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朋克：想象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公正世界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作者：孔兆森（Joe Coroneo-Seaman），2022-01-24
△ 太阳朋克设想的未来，新技术将人类和自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植被融入我们的城市。 图源：Luc Schuiten – Architect
“现在是2050年。地球大部分地方的空气湿润而清新，即便城市里也是如此，这感觉就像在森林中行走，而且很可能也的确如此。空气比工业革命前更清洁。而这要感谢树木，它们无处不在。”眼下来看，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和汤姆·里维特-卡纳克（Tom Rivett-Carnac）在2020年出版的《我们选择的未来》（The Future We Choose）一书中的这些话似乎纯粹是幻想。他们描述的世界与现状如此不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全球目前有九成人口呼吸的空气不安全。科学家们警告说，人类正在导致气候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退化。
在艺术和政治领域兴起的一场被称为“太阳朋克”（Solarpunk）的运动正试图让这样青翠繁茂的世界更接近现实。
太阳朋克设想了一个乐观的未来：人类已经克服了重大的环境和社会危机，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个由清洁能源提供动力、并围绕合作的社会理想组织起来的安全、公正的世界。
它拒绝赛博朋克（cyberpunk）的悲观主义。赛博朋克将未来描绘成一个由企业控制的、环境退化的反乌托邦。正如太阳朋克在线社区集体撰写的一份宣言所述，“当我们的世界充满灾难时，我们需要的是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警告”。
太阳朋克的概念最初出现在21世纪头十年末期。当时社交媒体平台汤博乐（Tumblr）上的一些艺术家开始分享未来主义绿色城市的图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美学和思潮演变为一种更为强烈的世界愿景，并在此过程中被其他艺术形式所接受，逐渐出现了太阳朋克的文学刊物、音乐风格、建筑学运动，甚至角色扮演游戏。
这一愿景的核心理念是：人类可以与自然和谐共存。在太阳朋克的世界里，大片土地已被还诸荒野，屋顶花园遍布高科技城市的天际线，垂直农场为居民提供食物。
负责任地使用技术也是一个突出的主题。太阳能、风能和波浪能已经完全取代化石燃料，广泛使用的3D打印技术使得就地生产变得更加容易，从而出现了富有韧性、自给自足的社区。
越来越多的太阳朋克运动中的艺术家和作家还描述了一个对边缘群体，尤其是今天在气候和生态危机中首当其冲的群体，来说公正和安全的世界。《太阳朋克》杂志（Solarpunk Magazine）联合主编布里安娜·卡斯塔尼奥齐（Brianna Castagnozzi）说：“在太阳朋克的未来中，BIPOC（黑人、土著居民和有色人种）以及酷儿群体都是安全的。”
△ 在一个新艺术风格的太阳能朋克城市里，一个女孩凝视着一只鹦鹉从头顶飞过。
绘图：Rita Fei
△ 一位巴西农民在他的农场中采摘食物，一架无人机在半空中给作物浇水。
绘图：J. Queiroz
尽管太阳朋克的设想带有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它试图回答随着气候和生态危机的恶化而涌现出的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挽救什么？真正可持续的文明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如何实现？
这些可能都是非常宏大的问题，但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人类面临着如此重大的环境危机，需要转变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艺术有塑造思想意识的力量，正如尼日利亚诗人本·奥克里（Ben Okri）最近所说，对各领域的艺术家们而言，现在正是“将我们的余生投入重塑梦想社会”的时候。
（原文来自中外对话）
作者简介：孔兆森，中外对话运营助理。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两年，拥有爱丁堡大学的汉语和法语双学位。
中文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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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40年，中国再次启动土壤普查意义重大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作者: 陈能场, 何小霞, 林大松，2022-08-04
在经历40年的高速发展和高强度农业生产之后，中国再次启动土壤普查，试图服务粮食安全和“双碳”目标。
△ 江苏宿迁的农民正在种植甜芋。新一轮全国土壤普查将摸底土壤酸化程度和重金属污染水平等土壤健康指标。 (图片来源: Alamy)
2022年02月1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宣告时隔40年，中国将启动新一轮的土壤普查。调查的准备工作和试点目前已经展开，全部工作将在2025年下半年完成。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任本次普查的领导小组组长，农业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主要领导任副组长，凸显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新一轮土壤普查也是土壤工作者的心声，早在2005年，就有知名土壤专家在“两会”上呼吁尽快开展新一轮的土壤普查。
在中国经历40年高速度、长期较为粗放的经济发展后的今天，生活质量提高了，但是中国的土壤也经历了重大变化。土壤普查是认识和保护土壤资源的基础，将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并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中国的土壤调查概况
随着十九世纪末现代土壤学的诞生，人类逐渐认识到陆地乃至近海生物的生存和繁衍依赖于地球表面平均厚度为18厘米的表土。相对于地球6371公里的半径，它简直是比鸡蛋壳还薄的一层物质。但这一层薄薄的物质是地球上生命密度最大的地方，其中的微生物群落具有惊人的多样性和丰度，陆地上约1/4的生命体存在于土壤中。土壤中的各种生物驱动着地球的演化、不断分解地球上的废弃物和排泄物，让人类有粮食、能源，让人类有干净的水和空气。人类也认识到，要形成1厘米的表土需要数百年，而土壤的退化只要短短数十年，前者在人类的寿命尺度之外，而后者在人类的寿命尺度之内，直接影响着当代人的财富和健康。
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两次全国范围的土壤普查和两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一次土壤普查在1959年到1961年间开展，主要了解中国的耕地资源到底有多少、在哪儿，初步建立了一个土壤分类系统，摸清了耕地资源分布与土壤基本性状。
新一轮土壤普查是土壤工作者的心声
对比第一次土壤普查，第二次土壤普查范围更大、更精细。巨大的工作量加上交通、工作条件的限制，让调查过程从1975年持续到1994年，历时整整20年。其中，1975至1978年形成了“二普”的技术规程，完成了3个县的试点；1979到1984年基本完成了“二普”；1985到1994年进行成果汇总。
“二普”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从乡镇级开展调查采样，最终汇总全国。通过这次调查，中国第一次全面查清了全国土壤资源的类型、数量、分布、基本性状等，建立了中国土壤分类系统，并编制了《中国土壤》、《中国土种志》等资料和图件，摸清了中低产田的比例、分布，以及影响植物生长的主要障碍类型，为改革开放后40多年农业综合开发、耕地开垦、中低产田改造、科学施肥、农业区划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支撑。
除了以上两次土壤普查之外，中国还分别在2005年和2015年开展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前者从2005年4月持续至2013年12月，历经9年，实际调查面积达630万平方公里左右，并于2014年公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采样点位污染超标率为16.1%。污染类型以无机污染物（镉、汞、砷、铜、铅、铬、锌、镍）为主，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有机污染物（六六六、滴滴涕、多环芳烃）次之。对照“二普”的结果，这些数据表明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给中国的土壤带来较为快速的污染。
2018年完成的“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的结果也警示了部分区域存在的土壤污染风险。
虽然有了以上的调查结果，但如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土壤所所长沈仁芳所说：“‘二普’已经过去40多年了，我国耕地利用方式发生巨变，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土壤性质、剖面性状也发生很大变化”。同时，中国人口多、耕地少，为了粮食生产，过多地施用化肥，在占比8%的耕地上，消耗着全世界化肥生产总量的33%。化肥的大量施用造成了土壤快速酸化、板结等问题。因此，众多土壤学家特别是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资格的土壤学家连续多年呼吁推动第三次土壤普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下简称“南京土壤所”）原所长周健民委员自2005年始，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土壤污染防治和耕地保护的提案；沈仁芳曾于2018 年、2021年两次提交相关建议。此外，全国人大代表李爱青、秦光蔚等都曾建议尽快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2010年以来，南京土壤所还以机构身份多次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提交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建议。
40年来中国土壤的变化
除了上述四次大规模调查，小规模、局部的调查和监测也一直在进行。通过这些调查和监测，我们知道40年来中国土壤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发生了变化：
（1）土壤重金属污染快速加重。以镉为例，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土壤元素背景值》中，中国土壤镉的平均含量为0.097mg/kg，非常接近自然背景值。一项2009年的研究指出，当时中国外源镉进入0-20厘米耕层的平均速率约为0.004 mg/kg/yr。按照这个速度，只需50年，土壤中的镉含量就会从背景值跃升至高于当前的中国国家标准上限0.3mg/kg。中国土壤中的镉主要来自因燃煤、冶金等原因进入大气的镉的沉降和动物源有机肥。镉在人体内的生物半衰期很长，且肾和肝是其靶器官。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神通川流域，人们曾因长期食用镉超标大米而患上“痛痛病”。
镉在中国是优先监测和控制的土壤污染物。随着2013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气十条”）的实施和对含锌养殖饲料添加剂含镉量的严格管理，目前污染源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2）土壤的快速酸化。中国工程院张福锁院士团队2010年发表于《科学》杂志（Science）的研究文章发现， 20年间，中国农田土壤pH值平均下降了约0.5个单位，相当于土壤酸度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2.2倍。即使是过去被认为对酸化不敏感的石灰性土壤，其pH值也同样出现了显著下降的现象。在自然条件下，土壤酸化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该文指出，土壤pH值每下降1个单位通常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中国土壤的快速酸化除了酸雨的影响之外，主要是集约化农业生产中大量的化肥投入所导致。
土壤酸化会增加作物对有害重金属的吸收，土壤酸化和土壤快速污染的重叠给中国耕地的粮食卫生安全带来了隐忧。
（3）土壤的有机质变化。土壤有机质是耕地地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基于“二普”数据估算的中国农田上世纪80年代20厘米深度有机碳库基本处于每公顷26.6—32.5吨之间，远低于美国农田的平均值每公顷43.7吨和欧洲农田的平均值每公顷40.2吨。事实上，30年来，虽然存在地区差异，但由于秸秆还田、免耕少耕技术的推广和绿肥和堆肥的施用，中国农田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呈整体上升趋势，全国耕层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较“二普”时期提高了4.85g/kg，相当于24.49%。与“二普”相比，全国有22 个省（区、市）的耕层有机质平均含量显著上升，尤其以安徽、湖南、广西、四川、贵州5 省（区）较为突出。但由于中国农田土壤的高强度利用，中国当前土壤有机质含量与国外相比仍然偏低。
第三次土壤普查的意义
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均属严重限制型，虽然我们以全世界8%的耕地养活了20%的人口，人均耕地仅1.3亩，但一部分的产量是以牺牲土壤的健康换来的。经过40年高度集约化的生产，“二普”的数据已经不能反映全面当前土壤质量的情况。此外，“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明确要求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因此，实施第三次土壤普查是及时的、令人期待的。我们期待第三次土壤普查能够服务两大目标：一、促进土壤的自身健康，实现粮食在质和量上的安全；二、通过促进土壤健康，增强土壤的固碳能力，助力中国达成“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宏伟目标。
（1）粮食安全方面：
第三次土壤普查的对象为全国耕地、园地（果园、茶园等）、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的土地，如盐碱地等。针对耕地、园地，普查将检测样本中45项理化指标，此外还将开展土壤动物和微生物调查。
以上45项理化指标几乎涵盖了土壤的主要理化性质和养分指标，将有利地推动土壤改良和土壤健康的构建，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对于保障粮食安全、食物健康、农民增收、生态文明，促进乡村振兴，支撑中国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生物固碳方面
土壤构成最大的陆地有机碳库，是目前大气中约8300亿吨碳含量的3倍，和当前每年的化石燃料碳排放量约100亿吨的240倍。因此，土壤碳储存量净增加几个百分点，就代表着巨大的碳汇潜力。有研究估计，全球土壤有机碳封存潜力为每年23.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40%在于保护现有的土壤碳，60%在于重建枯竭的碳库存，这约占全球自然气候解决方案总潜力的25%。
土壤既可以释放二氧化碳和甲烷而成为温室气体的来源，又可以通过土壤有机质固碳而作为碳汇。因此减少土壤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土壤的碳固定对于缓解气候变化的意义重大。因此，在2015巴黎气候大会上，法国提出了“千分之四全球土壤增碳计划”，目标是使40厘米深度内的土壤有机碳储量每年增加千分之四。
中国目前暂未加入“千分之四”倡议。有观点认为是因为中国土壤固碳速率尚不能达到该倡议的目标，仅为其一半。而我们认为，中国土壤类型众多，不同类型土壤的固碳潜力尚需更多研究，这应该是中国目前尚不能启动该计划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耕地质量分为10个等级，1等耕地质量最好，10等最差，根据《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4.76等，中低等级耕地占2/3以上，耕地质量不高、耕作层变浅、土地退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抑制。全国耕地平均有机碳含量低于世界平均值的30%以上，低于欧洲50%以上。中国农田相对较低的有机碳含量，也意味着土壤有机碳固定潜力很大。
中国土壤固碳已经具备了高层政策框架。就在6月底，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其中六大任务之一是“农田固碳扩容”，十项重大行动之一是以耕地土壤有机质提升为重点，增加农田土壤固碳能力的“农田碳汇提升行动”。
第三次土壤普查并没有为土壤固碳能力设定具体目标和明确的任务。但是，其检测指标中包含了土壤有机质和碳酸钙（无机碳）这两个含碳的指标，这将为本次调查中不同土地类型的土壤碳库的核算、土壤固碳潜能的评估，以及推进土壤固碳技术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土壤固碳是实现碳中和与土壤健康的双赢解决方案。我们期待，在第三次土壤普查之后，中国能将土壤固碳作为农业固碳减排技术正式纳入官方文件，制定具体目标、明确的任务和行动方案。
（本文转自中外对话）
作者简介：
陈能场，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重金属的根-土界面行为，植物叶片的氮素损失，土壤重金属污染控制与修复，土壤污染-粮食安全-人体关系链条解析，土壤科学传播。
何小霞，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兼任中国土壤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科研管理和土壤科学传播。
林大松，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研发与修复效果评估等方面研究，在19个省46个典型区域开展修复技术筛选、验证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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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巴车侧翻事件，绝不是什么简单的交通事故
作者：聂日明，上海，2022-09-18
这次事故发生有很多疑点。
第一，客车侧翻事故发生于凌晨，据微博“中国路网”的报道，准确时间为2时40分许。凌晨时段是红眼时段，驾驶员的精力很难胜任安全驾驶的义务，2018年修订通过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第三十八条规定，长途客运车辆凌晨2时至5时停止运行或实行接驳运输。
贵州山多、路险，贵州也是国内执行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最为严格的省区之一。早在2012年，国务院出台文件要求“创造条件积极推行长途客运车辆凌晨2时至5时停止运行或实行接驳运输”时，贵州省就直接严格执行了这个政策，要求所有客运车辆2时至5时一律不得运行。从贵阳到交通事故事发地距离为200公里左右，这个时间点在高速公路上本不应该出现长途客车。
第二，9月份以来，贵阳的疫情形势紧张，为了强化疫情防控措施，贵州省为筑牢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大面积对高速公路收费站进行临时管控，在交通卡口，“逢车必查、逢人必检”，非必需车辆、人员不进不出，城市里大面积实施“临时静态管理”，交通只保障城市基本运行，车辆凭健康码“白名单”通行。
很显然，这时候能从贵阳开出来的车辆，不可能是普通的客运车。据贵阳日报报道，这辆车是贵阳市涉疫人员隔离转运车辆。
为什么要凌晨转运？昨天（17日）下午贵阳市举行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贵阳市疫情防控现场处置省市联动指挥部隔离转运组副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汪杰称，专项制定了《贵阳市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人员大规模异地转运工作方案》，因为贵阳市已启用的酒店难以完全接收，需要异地运到省内其他市州进行隔离，发布会当时已向市外转运7396人，正在转运2900人。
将高风险人群大规模转运到异地是西安市开的头，为了达到社会面清零的目标，将出现阳性病例的整个小区级别的居民全部转运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地区，以实现所谓的市区的社会面清零。西安开了头以后，2022年以来，杭州、天津、上海等陆续实施过类似的政策。转运具有强制性，转运到异地，隔离条件参差不齐，自然是天怒人怨。
2022年以来，阳性病例和密接者的转运大多数发生在晚上十点以后。选择这个时点是多个因素促成的，一方面转运的安排、协调需要时间，往往是白天统计、安排，到了晚上才有明确的名单和计划，若要立即执行，自然就是晚上。
另一方面，转运车辆的工作人员大多穿白色防护服，特征明显，白天时转运车辆停在小区，会引起居民的议论与传播，所以刻意选在夜间转运，这是避免公众关注的策略。这种策略在全国各城市转运隔离时大规模使用。
贵阳有样学样，只不过搞出一个“大新闻”，一车47个人，死亡27人，还有20个人在救治中。在安全事故分级中，这是“重大事故”（死亡10-30人），仅次于“特别重大事故”（死亡30人以上）。
贵阳转运操作有多项违法、违规行为。第一，直接违反《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中长途客车不得在2时至5时运营的规定；第二，传闻照片，驾驶员穿着防护服、头戴隔离罩，这必然会造成驾驶员身上不舒服，进而影响驾驶员的专注度，在夜间行车，这两条是导致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的直接因素。
第三，如果视转运为一种“强制”行为，也就是说居民不是自愿要去异地隔离的，是防疫执法人员强制要求的，那么《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虽然法律规定“情况紧急的除外”，但“紧急情况”一般是指“之后不能执行、之后执行损害公共利益”。如果担忧转运的晚会导致疫情扩散，那么夜间转运会导致安全事故也是担忧之一。很显然，执行部门压根就没想到这一点。
与2020年泉州市欣佳酒店“3·7”房屋坍塌事故相比，贵阳转运客车高速侧翻事故更为恶劣，参与决策的各个环节的负责人违反现行安全管理政策的主观故意更为明显。
首先，长途客车2-5时不得运营，自然不能上高速，所以收费卡口为什么会放客车上高速？其次，客车凌晨在高速上行驶，车载GPS会记录，交通部门会收到信息，为什么交通部门没有制止？再次，执行转运的是防疫部门，《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客运企业不得要求客运驾驶员违反驾驶时间和休息时间等规定驾驶客运车辆”，这锅负责安排转运的防疫部门必须要背。
所以这次事故绝不是一次简单的交通事故。任何一个环节的机关能依法行政，都可以避免这次交通事故。
以贵阳转运涉疫人员导致的重大交通事故出发，我们会发现2022年以来的疫情防控政策大量出现了类似的事情。比如在长春、上海的静默期间，要求全市人口居家不准出门，为了保证居家隔离的效果，采取了焊死大门或者铁丝网隔离的行为，在主干路上设置路障封堵交通，在小区投掷对人体有害的消毒片，在门急诊就医之前设置核酸或健康码的要求等。
人类社会复杂万分，人们的生活习惯一旦打破而没有充分的救济手段，就会产生灾难，中国疫情防控“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但大规模异地转运隔离政策等限时要求社会面清零带来的乱象，严重的违背了这个原则，贵阳的疫情防控部门无视涉疫人员的人身安全，背离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防疫原则。
最近几十年以来，中国建立了基本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每一条法律、法规、规章的条款都是血的代价，是用历史教训撰写的要求。贵州一直以来是长途客车夜间行驶治理最为严格的地区，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条严格执行的政策，到了涉疫人员转运这里失效了？
顺着这条线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在一项常规手段无法完成的政策要求之下，贵阳市的疫情防控部门，连续突破违反从中央到贵州、贵阳本地常规的道路运输安全管理的要求，安排在夜间转运涉疫人员。在贵阳这里，疫情防控明显高于其它安全管理政策，这是贵阳转运客车侧翻事故的源头。
我们必须要看到，贵阳转运客车侧翻事故不是孤案，很多城市的疫情防控时，都有大量的违法违规行为，区别仅在于其它城市还没有发生事故。贵阳在夜里转运涉疫人员也不是第一例，但违法违规的事情做多了，总会有一个城市发生事故。
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一些地区的疫情防控依然我行我素，不依法行政，那么封堵在家里的居民出现食物危机、就医需要核酸报告导致急救不及时、焊死大门导致火灾无法及时逃生等事情出现也是迟早的事情。
依法治国写入中国宪法，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重大任务，但贵阳以及一些城市的某些疫情防控明显没有依法行政。疫情防控只能在法律授权的领域内行事，不可以突破其它领域的法律法规的限制。疫情防控不能冲击正常的医院诊疗秩序、正常的教学秩序和人们的常规工作和生活。一些城市因为疫情防控，其中小学从今年三月开学到现在，只在线下上了不到60天的学。这显然不是“人民至上”之举，必须及时纠正。疫情防控必须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不能以防控为名，冲击其它领域的运行秩序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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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见闻录》
无疫情地区也要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法律依据何在？
关于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法律问题
谁给的居委会这么大的权力？
环境影响行为，疫情下的路西法效应
医生只是辅助，尽量少生病，小病靠自愈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 一白，上海，2022.09.19
△ 秋天的蒲公英 ｜JM特约摄影：XCH
《本草纲目》有句云：“蒲公英嫩苗可食，生食治感染性疾病 尤佳。 ”
2020年疫情封控期间，我因颈肩综合症复发，寝不能安，没地方做理疗，只有电话求助上海应象中医堂的杨永晓医生。他推荐了一套道家功法——张至顺道长的教学视频。我挑出针对肩颈的几个动作，坚持练了几日，疼痛果然缓解了许多。此后每有复发迹象，我都会“临时抱佛脚”的翻出来练一练。
2022年全城静默管理期间，听闻一位七旬老人因胰腺炎腹痛难忍而跳楼自杀。思及过去这两年多，因封控无法及时就医而耽误病情、忍受痛苦(SH20220412175854)，甚至离世的并非孤例，让人不免感叹，血肉之躯有时候并没有想象的强大，甚至可以说是，其实是脆弱的。虽然生老病死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但如何有尊严的活着和死去，也许每个人都曾有所思。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功。生病这个事儿，特别是慢性病，多是日积月累，从量变到质变。都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大部分人却还继续在用健康做交换，以满足各种世俗欲望，或自愿，或情非得已。“一入江湖岁月催”，若非这两年总会无端的多出好几周的“假期”，许多人也少有机会直面最基础的生存需求，以及那些金钱买不到的某些东西，比如，物流紧张时短缺的食物、无病痛的身体。我亦是如此。
某些事的发生几率可能只有千万分之一，若不幸落到自己头上就变成了百分之百。作为无医学背景的普通人，对疾病和机体功能的认知也随着“自我充电”不断发生变化，曾经有一点小问题就会上医院检查换个心安，如今我对“看病难”的应对之策就是：尽量不生病，平时多预防；尽量少生病，小病靠自愈。
曾因一感冒就吃西药，日积月累下来，我的身体对头孢都产生了耐药性，但凡感冒必打点滴才能痊愈。现如今，已连续七年未因感冒吃药和麻烦医生了。自创方法为：早干预早介入，多预防靠自愈。
所谓痛定思痛，经常生病的人大概率都会想从根源上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吧。回顾过往二十多年的感冒历程后，我发现上呼吸道是个人身体防线最薄弱的地带，感冒多因此处破防而起。特别是季节交替时易感风寒，空调温度太低的环境里易着凉。针对此，时时多带上一件衣衫或围巾，对（颈部和身体关节等）易被邪风侵入地带做好保暖，带口罩保持鼻腔温度和湿度。此为预防。
如感风寒，喉咙必定预警，症状轻微，却不能忽视这个时机。此时，应立马用热气鼻熏法改善鼻腔环境，再适当补充维C增强免疫力。一般两三日便会转好。此为“早干预早介入”。
如较重，坚持用此法，一周内自愈。感冒期间调整饮食，清淡为主，给脾胃减负。多喝水和补充维C，增强免疫力把寒逼出体外，多睡觉，养精蓄锐，让免疫细胞集中精力在体内好好战斗。此为“自愈”。
也遇到这么一次，症状既不加重也不减轻，为排除感冒之外的情况，我去医院做了个血常规，打消了疑虑。虽然，医生照例开了好几种感冒药，我也没取——拿了也不会吃，何必浪费。这也算是“久病成医”了。等慢慢身体免疫力提高了，感冒也就越来越少了。
我也曾每到秋冬必犯膝盖水肿（可能是年轻时运动损伤留下的病根）。经过一次针灸，三四年过去了，至今未再犯。这位治好我膝盖的疼痛科医生非主任医师，挂医院普通号就能见到。针灸是他的“独门绝技”，只是其口碑未传到圈外，若非业内的医生朋友指点，我也是断然不知的。果然，只有医生才知道谁是好医生。
如自己能习得《针灸大成》，小小银针和便宜的艾草也能帮助自己和家人缓解和治愈病痛。不过，针灸需要有机会训练，我准备在专业人士指导下拿自己练手。平时自己艾灸补补阳气，缓解一二足够，也比较安全。网上各类医学常识、简单的治疗和康复方法的资料也很丰富，但鱼目混珠，需花时间鉴别。能找到靠谱的专业人士推荐书目课程，系统学习自然最好。更多的，可能还需要自己体悟。
西蒙学习法并不能让我这样的医学门外汉掌握多少医学精髓。不过，个人目标只为造福自己，寄望系统学习一些医学知识，防病于未然，达到能诊断自身状况，不至于闻病则乱；在阴阳失衡之初，症状初发未深入之前，通过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等阻断病程；在出现症状后，有简易的方法能舒缓一时之痛。如此，不仅于己有利——经济、少病痛，还于国有利——节省医保经费，减轻社会负担。诚然，还附带了个好处——如若何时不幸落在学医不精者之手，自己也能鉴别一二。曾遇医生建议我膝盖开刀，幸而自己一贯坚持不做手术保守治疗的原则。毕竟，身体是自己的，革命的本钱还是要自己看牢。
当然，作为不那么自律的芸芸众生之一，对自己积重难返的恶习，我总宽慰自己需要有耐心。比如，每天看屏幕15小时以上造成干眼症，熬夜爆肝的作息时间有待改善等，也需要病过多次，才会真心悔改。知行合一若这么容易，也无需龙场悟道了。
有说，人是受多巴胺、内啡肽等各类激素控制的碳基生物。中医认为，身体是一个系统，“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不仅要治症还要治神，终其所有，是在维系一个动态的平衡。个人朴素的观点是：不管中医西医，或者说，不论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能治好病就成。
从情志到肉身，还有谁比自己更熟悉自己身体的状况呢？分门别类的各科室的医生只是辅助，各类医学检查出的指标只是判断的依据之一，在求教医生专业意见和诊断外，预防和康复之路大多要靠自己。人体自愈力强大，每个人都有潜力做自己的医生，要对自己有信心和耐心。
（以上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治疗建议）
编者注：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告，2019年中国的医疗健康支出总额达到人民币65200亿元，排名位居全球第二。其中，慢性病管理市场占总支出的比重达到了69.6%。
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中国人口中，高血压患者达到4.2亿人；血脂异常人口有2亿人；糖尿病人口有1.21亿人，为全球第一；超重及肥胖症人口有5.07亿，为全球第一。超重肥胖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癌症等重要的危险因素。国家卫健委公布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居民因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这四类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为15.3%。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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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猫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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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荒野“守护着上海自然乡野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作者：徐嘉仪，中国绿色时报副刊， 2022-07-28
一群居住在上海的年轻人，想为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融入一些“野性气息”。
他们年轻、热情、积极向上，他们用满是朝气的蓬勃力量，守护和恢复着上海自然乡野的模样。
这群年轻人共同努力维系着“城市荒野工作室”的运营，穿梭于上海近郊几处不同生境类型的“秘密基地”之间，他们并非想与城市隔绝，而是希望守护一份本真、一份上海最初的模样。
6年前，生物多样性概念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知晓，在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时期，“守护荒野”反倒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城市荒野团队就像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现在，城市荒野团队一边进行上海城市生物多样性调研，一边开展自然教育活动。他们希望通过生态学的视角，向公众展示物种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的关系，让更多人了解上海本土生物，也让更多人加入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行动中来。
建立城市荒野工作室
郭陶然（自然名：虫哥）和魏羚峰（自然名：C哥）是多年的好友，拥有共同的爱好——热爱自然、热爱动植物。
郭陶然发现野外的生物多样性比城市里丰富得多，他想慢慢恢复城市的生物多样性。魏羚峰则始终对自然有着超乎他人的喜爱，从小他就参加兴趣小组，经常跟着老师一起到自然中观察，尤其对植物更为“痴迷”。两人一拍即合，共同创建了“城市荒野工作室”。
恢复的受损的城市生态系统是城市荒野景观的核心价值之一。通过城市荒野景观的营造，可以在城市破碎化生境中恢复该地区原有生物群落的结构和功能，并在低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使乡土生物群落稳定地存在与演替。
6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上海城市绿化处参加了郭陶然团队关于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益讲座，听后愿意划出一块土地给他们团队进行生物多样性实验。
转眼6年过去，实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实验基地里，城市荒野团队营造了各种不同的生境。这些生境都是参照上海野生乡土物种的群落结构进行设计的。在这里能够发现许多上海城区中已经难觅踪迹的乡土生物。
如今，城市荒野团队还在不断地维护并对这处基地进行监测，这片区域的发展模式也会成为他们其他各项活动的重要参照。
尝试恢复龙舌草种群
上海是一个建在湿地上的城市，有很多小河道和湿地植物。郭陶然时常和团队一起进行湿生植物的采集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在青浦区一个村庄的灌溉沟渠里发现了为数不多的龙舌草（水鳖科海菜花属，也称水车前属）。那时，龙舌草还没有被记录到任何保护名录里。
△ 基地内拍摄的龙舌草
郭陶然回忆，他知道龙舌草在上海比较少见，就采集了一小部分回基地尝试进行繁育，尽量恢复它的种群数量。但是因为龙舌草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比较苛刻，第一年的繁育失败了。
第二年，他们决定再去采集，到了之后才发现由于城市改造，一些小溪流和河塘被填埋，原来发现龙舌草的地方已经失去了龙舌草生境。不过幸运的是他们还是在邻村找到了龙舌草的身影，遗憾的是这一次依旧没有繁育成功。
第三年，最后发现龙舌草的村庄也开始进行城市改造，很快就要发展到龙舌草生存的区域。为此，郭陶然和团队将剩下的龙舌草都带回了基地进行培植，有了多年培育的经验，这一次的繁育终于成功了。
在2021年9月更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海菜花属所有种（包括龙舌草）均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听说了这个消息后，郭陶然发自内心地高兴，他说：“龙舌草在上海的生存状态并不好，有了保护级别，再进行保护活动就有依据了。”
做好自然导师
魏羚峰、荀一乔（自然名：薰衣草）、周寅（自然名：蛙哥）是工作室里的自然教育导师，同时也是WWF（世界自然基金会）2022年度注册环境教育讲师。
多年的基地建设为城市荒野工作室打好了环境基础，团队成员也有了共同的认知：做好自然教育工作，传递好保护自然的理念。让更多人认识并了解上海的本土植物，才能形成保护的氛围。
魏羚峰认为，小时候在自然中观察的经历给他带来了巨大且长远的影响，老师的引导是促使他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启发点，所以也想用自然教育的形式，将爱护自然的共情心传递给下一代。
随着工作的推进，魏羚峰也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建立一个植物园。他在基地里建了一座小园，成功栽培了上千种植物，并对它们的知识了如指掌，在自然教育活动中，他被誉为荒野工作室的“移动的动植物百科全书”。
△ 植物小达人之春花课
在加入城市荒野团队并成为一名自然教育讲师前，荀一乔曾在一家外贸进出口公司的化工区域工作。每次下班时，办公室内都会充斥着一股刺鼻的味道，她发现这味道来自一些工业废弃物的排放。这让正在孕期的荀一乔开始忧虑并反思，是否还要继续在化工行业发展下去。
思虑再三，荀一乔决定投身于自然教育行业。做此选择并不是随意为之，在荀一乔看来，她有绘画基础和生物学知识背景，并且擅长与小孩子打交道，这是在自然教育工作中重要的技能。
荀一乔喜欢带孩子们在户外课堂体验观察，她说：“我常在讲课时加入身边的故事，用生活琐事来帮助孩子们理解和融入生物多样性的议题。在孩子们的身上，我常常能感受到未来充满希望。”
与荀一乔不同，做自然教育讲师是周寅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刚接触自然教育行业的他对行业抱有极高的热情和想象力，保护自然这一主题也让他多了一份使命感，当他把保护自然的理念传递给孩子们时，他会觉得自己向前又迈进了一步。
△ 基地夜观课
周寅对自然教育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虽然现在社会形成了较好的保护自然的共识，但公众的城市本土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并不强，真正行动起来的更是少数。这也是他在工作中遇到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他在每次课堂上都会着重讲到相关内容。
荒野团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保护城市生物多样性的行列，把“关注大自然，关注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并引领他们加入城市生态修复的工作中来。
他们相信，这些可爱的年轻人，一定会在未来城市生物多样性守护的道路上留下专属于自己的印记。
编辑：Ci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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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给儿童接种新冠疫苗，这在医学上既不合理也不道德
作者：拉梅什·塔库尔（Ramesh Thakur），2022-09-12，译者：JM风吹麦浪
随着时间的流逝，新冠政策被证明是比新冠病毒更大的威胁。最初，它作为一项初步的保护措施，被推广为为应对百年一遇的流行病争取时间，现在它渐变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卫生官僚和有独裁倾向的领导人对这种生活方式逐渐上瘾，且难以放手。
在英国，“现在，封锁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比死于新冠病毒的人还多。”《每日电讯报》的一篇社论强调了对新冠政策的成本效益做有意义的分析的重要性。前英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桑普顿勋爵，将封锁描述为“即使在战时也没有的、英国史无前例的独裁政府实验”。澳大利亚曾炫耀的2020-2021年成功控制了大流行，在 2022 年看来越发的无力（图 1）。
父母保护儿童的本能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儿童疫苗已获批准的地区，儿童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尤其是幼儿的，远远低于于成人。当局通过心理诱导和政治强压手段迫使儿童接种疫苗令人憎恶、痛苦和费解。
儿童被感染的风险非常低
与无年龄段感染差异的流感不同，新冠病毒具有很强的年龄特异性。在大流行早期，人们就知道不通过年龄段的感染率相差很大。2020 年 4 月 30 日，《每日邮报》报道称，10 岁以下的儿童不是这种疾病的传播者。尽管英国有超过 26,000 例与新冠相关的死亡，但没有一例是经由10 岁以下的感染者将病毒传染给成年人。
（待赞助稿酬达标后发布全文）
作者简介：拉梅什·塔库尔（Ramesh Thakur），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的名誉教授，曾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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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被“新冠”劫持
作者：拉梅什·塔库尔（Ramesh Thakur），2022-08-13，译者：JM山谷
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新西兰奥塔哥大学发表了一项有趣的研究，为公众对封锁措施的普遍支持提供了一些解释。尽管存在已知或可预计的“次生灾害”，比如收入减少、因忽视其他疾病而导致的死亡率升高、更大的孤独感导致“绝望死亡”以及警察滥用职权等，但这种支持还是出现了。
该研究指出，此种现象源于为消灭新冠病毒而将对人身自由的限制道德化了。甚至仅仅质疑这类限制政策都属于不正确。随着多国政府的不懈努力，譬如英国，大力部署国家宣传机器灌输对疾病的恐惧和羞辱质疑方，这种道德化进一步被神圣化。
这给了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为何曾经热情拥抱多元、包容和宽容的社会政策环境的新西兰人，最终会支持隔离政策——担忧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
杰辛达·阿德恩 (Jacinda Ardern) 政府宣布与冠状病毒有关的任何事情（包括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卫生部是“唯一真相来源”，如此一来，以此巩固新西兰的集体道德狂热。
随着时间的流逝，“清零”政策的愚蠢性及其造成的危害正不断累积的证据层出不穷，新西兰政府被困在自己亲手打造的监狱中，难以扭转困局。从目前数据上看，整个应对政策显而易见的徒劳无功。
最初，新西兰在控制新冠病毒方面非常成功。事实上，这更多地归功于新西兰的几个偶然优势。
（待赞助稿酬达标后发布全文）
作者简介：拉梅什·塔库尔（Ramesh Thakur），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的名誉教授，曾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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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对话 | China Dialogue Trust
官方网站：https://chinadialogue.net
中外对话（China Dialogue Trust）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伦敦。 气候变化、海洋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局限在某一国之内，也是全世界所有居民都要探讨的议题。在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的共同挑战面前，中国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而中外对话的目标正是促进中国与世界在生态环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寻找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
按照《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中外对话北京项目组通过与中方合作单位合作进行临时活动备案，在中国境内依法开展项目活动，项目涵盖气候变化传播、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海洋生态保护三大领域。
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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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species loss, pollution, water scarcity and environment damage are challenges that concern all the world’s citizens. Both the scale of its challenges and the size of its economy means China plays a uniquely important role. Tackling these challenges demands a common effort and shared understanding.
China Dialogue identifies, promotes and supports the unique voices that increase understanding, share precious experiences and inspire a higher awareness of the planet’s challenges, whether they come from inside China or elsewhere. We are devoted to making such voices heard by a global audience, in a lively, convincing and multi-lingual fashion. It is our hope that in doing so, we can move closer to viable, equitable and real solutions to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UR MISSION
资料来源: CDT
行业前沿 ｜瑞士研究人员成功将纳米管植入蓝藻，生物光伏发电性能有望提高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生辉Agri Tech，北京，2022-09-13
生物光伏（biophotovoltaics, BPV）为太阳能利用提供了一条生物学路径。它使用含氧光自养生物（如蓝藻）或其部分来收集光能并产生电力。光合作用不仅利用了太阳能，还具有负碳足迹，同时解决了太阳能转换和二氧化碳封存两个问题。BPV 有望成为环境更加友好的新一代太阳能发电技术。
尽管蓝藻等光合微生物具有很高的光合效率，但产电活性很弱，BPV 系统的输出功率目前仍然很低。
近日，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基础科学学院的一组研究人员在这一领域取得一项突破——成功将人造纳米材料与生物结构（蓝藻活细胞）连接，由此产生的“纳米生物”技术结合了生物和非生物的优势，有望提高 BPV 的发电性能。
这一成果以“Carbon nanotube uptake in cyanobacteria for near-infrared imaging and enhanced bioelectricity generation in living photovoltaics”一文发表在 Nature Nanotechnology 期刊。
“将纳米管放入细菌中，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很令人兴奋，但这实际上是一件大事。”该文通讯作者、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Ardemis Boghossian 说。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 Ardemis Boghossian 正在展望细菌发电的潜在未来：“研究人员一直在将纳米管放入哺乳动物细胞中，这些细胞具有内吞作用等机制。但细菌没有这些机制，并且在让颗粒通过其坚硬的外部时面临着额外的挑战。尽管存在这些障碍，我们还是设法做到了这一点，这在应用方面非常令人兴奋。”
多年来，Boghossian 团队一直致力于单壁碳纳米管（single-walled carbon nanotubes，SWCNTs，以下简称“纳米管”）的纳米材料应用，SWCNT由一层以圆柱形排列的单层石墨组成，具有其他纳米管所不具备的某些机械和光学性质。
这些特性使该纳米管成为纳米生物技术领域许多新应用的理想选择。例如，它已被放置在哺乳动物细胞内，以使用近红外成像监测其新陈代谢。在哺乳动物细胞中插入纳米管也导致了将治疗药物递送到其细胞内靶标的新技术；而在植物细胞中，它们已被用于基因组编辑。纳米管也被植入活体小鼠体内，以证明它们能够对体内深处的生物组织进行成像。
在该研究中，Boghossian 的团队及其国际同事能够通过用带正电荷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被细菌外膜的负电荷所吸引）“装饰”细菌来“说服”细菌自发地吸收纳米管。
△ 蓝藻门细菌的形态多样性（图源：维基百科）
该研究利用了两种蓝藻门的细菌，分别为 Synechocystis 和 Nostoc, 作为革兰氏阴性菌，其细胞壁很薄，具有革兰氏阳性细菌所缺乏的外膜。研究人员观察到，蓝藻通过被动、长度依赖性和选择性过程“吸收”了纳米管。该过程允许纳米管自发地穿透 Synechocystis 和 Nostoc 细胞壁。有趣的是，纳米管植入蓝藻后，当细胞分裂时，纳米管会留在子代细胞。
在此之后，研究小组想看看纳米管是否可以用来成像蓝藻——就像在哺乳动物细胞中发挥的作用一样。“我们首创了一个定制设备，能够对细菌内部的纳米管获得的特殊近红外荧光进行成像。”Boghossian 说。
实验证明，细菌内部的纳米管可以被清楚地看到，即使细菌本身也同时发光。这是因为，纳米管发射的为近红外线，该信号清晰而稳定，是目前任何其他纳米颗粒传感器都无法媲美的。通过使用纳米管就可观察细胞内部发生了什么，这令研究人员很兴奋。因为这些细胞难以使用传统的颗粒或蛋白质成像；而纳米管发出的光是天然生命物质所不具备的，遂使其脱颖而出。
实现了对细菌的实时监测后，研究人员通过跟踪细胞的生长和分裂发现，纳米管可由细菌分裂后形成的子细胞共享。“当细菌分裂时，子细胞继承了纳米管以及纳米管的性质。”Boghossian 说，“我们称之为’遗传纳米生物’。这像一个假肢，赋予细胞超出自然限度的能力。我们不仅将此赋予了细菌，而且也被它们的后代遗传。这是我们对遗传纳米生物的首次演示。”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纳米管置于细菌内部时，细菌在被光照亮时产生的电量显着增强。因此，该实验室正致力于将这些纳米生物细菌用于生物光伏发电。
Boghossian 设想了一种基于蓝藻的 BPV 设备，该设备可以自动控制不依赖于添加异物颗粒的电力生产。“在实施方面，现在的瓶颈是大规模将纳米管放入蓝藻体内的成本和环境影响。”Boghossian 和她的团队正在为扩大规模寻求合成生物学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实验室现在正致力于生物工程蓝藻，这种蓝藻可以在不需要纳米颗粒添加剂的情况下发电。合成生物学的进步使我们能够重新编程这些细胞。我们可以对它们进行工程设计，使发电这一功能存在于它们的 DNA 中。”
参考资料：
1.https://www.labiotech.eu/trends-news/biotech-photosynthetic-cyanobacteria-nanobionics/
2.https://doi.org/10.1038/s41565-022-01198-x
3.https://www.epfl.ch/labs/lnb/boghossian/
编者注：生辉Agri Tech（SciPhi_AgriTech）是DeepTech旗下专注于农业领域科研及产业化的全链条内容和数据品牌，致力于深度发掘该领域科学和技术创新的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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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绿色通行证政策：预言的悲剧编年史
【城市】| City
作者：雪莉·巴列夫（Shirly Bar-Lev），以色列，2022-09-05；译者：JM夜空
承诺升级（Escalation of Commitment）是管理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是一种在过去决策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承诺的现象。尽管有证据表明已经作出的决策是错误的。承诺升级常发生在人们认为要对自己的失败负责时。决策者为了证明自己最初的决策是正确的，常常会持续投入大量资源给有失败危险的决策。
当决策者必须决定是通过增加额外费用来继续推进，还是终止项目，或是寻找可替代方案时，也只有到了此时，决策者才会更加重视，以至于被迫采取措施，投入更多的资源。承诺升级不仅使决策者陷入困境，而且会促使他们以违背自身利益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方式行事，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Hafsi 和 Baba（2022 ）最近的一篇论文指出，由恐惧的政府领导层“投喂”给民众的健康恐惧，是如何在许多国家产生出一系列级联、同构的夸大反应。Muller (2021)的研究同样显示，所谓的“行为科学主义”的陷阱如何导致决策过程的隐秘、家长式作风和对异见的不屑一顾，继而导致对灾难性预测的过度依赖和信任。这些预测为实施严厉的封锁、隔离和激进的疫苗接种政策提供了依据，完全无视某些公共政策会损害国民健康、会消磨国民对政府的信任。
我个人的观点是，之所以奉行这种偏听偏信，是因为政府将新冠疫情描述为“潜在的不确定性”——目前没有足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可能，因此要以不同以往的视角看待未来和现在。这种“不同以往”是如此具有压倒性，以至于它赋予了新形式的大规模监视、拘留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合法性。
早在2021 年 3 月上旬，以色列规定，进入某些企业和公共场所必须出示“绿色通行证”。已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新冠患者康复后和正在以色列参与疫苗开发临床试验的本国公民可获得绿色通行证。
“绿色通行证”（也被称作“疫苗护照”。编者注）被公认是恢复已实现免疫的个体行动自由，促使公众对重新开放经济、教育和文化活动兴趣的一项基本措施。Kamin-Friedman 和Peled-Raz甚至说：“虽然无关乎建立信任或促进团结，但在以色列目前情况下推行绿色通行证在道德上至关重要。”
然而，尽管实施了这些政策，2021 年 8 月—9 月全国的病例数继续飙升。日新增病例超过 7,000 例，约 600 人因病情严重住院。尽管该国 930 万人中超过了57%接种了两剂辉瑞/BioNTech 疫苗，超过 300 万人接种了第三针，依然无济于事。于是以色列政府扩大了权力范围以应对疫情，几乎侵犯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2021年8 月 8 日，绿色通行证政策扩展至学校、研究所，公共和私营部门（甚至医院）则采取自愿原则。雇主们很快利用他们的特权限制未接种疫苗的员工进入工作场所，有些雇员甚至被解雇。
9 月 30 日，以色列公布新政，疫苗护照持有人必须接种第三剂辉瑞/BioNTech 疫苗，否则将失去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的，赋予了他们基本自由的“绿色通行证”。
2021 年 9 月，以色列卫生部证实，在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都出现了病例。以色列的调查结果证实，辉瑞疫苗预防严重疾病的有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疫苗对轻度和中度疾病的保护作用也在减弱。即便如此，直到2022年2 月 11日，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Naftali Bennett）才宣布废除疫苗护照。讽刺的是，新冠感染率仍然居高不下。
Fotaki 和 Hyde (2015) 发现，承诺升级更容易伴随三种防御机制：理想化、分裂和指责。当决策者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或期望，产生激进的政策时（譬如，零污染、打败德尔塔病毒或通过疫苗接种达到群体免疫），就会出现理想化。“分裂”是指将世界分割为非“善”即“恶”的的趋势。引用总理贝内特的话说：“亲爱的公民，那些拒绝接种疫苗的人正危及着我们的工作自由、我们孩子的学习自由、我们与家人欢聚一堂的自由”。“指责”则涉及将不尽人意情况下讨厌的那部分投射到典型的“坏人”或“恶人”身上。通过这种方式，失败被归咎于典型的“邪恶”群体，而非触发有意义的行动来解决问题。
绿色通行证政策假设，民众为避免损失、恐惧被限制自由、需要生活便利、可能失去收入等种种原因将被迫“自愿”接种疫苗。它还不失时机地为失败找了个罪魁祸首。
然而，损失厌恶也意味着，那些新成型的特权群体将坚持维护自己的特权，即使这些特权可能使其他人面临感染风险。这个群体也可能产生一种错误的免疫感，他们放弃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保护措施，更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传播疾病。
因此，损失厌恶可能会无意中激发政策制定者想要阻止类似行为。更重要且危险的是，它让群体保持一种集体幻想——该行动计划目标得以实现。想象一下，当发现“为了疫苗开发的共同目标挺身而出的冒险”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徒劳，最糟糕的情况是使他们面临感染疾病或遭受疫苗副作用的风险时，他们会感到沮丧。
而绿色通行证政策在推动反对者接种疫苗方面是否有效？Dror (Imri) Aloni 健康信息中心于 2021 年 7 月—8 月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600 名被访者中有超过 58% 的人表示，恐惧被制裁是他们接种疫苗的主要原因；完全接种疫苗的被访者中有 56%的人认为，绿色通行证政策就是为了强迫人们接种疫苗。即便如此，依然有 44% 的人支持该政策。
然而，73% 未接种疫苗的被访者认为，绿色通行证政策是一项强制性措施，并表示对鼓励接种疫苗的措施感到非常不安。该研究还揭示了那些拒绝接种疫苗的人对政府和医疗机构的信任度急剧下降。
越不信任，对制裁的恐惧就越大。反对接种疫苗的人就越发坚决的不接种疫苗。本研究中发现的信任消磨与其他研究相呼应，表明以色列人正在失去对公共机构的信任，超过一半的被访人表示，该国的民主处于危险之中（Plesner，Y 和T，Helman，2020 ）。
最近一项覆盖了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名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调查显示，怀疑疫苗安全性和功效是疫苗犹豫的一个主要原因。疫苗犹豫的受访者对疫苗接种证明政策也非常抵触。赞成在国际旅行、室内活动、工作场所和学校四个场所使用疫苗护照的人群占比分别为31.7%、20%、15% 和 14.8%（Lazarus、Wyka、White、Picchio、Rabin、Ratzan、El-Mohandes，2022）。
简而言之，“绿色通行证”政策不仅未能实现其公共卫生目标，还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政府和医疗机构的信任，并危险地将决策者束缚在破坏性的行动中。
从战略角度看，这种在紧急情况下的政策过度反应会导致政策制定者顽固不化，寻求更激进的措施来执行政策，同时压制民众日益增长的反对声。因此，出现各种审查和压制策略，包括撤回指出疫苗安全问题的论文、阻挠研究经费、召集官方听证会，甚至吊销医疗执照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粉碎抵抗（ Guetzkow, Shir-Raz, Ronel, 2022)。
慢慢地，一切的目标变成了执行政策，而不是保护公众健康和有效管理健康状况。
参考文献
- Bazerman, M., & Neale, M. (1992). Nonrational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in negotiation.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0(2), 163-168.
- Fotaki, M., & Hyde, P. (2015). Organizational blind spots: Splitting, blame and idealization in 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Human Relations, 68(3), 441-462.
- Hafsi, T., & Baba, S. (2022). Exploring the Process of Policy Overreaction: The COVID-19 Lockdown Decisions.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 10564926221082494.
- Kamin-Friedman, S., & Peled Raz, M. (2021). Lessons from Israel’s COVID-19 Green Pass program. Israel Journal of Health Policy Research, 10(1), 1-6.
- Leigh, J. P., Moss, S. J., White, T. M., Picchio, C. A., Rabin, K. H., Ratzan, S. C., … & Lazarus, J. V. (2022). Factors affecting COVID-19 vaccine hesitancy among healthcare providers in 23 countries. Vaccine.
- Moser, K., Wolff, H. G., & Kraft, A. (2013). The de‐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Predecisional accountability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3(2), 363-376.
- Muller, S. M. (2021). The dangers of performative scientism as the alternative to anti-scientific policymaking: A critical,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South Africa’s Covid-19 response and its consequences. World Development, 140, 105290.
- Plesner, Y and T, Helman, 2020, The Israeli Measure of Democracy. Israeli Institute of democracy, Jerusalem.
- Samimian-Darash, L. (2013). Governing future potential biothreats: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uncertainty. Current Anthropology, 54(1), 1-22.
- Sleesman, D. J., Lennard, A. C., McNamara, G., & Conlon, D. E. (2018). Putting escalation of commitment in context: A multilevel review and analysis.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12(1), 178-207.
作者简介：雪莉·巴列夫（Shirly Bar-Lev） ，以色列巴伊兰大学博士，鲁平学术中心Dror (Imri) Aloni 健康信息学中心的负责人。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卫生技术的实施、知识管理、组织策略、送礼习俗和组织形式。她也是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 大会的成员。
编辑：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