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50亿“居民”与虐猫案背后：生命伦理教育的系统性盲区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黄山， 2025-11-07
人与其他生物共享地球资源，为生存而猎杀或畜牧动物由来已久。然而，非生存所需的动物虐杀行为，正作为一种全球性的不良趋势愈演愈烈。
新西兰广告牌上“6950亿居民”的数字背后，是社会对自然生灵的重新定义。而发生在香港理工大学宿舍乃至全球各个角落里的虐猫事件，则反应了我们生命伦理教育的系统性盲区。
△ JM特约摄影：西奥隆&艾特
新西兰保护部（New Zealand’s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在今年9月1日推出的广告牌上赫然写着“新西兰现有居民数为6950亿”，这个数字并非统计误差，而是将境内所有动植物都视为国家“居民”的创意尝试。这一看似“带点趣味”的数字背后，实则有着“非常扎实可靠”的研究方法支撑，目的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唤起公众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幽默的夸张背后，同时传达一个严肃的信息——真正构成新西兰，以及整个地球的生命，不只是人类。
同一个9月，香港一名22岁香港理工大学生因虐猫致死被判处5个月监禁。法官在判刑时强调，虐待动物是“文明社会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
无独有偶。今年初，美国一男子因残忍虐杀小猫，被判40年监禁不得保释。他自2023年被捕以来，已先后在三起案件中被判处总计30年刑期。今年他在认罪12项新的虐待动物罪名后，再获40年监禁判决。同样恶劣的虐猫事件在上海也有发生。国庆前夕，律师姚某被爆出3年间虐杀将近4000只猫，化名“猫中医”将血腥频上传到境外平台牟利。事件曝光之后，姚某的所在律所立刻将他辞退。
虐待动物现象的全球现状
在新加坡，防止虐待动物协会2024年首九个月接获的虐待和侵犯动物福利举报达860起，比去年同期增加24%，相较于2021年同期的308起，更是增加了166%。从动物类别来看，涉及猫的举报最为显著，今年首九个月共有363起，比去年同期增加38%，比前年同期增加了近三倍。
社交媒体反动物虐待联盟（SMACC）发布的报告显示，在Facebook、Instagram、TikTok和YouTube平台上，共有1226条涉及作为宠物的灵长类动物的内容，总浏览量超过120亿次。报告发现，13%的视频涉及对灵长类动物的心理折磨，比如故意惊吓、戏弄和剥夺动物的进食；12%的视频显示动物的身体受到折磨，如被殴打、被火烧、截肢，甚至被折磨致死。这些内容往往被包装成娱乐视频，掩盖了动物正在遭受的痛苦。
2024年4月，江苏南京，网传一报考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研究生学位的男子，以专业课排名第一的成绩被淘汰，原因疑是其思想品德考核不过关。在此之前，有多名网友在网络平台发帖，向学校反映，该名学生存在严重素质问题：曾在学校宿舍录视频虐杀猫，还加入过一个以虐猫为乐的网络团伙；2025年6月20日，广东省广东海洋大学食品科技学院学生崔某某将他人饲养的猫带回校外居所，因被该猫咬伤后将其杀害；2025年8月3日，辽宁沈阳因“心情不好”，女子半小时内虐死4只奶猫，震惊全网……
虐猫现象背后是什么？
从教育角度审视虐猫现象，这不仅是个人心理的扭曲，更是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教育链条在生命伦理教育上的集体失灵。每一例虐待事件背后，都折射出一个生命从童年到成年过程中所接受教育的深层缺陷。
共情能力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它阻止我们相互伤害。能够对无辜、弱小的动物施加极端痛苦，标志着个体共情能力的严重缺损或完全丧失。这种对痛苦的漠视，一旦形成，其对象很容易从动物扩展到人类，尤其是那些同样被视为“弱小”的群体，如儿童、老人、女性等。共情能力的培养始于童年。虐猫的人往往在早期家庭环境中经历了某种程度的“情感教育缺失”。心理学研究表明，童年时期对动物的态度与成年后的社会行为存在显著关联。
学校教育在生命伦理教育上的系统性忽视，构成了第二重缺失。当智育被无限放大，德育与生命教育却不断边缘化。中国学校的生命教育大多停留在形式化的口号层面，缺乏系统课程和专业师资。传统的德育课程往往过于强调规则灌输，而忽视情感体验和道德感受力的培养。香港理工大学虐猫案中，被告那句“我喂过它吃东西，为什么不能打它？”的辩解，暴露出一种将施恩视为拥有支配权的扭曲伦理观。大学生虽已成年，但他们的伦理观念仍在塑造期。高校普遍缺乏相应的心理支持和伦理教育机制，直到问题行为发生才事后补救。
社会作为“无形教室”，通过媒体、网络和文化氛围传递着矛盾的价值信号。部分社交媒体和娱乐内容无形中美化了暴力行为。社交媒体反动物虐待联盟的报告显示，平台上大量虐待动物的视频被包装成“娱乐内容”，获得数十亿次播放。这种将痛苦娱乐化的趋势，潜移默化地模糊了善恶边界。
现代社会对“成功”的狭隘定义——强调竞争、支配和自我中心，与爱护弱小的生命伦理形成内在张力。当社会价值过度推崇“强者逻辑”，对弱者的同情与关怀便难以获得应有的道德地位。
家庭未能提供最初的情感教育，学校未能及时识别和干预，社会则通过媒体和文化产品进一步强化了暴力脱敏。这种多重缺失的累积效应，最终在个体行为上得以显现。
虐待动物行为可能成为针对人类的暴力的前兆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群体正处于心理上的“延缓偿付期”——生理上已成熟，但心理和社会责任意识尚未完全建立。面对学业、人际和未来发展的多重压力，一些学生可能将无力感转向更弱小的生命。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将虐待动物视为暴力犯罪的重要预警指标。那些在家庭中目睹或经历暴力的孩子，更容易将暴力视为解决问题的正当手段。一项针对美国监狱暴力罪犯的研究发现，近50%的暴力犯罪者承认童年时期曾虐待过动物。
FBI 在分析连环杀手和暴力犯罪者的背景时发现，一个惊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都有过反复虐待动物的历史。这被视为评估一个人未来暴力风险的关键指标之一。
精神病学家约翰·麦克唐纳在其1963年的研究中提出了三个预测未来暴力行为的指标，即 “麦克唐纳三要素”：超过正常年龄的尿床、纵火和虐待动物。当这三个要素同时出现时，个体发展为暴力罪犯的风险极高。多项研究表明，家庭中存在虐待动物行为，其家庭成员（尤其是伴侣和儿童）遭受暴力的风险也显著增高。施暴者常常通过虐待宠物来威胁、控制家庭成员，迫使她们沉默或就范。
并非每一个虐待过动物的孩子都注定会成为暴力罪犯。 儿童的认知发展不成熟，可能出于好奇或模仿而伤害动物，这时及时的干预、教育和心理疏导至关重要。然而，对于反复、有预谋、并从过程中获得快感的虐待动物行为，尤其是发生在青少年或成年人身上时，我们必须将其视为一个极其危险的红色警报。
这种行为不仅仅关乎动物福利，更是关乎公共安全。它揭示了一个个体内心深处的黑暗：共情缺失、对暴力的麻木、对权力的病态渴望。忽视这个信号，可能意味着未来一个针对人类的暴力悲剧将被埋下种子。当一个人认为可以随意剥夺另一个生命的存在并以此取乐时，他已经打破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和法律底线。这种世界观使得伤害人类在逻辑上只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
因此，社会、学校和家庭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对此类行为进行早期识别、心理评估和强制性干预，这不仅是保护动物，更是预防针对人类暴力犯罪的关键一环。
从教育到法律的应对
面对虐待动物问题，需要从教育、法律和社会多方面入手，构建全面的应对机制。
早在19世纪初，英国就出台了世界上第一个反对虐待动物法案，至今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设立了相关法律，但不同地区的法律保护力度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国大陆，目前缺乏专门的反虐待动物法，对于虐待动物的行为，主要依靠《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有限的法律工具进行约束。相比之下，新加坡对虐待宠物或动物罪成的初犯者，可被罚款最高1万5000元、监禁最长18个月，或两者兼施。
早期善良教育的引入至关重要，德国不仅在学校引入善良教育课程，甚至规定虐待动物的孩子可能被送去接受心理治疗，因为这被视为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品德问题”；日本中小学普遍设有“生命科”课程，让学生亲身体验照顾生命的过程；英国小学普遍设有“动物援助”项目，让孩子直接参与动物保护实践。
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执行理事长桑卡尔强调，单靠教育仍不足够，必须有明确、可执行的法律来遏制类似行为，确保主人为宠物的健康负责。
德国在2002年将动物保护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动物权”，这是第一次将动物放在与人一样平等的位置上。立法的重点不是完全禁止人类利用动物，而是怎样尽人的可能减少动物的痛苦。例如，对于畜牧动物，不是不能使用，而是在饲养过程中保证给动物一个基本的生存环境，在宰杀过程中尽量减少动物的痛苦。
媒体和社交平台应当加强自律，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全球野生动物研究负责人Neil D’Cruze指出：“灵长类动物的某些行为可能被误认为它们是快乐的，但实际上动物正遭受痛苦。”社交媒体平台应删除那些包含动物虐待的内容，避免将其传播和正常化。
一个足够尊重人的社会，对动物也应当有充分的尊重。人权的保障可以通过法律来体现，动物权的保障亦然。
JM编后语：
新西兰保护部推出的6950亿“居民”的广告活动，将人类从唯一的居民身份中剥离出来，与所有动植物共享这一身份。这种理念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代表着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西兰的实际人口仅为约526万，而广告中的“居民”数量却是这个数字的十余万倍。这种巨大反差促使人们思考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关系。
广告背后隐藏着严峻的生态现实：目前新西兰有4000个物种正受到威胁或濒临灭绝。这些物种的消失不仅仅是数字的减少，更意味着整个生态系统正在失去平衡，广告通过将生物个体数量具象化为“6950亿居民”这一震撼数字，使抽象的生物多样性概念变得可感知。
反观那些对比自己弱小的动物实施暴行的人，则是赤裸裸暴露了Ta对另一类生命的漠视，这不仅是教育和法律的缺失问题，而是深层次的反映了整个社会已经生病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弥补系统性的缺失也非一日之功。但也只有全社会能认识到问题所在及其潜在的危害，才可能形成合力推动法治健全和预防机制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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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读珍·古道尔的《希望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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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不夜侯，深圳，2025-10-10
珍·古道尔，这位年近九旬仍每年旅行三百多天的传奇灵长类动物学家，以她六十年的野外观察与全球活动经验，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坚实而具体的希望图景。她犀利地指出，希望不是被动的乐观主义，不是双手合十的祈愿，而是“在认清严峻现实后，依然相信改变可能发生，并愿意为之努力的顽强决心”。这种希望不是轻盈的安慰剂，而是沉重的责任。
在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问题面前，个人很容易感到无力与渺小。古道尔并不否认这种无力感的合理性，但她提供了一条穿越绝望的路径：
“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都有角色要扮演。我们每个人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而我们可以选择每天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常问自己：‘我一个人能做什么？’这个问题让我们瘫痪。但应该问的是：‘如果成千上万的人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这种思维的转变，就是希望的开始。”
这本书最珍贵的礼物，或许是它成功地将希望从一种模糊的情感转化为一种可培养的能力。通过具体的行动建议、鼓舞人心的案例和深邃的思考，古道尔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保持内心的光亮，并将这种光亮传递给他人。
古道尔在书中明确定义了希望的本质：“希望不是被动的乐观主义，不是双手合十期待一切会变好。希望是一种顽强的决心——在认清所有证据、面对最严峻现实后，仍然相信改变可能发生，并愿意为之努力的决心。”这种希望不需要我们忽视苦难，恰恰相反，它诞生于对苦难的清醒认知之中。
她进一步阐述道：“很多人误解了希望，把它当作一种轻快的、几乎轻浮的情感。真正的希望是沉重的，它要求你承担看见的痛苦，然后选择行动。”
书中最为实用的部分，是古道尔提出的“希望齿轮”理论——理解、愿景、行动。她解释道：“首先，你必须理解问题及其根源；然后，形成改变的清晰愿景；最后，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步骤。这三个齿轮相互啮合，带动希望向前。”
她以自己发起社区保护项目的经验为例：“当我们理解盗猎源于贫困，就能形成既保护动物又改善民生的愿景，然后采取具体行动——培训护林员、发展生态旅游。理解带来明智的愿景，愿景激发有效的行动。”
《希望之书》不仅是一部环保主义者的精神指南，更是所有在黑暗中寻找方向的现代人的必读之作。它提醒我们，希望不是奢侈品，而是生存的必需品；不是问题的解药，而是面对问题的勇气来源。在这个迫切需要行动而非空谈的时刻，珍·古道尔用她的一生和这本书向我们证明：希望，最终是一种选择——选择看见可能，选择坚持行动，选择相信我们共同的人性。
合上书本，你会感到一种奇特的平静与力量——不是因为你知道了世界会变好，而是因为你明白了无论世界如何，你都可以选择成为那变好的一部分。这或许就是《希望之书》最深刻的启示：在绝望与希望之间，横亘着的不是客观条件，而是我们的意志与行动。
编者注：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1934年4月3日-2025年10月1日），出生于伦敦，古道尔女爵士，英国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和著名动物保育人士 。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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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绿捷校园午餐的臭虾一窥新希望ESG的希望
【专栏】| Columnists>特立独行的服务器
JM特约撰稿人 贾周树人，温州， 2025-10-05
上海的学堂里，又见“食”之哀。五十万学子手握竹筷，面对盘中那发黑发臭的虾仁炒蛋，无从下口。而那厢，绿捷公司的老爷们不慌不忙，道是“虾肠有泥沙”，仿佛孩子们的鼻子眼睛都是摆设。
呜呼，我中华少年，竟要以此等食粮滋养身躯？
绿捷由新希望集团刘永好家族控制。讽刺的是，就在今年七月，新希望乳业才刚刚荣获“2025年度ESG竞争力企业”，在Wind ESG评级中获A级，位于食品行业前十。新闻稿中信誓旦旦：“新希望乳业将ESG理念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打造“123454”食品安全密码，坚守“质量第一准则”。
一、校园餐盘里的算盘声
这校园配餐，原是一门极好的生意，“旱涝保收”。经济好坏，孩子总要吃饭；政府补贴加持，供应商还有折扣。覆盖十万学生，便可年赚三、四千万，且无应收账款之忧。比起新希望那需要赊销的饲料业务、占用资金的养猪业务，这校园配餐简直是天上掉下的金饽饽。
家长预付餐费，公司账上常年沉淀两亿元资金，无息使用，每年可生财六百万元。食材成本更是压得极低——一份午餐，食材不过三、四元，人工一块五，配送一块五，总成本不超过十元，却收十五至二十五元，毛利率最低三成三，高的竟达六成。
这绿捷公司，日供餐五十万份，覆盖五百余学堂，俨然是上海学子们的“御膳房”。可这御膳房里，用的却是保质期长达七百二十天的冷冻肉，大桶杂牌油，还有那不知存放了几载的“僵尸肉”。可怜那些家长，还以为那十八元的餐标，真能换得一顿营养午餐，哪知落到孩子碗里的，只有四、五元的货色。
更妙的是，这绿捷公司还玩得一手“既当选手，又当裁判”的把戏。那品测（上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本是负责检测上海数百所学校午餐的机构，却与绿捷有着不解之缘——共用企业邮箱，曾用同一座机号码，甚至曾一度由绿捷全资控股。而这品测公司的股东张美华，正是绿捷创始人张国华的姐姐。好一出“姐检测，弟供餐”的双簧！如此这般，那检测报告上的合格二字，究竟价值几何，恐怕只有天晓得。
这让我想起旧时的衙役，既是审判官，又是执行人，百姓有冤，该向何处诉？
二、社会责任榜上的金字招牌
据绿捷的控股股东KGF招股书披露，Ananta Trust持股45.44%，受益人正是刘氏家族；厚生投资持股38.95%，而那厚生投资的创始合伙人王航，偏偏又兼任新希望集团副董事长。
同一班人马，在法律上割得干干净净。那新希望上市公司的老爷们，面对投资者对上海绿捷臭虾事件的追问，只需轻飘飘一句“不存在任何股权、管理及业务上的联系”，便可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一面是金光闪闪的责任奖牌，一面是发黑恶臭的变质虾仁；一面高喊“质领未来”，一面将冷冻数年之肉品送入学堂。这让人不免疑心，那ESG三个英文字母，在某些人眼中，莫非只是装点门面的胭脂水粉，用来糊弄洋人与股民的？
更发人深省的是，掌控中国五十万孩子午餐的公司，其实际控制人刘畅早已是新加坡籍。他们的孩子不在中国就读、不吃校餐，又怎会在意那虾仁是否发臭，那炒蛋是否有沙？
新希望从创业传奇到公众质疑，不过隔着一盘变质的学生餐。这已不是简单的食品安全事故，而是一代企业精神的变质，是商业伦理在资本迷局中的迷失。
校园餐盘里，盛放的不仅是食物，更是一个民族的良心与未来。当资本的长臂伸向孩子的饭碗时，它必须颤抖，必须敬畏。
新希望集团若真有意践行社会责任，便不该躲在离岸公司的迷宫里，而应直面这盘发臭的虾仁，洗净手上的铜臭，重拾那颗贴近土地的初心。否则，无论多少ESG奖牌，都遮不住五十万中国学子失望的眼神。历史记不住个人的财富，但会记下所作过的恶。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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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Robert Lusson：政治抑郁症的本质是没有自由成为我
JM编者按：
根据 Dr. Robert Lusson 的《Political Depression》一文，政治性抑郁是由政治事件诱发的抑郁症，可能先于已有的抑郁症状发作，也可能触发或加剧本身已经存在的抑郁状态。“患者”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有抑郁或易怒的情绪，有悲伤、空虚和绝望的想法或感觉，并可能对社会、职业或其他重要职能领域造成重大痛苦或妨碍。在原有的抑郁症状表现基础之上，政治抑郁可能会多出一个表现维度，即个体会觉得自己失去了对于命运的掌控。
心理学家、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教授曾在2022年通过对30万中国大、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新冠疫情给中国年轻人的心理带来很大影响，很多孩子出现“四无”现象：即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界无兴趣，沉迷于游戏、各种社交媒体；社交无能力；对生命价值无感受。
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田懋一教授团队研究显示，至2021年，中国抑郁症人数达到5310万，焦虑症人数达到5310万，与1990年相比增幅分别达到54%和31.2%，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也随之显著上升。2019年之后，COVID-19疫情的暴发加剧了抑郁症和焦虑症负担。
偶然间看到柴静和卢森博士的对话，也许，她的对话分享能让更多人清晰的诊断自己。
作者；柴静，2023-12-19
去年我的一位朋友说他得了政治抑郁症，我没太留意，因为这不是一个临床医学概念。直到今年他的症状开始让我担忧：每天看七八小时新闻，失去工作热情和生活乐趣。他是我见过意志最强的人之一，所以当他开始谈论茨威格在二战结束前的自杀时，我开始查找资料，发现关于政治抑郁症概念被引述最多的是美国心理医生Robert Lusson博士。https://huffpost.com/entry/political-depression_b_5879574ae4b077a19d180dbe/amp我与这位医生约了一次zoom访谈，把笔记发给了朋友。今天在他建议下，贴出来跟有需要的人分享：
柴静：“政治抑郁症是真的吗？”
卢森博士：“当然它是真的，因为你的感受是真的。我没有发明这个概念，是它找到了我，因为美国患者在特朗普上台时普遍抑郁—–“我有过希望但被拿走了且不知道它是否会回来。”东方的抑郁可能是“我的灵魂，关系，职业不被允许发展，不能成为最好的自己。这让我感觉无望，因为不论多么甜蜜微小，与人为善的愿望，都不能实现。”
“核心是无力感？”
“失去控制，失去力量。这是无力的感觉——不论我做什么，不被听，不被看。”
“是因为糟糕结果不可避免吗？”
“不，结果不是抑郁的必然部分，它让你焦虑但不是抑郁。政治抑郁症的焦点是常规抑郁也有的因素———失去希望。如果它异乎寻常地积累，一个人将无法理解自己的世界，进入失去联系的孤立状态。政治抑郁的本质是因为没有自由成为我，没法向他人自由表达我。”
“你为什么说恐惧是政治抑郁一个主要驱动？”
“有两类恐惧：实质伤害，像逮捕，家人受伤等等；或者社会排斥：人们远离你或者污名化你。如果你发现你不再能活得真实，这至少激发焦虑，如果积累一段时间不能解决，抑郁就来了。”
“但我的朋友之前一直是个有活力的实干家，他从没有为个人危机抑郁？”
“这类人是最有激情的人，时代先锋，所以他们是物质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最先被摧毁的，因为他们冲向墙壁，以如此之渴望，结果让人心碎。他们是最敏感的人。”
“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恐惧不在了，但抑郁还在”
“另一部分抑郁是更深的，需要更长的时间，这部分根植于他。也许从他三岁时就在那里，只是被激发了。”
“他该如何前进？”
“他现在不平衡，处于冲击带来的无望状态。”
“怎么修复？”
“这样去想：我接受事物如其所是，但我不能预料未来.”
“但他有对未来的预料.”
“你可能对经济和气候变化有预料，但这只是预料。拿我来说，我的预料是XXXXX. 你看，我只是呈现另一种预期，而且我不在乎”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打心眼里知道，普通人，我们, 想要与现实不一样的东西，这就够了。我不在乎是否它需要一千年才来。这是抑郁和希望的区别。”
“你改变了看待问题的时间框架？”
“是的，你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但事物可能在明天改变。你的朋友面临一个灵魂深处的选择——一是“不会改变”。另一种是“我不在乎，我会做我能做的，帮助改变发生，慢慢来。”一个带来抑郁，另一个带来力量感。你必须选择，因为你不能同时存在于两种状态之中。”
“我感觉是他的同情心让他受苦”
“ 去做他认为价值观对的事。一个人可能带来一群人，变成一个故事。历史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抑郁是因为确知未来会如何，自己会怎么结束。但另一种选择是未知，我不知道故事如何结束。”
“但未知会增加焦虑？”
“怎能不呢？这是选择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害怕导致的焦虑，可以是带来兴奋的焦虑。”
“政治抑郁症能治愈吗？”
“柴，there is no cure for us. 你是独特的，我不能拿走你的全部，那样你不再是你。我会建议一些小小的平静，比如去海边度假。就是这样。另外，我们对话。理解可以让你得到平静。（停顿，笑）这世界是一个混乱无章的所在，人生是个烂摊子，我们这个物种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要理解自己，管理自己，洞察自己的虚弱与力量。我们成长，并超越.”
“问个具体问题，他如何停止旧习惯？”
“转向当下。有旧念头十秒后让这念头过去，练习一千次，一而再，对自己承诺。”
“怎么叫转向当下？”
“看你背后。你窗外的景色是真的吧？因为我看到叶子在掉落，光线在变化，正在改变的一切就是当下。”
柴静访谈美国心理学家“政治抑郁症的核心是无力感”The Core Of Political Depression Is Powerlessness”
作者简介：柴静，山西临汾人，曾为中国记者及主持人。曾供职于中国中央电视台，2014年离职后成为独立媒体人、YouTuber。
插图：陈娅手作疗愈｜2025初秋的银杏叶，尺寸：3cm×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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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2015年3月辞去公职，结束23年检察职业生涯。
资料来源：网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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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特约撰稿人 草根，杭州， 2025-09-20
网上吐槽中国移动的帖子一堆又一堆，笔者本不想浪费笔墨谈中国移动，但与朋友闲聊间发现，大多数人不知道它长期偷盗。若非笔者的手机几年前换成了双卡双待，其中一个中国电信号码的流量每月都用不完，另外一个中国移动号码的本地上网功能设置为关闭状态，则压根发现不了中国移动长期偷窃用户流量费的行为。
因该移动号码的存在仅为保号，笔者手机话费预充值后，可能半年左右才翻看一次历史扣费记录。第一次发现此移动号码每月都会发生上网流量扣费是在两三年前。当时笔者电话10086投诉，中国移动的接线员第一反应就是推卸责任：我们的系统没问题，是你自己的手机的问题。
中国移动都没经过自查程序，一口咬定是用户手机问题。企业内部培训的确到位。电脑就不会出错？电脑的参数不是人为设定的，暗箱操作是否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多投诉几次后，接线员就说已经向上面申请了，把这多收的几毛几块退给你。可发现的次数多了，笔者就察觉此事不对劲。中国移动“偷”笔者的流量费，屡被投诉，屡屡不改。是改不了还是不想改？频繁发生的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必定是利大于弊才会持续进行。
且，接线员给出的彻底的解决方案居然是让我向中国移动申请关闭该号码的上网功能，而非反查自身系统问题。可见这种程序化“作案”并非针对笔者一人，而是“雨露均沾”。被笔者这样的用户发现了，就关闭一个，少了一个血包不影响其他蒙在鼓里的用户继续做它们的血包。
一个用户每月被偷个五毛一块的，的确不是个什么大费用。大多数人认为投诉浪费时间，都不去计较了——可见，中国移动的偷盗行为是经过了精心设计，可谓深谙人心。且，若非处于笔者这种极端情况，人们也压根察觉不到费用被多收了。但中国移动的用户可是以亿计，累加起来可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底中国移动的用户总数突破10.04亿户，是全球第一大运营商。即便按每人每月五毛计，一个月就从全国的用户口袋里盗窃了5.02亿元，一整年下来就是60.24亿元。集腋成裘和聚沙成塔在此刻是不是具像化了？
中国移动发布的2024年度业绩报告显示，公司全年实现营运收入10,408亿元，偷盗的这部分收入占到全年收入的0.5%——看起来比例似乎很小，但其公司的收入年增长也仅仅3.1%，即，偷盗来的这部分收入占到全年收入增长的1/6。如果明年收入要实现增长，从每人用户口袋偷五毛变成偷五块即可。不用做任何投入就实现增长KPI，岂不乐哉？唯一的投入恐怕就是在电脑上把参数调一下。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连梁上君子都知道盗亦有道。更别说，商道讲究童叟无欺。作为个人消费者，除了继续向主管部门投诉，唯一能做的就是拿脚投票，携号转网到其他运营商。
2024年川渝“燃气表跑得快”事件闹的民怨沸腾。2025年2月，官方通报重庆燃气集团燃气收费问题调查情况：拟处罚金810万元，严肃问责处理相关责任人。官家的企业只有官家管的了。只要知道的人多了，投诉的人多了，影响面广了，官家才不敢包庇，会调查，会给公众一个交代。
只是，中国移动这种偷窃行为，用户们难察觉，察觉了也难取证。所谓“民不告，官不究”。虽然码字骂它，它也无所谓，也不影响其继续冠着“全球第一大”的虚名行走。
中国移动这种垄断企业，在核心业务被微信等即时通讯技术革命后，不思进取，不求新求变提升服务质量，反而生出歪心，开始了偷盗行为的“创新”，实在可耻。
在上层要求业绩增长的KPI压力下，不想着提升服务质量，只是一味的增加销售队伍，靠坑蒙拐骗来完成业绩，实属可悲。
作为大型央企不仅不给行业做好的表率，还给央企队伍抹黑，连基本的商业道德底线都没有的企业来谈“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个笑话。
这样的笑话在国有企业里多吗？不多吗？它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个笑话吗？可能知道，但并不在乎。因为笔者这些用户并不主宰他们的升官和发财。
编辑：一一
插图：萨其马旅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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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Penn 维小尼，《环球零碳》，2025-09-10
摘要：赖特的言论不仅质疑美国自身的承诺，还可能影响其他国家（如欧盟、中国）的政策协调。在巴西COP30气候大会前夕发布，国际社会担心会引发连锁反应。
美国媒体又“炸锅”了。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近日再次重申不追求碳中和，并质疑2050年净零目标的科学性，这一消息迅速登上能源和气候热搜，引发环保组织的反击。CNBC、Bloomberg直呼具有“政治爆炸性“。
赖特的言论最初是在9月9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发表的，当时赖特和内政部长道格·伯格姆正准备前往意大利米兰参加 Gastech 能源会议。
赖特对一群记者表示，“《巴黎协定》很愚蠢，同意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简直是个疯狂而糟糕的想法。首先，这根本不可能，哪怕只是试图朝这个方向努力，也只会让所有人变得更穷，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
他补充说道：“2050年净零排放就是‘一场巨大的火车残骸’（a colossal train wreck，美国俚语，指一场巨大的灾难）……这简直是一个庞大的人类贫困化计划，当然不可能实现。”
这一言论迅速引发国际舆论风暴，环保组织、盟国政府和投资者纷纷表达担忧。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历史排放大国，美国的立场转变可能颠覆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影响从能源转型到地缘政治的多个领域。
赖特的言论不仅质疑美国自身的承诺，还可能影响其他国家（如欧盟、中国）的政策协调。这在巴西COP30气候大会前夕发布，国际社会担心会引发连锁反应，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可能效仿，中东国家或以此为借口扩大化石能源出口，延缓全球能源转型。
投资者则担心美国放松碳中和目标，会导致全球碳价波动、化石燃料复苏，并影响电动车（EV）和储能需求，可能动摇万亿美元级绿色投资。
01从巴黎协定到净零退缩
所谓净零排放，是指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减少到接近零，任何剩余的排放量都能从大气中被重新吸收，例如被海洋和森林重新吸收。
2015年，几乎所有国家在《巴黎协定》中达成一致，承诺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时代以来的“远低于”2摄氏度。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140多个国家已制定计划，在不同时间表下实现净零排放。
根据非营利组织Energy and Climate Intelligence Unit的分析，要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关键目标——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全球碳排放必须在本世纪中期左右达到净零。
对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而言，这意味着要在2050年或更早实现净零；而低收入国家则可在本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自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以来，美国在气候承诺上反复摇摆。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2021年）退出巴黎协定，拜登政府（2021-2025年）重新加入并承诺2050年净零排放。
然而，特朗普于2024年大选获胜后，迅速任命赖特为能源部长，他是Liberty Energy公司创始人，一位坚定的化石燃料倡导者。
赖特上任后，便开始系统拆解前任的绿色政策。他亲自挑选气候反对者撰写了一份报告，而美国环保署正利用这份报告来破坏美国对温室气体的监管。
这份报告质疑气候科学的基本原则，包括气候模型的准确性、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威胁以及极端天气事件与人类使用化石燃料之间的联系。
能源部报告发布的同时，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提议撤销2009年出台的“危害认定”（Endangerment Finding），该认定明确指出温室气体排放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是美国多项气候监管政策（如针对机动车和发电厂的排放标准）的法律基础。
2025年2月，赖特首次公开称净零目标“邪恶”，批评英国等国家推动的类似计划。
8月，美国正式拒绝国际海事组织（IMO）的净零框架提案，该提案旨在通过全球碳税减少航运业排放。赖特称此为“全球碳税”，将“伤害美国消费者和航运业”。
9月4日，在福克斯新闻访谈中，赖特重申净零“不可能实现”，并在All-In Summit上扩展论述，称其将导致能源成本飙升和可靠性下降。
这一次，赖特又直言净零目标是“愚蠢的”（silly），并质疑其科学基础。
他认为，全球能源需求增长远超可再生能源供给，强行推动净零将引发能源短缺和经济衰退。 这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能源政策一致，强调化石燃料主导，确保能源独立和低成本供应。
这一系列行动并非突发，而是系统性逆转。拜登时代的《通胀削减法案》（IRA）曾注入数千亿美元支持清洁能源，但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削减补贴，转向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开发。赖特的言论强化了这一转向，标志着美国正式放弃2050净零目标。
02或引发国际气候外交连锁反应
赖特的声明，对美国国内来说，是一个双刃剑，在经济层面，净零目标的放弃可能暂时降低能源转型成本，但也将抑制创新投资，把清洁能源的领导权让出来。长期来看，将增加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放大地缘政治风险。
最主要的是国际方面的影响。全球层面，美国的退缩可能瓦解多边气候努力。《巴黎协定》依赖大国承诺，美国作为第二大排放国（占全球15%），其放弃净零目标将削弱全球减排动力。
欧盟和英国已批评赖特的言论，称其“破坏国际合作”。 英国能源大臣回应，净零是“科学必要”，而非“邪恶”。
在即将到来的COP30会议上，这一立场可能导致谈判僵局。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巴西，或借此推迟自身承诺，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IMO净零框架的拒绝已引发报复威胁，美国警告将对支持碳税的国家实施贸易壁垒。 这可能升级为贸易战，影响全球航运业。
地缘政治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中东石油出口国如沙特欢迎美国转向，预计OPEC+产量增加。
此外，全球碳市场或受冲击。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可能针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增加美企成本。
对中国来说，美国退缩或刺激中国加速可再生能源出口，抢占市场份额。作为净零目标领导者（目标2060年碳中和），中国可能填补美国真空，推动“一带一路”绿色项目，但中美摩擦将会加剧。
03全球气候目标将大倒退吗？
美国的倒退，在环境层面，最直接影响是全球温升加速。IPCC报告警告，净零2050是控制升温1.5°C的关键。 美国放弃目标可能导致额外数亿吨碳排放，放大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2025年美国野火和洪水已造成数百亿美元损失，继续依赖化石燃料将恶化这些问题。
特朗普政府质疑风能和太阳能的“问题”，称其不可靠。 这可能延缓新能源和投资，影响电动车普及。
另一方面，化石燃料的复兴，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是受益者，预计美国页岩油产量到2030年增20%。
埃克森美孚CEO迫不及待支持特朗普，称赖特的言论是“现实主义”，将推动化石能源的并购和勘探。
赖特的声明标志着美国气候政策的重大逆转，从净零拥护者转为怀疑者。这一颠覆性将触及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
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日益紧迫的背景下，美国的背离也引发全球思考：一个国家能否以短期利益凌驾于人类共同命运之上？
参考资料：
[1]https://www.cnbc.com/2025/09/09/us-energy-chief-chris-wright-says-net-zero-by-2050-is-unrealistic.html
[2]https://subscriber.politicopro.com/article/eenews/2025/09/08/wright-dismisses-global-climate-efforts-as-silly-00549211
[3]https://insideclimatenews.org/news/09092025/energy-secretary-chris-wright-fossil-fuels-europe/
作者简介：Penn，《环球零碳》高级研究员关注氢能、储能、新能源金属、ESG等领域，感兴趣有关新能源的一切。
编辑：小雨
（本文转载自《环球零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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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冻石头，上海，2025-09-06
写在前面的话
我读小学的时候住在厦大大南门进去正对着的勤业楼，彼时父亲刚刚从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所调动到厦门大学，分了一间10平米的房间，后来又分了一间，家里人口多还是很拥挤，父母，我们兄妹仨，还有奶奶、外婆和我们一起住。父亲没有专门的书房，只有一张桌子，白天当饭桌，晚上当书桌。我最小，和父母一张床，为了不影响休息，只是在床边挂了帘子遮光。我有时晚上睡一觉醒来，透过帘子的缝隙总能看到父亲在伏案写书，他在那几年里为引进光纤通信技术代表厦门市经济特区和德国企业谈判，并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光纤发明者K.C.高锟座谈交流光纤技术进展，还出版了《光波导原理》和《光纤通信导论》两本书，在当时应该是国内光纤通信研究的最前沿，还被他的学生带到英国去使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一直觉得写书出书不难，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儿。终于在今年，跟着我们陈老师参编了《中药临证类辨》，然后我自己也集结这十多年带娃读书的心得，写成《家长幼儿园 给新手爸妈的成长指引》，两本书一前一后都出版了。虽然没来得及在父亲离开前给他看到出版的书本，但是希望这两本书能告慰父亲在天之灵，我一直沿着他的道路自律自驱，未来还能写出更多作品。
每个人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会有些理想，有些目标，这会帮助我们不迷失人生的大方向，这也需要我们时时提醒自己要不忘初心。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人近半百，时间过得越发的快，还是要抓紧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这样才不会留下遗憾。
《家长幼儿园》这个书名是女儿起的，女儿小的时候表扬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还鼓励我开家长学校。这得益于我父母给我打下的好基础，我父亲经常说，“一代更比一代强，家族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望。”正是他的远见与付出，让我们得以站在他的肩膀上，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父母都是很健谈，很愿意分享的人，我也一直和同事、朋友、校友分享我的育儿心得，选书、陪伴孩子阅读心得，希望写成这本书，把我的理念、经验传播、分享给更多人，这和开办家长学校有异曲同工之妙。
阅读能力是一个人的核心能力，需要从小培养，需要营造家庭环境。在信息爆炸和AI全方位进入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如何选择合适的书籍，如何系统的形成阅读观，如何在整体观的视角下思考和践行教育，这本书能给家长带来深度思考和实践范例，能够给希望致力于成为合格乃至优秀的家长提供手把手挑选书籍和伴读的方法，特别适合新手爸妈和有养育计划的准爸妈。父母的格局和眼界对孩子的成长和未来有着关键和深远的影响，育儿先育己，成长自己，成就孩子。
同时，这本书也很适合对自己成长有困惑的年轻人。在一次大会报告后，有几个年轻人和我从业务聊到行业，再聊到人生话题，讨论非常热烈，甚至比业务更吸引人。我发觉年轻人是迷茫的，觉得工作很卷、生活很疲惫，但是又不知道努力的方向在哪里。绝大多数家庭都竭尽全力提供经济支持让孩子获得尽可能高的学历，但是很少家庭有能力在精神层面上托举孩子，希望阅读这本书的年轻人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自 序
这是一个15年前的启发。2008年，我在上海中医药大学读在职博士，同期读硕的师弟向我表达了羡慕之情：“师姐，真羡慕你这么爱读书，还读得这么轻松！”这话着实让我困惑，我的第一反应是：“你也读到硕士了，难道你不爱读书？读书很累，那你是怎么读到硕士的？”他说：“我只是要考试的东西背一背，不考试的东西我没兴趣看，也看不进去。”周围的几个师弟师妹也附和着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我真的震惊了，我原以为能读到大学的人都是爱读书的人，也从来没想过爱看书竟然也让人如此羡慕。师弟还说：“可能是师姐家里有很好的氛围吧，您总结总结，跟我们传授一下经验。”这促使我反思、观察和总结阅读能力的养成规律，也促成了我建立“荐书”群不断分享我的读书经验和书单，才有了今天这本书的出版。
这是一本写了7年的书。写作缘起于师弟师妹们希望能复刻我和我女儿的阅读习惯，还记得从美国回来的某一天，上医的师弟PH和朋友圈好友海燕（对，医药圈就是这么小，朋友的朋友也是好朋友）请我吃饭聊美国见闻，不知怎么就聊到了带娃去美国读书的种种收获，我说等我退休以后写出来给大家看。他/她们俩异口同声的说：“那就太晚了呀！我们的娃都长大了。”好吧，那就抓住当下，写下来，给更多人看。这本书见证了我陪读女儿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求学过程，有很多是在女儿上外教英文课的韬奋书局咖啡馆里写的，那种混杂了多种语言的背景激发了我很多灵感。这本书凝聚了我所读过的书、做过的思考、教育和陪伴女儿的经历和走过的人生，希望能帮助到更多努力做个好家长的平凡普通人！
我的文章大多很长，可能会有人没有耐心看完，但我还是坚持了我的风格，一方面教育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不希望碎片化处理，给读者造成割裂的思维; 另一方面我一直倡导深度阅读，我们希望培养孩子能读厚部头的书，作为家长，首先要能读厚部头的书，以身作则。在当今知识支离破碎的趋势下，我依然相信深度阅读对我们每个人的成长意义重大。
不管我在药检所工作，还是去美国访学，我一直是养育孩子的分享者。很多朋友跟我一起探讨、学习、思考，并且付之实践，娃都带得不错。跟我女儿同龄的孩子都上大学了，家长们也都保持了学习的习惯。我一直觉得带娃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带娃的过程是我们不断弥补童年遗憾、修补心理伤痕、丰富人生阅历、完善自我修为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的认识到这点，我们就能喜悦的陪伴孩子共同成长。愿天下父母都能体会到这种幸福感！
我还记得那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女儿大约5、6岁，我们大手牵小手，一起穿过边门进入小区，她仰着头，用甜蜜的语气奶声奶气的表扬我：“妈妈，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要是别人家也有你这样的好妈妈就好了，我觉得你应该去开一个家长学校，教教其他家长。”她的童言稚语是那么美妙动听，她的真心表白令我甘之如饴，心都要融化了。她毫无保留的认可和赞美一直鼓舞着我做更好的妈妈。在她身上，我感受到了孩子非常敏锐的直觉和本能，她经常语出惊人，言语平实却直击心灵，到底是我教育了她，还是她培养了我？也许，养育孩子就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我愿追寻她成长的脚步，一步一个脚印，探索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作者简介：冻石头，来自厦门，扎根上海。上海医科大学本科硕士，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访问学者。资深医药人，资深妈妈，业余师承名医研习中医。热爱阅读和旅游，致力于心身同调的家长教育、科普和组织真实世界的职业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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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 , 上海， 2025-09-08
朋友聚会时不免要谈到孩子的，F谈及步入初中的女儿已和他讨论和男孩子接吻的感受了。我不由地惊叹于如今10后孩子这么早熟，同时提醒他及时对女儿进行生理卫生教育。许多父母因文化禁忌错失教育良机。父母作为法定第一监护人，既是孩子的生理保护者，更是其人格塑造者。正如社会学家李银河所言：“性教育的本质是人格教育，而非单纯的生理知识传授。”
教育前置：从“不晚”到“及早”的转变
当我们回避性教育时，孩子只会通过更危险的渠道获取信息。我国每年约有7.5万例未成年人流产手术（国家卫健委统计中心数据），而性犯罪案件中未成年人占比连续三年超过5%（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司法大数据）。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因性教育缺失而付出惨痛代价的青春。
我国古代“男女七岁不同席”的训诫，蕴含着对儿童性别意识萌芽期的科学认知。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研究发现，接受过早龄边界教育的儿童，在青春期遭受性侵害的概率降低81%。美国性信息与教育委员会（SIECUS）建议，性教育应从学龄前开始分阶段进行：
3-6岁：建立身体权意识，学习隐私部位保护
7-12岁：了解生理变化与人际边界
13岁以上：探讨亲密关系与责任意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也提出“三级防护”：
一级防护：家庭性教育（0-12岁）
二级防护：学校社区协同（13-15岁）
三级防护：法律权益教育（16-18岁）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人类发展八大阶段理论中指出，青春期（12-18岁）是形成自我认同的关键期，其中性别认同是核心环节。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2019年研究证实，接受系统性教育的青少年，其性别认同障碍发生率比未接受者低67%。
父母在这方面能做些什么呢？父母应该学习什么，能为未成年的孩子们筛选什么样的知识或信息呢？在如今AI时代，信息从来不匮乏，但优质的个性化的知识其实需要花时间筛选。Linn利用业余时间建立的网站KnowSex正是这类知识的整合平台，尽管其初衷并非专门针对父母教育孩子。
KnowSex：从个人想法到行动，汇集志同道合者
KnowSex是一个非营利项目。第三方数据反映出青年群体对性知识的主动需求——“自2021年运营至今，KnowSex每年吸引约百万读者，能为这么多人提供帮助，我满心欢喜。我们未主动收集用户年龄与性别数据，但第三方数据分析机构Similarweb的分析显示，KnowSex的用户年龄集中在18-24岁（32.52%）和25-34岁（34.94%），性别男女比约为2:1（66.99%：33.01%）。虽数据准确性存疑，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定参考”，Linn如此回复JM的邮件采访。
Linn，业余性教育者，KnowSex 发起者，希望通过整合性教育资源、构建开放访问性教育资源的环境以促进中文性教育发展。
这是她提供给JM的自我介绍。出于尊重Linn对自身隐私信息的保护，JM通过邮件采访了她。谈及是什么触动她来创办KnowSex时，她说，有段时间受到性相关的悲剧新闻频繁冲击，感到性别对立与隔阂日益加剧，让她陷入了政治性抑郁与不安。2020年末，她意识到性教育缺失或许是这些悲剧背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性教育能普及的话，这些事情也许会好转。
通过观察，她发现许多人连基础的生理结构都不甚清楚，“创办初衷很简单——希望至少每个人可以获得基础性知识科普资源。也就是，至少要了解人类的身体结构、性器官的相关构造、人类的生殖过程。另外，我们希望可以暂时弥补社会对性教育的需求和现实之间的短缺，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
将想法转化为行动向来不易，Linn之前有许多想法都止步于“想”，但KnowSex是特例。要“创”个什么，是输出也是输入，本质也是在进行自我教育。Linn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传资料中汲取灵感，开始独自探索性教育的普及之路。她发现在中国大陆，性教育在K12阶段被零散地嵌入生物课、道德与法治课等课程中，但课时有限，难以全面覆盖。政府在性教育领域虽有过积极尝试，却因各种原因效果有限。互联网时代，个人主动获取性知识也面临重重阻碍。知识碎片化，让系统性教育难以企及；平台对性相关内容的严格管控，使直观知识获取愈发困难。科普工作需要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携手共进，KnowSex应运而生。
运营过程中难免遭遇诸多阻力。部分中国大陆的App和浏览器屏蔽KnowSex网站，导致许多中国大陆读者无法直接访问网站。此外，商标纠纷问题也曾让她们陷入困境，并遭受资金损失。所幸有热心的读者朋友们伸出援手，帮助Linn填补了亏损，让人倍感温暖。“即刻App的热心律师@黄粱一梦董二千，在我对诉讼知识一无所知时，为我详细解释了诉讼的基本知识，剖析当下情况，指引我前行方向。法律援助中心的师生们也热情相助，为我分析情况，提供应诉或和解的详细指引。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不再觉得无助”，Linn在网站上发布了公开信回溯了商标诉讼事件的前因后果，并感谢了这些网友。
从最初的一人团队，到如今逐渐壮大，KnowSex的工作架构不断完善，涵盖技术部、社媒运营、编辑部、复信组等多个部门；通过小红书、不记名系统、电子邮件等渠道与读者积极互动，解答他们的疑惑；每年约百万读者来访量也让她们坚信是所做的事情有价值的。不过Linn也坦言，“可能 KnowSex 的作用非常有限，但我秉承着做了终归比不做好的理念，自认为这个项目终会帮到一些人。
Linn有全职工作，网站是忙里偷闲在运营，平时抽出的时间较少。她说，其个人投入资金最大的时候是在建站伊始和被诉讼时，其他时间段网站的账本能够自负盈亏——在读者的支持下自负盈亏。“目前存续良好。读者都是自发支持的，我们在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在每页和主页挂了一个小提示条，希望有想法的读者可以帮助我们平衡收支，良性循环。”
KnowSex网站上公开读者们的赞助款和使用细目。 JM发现2024年单笔赞助金额从1元到200元不等，大多在10元以下，网站每年运营成本不过百来元，主要是域名费用，因访问量增大，从使用付费服务器开始，年度支出也才千元出头。因网站小伙伴都是义工，不列支。如果她们的人工计入项目运营成本的话，自然是会入不敷出。这也是大多数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现实情况。
“网站并不容易商业化，而且商业化后我担心网站会有所变化。但如果资金条件允许，且能够得到一笔工资支持运营人员的生活成本，也许会考虑全职运营”，Linn的考虑也贴合现实现实。理想总需要人买单，没有他人来买单那就自己买单。
被“墙”的背后是观念的壁垒
近年席卷全球的Metoo（我也是，又称为“反性骚扰运动”）让大家看到了绝大部分受害者及其家人和组织，因各种原因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对各种环境下发生的性骚扰选择了沉默以对。人就这么长大了，但伤痛依旧在，一直需要一个机会去治愈。辛芷蕾主演的话剧《初步举证》里有一句台词：每三名女性中就有一人曾遭受性侵。也许，实际的数字比这个比例大的多，且受害人不仅仅是女性。
沉默不是保护，只会让伤害更隐蔽。如果父母敢于打破沉默，如果学校与社会形成合力，性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滋养青少年成长的土壤而非禁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坦然认识自己，拥抱健康的人生。
谈及到对学校教育系统针对性教育的观察，Linn认为，“教育是个受到多方因素影响的过程，要靠教育者发挥自身专业素质和受教育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完成。当前在课程的设置上虽少但仍有所帮助。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课程可能不够吸引人，以及受教育者是否会认为这节课不考试不重要、或者认为是‘水课’。北京大学开设的有一门《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通选课，广受学生欢迎，我认为是可以供其他高校学习的。”
性教育的缺失从来不是技术的困境，而是观念的壁垒。性教育的困境本质上是社会观念的折射。真正的保护不是筑起信息的高墙，而是点亮认知的明灯。当每一个家庭都能坦然面对性教育，当每一位父母都能成为孩子第一任性教育导师，我们才能真正打破代际传递的沉默与创伤。
在性教育这条漫漫长路上，KnowSex这样的NPO或许是渺小的，但用知识的光芒驱散无知的黑暗，能让这个世界因性教育的普及而少一些悲剧，多一点美好。
弗洛伊德说：“一切压抑终将以更丑陋的方式回归”。唯有以科学驱散蒙昧，以对话替代回避，才能让青春不再因无知而付出代价——这不仅是父母的责任，更是文明社会对下一代最郑重的承诺。寄望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信息审查员和对应部门的管理者能提升这方面的认知，简体中文网络世界的内容在安全之余能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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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陈娅 , 武汉， 2025-08-24
援笔启思，思以致远
两位拥有高学历的中国成年女性，在繁华都市中的出租屋内饿死——这并非虚构情节，而是分别真实发生在2023年日本东京与2024年中国陕西咸阳的事件。
与许多人一样，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质疑其真实性；经查证后，却在错愕之余更感唏嘘。网络上有诸多流传播散，却鲜有人深入剖析她们心理状态的演变过程，或其与家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导致她们心理困境的具体成因已难以追溯，笔者仍希望尝试略作探析，以期从中获得某些反思，在认识世界和自己的过程中，能与自己和解；在教育未成年的孩子的过程中，能好好引导他们，建立健康的心理体系，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
从共性来看，这两位中年女性都未能实现理想的生活——一位离乡背井，执着地试图融入理想的异国环境；另一位则多年持续报考公务员却始终未能“上岸”。她们同样缺乏积极谋生的意愿，导致经济上无法独立，也同样与家庭切断了联系。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说，二人都属于慢性自杀。她们并非单纯“饿死”，而是在与“意义的虚无”进行一场绝望的抗争之后，选择了“自我删除”。
一、“超越性病态”（Metapathology）的视角
两位高学历女性在物质相对丰富的环境中“饿死”的悲剧，从表面看，违背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优先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原则。
马斯洛理论常被误解为必须100%满足低层需求才会产生高层需求。但马斯洛本人认为，这种顺序并非绝对。大多数人各层次需求是部分满足和部分未满足并存，并会相互交织影响。对于许多高度理想化、追求精神价值或存在强烈荣誉感的人而言，高层次需求（如尊严、自我实现）的严重受挫，确实可能压倒其对基本生存需求的渴望。历史上的一些绝食抗议者或“不食周粟”的典故，也体现了在特定情况下，人对信念和尊严的追求可以超越生存本能。
马斯洛在后期理论中提到，当一个人高层次需求（如自我实现）受挫，尤其是存在主义价值（如真理、美、正义、意义感）缺失时，也可能引发一种严重的心理病态，他称之为“超越性病态”。
这两位女性的选择并非简单地“违背”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而是悲剧性地演示了当高层次的需求（如爱、尊重、自我实现）被极度扭曲、挫败，并与个体的自我价值感病态地捆绑时，如何可能压倒甚至摧毁了对最基本生存需求的渴望。它更多地揭示了在特定社会文化、家庭结构和个人心理特质下，追求卓越的动机如何可能异化为自我毁灭的驱动。
因为人的动机和行为是复杂且深受心理和环境影响。健康的自我实现，应建立在对自我价值的无条件认可（即使遭遇失败）和现实的支持性关系基础之上，而非建立在僵化、狭隘且充满压迫性的“成功”定义之上。
“完美主义”与“病耻感”的绞索
对于许多从底层通过教育打拼上来的孩子，“成功”不仅是个人追求，更承载着整个家庭的期望甚至解脱的希望。一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大学生，可能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和家庭期望。这种压力可能转化为极端的完美主义。她们将自我价值完全绑定于“成功”这一结果。一旦受挫，强烈的“耻感”（认为自己是家庭的耻辱、失败的符号）会吞噬一切。咸阳女子的父亲按其当地风俗未让女儿骨灰入祖坟，这或许也反映了某种社会文化压力。这种“无归”的恐惧与羞耻，可能比饥饿更难以承受。
“关系创伤”与“自我惩罚”的绝境
自我的“消失”或许是对内在批判声音的最后屈服。她们可能长期生活在“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的关系模式中（可能源于家庭或社会比较）。当无法达成目标时，她们内心可能有一个严苛的“批判者”不断重复“你毫无价值”、“你不配吃饭”、“你让所有人失望”。于是，“不再消耗资源”的自我惩罚，乃至自我删除，就成了这个内在批判声音的终极执行。“饿死”成为一种被动且彻底的自我否定方式。
“理想化”与“现实感脱节”的囚笼
东京女子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极端认同和对现实的否定本身也是一种脱离现实、沉浸于理想化世界的表现。当一个人将全部精神寄托于一个极度理想化且脱离现实的目标（无论是“绝对公平”、“纯粹的成功”还是“完美的彼岸”），而现实又不断给予打击时，可能导致严重的认知失调。为了维持心理上的一致性，个体可能会选择否定现实（包括自身的生理需求），最终被困在自我构建的囚笼里，无法对外求援或采取现实的生存策略。
这两位女性对“成功”和“意义”的理解可能非常狭隘和僵化。例如只有“考上公”或“在国外出人头地”才叫成功。当这个唯一的、被极度理想化的目标无法实现时，她们可能陷入了一种深刻的存在主义绝望和价值观崩溃之中，觉得“一切都完了”。这种意义的彻底丧失所带来的痛苦，可能远超生理饥饿的痛苦，使得维持生存变得无关紧要。
二、虚无主义的深渊vs存在主义的重压
从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和虚无主义（Nihilism）的哲学视角看，她们的行为是当“存在”本身的重压与“意义”的彻底真空相结合时，一个个体可能做出的终极反应。
虚无主义并非主动选择“无意义”，而是发现所有预设意义都不可靠后的一种幻灭状态。
两位女性的人生轨迹，都遵循着一个清晰的、被社会广泛认可的“意义公式”：
寒窗苦读 → 金榜题名 → 获得体面工作 → 实现价值/光宗耀祖。
这个公式是她们对抗虚无的铠甲。然而，现实无情地击碎了这个公式：咸阳女子的公式在“获得体面工作”这一步卡死了。多次考公面试失败，证明了她无法兑现“意义公式”所承诺的回报；东京女子的公式更复杂，加入了“逃离”与“投机”（赴日、炒币），但同样彻底失败。
于是，意义的彻底瓦解。她们陷入了消极虚无主义的深渊：如果遵循规则、努力奋斗都无法换来意义，那么一切是否本就是徒劳？“学霸”身份这个曾经的核心价值，在现实面前变得一文不值，反而成为一种反讽。
饥饿感是身体最原始的呼唤，是生命寻求延续的信号。但当一个人判定生命本身已无价值时，这种生理信号就被切断了。进食这个行为，本身就被赋予了一种意义——“我要继续活下去”。而当“活下去”的理由消失时，进食也变得毫无意义。“饿死”于是成为一种逻辑终点：既然生命无意义，那么维持生命的活动也应停止。 这是一种将哲学层面的虚无最终转化为生理现实的极端行为，是“虚无”的生理化。
存在主义承认世界的荒谬与无意义，但其核心是一种激昂的号召：即使如此，你也要亲手创造意义！ 而这，恰恰是两位女性无法承受之重。
你没有什么“学霸”或“成功者”的预设本质，你的选择决定了你是谁。对她们而言，这是最恐怖的真相。她们前半生都在努力符合一个“本质”（好学生、成功者），却突然发现这个“本质”是虚幻的。她们被抛入一种绝对的自由中：你现在可以选择成为任何⼈，哪怕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一个回老家的“失败者”。但这种自由没有带来解放，反而带来了存在性焦虑（Angst）。就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感到的眩晕，这不是害怕坠落，而是害怕自己会跳下去的自由。她们害怕的，正是“我可以选择成为一个“失败者” 的这个可怕自由。
哲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和萨特都论述过，巨大的自由令人恐惧，许多人会选择 “逃避自由”。咸阳女子反复考公，本质上是在逃避选择另一种生活的自由。她宁愿死死抓住旧公式的残骸，也不愿面对“定义新自我”的自由和责任。东京女子投身于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某种程度上也是将自己的“自由”上交，让一种新的绝对信条来告诉她自己是谁，从而逃避自我选择的痛苦。
萨特将这种逃避称为“自欺”（Bad Faith）——欺骗自己，说自己没有自由，必须活在他人的期望中。但当“自欺”都难以为继时（考试彻底失败、投机彻底破产），她们就直面了那个赤裸裸的、毫无借口的存在本身，最终被压垮。
存在主义的创造意义，要求个体承担全部责任。这是一种深刻的孤独。你的意义，无人能替你证明和承担。两位女性切断了所有社会联系（拉黑家人、断绝往来），这既是虚无主义下的退缩，也是存在主义层面上的：他们拒绝再扮演任何角色（女儿、精英），也拒绝承担为自身存在创造意义的绝对责任。 在这种极端的孤独中，“自我删除”成了最终的解脱——不再是“我选择成为什么”，而是“我选择不再成为”。
从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视角看，这两起悲剧的深层逻辑是：虚无主义为她们拆解了旧世界，让她们看到曾经赖以生存的意义是虚假的，使她们陷入“为何而活”的虚空；存在主义则向她们展示了构建新世界的可怕自由与重担，而她们在目睹旧世界的废墟后，已无勇气和力量再去亲手建造。
于是，“饿死”成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行动。它是一种对虚假意义的最终拒绝（我不再玩这个游戏了），也是一种对自由重担的彻底放弃（我也不必再选择如何活了）。这是一种悲剧性的、终极的“非选择”，是灵魂在意义真空中停止呼吸后，身体所做出的最终呼应。
三、与自我和解，拉紧生命之弦
笔者认同“人生本无固有意义”的观点，认为生命实质上是一个自我定义、主动寻求并赋予意义的过程。
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中，一老一少两位盲人以说唱为生，心中始终怀着一个信念：当弹断一千根琴弦时，便能取得药方，重见光明。然而当老瞎子真正弹断一千根琴弦后，却发现所谓的“药方”不过是一张白纸。希望彻底破灭，“他的心弦断了”；他意识到那追寻一生的目的竟是虚无。他在药店门前枯坐数日，于小旅馆中久久徘徊，待耗尽所有积蓄后，想起了自己的徒弟——那个并不热爱说书、一心渴望去看世界的年轻人。师父辗转寻回徒弟，当被问及是否吃下秘方的药时，他说：“我记错了，不是一千根，是一千两百根”。自知余生无多，他嘱咐徒弟继续弹琴说书，并将新的“秘方”封入徒弟的琴槽。就在这时，老瞎子猛然醒悟，记起师公临终之言——“咱的命就在这琴弦上”，并再次对徒弟说道：“记住，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就够了”。
“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就够了”。遗憾的是，前文提及的两位女性，未能拉紧生命的琴弦，也似乎无人为她们封存一份继续前行所需的“秘方”。尽管她们的情况属于极端个案，但现实中亦存在许多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例如那位边做快递员边备考，最终赴港读博的女性；或从民办二本毕业，通过担任北大保安并十年备刻苦读，最终通过法考成为律师的人……这些积极求索的案例虽亦属个别，却无疑更为普遍。
不可否认，在社会转型的阵痛中，许多人面临减薪、失去曾经的高薪体面工作，或长期待业在家等困境，甚至有人选择结束生命（如上海金融业女性或某大厂高级工程师的案例）。但更多的人，选择了直面挑战，例如从脑力劳动者转型为体力劳动者，以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当外在的标签、社会的公式被剥离后，我们是否拥有为自己生命亲手创造并坚守意义的勇气？我们构建的“意义”大厦，是否能经得起幻灭的风暴？
插图：陈娅习作（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