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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鲟的产卵地仅剩1%,自然繁殖已连续中断7年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2024-01-31

数十尾中华鲟在水中缓缓游着,背部披着菱形“盔甲”,尾巴轻轻摆动。隔着玻璃,危起伟一眼就认出老朋友“厚福”,这是唯一一尾在人工环境中生存的野生中华鲟,也是北京海洋馆的明星动物。

“它的性腺发育了,看起来有点‘大腹便便’。”1月17日,危起伟向记者展示了前一天拍的视频,视频中的“厚福”体形比其他鲟鱼更大,肚皮圆鼓鼓的。2014年11月,“厚福”在洄游产卵途中被渔民误捕,后被救治成功并于次年送往北京海洋馆。如今40岁的“厚福”已经超过大部分中华鲟的繁殖年纪,但还没有找到条件合适的繁殖地。

图 | 中华鲟“厚福”在北京海洋馆内游泳。受访者供图
其他中华鲟也面临着自然繁殖中断的困境。近日,一篇题为《放弃最后1%产卵地,中华鲟彻底不生了》文章引发关注,危起伟在凌晨3点转发了这篇文章,后来又补上了一段转发语:“其实中华鲟并没有主动放弃,做中华鲟保护的人也没有放弃,恢复长江中华鲟自然繁殖的时间可能在2036年之后。”
作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鲟鱼专家组成员,危起伟这一生都在与鲟鱼打交道,被民间誉为“中华鲟之父”。1984年大学毕业后,危起伟被分配到长江水产研究所,随后负责中华鲟的野外调查工作。他找到了葛洲坝下的第一个中华鲟产卵场的准确位置,花费十年突破了育苗的技术难关,参与了人工增殖放流……
即便不认同网传文章的标题,危起伟仍旧觉得文章中提到的问题需要关注,中华鲟的产卵地仅剩1%,2017年至2023年,中华鲟自然繁殖已连续中断7年,目前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图 | 2023年,危起伟在办公室留影,他研究鲟鱼已有40年。受访者供图
中华鲟的保护现状如何,其自然繁殖为何如此之难,增殖放流多少才能恢复自然繁殖?1月17日,危起伟在北京见到记者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时间很紧张”,他指的是采访,也是中华鲟的保护。

以下是危起伟的讲述:

“放弃最后1%产卵地,中华鲟不生了?”

中华鲟没有主动放弃繁殖,做中华鲟保护的人也没有放弃。

中华鲟的繁殖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一种群体行为,要有足够多的种群数量才能完成繁殖。中华鲟的视力很差,在水里主要靠嗅觉找到同伴,当所处的空间足够大时,需要足够多群体才能保证繁殖概率。比如在1000米江段有10条鱼,平均下来就是每100米有1条鱼;如果有100条鱼,那就是每10米有1条鱼,它们相遇的机会就变大了。

中华鲟属于溯河产卵洄游型鱼类,90%时间都在海洋里生活,等性成熟后才回到长江上游产卵,洄游距离超过3000公里。 产卵的外部环境也很重要。长江上游河底的卵石比较多,中华鲟会在卵石缝隙产卵,以防被鱼吃掉。它还会选择在倒坡产卵,水流遇到倒坡会回流,流速也变缓,鱼卵可以充分混合受精。鱼卵的直径大概四五毫米,跟绿豆大小差不多,要等4天到5天才能孵出小鱼,小鱼会随着水流漂到长江口再进入海里。

葛洲坝未建成前,长江上游曾有600多公里、20处中华鲟产卵场,如今只剩葛洲坝下游不到4公里长、不到1平方公里的产卵区域。产卵场的范围和面积不及之前的1%。再往下的江段水流变缓,河床的卵石变少,大多数是泥沙,不适合中华鲟产卵。

图 | 首次在葛洲坝下采集到中华鲟受精卵。受访者供图

中华鲟数量也在减少。根据研究人员的调查,葛洲坝下游80km江段,疑似中华鲟数量分别为:2017年27尾、2018年20尾、2019年16尾、2020年13尾和2021年15尾,5年平均数量为18.2尾。与葛洲坝截留初期的评估结果2176尾相比,下降了99.16%,即目前的资源量不及20世纪80年代初的1%。

“亲鱼”,就是性成熟可以繁殖的鱼,数量也在减少。1981年葛洲坝截流,每年到达葛洲坝下产卵场的中华鲟繁殖亲鱼数量从2000多尾开始持续下降,目前的这个数量在10尾上下,缩减了200倍。

大约在每年的10月中下旬,水温降到20℃以下,中华鲟就会开始产卵。但三峡截流后,长江水温降温变慢,中华鲟的自然繁殖也往后推了近一个月。鱼是有生理周期的,到了原本的产卵时间没有产卵,时间长了,性腺会退化,繁殖能力也受影响。

繁殖期推迟对中华鲟后代也是不利的,它们的洄游时间缩短了一两个月,再回到海里的存活率可能变低。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的洄游缩短了1000公里,少了这段长江上游急流的锻炼,存活下来的小鱼可能也没那么强壮。

中华鲟自然繁殖已连续中断7年,是它们主动不去繁殖了吗?不是,是条件不允许。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中华鲟不至于中断自然繁殖,现在的情况确实是出乎意料。

“产卵场找到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转眼间,已经过去了40年。

1981年,葛洲坝水利工程截流,相关单位聚在葛洲坝下搞中华鲟的保护工作,长江水产研究所有三个课题组:中华鲟繁殖、产卵场监测和鱼苗培育。1984年,刚毕业的我被分到产卵场监测课题组,做一些辅助性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在长江里见到中华鲟,觉得这鱼真大。

第二年,我开始接手中华鲟的野外调查工作。当时做鱼类资源调查的方法比较单一,我们叫作“一把尺子,一杆秤”,主要是测量鱼的长度和重量,还有解剖铜鱼这类食卵鱼类,看它们肚子里有没有中华鲟的卵。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中华鲟的产卵场大概在葛洲坝下,大概是葛洲坝下游到古老背约30公里长的江段,但不知道具体位置。 最开始,我是开着运芦苇的破船,在葛洲坝下找中华鲟的产卵场。捕捞铜鱼后,让来自四川的搬运工帮忙解剖,看看鱼肚子里有没有中华鲟的鱼卵。再根据这些鱼生活的江段,推测出产卵场在哪里。

1993年10月,来自美国的专家访问长江水产研究所,并带来一套超声波跟踪设备,计划在葛洲坝下开展中华鲟遥测跟踪试验。

捕捞到野生中华鲟后,我们会把超声波发射器拴在鱼背上,再将它放回江里。这个工作其实并不简单,中华鲟体重一般在500斤以上,捕捞后会有强烈的应激反应并导致受伤。我们用电钻把很细的钢丝打到中华鲟背部的骨板上,再把发射器拴牢。从它离开长江到再放回江里,这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才不会应激。

经过几番摸索,我们成功标记并放流了2尾性成熟的雄性中华鲟,并用渔政执法船进行追踪。由于该船舶太不灵活,追踪放流的中华鲟不到1小时,信号就丢失了。

由于交流合作的时间有限,美国的专家在一周后便离开了,但我不甘心,又租了一条渔船继续追踪。我找了一个大胆的渔民合作,将水听器绑在渔船桅杆上,再把渔船的发动机关掉,靠船桨划船。这样就没有了噪音,但水急浪大,可能会有翻船的风险。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1993年10月30日,耳机中传来信号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每个发射器都带有三位数的编码,这是编号267的信号,这个声音意味着我们找到了编码267的中华鲟。离它越近,声音越大。后来,我们在葛洲坝下几百米的地方找到了中华鲟的产卵场,面积大概是0.4平方公里。

图|编号267的中华鲟。受访者供图

之后,我们还自己画图纸、找工厂造了玻璃钢船,继续追鱼。1996年,在葛洲坝下的产卵场,我们采到了一万多颗受精率很高的中华鲟卵。在此之前,中华鲟的卵都是从鱼肚子里解剖出来的。当采卵网从卵石下面把绿豆大小的卵采出来,再次证明,中华鲟的产卵场找到了。

要放流多少,才能恢复自然繁殖?

与中华鲟打交道40年,看着这个物种数量越来越少,我也觉得挺难受。

1983年秋季,长江水产研究所取得了葛洲坝下中华鲟人工繁殖的成功,第二年开始进行增殖放流。今年正好是放流的第40年,各单位放流中华鲟的总数达到837.75万尾。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是没有概念的,大家关心的是,要放流多少,才能恢复自然繁殖?

参考苏联的经验,科研人员通过在伏尔加河等流域放流人工繁殖的鲟鱼,恢复了自然繁殖的种群。放流的数量如何确定?我们的依据是,中华鲟在长江上游放流后,它游到长江口能存活,到了海里也能存活,等到性成熟还能洄游到江里。

首先,应该在产卵场附近放流,使中华鲟能有记忆再洄游到放流点。其次,放流的鱼不能太小,太小它们可能开不了口、没有自主游泳的能力,容易被其他鱼吃掉;鱼也不能太大,太大它可能会失去洄游的记忆。就像小狗会通过尿液标记,再找到回家的路一样,中华鲟也是靠嗅觉记住洄游的路线。所以,我们要放流具备这种能力的中华鲟,稚鱼是比较合适的。

人工育苗的时候,还要做到环境的多样化,即“野化”,让中华鲟能够适应不同的水温、水流、敌害等。就像一直养在家里的小狗,一下子突然放到外面,它可能不会避让汽车等,需要提前训练。这些年放流的中华鲟,都没有做到积极野化,以后可以考虑在长江建立旁道进行野化。

图 | 危起伟在长江上进行中华鲟调研。受访者供图

40年来,中华鲟的增殖放流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83—1998年,育苗技术没有突破,每年孵出的仔鱼都因存活率低被迫放流,我们叫“放水花”;1999—2009年,开始禁止捕捞野生中华鲟,面临着保护机制缺陷、放流资金缺乏的困境;2010—2021年,中华鲟的子一代停止捕捞,子二代未批量性成熟,无鱼可放;2022—2023年,子二代批量性成熟,一年可以放几十万尾。

根据我们的推测,如果每年至少放流100万尾中华鲟,预计2036年能恢复自然繁殖所需种群数量。这需要千万元的投入,每条中华鲟从鱼卵养到性成熟要十七八年,需花费约10万元。而每次放流不是放一两尾中华鲟,至少需要50个“家庭”才能繁殖,起码要70多尾中华鲟一起放流。

投入资金这么多,为什么还要坚持增殖放流,努力让中华鲟恢复自然繁殖?中华鲟是在海洋和淡水之间来回交流的物种,是连接淡水和海洋的媒介,也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然繁殖是物种的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这是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过程。此外,如果要保护这个物种,在自然界是最好的,人工养殖的容易退化。

“与灭绝速度赛跑”
我今年64岁了,研究中华鲟一辈子,自己也变得像中华鲟一样,停不下来。
有人问我,研究一个物种40年的动力是什么?我喜欢自由,喜欢挑战,喜欢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的时间长了,对鲟鱼也有了感情和责任。
我出生在江西鄱阳,小时候是贪玩的放牛娃,经常把牛当马骑。清晨四五点出门,天上的星星、地上的露水,都很美。我很喜欢那种自由的感觉。后来去研究中华鲟,经常在外面跑,去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出差。长江流经了这些城市,岸上的我在出差,江里的中华鲟仿佛在一起同行。这种感觉是很自豪的,不研究中华鲟的人,感受不到。
在我眼里,中华鲟是很漂亮的,一直在游,不会停下来,游动的姿态也很美。它的吻(鱼的口部和鼻孔所在的部位)像中国人的鼻子一样,中规中矩的,很好看。欧洲的鲟鱼的吻则像外国人的鼻子,翘翘的,没那么好看。
这份工作也很有挑战性。刚开始搞中华鲟研究时,很多东西都是创新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你看,我们找到了中华鲟的第一个产卵场,做了一艘全新的船在长江里跑。起初人工繁殖的中华鲟养不活,很多机构都放弃了,我花了10年攻克了育苗的技术问题。这种对未知的探索一直吸引着我,就像中学时解不开的数学题,没解开时连觉都睡不好,一直想解开。中华鲟身上还有许多未解之谜等着解开。
图 | 长江第一艘玻璃钢快艇—鲟考号。受访者供图
现在,长江休渔10年政策对中华鲟的保护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我觉得,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能避免的,就尽量不要发生冲突。比如,人多了,生产生活方式可能会影响到自然,鱼就退了。或许我们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降低对自然的影响。现在实施的长江禁渔,就是人先退了一步,希望在这10年里做好生态保护。
我们投入了很多资金和人力,中华鲟的资源却一直在下降,这个冷门的学科也没有得到太多关注。我的好兄弟是研究江豚的,他们的成果很多,常有“江豚回来了”的好消息。而我们则是,鲟鱼总不产卵,一年又一年。
长江里已经有100多种鱼都不见了,我们可能永远失去了长江珍贵物种白鲟、白鳍豚,水生生物的保护比陆生生物更难,有些物种在水里悄无声息地就消失了。但整体的生态系统问题,不是能够立马改善的,还是得慢慢来。
图 | 1993年,危起伟在宜昌葛洲坝下游发现的白鲟。受访者供图

长江保护法实施后,我对鲟鱼的未来还是乐观的,未来可以继续增殖放流,恢复产卵场的环境,考虑建设新的产卵地等。目前仍有4个研究所都在监测中华鲟的产卵,期待他们恢复自然繁殖的那一天。我还希望未来能发展鲟鱼的养殖体系,在保护野生鲟鱼的同时,可以开发利用人工养殖鲟鱼的价值,保护与利用并重。

退休后,我创立了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继续研究和保护鲟鱼。我这个人也变得跟中华鲟一样,一直停不下来,它是因为天性如此,我是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我们搞野生动物保护的,一直在与野生动物灭绝的速度赛跑,跑不赢,物种就灭绝了。

编辑:杨海

校对:李立军

(本文转载自《新京报》,标题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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