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说 ｜ 不是没有资源，只是没有发现并且用好自己手上的资源
作者：小颠菲，一土教育，2024-11-19
我们对于孩子教育的焦虑，之所以很容易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其实大多源于比较。然而本文并非呼吁大家闭门造车地自己过自己的，毕竟这是人的本能，而是想分享：与其只盯着别人有的资源，不如给自己找一条合适的路。
从孩子的兴趣出发不需要多少资源
我有一个好朋友，她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儿子进了斯坦福，怎么考上的？他高中时特别喜欢法语，想去法国玩但又没钱，他妈妈跟他说「我们也没那么多钱让你在法国玩这么长时间，你自己想办法吧」。
于是他用法语写邮件给法国的一位农民，问能不能去给人家当免费劳动力一个月，让人家包吃包住，结果人家同意了。他就真的去了一个月，一边义务劳动一边学。他申请斯坦福的推荐信就是这位法国农民给他写的。
我们可能会习惯性地认为这剑走偏锋的方法很有性价比，毕竟在我们的惯性思维里，走每条路都是带着某个目的的，如果这条路走不通就换另一条，总之肯定有更易成功的路径。
但我觉得这孩子申请学校之所以能通过，并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策略，而纯粹只是源于兴趣。因为真的对法语感兴趣，才会有持续的动力想方设法地去实现自己想做的事，而这个过程和结果又让他的经历显得丰富且有个性。当所有候选人的成绩不相伯仲时，这段经历就容易让他脱颖而出。
我们可能会误以为这只在欧美适用，但其实在国内也有类似的。我当时为罗德奖学金做评审时录过一个中学生，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去村里支教，这事其实大家都做，但他对那村子特别有感情，所以即使整个项目结束后，他还是每年都会去，自己做这事，连续去了五年。
虽然这看上去只是一个简单的公益支教的故事，但却很真实，而且这村子也不是什么有名的或是特殊的村子。但把他跟其他候选人放在一起时，即使做同一件事，你都会感受到这个孩子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和资源去卷那些看似高大上的事情，走那些只被少数人成功验证过的所谓捷径，却往往忽略了孩子真正想做的事，也许他们所喜欢的事都不需要多少资源就可以实现。
真正好的学校想要的都是一些真实的，有意思的，有想法的学生。比如美国的大学，都强调是以培养改变世界的人为目标的，没有这些基本特质，如何改变世界？
竞争的结果并非你死我活
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淘汰式的思维误区，因为有筛选机制，所以我们会习惯性认为被某个特定路径过滤掉的孩子就成了输家。
于是，大家很容易会把所有人都视为敌人，因为别人赢就意味着自己会输。所以大家都要防着别人比自己考得好，甚至跟自己一样好也不行。「我有的资源最好别人都不知道，我觉得那个课好就偷偷去上，不告诉别人」，就为了最终能成为赢家。
最后，每个人都只会单打独斗，只学会了竞争而从不懂得合作。不懂得合作，在职场上其实是一个特别致命的弱点。
如果我们能跳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就会发现，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考120分的，我们还可以证明自己其他方面的独特性。对于孩子的短处，不是要直接放弃不学，而是不耗费太多精力或太扭曲地去补差，取而代之的是，把精力花在他的长处上。不管是好的学校还是未来的职场，这种个性化的特质将会更受欢迎。
更多时候，我们其实困在自己的思维陷阱里，无法接受孩子的「普通」。很多人都喜欢谷爱凌，我们对于优秀的追求和欣赏是人之常情。但即使我们的孩子不是谷爱凌，也照样可以有尊严地活着，照样可以受到社会的尊重。比如家庭主妇照顾孩子，整天做着一些无薪的工作，天天连轴转还能让自己和孩子身心健康，这为什么不值得被称赞呢？
当我们能真正跳出这些认知陷阱时，才有可能支持孩子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慢慢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探索自己的人生，只有让孩子真正地活出自己，才有可能在竞争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支持孩子表达自己的观点
人类进步的过程，有很大部分就是人手劳动不断被机器取代的过程。无论我们把孩子的技能培养得多厉害，这些技能在未来始终还是很有可能被机器取代的。
所以比技能更持久被需要的是我们的观点与思考，能不能自信且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无论在学习还是职场中都尤为重要。尤其当我们与别人的观点不一致时，怎么能不吵架地友好沟通，如何说服他人与自己合力完成一件事，这些都是我们终其一生要反复面对的功课。
现在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往往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认为你说的都对，要么就直接开骂，这是非常幼稚的行为。所以帮助孩子学会面对不同观点时，如何用理性的、建设性的方法进行有效讨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实用的特质。
这并不需要花什么大钱报什么贵价的课程来培养，平时在家里就能做。当孩子提出不同想法时，即使我们不能理解甚至觉得很幼稚，也可以尝试耐心听孩子讲完，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你是怎么想到的」，鼓励孩子继续说下去或产生更深入地思考。
如果我们也赞同孩子的观点，或是那些无伤大雅的想法，不妨多多把握机会表示赞许，可以直接对孩子表达「这观点真不错」「我也没有那么想过」「你这样说是对的」……
当然刚开始时，这对我们来说也不容易，毕竟在我们的文化里，家长总是代表着权威。但如果我们真的想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表达观点时的自信，我们就要慢慢学会从权威的位置转移到一个憨憨的角色。
当孩子慢慢开始形成自己的声音时，我们只需要说一句「这个观点我都没想到，你能再多告诉我一点吗」，就是对孩子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即使他在学校里未必能有那样的机会和空间，至少在家里可以自由表达，这样的场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家里给孩子构建。
不是我们没有资源托举孩子，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并且用好自己手上的资源而已。
（本文转载自一土教育，标题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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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默，凤凰网，2024-11-18
天津人李一帆初次注意到有小餐馆提供免费饭是在去年秋天，来自一家面馆贴出的告示：
“如果您在天津没有收入，遇到困难，可以来本店，告诉本店人员来份爱心餐，吃完直接走就好，不必客气！在以后您有了能力的日子里，记得帮助一下身边需要帮助的人，谢谢！”
之后一年，李一帆又陆续找到7家愿意无偿请无收入者吃饭的天津小店，他整理了店名和地址发布在社交网络上，希望困窘的人可以按图索骥，吃上一顿饱饭。李一帆说，作为美食博主，他前几年没见过有餐厅主动不收钱的，“疫情之后就多了起来”。
事实上，“对无收入者免单”现象正在全国蔓延。凤凰网发现，包括但不限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都、重庆、郑州、杭州、银川、菏泽、赤壁等一二三线城市都有出现，一个城市出现一两家后，很快会有餐厅效仿加入，其中有连锁餐饮，但更多是个体小店。
2024年11月，凤凰网走访了北京、天津、成都总共10家为困顿者提供免费餐食的餐馆。一些店主告诉凤凰网，自己是看到别家这么做继而模仿的，比如北京“小湘旺”湘菜馆宋庄分店的店长兰兰。半年前她到北京大兴区培训，在一家卖包子油条的早点铺看到了这样的海报。她用手机拍下，找了一家广告公司打印，第二天贴了出来。之后，公司的几家分店也跟着贴了出来。
还有店主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跟着加入的，比如天津津南区“聚鑫源”烧烤摊的老板宋浩。2023年4月的一天，宋浩刷到一家烤鱼店老板的视频，后者站在贴出的免费吃饭海报前对网友说，如果你很困难，可以来找我，说“来一份江湖套餐”，我可以帮助你。宋浩把海报截图保存，也找了一家广告公司打印，在原有内容上还加了一句话。
那句话是：希望你以后坚定信念，努力生活。
“我就属于一个社会最底层的人，在能力范围之内，我可以帮助一下跟我一样的人。”宋浩说。
自尊心暗号、四个不要和骑手套餐
为保护处境困难者的自尊心，很多提供免费餐的小店设置了“暗号”——来寻求帮助的人，不必讲述前因后果，只要报上暗号，就能获得一份免费餐。
在天津南开区古文化街的“蒙式牛肉面”面馆，暗号是“1号牛肉面”，它对应的是一份牛肉面，用店里最大的碗装的，以及加倍的牛肉和一个鸡蛋、一瓶饮料。
在天津和平区的盒饭小店“肘子西施”，暗号是“告诉董事长，来碗肉汤饭”，它对应的是一份22元的肘子饭。
在天津烧烤店“聚鑫源”，宋浩沿用了烤鱼店老板的暗号“江湖套餐”，“同为江湖沦落人嘛”。它对应着10根烤肉串、两个大饼、一碗方便面，分量足够一个成年男性吃饱。
在成都西北部一家不愿具名的、做大众小炒的餐馆，暗号是“单人套餐”，它对应的是一份售价20多元的炒回锅肉或青椒肉丝，以及米饭。
在北京“小湘旺”宋庄分店，暗号是“39元辣椒炒肉盖饭”，它对应的是一份现炒的肉菜和米饭。
“如果不够，可以再加，”所有提供免费餐的店主都表示，“以吃饱为准。”
凤凰网接触的店主们常提到，希望有困难的人来了能无负担地吃饱饭，不被差异化对待。有的店主会专门培训服务员，比如成都“正反面”面馆的老板张平定下四个“不要”：不要盯着求助者看；不要指指点点；不要问人家为什么吃不上饭；说话声音不要太大（“不要刺激到了”）；“把他当普通客人正常服务就好”，唯一的区别是，要过去问一下“用不用再添点什么”。
张平家的面馆从2022年八九月开始提供免费套餐，标配是一碗小面、一杯豆浆。店里没贴免费吃饭海报，但每张桌子的玻璃下压着一张“0元爱心餐”宣传纸。
“真正遇到困难的人，在门口来回走几圈都不好意思进店。叫我们给他煮面更是难以开口，很低声下气。”成都“青三椒三碗面”面馆经理许晓霞说。
“青三椒三碗面”店主黄明和“正反面”店主张平分别向凤凰网讲述了自己如何被美国“墙上咖啡”故事打动和启发——两人在2023年刷到了同一个视频，讲的是美国有一家咖啡小店，有钱人进店会点两杯咖啡但只喝一杯，多的一杯是捐赠的，服务员会把对应的“咖啡一杯”标签贴到墙上，有喝不起咖啡的穷人进店就可以取下标签，换取一杯咖啡。
有人说这个故事是杜撰的，但当时，黄明和张平都选择相信，并立竿见影地效仿起来。
现在，顾客在张平的店里捐出1元，或者在黄明的店里捐出任意金额，都可以领到一个爱心贴，贴在墙上。困难者进店后，只需要揭下一个爱心贴，就可以去换一碗面——连暗号都不用说。
在黄明店里，有顾客在爱心贴上写下给使用者的鼓励：
“吃饱饭，不想家。”
“早日度过难关！”
“困难有时，希望有时。”
“会好起来的，加油。”
很多提供免费餐的小店，也同时给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提供价格优惠的爱心餐和免费水。
在北京朝阳区的豫石记羊汤店管庄分店，爱心套餐有两款：标价23元的精品全羊套餐和标价16元的河南烩面套餐。店员陈玉娟告诉凤凰网，作为爱心餐两款都只售12元，“我们对骑手都是不赚钱的”。陈玉娟说，店里一天能卖出四五十份爱心餐，骑手们多数下午一点半后来，一个骑手可能会吃8两，甚至1斤面。
张平面馆的爱心餐配置是一份小面、一个鸡蛋、一碗豆浆，售价8元。如果不够吃，面也可以免费加，“让他吃饱”。
张平店里的服务员多数是50多岁的女性，他跟她们说，你老公在外面打工，可能就是个骑手，他们送餐有时有电梯，有时没有，如果爬七八楼，他会特别累，多吃点是正常的。
“去年和今年来吃免费餐的比以前多了很多”
“去年和今年多起来了。以前那种来吃免费面的，可能吃一顿就走了，过路客居多。去年和今年的，（有的）长期他就找不到工作。”黄明说。
2024年8月，他在手机上刷到一条推文，说一个西安女大学生饿死在自己的出租屋里。尽管事件后续扑朔迷离，但读到的当时黄明很难过。他想，要是这个女孩住在自己店附近，可以过来吃饭，就不至于饿死了。
他拿这条消息教育店员：“你看，西安的大学生没找到工作，在房子里都饿死了，人家不好意思出来吃，你们一定要让他吃。”
多家免费餐店主告诉凤凰网：来吃免费餐的人里，年轻人居多。
有时受助者会主动说起自己的故事。张平记得一个20多岁的姑娘吃完面后在网上留下留言，她说自己遇到困难，在朋友家借宿一晚，听朋友说这里有爱心餐就过来吃了，很感谢。另一个年轻人来吃了三天免费面，到第三天说自己要离开成都了，最近自己确实特别难过，身上没钱，谢谢这几天的照顾。还有一个男士在附近派出所被关了一晚刚放出来。那个早晨特别冷，店里给他煮了三两面。
张平说服务员问过他，如果有人连吃一个月怎么办？他告诉服务员，没关系，他天天来，你就天天给他煮。
2024年8月，西安女大学生的消息过去不久，一个小伙子在黄明店里吃了好几顿免费面，此后经理许晓霞发现，小伙子不好意思来了——他怕煮面的大姐认出他，给他脸色看。他把店里贴的许晓霞电话记下来，后几次来都是站在门外打电话，让许把自己领进来吃面的。
小伙子告诉许晓霞和黄明，自己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他大专毕业，失业后交完房租身上就没钱了，还曾去寺庙要吃的。
黄明跟他说，只要没找到工作，就可以一直来吃。
另一个连吃了两周面的男士三十岁出头，一米八几的大块头，口齿不太清楚，智力似乎有些异常。他一次会吃两大碗面，每碗三两。后来，大块头男士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只要找到了工作，他们就不会来了。”黄明说。
黄明注意到，来吃免费面的另一个群体是打暑期工失败的在校大学生。“这两年出来找暑期工的年轻人很多，但是本来正常找工作的都找不到，更不用说你暑期工。”暑期工学生会找很便宜的住处，比如每个床位一天二三十元的六人间。曾有个小姑娘拿着家里给的1000多元出来打暑期工，钱花完了都没找到，又不想灰溜溜地回去，就来吃免费面。“这样的不止一个。”黄明说。
天津“蒙式牛肉面”面馆老板张凯飞记得一个二十多岁、听口音是两广一带的年轻人，“真是饿极了，吃得狼吞虎咽”。吃完后，年轻人提出干活抵账——他不愿意白吃这碗面。
陈玉娟工作的羊汤店分店开业只有半年多，目前还没接待过免费吃饭的客人，但她说其它分店（比如北京西大望路、灯市口分店）的同事们接待过一些，“90后、00后偏多”，同事说，去年和今年来吃免费餐的比以前多了很多，“尤其今年比去年还要多”，“现在大家赚钱都很难，没钱”。
那些落魄的中年人和老年人
来吃免费餐的还有少数落魄的中年人，以及极少数的老年人。
一位男士在生意失败后来张凯飞店里吃面。男士三十多岁，离异，有两个孩子。吃完面，他说自己想去廊坊找朋友，手头上还有一点卖剩的商品，想300块钱便宜处理给张凯飞。
“他不是骗子，但那些东西也真的很次。”张凯飞说。她还是给了他500元。
今年早春的一天中午11点左右，兰兰店里还没贴免费吃饭告示时，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失业女白领。当时店里正在招聘，女白领是来看工作的，她说公司倒闭了，自己一直在找工作，现在借住在前同事家，住久了很不好意思。兰兰记得她“衣着不差，但不太干净，神情也很窘迫”。
最后这位女白领还是没能放下身段做服务员。正好是饭点，兰兰留她吃饭，让后厨现炒了一份香干炒肉，又上了一份煨好的鸡汤。“现在很多人轻生，可能你只是帮助了他一点点，但可能会改变他的一些想法。”兰兰说。
许晓霞接待过一个说自己两天没吃饭了的中年男士，他看上去四十多岁，不好意思在店里吃，希望打包带走。许晓霞找了一个店里最大的塑料圆盒，给他装了一盒面，加了两个鸡蛋。煮面过程中，男士多次鞠躬和说谢谢。
在天津，一位老太太曾用老年卡坐一个多小时公交到“肘子西施”店。老板康晓彤记得她指着免费吃饭的条幅问是什么，康晓彤答但凡有需要，您说一嘴，我们都能免费提供一份饭。老太太问自己能不能吃，说老伴病了很长时间，家里没钱了，孩子也不大管，她是在网上看到康晓彤的店提供免费饭的消息后专门过来的。
康晓彤记得聊到最后，老太太说还是不吃了，说他们干买卖也不容易，她就是想看看社会上是不是真的有这种事。康晓彤坚持给她打包了两份饭。
张平的店位于成都中环路西侧，他说店里每个月也只有一两人来吃免费面，“今年到目前（送出）不到10碗”，在他看来，“更多的人还是不好意思”。黄明的店位于成都市中心，他说以前没在社交媒体发布时，一个月也就送出2-3次，发布后有人会找过来，一个月能送出10-20次甚至更多，“高峰期天天都有来吃的”。
骗子、羊毛党和烂好人的决定
聊天时，想看社会上是不是真有这种事的老太太问过康晓彤，你不怕有人骗你吗？
提供免费餐的小店老板，确实会遇到骗子和“羊毛党”。某种程度上，这是“免费”不可避免会带来的。
“正反面”的店长遇到过一名四十多岁的男性顾客要求吃免费面，店里免费面是售价12元的小面套餐，但顾客非要吃售价26元的猪蹄面。最后，店长只好给他煮了一碗猪蹄面。
康晓彤的店承诺免费续饭和蔬菜，于是就有人“薅羊毛”，点一盒肘子饭，再要5份免费米饭和蔬菜，一起打包带走。
康晓彤把规则修改为只能在店里吃。“羊毛党”改成吃饱之后，再加点饭，再加点菜，当作“剩菜”打包带走。有时两个人来只点一份餐，然后俩人一起免费续饭续菜。遇到这种情况，康晓彤会给每人拿一只小碗，方便他们分食。
康晓彤妈妈认为女儿的“烂好人”行为是一种“神经病”。康妈妈曾在马路上遇到过一名经常来女儿店里吃免费饭的男性，当时男性正在向身旁朋友炫耀，自己在康晓彤家可以吃饭不花钱。
康晓彤承认自己被这件事伤害了，她的反应是，“（那个男性）再来，我就不给他了”。
更深的伤害来自另一件事。康晓彤的店夏天常要排队，她会给等位的顾客送麻花。麻花装在不透明袋子里，一次，店员把新换的3000元零钱误装进麻花袋，被一个外地游客领走了——当时他们还给这个游客录了欢迎视频，欢迎他来天津。回看视频时，康晓彤发现了袋子缝隙露出的纸币。
这个游客此前曾在社交网站私信康晓彤，问怎么到她的店。当晚康晓彤私信他，说不好意思，我们把钱不小心装麻花袋子里了。刚发过去，她就被这个游客拉黑了。
“他知道他拿了你的钱，他知道你每天干这个小买卖这么辛苦，他也知道你知道他是谁，但他就这样做了。”康晓彤很生气，自己店里9个人忙一天都赚不到3000块钱。
当她决定擦亮眼睛，不再做烂好人后，一个家长在她的社交媒体动态下发来自己患癌症孩子的照片，说孩子想吃她家的肘子饭。她觉得家长不会这样随便发孩子照片，带着肘子饭和打假心态去了医院——在病房，她见到了照片上的孩子。
这件事让康晓彤内疚不已，她不再“打假”，重新有求必应。“咱们被坏人骗怕了……但我总不能因为一个坏人放弃了我当好人的心。”康晓彤说。
穷人帮助穷人，底层支持底层
这些为无收入者提供免费餐的店主们多数经济并不宽裕。有的家人生病，有的债务缠身，有的是“房奴”。其中好几位告诉凤凰网，自己属于“穷人”和“底层”。
提供“10串烤肉串、两个大饼、一碗方便面”免费餐的聚鑫源烧烤摊如今挪到了天津津南区的一个居民小区，从市中心开车过去要一小时。小摊非常简陋：只有一个烧烤炉加一辆放肉串的三轮车。人员只有老板宋浩和一个年轻人。羊肉串、羊肉筋和鸡架3元一串，羊排10元一串，没有桌椅，食客或打包，或就地站着吃。
在这里卖烧烤不需要交场地费，但“会有人举报”，宋浩得随时做好搬家的准备。
37岁的宋浩是一名退伍军人、单亲父亲，带着儿子生活。因为忙烧烤摊，儿子多由爷爷奶奶照顾，“这几年过得确实心里挺酸，现在钱不好挣，说白了，能养家糊口就行”。
提供“一份大碗牛肉面、加倍牛肉、一个鸡蛋、一瓶饮料”免费餐的张凯飞家面馆30平米出头，有七张桌子。在天津古文化街这个热门旅游地，张凯飞没有溢价：一碗牛骨清汤面12元，一碗经典红烧牛肉面16元，免费续汤续面。她今年34岁，高中肄业，有两个女儿，到现在还没在天津买上房，一家人租房居住。
提供免费肘子饭的康晓彤家盒饭档口位于居民楼底层，顾客从窗口购买，店内是20平左右的操作间，月租3000多元，一共8个员工，其中5个是康晓彤的家人，另外3个是聋哑人。康晓彤家一份肘子饭卖22元，白菜饭和土豆胡萝卜饭10元。她说自己一天能卖300份盒饭，尽管利薄，但因为量大，“我就背得过来”。小店一个月净利在2-3万元之间。
康晓彤34岁，6岁的儿子在3岁时疑似自闭症，治疗花费高昂，公公婆婆的身体也不好。她每月还在还房贷车贷。康晓彤把自己归为穷人之列，“不穷不能卖盒饭啊”。
而在成都，“正反面”面馆店主张平和“青三椒三碗面”店主黄明都曾损失惨重：疫情影响叠加选址失误，张平关闭了自己的两家分店，赔了七八十万元。黄明的主营店面是面馆旁的一家鱼馆，高峰期曾有两家分店，但先后倒闭，让黄明背下了两三百万元的债务；疫情期间，目前这家鱼馆也岌岌可危，为了救它，黄明卖掉了自己的房子，一家人租房居住。
尽管生活不易，但很多店主念念不忘自己困难时感受到的点滴善意。张平告诉凤凰网，他曾“北漂”20年，最初打工的餐馆一度拖欠工资，让他无法支付房租，房东阿姨得知后不但没催他，反而叫他去吃炖排骨。阿姨知道南方人吃不惯大葱，排骨里没有放葱。
为了挽救即将倒闭的分店，黄明曾去四川达州借钱，在达州火车站，他打了两小时电话都没有借到钱，钱包还被偷了。本来精神压力就大到连续一周失眠的他，状态跌至冰点。
那天下午五六点，还没吃午饭的黄明走到火车站旁一个小巷深处，那里有一家面馆，客人寥寥。因为不好意思吃霸王餐，他犹豫了半个小时才进去。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性。吃完面后，黄明跟老板说了自己的经历，“我（跟老板说）后面会来还你，如果不相信，我帮你洗碗”。
老板没要他洗碗。他从面馆出来后，老板追出来，给了他200块钱。
这些年，黄明也遇到过和当年的自己一样，穿得很周正，但声称遇到困难、身上没钱的客人。请吃面之外，他给过他们好几次钱，有时50块，有时100块，最多时200块
“你没法考证真伪。”黄明说。有人说他肯定被骗了。这时，他总是会想起当年自己的经历——也许那个火车站的老板到最后还是对他半信半疑，还是不能确定他是不是骗子，但仍然给了他200块钱。
“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去吃时羞耻感是最强的”
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免费餐。一次，有人在黄明店里免费吃面，一个老人上前指着骂：“有手有脚，连碗面都吃不起。”黄明连忙把老人请走。另一次，他妻子给天桥下的流浪汉送了碗面，一个三四十岁的女性跟过去骂：有手有脚，饿死都活该。
“他们生活比较优越，不理解那些人的困难。”黄明说。
2024年11月10日晚，凤凰网辗转联系到了那位在黄明店里吃了好几顿面的小伙子，他告诉凤凰网，到黄明店里吃面那一周是他人生最捉襟见肘的一周：全部身家只剩银行卡里的几毛钱，微信零钱里的十几块钱，作为一个日结工，他还要把这十几块留着用于接下来的日结工作路费。
他租住在一个七八平米的单间，房东建了七八个这种单间，被一条走廊串起，外面有一个公共灶台，总有人占着。有工作时他一直在街头吃十几元一份的盒饭。找不到工作的日子里，他去市区一家寺庙领过面包和饼干，还在超市买了一些打折泡面。弹尽粮绝那天，他分两次吃完最后的两袋泡面。第二天，他饿到中午，想起刷到过黄明店里免费吃面的视频，在高德地图上搜索到面馆电话，打了过去。
他说，自己在黄明家一共吃了5次免费面。“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去吃的时候羞耻感是最强的。”他不允许自己每天三顿像吃食堂一样去，“吃一次，相当于管一天”。每天他都选择下午2点左右去，“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已经有饥饿感了，但还能承受。下午2点吃，往后推一点，晚上的饥饿感会减轻，不然凌晨会被饿醒。”他说自己遇到店员会脸红，总担心店员看自己的眼神带有蔑视，每次去，他都在心里默念：“赶快啊，第二天干上一个活，尽快结束这个（吃免费饭的日子）。”
吃完第5碗面，他得到了一个兼职安保的机会，从此再没去吃过免费面。
“以前城管管，现在也不怎么管了”
一名提供过免费餐的店主康华告诉凤凰网，他的餐馆现在已不提供免费餐了。他的店面刚装修升级完毕，多了很多包间，菜品价格也更贵，如果吃免费餐的人来，对店里“多少有点影响”。
康华说，最初贴出免费餐海报时，一方面是真心想做好事，另一方面也确实想给自己的餐馆引流。他觉得顾客看到免费餐海报可能会想，老板既然对困难人群都有爱心，对顾客也差不到哪里去，“就会多过来吃两顿”。康华认为做善事不该张扬，从未发过社交网络，所以实际引流效果寥寥。
对比之下，黄明和康晓彤属于社交网络重度用户。康晓彤目前在抖音有15.1万粉丝，她会在视频里播出自己的开店日常，包括给排队顾客送小吃饮料等内容。黄明和妻子还会发布自己帮助他人的视频，这给他带来了争议，被认为与“做好事不留名”的传统理念相悖。
一些不理解来自同行。康晓彤听说，一些同行对她的评价是：立人设、假善良。“餐饮行业已经很难了，你还这么卷。”
而在黄明所在的餐饮一条街，有店主认为他是“演员”，也有店主表示佩服他。表示佩服的店主说，这两年大家都生意惨淡，自己去年亏了几万块，没法再承担“免费吃饭”的成本，但黄明还能坚持做善事。“要做善事，先要活下来。”他理解黄明发视频引流，也是为了能活下来。
无论是赞同还是不赞同黄明的周边同行，都对凤凰网表示，成都千千万万家小餐馆，一个遇到困难的人走进来想讨一口饭吃，他们相信绝大部分小餐馆的老板都会给。因为他们也会给。
那个在黄明店里连续吃了两周面的大块头，找到工作后又过来了。他买了一箱水，放进了店门口为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员提供饮料的爱心冰柜。
一些粉丝会从其他城市专程来天津看康晓彤。康晓彤说，她理解的原因是，一方面，自己在视频里表现得乐观开朗，为大家提供了情绪价值，另一方面，大家和那个老太太想法一样——想看看真有这种事吗。
人们想找到一些确证，证明有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作为美食博主，李一帆如今还是经常探店。他有时在大商场溜达到晚上十一二点，然后发现，如果在已经歇业的商场里找个地方坐着，保安不会来驱逐了，“就感觉给穷人提供了一个住宿的地方”。
而在天津繁华的商业街滨江道上，这两年多出了很多卖小吃的小摊，甚至在天津地标“天津之眼”下就有，“以前城管管，现在也不怎么管了”。
他觉得，大家都生存不易，大家都在共克时艰。
（本文转载自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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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峰击穿了多少层瑞士奶酪
作者：余向东，2024-11-12 ，黄石
刘翔峰案尘埃落地，等待他的是17年牢狱，永远被开除医籍。
作为质管人，我的思考是：为什么他能丧心病狂地利用医术害人这么多年？现代医学都是团队作战，很显然，他作恶，想瞒过周围所有人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定是系统出了问题，大问题。
我想用“瑞士奶酪模型”来解释一下这个疑问。
据说，瑞士奶酪是瑞士美食的灵魂，其干奶酪因为多孔，被管理学家借来比喻一种事故预防的理论：一般来说，一家医院为了预防医疗事故，会建立有多层防御机制，每一层防御机制就像瑞士奶酪一样，隐含多个漏洞，它不可能挡住全部的事故因素，因此，导致事故的因素，就像一束光，只有穿过每一层奶酪的孔洞，才会最终导致事故发生。
反之，但凡有一层奶酪防住了，事故就不会发生。
所以，质控的目的其实就是，尽量减少奶酪上的孔洞，并尽量使奶酪间能够互补，不让那光能顺利穿过所有的漏洞。
刘翔峰正是击穿了所有的奶酪，才能完成如此令人不可思议的恶行。
取一例，据举报者称，刘翔峰经常超适应症做机器人手术，如不完全性肠梗阻，开进去见不到梗阻结构，会把正常肠管切掉，拿给病人家属看。（其他案例有不是肿瘤的当肿瘤给做化疗，推销营养品、高价药、塞结石之类，不一一论者。）
在这一案例中，按“瑞士奶酪”模型，刘翔峰至少击穿了以下防御机制（如图）：
一、术前讨论制度。这一制度规定，任何手术都需要进行术前讨论，尤其是三四级手术，要不要做手术，用什么手术方式，手术有什么风险，如何预防等等，都需要充分讨论，才能术中应付自如。讨论有科室多个层级的医师参加，有时甚至还要邀请多名其他科医师进行多学科讨论（MDT）。因此，如果这一制度执行得很好，就不会出现长期由某个科主任一人决定手术方式长期一手遮天这样的事。
二、双人决策机制。机器人辅助手术是人工智能辅助医疗技术，属于限制类技术的一种，有更为严格的管理机制，其中，明确规定，用不用机器人手术，应该由2名以上具有资质的副高及以上医师共同决定。刘翔峰能随心所欲地做机器人手术，说明该医院这一机制形同虚设。
三、耗材管理。通告中说刘翔峰“非法侵占价值193万余元的手术耗材”。无论手术机器人，还是其他手术，都涉及耗材尤其是高值耗材管理，刘翔峰个人能侵占大量手术耗材，说明该院耗材管理也是形同虚设，其验收、储存、申领、发放、使用、监测、评价等各个环节千疮百孔，可以想见。
四、离体病检。手术中切除的各种离体组织都应该做病理检查，这是基本的医疗制度。刘翔峰随意切除正常肠管以及把正常组织当做肿瘤来化疗等等不可思议的事能够发生，说明离体组织必做病检的制度没有发挥作用。否则，就算手术团队都帮他遮掩，病理科难道也被收买了？
五、病历质控。像刘翔峰这样层级的医师一般不会亲自写病历的，手术记录一般是下级医师写的，“切除正常肠管”，他怎么写？他敢写吗？因此，其手术记录在重要环节上必然是编的，与事实严重不符。下级医师长期编造病历，病历质控哪里去了？
六、随访制度。无论是机器人手术还是肿瘤化疗，都需要建立随访机制。你能想象那些无端被切去肠管无端被化疗的病人在随访中不会暴露各种问题吗？只有假随访，才能长期掩盖一切隐患。
七、不良事件管理。不良事件报告制度是医院安全最重要的基石之一，应该鼓励所有的员工报告发现的不良事件，充分暴露各种安全隐患，才有系统改善的机会。刘翔峰能长期夸大病情、虚构病征、扩大手术适应症、致6人伤残（通报中），都是严重的不良事件，显然都没有被报告出来，则医院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是基本瘫痪的。
八、医德考核机制。医院应该建立严格的医德医风考核机制，考核结果用于医师的个人评价、晋升和授权等等。刘翔峰的医德医风可想而知，但他能居重要岗位，获荣誉无数，说明该机制是完全失灵的。
九、手术医师考核。三甲标准要求医院和科室应该对手术医师定期考核，建立技术档案，包括手术质量和手术安全等各项指标。一个胡乱切除正常肠管的医师，他的手术质量和并发症等指标是怎么在考核中过关的？
十、限制类技术管理。如前所述，手术机器人系统辅助手术属于限制类技术，每做一例都需要通过专门的信息系统上报卫健部门备案。刘翔峰随意扩大机器人手术适应症，系统大数据对此却没有反应，说明该系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综上，刘翔峰至少击穿了十层“瑞士奶酪”，“功力”尤胜于金轮法王的“龙象波若功”，令人细思极恐。
（本文首发于磁湖布医，获作者授权转发）
编后语：
为何医院成了屠宰场？事情是今天才发展到如此地步的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只有一个医生和他的科室需被追责吗？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为何蚁穴没被人看到？还是被人看到了却不报道？或者是被报道了而却被404？
这真的是个案吗？同是湘雅医院的罗帅宇医生的死亡至今还没有未有定论。
只有舆论哗然时的事后严厉处理，和事发当时的默默掩盖负面消息，没有预警，没有防患于未然。独立监督机制的缺失导致如此境地。新冠疫情之初如此，后疫情时代亦如此。
作者简介：余向东，黄石市中心医院，血液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1992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医疗系（六年制）。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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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深度报道网（GIJN）成立于2003年，当时来自全球各地的300多名记者在哥本哈根召开了第二届全球调查报道大会。从那以后，GIJN 迅速成长，目前在90个国家中拥有244个成员机构。
2014年，GIJN 在美国马里兰州注册为非盈利机构。2015年7月，它被美国国税局认定为 501(c)(3)的非营利组织，可以接收免税捐赠。
我们的使命
全球深度报道网（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 GIJN）作为调查记者的国际枢纽，其核心使命是支持和强化全球范围内的调查新闻工作。GIJN 是一个国际性非营利新闻组织，自2003年成立以来，已经有来自95个国家的251个成员组织加入了 GIJN。今天，GIJN 拥有分布在20多个国家/地区的工作人员，使用十几种语言进行工作，将世界上最具创业家精神的记者连结在一起，为他们提供工具、技术和培训。
The 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 was founded in 2003 when more than 300 journal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gathered for the second 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Conference in Copenhagen. Since then it has grown to 251 member organizations in 95 countries.
In 2014, GIJN registered as a nonprofit corporation in the U.S. state of Maryland. In July 2015, the U.S.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approved GIJN as a 501(c)(3)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llowing it to receive tax-deductible contributions.
Our Mission
The 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Network serves as the international hub for the world’s investigative reporters. Our core mission is to support and strengthe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round the world—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ose from repressive regimes and marginalized communities. At the heart of GIJN is 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nonprofit journalism organizations. From its founding in 2003, GIJN has grown to include 251 member groups in 95 countries. Today, with a staff based in over 20 countries, GIJN works in a dozen languages to link together the world’s most enterprising journalists, giving them the tools, technology, and training to go after abuses of power and lack of accountability.
编辑：一一
林世钰：节还在，记者没了
作者：林世钰，新泽西，2024-11-08
听说夏律师出来了。清晨醒在异国的深秋里，眼眶润了半天。 – 个曾经采访过夏律师的前媒体 人在朋友圈里说，“夏律师刚刚 和我视频通话，我们一上来就互相开玩笑，完全没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悲情，但我还是百感交集 地有些语无伦次了。 ”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我对夏律师印象最深的是他代理的小贩崔英杰刺死城管案。2006年，退伍军人崔英杰为养家糊口在北京摆摊。城管没收其三轮车，他跪地请求，仍要不回来，激愤之下，刺死城管。之后，北京授予死者“革命烈士”称号，崔则面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危险。夏律师代理了这起案件。在他的努力下，崔被判处死缓，保住了性命。
夏律师在法庭上一段充满人性温度的辦护词，当时被称为“感动中国”辦护词，堪称经典。这是其中最感人的一段话：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当时我的那位媒体朋友报道了此案，文章广为流传。后来她不干记者了，自己出来创业。和她同时期离开媒体行业的还有很多调查记者，他们现在散落何处，不甚了了。
今天是记者节，面对空荡荡的调查记者行业，我说了一句苦涩的话：节还在，记者没了。之前看到一句更扎心的话：记者已死，有事烧纸。
调查记者从最初的蓬勃到后来的萧条，不过十几年时间。如今举目望去，调查记者十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人们也渐渐淡忘了他们，只有出现油罐车拉食用油、殡仪馆偷尸等社会事件时，才想起这个群体曾经存在过，以及他们对净化社会的重要性。
我曾经在北京做了13年法治记者，那些年发生的热点案件历历在目。遗憾的是，由于我所在报社很有局限性，所以记者很少介入热点案件的报道，只是偶尔会做些无关痛痒的外围报道和法律解读。于是经常眼睁睁地看着市场化媒体一众人做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报道，羨慕嫉妒恨。
那个时代，媒体人、律师、知识分子是推动社会进步很重要的三股力量。一旦某个热点事件发生，三股力量经常合流：媒体人还原真相，律师跟进帮助当事人，知识分子进行深层解析，层层递进，民间社会热气腾腾。
可惜那段时光如电光石闪，很快就结束了。接下来是沉默苟且的十年，含光混世的十年。
十年过去了，当年无比活跃的那个个群体，如今已经年近半百或年过半百，青春不再。他们被现实消磨了棱角，冷却了热血，渐渐长成了平庸的中年人或无力的老年人。
仔细盘点一下，那些人当中，进去者有之，出走者有之，沉默者有之，转行者有之。其中许多人，已经多年没听到他们的名字了。偶尔听闻，也是关于他们退隐江湖的消息。
上个月，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中，偶然碰到了那个时代很活跃的-个知识分子。十几年没见，他居然抽缩口成一个小老头，佝偻着背，表情有点怯，说话断断续续的，思维很不连贯。而当年的他，意气风发，口若悬河。
看着他，我难过了许久时代终是这样仓促结束了。
夏律师经历了十年牢狱，今天终千出来了。当年那个喜欢古典诗词，有侠客梦，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发誓此生不做鹰犬爪牙的法律人，如今也是一个54岁的中年人了。洞中一日，世上千年。他在里面的这十年，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了，“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不知道他出来后是否会感到陌生和孤独。
我和夏律师未曾谋面。可是不知为何，今天听到他出来的消息， 好似看到一个老友远道归来，尘满面，鬓如霜，莫名想流泪 我们都是那个时代下的蛋，都曾努力地撞那面墙。可是二十年过去了，蛋已碎，墙依旧，甚至更加坚硬高耸。我们这代人耗尽青春，发现一切徒劳——历史走着走着又折回去了。
“时光不再，已不是我们的世界，它早已物是人非，让人崩溃意冷心灰”。朴树的这句歌词，是对我们尴尬现状最真实的写照。
人到中年，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开始学会与这个世界和解，与自己和解。也渐渐失去了愤怒的能力，脸部线条越来越柔和，目光越来越慈祥，越来越会保养自己的肉体，好像它们永远不会衰朽。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谁也不会感到惊奇，如果有人每天耐心仔细地服务于他的肉体。然而，他若如是服务于他的精神，却会感到羞辱。”
在一个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你如果还固执地保留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注定孤独。所以，你要穿过人群并且坚强。
（本文转载自网络，标题有修改）
JM编后语：
又是一年秋风起，记者节时忆曾经。无法理解此文被404的原因。文中甚至都没有出现“体制之恶”、“系统之恶”此类不能过审的字眼。JM依旧相信脚下这片土地是一个现代化的、走在自由、民主发展道路上的国家。从小被教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如今指出社会存在的问题，何错之有？掩耳盗铃不能掩盖事实，也不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正如讳疾忌医无法让疾病自愈一样。
近年开始的常态化反腐，从某个角度看，不就是承认制度需要改进和修正吗？虽然现行做法无法标本兼治，但其实老百姓并不关心，也无力改变这种“被代表”的政治生活环境，老百姓只看最实惠的——自己的日子过的好不好。好，则是制度好；不好，则是制度不好。
循着2006年这宗摊贩误杀城管的旧案，得知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关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直到此案事发10年后的2017年8月国务院才发布了《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从此摆摊有了合法地位。而疫情之后，民生为艰，“夜间经济”又被政府所倡导，街边的摊贩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
如果回望的再久远一点，还有“中国第一商贩”之称的“傻子瓜子”。如果不是邓公的肯定，其结局难料。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第三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往往是要出现“血的教训”，社会才会反思一会会，然后风平浪静，无甚波澜。如果没有人花时间和精力展开调查，还原真相，不可能有社会进步。
调查记者这一行业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与“扒粪运动”紧密相关，以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的系列作品《城市之耻》为代表，揭露社会问题和权力腐败。美国历史上的1902—1912年被称为“扒粪运动”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调查记者的社会地位得以确立并得到广泛认可。中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调查记者行业，并逐渐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个重要群体。2019年的时候，知名调查记者刘万永向《中国青年报》递交了辞呈。当时整个业界的评价是：最后一个调查记者离开了传统媒体。
调查记者行业消失的这些年，我们的生活变好了吗？
各类打假网红轮番上阵，起到了调查记者的功能吗？
人人都能做自媒体的当下，群众的监督奏效吗？
不关心他人的命运，殊不知，他人的命运终将成为自己的命运。
编者注：本文提及的“夏律师”指夏霖，男，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是北京小贩崔英杰杀死城管李志强案的志愿辩护律师、2009年刺死官员女服务员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案件的代理律师。夏霖律师曾经代理过艾未未、冉云飞、谭作人等敏感案件。他于2014年11月8日被警方带走，其时正在代理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
作者简介：林世钰，女，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屏南县，旅美作家，先后在中南民族大学、中国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就读，获文学学士和法律硕士学位。 赴美之前，她曾在福建省厦门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四通集团、检察日报等单位工作过，曾在北京当了14年记者。2013年旅居美国后，为检察日报、博雅小学堂等国内媒体撰写专栏。 观察并介绍美国政治、法律、教育、社会制度等，文章颇受读者好评。2016年起加盟美国GCTV全球华视，任执行总监。著有《美国岁月》、《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等书。
编辑：404搬运工
插图：萨其马摄影作品之美国系列：西部的初秋（As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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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2024-11-09
81年的Smile，把11岁的孩子培养成了“世界公民”，3年时间旅居30个国家，通过home school、“地理套利”等方式，开销比北上广还低。
2022年，我看了一本书叫做《每周工作4小时》，里面提到了一个概念：“地理套利”（在高收入国家赚钱，在低消费国家生活，这样可以用低成本享受更丰富的高品质生活）。看完这本书，我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我在新西兰开网店12年了，工作一直都是远程线上完成的。新西兰的物价特别高，如果搬到其他地方，生活成本能省下来一两倍不止。
2022年9月，我把新西兰的房子出租了，带着9岁的女儿萱萱开始环球旅居的生活，计划用3年时间走遍五大洲30个国家。
旅居第一站是在北美自驾到现在一年半时间，我们先后去了美国、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加拿大、菲律宾、中国、埃及，现在到了土耳其。很多人有一个思维误区，总觉得要有很多钱才能环球旅行，其实费用真的不高。我20多岁的时候，身上只带了一万块钱，就敢启程环游中国，在30岁前走过了30个国家。现在旅居一年多，我们平均每个月的花费也就2万出头，国内大城市很多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也要这么多。
我身边还有朋友，孩子上私立学校，一年学费就要30多万。加上平时的培训班，假期出国，一年在孩子教育上至少要花50万，远远高于我们环球旅居、边玩边学的花销。
之前萱萱在新西兰的小学读书，新西兰的快乐教育，对孩子学习太宽松。加上小学期间知识结构比较简单，通过自学和网络资源是完全能够满足，不需要一直待在学校里面。另外，新西兰是大洋洲上的一个小岛国，四面临海，一直在这里待着，人的见识受限。在9-12岁这个年龄段，开阔视野、挖掘兴趣，比起待在学校里面更重要。反正都是玩，与其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里玩，还不如让她去外面看看，在看世界的路上学习。
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脱离了“体制内”的学校，选择用home school的方式，寻找适合孩子的课程内容。
在旅居的过程中，“地理套利”也可以用在孩子的教育上。比如萱萱想学西班牙语，我们在拉美的时候，去当地的语言学校上西班牙语课，一节课才40块钱。我们还可以和当地人交流，菜场、餐厅、超市都可以是我们的课堂。再比如，我们在夏威夷玩的时候，萱萱尝试了一节冲浪课，爱上了冲浪，我就带她到哥伦比亚的海边去学。夏威夷720元一节的冲浪课，在哥伦比亚只要80元。
我和女儿都很喜欢骑马，新西兰的骑马课500多人民币，每周一次课，上课45分钟，来回马场路上2个小时。这周上课学到一点东西，下周上课时又忘了一半。我学了一年还不能骑马慢跑。
但是在墨西哥的一个小城，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骑马教练。我们就住在他的马场附近，走路10来分钟就可以到，在那里待了两个月，纯粹学习骑马，每周去6次，每次骑一两个小时，让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策马奔腾。而且每节课一小时才180元。
后来到了埃及，一节马术课更加便宜，117埃及镑，折合人民币只要16块钱，马场环境和教练水平丝毫不比其他地方差。凡是我们待得比较久的国家，都是有好玩的事情的。当地有什么本土运动，我们就去体验什么，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都低了非常多，学习效果反而更好。同时基础教育我们通过网课和学习app完成。第一类是语言，英语是她的第一语言，听说没问题，她会每天看新闻和英文书，有主题地写作，锻炼综合能力。中文是第二语言，我每天会用中文与她沟通，每周上两次阅读课，持续增加她的词汇量。
西班牙语是第三语言，每周会上三次西班牙语课，找西班牙语母语的老师与她聊天，锻炼口语，学习语法。
第二类是通识教育，比如说数学、科学、历史、地理。数学与科学上网课，历史与地理采用项目式自主学习，每到一个国家，我就会让她大量搜集资料，参观博物馆，探访历史遗迹，自主学习和亲身探访结合起来，这个印象就特别深刻了。
回到中国的那段时间，萱萱说想有小朋友跟她玩，我还在大理找到了一家接受短期游学的创新学校。她在这里中文进步很大，还交到了好朋友，每天放学都不想走。
玩的时候就尽情地玩，学的时候就好好学，我不太想把它们混在一起。我们现在在土耳其，前面10来天我们就是到处去玩，这是“旅”的部分。
但是等我们回到伊斯坦布尔，住下来了，就进入到一种日常生活的状态。我会回归我的工作，萱萱也要进入她的学习状态，每天学习五六个小时，其他时间我们就出去吃饭、闲逛、游玩。
这样的教育方式，对我来说也轻松了很多。之前在新西兰，我每天接女儿上下学，高峰时期至少要花两个小时。现在这些时间就省下来了，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每天像是多“赚”了两个小时。
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吃饭，我在这边处理工作，她在另一边就和隔壁一桌20多岁的年轻人聊起来了，就一起玩牌。在旅居过程中她接触到形形色色不同的人，看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们80后这一代，拼命读书挤进好学校，为了好找工作选专业，一切都是随大流，拿了大学文凭，找了工作，对自己的生活方向还是很茫然，我不想女儿再走这样的弯路。所以我希望引导女儿找到自己的热爱，她未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再倒推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然后有目标地学习。
比如她现在喜欢潜水，喜欢冲浪，又会好几种语言，她说她可以当教练，在全世界潜水冲浪。把热爱变成技能，又把技能变成谋生手段，更好地去享受生活。
开始旅居之后，我在视频号上分享我们的生活，顺其自然建立起了“环球旅居”的社区，分享我们的旅居经验。我和女儿来土耳其之前，还有几位小伙伴带着孩子，专门从中国飞过来找我们一起玩，相当于一个小的“游学营”。玩也玩了，学也学了，顺便把钱也赚了。 所以这种生活不是非要财富自由才可以实现的，关键在于转变思维，不给人生受限。用更高性价比的方式，培养孩子做世界公民，对于中产阶级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本文节选自一条文章《中产育儿新思路》）
JM编后语：
这位80后妈妈的育儿理念，正是林小英所说的“个体脱嵌”。Smile不按系统设置的既定路线，走高度定制化的小学课外教育，“世间万物非我所有，为我所用”。
Smile不是第一个走不同寻常教育之路的家长。早年，童话大王郑渊洁的儿子小学毕业就辍学，完全接受父亲的“在家教育”。近年也陆续有不少报道“在家教育”的案例，或“成功”或“失败”。不同的是，Smile并没有让孩子完全放弃学校教育，只是她趁着新西兰小学教育的宽松环境，把小学教育搬到线上，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给孩子创造了更广阔课外教育，丰富了童年的生活，同时也满足了自己，重新过一遍不一样的童年。大部分人都有环球旅行的梦想，常常说的是等到退休了，我就去旅行。而有的人则要趁着年轻去旅行，要带着孩子去旅行。有的人爱安稳，有的人爱冒险，皆是不同的人生体验。
技术的发展，让世界变平了，催生了新的工作机会和新的工作模式，让“数字游民”成为可能，逐渐被更多人所接受。当工作和生活可以兼顾，日常不再是两点一线和三点一线的按部就班，大脑接受到的刺激能激活人的创造力。生存状态改变了，伴随而来的，还有对工作、对家庭、对亲子关系的重新思考。家是什么？生儿育女意义何在？工作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不同年代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使命。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个体选择的自由度其实一直都在个体自己手里。只是，任何选择的背后都有代价和风险，如何权衡考量没有标准答案，毕竟是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自己承担。
对孩子的教育，也是对自我的教育。为孩子创设不同的教育环境，也是对自己人生边界的拓展。当然，JM认为，家庭教育无法取代学校教育，毕竟不是每个父母都是教育专家。只是，在世界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的当下，面对各国不同的教育模式，如果甄别、选择适合自己和孩子的，做家长的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学习了解。有多少家庭能付出这样的代价呢？可能大多数家庭的选择还是择一城而居的安稳，然后寄望教育系统的改革。毕竟，除了无法承担的试错成本外，父母们从小受的教育和后天的自我教育都惯性的认同：大多数人的选择才是最好的选择。当面对太多选择时，会面临无从选择的压力，无法承担自主选择的后果。
AI会怎么看呢？来看看Kimi的回答：
编辑：不夜侯、月之暗面对本文亦有贡献。
插图：Smile在自媒体账号上记录旅居生活（来源：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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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总是超前的，在脚踏实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许多科学研究人员也会偶尔仰望一下星空，提出一些有一定理论基础，但听起来很科幻的构想。这些构想可能规模巨大，可能耗资惊人，可能风险极高，但一旦成功，就可能会对全球的“双碳”目标产生变革性的影响。本文介绍了其中四个讨论热度较高的想法，现阶段它们未必能够落地，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真的会有新的技术和实践脱胎于此，成为解决气候问题的新方案。
在太空上建设太阳能发电站
变幻莫测的云彩不仅美丽，还能帮助我们将强烈的阳光反射回太空，但对于太阳能工程师来说，云彩很多时候却是一种麻烦——无论太阳能电池板的效率如何，一旦遇到阴天，太阳能的功率输出就会大幅下降。那么，哪里是本身就没有云彩，却有永恒阳光，还有可能固定太阳能电池板的地方呢？答案就是太空。
几十年来，科研人员和工程人员一直在谈论在太空中建造太阳能发电站的可能。根据国际电力公司研究员的推测，地球静止轨道上一块10公里宽的太阳能电池板可以产生570太瓦年的能源，足以供应100亿人的用电需求。这些电能可以微波或者激光形式传输回地球，通过地表天线进入电网中，这种技术已经被证实为可行。
不过，这个构想有点贵。不光是将有数公里太阳能电池板的航天器送到太空并进行定期维护，安设相应的电能接收设备和电网配套升级也需要极高成本。当前，许多具备能力的国家都在推进基础研究和测试，希望在提高技术成熟度的同时不断降低成本，例如我国就已在2018年启动了首个空间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在全球的努力下，这个跨越几十年的想象正在一点点走向现实。
在海上建设一座人工能源岛
风电是欧洲地区可再生能源的主力支柱，且建设规模还在逐年增长。但和太阳能一样，风电也有受自然影响间歇性发电的问题，而且单独输送风电（特别是海上风电）到各地所需要的专用电力基础设施也不便宜。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提出了一个“能源岛”的概念，也就是将一个岛屿改造成汇集多个风电场电能的巨大接线盒，再将岛屿与多个国家和地区连接起来，用更少的电缆实现这一整片区域的风电供需调控。此外，能源岛还能身兼多职，作为氢气等清洁能源的生产基地使用，产出的氢气可以通过海底管道送回陆地，也可以留在岛上给路过的航运设施“加油”。
这个想法就像是给欧洲量身定做的，因此多个欧洲国家都在探索建造能源岛。如果目前提出的计划都能成真，这些欧洲能源岛将产生56吉瓦的电力，大约相当于30个核电站提供的电力。其中有“风能王国”之称的丹麦已和多个欧洲国家合作，在位于波罗的海的博恩霍尔姆岛和位于丹麦西海岸约80千米左右的人工岛启动了两个能源岛项目。这两个能源岛预计在2033年左右完工，初始发电容量预计为5吉瓦，未来有望增至12吉瓦。
守住融化的世界末日冰川
位于南极洲、面积大小和英国相当的思韦茨冰川支撑着覆盖南极洲西部的大部分冰盖。然而，自2000年以来，这座冰川已经损失了超过1万亿吨的冰，它的流动速度也在30年里翻了一番。如果这片巨大的冰原大范围融化，其含有的水足以使全球海平面上升5米，并严重威胁到纽约、上海、加尔各答、汉堡等城市的安全。也正因如此，这座冰川另有一个恐怖外号——世界末日冰川。
科学家们多年来一直在探索支撑思韦茨冰川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是在靠近冰川的海床上部署一个可浮的、长达80公里的海底帷幕，用以减少不断渗入冰架之下的温暖水流。不用说，在地球上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并不便宜。据估计，海洋帷幕的造价可能高达500亿至1000亿美元。不过，考虑到纽约这种有被淹没风险的城市在防洪方面的投入也高达数百亿美元，同样的开支用来保护冰川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目前，剑桥大学已经开始对小型海底帷幕进行早期测试。
不过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只治标不治本”的，如果全球变暖不缓解，再大的挽救冰川工程都无法彻底扭转冰川融化的最终结果。
将西奈半岛重新绿化
位于埃及的西奈半岛曾经是亚热带的天堂。但早在大约一万年前，这里就因各种原因变成了尘土飞扬的沙漠。多年来，生态学家们一直在研究如何重新绿化沙漠，前世本是绿洲的西奈半岛很有化身试验田的基础。在一些设想中，人们可以将位于埃及地中海沿岸的浅海盐湖巴尔达维尔湖的湖底淤泥提取出来转化成富含养分的土壤，先种植耐盐碱的植物，然后逐步扩展到更多植被，以此改善局部地区的气候，让更多动植物特别是鱼类和候鸟得以繁衍生息。
这个计划的难点之一是怎么生成淡水、重新激活当地水循环。一个方案是使用集雾器，让大气中的水蒸气在高海拔地区架设的网上凝结并向下滴入水库。另一个方案则是将挖掘出来的湿沉积物储存在巨大的低地多孔隧道中，使其所含水分蒸发并凝结在隧道上，再滴落下来用于灌溉植物，直到植物可以自行实现水循环。
不管是哪种方案，这个计划都需要巨额资金和至少十几年时间，同时还要随时克服这一地区在地缘政治方面的不确定性。目前，一些生态团队正在推进与埃及政府的谈判，虽然计划还没有落实，但这无疑为西奈半岛的未来埋下了希望的种子。
参考：：J. Cartwright, A. George, J. Howgego, et al., 2024, ‘Five climate megaprojects that might just save the world’, New Scientist.
（本文转摘自《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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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萍这事最大的问题显然不是作弊
作者：阿罗汉，广东 ，2024-11-03
阿里数赛姜萍事件终于告一段落。涟水中专的公告这么写的：
核查一场简单的作弊事件还挺艰难的，竟然用了五个月时间。这场闹剧中曾经下场的各方终于找到了全身而退的方案，推举出了此次闹剧的顶锅者。各方大咖都没有什么责任，就是那俩师徒有点责任。
而且既然是为大家顶锅，当然不能当真处理。给那位老师诫勉谈话处理，今年不能评先评优，对于姜萍，未成年人嘛，当然要保护和关爱。
这个事到现在是画上句号了，但是，我估计很多人都有点懵。
啊！这就算了啊？
你特么把全国人民都忽悠了，该表演的也表演了，该入戏的也入戏了，我们跟着你疯了那么久。你这就算了？
那肯定算了。还能怎样？
不过作为个体，我们改变不了人群，改变不了世界。可以改变自己的认知，让自己更聪明一点。记住，这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不要入戏太深，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力。比如，阿里这个事，我们事后还是可以总结出几点：
第一，不受监督的权力，其运行目的最终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
发现没有？阿里数赛处理问题的操作方式，与我们屡屡见惯的处理模式没有任何不同。
作为理想主义者的马云引导的阿里文化，以及自我宣称数学专家主导赛事的阿里数赛，在面临权威与事实的抉择的时候，要自主认个错是很难的。
我相信，两师徒肯定不是阿里数赛作弊的第一起，但以往都没有闹大的，这次之所以闹大，不都是因为你们自己在助推嘛！谁在里面主导，审查过没有，动机是什么？这么大的机制漏洞就不提了？责任人就不讲了？我估计内部是有处理的，但是，不能讲给大众听了。
承认自己错了，那是非常艰难的。门关起来，狗怎么打怎么拔毛撕嘴，都是自家的事。坦坦荡荡的讲给天下人听，那是傻子才能干的事，那是一场笑话。
贾府内与贾府外，泾渭分明。说白了，人民群众都是外人。反而，一个社会能够狠劲扒粪的，那是因为这个社会真没有外人。
第二，不要相信媒体。这次下场的有多少个权威媒体？
我们既不是说媒体全对，也不能说媒体全错。它支持什么全看它在什么立场。计划生育的时候它就宣称一个孩子好，鼓励生育的时候它就宣称多生孩子好。支持俄罗斯的时候他就说通胀好，俄罗斯越打越有钱；反对美国佬的时候，他就说通胀之下，美国佬生活艰难。
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判断力。而且有时候，他们故意的。
有判断力的媒体不是这样子的，有判断力的媒体至少是忠于它自己所知道的事实和真相的，他们的态度经得起岁月的检验，而不是半年甚至半个月，他们的表态可能就不一样。
如果要找相同立场，你就去相信那些媒体。如果要找事实和真相，你就得列个媒体黑名单，直接屏蔽这些媒体。
第三，所有公共闹剧本质都是因为社会还有适宜的土壤。
利益集团的助推，不负责任的媒体，这都是吹鼓手。本质还要依靠这个社会有相信闹剧的人群。
我们流行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流行过特异功能，流行过莲花晴雯和板蓝根，也在最后关头哄抢布洛芬。一件不科学的事情之所以流行，一方面固然是人群里有缺乏判断力的人群支持，更重要的其实是人们容不下反对。
容不下反对，理智的人们就没有足够的机会去讲事实和真相。它导致事实的传播速度是1，谬误的传播速度是10。
容不下反对的根源在于，对于集体主义社会而言，独立思考是一种本能的危险事物。
但人类文明的进步依然不可阻挡。
从义和团相信刀枪不入，到此次阿里数赛闹剧，我们终究是越来越睿智的。
（转载自公众号：阿罗汉不约，标题略有修改）
编后语：
转载此文时，小编特意去找了权威媒体之前发布的姜萍初赛入围的新闻，央视网的截止目前还在，而有的则已删除。比如下面这家：
上幼儿园和小学时，老师怎么教育大家的？要诚实、不要说谎。是人都会做错事，做错事不可耻，承认错误，道歉就好。然而，长大后就知道了，官家做错事是不可能道歉的，可能是因为有损官威，也或者是从古到今都是放火和点灯的双标；企业也是不可能承认有错的，因为有损品牌形象，更有损企业利益，即便认错也是权衡利弊，避重就轻。这也就好理解，阿里此次数学竞赛成绩延迟公布的原因了。其强大的公关团队自然也是经过专业的分析，逐字逐句斟酌过《情况说明》的传播效果的。
可能从一开始，阿里就觉得这是个绝好的宣传机会，也就对机制漏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姜萍被视作数学天才，起点就是阿里官方制作的一支宣传片。谁知，有人下场“打假”，矛头指向的不是企业，而是毫无背景的普通人家的中专生。毕竟阿里作为一方的纳税大户，谁知道质疑他们会不会和“鸿茅药酒”事件的谭医生一样，被企业跨省追捕？
小编在查证信源时，看到阿里达摩院网站上的“企业社会责任”一栏，我连点开的兴趣都没有了。一件事反应的是一个企业一直以来的价值观，只是有些事被发现了，有些事没被发现。只有一个阿里么？这片土地上没做过可耻的事的企业有几家？做了也不觉得可耻，也不道歉的有多少？消费者恐怕只能在上当受骗一次后，用脚投票了——不买帐就是了。
试想，如果这次的主角不是一个中专女生，没有引起这么大的社会舆论，会有人指出这个机制漏洞吗？当然也不能管中窥豹，以偏概全，在一个愚弄大众就能获利的环境中，缺乏了独立第三方的监督，自然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至于舆论，真那么重要？不重要的。删帖就可以了！阿里系媒体帝国有多少，查一查就知道了。
小企业在媒体上投放广告，大企业直接参股传媒集团，甚至控股传媒机构。一旦企业有负面新闻，危机公关都不如删帖来的快，似乎抹去网上的痕迹就可以当作一些事没发生过，上行下效，如此而已。
先秦·左丘明《国语·周语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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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Conlumists >微公益 | MicroCharity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 上海报道，2024-11-02
向内，探究自我；向外，探索世界
我们的相识缘于十年前的一次商务会议。她作为微生物学领域的海外科学家被邀请来参会，正好我坐在她邻座。
干练、清瘦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会议间隙，不知怎得，我们就聊到了公益领域，我谈及业余时间贡献的公益项目JM，通过采访和记录的中国公益圈的一些小故事，帮助这些小微公益项目的传播并提供赞助。她则回想起停薪留职，回国做艾滋病预防的那九个月。单枪匹⻢，出钱、出力、找资源，一个人干了一整个NGO的活。
鄙人一向倾慕孤胆英雄，听闻立马表示JM想采访她，并记录这些故事。她却似乎不想“广而告之”，仅和我作为朋友间的闲聊，偶尔透露往昔的一些片段和感慨，那些力所能及做了的，那些力所不及、留有遗憾的。也正是通过她，我才知晓HIV感染者只要通过药物控制好CD4指标，日常生活没有太大问题。但因为社会歧视，潜在高危人群的预防和检查非常不便，反而给公共卫生带来更大隐患。
当年，她从海外找到资源，捐助给河南几台免费的HIV检测设备，放在公共场所供潜在易感染人群自查；组织海外专家与当地疾控中心从业人员交流防控经验；帮助当地政府改善HIV携带者的匿名免费检测环境；给当地有工作能力的携带者找工作，出钱帮他们买药等。她回忆时也说起，那时候如果没有政府领导的支持，她想做的事也难做成。期间，她也遇到过一些奇葩的事，比如，有人（健康的人）居然提出要她帮忙支付海外旅行的费用。
和她交谈的内容经多年岁月侵蚀，已模糊，但当时听她聊起过往种种，感受到她对弱势群体的同情、行公益之事的内在驱动力和极强的行动力，这都让我印象深刻。
几年前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全国性的封控导致日常食物运输都受阻的环境里，HIV携带者们的断药危机也让她着实担忧了好一阵，还向我打听过运输渠道。奈何时局所限，我也爱莫能助。她远在万里之遥，更是有心无力。
最近一次和她闲聊到抑郁症相关话题，才知她还曾给艾滋病患者做心理咨询。她说：“我做艾滋患者心理咨询时很受欢迎，我觉得第一是（我）对这个病真正的了解，第二是（我）根本没有把他们当成‘患者’或和自己有什么不同，不论你怎么说，你自己的‘内心’是可以被对方感知到的。”
有些人以言语来区分人，有些人以行动来区分人，我喜欢以事区分人，因为思想是无形的，而行为是思想的显化，如何行事才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旅行、运动、照顾家人、参与本地公益是她退休生活的日常。五年前，我邀请她加入JM，将旅行拍摄的照片做JM文稿的插图之用，她欣然接受，慷慨分享。署名需要，她因爱吃萨其马，由此得名。公开的自我介绍也仅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萨其马：爱好摄影，喜爱动物，热爱旅行；关注同性恋/艾滋携带人群，反歧视和偏见；某关爱艾滋人群公益项目发起人。
萨其⻢爱旅行，退休后则有了更多的时间到处走走，去过很多我没去过、没听说过的地方。跟着她的镜头，我看到了孟加拉的贫⺠窟、冰岛的蓝色冰川、约旦的佩特拉古城、瑞士山间的残雪，印度乌代布尔的湖城日落、罗⻢⻆斗场的余晖、盛阳下的埃及金字塔、圣诞夜景中的德国施韦青根小镇……出于职业习惯，我说，你可以开个账号“跟着萨其⻢看世界”啊；我又说，你拍了那么多世界各地的照片，可以办个人摄影展了啊。她说，她只想经历、体验，不想记录。
今年萨其⻢去了意大利爬山。我很是羡慕，倒不是羡慕她去世界各地挑战山峰，而是羡慕她60多岁的人还有这样好的体力及魄力。别说是到她这个年纪，即便是现在，我的体能和胆量也是远不及她的。周边不少同龄人同我说，现在年纪大了，越来越“社恐”，不想接触新鲜事物，不想认识新的人，喜欢宅家里，主静。个人以为，从心理⻆度看，这是人近天命之年的阅历使然，需要对走过的路回首顿足，重新定位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从生理⻆度看，“五十，肾始衰”，肾主志，胆主魄。这个年龄的激素水平和身体状况主导了情志，中年人多气血不足，阴盛阳衰始然。人的一生如果分四季，秋收冬藏，坐在自己的成果 上，看着上面的老人和下面的孩子，就会展望自己的退休生活。虽说不同人的先天禀赋有异，但每个人与自然规律对抗的能力却是后天形成的。萨其马定属生理和心理上对抗自然能力强的那挂。
近日和上幼儿园的小侄子视频时，他给我讲绘本上的探险故事。我打趣的问他，⻓大了想做什么。这个小朋友脆生生的答：“探险家呀”。“环游世界”是许多人儿时的心愿，但圆梦的成年人并不多。小侄子通过绘本对世界有了憧憬，萨其⻢用脚步丈量世界，充实着她的退休生活。如果把这个世界比作一辆一直向前的列⻋，那么小侄子刚上⻋不久，萨其⻢则已在眺望下⻋的站点。小侄子⻓大后，如果还不忘做探险家的梦想，倒是可以去采访萨其⻢。那时，一个少年初⻓成，一个山河已览尽，这样的交流和对话该是多有趣，光是想想这样的画面就觉得很美好。
她曾向我讲述独自徒步登山遇险的濒死经历，也分享了约旦旅行时去著名的卡兹尼神殿（Al Khazna)的感想。“去修道院走了十多公里，还爬了九百多高低不平的石阶。和我妹分着走的。她本来要放弃返回了，受到两个苏格兰老人（奔八十了）的鼓励，慢慢爬，终于登顶，她感到很自豪”。
她也反思：“年轻时（读）毛语录、（经历）大批判，世界历史、宗教、文化、艺术、音乐等什么也没学。这次旅行再次感到（自己）各方面知识的极度贫乏。（但）这把年纪再读什么也消化不了啦。我只知道很多电影在约旦拍的：以前一到圣诞节，电视上就放老电影Lawrence of Arabia（《阿拉伯的劳伦斯》），当然还有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夺宝奇兵》），我还很喜欢The Martian（《火星救援》） 。这次才读到，约旦是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尽管现在是穆斯林国家了，但约旦河是基督受洗的地方，很多基督徒来‘朝拜’。据说圣经里提到约旦不少次。我没有去看耶稣受洗的地方，实在不愿‘傻乎乎’的拍照。”
担心年久记忆更是模糊，于是起心动念记录这位朋友的故事，当时她还在意大利爬山。但总觉内容不够丰富，搁下后再提笔时，她又去了美国西部。如今成文，她已订好了去越南的行程。我说，陈英雄的“越南三部曲”很值得一看。她忙问，是电影吗？要找出来看看。潮湿的越南，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摄影作品呢？很是期待。
这就是我作为旁观者看到的萨其马的一个侧面。向内，探究自我；向外，探索世界。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编者注：
- CD4细胞，指的是表面有CD4+T分子的T淋巴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的一种重要免疫细胞，由于艾滋病病毒攻击对象是CD4+T细胞，所以其检测结果对艾滋病治疗效果的判断和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判断有重要作用。
- 《夺宝奇兵》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有取景于约旦佩特拉古城的卡兹尼神殿）；约旦“月亮谷”是《火星救援》The Martian取景地。
编辑：Wind
插图：萨其马与路遇的驴友在老挝廊开府的山头露营（2024年初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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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这代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听着“撒旦差闲汉，欲把坏事干”这样的谚语长大的。
作为品行端正的好孩子，我对这类教诲深信不疑，并以此约束自我，努力工作至今。不过，虽然这种道德标准一直左右着我的行动，我的观点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看来，当今世界，人们已经工作得过于辛苦，劳动即美德的信念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现代工业化国家需要弘扬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新理念。
大家都听说过那不勒斯旅行者的故事：旅行者看到十二个乞丐躺在地上晒太阳（故事发生在墨索里尼时代前），说会赏给最懒的那个一里拉。十一个乞丐都跳起来说该给自己，于是旅行者将钱给了第十二个乞丐。显然，旅行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过，对于享受不到地中海阳光的国家来说，想要真正做到闲散可谓难上加难，需要大规模的公共宣传加以引导。我希望，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们读过下面的文字，能够发起一场运动，鼓励优秀的年轻人学会闲散，如此我便也没有白活于世。
我要郑重声明的是，将工作视为美德的信念，已经对现代社会造成了不可忽视的破坏。想要走上繁荣幸福之路，必须有计划地缩减工作。
工作的起源
首先，什么是工作？工作有两种：要么是改变地面或其附近两个物体间的相对位置，要么就是吩咐别人去做。第一种工作辛苦且报酬微薄；第二种工作舒适且报酬丰厚。第二种工作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展：既包括发号施令的人，也包括为发出何种号令出谋划策的人。通常，两个有组织的团体会同时提出对立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这类工作需要的不是有关建议本身的渊博知识，而是如何通过演讲和文字去说服别人，即营销的艺术。
在欧洲还存在第三类人（但美国没有），他们比从事以上两种工作的人更受尊敬。这类人凭借土地所有权收取租金，这样其他人才拥有生存和工作的资格。这些土地所有者无所事事，似乎应该赢得赞美。不幸的是，他们的游手好闲建立在他人的辛劳之上。事实上，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正是他们好吃懒做的欲望，促成了人类辛勤工作的信念。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情景，就是别人都以他们为榜样。
从文明之初到工业革命前，一个人的辛劳所得，通常只够勉强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所需，即便妻子同他一样卖力工作，即便孩子稍大一点也会加入劳动。基本所需之外的少量盈余没有给到生产者，而是被武士和神职人员霸占了。遇上饥荒，明明没有任何盈余，武士和神职人员却依旧像平日一样索取，以致无数劳动者贫困交加而死。这一制度在俄国一直延续到 1917 年，许多东方国家至今仍在沿用。英国虽然已经爆发了工业革命，但拿破仑战争时期这种制度依旧盛行，直到一百年前新的工厂主阶级掌权才画上句号。在美国，这种制度在独立战争后便结束了，但南方除外，在那里，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
一个如此旷日持久又刚刚终结的制度，自然会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影响，那些理所当然想要工作的愿望，大都源于这一制度，但工业社会前的制度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了。现代科技使一定限度内的闲暇成为可能。它不再只属于少数特权阶级，而是一种可以在整个社会进行平均分配的权利。拼命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现代社会不需要奴隶制。
很明显，在发展水平落后的社会，农民如果有选择权，便不可能将微薄的物质盈余拱手交给武士和神职人员，而只会减少生产或消耗更多。起初，他们只是单纯地被强迫劳动并上交盈余，但渐渐地，有人发现，可以诱导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一种道德观，这种观念会让他们认为拼命劳动是一种义务，即便生产所得的一部分是为了让其他人闲着。这种方式可以减少此前劳动中的强迫成分，管理成本也会随之降低。
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提出国王的收入不应高于普通劳动者，相信百分之九十的英国工薪阶层依旧会感到难以置信。从历史的角度看，“义务”这一概念向来都是权力阶层诱导他人为主人而非自己谋利的手段。当然，对此权力阶层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利益同人类的整体利益一致。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确有其合理性，比如，雅典奴隶主利用一部分闲暇时光，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在绝对公正的经济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闲暇是文明的必要条件。在过去，只有通过多数人的辛劳，少数人才能获得闲暇，但多数人的辛劳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劳动是好事，而是因为闲暇是好事。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不损害文明进程的前提下，公正地分配闲暇已成为可能。
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满足所有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劳动量，是可能得到大规模缩减的，大战就是很好的证明。当时，军队里的男人、参与军需生产的民众，还有从事间谍活动、战争宣传以及在战争相关政府部门工作的男男女女，都是从原本的生产岗位抽调来的。尽管如此，协约国非熟练劳动力的整体物质生活水平却高于战前和战后。
不过，这一事实的重要性被当时的财政状况掩盖了：借贷令民众误以为他们正在用未来养活现在，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画饼并不能充饥。大战充分证明了，通过对生产进行科学管理，现代社会只需一小部分劳动力，便可以令全体民众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如果大战结束时，那些原本为抽调民众参战或从事军需生产而创建的科学管理方法能够延续下去，并由此将工作时间缩短至四小时，一切都会好起来。但事实是，旧制度卷土重来，受雇的劳动者要被迫工作更长时间，而其他人则沦为忍饥挨饿的失业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工作是一种义务，一个人能拿多少工资，依据的不是他生产出来的东西，而是其表现出来的勤劳美德。
工作是义务，但也仅限于平衡食宿消耗
这便是奴隶制国家倡导的道德，可当今世界的外部环境已经同奴隶制时期截然不同，难怪这种道德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来举个例子。假设一定数量的人在某个特定时期从事别针生产。他们每天工作（比如）八小时，生产的别针刚好能满足社会需求。这时，有人发明了一项新技术，同样数量的人生产出的别针由此翻了一倍，但世界消耗不掉这么多别针：别针已经很便宜了，再降价也不可能卖出更多。在一个理性支配的世界，所有参与别针生产的人会将工作时间由此前的八小时缩短为四小时，这样一切便可以保持正常的运转。但在现实世界，人们却认为这是意志消沉的体现，于是继续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导致别针生产过量，一些雇主走向破产，一半参与别针生产的人迎来失业。从最终结果看，社会整体的空闲时间同四小时工作制一样，只不过现在一半人无事可做，另一半人劳动过量，不可避免的闲暇沦为普遍苦难，而非普遍幸福来源，还有什么比这更疯狂的吗？
穷人应当拥有闲暇的观点一直令富人感到不可思议。19 世纪初期的英国，成年人每天工作十五小时是正常现象。儿童有时也要工作这么久，至少每天十二小时是常态。如果有爱管闲事的人提出，他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人们便会反驳说，工作使得成年人免于酗酒，儿童无暇捣乱。记得在我小时候，工人刚刚获得投票权后不久，法律赋予了他们一定的公共假期，上流社会对此极为不满。我记得当时一位老公爵夫人说：“穷人要假期干什么？他们就该工作。”现在的人自然不会说得如此直白，但这种观念依旧存在，而且是造成众多经济乱象的原因。
现在，让我们抛开迷信，坦诚地讨论一下工作的道德。人要生存，就必须消耗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成果。或许我们可以假设，劳动总体来说不令人愉悦，那么，一个人的消耗超出产出便是不公正的。当然，他的贡献也可以是某种服务而非商品，比如他是医护人员，但无论如何人都要做出一定贡献，用以平衡自己的食宿消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作的确是每个人的义务，但义务也就仅限于这个程度了。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许多人甚至连这种最低程度的劳动都无须履行，比如继承大量财富或嫁入豪门的人，对此我不打算详谈。我不认为一些人能够游手好闲的事实，对社会的危害能同让劳动者不是过度工作就是忍饥挨饿相提并论。
假设社会采用某种适度、理性的管理模式，普通劳动者每天工作四小时，便可以生产足够多的社会所需，还不会造成其他人失业。这个观点令富人大为震惊，因为他们确信，穷人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么多空闲时间。在美国，即便是富人也常要加班加点地工作，因此，听到有人主张赋予劳动者更多的闲暇，这些人自然会感到愤慨，除非是将闲暇当作对失业者的严厉惩罚。事实上，他们也看不惯自己的儿子闲着。
不过，奇怪的是，他们虽然希望儿子拼命工作到没有时间去做文明人，却又一点都不介意妻女无所事事。在贵族社会，对悠闲自得近乎势利的羡慕，男女都会有，而在财阀政治的社会却只限女性，但这并不表明如今的现象更符合逻辑。
生活的乐趣，只能在闲暇之际获得
必须承认，合理利用闲暇是文明和教育的成果。一个终其一生都在劳碌的人，突然清闲下来会觉得无聊。可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充分的闲暇，便会同生活中许多最好的东西失之交臂。如今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大多数人享受闲暇的权利，只有替别人受苦的愚蠢的禁欲主义在让人们坚持过度工作，虽然当初工作的需求早已不复存在。
在支配俄国统治的新信条中，虽然很多都与西方传统教义大相径庭，但一些观念还是坚固如初。统治阶级，特别是那些负责教育宣传的人，只要提到劳动的尊严，就和世上其他那些宣扬“诚实的穷人”的统治阶级如出一辙。勤劳、节制、为长远利益努力工作，甚至是服从权威，所有这些信条再次浮出水面。
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与一些国家女权主义者的胜利有一些共通之处。长久以来，男人都承认女性圣洁的高贵，通过强调圣洁比权力更重要，来掩饰女性地位的低下。
女权主义者最终认定，她们既要圣洁也要权力，因为她们中的领袖人物愿意相信男性对女性美德的吹捧，却不接受男人所说的政治权力无用论。在俄国，体力劳动者的经历也差不多。很长一段时间，富人和他们的奉承者都在大书特书“诚实劳动”的概念，赞美简单质朴的生活，宣扬穷人比富人更可能上天堂，试图让劳苦大众相信，改变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这类工作尤为高尚，就像男人试图让女人相信她们从性奴役中获得了某种特殊的高贵。在俄国，一切对体力劳动的赞美都备受重视，以至于体力劳动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受尊重。不过，从本质上说，呼吁恢复这一信条的目的和此前不同：它是为了让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工人投身于某些特殊任务。劳动者被塑造成年轻人的理想，也是一切道德教育的根基。
从目前来看，这种做法可能确有可取之处。一个自然资源丰饶又不太可能依赖信贷的大国迫切需要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工作必不可少，甚至可能会带来巨大回报。可是，如果社会发展到人们无须长久劳作便可以获得舒适的生活时，又会发生什么？
在西方，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然无意实现经济公正，大部分生产总量便落到了小部分人手中，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无须从事任何劳动。由于生产过程没有任何国家统一调控，一大堆压根儿就不需要的东西被生产了出来。我们让相当大比例的劳动人口无所事事，因为我们可以强迫另一部分人超负荷工作。如果这些方法均效果不佳，我们就制造战争：像刚刚接触爆竹的孩子，我们安排一些人生产烈性炸药，再安排另一些人将其引爆。通过将所有这些手段相结合，我们终于维护住了普通民众唯有终日辛劳的观念，虽然这个过程异常艰辛。
在俄国，由于经济相对公正，生产集中管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另辟蹊径。合理的解决办法是，一旦能满足所有人的生活所需且让全民实现基本的舒适，就开始逐步缩减工作时间，并在各个阶段召集民众投票，让大众决定是要更多的休息还是更多的商品。不过，既然宣扬了辛勤工作是至高美德，政府便很难致力于打造一个让人们多休闲少工作的人间天堂。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他们会不断找到新方法，牺牲当下的闲暇以提升未来的生产。
我最近读到，俄国工程师提出一个巧妙的方案，通过在喀拉海峡建造堤坝，提升白海与西伯利亚北方海岸的气温。这个计划的确令人敬佩，只不过，北冰洋的冰天雪地虽能彰显劳动的可贵，却将无产阶级的舒适生活推迟了整整一代人。这类事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只能意味着人们在为了辛劳而辛劳，而非通过辛劳这一手段，去实现不再需要辛劳的生活状态。
事实上，改变物体位置的工作虽然对生存来说必不可少，却绝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就应该认为筑路工的地位高于莎士比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其实是被两个因素误导了：第一便是让穷人感到满足的必要性，这让几千年来富人一直在宣扬劳动的尊严，与此同时又小心翼翼地确保自己处在“不体面”的生活状态；第二便是机械装置带来的新乐趣，让我们不禁为能在地球上实现如此惊人巧妙的变革感到愉悦。
不过，这两个动机对实际参与工作的劳动者来说并没有吸引力。如果你问他们，生活中最美好的是什么，他们不太可能回答：“我热爱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让我觉得我是在完成人类最崇高的使命，我也乐于想象人类能为地球家园带来的巨大改变。没错，我的身体需要定期休息，我也会尽可能满足它的需求，但要说最开心的，那无疑还是清晨到来，再次回到繁重却令人无比满足的劳动中去。”我从未听过哪个劳动者说过这种话。在他们眼里，工作只是谋生的必要手段（这种观点合乎情理），他们享受的无论是何种乐趣，都只能在闲暇之际获得。
缩减工时之后呢？
有人又要说了，少量闲暇固然令人愉快，但如果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工作四小时，人们肯定又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了。如果说这种观点在现代社会竟会显得合情合理，只能说明我们在谴责人类文明。
换作之前的任何历史时期，这种观点都不正确。以前人们都知道如何轻松自在地生活，可这种能力却在某种程度上被效率崇拜抑制了。现代人觉得做任何事都应当另有目的，却从未想过做这件事本身便是目的。
比如，严肃认真的人一直在批评泡电影院的人，说看电影会诱导年轻人犯罪；可他们又认为从事电影相关的工作令人尊敬，因为那是工作，会带来金钱上的回报。只有能带来利润的活动才值得认可，这种观念无疑打乱了一切。卖肉的屠夫和提供面包的师傅都值得赞美，因为他们在赚钱，但享受他们提供的美食却是不务正业，除非吃东西是为了有力气干活儿。
概括来说，人们认为赚钱是好事，花钱是坏事，这一观点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它们明明只是构成交易的两个要素。这就如同在说，钥匙是好东西锁孔却是坏的一样。劳动产品的价值，只能依据它们被消耗后产生的价值来衡量。社会中的个人为利润工作，但其工作的社会目的却在于消耗他所生产的东西。在这个辛苦劳动只为赚钱的世界上，个人同生产的社会目的的分离，使人们无法清晰地思考。对生产考虑过多，却很少考虑消费，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便是，我们完全无视了享受和简单的幸福，也不以为消费者带来多少快乐来评定生产的价值。
建议将工作时间缩短为四小时，并不是说工作以外的时间都必须浪费在纯粹的无聊活动上。我只是想说，一个人每天工作四小时，便应该有权获得生活所需以及基本舒适的生活状态，其余时间可依照个人喜好随意支配。对任何社会制度来说，将教育向前推进都至关重要，而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人们的品位，让他们能够更加明智地利用闲暇。我想说的主要还不是那些所谓的“高雅”爱好。除了偏远的农村，现在其他地方已经很难看到乡村舞蹈了，但当初创造这种舞蹈的冲动，却一定还保存在人类的天性之中。现在，都市人的乐趣越来越被动：去影院、看球赛、听广播等，因为能让他们发挥主动性的精力早已被工作消耗掉了。如果能再多一些闲暇，他们一定会再次主动创造消遣并乐在其中。
在过去，有闲阶级只占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民众都属于劳动阶级。虽然没有任何社会公正可言，但有闲阶级享受了种种好处，因此必然会成为压迫者，缺乏同情心，并开始发明理论来为自己享受到的特权辩护。这些事实令有闲阶级的价值大打折扣，但尽管存在这般缺陷，他们却几乎贡献了人类的全部文明。他们培养艺术、发现科学、著书立说、创造哲学、完善社会关系，甚至连被压迫者的解放，往往也得益于这些贡献。离开有闲阶级，人类便无法走出野蛮。
可是，不承担任何义务的世袭有闲阶级却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浪费。这个阶级的人从未被教导过勤奋，作为整体来看智力水平也相当一般。这个阶级或许会贡献出一个达尔文，但与此同时又造就了数以万计的乡村绅士，除了狩猎和惩罚偷猎者，他们从不去想任何更有意义的事。
尾声
如今，大学以相对系统的方式，旨在为社会贡献之前有闲阶级出于意外或是作为副产品提供的东西，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也存在一定的欠缺。大学生活同外界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生活在学术环境中的人，往往不了解普通民众的关注点和问题。不仅如此，学术界常用的表达方式，还常常令他们的见解无法发挥出对民众应有的影响力。另一个缺陷是，大学教育过于按部就班，在意独创性研究的人可能会举步维艰。因此，当学术高墙之外的所有人都忙碌到无暇关注任何非功利性事务时，学术机构虽然有用，却承担不起守护文明的重任。
在一个没人会被迫每日工作超过四小时的世界里，每一个对科学怀有好奇心的人都可以沉浸其中；每一个画家，无论作品好坏，都可以专注于绘画而不用担心挨饿；年轻作家无须为吸引眼球去创作粗制滥造的作品，想着先获取足够的经济支撑再去创作不朽名篇，毕竟经济独立后，他们往往也丧失了品位和能力；那些从事具体专业工作的人，只要对经济或政府事务的某些方面感兴趣，就可以投身其中，而不必成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与世隔绝正是大学的经济学家脱离现实的原因；医务人员将会有更多时间去了解医学的发展，教师们也不必气急败坏地套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授学生自己年轻时学到的知识，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知识可能已经不再正确了。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人们能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不再被精神紧张、身心疲惫和消化不良困扰。那些必须完成的工作只会令闲暇更显愉悦，却不会造成疲惫。休息时间不疲惫，人们便不会只追求被动乏味的娱乐，一百个人中至少会有一个愿将工作之余的时间投入对公共有益的事务，而且，由于不需要以此为生，他们的独创性也不会受到影响，不必去迎合老学究定下的标准。
不过，闲暇的益处并不局限于这些特殊情况。世间的平凡男女，如果有机会过上幸福生活，必将会更加与人为善，更少迫害和猜忌他人。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再热衷于战争，更何况战争还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工作得更久更辛苦。在所有的道德品质中，善良的天性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但善良的天性源自松弛感和安全感，而非艰苦劳碌的人生。现代生产方式已经为人类提供了拥有松弛感和安全感的可能，但我们却选择了让一些人劳碌致死，另一些人忍饥挨饿。迄今为止，我们还保持着机器诞生前的那股忙碌劲儿，这无疑是愚蠢的，但我们没有理由永远愚蠢下去。
（摘编自《赞美闲散》，较原文有小幅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简介：
罗素，全名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毕业于剑桥大学，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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