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低了非常多，学习效果反而更好。同时基础教育我们通过网课和学习app完成。第一类是语言，英语是她的第一语言，听说没问题，她会每天看新闻和英文书，有主题地写作，锻炼综合能力。中文是第二语言，我每天会用中文与她沟通，每周上两次阅读课，持续增加她的词汇量。
西班牙语是第三语言，每周会上三次西班牙语课，找西班牙语母语的老师与她聊天，锻炼口语，学习语法。
第二类是通识教育，比如说数学、科学、历史、地理。数学与科学上网课，历史与地理采用项目式自主学习，每到一个国家，我就会让她大量搜集资料，参观博物馆，探访历史遗迹，自主学习和亲身探访结合起来，这个印象就特别深刻了。
回到中国的那段时间，萱萱说想有小朋友跟她玩，我还在大理找到了一家接受短期游学的创新学校。她在这里中文进步很大，还交到了好朋友，每天放学都不想走。
玩的时候就尽情地玩，学的时候就好好学，我不太想把它们混在一起。我们现在在土耳其，前面10来天我们就是到处去玩，这是“旅”的部分。
但是等我们回到伊斯坦布尔，住下来了，就进入到一种日常生活的状态。我会回归我的工作，萱萱也要进入她的学习状态，每天学习五六个小时，其他时间我们就出去吃饭、闲逛、游玩。
这样的教育方式，对我来说也轻松了很多。之前在新西兰，我每天接女儿上下学，高峰时期至少要花两个小时。现在这些时间就省下来了，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每天像是多“赚”了两个小时。
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吃饭，我在这边处理工作，她在另一边就和隔壁一桌20多岁的年轻人聊起来了，就一起玩牌。在旅居过程中她接触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们80后这一代，拼命读书挤进好学校，为了好找工作选专业，一切都是随大流，拿了大学文凭，找了工作，对自己的生活方向还是很茫然，我不想女儿再走这样的弯路。所以我希望引导女儿找到自己的热爱，她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再倒推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然后有目标地学习。
比如她现在喜欢潜水，喜欢冲浪，又会好几种语言，她说她可以当教练，在全世界潜水冲浪。把热爱变成技能，又把技能变成谋生手段，更好地去享受生活。
开始旅居之后，我在视频号上分享我们的生活，顺其自然建立起了“环球旅居”的社区，分享我们的旅居经验。我和女儿来土耳其之前，还有几位小伙伴带着孩子，专门从中国飞过来找我们一起玩，相当于一个小的“游学营”。玩也玩了，学也学了，顺便把钱也赚了。 所以这种生活不是非要财富自由才可以实现的，关键在于转变思维，不给人生受限。用更高性价比的方式，培养孩子做世界公民，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本文节选自一条文章《中产育儿新思路》）
JM编后语：
这位80后妈妈的育儿理念，正是林小英所说的“个体脱嵌”。Smile不按系统设置的既定路线，走高度定制化的小学课外教育，“世间万物非我所有，为我所用”。
Smile不是第一个走不同寻常教育之路的家长。早年，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儿子小学毕业就辍学，完全接受父亲的“在家教育”。近年也陆续有不少报道“在家教育”的案例，或“成功”或“失败”。不同的是，Smile并没有让孩子完全放弃学校教育，只是她趁着新西兰小学教育的宽松环境，把小学教育搬到线上，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给孩子创造了更广阔课外教育，丰富了童年的生活，同时也满足了自己，重新过一遍不一样的童年。大部分人都有环球旅行的梦想，常常说的是等到退休了，我就去旅行。而有的人则要趁着年轻去旅行，要带着孩子去旅行。有的人爱安稳，有的人爱冒险，皆是不同的人生体验。
技术的发展，让世界变平了，催生了新的工作机会和新的工作模式，让“数字游民”成为可能，逐渐被更多人所接受。当工作和生活可以兼顾，日常不再是两点一线和三点一线的按部就班，大脑接受到的刺激能激活人的创造力。生存状态改变了，伴随而来的，还有对工作、对家庭、对亲子关系的重新思考。家是什么？生儿育女意义何在？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使命。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个体选择的自由度其实一直都在个体自己手里。只是，任何选择的背后都有代价和风险，如何权衡考量没有标准答案，毕竟是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自己承担。
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对自我的教育。为孩子创设不同的教育环境，也是对自己人生边界的拓展。当然，JM认为，家庭教育无法取代学校教育，毕竟不是每个父母都是教育专家。只是，在世界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的当下，面对各国不同的教育模式，如果甄别、选择适合自己和孩子的，做家长的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学习了解。有多少家庭能付出这样的代价呢？可能大多数家庭的选择还是择一城而居的安稳，然后寄望教育系统的改革。毕竟，除了无法承担的试错成本外，父母们从小受的教育和后天的自我教育都惯性的认同：大多数人的选择才是最好的选择。当面对太多选择时，会面临无从选择的压力，无法承担自主选择的后果。
AI会怎么看呢？来看看Kimi的回答：
编辑：不夜侯、月之暗面对本文亦有贡献。
插图：Smile在自媒体账号上记录旅居生活（来源：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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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总是超前的，在脚踏实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许多科学研究人员也会偶尔仰望一下星空，提出一些有一定理论基础，但听起来很科幻的构想。这些构想可能规模巨大，可能耗资惊人，可能风险极高，但一旦成功，就可能会对全球的“双碳”目标产生变革性的影响。本文介绍了其中四个讨论热度较高的想法，现阶段它们未必能够落地，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真的会有新的技术和实践脱胎于此，成为解决气候问题的新方案。
在太空上建设太阳能发电站
变幻莫测的云彩不仅美丽，还能帮助我们将强烈的阳光反射回太空，但对于太阳能工程师来说，云彩很多时候却是一种麻烦——无论太阳能电池板的效率如何，一旦遇到阴天，太阳能的功率输出就会大幅下降。那么，哪里是本身就没有云彩，却有永恒阳光，还有可能固定太阳能电池板的地方呢？答案就是太空。
几十年来，科研人员和工程人员一直在谈论在太空中建造太阳能发电站的可能。根据国际电力公司研究员的推测，地球静止轨道上一块10公里宽的太阳能电池板可以产生570太瓦年的能源，足以供应100亿人的用电需求。这些电能可以微波或者激光形式传输回地球，通过地表天线进入电网中，这种技术已经被证实为可行。
不过，这个构想有点贵。不光是将有数公里太阳能电池板的航天器送到太空并进行定期维护，安设相应的电能接收设备和电网配套升级也需要极高成本。当前，许多具备能力的国家都在推进基础研究和测试，希望在提高技术成熟度的同时不断降低成本，例如我国就已在2018年启动了首个空间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在全球的努力下，这个跨越几十年的想象正在一点点走向现实。
在海上建设一座人工能源岛
风电是欧洲地区可再生能源的主力支柱，且建设规模还在逐年增长。但和太阳能一样，风电也有受自然影响间歇性发电的问题，而且单独输送风电（特别是海上风电）到各地所需要的专用电力基础设施也不便宜。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了一个“能源岛”的概念，也就是将一个岛屿改造成汇集多个风电场电能的巨大接线盒，再将岛屿与多个国家和地区连接起来，用更少的电缆实现这一整片区域的风电供需调控。此外，能源岛还能身兼多职，作为氢气等清洁能源的生产基地使用，产出的氢气可以通过海底管道送回陆地，也可以留在岛上给路过的航运设施“加油”。
这个想法就像是给欧洲量身定做的，因此多个欧洲国家都在探索建造能源岛。如果目前提出的计划都能成真，这些欧洲能源岛将产生56吉瓦的电力，大约相当于30个核电站提供的电力。其中有“风能王国”之称的丹麦已和多个欧洲国家合作，在位于波罗的海的博恩霍尔姆岛和位于丹麦西海岸约80千米左右的人工岛启动了两个能源岛项目。这两个能源岛预计在2033年左右完工，初始发电容量预计为5吉瓦，未来有望增至12吉瓦。
守住融化的世界末日冰川
位于南极洲、面积大小和英国相当的思韦茨冰川支撑着覆盖南极洲西部的大部分冰盖。然而，自2000年以来，这座冰川已经损失了超过1万亿吨的冰，它的流动速度也在30年里翻了一番。如果这片巨大的冰原大范围融化，其含有的水足以使全球海平面上升5米，并严重威胁到纽约、上海、加尔各答、汉堡等城市的安全。也正因如此，这座冰川另有一个恐怖外号——世界末日冰川。
科学家们多年来一直在探索支撑思韦茨冰川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在靠近冰川的海床上部署一个可浮的、长达80公里的海底帷幕，用以减少不断渗入冰架之下的温暖水流。不用说，在地球上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并不便宜。据估计，海洋帷幕的造价可能高达500亿至1000亿美元。不过，考虑到纽约这种有被淹没风险的城市在防洪方面的投入也高达数百亿美元，同样的开支用来保护冰川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目前，剑桥大学已经开始对小型海底帷幕进行早期测试。
不过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只治标不治本”的，如果全球变暖不缓解，再大的挽救冰川工程都无法彻底扭转冰川融化的最终结果。
将西奈半岛重新绿化
位于埃及的西奈半岛曾经是亚热带的天堂。但早在大约一万年前，这里就因各种原因变成了尘土飞扬的沙漠。多年来，生态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如何重新绿化沙漠，前世本是绿洲的西奈半岛很有化身试验田的基础。在一些设想中，人们可以将位于埃及地中海沿岸的浅海盐湖巴尔达维尔湖的湖底淤泥提取出来转化成富含养分的土壤，先种植耐盐碱的植物，然后逐步扩展到更多植被，以此改善局部地区的气候，让更多动植物特别是鱼类和候鸟得以繁衍生息。
这个计划的难点之一是怎么生成淡水、重新激活当地水循环。一个方案是使用集雾器，让大气中的水蒸气在高海拔地区架设的网上凝结并向下滴入水库。另一个方案则是将挖掘出来的湿沉积物储存在巨大的低地多孔隧道中，使其所含水分蒸发并凝结在隧道上，再滴落下来用于灌溉植物，直到植物可以自行实现水循环。
不管是哪种方案，这个计划都需要巨额资金和至少十几年时间，同时还要随时克服这一地区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目前，一些生态团队正在推进与埃及政府的谈判，虽然计划还没有落实，但这无疑为西奈半岛的未来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参考：：J. Cartwright, A. George, J. Howgego, et al., 2024, ‘Five climate megaprojects that might just save the world’, New Scientist.
（本文转摘自《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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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数赛姜萍事件终于告一段落。涟水中专的公告这么写的：
核查一场简单的作弊事件还挺艰难的，竟然用了五个月时间。这场闹剧中曾经下场的各方终于找到了全身而退的方案，推举出了此次闹剧的顶锅者。各方大咖都没有什么责任，就是那俩师徒有点责任。
而且既然是为大家顶锅，当然不能当真处理。给那位老师诫勉谈话处理，今年不能评先评优，对于姜萍，未成年人嘛，当然要保护和关爱。
这个事到现在是画上句号了，但是，我估计很多人都有点懵。
啊！这就算了啊？
你特么把全国人民都忽悠了，该表演的也表演了，该入戏的也入戏了，我们跟着你疯了那么久。你这就算了？
那肯定算了。还能怎样？
不过作为个体，我们改变不了人群，改变不了世界。可以改变自己的认知，让自己更聪明一点。记住，这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不要入戏太深，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力。比如，阿里这个事，我们事后还是可以总结出几点：
第一，不受监督的权力，其运行目的最终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
发现没有？阿里数赛处理问题的操作方式，与我们屡屡见惯的处理模式没有任何不同。
作为理想主义者的马云引导的阿里文化，以及自我宣称数学专家主导赛事的阿里数赛，在面临权威与事实的抉择的时候，要自主认个错是很难的。
我相信，两师徒肯定不是阿里数赛作弊的第一起，但以往都没有闹大的，这次之所以闹大，不都是因为你们自己在助推嘛！谁在里面主导，审查过没有，动机是什么？这么大的机制漏洞就不提了？责任人就不讲了？我估计内部是有处理的，但是，不能讲给大众听了。
承认自己错了，那是非常艰难的。门关起来，狗怎么打怎么拔毛撕嘴，都是自家的事。坦坦荡荡的讲给天下人听，那是傻子才能干的事，那是一场笑话。
贾府内与贾府外，泾渭分明。说白了，人民群众都是外人。反而，一个社会能够狠劲扒粪的，那是因为这个社会真没有外人。
第二，不要相信媒体。这次下场的有多少个权威媒体？
我们既不是说媒体全对，也不能说媒体全错。它支持什么全看它在什么立场。计划生育的时候它就宣称一个孩子好，鼓励生育的时候它就宣称多生孩子好。支持俄罗斯的时候他就说通胀好，俄罗斯越打越有钱；反对美国佬的时候，他就说通胀之下，美国佬生活艰难。
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判断力。而且有时候，他们故意的。
有判断力的媒体不是这样子的，有判断力的媒体至少是忠于它自己所知道的事实和真相的，他们的态度经得起岁月的检验，而不是半年甚至半个月，他们的表态可能就不一样。
如果要找相同立场，你就去相信那些媒体。如果要找事实和真相，你就得列个媒体黑名单，直接屏蔽这些媒体。
第三，所有公共闹剧本质都是因为社会还有适宜的土壤。
利益集团的助推，不负责任的媒体，这都是吹鼓手。本质还要依靠这个社会有相信闹剧的人群。
我们流行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流行过特异功能，流行过莲花晴雯和板蓝根，也在最后关头哄抢布洛芬。一件不科学的事情之所以流行，一方面固然是人群里有缺乏判断力的人群支持，更重要的其实是人们容不下反对。
容不下反对，理智的人们就没有足够的机会去讲事实和真相。它导致事实的传播速度是1，谬误的传播速度是10。
容不下反对的根源在于，对于集体主义社会而言，独立思考是一种本能的危险事物。
但人类文明的进步依然不可阻挡。
从义和团相信刀枪不入，到此次阿里数赛闹剧，我们终究是越来越睿智的。
（转载自公众号：阿罗汉不约，标题略有修改）
编后语：
转载此文时，小编特意去找了权威媒体之前发布的姜萍初赛入围的新闻，央视网的截止目前还在，而有的则已删除。比如下面这家：
上幼儿园和小学时，老师怎么教育大家的？要诚实、不要说谎。是人都会做错事，做错事不可耻，承认错误，道歉就好。然而，长大后就知道了，官家做错事是不可能道歉的，可能是因为有损官威，也或者是从古到今都是放火和点灯的双标；企业也是不可能承认有错的，因为有损品牌形象，更有损企业利益，即便认错也是权衡利弊，避重就轻。这也就好理解，阿里此次数学竞赛成绩延迟公布的原因了。其强大的公关团队自然也是经过专业的分析，逐字逐句斟酌过《情况说明》的传播效果的。
可能从一开始，阿里就觉得这是个绝好的宣传机会，也就对机制漏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姜萍被视作数学天才，起点就是阿里官方制作的一支宣传片。谁知，有人下场“打假”，矛头指向的不是企业，而是毫无背景的普通人家的中专生。毕竟阿里作为一方的纳税大户，谁知道质疑他们会不会和“鸿茅药酒”事件的谭医生一样，被企业跨省追捕？
小编在查证信源时，看到阿里达摩院网站上的“企业社会责任”一栏，我连点开的兴趣都没有了。一件事反应的是一个企业一直以来的价值观，只是有些事被发现了，有些事没被发现。只有一个阿里么？这片土地上没做过可耻的事的企业有几家？做了也不觉得可耻，也不道歉的有多少？消费者恐怕只能在上当受骗一次后，用脚投票了——不买帐就是了。
试想，如果这次的主角不是一个中专女生，没有引起这么大的社会舆论，会有人指出这个机制漏洞吗？当然也不能管中窥豹，以偏概全，在一个愚弄大众就能获利的环境中，缺乏了独立第三方的监督，自然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至于舆论，真那么重要？不重要的。删帖就可以了！阿里系媒体帝国有多少，查一查就知道了。
小企业在媒体上投放广告，大企业直接参股传媒集团，甚至控股传媒机构。一旦企业有负面新闻，危机公关都不如删帖来的快，似乎抹去网上的痕迹就可以当作一些事没发生过，上行下效，如此而已。
先秦·左丘明《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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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 上海报道，2024-11-02
向内，探究自我；向外，探索世界
我们的相识缘于十年前的一次商务会议。她作为微生物学领域的海外科学家被邀请来参会，正好我坐在她邻座。
干练、清瘦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会议间隙，不知怎得，我们就聊到了公益领域，我谈及业余时间贡献的公益项目JM，通过采访和记录的中国公益圈的一些小故事，帮助这些小微公益项目的传播并提供赞助。她则回想起停薪留职，回国做艾滋病预防的那九个月。单枪匹⻢，出钱、出力、找资源，一个人干了一整个NGO的活。
鄙人一向倾慕孤胆英雄，听闻立马表示JM想采访她，并记录这些故事。她却似乎不想“广而告之”，仅和我作为朋友间的闲聊，偶尔透露往昔的一些片段和感慨，那些力所能及做了的，那些力所不及、留有遗憾的。也正是通过她，我才知晓HIV感染者只要通过药物控制好CD4指标，日常生活没有太大问题。但因为社会歧视，潜在高危人群的预防和检查非常不便，反而给公共卫生带来更大隐患。
当年，她从海外找到资源，捐助给河南几台免费的HIV检测设备，放在公共场所供潜在易感染人群自查；组织海外专家与当地疾控中心从业人员交流防控经验；帮助当地政府改善HIV携带者的匿名免费检测环境；给当地有工作能力的携带者找工作，出钱帮他们买药等。她回忆时也说起，那时候如果没有政府领导的支持，她想做的事也难做成。期间，她也遇到过一些奇葩的事，比如，有人（健康的人）居然提出要她帮忙支付海外旅行的费用。
和她交谈的内容经多年岁月侵蚀，已模糊，但当时听她聊起过往种种，感受到她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行公益之事的内在驱动力和极强的行动力，这都让我印象深刻。
几年前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全国性的封控导致日常食物运输都受阻的环境里，HIV携带者们的断药危机也让她着实担忧了好一阵，还向我打听过运输渠道。奈何时局所限，我也爱莫能助。她远在万里之遥，更是有心无力。
最近一次和她闲聊到抑郁症相关话题，才知她还曾给艾滋病患者做心理咨询。她说：“我做艾滋患者心理咨询时很受欢迎，我觉得第一是（我）对这个病真正的了解，第二是（我）根本没有把他们当成‘患者’或和自己有什么不同，不论你怎么说，你自己的‘内心’是可以被对方感知到的。”
有些人以言语来区分人，有些人以行动来区分人，我喜欢以事区分人，因为思想是无形的，而行为是思想的显化，如何行事才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旅行、运动、照顾家人、参与本地公益是她退休生活的日常。五年前，我邀请她加入JM，将旅行拍摄的照片做JM文稿的插图之用，她欣然接受，慷慨分享。署名需要，她因爱吃萨其马，由此得名。公开的自我介绍也仅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萨其马：爱好摄影，喜爱动物，热爱旅行；关注同性恋/艾滋携带人群，反歧视和偏见；某关爱艾滋人群公益项目发起人。
萨其⻢爱旅行，退休后则有了更多的时间到处走走，去过很多我没去过、没听说过的地方。跟着她的镜头，我看到了孟加拉的贫⺠窟、冰岛的蓝色冰川、约旦的佩特拉古城、瑞士山间的残雪，印度乌代布尔的湖城日落、罗⻢⻆斗场的余晖、盛阳下的埃及金字塔、圣诞夜景中的德国施韦青根小镇……出于职业习惯，我说，你可以开个账号“跟着萨其⻢看世界”啊；我又说，你拍了那么多世界各地的照片，可以办个人摄影展了啊。她说，她只想经历、体验，不想记录。
今年萨其⻢去了意大利爬山。我很是羡慕，倒不是羡慕她去世界各地挑战山峰，而是羡慕她60多岁的人还有这样好的体力及魄力。别说是到她这个年纪，即便是现在，我的体能和胆量也是远不及她的。周边不少同龄人同我说，现在年纪大了，越来越“社恐”，不想接触新鲜事物，不想认识新的人，喜欢宅家里，主静。个人以为，从心理⻆度看，这是人近天命之年的阅历使然，需要对走过的路回首顿足，重新定位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从生理⻆度看，“五十，肾始衰”，肾主志，胆主魄。这个年龄的激素水平和身体状况主导了情志，中年人多气血不足，阴盛阳衰始然。人的一生如果分四季，秋收冬藏，坐在自己的成果 上，看着上面的老人和下面的孩子，就会展望自己的退休生活。虽说不同人的先天禀赋有异，但每个人与自然规律对抗的能力却是后天形成的。萨其马定属生理和心理上对抗自然能力强的那挂。
近日和上幼儿园的小侄子视频时，他给我讲绘本上的探险故事。我打趣的问他，⻓大了想做什么。这个小朋友脆生生的答：“探险家呀”。“环游世界”是许多人儿时的心愿，但圆梦的成年人并不多。小侄子通过绘本对世界有了憧憬，萨其⻢用脚步丈量世界，充实着她的退休生活。如果把这个世界比作一辆一直向前的列⻋，那么小侄子刚上⻋不久，萨其⻢则已在眺望下⻋的站点。小侄子⻓大后，如果还不忘做探险家的梦想，倒是可以去采访萨其⻢。那时，一个少年初⻓成，一个山河已览尽，这样的交流和对话该是多有趣，光是想想这样的画面就觉得很美好。
她曾向我讲述独自徒步登山遇险的濒死经历，也分享了约旦旅行时去著名的卡兹尼神殿（Al Khazna)的感想。“去修道院走了十多公里，还爬了九百多高低不平的石阶。和我妹分着走的。她本来要放弃返回了，受到两个苏格兰老人（奔八十了）的鼓励，慢慢爬，终于登顶，她感到很自豪”。
她也反思：“年轻时（读）毛语录、（经历）大批判，世界历史、宗教、文化、艺术、音乐等什么也没学。这次旅行再次感到（自己）各方面知识的极度贫乏。（但）这把年纪再读什么也消化不了啦。我只知道很多电影在约旦拍的：以前一到圣诞节，电视上就放老电影Lawrence of Arabia（《阿拉伯的劳伦斯》），当然还有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夺宝奇兵》），我还很喜欢The Martian（《火星救援》） 。这次才读到，约旦是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尽管现在是穆斯林国家了，但约旦河是基督受洗的地方，很多基督徒来‘朝拜’。据说圣经里提到约旦不少次。我没有去看耶稣受洗的地方，实在不愿‘傻乎乎’的拍照。”
担心年久记忆更是模糊，于是起心动念记录这位朋友的故事，当时她还在意大利爬山。但总觉内容不够丰富，搁下后再提笔时，她又去了美国西部。如今成文，她已订好了去越南的行程。我说，陈英雄的“越南三部曲”很值得一看。她忙问，是电影吗？要找出来看看。潮湿的越南，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摄影作品呢？很是期待。
这就是我作为旁观者看到的萨其马的一个侧面。向内，探究自我；向外，探索世界。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编者注：
- CD4细胞，指的是表面有CD4+T分子的T淋巴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由于艾滋病病毒攻击对象是CD4+T细胞，所以其检测结果对艾滋病治疗效果的判断和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判断有重要作用。
- 《夺宝奇兵》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有取景于约旦佩特拉古城的卡兹尼神殿）；约旦“月亮谷”是《火星救援》The Martian取景地。
编辑：Wind
插图：萨其马与路遇的驴友在老挝廊开府的山头露营（2024年初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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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这代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听着“撒旦差闲汉，欲把坏事干”这样的谚语长大的。
作为品行端正的好孩子，我对这类教诲深信不疑，并以此约束自我，努力工作至今。不过，虽然这种道德标准一直左右着我的行动，我的观点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看来，当今世界，人们已经工作得过于辛苦，劳动即美德的信念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现代工业化国家需要弘扬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新理念。
大家都听说过那不勒斯旅行者的故事：旅行者看到十二个乞丐躺在地上晒太阳（故事发生在墨索里尼时代前），说会赏给最懒的那个一里拉。十一个乞丐都跳起来说该给自己，于是旅行者将钱给了第十二个乞丐。显然，旅行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过，对于享受不到地中海阳光的国家来说，想要真正做到闲散可谓难上加难，需要大规模的公共宣传加以引导。我希望，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们读过下面的文字，能够发起一场运动，鼓励优秀的年轻人学会闲散，如此我便也没有白活于世。
我要郑重声明的是，将工作视为美德的信念，已经对现代社会造成了不可忽视的破坏。想要走上繁荣幸福之路，必须有计划地缩减工作。
工作的起源
首先，什么是工作？工作有两种：要么是改变地面或其附近两个物体间的相对位置，要么就是吩咐别人去做。第一种工作辛苦且报酬微薄；第二种工作舒适且报酬丰厚。第二种工作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展：既包括发号施令的人，也包括为发出何种号令出谋划策的人。通常，两个有组织的团体会同时提出对立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这类工作需要的不是有关建议本身的渊博知识，而是如何通过演讲和文字去说服别人，即营销的艺术。
在欧洲还存在第三类人（但美国没有），他们比从事以上两种工作的人更受尊敬。这类人凭借土地所有权收取租金，这样其他人才拥有生存和工作的资格。这些土地所有者无所事事，似乎应该赢得赞美。不幸的是，他们的游手好闲建立在他人的辛劳之上。事实上，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正是他们好吃懒做的欲望，促成了人类辛勤工作的信念。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情景，就是别人都以他们为榜样。
从文明之初到工业革命前，一个人的辛劳所得，通常只够勉强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所需，即便妻子同他一样卖力工作，即便孩子稍大一点也会加入劳动。基本所需之外的少量盈余没有给到生产者，而是被武士和神职人员霸占了。遇上饥荒，明明没有任何盈余，武士和神职人员却依旧像平日一样索取，以致无数劳动者贫困交加而死。这一制度在俄国一直延续到 1917 年，许多东方国家至今仍在沿用。英国虽然已经爆发了工业革命，但拿破仑战争时期这种制度依旧盛行，直到一百年前新的工厂主阶级掌权才画上句号。在美国，这种制度在独立战争后便结束了，但南方除外，在那里，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
一个如此旷日持久又刚刚终结的制度，自然会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影响，那些理所当然想要工作的愿望，大都源于这一制度，但工业社会前的制度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了。现代科技使一定限度内的闲暇成为可能。它不再只属于少数特权阶级，而是一种可以在整个社会进行平均分配的权利。拼命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现代社会不需要奴隶制。
很明显，在发展水平落后的社会，农民如果有选择权，便不可能将微薄的物质盈余拱手交给武士和神职人员，而只会减少生产或消耗更多。起初，他们只是单纯地被强迫劳动并上交盈余，但渐渐地，有人发现，可以诱导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一种道德观，这种观念会让他们认为拼命劳动是一种义务，即便生产所得的一部分是为了让其他人闲着。这种方式可以减少此前劳动中的强迫成分，管理成本也会随之降低。
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提出国王的收入不应高于普通劳动者，相信百分之九十的英国工薪阶层依旧会感到难以置信。从历史的角度看，“义务”这一概念向来都是权力阶层诱导他人为主人而非自己谋利的手段。当然，对此权力阶层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利益同人类的整体利益一致。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确有其合理性，比如，雅典奴隶主利用一部分闲暇时光，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在绝对公正的经济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闲暇是文明的必要条件。在过去，只有通过多数人的辛劳，少数人才能获得闲暇，但多数人的辛劳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劳动是好事，而是因为闲暇是好事。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不损害文明进程的前提下，公正地分配闲暇已成为可能。
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满足所有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劳动量，是可能得到大规模缩减的，大战就是很好的证明。当时，军队里的男人、参与军需生产的民众，还有从事间谍活动、战争宣传以及在战争相关政府部门工作的男男女女，都是从原本的生产岗位抽调来的。尽管如此，协约国非熟练劳动力的整体物质生活水平却高于战前和战后。
不过，这一事实的重要性被当时的财政状况掩盖了：借贷令民众误以为他们正在用未来养活现在，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画饼并不能充饥。大战充分证明了，通过对生产进行科学管理，现代社会只需一小部分劳动力，便可以令全体民众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如果大战结束时，那些原本为抽调民众参战或从事军需生产而创建的科学管理方法能够延续下去，并由此将工作时间缩短至四小时，一切都会好起来。但事实是，旧制度卷土重来，受雇的劳动者要被迫工作更长时间，而其他人则沦为忍饥挨饿的失业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工作是一种义务，一个人能拿多少工资，依据的不是他生产出来的东西，而是其表现出来的勤劳美德。
工作是义务，但也仅限于平衡食宿消耗
这便是奴隶制国家倡导的道德，可当今世界的外部环境已经同奴隶制时期截然不同，难怪这种道德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来举个例子。假设一定数量的人在某个特定时期从事别针生产。他们每天工作（比如）八小时，生产的别针刚好能满足社会需求。这时，有人发明了一项新技术，同样数量的人生产出的别针由此翻了一倍，但世界消耗不掉这么多别针：别针已经很便宜了，再降价也不可能卖出更多。在一个理性支配的世界，所有参与别针生产的人会将工作时间由此前的八小时缩短为四小时，这样一切便可以保持正常的运转。但在现实世界，人们却认为这是意志消沉的体现，于是继续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导致别针生产过量，一些雇主走向破产，一半参与别针生产的人迎来失业。从最终结果看，社会整体的空闲时间同四小时工作制一样，只不过现在一半人无事可做，另一半人劳动过量，不可避免的闲暇沦为普遍苦难，而非普遍幸福来源，还有什么比这更疯狂的吗？
穷人应当拥有闲暇的观点一直令富人感到不可思议。19 世纪初期的英国，成年人每天工作十五小时是正常现象。儿童有时也要工作这么久，至少每天十二小时是常态。如果有爱管闲事的人提出，他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人们便会反驳说，工作使得成年人免于酗酒，儿童无暇捣乱。记得在我小时候，工人刚刚获得投票权后不久，法律赋予了他们一定的公共假期，上流社会对此极为不满。我记得当时一位老公爵夫人说：“穷人要假期干什么？他们就该工作。”现在的人自然不会说得如此直白，但这种观念依旧存在，而且是造成众多经济乱象的原因。
现在，让我们抛开迷信，坦诚地讨论一下工作的道德。人要生存，就必须消耗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成果。或许我们可以假设，劳动总体来说不令人愉悦，那么，一个人的消耗超出产出便是不公正的。当然，他的贡献也可以是某种服务而非商品，比如他是医护人员，但无论如何人都要做出一定贡献，用以平衡自己的食宿消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作的确是每个人的义务，但义务也就仅限于这个程度了。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许多人甚至连这种最低程度的劳动都无须履行，比如继承大量财富或嫁入豪门的人，对此我不打算详谈。我不认为一些人能够游手好闲的事实，对社会的危害能同让劳动者不是过度工作就是忍饥挨饿相提并论。
假设社会采用某种适度、理性的管理模式，普通劳动者每天工作四小时，便可以生产足够多的社会所需，还不会造成其他人失业。这个观点令富人大为震惊，因为他们确信，穷人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么多空闲时间。在美国，即便是富人也常要加班加点地工作，因此，听到有人主张赋予劳动者更多的闲暇，这些人自然会感到愤慨，除非是将闲暇当作对失业者的严厉惩罚。事实上，他们也看不惯自己的儿子闲着。
不过，奇怪的是，他们虽然希望儿子拼命工作到没有时间去做文明人，却又一点都不介意妻女无所事事。在贵族社会，对悠闲自得近乎势利的羡慕，男女都会有，而在财阀政治的社会却只限女性，但这并不表明如今的现象更符合逻辑。
生活的乐趣，只能在闲暇之际获得
必须承认，合理利用闲暇是文明和教育的成果。一个终其一生都在劳碌的人，突然清闲下来会觉得无聊。可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充分的闲暇，便会同生活中许多最好的东西失之交臂。如今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大多数人享受闲暇的权利，只有替别人受苦的愚蠢的禁欲主义在让人们坚持过度工作，虽然当初工作的需求早已不复存在。
在支配俄国统治的新信条中，虽然很多都与西方传统教义大相径庭，但一些观念还是坚固如初。统治阶级，特别是那些负责教育宣传的人，只要提到劳动的尊严，就和世上其他那些宣扬“诚实的穷人”的统治阶级如出一辙。勤劳、节制、为长远利益努力工作，甚至是服从权威，所有这些信条再次浮出水面。
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与一些国家女权主义者的胜利有一些共通之处。长久以来，男人都承认女性圣洁的高贵，通过强调圣洁比权力更重要，来掩饰女性地位的低下。
女权主义者最终认定，她们既要圣洁也要权力，因为她们中的领袖人物愿意相信男性对女性美德的吹捧，却不接受男人所说的政治权力无用论。在俄国，体力劳动者的经历也差不多。很长一段时间，富人和他们的奉承者都在大书特书“诚实劳动”的概念，赞美简单质朴的生活，宣扬穷人比富人更可能上天堂，试图让劳苦大众相信，改变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这类工作尤为高尚，就像男人试图让女人相信她们从性奴役中获得了某种特殊的高贵。在俄国，一切对体力劳动的赞美都备受重视，以至于体力劳动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受尊重。不过，从本质上说，呼吁恢复这一信条的目的和此前不同：它是为了让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工人投身于某些特殊任务。劳动者被塑造成年轻人的理想，也是一切道德教育的根基。
从目前来看，这种做法可能确有可取之处。一个自然资源丰饶又不太可能依赖信贷的大国迫切需要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工作必不可少，甚至可能会带来巨大回报。可是，如果社会发展到人们无须长久劳作便可以获得舒适的生活时，又会发生什么？
在西方，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然无意实现经济公正，大部分生产总量便落到了小部分人手中，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无须从事任何劳动。由于生产过程没有任何国家统一调控，一大堆压根儿就不需要的东西被生产了出来。我们让相当大比例的劳动人口无所事事，因为我们可以强迫另一部分人超负荷工作。如果这些方法均效果不佳，我们就制造战争：像刚刚接触爆竹的孩子，我们安排一些人生产烈性炸药，再安排另一些人将其引爆。通过将所有这些手段相结合，我们终于维护住了普通民众唯有终日辛劳的观念，虽然这个过程异常艰辛。
在俄国，由于经济相对公正，生产集中管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另辟蹊径。合理的解决办法是，一旦能满足所有人的生活所需且让全民实现基本的舒适，就开始逐步缩减工作时间，并在各个阶段召集民众投票，让大众决定是要更多的休息还是更多的商品。不过，既然宣扬了辛勤工作是至高美德，政府便很难致力于打造一个让人们多休闲少工作的人间天堂。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他们会不断找到新方法，牺牲当下的闲暇以提升未来的生产。
我最近读到，俄国工程师提出一个巧妙的方案，通过在喀拉海峡建造堤坝，提升白海与西伯利亚北方海岸的气温。这个计划的确令人敬佩，只不过，北冰洋的冰天雪地虽能彰显劳动的可贵，却将无产阶级的舒适生活推迟了整整一代人。这类事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只能意味着人们在为了辛劳而辛劳，而非通过辛劳这一手段，去实现不再需要辛劳的生活状态。
事实上，改变物体位置的工作虽然对生存来说必不可少，却绝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就应该认为筑路工的地位高于莎士比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其实是被两个因素误导了：第一便是让穷人感到满足的必要性，这让几千年来富人一直在宣扬劳动的尊严，与此同时又小心翼翼地确保自己处在“不体面”的生活状态；第二便是机械装置带来的新乐趣，让我们不禁为能在地球上实现如此惊人巧妙的变革感到愉悦。
不过，这两个动机对实际参与工作的劳动者来说并没有吸引力。如果你问他们，生活中最美好的是什么，他们不太可能回答：“我热爱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让我觉得我是在完成人类最崇高的使命，我也乐于想象人类能为地球家园带来的巨大改变。没错，我的身体需要定期休息，我也会尽可能满足它的需求，但要说最开心的，那无疑还是清晨到来，再次回到繁重却令人无比满足的劳动中去。”我从未听过哪个劳动者说过这种话。在他们眼里，工作只是谋生的必要手段（这种观点合乎情理），他们享受的无论是何种乐趣，都只能在闲暇之际获得。
缩减工时之后呢？
有人又要说了，少量闲暇固然令人愉快，但如果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工作四小时，人们肯定又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了。如果说这种观点在现代社会竟会显得合情合理，只能说明我们在谴责人类文明。
换作之前的任何历史时期，这种观点都不正确。以前人们都知道如何轻松自在地生活，可这种能力却在某种程度上被效率崇拜抑制了。现代人觉得做任何事都应当另有目的，却从未想过做这件事本身便是目的。
比如，严肃认真的人一直在批评泡电影院的人，说看电影会诱导年轻人犯罪；可他们又认为从事电影相关的工作令人尊敬，因为那是工作，会带来金钱上的回报。只有能带来利润的活动才值得认可，这种观念无疑打乱了一切。卖肉的屠夫和提供面包的师傅都值得赞美，因为他们在赚钱，但享受他们提供的美食却是不务正业，除非吃东西是为了有力气干活儿。
概括来说，人们认为赚钱是好事，花钱是坏事，这一观点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它们明明只是构成交易的两个要素。这就如同在说，钥匙是好东西锁孔却是坏的一样。劳动产品的价值，只能依据它们被消耗后产生的价值来衡量。社会中的个人为利润工作，但其工作的社会目的却在于消耗他所生产的东西。在这个辛苦劳动只为赚钱的世界上，个人同生产的社会目的的分离，使人们无法清晰地思考。对生产考虑过多，却很少考虑消费，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便是，我们完全无视了享受和简单的幸福，也不以为消费者带来多少快乐来评定生产的价值。
建议将工作时间缩短为四小时，并不是说工作以外的时间都必须浪费在纯粹的无聊活动上。我只是想说，一个人每天工作四小时，便应该有权获得生活所需以及基本舒适的生活状态，其余时间可依照个人喜好随意支配。对任何社会制度来说，将教育向前推进都至关重要，而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人们的品位，让他们能够更加明智地利用闲暇。我想说的主要还不是那些所谓的“高雅”爱好。除了偏远的农村，现在其他地方已经很难看到乡村舞蹈了，但当初创造这种舞蹈的冲动，却一定还保存在人类的天性之中。现在，都市人的乐趣越来越被动：去影院、看球赛、听广播等，因为能让他们发挥主动性的精力早已被工作消耗掉了。如果能再多一些闲暇，他们一定会再次主动创造消遣并乐在其中。
在过去，有闲阶级只占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民众都属于劳动阶级。虽然没有任何社会公正可言，但有闲阶级享受了种种好处，因此必然会成为压迫者，缺乏同情心，并开始发明理论来为自己享受到的特权辩护。这些事实令有闲阶级的价值大打折扣，但尽管存在这般缺陷，他们却几乎贡献了人类的全部文明。他们培养艺术、发现科学、著书立说、创造哲学、完善社会关系，甚至连被压迫者的解放，往往也得益于这些贡献。离开有闲阶级，人类便无法走出野蛮。
可是，不承担任何义务的世袭有闲阶级却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浪费。这个阶级的人从未被教导过勤奋，作为整体来看智力水平也相当一般。这个阶级或许会贡献出一个达尔文，但与此同时又造就了数以万计的乡村绅士，除了狩猎和惩罚偷猎者，他们从不去想任何更有意义的事。
尾声
如今，大学以相对系统的方式，旨在为社会贡献之前有闲阶级出于意外或是作为副产品提供的东西，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也存在一定的欠缺。大学生活同外界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生活在学术环境中的人，往往不了解普通民众的关注点和问题。不仅如此，学术界常用的表达方式，还常常令他们的见解无法发挥出对民众应有的影响力。另一个缺陷是，大学教育过于按部就班，在意独创性研究的人可能会举步维艰。因此，当学术高墙之外的所有人都忙碌到无暇关注任何非功利性事务时，学术机构虽然有用，却承担不起守护文明的重任。
在一个没人会被迫每日工作超过四小时的世界里，每一个对科学怀有好奇心的人都可以沉浸其中；每一个画家，无论作品好坏，都可以专注于绘画而不用担心挨饿；年轻作家无须为吸引眼球去创作粗制滥造的作品，想着先获取足够的经济支撑再去创作不朽名篇，毕竟经济独立后，他们往往也丧失了品位和能力；那些从事具体专业工作的人，只要对经济或政府事务的某些方面感兴趣，就可以投身其中，而不必成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与世隔绝正是大学的经济学家脱离现实的原因；医务人员将会有更多时间去了解医学的发展，教师们也不必气急败坏地套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授学生自己年轻时学到的知识，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知识可能已经不再正确了。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人们能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不再被精神紧张、身心疲惫和消化不良困扰。那些必须完成的工作只会令闲暇更显愉悦，却不会造成疲惫。休息时间不疲惫，人们便不会只追求被动乏味的娱乐，一百个人中至少会有一个愿将工作之余的时间投入对公共有益的事务，而且，由于不需要以此为生，他们的独创性也不会受到影响，不必去迎合老学究定下的标准。
不过，闲暇的益处并不局限于这些特殊情况。世间的平凡男女，如果有机会过上幸福生活，必将会更加与人为善，更少迫害和猜忌他人。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再热衷于战争，更何况战争还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工作得更久更辛苦。在所有的道德品质中，善良的天性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但善良的天性源自松弛感和安全感，而非艰苦劳碌的人生。现代生产方式已经为人类提供了拥有松弛感和安全感的可能，但我们却选择了让一些人劳碌致死，另一些人忍饥挨饿。迄今为止，我们还保持着机器诞生前的那股忙碌劲儿，这无疑是愚蠢的，但我们没有理由永远愚蠢下去。
（摘编自《赞美闲散》，较原文有小幅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简介：
罗素，全名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毕业于剑桥大学，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
编辑：一一
延伸阅读：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沙白：我此生无憾！但我的选择不适合所有人
【专栏】| Conlumists>沙白的临终独白
口述：沙白，2024-09-01，上海
编者按:
沙白在瑞士安乐死后，立刻引发各路人参与讨论，指责她的声音不绝于耳。蹊跷的是，最该发声的当事人的视频却被屏蔽了，就在JM开设《沙白的临终独白》专栏的第二天。
相似的指责从前就有过，沙白生前在Vlog里陆续回应过。10月26日那天，小编盯着一片空白的沙白的蝴蝶号，想着：可惜只录了一篇沙白的视频，刚开的专栏就要Game over了。按沙白的性格，如果她还活着，也不会在意他人的评头论足。只是感慨，这下子，她连反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老祖宗不是教导过我们兼听则明么？
谁料，子弹飞了一会儿，五天后那些视频又回来了。封你没商量，解禁也不会给说明，就是这么任性、自由！似乎就和旁人看到的沙白的人生一样。不同的是：沙白只是对自己的人生如此处置，且其背后有着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
某些持批评意见的人，如果完整看过沙白的Vlog，就不会断章取义，妄自断言了。有些人质疑其安乐死行为本身，却不先好好了解这一行为背后的人及其思想再评论，不由分说断言其曝上网就是作秀。
沙白的视频宣扬了什么？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小编看到的，她只是记录了自己的思想，临终对自己人生做了点回顾。她曾经想把这些拍成纪录片，却因故没拍成。现在各路平台使出浑身解数”激励“人人记录生活，做内容的生产者同时也做消费者。沙白在网络上所行之事，同批判她视频内容的各位短视频博主的所为，有何本质区别？
有些人说沙白的行为对青少年有不好的影响。难道没看到机构的调查结果，是整个社会系统对青少年的身心的残害，才是导致他们抑郁症高发和自杀的真正原因么？
有些人说尊重其选择，但不能传播安乐死，传播负能量。到底是谁传播的？人家账号的流量之前才多大点？不是你们讨论的让流量起来的么？这些人是不是应该知行合一：认为不该传播就别掺和讨论，别为流量添砖加瓦？不过，有争议就有流量，为了博流量而断章取义，输出自己的观点来立人设本就是门生意。众口铄金，只截取其安乐死这一个片段，似乎“赞美其行为=鼓励自杀”，而不去看其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促进对人的终极问题的思考。
病后选择积极治疗、改变生活方式的行为值得赞颂，选择自我解脱、不给社会和家人添负担的，怎么就不值得赞赏呢？那么多为自由，反抗暴政而亡的生命值得纪念，为自由而反抗病魔的怎么就不值得赞赏？只鼓励单一价值观的环境里还谈啥科技创新？连想不同的、做不同的都被限制、被评头论足的社会，是鼓励整体走向《1984》么？
每个人不都是向死而生么？海德格尔指出，人只要还没有亡故，就是向死的方向活着。在这个向死的过程中，人能真实地感受到自我的强烈存在感，自己在这个向死的过程中“在场”。所以，死的过程与亡的结果相比较，这个向死的过程更本真，更真实。
“不知死焉知生”。珍惜生命就是活出了一个自己最希望的状态——这是沙白20岁刚得上红斑狼疮时，对自己立下的誓言。她做到了。
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我是不是有遗憾”。
因为很多人来visit我，或者跟我在微信语音聊天、文字聊天的时候，我被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有遗憾？你还有什么你想做的事情，你没有做的。
其实就是，Generally speaking（总的来说）, 我是没有遗憾的，因为我觉得我一生其实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活着。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靠自由意志生活的人，从小就是一个不惧权威的人。
还记得中学的时候，我仗着成绩好，有才华，从来不把我的年级组长放在眼里的。倒也不是说我不尊重他，我所谓的“不把他放在眼里”是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不能因为我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就必须要屈从于一个权威的想法。所以，当这个年级组长他跑到家里来，和我的母亲谈话，我把我的这个班主任给惹哭了，让我向班主任道歉的时候，我非常强硬的说：“对不起！我是不可能和班主任道歉的啊。如果你是从讲道理的程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班主任做的不对。如果要道歉的话，那也是班主任跟我道歉，而不是我跟他道歉。”后来我的班主任确实跟我道歉了。因为他对我的父亲说了一些，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对我父亲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不够客观的一个评价和一个偏见。
我还记得我们的那个政治老师嘛，在课堂上硬是要挑一个学生的刺儿。他硬是把我给叫起来了，他说，我必须一定要让你对这件事情发表一下意见。我就非常强硬跟他说，我对你这件事情的这个意见就一句话——就是我没有意见。
我可能从小，天生下来（就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气质是后天培养的、家庭培养，但有些气质它就是天生的。我觉得我天生就是一个追寻内心深处想法的人。我想做一个表里一致的人。因为，可能我从小就不需要受后天的教育就知道：我只有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比较理智的人，才是最开心的，才能真正实现我的人身自由以及我的人生价值。这样的话，我的能量才是持续散发的；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灿烂的绽放我的生命。而不是说，是唯唯诺诺、非常卑微的躲在一角，屈从于权威，一辈子都过着我自己不是很想过的生活。
后来20岁那年，我不是得了红斑狼疮嘛。那个时候我就更加对自己发了一个誓：我一定要在我非常短暂的人生之内，要活出我自己的精彩。我的精彩，而且是，由我自己定义的。我不想去过别人给我规划的人生。虽然说我认为金钱啊、权利、外貌啊，包括你的知识，这些外在的东西，表象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内在的东西更重要，或者说，是一样重要吧。我觉得也没有孰轻孰重这么一分。所以我在这一生当中，都在平衡这五样东西。我绝对不会把追求财富跟权利当做我的第一位，但是我也会同时追求财富跟权利。但如果当（追求）财富跟权利和我的自由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一定是选择自由的。但是这也是同时建立在我的财富跟地位，并没有降到一个很低的很低的一个等级，应该说是，降到了一个其实比普通人还是好很多的一个等级。
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还是非常幸运的。就是包括，我后来去新加坡要读书，也没有收到当时的那个80年代的那个思潮的影响，说你一定要settle down（定居）。因为我的内心深处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要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You live only once（人只活一次），很多人在跟我说“哎，你要珍惜你的生命啊，You live only once”，但是我对于“珍惜生命”的看法是：你不能看它的长度，我甚至都不会说，看它宽度，你要看它的整个状态——也就是从你出生到你现在这个状态。你整个是一个状态的一个合集，这个合集是不是你想要的。
那我觉得，我非常自豪的说，从我一开始出生到现在，我就是活出了一个我最希望的一个状态。你叫我重活一遍，我也不可能比这这一版活的更好。
包括到后来，我在新加坡，我又觉得说啊，追求金钱和追求status（地位）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本来是想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但是很阴差阳错的成为了一个托福老师。在充分的，就是说，享受我去教教书育人这样的一个非常让人愉悦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在）我托福口语（课堂上），basically（从根本上说）我更觉得是我扮演了一个苏格拉底的角色，只不过我传输的那个思想没有那么的深奥，但基本的模式是差不多的。就是，我希望我的学生是可以通过思辨去看口语问题。我绝对不希望他们就只是把思维固定在某一边，我希望他们是站边的，所以我的课堂基本上是以辩论的形式，我也不发表什么意见，我就让他们自己辩论嘛，自己develop（发展）出来一个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
所以我在做托福老师前五年之内，我是异常快乐的。因为我不觉得我是在工作，我觉得我每天就是用英语talk talk, 而且是和自己有同样思想的人talk talk，然后我今天的工作就完成了，然后我拿到的这个薪水也是非常高的一个薪水啊。我觉得我也很幸运嘛，应该说是这个托福雅思老师（里）拿的这个工资应该是全上海水平最高，然后公司福利也是最好，老板也是最通融啊，最有才情的，最有胸怀的，这么的一个公司有工作过。
那之后我自己创业，其实当时我记得我老板跟我说，他说：If you want more money and I stopped him. 因为 it’s not just money。（如果你去创业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我不会同意，我知道不仅仅是为钱。）
Of course. At that time I was expecting to make twice as much or even more,you know, even more money than than I did as a tofu teacher. But I think more importantly was （当然，那时候，我是期望创业能赚到比做托福老师高一倍甚至更多的钱。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是在追求一种自由——我不喜欢我自己去臣服于任何一个社会，限定的一个就是schedule（课程表）：我必须要这个时候去上上课，我必须要这样一个那样。尽管就是说，我之前那个机构已经给了我很多自由。我一年，真的，出去旅游的这个时间并不亚于我在新加坡工作时的这个旅游，整个vacation（度假）的时长。因为你知道，在国外假期是很长的嘛。我觉得我已经拥有了比别人更多的自由，但是我需要更大的自由，所以我就自己出来（创业）了。
你说“出来，你肯定是有风险的呀”对嘛，你做任何一个事情都是有风险的。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做了一个事情（的决定），就像我现在我要去瑞士（安乐死），我会列出这个事情的好处跟坏处，如果好处大于坏处的话，我坏处是不会看的。你去看这个坏处干什么呢？你肯定是朝着你的目标一往无前的前进，才是最最合理的一个方法。你只有不去看坏处，朝着你认为的那个方向去前进，你才更有可能获得你这个目标。你看坏处在这种情况下面是（对达成目标）没有任何好处的。人是不能够产生这种hesitation（犹豫）的，你一旦产生了hesitation，它会严重阻碍你成功的这样的一个脚步。
然后，在这整个（我活着的）过程当中，浏览了大千世界的美好。我去了四十多个国家，而且，我这个，不是说只是拍拍照啊，我是跟当地的人进行深入的交流。为什么我可以跟当地人进行深入交流呢？是因为我会各种语言，而且我觉得我会非常的（善于）洞察人心，我是一个好的listener（倾听者），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其实，我做的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倾听。
我也是一个特别社牛的人。如果我愿意跟别人交流的话，我就随便，比如说，在中央公园的板凳上啊，或者在约旦的某个街上，或者是在以色列的某酒吧里面，我都可以跟当地人聊得很嗨。这个“嗨”却不是停留在表面的吃穿用度上的，我是深入到他们文化的精髓里面去了。我很想去用我有限的时间，用我的这个language ability（语言能力）去了解更多的世界，更多的人的对同一个世界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我这一生过得非常的随心所欲，而且品尝了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人生的经验，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well rounded person（全面发展的人）。因为我不只是学习好，我父母从小在我的（各方面的）教育这块也是下了功夫的，而且他们不是强迫我要学这个，他们给我提供学习画画、学习音乐、学习跳舞、学习艺术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至于我要不要学，对吧，那是我自己本人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小时候学这个电子琴，学到一半我就不想学了。那个时候我已经达到一个很不错的程度了，那我爸说，小孩不想学，你就别逼他学嘛。那后来我又对钢琴产生浓烈的兴趣。
所以我一切的追求，包括我学英语，都是自发的，都是内在有个drive（内驱力）。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就学这个东西，而不是说是你拿个鞭子抽我要学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终身学习的习惯，我一天不学习，就觉得浑身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成年以后去学了西班牙语、法语及意大利语。如果你不让我学点东西，包括我现在自己在学哲学，包括我在新加坡的时候，自己去上这个牛津的公开的量子物理学课嘛。如果你在我的人生的，就是说，连续的这个阶段，你不给我注入新的东西、新的思想，我就会觉得我的生命是枯竭的。所以我这一生是没有遗憾的。
我为什么会这么坚定的做出这样一个抉择（安乐死，编者注），一方面，我有分析过我做这些事情的利跟弊；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觉得，我是没有遗憾了。很多人他不舍得（这个世界），是因为他有很多事情他没有完成。可能这个人一辈子，他都没有完成他要完成的事情，因为他就陷在了一个淤泥的沼泽里面。因为他这个思路不是很清楚，他没有做到知行合一。他的virtual(实际上)，就是说，他真正要实现的一个goal(人生目标)，他并不清楚。他把金钱，其实只是实现你自由的一个工具，（但）他把金钱当成了一个目的。所以有些人一辈子都在追求金钱，但是他并没有得到金钱。金钱真正的一个目的，它其实是为了实现你的自由。但我很早，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已经思考了这个问题，而且已经想通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做到了真正的知行合一。
而且我做人生重大决定，都是靠理性的。我觉得我是一个，虽然平时看起来很emotional（感性），但其实我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是一个纯粹理性主义思维。我会画一个逻辑思维图，现在叫思维导图，我把这个东西像数学一样列出来，如果说从数学角度、从逻辑角度、从这个推理的角度啊，从这个probability（概率）的角度，如果都是指向说我要选择这个direction（方向）的话，我就选择这个direction。
就像我现在做的这个决定，也是通过我的逻辑推理得出来的。我在这整个过程中没有掺杂任何的感情，因为我觉得感情是不抵用的，感情是会让你有一个duality（双重性）的，你会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而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做任何事情都是consistent（始终如一）的，就是，我五年前是这么想的，我今天还是这么想。比如说，我要做这个事情（安乐死），我不是说，是这一两年要做这事情，我很早以前就已经思忖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是我一贯的，可能是已经思忖了15年以后的一个结果。
就好像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琢磨出我是一个不适合婚姻的人。很多人其实是婚了以后才觉得你不适合婚，是不是？但我就是这么一个这么智慧的人，我不需要experience（经历），我就可以通过我的想象，其实主要是我的逻辑思维能够得出一个结论——我这个人不适合婚姻。为什么呢？因为我太喜欢自由了，我不能受拘束，我不能够忍受跟另外一个，跟我不一样的一个个体在一个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真会给我产生很多conflict（分歧）。对吧？
萨特也说了，他人即地狱。“他人即地狱”背后的一个真正意思是，你，作为一个主体，永远是想去把一个客体给主体化的。那个客体又想把你给主体化。所以两个主体在一起的时候，是必定要产生互相想把彼此主体化的这样一个矛盾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情侣啊、夫妻啊、好朋友啊，走太近了，就会产生这样的矛盾。这跟我的终极的一个目标liberty（自由）是相悖的嘛。
所以我觉得我这一生都做到了知行合一，没有矛盾，没有犹豫，没有inconsistency（不一致）。对，所以我对我自己感到很骄傲。
当然了，我的这个决定（安乐死）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我一再强调，就是我根据我自己的性格，我根据我自己的这个思维，我根据我自己的人生的一个目标，我给我自己做出了一个最优的一个解答。但这个东西（安乐死）并不一定适合你。比如说，如果你是个犹犹豫豫的人，对吧。有很多人其实还咨询过（我）这个事儿了。我其实一开始跟他们说，就你这性格啊，你还是别做这事儿。因为在做这个事情的路上，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阻力。这个事儿是我做过的，我觉得比创业还要难三四倍的一个阻力。你创业还有退路啊，你创不了你大不了回去打工，对吧？做个高级打工人。但我这个事儿，要是做不成的话，那就是一个天大的事情，因为我没有退路。
所以你要做这个事情，就是你真的一定要破釜沉舟的，你一定要是经得起别人的反对的，一定要有自己坚定立场的。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做这个事情的，做这个事情的人需要很大的执行力。第二个是，信息解锁能力。第三个，你英文要好。我觉得要不是我英文这么好的情况下面的话，这个申请的整个的过程可能需要花更久的时间，我因为到后面我都等不及了。我就是直接不以email了，我连email都不写了。这Email也太慢了。你知道瑞士回应是很慢的，要等个三四天，也就是说，有时候你为了等一个结果，一句很简单的话，你可能要等一周，才能够得到回应。但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啊。
所以说，首先，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个人的决定。这个东西不适合所有的人。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听了以后违背你的直觉，违背你的道德本能的话，你可以不要做这个事情，但你也不要来试图说服我。我们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体。尊重个体。我尊重你啊，我也希望你能够尊重我。
嗯，所以说，我觉得我已经回答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议题就是：我此生无憾！
(录自“沙白白的频道”，原Vblog标题：我此生无憾！）
简介：沙白是首位公开获批在瑞士安乐死的中国内地华人，网传其真名为郑丰，“沙白”取自其英文名Elizabath，曾就读上海大学建筑系，亦取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生前曾在上海某培训机构任英语老师，后创办自己的英语培训工作室，多才多艺，会多国语言，热爱旅行，足迹踏遍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岁时被确诊为红斑狼疮，43岁在瑞士安乐死。
编辑：Wind
图片来源：沙白白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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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大学之路（中篇）：路径的选择
作者：冻石头，上海，2024-09-18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一直在践行这个认识世界的最佳法则。
每个人上大学的目的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有一个梦想的支持、目标的引领，不容易迷失方向，可以走得更远一点、更高一些。
有了梦想，还要有实现的路径，比如选择什么样的课程体系，选择什么样的大学，选择什么专业等等。绝大多数人应该还是选择在国内上大学，但是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有了很多机会可以公派留学或者自费留学，不像当年庚子赔款选送的留美幼童凤毛麟角，也不像改革开放前留学是极少数人做到的，也是极少数家庭可以支持的，当然这些优秀的人才也成为我们近现代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
留学对于任何家庭来说不是轻而易举能够实现，经济上负担非常沉重，这两年受到经济形势影响，美国的留学费用已经涨到一年将近百万人民币，这不是一般人家可以承担的。更重要的是，了解留学都有怎样的路径可以选择，还要考虑不同的留学路径是否符合孩子的未来规划、是否适合孩子的个性、是否到了比较合适节点等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教育也是如此，做足功课非常有必要。
在国内上大学
国内上大学是绝大多数家庭和孩子的选择，经济负担小，教学质量有保证，学习和生活很方便，性价比极高，而且对学生的就业有很多支持，比如让企业到校来招聘、和企业建立实习就业基地，这些都是极大的优点。而且有些专业在国外读的门槛非常高，将来的就业也很难，比如医学、法律，那这部分学生优选国内上大学。
中考之后就要开始考虑未来的专业方向，高一要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专业选科要求决定小三门。我还是强烈建议，先立志向，然后选课，高考出成绩后按照志向专业填志愿，思路非常直接、清晰，可操作性强，而且确保行走在追逐自己梦想的道路上。
在国内上大学有两种方式，极少数人通过竞赛提前锁定大学，有点像我们以前的保送；另外的绝大多数人都要参加的高考。
绝大多数孩子还是要参加高考的，而高考还是唯分数论，所以在国内的功课基本上还是以考察知识点为主，形式也还是以刷题为主，虽然也有学生会的各种活动，但因为不是强制性的，也很难被量化到高考成绩中，所以很多孩子不参与，或者应付一下也是可以的，这样对于孩子的成长会有薄弱环节。国内排名靠前的好大学自主招生是需要有科创的，比如做课题研究，这和IB体系的写论文其实是一码事，但是国内相对来讲刚开始，中学里的资源少，老师也少有指导的经验，所以一些优秀的孩子要参加大学举办的科创夏令营、冬令营，或者是自己寻找资源来完成。但是国内高中生做科创的困难之处在于既不是必须的功课，也没有预留的时间，需要从体制的根本上进行改变。
等高考成绩出来，再根据成绩填写志愿。这个时候，还有不少孩子不知道自己以后想学什么专业，是按照成绩能落进哪个尽可能好的学校来填写志愿。这样操作就有可能其实孩子并不了解或者不喜欢自己填写的志愿，只是为了能够用自己的成绩上好一点的学校，然后就是按照985、211、双一流这些标签来择校。
之前就有孩子为了上北大，选择了考古等相对冷门专业，是好学校里的分数低点。强扭的瓜不甜，最后这些人并没有爱上这些专业，既浪费了他们自己的时间，也浪费了其他热爱这些专业的学生的入学名额。我们那代人资讯不发达，了解各个专业有一定难度，现在完全可以通过早早的启动职业体验来避免这个填志愿的盲目性。
我观察下来，中学老师对孩子的职业指导太有限了，一方面老师的工作量很大，面对的学生很多，顾不过来；另一方面老师在了解不同职业，尤其是现在新兴的职业上信息比较局限，对于孩子升学指导多，职业规划少。有条件的家长还是要自己多做些功课才行。兴趣才是一生追求自身发展的驱动力，所以家长们有条件从小观察和培养孩子的兴趣，包括根据孩子的志向来规划学业发展路线。
另外，据说现在都流行听张雪峰的分析，甚至有人出几万到十几万元去找高考规划师，其实中介也不可能了解所有专业，也会片面理解某些专业，更不了解我们孩子的情况和梦想，未见得比我们家庭做得更好。而且张雪峰的分析听多了，不也造成同质化竞争了嘛。未来的世界一定还是差异化、复合型的人才更有竞争力。
家长们要求孩子，不如先让自己早做了解，早做准备，言传身教。早思考，晚思考，早晚都要思考；早行动，晚行动，早晚都要行动。
到国外读本科
一些比较有个性，自我管理的意愿和能力比较强的，喜欢的专业国外明显强于国内的，以及想要有国际视野、着眼于全球发展的孩子可以考虑到国外读本科。
到国外读本科可以是到国外读高中，然后申请国外的大学；也可以在国内就读国际高中，或者是一些好的公办高中的国际部，然后申请国外的大学；还可以先到国外读预科，然后申请当地的大学；也有大学有条件录取，先到当地预科过语言关再就读。
相对来讲，在国外读高中申请国外的大学更加容易一些，因为国外的成绩相对真实，国外的学校不会刷题卷成绩，不会去做漂亮的活动资料，也不会去请人代笔申请文件等等，所以国内几近满分申请的学校和在国外读国际学校低10%分数申请的学校档次差不多。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海外读国际高中意味着已经有了跨国文化的交流和适应，而且学习能力是偏重自我驱动、自我管理，以及口头和文字表达能力的，相对来讲这样的学生适应海外的大学生活更快一些，这也是很多大学招生官录取中国学生非常看重的点。
想要了解国际教育体系，逛1-2次国际教育展就够了，后面就经常有中介老师联系了。我一般不挂电话，不需要的也会礼貌拒绝，因为有的时候人的缘分就是这么奇妙，瑞瑞的国际高中入学机会就是在一次非常随机的招生老师打来的电话中聊出来的。目前国际教育三大主流体系是：IB课程体系；A-level课程体系；美高加AP。
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IB体系设立之初是为了外交官或者跨国企业高管的孩子，这些孩子跟着父母辗转各国，需要有一个教育体系可以无缝衔接，IB体系就是满足这样的需求，因此IB体系是一个全球接受程度最高的教育体系，读IB可以申请所有接受国际生的大学，包括英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的大学。IB体系的课程设置和教师资格考核都是全球统一的，确保了体系教育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从而也提升了对教师的要求。
IB学校因为其高难度和全面的课程，老师的配备非常强劲，师生比很高，这对于提高教学质量非常有帮助。瑞瑞在学校的每一位老师都可圈可点，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
学校是一位法国人做校长，亲自给学生做面试，非常的平易近人，学生都很喜欢他。中方校长是一个非常有资源的上海人，感觉他非常社牛，和各国政要都能搭上关系，当然也给学校和孩子们创造了很多好机会。
前后有两位中文老师，一位来自武汉，在法国读完书直接来瑞士教书，性格直率，一开始觉得瑞瑞为什么凡事总说“我问问我爸妈”，是个听话的乖宝，因为IB倡导批判性思维，她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在我们到瑞士看望瑞瑞的时候，她特地跑来看看是什么样的爸妈培养了这样的“妈宝”。但是在和我们聊过之后，她理解了我们不是强势的父母，瑞瑞也只是尊重我们的意见。在她离开学校以后，瑞瑞还到Zug找她玩过几次，给了瑞瑞大姐姐的温暖。还有一位来自上海，不仅教得了中文，而且创办了全球零零诗社，让年轻人写诗，中英文，甚至是其它语言，每年组织中秋晚会，还出一本诗歌集，全球的小诗人们线上交流，影响力巨大。
两位数学老师，一位做过大公司高管和上海国际学校的意大利老师，后来还做过学校的教务主任和副校长；还有一位来自华尔街，是个数学狂人，缺点是不善于教授太过于细节的知识点，全靠学生悟，这一点有点痛苦。
两位英语老师，一位是意大利女老师，辗转全球多个国家的国际学校，对学生有超乎寻常的敏锐感知和对教育的热爱，会在课后给每一个刚到学校英语不够好的孩子进行一对一的教学。在瑞瑞IB大考前情绪波动最大、极度焦虑的那段时间主动约我们家长开线上会议，主动提出陪伴她做功课渡过难关，令我们非常感动。还有一位是英国老师，特别有绅士范儿，周末会陪着孩子们去hiking。
一位生物老师是居住在瑞士的讲西班牙语的南美人，在瑞瑞高年级时请瑞瑞做过助教，带过低年级学生做实验。一位历史老师是加拿大人，在疫情刚起来的时候还带瑞瑞到纽约参加过联合国总部WomenInScienceDay的活动，他发表过不尊重中国历史的言论，瑞瑞和他争论过；他说历史不可能拿满分7分，瑞瑞也和他争论过。即便如此，他在认可瑞瑞考核优秀的情况下依然不带成见的给出了7分。
其他老师也非常有故事，IB的老师们不仅拥有博士或硕士文凭，甚至双学位，还需要通过国际文凭组织（IBO）的考核，大多有多国教学的经验，就连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拥有极其骄傲的经历，来自中国，还是瑞士引以为傲的、百年历史上第一个体操奥运冠军，教授孩子们高尔夫和滑雪，都是跨界高手。
这些老师讲着各种口音的英语来教授功课，一开始，我女儿初中的外教还担心我女儿一口漂亮的口语被带坏了，我倒觉得让她早早的适应各种口音的英语非常有必要。而且，这些老师也并不是个个开朗外向，有好几个还是非常羞涩的社恐，有时也会被学生们欺负，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给学生们上好课。总的来说，IB的老师很好的体现了IB的精神，批判性思考，有理有据辩论，但是对事不对人。
我个人非常喜欢IB体系，因为IB体系强调“全人教育”，提供了相当全面的教育，也是以项目为导向的学习方式（project-based learning，PBL）。有人说：“学IB就像在重走一条知识创造路。”
我从女儿的学习情况来看，确实非常的挑战，也确实收获很大，高中完成的IB课程和大学学习方式非常类似，要提出探究的问题，要寻找可信的证据资料（包括各种书籍、论文、纪录片、实验室数据、访谈等），要运用跨学科知识，找到规律、得出结论。什么都是开放式的，没有固定的答案，也没有固定的有迹可循的应对方式，“广度”是IB学生最大的特质之一。
因此，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应对每周大量的阅读和写作功课多少适应得比较好一些，尤其是文科专业。瑞瑞在大学选的课都需要大量的阅读，有的课程只有她一个国际生，对阅读要求的强度非常高，她经常庆幸自己在高中接受了IB课程的毒打，才得以在大学课程里喘息。
IB共需要选6门课，每门功课最高分7分，选课需要兼顾语言艺术类、科学类和人文学科类，每门课又分高阶（High Level）和普通课程（Standard Level），至少要选择3门高阶，这样孩子不会太偏科。除了6门自选功课外，还有CAS（Creativity, Activity and Service），TOK（Theory of Knowledge），EE（Extended Essay），总共占3分。所以IB满分是45分。
其次，IB非常重视活动（CAS），因为学生所参加的活动是其价值观的反映，通过提交的活动资料可以看到学生在人际交往中扮演的角色，学生是如何探索个人兴趣，学生的性格与观点，这些是鲜活的，是可以看到一个个独立、特别的个体，是不同于冷静客观的分数。活动可以给学术提供全方位的补足，为学生提供一个设计活动、自我判断和与人协作的，充满成就与享受的机会。
瑞瑞完成的活动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比如和国内初中同学、国内的好朋友总共四个小伙伴，跨越2个国家4个学校的沟通，跨越7个小时的时差，跨越一整年的时间一起完成了一个关于《新媒体环境下，腐文化对于青少年的影响》的研究，从选题、文献调研、综述、设计问卷、统计到撰写论文，全程四个小伙伴自己开会讨论分工完成，虽然只获得CTB（China Think Big）大赛的一个小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锻炼弥足珍贵，通过这个研究收获了带教老师上大人类学教授的推荐信，对于大学申请也极其有帮助。
再比如联合国旅游组织的一个志愿者活动，帮助西班牙IE大学的招生宣传片视频翻译并制作字幕，不仅锻炼了有难度的西班牙口音英语听力训练，也学会了视频字幕的制作，一举两得，最后还获得了联合国旅游组织秘书长的亲笔推荐信，非常的有分量。
第三，IB体系还有很严格的论文（IA和EE）撰写要求，每门功课都需要提交论文，中文英文是选择一本书，精读，写文学赏析，我看到瑞瑞选择的那本全英文小说里密密麻麻贴满了贴纸，全是她的论据，她要引用和分析的内容，所以写论文之前精读训练也完成了。数理化写论文，有的是建模推演，比如数学；有的需要做实验写论文，比如生物；历史写某一阶段的形势分析等等，这样的训练真的很虐人，当然锻炼成长也很大。
IB学校里的老师有能力指导完成研究，也提供一定的实验条件和耗材，对于研究没有要求高精尖，只要求能够符合学生自身的能力，体现研究探索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要求，提出问题（实验目的），设计实验（实验设计和方法），完成实验（记录数据），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统计），撰写论文（形成结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研究比较简单，但是比较符合这个年龄孩子的能力，是他/她们自己有能力独立完成的，也能逐步锻炼出能力。
第四，IB体系对语言表达要求很高，几乎每周都有口头presentation的作业，所以完成IB训练的学生表达能力都很不错。瑞瑞曾经跟我展示过她的中文和英文presentation的作业，例如选择两部不同的电影，从拍摄手法、表现形式、语言等方面分析两者在反映女性觉醒方面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这个作业孩子们太爱做了，能看电影，还能反复看电影。除了要交作业没其他任何毛病。口头presentation的要求是写出大纲，按照大纲进行脱稿口头演讲，有时间限制，这个不就是我们现在工作中常用的技能嘛，所以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会演讲是不可能的。
最后，IB体系的语言课程要选择母语，我认为作为一个国际课程体系，鼓励学生不管身处哪个国家都坚持学习母语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设计。这个投入是很大的，因为对每个学校而言，学生来自世界不同国家，要尽可能多提供不同语言的课程有相当的难度。这个也是我愿意让女儿读IB国际体系的重要原因，因为母语是一个人文化的根基，必须要学好的。
IB根据不同阶段分为PYP、MYP、DP、CP（分别对应小学、初中、大学预科和职业先修项目）课程，可以是IB一贯制，也可以在任何一个阶段切入，比如我们就是在国内上完九年义务制教育课程，（10年级）上了一年的IGCSE（作为升读A-Level国际预科课程之前的基础课程），然后（11、12年级）上两年的IBDP。每个大学的官网上的招生要求里都会写清楚成绩要求，在国外，IB分数上36分算高分了，有机会上全球排名前十的第二梯队大学了，但是在很卷的国内学校，或者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42分以上才算高分。
A-level（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 ）
A-Level是英国高中课程，也是英国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课程，几乎所有英语授课的大学都接受A-level成绩申请。
大多数英国学校只需要3-4门功课的成绩，也需要涵盖语言类、数学和科学类、人文艺术类，有些学生的偏科严重，就比较喜欢选择A-level，相对来讲，A-level确实比较省力。
一般第一、二d梯队的大学会要求4门功课，第一梯队需要A*A*A的成绩，而第二梯队需要A*AA的成绩；其它很多学校3门功课就够了，对于中国孩子来讲功课压力不算很大，尤其是个别学科优势很大的孩子。
AP（Advanced Placement）
如果想走北美的，就要选择美高（美国高中课程，完成后可以拿到高中毕业文凭，相当于高中毕业考）加AP课程。AP（Advanced Placement）是美国大学先修课程，由美国大学理事会在高中阶段开设的具有大学水平的课程。
AP属于比较超前的课程，难度远大于高中课程，名校录取时，AP课的多少和难易对于评估学生的学习水平占有至关重要的比重。如果不选AP，是完全不可能申请到美国好大学的，但是好处是这些AP课程可以抵大学的学分，早点修好学分甚至3年就可以毕业了。
这种设计方式的好处是让那些学有余力的孩子力气有别的地方使，而不需要反复刷那些早已滚瓜烂熟的题目。
其它课程体系
还有一个加拿大BC课程体系，跟上海有些学校有合作，可以直接对口到加拿大申请大学。
另外还有像澳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有自己的体系。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接受中国高考成绩，澳洲走得最前面，几乎所有大学都接受，再加上雅思成绩达到要求就可以直接申请澳洲大学了；加拿大也有一些绿色直通车项目，招收国内定点合作高中的学生，也是高考成绩加英语标化成绩。
志向确定了，路径的选择就比较清晰了。即使短时间内没有条件选择更好的路径，只要目标在，总会想办法实现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本文首发于作者同名公众号，获作者授权转发）
作者简介：冻石头，来自厦门，扎根上海。上海医科大学本科硕士，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访问学者。资深医药人，资深妈妈，业余师承名医研习中医。热爱阅读和旅游，致力于心身同调的家长教育、科普和组织真实世界的职业体验活动。
转载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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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
【专栏】| Conlumists>沙白的临终独白
口述：沙白，2024-08-29，上海
编者按:
这是小编喜欢的一个灵魂，虽然“认识”她不到10小时。她这一生，活的精彩，死的洒脱，坚定的追求自由和真理，知行合一。祝贺她得到了解脱！
在这个世界里，她叫沙白，曾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英语老师，会钢琴、走秀、拳击和舞蹈，熟练掌握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20岁时，她被诊断出红斑狼疮，生前发病7次，也没有阻挡她探索世界的脚步，足迹遍布40多个国家。今年这次复发导致了肾衰竭，每周需要进行三次、每次五到六小时的肾透析。
她热爱自由，注重生命的质量高过生命的长度。今年刚43岁的她于当地时间10月24日下午4点在瑞士安乐死。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虽然看到她的Vlog（视频博客 ，Video Blog的缩写）时，她已经离开了这万丈红尘，但她的倩影和思想碎片尚残留在数字世界。虽留存的不多，也留存不了多久，但其引发了同频的人对生命、疾病和死亡的思考。
小编看着沙白思路清晰的解析自己人生的Vlog，所想的是：人类世界也许就是灵魂的监狱，捱到被刑满释放还是自我了结都是自主选择。普通人如果把活着该做的事做完，也就能安心离开了。那些要成就霸业的，自然是想要千秋万代的，古有秦王寻长生药，今有富豪们砸巨资加紧研发抗衰药物——拥有的物质财富越多，越是会主动延长“刑期”。只是，很少有人在规划世事是以“死亡会不期而至”为前提，大多认为自己还有无限长的时间来完成和应对任何事情。
沙白自言自己渡过了极好的一生，家庭给了她所能给的最好的物质基础，和经济精神的安全垫。不过，她也继承了母亲家族的基因导致的突变。她描述的难忘的那些经历，呈现出来一个真正活过的人，生如夏花般绚烂。恰好，她走的时候，是秋天。
JM将沙白白选择安乐死前的部分公开视频整理成专栏，也是一次针对自我的死亡教育。何为生，何为死？因何而生，为何赴死？人生需要意义吗？父母子女，亲人朋友，缘分一场，都有终点。人怎样活过，才是算是不枉此生，不留遗憾。
听一听主动选择回家的沙白的灵魂独白。
图：沙白
之前也都是用英文聊的嘛，没用中文聊。本来是觉得说，有些外国人或者会说英语的人可能会思想更开放一点，更接受我这个（安乐死）观点。但我现在才发现，其实我的同一个祖胞的同胞们对我还是挺宽容的，即使是想劝回我，但是也出于好心。就比如说“哎，别人会很想你啊，对吧？你看看是不是再去try（尝试）一下，是不是什么新的希望？”但那外国人里面，我感觉有很多是就真正恶毒了。有些说我是在那演戏啊；有些拿基督教的那套东西说我会下地狱啊等等之类的；硬说我不是我自己身体的主人。那我就说，我是我自己身体的主人。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用中文再重新谈一下我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当然也包括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本人对于生死的看法。
最近呢，我不是看了很多这个哲学议题嘛，然后也买了一本哲学书，叫《死亡哲学》，基本上就是综合了从古希腊到现在所有哲学家对死亡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有些看法是我之前就思忖过的，有些是新注入的。以至于我现在对哲学非常痴迷，所以我接下来讲的我对于死亡的看法，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是哲学家的看法还是我自己的看法，或者是一种综合的看法吧。
首先，至今为止，我不能说我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也不能说我是纯粹的唯心主义，我觉得两个主义都有它的道理。但是经过了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量子物理的一些实验，让你觉得非常的mind-boggling（超乎想象）之后，我可能内心深处更偏向于唯心的。
因为你不管是从逻辑上面去证明，还是说是从量子物理上面，可以推导一个结论，其实都证明世界是唯心的。整个世界的一个本貌，其实是我们通过观察者观测得到的。我们的五官所感知的世界并不是世界的本身，所以我们用自己五官经过测量以后的一些实验数据什么的，综合来讲的话，还是自己的主观印象对于这个客观世界的一个感受。
为什么我会要扯那么多唯心唯物呢？是因为到了死亡这个话题，我又跟别人说“诶，我说我在死亡这个话题上我是唯物的”，你说我是不是很矛盾呢？因为唯物主义可以为我所用，唯物主义在死这个话题上让我觉得分外的开心，分外的轻松，分外的没有负担。因为从唯物主义角度来讲的话，死亡就是不存在嘛——你生前也不存在，对不对，你也不害怕。那死后不存在和生前不存在其实是一组对称的不存在。就像生跟死也是一组对称的。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自己本人如果是抱持唯物主义的话，我对于“不存在”这个概念，是一点feel都没有的。
还有一种论证方法就是：你和死亡不同时存在。你想，你生的时候死亡不在，所以你不用害怕；你死的时候你人不在了，所以死亡跟你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交集。
说了那么多唯物主义，我们再看看唯心主义啊。如果是唯心主义的话，我倒是会对死亡这个未知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不能说是害怕，只能说是畏惧、惧畏，是一种，可能是对一种对虚无的一种惧畏。但是我这个这个害怕，这种畏惧也不会就是让我吓到什么。比如说，你跳伞不敢跳那种。没有！恰恰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刺激感，不管是有没有灵魂，每个人都要经历（死亡）的。我认为，如果（人）是有灵魂的话，那么死后的你这个本体的一个状态的存在，也是存在状态的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我也愿意去探知（死后的这一部分）。
Basically（总的来说），我把我的死亡是当做是探知我整个完整人生，我这个完整本体的一个自我发展过程，所以我也没没觉得有啥。你说，如果要投胎的话，那咱们大家一起投，对吧？早投晚投都得投，没有说你晚投了，你就可以不投了。
这就是我对生死的看法。所以我觉得，你们在目前这个阶段，就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啊，你为什么不换肾啊”，或者说是“你为什么就是不吃一些什么中药啊，偏方啊”
Whatever，我首先不想去反驳，为什么我们再把自己拉回到现实，这两个方案的一些不可行性以及不值得性。我就是仅仅从我明明觉得，死亡其实是对我，对人类其实是一个好事，特别是那些生病的人。我觉得它是一个带走痛苦的一个过程，是值得庆祝的。
当然，我知道能够跟我共同庆祝这件事情的人并不多，对吧？除了我的学生，因为我的学生脑子都比较open嘛，毕竟是00后嘛，对吧，有些甚至还是05后的。那跟我在同一个generation（代），或者更高一个generation，更上一个generation的，就根本不可能希望他们能理解我的话。就算是我的学生里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我的。我觉得我的学生里面也是maybe like forty percent, thirty percent, something like that（可能大概也就30%，40%的样子）。但是我觉得，一件事情的存在就必有必然有它的合理性，那这件事情（安乐死）它存在的不普遍性也有它的合理性。对吧？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已经推行了这个制度（安乐死），比如说，荷兰、比利时、瑞士、卢森堡，然后美国的部分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都有，对吧？那就证明有一波人有这样的需求。那它为什么没有广泛被被推广呢？或者说，在很多地方还是有争议的，那也有它值得争议的原因，对不对？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他其实simply（简单的）只是，不是说这个“生”这件事情对他有多么的有意义，而是他就是没有经过理性审视，就是本能的害怕死亡造成他半死不活的活着。那么半死不活的活着，对我来说，是一种最大的一种伤害，是一种最大的侮辱。我生下来就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真理的。那如果说，你剥夺了我追求自由的触角的话，那我自然就觉得我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现在这件事情（选择安乐死）本身又让我的人生充满了意义。我甚至还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最根本的，就是构成我整个世界观最根本的基石，就是我对生和死的看法。
最近我看到一些苏格拉底的一些故事嘛。我特别感动。就是这么一位先贤，他也是不惧怕死亡，然后他在最后在雅典阿果拉（Agora）广场被500人投票，最后是被投死的。喝毒酒前一刻，他还在教他的弟子们，就是说，不要害怕死亡，还把这个论证的整个过程还推理推导一遍。我觉得他知行合一，从容赴死这个态度，我非常敬佩。他是我学习的榜样。
好吧，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我内心深处的一些看法。
（录自“沙白白的频道”，原Vblog标题：我对生和死的看法）
简介：沙白是首位公开获批在瑞士安乐死的中国内地华人，网传其真名为郑丰，“沙白”取自其英文名Elizabath，曾就读上海大学建筑系，亦取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生前曾在上海某培训机构任英语老师，后创办自己的英语培训工作室，多才多艺，会多国语言，热爱旅行，足迹踏遍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岁时被确诊为红斑狼疮，43岁在瑞士安乐死。
编辑：舍予
图片来源：沙白白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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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作者：余华
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说法，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始终在世界的九十多位和一百位之间。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地不平衡。
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按照联合国一天收入只有一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穷人口在一亿以上。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
我在《兄弟》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所以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作者简介：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现代作家，1977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5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现就职于杭州文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