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慈善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讲课：许倬云，整理：张文龄、黄雨晴，社会创新家，2021-07-27
编者按：7月16日，止于至善文化院举办的“社会创新家（公益领导者）”课程项目，邀请到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许倬云导师授课，他主讲的课程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慈善》。
图：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
中国人的理想中有一个大同世界，大同世界里幼有所长，壮有所用，老有所终，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负起对弱者的责任。这和基督教世界由教会办慈善、回教世界由清真寺办慈善不一样。
我今年91岁，已经跨过三个时代。七八岁的记忆还如在目前。中国那个时代的社会公益是谁担起来？我想拿我的家乡无锡做个例子。
乾隆年间，我们家从福建搬去无锡，自此落户生根，已有两百多年。无锡并不大，从城门这边走到城门那边几公里路而已。它是一个椭圆形的城，左右邻居走路即能相见。
但这个城很富庶。
“鱼米之乡”：粮仓、仓厅与丝堂
江南号称“鱼米之乡”，是中国稻米的最大生产地。从明朝开始，江南地区、太湖周边的赋税就占据全国赋税的1/4～1/3。除米粮外，丝绸是江南另一大经济来源。
米粮和丝绸，这两大产业的储蓄站皆在无锡。
无锡城外有个石头岛，叫黄埠墩。关于石头岛，有个奇怪的说法：石头岛永不沉没。水再大，淹不过它，水再小，它也就那么高。岛上面有几里路长的粮仓。大水缸密密麻麻地排起来，中间拿泥糊住，没有老鼠，蛇也进不去，天上鸟也不下来，因为没有吃的东西，地上寸草不生。
仓库有几百万石（dan）的稻米，这就给无锡一个特殊的条件：稻米的储藏在无锡，于是稻米的交易也在无锡。
储藏稻米的地方叫粮仓，交易稻米的地方叫仓厅。
仓厅的收入依然很大。仓厅给农夫贷款买种子、买农具，放出去的钱是零碎，收进来的钱是大块。农夫或者地主交米后不拿现款，开个折子，像存款一样。米价和米的数量都存在折子上，一年到头凭这个折子在酱油店买酱油，在服装店买服装，支持开销。
在这种经济状态下，无锡能剩余一大笔钱，地方赋税便是这么来的。
除了粮仓、仓厅，另外还有丝堂。无锡人养蚕作茧，作了茧抽丝，每年春天会持续两个月左右。丝堂跟仓厅一样，零付整收。各个小户将丝绸装在一起，卖给收货的人。
那时每家都养蚕。我们说的“小户”并不算小，一户人家的院子很大。我的祖母带着族里女眷，老老少少一起养蚕。养蚕的收入就是我们许家女眷的开销，包括嫁出去的女儿的脂粉钱，女孩子上学的学费和添妆做鞋的花费。
地方慈善：育婴堂、养老院、习役班与就业班
丝堂或仓厅有相当大一笔存款。存钱太多怎么用？办现代企业。
中国现代机器厂、面粉厂、纺织厂等都在无锡发源。这些行当和企业支持地方的建设，无锡因此相当殷富。殷富之后，大部分款项用在地方。除日常起居之外，建城、修城、修马路、装电灯、装电话、掏河、救急、收留难民都从这个款项里出。
这就是慈善事业。
谁在管慈善事业？是地方的绅士。不是因为他官大，也不是因为他有钱，能成为地方绅士，条件是他具有公信力。无锡最后一任绅士的领袖具有官衔，即商会董事长。商会里还有几位常董，均由地方推举，是推举而不是投票。大家彼此相识，一个人退休，大家推举另外一个人继承。
商会最后一位常董是钱钟书的叔父钱孙卿。他一辈子最高位至省政府的科长，任职三年余下时间便是地方的绅士。钱家代代皆念书人，儿子、女儿是学者，弟兄是院士，大学教授不计其数。
商会的第一要务是照顾老人、幼儿、孤儿、寡妇和无业者。由此便催生了育婴堂、养老院。育婴堂、养老院中还有寡妇做事的寡妇堂，又叫守节堂。守节堂的寡妇闲时看家，有事便派至育婴堂、养老院以照顾老人小孩。
婴儿怎么来？育婴堂的门口放置小木头柜，从外面可以打开，从里面也可以打开。人们或因家里太穷，或因不小心生了孩子，便趁别人不注意，掀起盖子将孩子放入摇床里。摇床很暖和，底下是草灰，上面是稻草，再上面是棉花。来人将孩子放入木头柜，盖起来，留下孩子的生辰八字或姓名。
育婴堂不问来历，一直抚养孩子，男生姓华，女生姓夏，寓意“华夏华夏”。育婴堂的孩子12岁便读完“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
“三百千千”读完了，数学学会了，就开始做学徒，学手工等。哪个店家要学徒，就派去，出师就可以做师傅。孩子的婚嫁由堂里主持，也给嫁妆，给聘金。但不许彼此婚配，担心可能出自同一家的血脉。
除了育婴堂，还有养老院，收留孤苦伶仃或家里人口不多的老年人。从看病开始到送终为止，不要钱。家里人丁不多的有钱人捐钱维持养老院。院里的集体生活有来往，有交集，有休闲活动，有尊严。老人们住的不是通铺，两人一间，病重或身体不好的人一人一间。院里的工作人员足够伺候老人。
育婴堂和养老院之外，还有一类慈善事业。
从我们家出发，穿过三四个街区，有一座宋朝便存在的大庙——南禅寺。南禅寺后面有大院子，院内搭棚，便是习役班、就业班。城里没有职业的男丁，但凡年龄不太大，均可来这里与和尚一起吃斋。平日里，他们帮寺庙收拾菜园，种菜擦地，收拾东西。城里有事需要人丁，譬如婚丧嫁娶、修院子、夏天搭棚、冬天清雪，吆喝一声打个招呼，一下就派出来了，都可靠。事后支付工资让他们维持生活。
商会的常董每年向城里的店家募捐。店家不能不捐钱，因为摊派得公道。各家是赚钱还是亏本，大家心里有数，派的是店家承担得起的。
最狠的一句话是：好，你今天不捐，明天我们照顾你好不好？送你到养老院去，送你到习役班去。这话损，人人都愿意捐，这是有面子的事情。
地方自治：无锡自卫队
无锡城里除了这些育婴堂、养老院、习役班与就业班，甚至还有自己的警察队和自卫队。平常这些队伍不出来，真要军阀过境，自卫队便上城。
中华民国成立南京政府，在武汉打响一枪后，无锡自卫队扩编成3000人。等到南京建都，第一个抵达的便是无锡自卫队，担当孙中山官邸外面的第一个卫队，直到常规部队到达。
组成这3000人自卫队的是各行各业的年轻伙计。他们由工厂、店铺派遣，年轻人自告奋勇做后备也可以。自卫队的维持费、训练费、服装费都由商会捐款。
至于城墙修补、修马路、和陶泥，这些活儿统统由商会派人做。农闲时，商会雇佣农夫及劳工来做公共事业、公共工程。人无闲丁，街无闲人，人都有活，都有所养。这些都由地方来管，没有动用公家一分钱。
我祖母是念佛会的副会长，人们看哪个老太太有好儿子，出得起钱，便让那老太太吩咐儿子捐钱，儿子没有不捐的。捐款用于寺庙、尼姑庵、道观、孤儿院。念佛会也做事，会还在腊八时放粮食。
商会办公怎么办？无锡有个公园叫公花园，是中国第一个民间办的公园。满清革新时，一个大人将自己的私园，也是我姑妈家的花园捐出来充当公花园。人们在里面溜达，喝茶，养鸟，逛吃。
公花园有两个茶馆，一大一小。大茶馆是喝茶的，小茶馆是办公的。小茶馆前面是大厅，后面有两间房间，其中大的一间，坐的是有头有脸的绅士，小的一间坐的是商会成员。
遇到排难解纷这类公事，大家到绅士的大房间里分科办事，商量出解决办法后，到常董的房间讨论敲定。平日里处理的事情有：排难解纷，解决公事。所以无锡县长很闲，他没有发言的余地。这就是地方自治，地方公益。
教育公益：绅士办学
无锡的例子是不是独有的？不是。
我最近读了北京大学教授张广达的论文集，里面讲他的老家——天津卫旁边的青县。青县城内城外20万人不到，至多是无锡人口的1/3。400年来，青县大概出了两三百个突出人物、四五百个秀才，绅士人数跟无锡不能比。两个地方谁也没学谁，但两个地方自治的办法差不多。
别的不论，讲讲教育。
现代学校出现以前，通行的是几家人合办私塾。现代学校出现后，私塾学堂合为小学。几家小学合起来，或者这几户人家捐钱，就办个中学。
我在辅仁中学念书，高中三班，初中六班，大概200人左右，学校是十七八户人家的私塾。教员是这几家的子弟，他们在上海上过学，譬如圣约翰大学、南洋模范中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等。学生也是这几家的子弟，是自家人教自家子弟。
高二下学期，我离开无锡来到上海，之后又到台湾上高三下学期，继而考取台北大学。在台湾，我基本不用学高三下学期的课，因为我高二的功课就比它深。考台大时，那些考试题目不算什么。这就是绅士们合办学校的教学水平。
在绅士办的学校里念书，最后大家都上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或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家家户户上的都是这些学校，很少有例外。
无锡有个私立的国学专修馆，程度非常高，大概相当于博士院。钱孙卿（钱钟书的叔叔）的双胞胎哥哥就在国学专修馆教书。学问不是大学学来的，而要看几千本书。
教育是公益的事情之一，青县和无锡是差不多的做法。
生活共同体：守望相助，生死与共
抗战时期，我们许家大半时间在湖北北部一个叫老河口的地方。
老河口下面有个村子叫吴家营，一百多户。我是不能走路的，因为不上学，村子里的事我看得清清楚楚。母亲要忙家里的事，工人帮忙把我放在推磨的磨盘上。我在磨盘上做旁观者，看田怎么种，车水怎么车，牛、马、驴怎么养。
村外靠近河口边，那儿有个棚子，棚子里有个渡船的船夫，前面有个庙叫三关庙，意思是天关、地关和水关。这两个地方中间有一块地，用来种药材和地瓜。
地瓜是公粮、救急粮。穷人穷户，每天挖点生地瓜便能吃饱一口人。过路的穷人、旅客，也被允许挖地瓜。棚里有一个烧水的老头，由村里供养，为了给过路人喝茶。
药材也有用处。汉水边的土是沙土，这是头等的好土，水分够，长各种药材：当归、茯苓、何首乌。药材地是武当山的下院种的，由棚子里的老头照顾。武当山的老道们隔一阵采一点药材，带回山里烘焙制作。
湖北各处街市上、大村子里都有武当山的下院。街市上的下院也叫联络站。需要时一声吆喝，武当山的人就来了，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医生有医生。这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地方自治。
村子里需要照顾的人家不过十来二十家，都由全村人承担。谁家老牛不能耕地，又买不起牛，大家便凑份子帮他买牛，他在十年里偿还。
这类生活共同体堪称——守望相助，生死与共。这不是无产阶级道德，也不是什么先进的道德，而自己身在其中。美国绅士只捞钱不花钱，中国绅士则是真掏钱，这就是中国邻里乡党互助合作的基本单位。
我对中国现在的高度都市化有点意见。邻里乡党的小社区被糟蹋掉了，搬到城里去的人重新聚合，没有几百年的交情，没有知根知底的体贴，互助便办不起来。
我的爷爷一辈子喜欢数学，研究数学，很穷，但是不想考科名，也不去做活。我的曾祖父看这个儿子好学，没办法。爷爷本身是秀才，可医学很好，每年到四乡八镇去看病。所以虽然我家里很穷，也没有科名，但声望很好。
曾祖父时期，太平天国屠城，屠掉了1/3的人口，我家死了38人，一蹶不振。城内大受打击，仓厅及米仓无人管理。当地人认为我爷爷为人公正，认识的人多，又能干，便让他来管。
仓厅的钱是要还给卖粮的农户的，所以我爷爷不乱花钱，也不收工费以外的钱，尽管过手几百万、上千万的银子，但他和小商店里的老板、伙计、学徒一样，拿几百吊钱过日子。
这是中国的绅士。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社会创新家（公益领导者）项目#学员提问#
问：您之前在采访里提到，您那代人是提出问题的人，我们这一代人要尝试解决问题。80后及90后身处疫情时代，面对全球地缘政治等剧烈变革，个体也面临精神层面的问题。我想请教许老师，我们该如何去回应或有效地推动社会的发展？
答：各位是企业从业人士或有志进入企业办事业的人。美国在很短的一段建设时期，尽管工厂主与工人之间有矛盾，但也有良心厂家，比如卡内基。他在工厂里建设工人住宅区，照顾雇员的生活：小孩的教育、老人的赡养、卫生、医护、借款等所有的事情。后来企业越来越复杂、发达。
今天美国真正的富豪之家，只见账户上的数字，看不见劳工。
中国民营企业刚出现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日本人将公司称为“会社”，会社的正式工人会得到一辈子的照顾，也照顾他的小孩。老辈退休，小孩接上去，世世代代做下去。
日本的工业化衔接当年的封建时代，当地的每个小贵族、武士都有封户，转化成工商业以后，他视底下的工人为子民。
我今天不叫你们把工人当子民看，而是把他们当子弟看，照顾他一辈子。工会向来有医保，但只有工会不够。我亲眼看见美国工会从服务性质变成啃自己人的骨头。
假如你办企业，我盼望你能够做一个工人的村子，叫劳动村或者同仁村。照顾工人的衣食起居生活，照顾他的疾病与忧患，用低利的贷款支撑他度过灾难的日子。像我，我有残疾，找个劳工来照顾，一小时要28美金，这种价格劳工人家租得起吗？
如果马云的阿里巴巴做个阿里村，有便宜的住宅，租而不卖，有工作的设备，安全且有人照顾，小孩子有人看，那么功德无量。
日本有一家企业叫“松下”，内部设立了松下塾，但不是念书的，是定期和不定期的讲习班。讲习班让雇员知道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什么是价值，什么是为人，什么是为己。
松下的创办人松下幸之助，他的阅读涉及禅宗、道家、基督教的原教义与儒家。他的人生教条是两个字：拙，笨拙的拙；勤，勤奋的勤。
大雁有头雁，马群有头马，你要做个头，就需辛苦一辈子。
编辑：浮琪琪@社会创新家
（本文转载自社会创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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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是什么？ 《社会企业》专栏
Wildscreen | 自然影像
官方网站：https://wildscreen.org
1982年，WWF的創辦人之一彼得 · 史考特爵士（Sir Peter Scott），與前BBC自然史單元總監克里斯多夫 · 帕森斯（Christopher Parsons），共同創立Wildscreen。
跟WWF同樣為非營利組織，Wilscreen的核心目標，在於募集全球致力於自然保育的頂尖導演和攝影師，製作自然生態的動人故事，藉此感動更多人願意親近自然、體驗自然，並進一步想投身保育的行列。
GIVING THE NATURAL WORLD A VOICE
Wildscreen is a conversation charity with a global impact. We connect creatives within the wildlife film, television and photography industry with conservationists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inspire positive change.
Founded in 1982, Wildscreen has a rich legacy and is an established organisation within the natural history industry.
Take a look at how we became who we are today – a female led organisation with a dynamic team who are motivated by disrupting the industry, championing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and reconnecting us all with the beauty of nature.
OUR VISION
Wildscreen envisions a world where natural world storytelling is inclusive, accessible and impactful and where nature is protected and th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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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中国 | Wild China Film
官方网站：http://www.wildchina.cn/
野性中国（Wild China Film）是一家致力于用影像的方式传播和推广自然保护理念的公益机构。通过对中国野生生物和自然环境的拍摄，努力实现“用影像保护自然”的信念。
机构愿景：用影像保护自然。
机构使命：为科学研究、自然保护、公众宣传及自然教育等领域提供直观、生动和详实的影像资料。通过举办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发起并实施中国濒危物种影像计划；用出版、展览、记录片、影像库等多种形式传播和展现中国独特和壮丽的野生生物和自然景观，以唤起公众对中国自然的关注与热爱。
资料来源: W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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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野生动物灭绝的速度赛跑——“野性中国”创始人奚志农先生访谈
ARKive：野生生物影像避风港
作者：汪远， 2019-02-07
ARKive是世界上最好的濒危野生生物影像库，收集有一万六千多种珍稀濒危野生生物的图像视频资料。随便看看各种动物科普文章，ARKive的水印随处可见。然而遗憾的是，这个非盈利的公益网站，由于资金的匮乏，将于2019年2月15日彻底关闭。
ARKive是一个以宣传生态保护为主题的公益网站，致力于通过来自野生生物影像的力量促进对世界上各种受威胁物种的保护，分门别类地收集大量不同物种在野外的图片、视频和文字资料，尤其是列入IUCN红色名录的物种。访问者可以免费观看这些资料。
ARKive创建于2003年5月20日，是由英国教育性非盈利组织“自然影像”（Wildscreen）发起的一个项目。Wildscreen的核心目标是募集全球致力于自然保育的顶尖导演和摄影师，制作自然生态的动人故事，借此感动更多人愿意亲近自然、体验自然，并进一步想投身保育事业行列。著名的BBC自然探索频道主持人大卫·艾登堡（David Attenborough）是ARKive主要的发起人和赞助人。对BBC自然探索影片有所了解的人一定对大卫·艾登堡非常熟悉。
Wildscreen的所在地，英国布里斯托（Bristol），还有着另外一家类似的网站：Nature Picture Library（http://www.naturepl.com）。Nature Picture Library是专业市场的专业摄影机构，代表着500多名世界上最好的自然和野生动物摄影师和摄像师。网站提供超过50万张图片和视频，包括自然界野生动物、植物、景观、环境问题、海洋生物、宠物和原住民的各个方面。
ARKive创立的初衷，是为野生生物的图像和视频资料提供一个集中的避风港。因为在此之前，许多这类的记录都是分散的、没有索引的，往往很少或根本没有公众访问，有时候可能会导致珍贵记录的丢失或损坏。尤其是栖息地的破坏和生物灭绝速率的加快，意味着这些图像和视频可能是某些物种唯一的遗产。项目的发起者们相信这些珍贵的记录及赋予它们科学的分类（学名），是一种重要的公众教育资源和生物保护工具，可以变成建立公众环境意识的强大力量。
成为野生生物影像避难所的愿景，使得ARKive得到了大量生态保护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支持。包括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鸟联盟、保育国际、联合国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WCMC）、伦敦自然史博物馆、英国邱园、史密森尼学会、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英国广播公司（BBC）等都提供了大量支持和援助。不幸的是，即使有这些机构和公司的支持，ARKive仍然由于资金的匮乏，不得不于2019年2月15日关闭。
为了让这些珍贵的影像及文字资料永续，在得知网站即将关闭的第一时间，我立即开始着手整理网站内容。经过3天连续不断的下载、反复进行物种资料和网站内容的匹配和核查、整理，终于将网站内容基本整理完毕。在此基础上，将全部能够匹配中文名的物种配上了中文名，方便中国读者查看。根据资料，网站的原始内容高达74TB。然而由于版权原因，公开于互联网上的图像和视频远没有这么大的体积。不过幸运的是，从网站源码中发现了比正常播放视频文件更大的视频文件，虽然尺寸远非高清，但视频清晰度比公开播放版本要高。
经过统计，共整理出ARKive野生生物9个类群、1382科、6206属、16038种，图片96121张（6.3GB），视频9198部（350GB）。
文件分三部分提供：1、物种资料；2、图片文件；3、视频文件。物种资料为ARKive网站每个物种的原始html文件。随着网站的关闭，打开html文件后图片将不可见，但文字描述可见。图片和视频文件已经单独提取出来。
每个类别分别按9个类群进行分类（哺乳动物 Mammals、鸟类 Birds、两栖动物 Amphibians、爬行动物 Reptiles、鱼类 Fish、植物和藻类 Plants-and-Algae、菌类 Fungi、淡水和陆地无脊椎动物 Invertebrates-Terrestrial-and-Freshwater、海洋无脊椎动物 Invertebrates-Marine），可以按照感兴趣的类别分别下载。
提供的文件，其目录结构为：类群名\科名\图片文件。图片文件名构成：学名 中文名（英文名）序号，描述。由于描述文字有些较长，所以请将下载后的文件解压到磁盘根目录或者短目录名下，否则可能会因为目录名过长而解压失败。科、种的中文名来源于中国自然标本馆（CFH，http://www.cfh.ac.cn），带括号的中文名为英文名使用谷歌翻译得来，仅供参考，可能有误。动物部分的分类树数据多数使用ARKive自己的分类树，少部分采取Catalogue of Life的数据。由于属名在不同类群下的同名问题，可能会导致文件分类至错误的类群下，请留意。植物部分的分类树数据来自多识百科（http://duocet.ibiodiversity.net），以APG IV及其他类群的分子系统为基础。所有内容都整理为Excel文件，附在每个压缩包之中，可以方便大家查找内容。
如有任何问题，或下载链接失效，请邮件联系wangyuanensis#http://gmail.com。更多资料请见：中国植物模式标本图集、上海植物图库、植物学资源下载
欢迎转发，本文不设任何限制，下载不设任何门槛，让每个人成为野生生物影像避风港！
【下载地址】：http://t.cn/EctYWa4（百度网盘）
作者简介：汪远，上海世博文化公园 · 温室组、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植物馆 · 温室主管、上海辰山植物园 · 研究助理。北京林业大学 · 生物技术。（来源：知乎）
转载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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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科学童话》之八：七星瓢虫棉田大战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林颂英编著，《中国原创科学童话大系》2013
棉田里的棉苗长势茂盛。奇怪的是，有几棵棉株，在将要结棉桃的时候，枯萎了。这是谁谋害的呢？
棉田里对这一桩事情引起了议论。
首先就是那鞘翅上有七个花点点的瓢虫——七星瓢虫，闻讯赶来缉察。
当七星瓢虫赶到现场时，发现有一个蚜虫群。这引起了他的深思：难道小小的蚜虫能把高大的棉株毁掉吗？七星瓢虫认为，在没找到罪证前，还不能轻易下结论，他决心蹲在棉田里查个水落石出。
夏天，正是棉株开花结棉桃的季节。芝麻粒一般小的蚜虫，有如一帮小偷，肆无忌惮地在棉田里活动着。
七星瓢虫看到了：蚜虫爬满了青绿色和土红色的棉叶，用小小的针一样细的嘴巴，插进叶肉里。他站稳如发丝般的细脚，扭动着肥胖的身躯，使劲地吮吸着棉株里的汁液。他们还真像一群吸血鬼，拼命地吸呀、吸呀……
最后，当蚜虫榨干了棉株里的汁液后，棉株因缺乏营养和水分而枯萎掉了。蚜虫肆无忌惮地到处糟蹋棉田，像疾风扫落叶一般迅猛蔓延开来，这给整片棉田带来了一场灾祸呀。
七星瓢虫决心要消灭这些小坏蛋。但是，他在消灭蚜虫之前，还要弄清一个疑问：那就是蚜虫这么小， 哪来这么大的力量和劲头，来毁掉棉株？七星瓢虫认为：这蚜虫背后一定有同谋者，于是决定继续侦察。
瓢虫巧妙地隐蔽在了一棵棉株叶子的背面，耐心地观察着。一会儿，他便看见了一些情况：蚜虫群糟蹋棉株越起劲的时候，一群蚂蚁越是奔上奔下地特别卖力，这蚂蚁和蚜虫有什么关系呢？
不久，瓢虫观察到：那些蚂蚁们排着队伍，穿过草地，翻过小沟，直朝棉株茎上爬上去。他们来到蚜虫身边，趴在蚜虫后头，用小触角拍拍这个，碰碰那个，还打着招呼：“朋友们，快喝吧！痛痛快快地喝吧！嘿嘿……”
蚜虫没有回头看，便知道是蚂蚁来了，赶忙答道：“嗯，咱们喝得太饱啦，肚子里都胀鼓鼓的，连动也不想动一下啦！哈哈……”
一个“嘿嘿”，一个“哈哈”，搭配得多么巧妙。
接着又看见蚂蚁在蚜虫群中奔忙不停，蚜虫吸光一片叶子的汁液，蚂蚁便赶忙把蚜虫驮来驮去，搬到新 的叶子上，继续作案——吸食棉株的汁液。看到这会儿，七星瓢虫才恍然大悟。噢！原来蚂蚁是蚜虫的帮凶！
这时候，七星瓢虫恨不得跑上前去厮杀一阵，把蚜虫统统歼灭干净。但是，机智的瓢虫转念一想，头脑里又出现了第二个疑问：难道蚂蚁就这样心甘情愿地为蚜虫效劳，而自己一无所获吗？这不可能！
七星瓢虫按捺住性子，悄悄地观察着。正在蚜虫和蚂蚁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一个奇怪的镜头出现了：只见蚜虫把屁股扭动一下，便听到蚜虫轻声地对蚂 蚁说道：“来吧，喝一点蜜汁回去吧！很新鲜的蚜蜜啊！”
于是，蚂蚁轻轻地抵住蚜虫的身体，嘴巴凑上去。然后，蚜虫用力把肚子轻轻一挤，一滴滴的蜜汁便从尾部的乳管里流出来了。
蚂蚁赶忙用嘴巴接住蚜蜜，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喝一边还说：“太好啦！这蚜蜜真的又甜又香啊！”蚂蚁吸饱了蚜蜜后，抹抹嘴巴，，就回头朝柳树下的蚂蚁洞奔去
七星瓢虫看到了这一切，实在按捺不住了！原来蚂蚁和蚜虫是同谋。嘿，蚂蚁吃了蚜蜜，还要带回洞去呢，储藏起来，留作冬天或天气干旱时再吃喝。
真相大白了！原来这儿是蚂蚁办的“牧场”。这一帮贪婪的蚂蚁在棉株上放牧蚜虫，吸取蚜蜜，简直像 靠剥削起家的“‘牧场主”呢！
瓢虫恼怒极了，奋勇冲向前去，大口大口地吞食蚜虫。于是，蚜虫吓得四处逃跑，但大部分都在瓢虫的嘴下丧了命。侥幸没死的，也跌落在泥地里，，摔个半死不活。那“牧场主”——蚂蚁呢，仿佛面临着破产一样，懊丧地落荒而逃！
七星瓢虫大战了一阵，大获全胜。他准备休息一下，等到明天，再跟几个瓢虫朋友一起，重新上阵，共同把蚜虫彻底歼灭干净，保护棉田。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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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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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行医资格的国家管制
上文提到民国时期的“废止旧医案”，有另外一个含义，值得专门讨论。这就是政府对行医资格的管制。传 统中国“天高皇帝远”，行医应诊向来是民间的事务，靠习俗、自发的规矩和道德调节，无须国家介入。当 然也不是完全的自由放任，凡发生医疗事故、医患双方起了纠纷、特别是闹出人命官司，官家还是要管 的。但是，通行的准则是，“民不举，官不究”。政府通常只管结果，从来不管“谁有资格行医”这等市场准 入问题。
余云岫1929年提出废止中医案，等于在华夏文明史上划了一条新道道。余是浙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在 大阪医科大学学医。“海归”后任上海医院医务长、上海医师工会会长、国民党中央政府卫生委员会委员。 余氏坚持不懈地批判中医之“不科学”，与他留洋学西医也许不无关系，但是更为直接的，则是日本经验对 他的刺激——明治维新以法废止“汉方”(中医)、全盘西化以后，日本国民的体格和精神日益强壮。看在 留学生余云岫眼里，中国要强大起来，非师法日本不可——用国家权力推进医学和医疗服务的现代化。
很明白，“废止旧医案”不是《废医论》(1789)那样纯粹的书生议论，也不是学者一厢情愿的政策主 张。那是一份“法案”，要的就是“从法律上解决问题”。余氏提出该案的场所，不是大学讲坛或学术会议， 而是刚刚取得北伐胜利、坐定天下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新政权总要有新气象，连 同余云岫在内的十几位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个个都是西医出身，对中国医学医术的现代化自有一套大 想法。有中央卫生行政权在手，还能不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废止旧医案”其实创建了一项新制度，即行医资格要经由国家认定，行医活动要经由国家许可。这是一个 “新生事物”，因为传统中国的“医生”，不过是自由行医的产物。正如我们早前介绍过的那样，无论地位较 高的“寓医”，还是乡间的游医、草医、甚至巫婆和神汉，都是靠自发的、世代相传的“市场声誉”吃饭。除 非出了大问题，医、患双方无需见官，行医也不需要官家的认可和批准。
余云岫的提案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行医体制。他提议“施行旧医登记”，规定“给予执照方能营业”;也要求 旧医接受训练，不合格者得不到证书的，必须停止营业。这些看似仅仅针对旧医(中医)的特别规定， 有着重要的一般含义:行医资格不再由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决定，而必须由看得见的政府之手批准。从国 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氏“废案”的那一刻起，行医自由的中国传统就正式结束了。*
“废案”引起全国中医界一片抗议、集会、请愿和罢医浪潮，于是国民党中央卫生部被迫表示，“废案”虽然 获通过，但暂不执行。这是相当尴尬的一个结局:当局通过的法案既不执行，也不撤销——差不多开启 了以后反复发作的“有法不依”状态的先河。后来，又经过十多年的折腾，“废中医”的目标没有达到，但“中 西医平等”也变得遥不可及。惟一被完成制度化的，是国家对行医资格的审批和管制。
意味深长的是，新中国刚建立时的卫生部领导，对中、西医问题的看法，与国民党卫生部头头的看法相 当一致。1950年，也是新政权成立的第二年，共和国中央卫生部的部长就邀请当年力主废止中医的余云 岫参加会议，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建言。这位余老先生也真的当仁不让、坚持“废止中医”纲领，提出“改 造中医实施步骤”的提案。当时卫生部付部长王斌说，“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并 提出不许中医进医院，除非他们学了解剖学等西医知识。
这就是说，尽管政权更迭，国家关于行医资格的标准还可能一脉相承。后来是毛泽东对此严词批评，并 撤了要走废中医路线的卫生部两位领导的职务。毛泽东的不同认识，来自“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早在 1944年，他在陕甘宁边区就讲过，“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 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 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 ——你看，毛主席也称“旧医”，也认为“新医高明”，仅仅由于“大批人畜死亡” 的教训，中、西医人手皆不够的现实，才逼出了一条“新医团结旧医”的新思路。
政府管制行医资格的标准，从此摆向“中、西医并举”。不过，国家管制行医资格的制度，从此也贯彻得更 为彻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走向高潮之后，推行全盘公医制就成为“医疗服务国家化”新的核心内 容。这就是说，虽然国家控制卫生医疗的方针发生了变化——从“兴西废中”转向“兴公废私”——但国家运 用行政权力干预行医资格和服务准入的制度内涵，却不但没有遭到削弱，反而被大大加强。
承认传统中医的技术地位，又要改造传统中医的个体行医模式，构成了一个新的矛盾。对传统中医而 言，被接纳进入国家医疗体制，要以接受公医制改造为前提。新的国家医疗体制更讲究“政治标准”。例 如，各地对开业医生展开全面调查，医界开始绷紧“阶级斗争”之弦;批判“资本主义经营作风”，私医的服 务模式、定价水平等，开始受到干预。再后来，个体行医成为“对私改造”的对象，而雇了一些人手的私人 诊所或药房，干脆划归工商联管辖。所有这些，先把个体医师整合进政府倡导的联合诊所，然后，联合 诊所又顺理成章地升格为公立医院。
当历史远去的时候，我们才看得清楚:经过“全盘西医”和“全盘公医”这两大冲击波之后，传统中国的自由 行医时代就彻底结束了。从此，学医体系、行医资格和行医模式，一概受到国家法律和行政权力的严格 管制，再也不是民间自发的活动。任何有关医疗卫生的理念、方针、政策取向的变化，都直接而敏感地 影响到医届各种力量的相对地位，也影响到医疗服务资源的布局及其改变。
注释:
* 限于篇幅，这里就不涉及20年代废止中医案的一个先导性事件，即1912-1913年间北洋政府的“教育系 统漏列中医案”。
作者简介：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著名经济学家。
配图：肖建华书法作品 ｜ 常建〔唐代〕《题破山寺后禅院》50✖️50，待售（可直接联系171639398@qq.com）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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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东渐，引发了西医与中医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紧张，也增加了不同文明传统的医学、医疗技术和组织制度之间的交互影响。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里的重要一幕，至今对医疗服务的资源动员，仍然有极大的影响。
像我这般年纪的人，都知道鲁迅对传统中医的反感和抨击。最早读《呐喊》，应该是40年前上初中的时 候。鲁迅的文字，自有让你过目不忘的力量:为了久病的父亲，年幼的作者每天先到比自己高一倍的当 铺柜台典当拿钱，再到和自己一样高的药店柜台买药。更令人反胃的是，“开方的医生，因为是最有名 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 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这般忙了四年，“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朋友，如果你我也有类似的 遭遇，会不会也像鲁迅先生一样，以此认定“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呢?
后来才知道，五四前后不少文化名人，对中医都持批判态度。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傅斯年、吴昌硕 等，都有过类似的言论。最早白纸黑字写下《废医论》的近代学者，还是章太炎的老师、清末国学大师 俞樾。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余云岫干脆正式提出“废止旧医 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就是说，不限于非议，而且要在体制上废除中医的武功。此案引发全国论 战，也逼迫中医团结起来“救亡图存”。结果，余案通过了缺没有被执行。但是，从此中医(“国医”)就带 上了“旧医”帽子，而国/民/党时代的医生注册条列，规定中医只能注册为“医士”，只有西医才能注册为“医师”。
其实，无论是“贬”还是“废”，根据只有一条，就是“中医不科学”。余云岫论述废止中医的理由，撇开用语 的激烈和尖锐，与俞樾以来一批中国学者关于中医的见解一脉相承。可以说，“西医=科学与先进，中医 =愚昧和落伍”，差不多是现代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
问题是，西医从来就是科学的吗?远的不谈，就是到了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在发烧初期进 行发汗是必需的。一般做法是在病人身上堆积衣服，提供具有发热性能的物质，诸如酒精、香料等等， 这些东西往往使血液沸腾、痉挛加重、病情恶化”——这比“不科学的”中医，究竟高在什么地方?当时， 整个欧洲普遍相信放血、催吐、通便等“清除体内有毒液体的方法”，因为在19世纪病因学说被揭示之 前，“疾病被归结为流体和体液的不平衡”。美国的情况似乎更糟，因为《剑桥医学史》记载，在新英格兰 的医生，“方法是一致的，放血、呕吐、发疱、用泻药、止痛等等;如果病情依旧，就重复用过的措施， 直到病人死亡”。堪萨斯边界的一位医生这样回忆他的行当，“我几乎想不起在早年有哪怕是一种能被医生 真正治愈的疾病”(第216页)。
西药也好不到哪里去。1869年伦敦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以每35秒钟一个病人的速度…(病人)被打发走 时带上了剂量可疑的药物”，“它们基本上由通便剂组成”(同上，第222页)。1900年前后，美国的老式
医生出诊时，“他们的诊疗箱里几乎没有药物”。这些老医生不但没有听说过年轻的竞争者所用的“新型”治 疗方法，而且由衷地相信，“年轻医生最终会发现他们包里真正需要的就是让病人吐和泻的药物”(第223 页)。
那时中西之间的最大区别，也许不过就是西方世界还缺一个像鲁迅这样观察入微、下笔毫不留情的文 豪。萧伯纳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上缺憾，1911年他写下《医生的困境》，说“在勉勉强强通过了考试、 购得一个铜招牌后，医生很快发现自己开得处方无非是:为不喝酒的人开白开水，为酒鬼则开白兰地和 香槟;在家中开牛排和黑啤酒，在路途上开不产生尿酸的素食食物;给老家伙的处方是紧闭的窗户、大 大的火炉、厚重的外套，给年轻的时尚追求者则是呼吸新鲜空气，尽量裸露而不失庄重”!
就是说，传统西医也毫无“科学”而言。先进而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医所作的批判，对18世纪以 前的西医，差不多全部适用。在很多方面，传统西医之“不科学”，远甚于传统中医。真正把中西医之间的 科学水平大幅拉开来的，不过发生在近现代而已。《剑桥医学史》小结道，“(西)医学发展的全盛时期 大约从1850年开始。…从那以后，麻醉学和消毒学的发展促进了手术的发展;公共卫生促进了公众健 康;细菌学解释了病因学;实验医学也有所成就;并且磺胺类的药物和抗生素引发了药物学的革命。致 命性的疾病也能治疗了，平均寿命增长了。医学和社会的关系如同度蜜月一般亲密”(第176页)。是 的，显微镜、温度计、X-线、听诊器和心电仪等也是在19世纪后半期，才普遍进入西方国家的初级保 健。
这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长话短说，就是工业革命在西方扩展，而中国依然保持以农为本的结构。人口 和资源积聚的模式，从此有了明显的分叉。我们知道斯密定理的意思，是分工依赖市场规模，而市场规 模首先依赖人口和资源的积聚。当90%的人口散漫地居住在乡间的时候，社会既不需要、也无从支持分 工深化包括知识分工的深化。在此基点上，知识累积的模式也分了叉，结果就是科学革命与昔日辉煌的 中华帝国渐行渐远。越来越落后的，又何止中医一家?
中医的落伍并不是因为中医没有理论。广义地说，一切理论都是以“假说”、“猜想”的形态存在的。问题 是，是不是把理论——假说和猜想——置于不断经受检验的地位，并不断创造条件验证这些理论，不断 推陈出新，以逼近更高的对规律的认识水平。从这点看，说传统中医输在无力提出系统而精确的假说和 猜想，不如说输在缺乏验证理论的支持条件。举一个例，李比希关于生物化学的一系列假说，可以很快 在先是吉森大学、然后是慕尼黑大学资金充裕、设备和人手齐备的实验室里得到验证，并在经受检验的 过程中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反观中医，2500前的《内经》提出的“经络说”——一个伟大的猜想和 假说——差不多要到上世纪70年代，才在日本的大学里靠了现代摄影技术，方可做到让“看见”经络得存 在。天分再高的猜想，长期没有机会遭遇可观察现象的检验，谈什么科学呢?
巴慕德(Haroll Balme)说，现代医学有两项革命性突破，其一是对“准确真实性”(exact truth)的寻 求;其二是“托管制度”(trusteeship)，即病人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托管给医生、护士和医院。* 我的理 解，追求“准确真实性”恰恰是为了满足不断验证假说的要求。“托管制”呢?除了人道责任和降低交易费用 的含义，最重要的是把病人的身体转为医学科学的客观对象(subject)，而不再是以病人为中心、尤其 不再以病人对自己病情的想象为中心。因为这两点突破，西医的科学水准就把中医越拉越远了。
绝不是中国人不聪明，绝不是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没有经验基础，也绝不是中医缺少天才的理论和假 说。个人之见，决定性的差别是中国没有提供不断验证、推/翻、更新医学假说的社会条件。试想，到20 世纪80年代还是“10亿人口、8亿农民”，哪里容得下程度很高的积聚和分工?经济条件的限制，决定了追 求“准确的真实性”，实在是非常奢侈的需求。
在少数人口积聚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城市，倒是有条件实现更高水准的知识分工。但是很可惜， 传统中国的大城市以帝王和官僚为中心。即使在中医分工水平最高的太医院，皇帝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 龙体托付给他的宫廷御医。相反，皇上总是中心和主宰。“伴君如伴虎”的历代御医，谨小慎微、战战兢兢 还来不及，哪里谈得到把皇帝老子的身体当作subject，从容循着“观察-问题-假说-验证”的科学路线行动呢?说到底，天下所有含糊不清的“理论”，惟一的“好处”就是讲不清楚对与错——那实在是逃避责任 的最佳护符。
这是我对中西医近代分叉的理解。最重要的是，事情根本与“中”、“西”无关。凡同样的结构，都有差不多 的结果。18世纪以前的西欧、19世纪以前的美国、20世纪的中国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论什么医， 都要面对科学革命的挑战。反之，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任何激烈的批判和废除传统的主张，也做不到 把“不科学的”、但为广大人口所“养得起”的传统医学医术，完全逐出医疗服务的殿堂。
注释:
* 转引自杨念群(第62-62页)。
作者简介：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著名经济学家。
插图： 湘西初夏｜ JM特约 陈汶 摄影作品（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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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中医不姓中”的原因
最近，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发表医改建言，提出“采取适当措施 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使科学医学(西医)成为国家惟一的主 流医学”。此言既出，立即引发一场激烈的中医废存之争。
本文不评论张教授的建言。我认为可观察到的实际情况是，即使没有要求中医退出国家医疗 体制的激进主张，中医中药在现存的国家医疗体制内已经退得差不多了。所以，无论我们同 意还是反对张教授的意见，中医中药事实上的边缘化并不是他今日建言的结果——报道说张 教授的意见虽然得到万人签名的支持，但遭到卫生部发言人的驳斥。那么，到底什么力量让 中医中药早就处于“退出”的状态呢?
我们不妨先看一看实际状况。也是最近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 医药战略研究课题组提供的，公布调查结果说，民国初年，中国共有中医80万人，1949年 为50万，但是随着人口从5亿剧增到13亿，现在只有27万;而据调研估计，其中只有3万人 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西医人数呢?从1949年的8.7万，增长到今天全国的175万。另据 报道，目前国外中医药从业人员约50万，大大超过国内中医人数。对比之下，有媒体报道 甚至惊呼“中医不再姓中”!
如此“西盛中衰”，不免让人到“西风东渐”、“民族虚无主义”那里去找原因。不过上面提到的 数字说，恰恰在“出产西风”的欧美国家，中医中药日盛。2005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届全欧 中医药大会公布，欧洲目前中医师12万人，每年应诊患者500万人次;全欧现有中医教学机 构300所，每年向各国输送5000名中医药人员。那又是怎么一回事?莫非西洋人也闹了他们 的民族虚无主义，才导致中医在欧洲的“大举进攻”?
中医走弱，应该是真的。不过在事实的层面上，我以为现在国内的中医人数还是被低估了。 1993年陪两位英国教授到北京大红门外看当时鼎鼎大名的“浙江村”，在“村中”的一家小诊 所与主事大夫——一位老中医——倾谈过几句。那次访问不知为什么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祖母 ——金华乡下地方的一位小学校长。祖母会背书、念诗、做诗，还懂得开中药。小时候我们 孩子有点头痛脑热的，就靠她开方子抓药。幸好是家内服务，否则很可能就是现在讲的“非 法行医”了!这几年东跑西看，不少小地方类似浙江村那位中医那样的人物是不少的。不一 定有合法行医的执照，但无照行医的所在多有。问题是他们的人数究竟有多少?
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章琪在他的个人博客里，提到“四川省有9228名民间中医，由此估 计，我国尚有15万没有行医执照的中医”。章先生的估计究竟怎么样，希望有行家可以教 我。但是中国有为数不可小视的“法外中医”，应该是一个可靠的判断。至于像我祖母那样连 把悬壶也没有、仅限于给家人亲朋好友开方治病的，你说还有没有?我知道是有的。过去的 一位老朋友，现在是樊纲那个研究所(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懂中医。三年前有一 次开会相遇，他说他现在还常常为人开药方!
这些现象要如何解释才好呢?注意，至少并存着三个现象:国内合法行医的中医人数大减; 欧美行医的中医人数大增;以及国内不合法行医的中医为数不少。这些并存的现象彼此矛 盾，随便找一个理由也许可以对付其一，却对付不了其二。比如上引“民族虚无主义”，名头 很大，可是万一遇到不怕吓的，非要追问，不免破绽立见了。
另外的解释也怪。比如有报道引用一位专家的意见，“从上世纪80年代把医药推向市场后， 中医基本上就已经活不了了”。为什么呢?据说西医可以靠昂贵设备的检查费赚钱，中医成 本低廉，所以就不行了。可是既然号称“市场”，除了卖家总还有买家呀。西医收费贵，难道 不正好给取费低廉的中医一个市场机会吗?我们难道不是看到，恰恰是欧美医疗收费更加昂 贵，才给中医中药“腾出”了一个市场?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市场”才有力量淘汰中医的呢?
说“西医主控了国家医疗体制”，听起来也似是而非。欧美的医疗体制难道不更是由西医主控 的?——那里的西医可真的就是“惟一的主流”!为什么同样也是由西医主控，欧美国家倒没 有阻挡得住中医的增长，但是在发明了中医中药的中国——一个由现行宪法条款明确要“中 西医并重”的国家——至少合法的中医却江河日下呢?
看来，还是要到所谓“国家医疗体制”里去寻找答案。欧洲的情形我没有直接的观察，从资料 上看，那里的医疗体制至少容许中医的合法活动。在美国，中医合法行医并不容易，但比之 于一个在中国获得执业资格的西医，中医在美国合法开业的机会要多很多。是的，那里并不 把“中医”当正规医生对待，所谓“看病叫咨询，中药为保健”很普遍。不过，只要患者认为你 的中医中药能解决问题，凭本事合法谋生的机会之门还是对中医开放的。
比较而言，针灸在美国的地位要更高一点——据说与尼克松访华期间一位随从享受过一次神 奇的中国针灸功夫有关——目前绝大多数州都有承认针灸师资格的法规，合乎条件的就公开 执业。我在洛杉矶念书的时候，知道不少国内出来的中医就是先取得针灸师执照，然后在行 医过程中提供“咨询”和“保健品”综合服务。美国的医生协会(西医是也)当然不容卧榻之旁 他人喘息，闹过不少纠纷，但他们的司法体系怎样看也给中医提供了合法生存的空间。
反观国内医疗体制，合法行医资格的门槛似乎要高得多。比如历来中华医师的培养都靠师傅 带徒弟。但是在今天，就算你的师傅是李时珍，也难以获得合法执业的机会。我国《医生执 业法》规定了医生必须经过正规医学院毕业，而医学院的课程设置和考试办法都是国家体制 的组成部分。章琪文中提到，中医泰斗吕炳奎为校长的民办“光明中医学院”培养出来的中医 人才“多数拿不到行医证”，从而无从合法行医。这说明，高度垄断、不当管制的国家医疗体 制才是中医萎缩的原因。
要是在合法执业行医之外，还有一个类似“咨询和保健”的空间，那么中医执业的实质性门槛 也许可以有所降低。但是我们这里，合法执业之外，只有泾渭分明的、有待打击的“非法行 医”。国家当然要打击危害人民健康生命的行为，但是一切无害的或专家认为“不科学”但患 者认为有用的行医活动，是不是也应该有一点弹性的空间?实际上，行医门槛高得脱离了社 会实际，恰恰是“非法行医”普遍发生的一个原因。
这套国家高度垄断的医疗体制，只有在本身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候才不至于造成中医的减少和 萎缩。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赤脚医生”。与许多流行的解读不同，我把赤 脚医生的盛行，看作是降低合法行医门槛的举措——当年一起下乡的不到初中毕业的同学， 仅仅在农场场部医院受不到一星期的训练，就“一把草、一根针”地上岗行医了。其实他们拿 的是伟大领袖颁发的行医执照。赤脚医生对提高中国数亿农村人口的健康水平功莫大焉，但 他们并不是“国家医疗体制”的成果。相反，正是在国家体制被破坏得几乎荡然无存的条件 下，赤脚医生才得以大规模发展。无须奇怪，等到国家体制恢复了正常，合法行医的门槛重 新提高之后，“赤脚医生”就退出了舞台。
无意冒犯他人。不过我只是以为，如果政府真的听从了张教授的建言——让中医退出国家医 疗体制，只要无害就允许民间生存——其结果可不是他认定“不科学的”中医的衰亡。我们倒 更有理由推断，那才是中医在本土兴盛起来的天赐良机。
作者简介：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教授、前任院长，著名经济学家。
配图：肖建华书法作品 ｜ 苏轼〔宋代〕《於潜僧绿筠轩》，50✖️50，待售（可直接联系17163939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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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 武汉报道，2023-05-18
题记：2023年4月24日，一家115年历史、有158个国药准字号产品的中药企业紫光辰济药业被一家日本企业“津村”全资收购，花费仅2.5亿元人民币。据媒体报道，这已经不是津村第一次收购中国中药企业，2021年4月，津村还全资收购了中药饮片企业天津盛实百草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花费12亿元。
中药，在日本被称为“汉方药”，日本津村是汉方药最具代表性的一家。津村如今商业化产品占据日本汉方药市场80%的企业，汉方药的药材有80%左右要从中国进口。作为中药的发源地，中国一直是日本汉方药的主要出口地。始于中国的国外药在中国产，又在中国卖。
现在，津村药业已经成了日本最大的中药企业，也是中国中药企业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而像日本津村药业这样的外资中药企业，也并不是个例。
中国民间流传着许多祖传药方，但源于医疗领域的信息不对，及一部分国人对传统中医药的偏见等诸多原因，需要它们的人无缘遇到。也有不少西医没治好的患者，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它们，获得了生机。慈播爱心协会资助的彝族女童可能是位幸运儿，虽然个中也颇多曲折。
7岁时小尼扎遇见了慈播，家境贫寒的她得以入学堂；12岁时她曾因病一蹶不振，慈播遍访名医，直到遇见传承百年的民间中药膏方，她的人生终于迎来了曙光。“真的真的很感谢帮助过我的人！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那我现在，说实在的，估计坟头草都长三丈高了。”现年20岁的比曲莫尼扎回首往事，不禁哽咽。
大凉山在四川西南凉山彝族自治州内，是大雪山的支脉。海拔2000∼3500公尺，个别高峰近4000公尺，是“著名”的贫困山区。2014年精准识别之初，凉山州美姑全县共识别272个贫困村、10.13万名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39.79%，贫困村数居全省第三、全州第一。2010年，刚步入学龄的小尼扎还是大凉山的一个懵懂孩童。当时的大凉山交通十分不便，学校更是稀少。这片山里，家家户户都有好几个孩子。虽然2008年9月开始，我国已经实现了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但对于仅靠自家几亩薄田“刨食”的山里人家而言，每个孩子上学每月所需的百来块的住宿费和生活费等，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家里纵然稍有点余钱，也会优先供男孩上学，女孩则留在家里帮忙干活。幸运的是，小尼扎得到了慈播“女童班项目”的资助，得以进入洛谷乡中心学校（现已改为布托中学第三校区，编者注）读书识字。女童班孩子上学所有的书费、班费、伙食费、住宿费等都由慈播包了。
尼扎在家排行老五，下面还有个弟弟。只有她和哥哥、弟弟上过学。她的父母靠着五六亩地里种的玉米、土豆、苦荞养活一家八口。遇到年成好，才能养上一两头猪改善生活。俗话说，“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小尼扎遭遇了不常见的慢性骨髓炎。疾病犹如一只无形的魔爪，紧紧地缠绕着她的身体。小学五年级时尼扎不小心轻轻跌了一跤，骨头竟然断了。
“父亲和哥哥（当时）带我去医院，医生用粗针抽脓血去化验，才知道是慢性骨髓炎导致的病理性骨折。后来在当地医院做了两次病灶清除术，每次手术就顶个十来个月就又复发。虽然有医保报销一部分，但自费部分也花了七八万，借的这些钱至今还没还完。家里人当时已经有点死心了，觉得就是治疗了还是一样会复发，就放着。”尼扎回忆当时绝望的处境。当慈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又给尼扎资助了医疗费用，带她去华西医院治疗。
2018年开始做了病灶清除；
2019年骨搬运手术，后来拆了支架；
2020年骨头又断开，再一次在华西医院做了钢板内固定手术；
2022年4月骨髓炎复发……
每次做完手术就顶个九个月十个月就又复发了。华西医院的医生也有尝试过给中药治疗方案，但也不管用。医生都表示治不了。慈播资助的十几万治疗费用又花光了。尼扎回忆道：“因为治疗治的太久了，手术做的也多，花的钱也多，治的我有点心灰意冷。当时确实有想不开的时候。我跟章预叔叔说，我觉得肯定治不好了，也觉得没什么希望，心里面也很不得劲儿。有跟他讲过这种心里话，就是……已经到了想去死的地步。章预叔叔一直很耐心的开导我。我也是记下心来，想着有那么多人支持我，资助我，自己也要坚持下去！”
章预是慈播的创始人之一。在慈播女童二班的学生毕业时，他去凉山看望孩子们，后来才从孩子们给他的信中才了解到女童一班的尼扎因病留级到了二班。章预介绍道：“当时她的病情尚可，所以她到西昌读了不到一年的初中。随后病情再度复发，在她小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慈播才介入她的医疗援助。从2018年9月到现在，先是在成都华西医院骨科做了截骨疗法，但取掉固定支架后，骨头马上就断了。那时我们才对这个病做了更深入的了解。骨髓炎很难治，中医上称之为‘骨不连’。但当时华西骨科医生认为内置个钢板固定，时间久了自然就长好了。而且小孩还年轻应该可以恢复的更好。后来，我们在网上搜索到了湖北夏大中医院的介绍，建议她去武汉治疗。但当时孩子和孩子家人都愿意选择西医。事后再次证明：西医治不好这个病。2022年她病情再次复发。这一次非常严重，属于急性发作，西昌的医院都已经拒绝接收她入院了。”
此时，慈播的爱心人士继续出手相助。经过一段“抗生素联合用药＋中医外敷用药”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予以感染控制后，尼扎来到武汉的夏氏中医院做最后的治疗。章预说：“一开始当然没有那么明确选择中医治疗方案。但西医骨科治疗失败后，我们开始全面搜索治疗方案、案例，于是找到了夏氏医院（大中、小中医院）。他们有祖传的针对骨髓炎的良药、良方。当然也可能还有⺠间的其他的⼀些治疗方法，比如在最后一次急性发作期，我们也是听从了一位老中医的治疗方案，予以控制的。但夏氏疗法是治愈病人网评最好的一家，也是我们迄今为止了解到的唯⼀能治愈骨髓炎的医院。”
“章叔叔跟我说，这是最后的希望，实在不行只能截肢了”，尼扎在去年八月下旬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来到武汉。她回忆起长途跋涉求医的经历：“我一个人从布拖出发，先到西昌坐火车到云南，再从云南转车到武汉，坐的火车卧铺去的，路上一共走了大概30个小时吧。”她先去了位于武昌的夏大中医院治疗。到年底可以拆钢板的时候，不巧新冠管制政策突然放开，夏大中医院被征用，她只好转去湖北省中医院拆除钢板。春节后，做完手术拆线。然后，尼扎转到位于汉口的夏小中医院治疗。
“⻣髓炎这个病可能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已经越来越少听说了，算是一个少见病。而大部分现代人又都不大愿意相信中医，就像尼扎，她在华西治疗后，一拆支架骨头就断裂了。但她和家人当时也不愿相信中医，还是选择西医的治疗方案，二次手术植入钢板。或许是因为有异物植入，人体多多少少会有排异反应，导致自身免疫力下降，骨髓炎再次爆发，这时她才考虑试试中医”，章预提起个中曲折，不由感叹：“再加上夏氏中药也蛮贵的，治疗周期又长，所以真正的受众面就更小了。这也是目前祖传中医传承中普遍遇到的问题。我们如何将这样的中医遗产传承好，发扬好，让患者能对接到这样的好中医，值得思考和努力。”
章预告诉JM，截至目前，尼扎的武汉治疗花了6万多元。从治疗效果看，非常理想。近5个月的治疗，孩子已经拆除了钢板，骨髓炎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虽然还不敢说完全不会再复发，但她自己目前感觉良好。中药还在继续吃，还需要长期吃几个疗程。一个疗程3个月，每个疗程药费大概12000元。
夏小中医院院长夏文沙认为，很多人不是因病致穷，而是因为没有选择正确治疗方案，多次治疗不愈而因病致贫。“比曲莫尼扎的情况与大部分骨髓炎的患者类似，在全国广泛存在。一是因为手术量大，避免不了感染。二是至今为止，骨外科对感染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他提及曾经遇到的一个两岁的骨髓炎患者，父母宁可给孩子截肢也没有考虑尝试夏氏的中医治疗方案，让人无比痛心。
“在见到（尼扎）小姑娘之前，（我）有跟她网络联系过。她对治疗基本丧失信心，并且对中医药不信任。这些我都非常理解。之前的治疗，对于她来说，都是正向的。虽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治疗优势，但是也对减缓病情的发展有益。我的诊断很简单：结合致病因，以及前期治疗过程，依据中医外科诊断标准和多年临床的经验，可以明确诊断。治疗方案采用我们夏氏中医外科六代百年的完整治疗方案：外敷内服。外敷——通过透皮给药吸收，层层渗透入骨，起到灭菌、祛腐、生肌功效；内服——提升机体正气，抵御外邪。”夏院长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JM介绍了尼扎的治疗方案。
据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网站的公开信息，骨炎灵膏药是夏氏家族在白降丹的基础上研制出的祖传秘方。这种膏药对治疗骨髓炎、骨结核、骨坏死、骨质增生、风湿及类风湿等骨科疑难重症具有奇特的疗效。
“中医不能治病，只能保健，中医很便宜”可能是不少人的看法。对此，夏文沙院长有不同的观点。他斩钉截铁的对JM说：“中医能治病！要让做中医的能赚钱（合理的利润），中医才能被传承和发扬。”笔者也非常赞同夏院长的观点，可能大部分人认为草药可能很便宜，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考验的正是中医医师的医术。医术高明的医生就应该得到合理的回报，这才是正向激励。大众长期误解的事情，不止在中医领域有，在西医领域亦如是。
尼扎即将进入第二个疗程的治疗。八年寒暑，几度春秋，她已被反反复复的治疗治怕了。虽然她有点担心像以前一样复发，但心态还是很乐观：“感觉一个完全黑暗的屋子里出现了一道曙光，觉得我的人生还有希望！”因为行动不便利，尼扎2020年从川兴中学初中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JM问她未来有什么打算？尼扎说，暂时还没有头绪。平时就和村里的婶婶们研究彝族的民族服装。纯手工的民族衣服真的很赞，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
后记：
回看尼扎曲折求医的这些年，也许早年是因为山区信息闭塞，无法获得有效的医疗信息、遇不到好的治疗方案；后期是因自身对中医的成见耽搁了不少时日。但笔者疑惑：为何尼扎求医过的公立医院的医生不知道民间这些有效的治疗方案？医生难道不应该对自己专科领域的医疗信息了解最全面，至少比非医学背景的慈播的章先生全面么？如果这些医生对民间有效治疗方案略知一二，为何没有推荐只剩截肢一条路的绝望患者去试试呢？这样的境况又是怎样造成的呢？为何像夏氏膏方这样传承百年的膏方仅能在自己医院使用，无法被广泛应用到各地医院临床，造福更多患者呢？障碍何在？
《世界专利数据库》显示，日本注册了70%以上的中药专利，而中国的专利竟然仅占约0.3%。种种迹象都表明，中药在我国民间或许非常有名，但在商业化和产业化上，我国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根据国盛证券的统计，国内中成药制造收入规模自2016年高峰的6697亿元连续下滑至2020年的4414亿元，降幅超过34%。中成药制造的利润也从736亿元下滑至619亿元，降幅接近16%。尽管这一数据只包括了中成药，传统的中药原材料市场并未统计在内，但也足够直观地反映出中药在国内的发展面临了瓶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时的政策限制了部分中药的使用，另一方面则是一些负面事件给中医带来了较大的不良影响。
官网显示，陕西紫光辰济药业拥有胶囊剂、片剂、颗粒剂、丸剂、口服液剂、糖浆剂等九大剂型15条生产线和158个国药准字号产品，其中国家基本药物44种。日本津村药业表示，通过本次收购，其将获得中国传统药物品牌及生产销售经验，能够增强供应链上的优势，将力争通过中药门店来打开销售渠道，进一步扩大中国区业务。
2020年以来，国家对于发展国内中医药产业的决心也是很明确。在政策端，已经连续出台了几份重量级的政策文件。只是这些政策如何落地，何时落地，尚且要拭目以待。
编辑：一一
插图： 湘西山间初夏晨雾｜ JM特约 陈汶 摄影作品（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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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尤格·布莱克（Jorg Blech），译者：宋亭欢，2021
我们能做什么?
如果企业提供无意义甚至有害的服务，通常会导致订单减少、工时缩短，乃至公司破产，届时就会到处流传这家企业服务散漫、产品垃圾的言论。但时至今日，上述规律仍不适用于卫生系统。大多数人无法分辨哪些医疗程序是有效的、哪些又是多余的，消费者因此失去抵制可疑疗法的权利。如今，我们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医学史正逢文化革新的时机，我们应该让医学接受检验，将其变成公共事务。
而之所以说知识就是最好的医疗，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方面，知识有助于大家了解自己能为保持健康做什么：就医时找一位不一定会开药、但会鼓励你为自己健康负责的医生。这听起来简单，却也经过了专家的一再证实：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保持健康的最好途径。如果从今天起就开始戒烟，那你为自己健康做出的贡献就大于生物医学所能提供的；每天运动30分钟加上均衡饮食，就是预防重大疾病的最佳对策。很多研究结果都表明：每日运动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中风、记忆力衰退、抑郁症、糖尿病、肥胖症及一般致死疾病的风险”，甚至也能降低癌症(例如乳腺癌和大肠癌)风险。这条法则适用于所有年龄群体，因此任何时候开始运动都不算晚：以65岁以上女性为例，经常运动的女性骨折概率就比不运动的低；而每天散步3千米的老年男性也比只走1.5千米的更长寿。好的医生会提醒我们为自己的健康添砖加瓦。
另一方面，知识也能使你变成明智的消费者，可以将泛滥成风的医疗系统驶人经济有效的正确轨道中。目前，投保人被强行提供效果不大甚至无效的医疗服务，因而导致医疗卫生行业中的浪费现象比比皆是，损失高达数十亿。
但也有人认为患者才是导致卫生系统浪费现象的元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指出投保人就医次数过多、要求过高:他们支付了数额可观的保险费，因此即使只是出现小毛小病，也会要求医生开药和治疗。为了制止这种行为，有人建议就医者应承担更多的医疗费用。如果需要自掏腰包，他们可能会多考虑一下是否真的需要就医。出于这种考量，德国引人了新制度，就医者需支付每季度10欧元的诊疗费。
但事实上，这种医疗税破坏了互助原则，使真正的患者深受其害。许多人甚至为此放弃必要的治疗，反而是那些不在乎诊疗费的人继续蒙受现代庸医的哄骗。因此，自费和加收费用都无法改变现状。大众需要真实可靠的信息，了解医疗的不确定性，这才是防范可疑疗法的最好方式。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当瑞士提切诺州居民得知多余的子宫切除术比例后，手术频率降低了30%。
从医生到商人
截至目前，在许多国家(包括德国)中，医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民需要哪些医疗程序。而给大众分配多余的医疗程序，并不仅仅出于经济利益。尤金·布鲁勒就指出，尝试无效程序也与医生不加批判、骄傲自满的痴心妄想有关。1919年，这位来自苏黎世的精神科医生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医疗界自以为是的思维及其克服方法》，指出医生使用违背最新知识的旧疗法，并用患者难以实现的期望为之辩解：“此外，就医者一时的迫切需求也使医生很难说明自己对此无能为力或是劝告就医者不要为了不切实际的目标浪费时间和金钱。”
当医生用激光在患者心脏上钻洞或需要进一步扩充血管时，其理由已经不再是医疗使大众更健康，而是这样能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用糖溶液给听力下降的患者冲洗耳朵时，所遵循的正是这种“希望法则”。按照这种想法，不管是什么程序都有据可循，尤其是这还关系到医生的收人。因此医疗被最大化地利用起来：在德国，新一代医生的用药和医疗程序支出比上一代增长了20倍有余。几十年来，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保险投保人都需交纳越来越多的费用，总数额高达数十亿，但国民健康水平却没有持续增长。医疗健康水平并未提高，这样的做法只会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医疗总体支出是工资附加费用的一部分支出越高，人力越贵。
期望从业人员因道德感化而缩减医疗产业规模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医生个体只是完成自己的工作，真正的问题出在体制上，因为体制本身正朝着进一步商业化的方向发展。这还导致有些医生像说客一样四处活动：例如德国某个名为大脑联盟协会主席的汉斯·尤根·莫勒教授，就在德国联邦议会卫生委员会中提倡批准阿尔兹海默病药物，而大脑联盟协会正是由该药物的制造商赞助的。莫勒毫不否认这种饱受争议的药物“效果有限”，却还用奇特的论据为之辩解。他认为其他患者，例如癌症患者，也在服用疗效较低的药物，因此阿尔兹海默病药物不应该受到歧视。为了将可疑药物推向大众，莫勒提出的理据并不是药理效果，而是平等原则。
此外，从个性化健康服务(即与自费患者的生意)也可以佐证从医生到商人的角色转换：首先，医生及其训练有素的团队用医疗所需掩饰无用程序，想法设想地唤起患者的需求。然后，个性化健康服务医生就开始售卖这种医疗废料，还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自圆其说，表示这完全出于患者自己的意愿。乌珀塔尔的内科医生约翰内斯·科博林指出医生之所以选择压下自己对无效疗法的质疑而不是公之于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金钱。而那些医学教授更是与药企、厂商来往甚密，收取巨额佣金，接受免费旅游邀请和学术论文赞助等。科博林认为：“钱款资助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医生压制怀疑，阻碍科学进步。因此这种资助方式虽然确实没有违法，却也不道德。”柏林的内科医生米夏埃尔·德·里德尔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他指责在德国卫生体系中“不知节制的个人利益、专业性的缺乏、错误的优先权和可耻的谎言等现象已靡然成风”。
全民健康的七大处方
不懂医学的普通民众逐渐对医生失去信任。在德国，约85%的居民赞成建立“医生技术监督协会”，还有75%的人希望能获取关于医生和诊所品质的真实信息。我们渴求信息透明化，如今正是向国家和政界主动要求患者(消费者)保护的时机。
直到今天为止，德国政府几乎只考虑过如何让身为保险支付者的我们填补日益增长的医疗产业支出。而我们想知道：在被强制支付医保费用后，我们得到了什么回报？如果能将包办一切的医疗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大众健康水平就不会下降，同时资产也会增加，因为多余的医疗程序支出几乎占总支出的30%。
以下是针对过度治疗的七大处方：
- 在我们每年为卫生系统付出的数干亿欧元中，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所谓的效果研究。国家应制定政策，调用干分之一的医疗总支出，聘请独立的研究人员评估医疗效果，将结果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给民众。同时，医生也应了解该行业的现状，医学专业课程及进修培训中都应涉及这些研究。
- 当政者必须彻底改变卫生系统中的激励机制。如果医生频繁执行的医疗程序正是体系重金奖励的，又怎么能责怪他们呢？在繁忙的工作中，医生还得抽出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应对书面工作，需要填写各种表格、持续关注新规定。他们所能提供给患者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时间，而这部分几乎没有报酬，因此医生呼吁最多的就是要求更多时间。达姆施塔特的执业内科医生贝恩德，弗雷德里希指出：“针对75%的患者，医生只需要进行详细、细致的问诊，就能做出正确诊断。但这会花费太多时间，也不能带来额外收入。
- 医疗界从未进行过系统性的质量检查。医生太过频繁地引证脱离临床的工业数据，却不检验自己所执行程序的结果。例如大型脊椎中心每年都要执行几千例手术，却从不追踪记录患者术后的状况；肿瘤科医生也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来佐证昂贵的疗法对患者的实际效果。在医院和大型诊所中，应由独立的医疗研究人员系统性地追踪并询问记录患者术后几年的状况。此后，他们应公开研究结果和统计记录，便于今后的患者在接受治疗前先了解实际利弊。医疗应付诸临床实践，才能证明其是否有用。
- 在德国，新疗法通常未经查验就能进入常规医疗程序。尽快让可能更完善的疗法造福大众固然没有错，但技术进步与理性思考并行也不矛盾。只有当新型治疗程序在科学监管下进行了临床研究后，立法者和公立及私立保险才应为此支出大众保费。新想法不应受到压制，但也需经过验证。
- 外科程序几乎从未接受过对照研究的检验。现有的少量数据证明了执行对照实验的必要性：在大多数研究中，新程序并不优于旧程序，甚至经常出现未经治疗的患者病情发展更好的情形。而医生有义务向患者说明这些研究结果，例如在对风湿性磨损的膝关节执行关节镜手术前，医生需向患者说明安慰剂研究结果显示安慰剂手术的效果与真实手术一样。
- 在患者的消费者保护方面，还应由外部鉴定和评估医生协会的各种论断。国家应为独立医生和研究人员提供财政支持，促使他们对各个医学专业协会的指导方针进行评估并公开发表意见，例如公布在网上。这样有助于患者、记者和医生更好地识别可疑疗法。此外，一位骨科教授也提出建设性提议：退休医生可以组织患者咨询会，使惠者能获取另一种意见。
- 正如所谓的循证医学支持者所言，我们需要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治疗，而是基于科学认知的疗法。当然，针对实际病例的疗法并不能一成不变，但这与理性原则并不矛盾。当医生向患者推荐一种疗法时，应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这项措施确实有效。
令人庆幸的是思想开放的学者和医生并不少见。不仅如此，许多事情都已开始转变：弗莱堡大学医院的专家已经在评估药物研究，并将独立研究结果提供给其他医生；不久前，海德堡大学医院德国外科学会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也开始探究起外科手术的价值；德国医学文件信息局推行了卫生技术评估，这是医疗程序在进人医保报销名录前需执行的科学评估；汉堡大学附属埃彭多夫医院的精神科医生克服巨大阻力提交了针对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第一份独立药物指南，位于科隆的德国卫生保健质量和效率研究所终于在不久前开始评估药物疗效，而且是以普通民众都能理解的方式。
支持这些医疗启蒙者是长久以来对全民健康的最好投资。深人了解医学知识不应再是少数人的特权，所有患者都应获得与医生一样的信息一一如此，我们将成为有史以来从医疗中获益最多的一代人。
本文节选自 《过度的医疗》Heillose Medizin（2021）
作者简介：尤格·布莱克，1966年出生，在德国和英国获得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学位，德国最佳医药记者之一。1994年起从事医疗和学术领域的编辑工作，常年关注过度医疗、药物过量等领域的问题，并针对医疗产业做了大量深度报道。、、所著的《疾病发明者》《无耻的药物》等书，均在德国国内引发了关于药物过量的全国性辩论，引起大众广泛关注，并由此促进了人们对“不滥用药物”“提升医疗品质”等问题的重视。
编辑：Wind
插图：门中窥安曼 ｜ SQM摄影作品（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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