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从大萧条到大封城：后新冠和后特朗普的世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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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宁荣, 2020-11-28

思考2：全球化的陷阱与出路

全球化也陷入了陷阱，到底有什么出路呢？发达国家在陷入增长的困境以及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之后，全球化成为替罪羊。我相信全球化不会停止，但步伐会放慢。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正如我五月发表一篇文章《“半冷战”来临，“半全球化”降临》。在我看来，世界已进入“半全球化”的时代。

• “半全球化”降临！

什么叫做“半全球化”? 首先区域化合作加强，区域化的合作将代替现有的国际贸易架构。就在2020年11月15日，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日本、韩国跟东盟，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加入了这个协议，RCEP超越欧盟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上最大自由贸易经济体系。成员国的GDP占全球近三成、全球贸易约三成、全球投资的三成多。是全球人口最多、最具潜力和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

而《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TPP）在美国退出之后由11个国家签署，改名CPTPP，在2018年底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改头换面之后得以延续，欧盟与日本已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和中国正在商讨投资协定，这些新趋势都充分说明了“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所以我们看到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在加强。

第二，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下面的这个图表可以看出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强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2%，超越欧洲和中亚的26.8%。这就是我所说的全球的经济中心再转移，全球化不会因为“美国优先”这个政策而发生改变。

第三，自由贸易不会被轻易颠覆。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优先”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的贸易逆差。所以说全球化的步伐不会因为美国的孤立主义受到重创。

第四，中国成新全球化重要推手。中国在推进与不同国家和集团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在加入RCEP之后表示愿意加入CPTTP，充分彰显中国捍卫自由贸易的企图心。

为什么说中国在这半全球化的趋势中会是一个重要的推手？我们看到新冠大流行冲击全球供应链，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相互依存的脆弱性，也惊醒了各国过度依赖他国制造业的潜在危机。不仅仅是美国，欧洲国家看到这个危机，中国也看到了这个危机。中国在夏天的时候大量进口粮食，很多人也担忧中国有没有足够的食品？中国会不会回到文革时代，用粮票油票的时代？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过度倚赖其它国家的农产品。今天发生全球供应链的大洗牌，大家都担心过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尤其是特朗普一年来的对抗政策会导致中美之间的冲突，所以大家提供了“中国+1方案”。所谓“中国+1方案”就是在中国以外，在印度、东南亚国家、台湾设立备胎，但中国制造业的中心地位，短期内也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制造业难以回流美国，特朗普失败了，拜登怎么会成功呢？拜登将在“美国制造”计划中投资7千亿美元，最终也无法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拜登不会走孤立主义路线，拜登将会重返国际大家庭。

• 全球化的益处

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益处，发展中国家是这一波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全球化加快了全球的脱贫速度，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自1990年以来，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35％。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原计划，2015年将1990年的贫困率降低一半，而这一目标已在2010年提前实现。全球有近11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

发达国家也因为全球化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帮助富国长期保持低通货膨胀。通胀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已消失很久，从80年代开始，通胀就是下行趋势，即使美国毫无节制地加大货币供应，实体经济杠杆不断上升，通胀仍波动式下滑。

而全球化带来了很多新业务，包括新客户和收入的多样化。各国企业可以寻求灵活、创新的方式来扩展海外业务。全球化亦促进全球人才的流动和发展机会，超过3％的人口现在居住在出生国家之外。在过去的六十年中，尽管移民在世界人口所占的比例一直保持稳定，但其构成发生了变化，高技能移民相对于低技能移民的比例急剧增长。在高技能移民中，将近75％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硅谷超过70％的软件工程师是外国人。

全球化也令创新和技术的传播速度加快，全球知识流动的强度日益增加。全球化以两种方式扩大了跨边界的技术传播。首先，全球化使各国更容易获得外国的最新知识。其次，它增强了国际竞争，并增强了公司创新和采用国外技术的动力。IMF的研究表明，新兴市场因为使用了来自外部的创新知识，每年的生产力提高达0.7%。

• 全球化为何成为过街老鼠？

但全球化也带来很多问题，首先是西方民众将自身内部的失败错误地归咎和转嫁于全球化。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制造业外流，非法移民涌进西方，进一步激化了西方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等现象。全球放宽市场准入促进了全球自由贸易，有助于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企业可以毫无约束地向全球扩张并从中获益，这造成了发达国家蓝领工人就业机会的流失。但全球化并非发达国家内部经济机会不平等的原因，而是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此外，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影响的蓝领阶层和民粹主义政客错误地或者故意地将这种不平等归咎于国际和区域贸易协议。这些多边贸易体制既脆弱，又有缺陷，如世界贸易组织WTO，更容易成为箭靶。

政客无法解决国内的经济不平等，民粹主义者诉诸民族主义以获得选票，但他们不可能就此解决国内不平等的问题，却激化了民众对全球化的负面看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就是美国走向右翼民粹的结果，而各式各类的民粹主义在全球各地高涨，正在破坏二战之后美国建立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在欧美国家，有关全球化的政治辩论已演变成暴力冲突，价值观的两极分化正加剧西方国家的分裂。与此同时，西方则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加剧，因为后者过去二十多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及时搭乘上全球化这趟快速列车。

所以在 《归属经济学》这本着作中，来自奥斯陆、现在宾州大学任教的桑德布（Martin Sandbu）提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当前的挑战，经济仍然是我们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的核心，只有关注正确的经济政策，我们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以建立一个人人享有的公正经济。

• 全球化的问题

那到底全球化带来什么问题呢？第一，资本与劳工实力相差悬殊。全球化造成全球资本四处游荡，资本和企业往往透过在不同国家的转移，谋取最大利润。这一方面造成了西方国家蓝领工人失去了原有的制造业工作机会，但在发展中国家也造成了对劳动者长期的剥削。即便在中国，三亿农民工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但也受到了无情的剥削。

第二，全球化的偏斜式发展。在各国政府设计贸易协议和全球商业法规时，常常会充分考虑资本方的需求，而劳动者的利益，他们可获得的就业保障、薪金待遇、工作环境，工作场所的发言权，讨价还价的权利往往被忽视。这一切都是为了降低跨境经营成本并促进跨境资本流动，投资者以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为诱饵，成为全球各国政府争相抢夺的对象。

尽管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但即便到今日，世界经济依然不是一个全球共同体。实际上，世界经济中的大多数失败都源于国内治理的失败。而新冠病毒的蔓延让中国及美国的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冲突愈发明显。

思考3：中美制度的竞争与出路

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中美两种不同制度的竞争与出路。特朗普的四年让全球看到了美国制度脆弱的一面，但人们是否也在这场关系到美国未来的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看到其韧性的一面？特朗普的四年让中美两国的关系，有如自由落体一般急剧恶化并已陷入谷底？特朗普的四年让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态势已经成形而无法回转？特朗普的四年让中国在抗击疫情中看到了自己的优势，也让曾经自我陶醉的国人猛然醒来，在科技冷战降临时，意识到自己在科技创新上跟美国有极大的差距？

我在2019年12月30日的跨年随想《裂变：走出恐惧与幻灭》一文中说到 ：“如今自由资本主义忽然间碰到了一个巨大的对手，即主导中国过去四十年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今天，这两个阵营在争夺全球的领导地位。但无论是欧美民主国家领导的自由资本主义还是中国领导的威权政府积极介入的国家资本主义，都有各自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找到解决的答案。”

从这张图我们看到中国在过去40年的改革当中，经济上取得的重大进步。美国今天的经济总量仍然是全球第一，但是中国已经上升到第二位，达到了美国总量的65%。

中国的财富跟美国的财富也发生巨大的移动，根据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拥有的世界前10%的富翁人数达1亿人，首次超越美国，美国为9900万。中国还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百万富翁第二多的国家。数字显示，中国的国民总财富为63.8万亿美元，仅落后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但美国净值达到5000万美元的人数仍是中国的四倍，世界上40%的百万美元富翁都来自于美国。从中国富人人数的增长上看，2010年拥有百万美元或以上资产的中国人仅为3.8万，而现在则达到了444.7万，增长超过116倍。

• 美国的优势

尽管在21世纪的前2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但美国的发展模式继续在全球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美国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由贸易和参与全球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美国的GDP平均增幅略高于2％，超过G7其它发达国家。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依然强大，美国公司跻身全球最知名、最赚钱的公司之列。从企业利润来看，美国公司占全球前10％的有近四成，占全球前1％的更高达三分之二。美国在创新领域的投入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从数字化、人工智能到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创新，许多推动21世纪增长的突破都离不开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

过去20年，美国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口无法平等地参与经济发展并从中受益，其中包括约1.5亿成年人，但创新者、企业家、投资者，以及高技能工人却受益匪浅。最具创新性、发展快速、且规模较大的公司在美国不断出现。美国模式不仅给美国经济和民众带来了好处，而且还通过竞争、贸易、投资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美国在技术、医学、金融和资本市场等领域的创新活动也对全球各国产生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美国的管理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在全球广为传播。美国的高等教育更是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优秀人才。

• 中国的优势

以购买力PPP来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排名世界第一。中国现在是全球制造第一大国、贸易第一大国。中国经济快速弯道超车的原因之一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以及政府对重要行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垄断。 这恰恰跟美国相反，美国过去30年里，基本上没有重要的基础建设。中国对资本流动的控制，虽然拖慢了中国的金融改革以及在全球金融市场发挥影响力，但使得中国免受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中国对教育和研发的投资也不断增加，世界经济论坛报道，中国在2016年有470万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毕业生，超过美国STEM毕业生，比例为8.2比1。到2030年，这一差距将以15比1跃升。

新冠疫情让世人看到了中国举国体制的强大力量，政府全面介入做出令西方难以理解和羡慕的封城举动。但抗疫的强硬手段取得的成功，和美国抗疫的失败反衬了美国自由主义的灾难。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倾向政府干预和计划，在全球面对经济危机时，成为各国通用的危机处理手段。面对市场机制在疫情当中失灵，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政府动用非常规的财政手段，挽救企业、股市、债市。而新冠疫情突也突显中国在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无人机等新技术。健康码、 疫情地图、数字防疫系统都派上了用场。

但政府的过度干预经济也会带来反效果。在我曾经居住过四年的城市，渤海之滨的天津，其经济下沉就是一个例子。根据最新的统计，天津不再是中国十大经济体量的城市，只有一万亿，是上海和北京的三分之一。天津的负债率在今年是GDP的40%，比去年的35%要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使得城市从2010年到2012年的经济快速成长，但去过天津的朋友都知道，新曼哈顿计划沦为“鬼城”。高银天津117层，位于天津市西青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2008年开始动工，投入400亿， 过去12年里停工又复工，成为全球最高的烂尾楼。当地的四个钢铁公司合并，在2014年成为财富500的大公司，但2018年因债务被迫申请破产保护。所以只有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公平的市场竞争、创新生态和吸引私人投资，才能确保经济的长远发展。

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贫富悬殊和社会的不平等也日益突出，这点并不比美国好多少。政府的债务也日益增高，这跟美国的情况也越来越相似。中国如何从美国的发展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不同经济体的竞争必定日益激烈，两种模式都存在着自身的缺陷和共同的陷阱。

面对两种模式天生的弊端，如何在政府干预和市场力量中寻找平衡？

面对民粹主义高涨，不平等加剧的不满情绪，哪一个模式可以在提高经济活力和生产力时，更可能缩小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现象？

面对数字革命，在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新竞争中，谁能保持长远的创新优势？谁能提供创新的土壤？这包括对教育的改革和投入，政府和私营机构的投入。谁能够制止数字革命演变成数字威权？

面对气候变化，谁能做出大胆的承诺和行动计划？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排放量占全球约28%。中国的碳排放在2018年和2019年仍持续增长，但也向世界承诺，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并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在美国不愿解决气候问题上充当国际领袖的时候显然走在了前面。

那么谁能具有革命性地告别以往经济发展的模式？对我们经济的真正衡量标准不应该只是GDP指标，失业率以及股市表现等简单的等式，还要看独立于经济指标并反应真实生活质量的社会进步指数。哪一个模式更具有人性？人道的社会主义？人道的资本主义？但首先需要拥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问题！

• 人道的资本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国政策研究所对全美643位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在疫情期间财富变化进行统计，结果令人吃惊，。从3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些富豪的财富共增加了8450亿美元，比3月初增加了29%，如果平均到每一天，这600多位富豪每天财富增加了47亿美元。 与此同时，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失业人数超过了5100万。著名的诺贝尔得奖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12年就出版了 《不平等的代价：当今分裂的社会如何危害我们的未来》一书。他提到美国在2009年至2010年从金融危机中开始复苏时，美国1%的人获得了93%的收益。斯蒂格利茨认为，不平等是由富人控制的立法和监管活动的巨大政治权力所产生的。他不相信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是美国财富差异的根本原因，而是寻租导致不平等。富人利用权力形成垄断，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并缴纳低税，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经济上也损害了生产率。他写道：“尽管潜在的经济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但政治已经塑造了市场，并以牺牲他人而有利于顶端者。”

这对我们中国的发展是不是有很大的警醒呢？在2019年的新著《人民、权利和利润》里，斯蒂格利茨批评美国经济及其政府向大企业倾斜，少数公司开始主导整个经济领域，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和导致增长的缓慢。金融业制定自己的监管法律，科技公司在很少监督的情况下积累了大量的个人数据。而太多的人通过剥削他人，而不是通过创造财富来获取财富。如果不采取措施，新技术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加恶化，并加剧不平等和失业。斯蒂格利茨展示了如何再次实现中产阶级的生活，而建立一个重新创造共同繁荣的“进步资本主义”可能为时不晚。他相信这条道路可以让人民共享繁荣，因为它不是靠不平等的二次分配或剥削，而是基于市场、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合作与协同。 “我们要始终记得多让市场去发挥作用，以市场为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市场有局限性。当市场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时，政府就有义务干预。”

今天，我们需要问经济活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经济活动的目的不仅仅是创造财富，而且要创造平等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以增长为简单的目标，而且要促进社会的进步，并为公民创造更加有意义的生活。全球化带来了冲突与矛盾，但不是经济不平等的元凶，裙带资本主义和寻租加剧了不平等。而放任的市场与政府的干预都无法解决所有经济和社会的问题。

在经历了过去半个世纪的繁荣，全球正面对共同的挑战，从社会不平等，到贫富悬殊；从过度追求经济成长到全球化带来的后遗症；从气候变化到数字技术……我们是时候期待“逆革命”的思想与行动。我们需要重新平衡市场，政府和社区之间的关系。新自由主义流行半个世纪，我们目睹市场常常无法自我调节。政府必须优先考虑多数而不是少数人的公共利益来构建市场，而社区必须在打破“更多政府”与“更多市场”的错误二分法中发挥作用。进步资本主义，或者我称之为人道的资本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可以为我们的未来找到共同享有的价值目标。

• 我们必须超越固有的认识

在这混沌和混乱的时刻，学习的本质是要提升我们质疑和反思的能力。全球在经历过去四十年财富的巨大增长，经济的快速发展之后，我们需要思考以往的发展方式为何愈发造成社会的不平等、国家之间的对立、对环境的破坏。新冠病毒也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而全球的繁荣和进步取决于对相互依存的世界如何运作达成共同的理解，全球能否取得价值上的共识依旧重要。

因此，你们在ICB的学习旅程需要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和框架，千万不要陷入以往成功的陷阱，而要从以往的失败中思考突破和革新。面对制度的失效，我们往往依旧习惯性地将自己困守在过去，而无法面对未来。

我们必须确保社会了解基本的经济学和基本治理的问题。我们必须超越固有的认识，学校、特别是商学院，仅仅是积累个人或为股东创造财富的工具。当然，赚钱并没有错，致富也没有错，股东也应该获得公平的投资回报。但是，当我们周围的每个人都可以一起享受稳定与繁荣时，赚钱才能变得更加愉快。学习的目的就是赋予我们向上和向善的力量，这正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

从1929大萧条到2019大流行，世界仿佛走了一个大圆圈，再次面对一个“革命性”的时刻，我们需要开始寻找新的方向。如果你在这场疫情中失去了信心，这次学习之旅希望能为你重拾对未来的憧憬；如果你在这场疫情中失去了梦想，这次的学习之旅希望能给你带来行动的力量。

在教育4.0时代，学习的理念就是以创新为本。欢迎大家踏进一所创新型的专业商管学院。

谢谢大家！

（全文完）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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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从大萧条到大封城：后新冠和后特朗普的世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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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宁荣, 2020-11-28

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五次大流行

从历史的大视野去审视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五次大流行。第一次全球大流行，是14世纪的黑死病。在1350年左右，这个黑死病夺去了欧洲几千万人的生命。这次黑死病也有很多阴谋论，其中一个就是蒙古大军把这个病毒从亚洲带到黑海，最终蔓延整个欧洲。所以到今天为止，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有关这次新冠病毒的源头传播，也许10年后、20年后我们都无法找到答案。 就像14世纪的这场黑死病，我们也无法知道它是如何发生的。但是这场黑死病的发生改变了西欧的走向。大量的人口死亡，欧洲缺乏劳动力，被迫开始科技创新以减少对人口的依赖，同时因为这场黑死病带来了航海技术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来，如果没有这个黑死病，可能欧洲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技术就不会那么早出现，科技发明也没可能如此快速地改变西欧。

第二次大流行是15世纪末的天花蔓延美洲，天花是由西班牙人带到美洲。由于西班牙人抵达美洲之后，带来欧洲的病毒，天花、流感、霍乱、麻疹，鼠疫，疟疾等等，这导致当时的美洲地区人口极速下降，美洲人口从6千万减少到5、6百万，造成了很多地方荒废，森林草场绿地增加。因为人口减少全球出现了降温的现象，地球进入小冰川纪。

第三次大流行发生在17世纪中，就是中国明朝的最后几年，当时出现了一场瘟疫，这加速了明朝灭亡。大家或许会问为什么明朝灭亡是受到瘟疫的影响？而满清人入关却不受这个瘟疫的影响？其中一个猜测是瘟疫由满州人从东北带过来，由于满州人有天然的抗疫能力，所以满州人没有受到传染，这终结了中国的明朝。

第四次大流行，19世纪初的黄热病席卷海地，海地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结果法国的五万名士兵都染上了黄热病，最后只有三千人回到法国。那为什么黄热病对法国人产生重大影响而对海地的人没有影响呢？这个黄热病来自非洲，所以海地的非洲人有免疫能力。这导致法国失去海地这个殖民地，并开启了法国结束对北美的殖民统治。

第五次大流行就是19世纪末非洲牛瘟，在1870年的时候非洲10%的土地是欧洲人的殖民地。这场牛瘟导致欧洲对非洲进行分赃，1900年，整个非洲只有10%的土地是独立的，90%都是欧洲的殖民地。由此可见，每一次病毒大流行都会给历史留下一个巨大的烙印。

那么此次新冠病毒将会如何改变历史的进程？我们需要拷问和反思：面对疫情，我们为何如此不堪一击？为何如此贪婪和反智？尤其是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有这么先进的医疗系统，为什么抗疫的能力有如第三世界国家？最主要的原因是否有一个反智的总统，以及习惯了美式自由主义的人们，不愿意在疫情当中自我约束？这场疫情因此会否削弱美国在全球的领袖地位？会否形成中国，美国及欧洲的新三极世界？这场疫情是否加速了中美之间的竞争？

这场疫情亦令我们看到了，人类加速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拥抱，AI、大数据、云技术、AR和VR、物联网等正迅速地改变我们的生活。这场疫情是否加速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衰落，并愈发彰显了过去半个世纪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富悬殊两极化这一困境？并加速了一个新的未来的降临？

从大萧条到大封城：全球经济90年的历程

让我们从经济发展的简短历史中寻找答案，让我们回溯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开始的时光。

相信不少同学没有看过小说，也可能会看过《大亨小传》The Great Gatsby（编者注：也被翻译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电影。这部作品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场大萧条发生之前的美国，我们从中看到美国当年的繁荣景象，那些富裕阶层的生活是多么的骄奢淫逸。今天去罗得岛或纽约的长岛，你们依旧可以看到20世纪初美国富裕阶层非常奢华的社区。罗得岛有一片的房子都是当年的富人建造的，他们的后代不愿交遗产税，赠送给政府，成为博物馆。

但很快美国就出乎预料地发生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大家如果看过《光荣与梦想》这部纪实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从1932年到1972年的美国，可以看到美国经历过的所有重要事件，包括1929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率急速上涨到607%。 危机当中，罗斯福1933年入主白宫，实行3R政策：Relieve 救济、Recovering 复兴、Reform 改革。迄今，大家对大萧条的成因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最主要的观点有两种。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因素与危机相关联，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紧缩了货币的供给，恶化了经济环境，将衰退推向了大萧条。但更为人接受的是凯恩斯主义的“供需驱动理论”，认为信心的大幅度降低，导致了消费和投资的迅速下降；市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时工资只上升了2%，而工人的生产率却猛增了55%。

但新政到底成功了吗？新政的成功，很多人认为是罗斯福的功劳，但他两次新政的措施都没有取得奏效，真正挽救美国的可能是二战的爆发。战争机器让美国实现了充分就业，成为全世界的制造中心及供应链中心，有人说这才是让美国走出大萧条的真正原因。

罗斯福实施的是“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小市场”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是否受到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凯恩斯是在1936年才发表其重要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政府在面对市场供求发生变化的时候，需要进行干预，必须放弃自由放任主义。但凯恩斯主义是否良方呢？真正让罗斯福从经济的泥潭里面逃离出来的原因是二战。但不能否认，凯恩斯主义对美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起到改革和改良作用，这到今日依旧明显。

罗斯福的政策对后面历任总统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即便共和党的总统也保留了大量罗斯福的政策。罗斯福之后第一位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大体继承了其完整的新政措施。1960年代民主党总统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便是受到新政的启发。共和党的尼克松也大致保留了这项政策。罗斯福新政时期产生的一些制度或机构，如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住宅局 、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等至今仍产生影响。

从1933年到1969年的九位美国总统，有七位是民主党，这也从旁佐证了凯恩斯主义的威力。美国在二战之后，成为全球的最大制造中心，欧洲的复兴为其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同时，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美国工业的高速增长，创新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凯恩斯主义如鱼得水，也造就了美国中产的黄金时代的来临。1965年12月31日的《时代周刊》就是以凯恩斯作为封面，这时他的声誉如日中天。

但五年过后，当时芝加哥学派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70年9月13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盈利，由此改变了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经济界的中心地位。以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重新复苏，开始抨击凯恩斯主义，认为大量的政府投资，其实是饮鸩止渴，没有解决经济衰退的根本问题。新自由主义在美国踏上了新的征程。

就在此时，美国的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同时出现，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是最后一根稻草。里根、撒切尔夫人上台，全球迎来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新自由主义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和政府主导的计划在经济上是毫无效率的，开发中国家应该开放市场，并专注于出口，主张自由贸易。新自由主义强调要终结国营公司，并且减少政府对商业行为的干预。这也由此拉开了全球化的新浪潮，“第二波全球化”的种子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种下的，新自由主义与“第二波全球化”相连结。在1945年至1960年间，中央集权形式的自由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主导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1980年之后，全球化发生重大的变化，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低税收、低福利、小政府、大市场”。

里根1981年出任总统，提出四大经济目标：降低通胀、削减税率、缩小政府规模、减少对企业的管制。从那时开始，在美国人眼里，政府就是罪恶之首，政府是所有罪恶的根源。里根大举私有化国企，减少国家干预和参与经济。从航空运输到金融业，降低对行业的监管。当时的联储局主席沃尔克实行强货币政策，通胀迅速下降，从10%降至4%，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工人整整8年工资零增长。但对富人来说是利好消息，最高所得税从1980年的70%降至1986年的28%，这导致美国中产阶级开始空心化，美国再次出现贫富分化。

这场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成功有两大原因，低油价和低物价。过去30年，石油价格有过5次下跌30%或更多、且持续时间超过半年的情形。1986年上半年油价下跌61%，之后15年油价低迷。二是全球化的到来，特别是中国的廉价出口确保了美国的低物价，保障了美国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没有受到影响。此外，监管宽松的美国市场也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进入美国，而8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也为美国经济的增速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在撒切尔夫人上台时，英国的经济国有成份更高，撒切尔夫人用强硬的手段对所有的行业私有化，但受到强大的工会势力的抵抗。她和煤矿工人硬碰硬，最终将这一工会势力强大的行业私有化，摧毁了传统上极具政治影响力的工会。在她执政之间，最高薪酬的收入所得税降了一半，从80%降至40%。

这场改变欧美历史进程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在新一轮的超全球化浪潮中有如脱缰野马。而不少人期待的“逆革命”在美英两国都没有发生，这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为何彻底改变了欧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架构？所以在今天的开学典礼里面，我想跟大家一同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全世界带来繁荣的新自由主义到底出现了什么的问题？我们有什么出路？第二个问题就是全球化的陷阱与出路，第三个问题就是中美发展模式的竞争与出路。

（未完待续）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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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从大萧条到大封城：后新冠和后特朗普的世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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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宁荣, 2020-11-28

《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2020年秋季开学典礼致辞》

各位同学早上好！今天非常高兴能通过直播跟各地的同学在这里见面。因为香港刚刚又进入了第四波疫情，原本老师今天来演讲厅都受到影响。我也知道上海目前也因疫情，外地同学临时取消到上海的行程，留在家中收看我们的开学典礼。

我相信所有的同学在2020年都经历了不平凡的一年，相信不少人跟我一样，都希望时针可以走得快一点，尽早地结束2020年。我们即将完成十一个月的旅程，而从武汉封城到今天，也已经历了十个多月的时间。特别是这个月初的美国大选，我非常谨慎地预测特朗普败选这个结局，特朗普在明年初将离开白宫。所以我想应该是时候去看一看后疫情时代、后特朗普的世界，我们的未来将会朝哪个方向往前走？

所以我今天的演讲想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从2019年的COVID-19，也就是大封城引发的全球危机往后看90年前的另一场全球危机，即1929年的大萧条。我想从历史的进程里面去思考，看看到底能找到什么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不过，我希望新冠病毒很快离开我们，这可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便明年疫苗普及，我们人类还是要跟新冠病毒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共处。特朗普即便在明年一月离开白宫，目前他正在思考四年后卷土重来，即便这不会发生，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后，特朗普主义在美国及全球的影响也不会在短暂的时间内消失。

更重要的是，我想和大家一起思考，藉由新冠疫情更加明显暴露出来的问题，特别是过去几十年里全球经济发展所面对的困境和挑战，以及特朗普现象如何冲击了我们原有的秩序和思维。新自由主义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全球化会面临怎样的转向，中美两种模式的竞争出路何在？过去两三年里，我的预测都不幸成真，我没有比今年更加希望我的希望成真，世界需要告别以往不负责任、加大社会不平等的发展方式。

让我们首先简短地回顾就要逝去的这一年。

2020年的7个关键词：脆弱、停滞、信任、依存、对立、分裂、动荡

• 脆弱

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是多么的脆弱。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球发病人数超过6千万，死亡人数超过140万。特别是在美国，我们看到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医疗条件最好的国家，竟然在一次公共卫生危机里面被完全击倒，被摧残得如此不堪，死亡人数及病发人数都居全球之冠。此外新兴市场的印度和巴西，感染人数也是一路攀升，大幅抛离疫情初始阶段的西欧国家。

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在全球各地都看到这同一个景象，类似这张图片中西班牙的情景四处可见。

这是印度，也是全球病发率位居第二，孩子在埋葬自己死去的父亲和母亲，令人潸然落泪。

• 停滞

全球经济出现停滞。这是纽约时报广场，过去熟悉的景象不再，平时熙熙攘攘的广场空无一人，这成为全球各地的商业中心的新景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为-4.4%，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萎缩5.8%， 新兴经济体萎缩3.3%，只有中国实现正增长1.9%。新兴经济体萎缩比较少，这归功于中国，将实现正增长。

遭受最大打击的其中一个行业就是旅游和航空业。香港机场昔日繁忙的景象不再，香港机场的单日出入境人数曾经超过90万，如今可以少到只有不到1000人。我已经超过一年没有踏进香港机场。对我来说这是非常不寻常的。今天的香港机场，国泰航空公司的飞机有如大巴一样，长时间停泊在这里，无人知道何时可以重新起飞。国泰这家全球明星航空公司，曾经是天子骄子，如今政府注资，依旧要大面积裁员和重组。

• 信任

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全球的信任危机。全球各国对中美两个大国的不信任不断增高，同时对自己政府的不信任也同样恶化。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是美国从事民意调查的机构。 在这个调查里面，我们看到全球13个欧洲和东亚的国家如何看待本国、世卫、欧盟、中国、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美国应对最为不力，垫底，表现最差。但我也想在这里说，中国的排名第二，也是仅仅好过美国，这个跟我们对自己的认知有相当大的误差。

三月底也是我们举行春天开学典礼的时间，今年因新冠病毒被迫取消。我在4月2日给同学写了一篇没有开学典礼的开学典礼致辞，题目是《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我们缺乏的只是疫苗？》，在全球获得上千万人阅读。在文章里我提到我的担心和忧虑：“中国最受伤的将是因为隐瞒信息导致疫情控制受到延误，会遭到国际社会垢病排斥及指责”。四月的这个预测后来不幸成真，一些人抓住不放，不停地拿抗疫初期的问题来指责中国。同时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指出，“这不是中国病毒，这必须是全球共同面对的世界病毒”。如今这预测也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4月23日的另一篇文章《病毒变异与全球裂变：我们会否错失又一次机会？》里，我再次表明，「病毒的源头不是个问题，但中国有否隐瞒疫情则会引发全球对中国的信任危机。」今天我来学校的路上，收音机里听到世卫组织的官员表示，关于病毒的源头不在中国的报道依旧是猜测。同时，在这次疫情里，美国的制度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残。「从特朗普身上我们看到了全球出现的新现象，一个“准独裁者”的身影在白宫摇荡，这或许也是全球化的另一个缩影。他任何时候都声称自己对疫情了如指掌，亲自指挥，而所有的错误都是别人的，反而批评媒体的报道不真实。令人恐惧的是，白宫也出现了抬轿者，投其所好。」这导致今天新冠病毒在美国如入无人之境，不断蔓延。

• 依存

新冠病毒在霎那间让我们意识到全球供应链可以如此快速地断裂，过去40年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一直以为大家可以互相合作，产业可以分工，但原来相互的依存关系根本无法经受一场危机的袭击。中国的生产线停止了，可以影响到韩国的汽车业，可以影响到全球各地，更不用说PPE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 个人保护装备），包括口罩都要倚赖中国生产，这导致全球在抗疫当中认识到过度倚赖他国的问题。

但全球要走回头路，要脱钩也并非容易。今年5月5日，我在 「从G2到G0：中美两国从心理脱钩到经济脱钩？」这篇文章中 ，提出中美会不会从心理脱钩走向经济脱钩，但我半年前就坚持中美脱钩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主要原因在于，新冠疫情以及中美对抗，「中国的精英阶层包括执政党内部都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发生质的蜕化。这也是为何自贸易战以来，中方一直表示愿意坐下来谈，且在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中做出妥协与让步，并继续开放市场。在新冠病毒引发的对垒中，也将中美之间公开的争吵限制在低层次官员上，并将媒体的批评火力限定在美国国务卿一人身上。」

• 对立

中美关系对立，但不至于走上军事对抗的地步，美国跟中国之间已经完全结束了半个世纪的蜜月期。美国的对华关系已经从全面接触到全面遏制，这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立场，而是美国的一个共识。我早在2018年9月中美关系开始恶化时就提出了警告，在开学典礼致辞《困局》里我提到： “如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许多议题上意见相持不下、立场南辕北辙。只有在中国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在遏制中国这个问题上没有不同立场。”

我在2019年1月1日，也就是去年的新年寄语里，看到了《历史的新拐点》，“2018年，经济冷战与科技冷战就这么在不经意中打响了，中美两国就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有谁相信中美的贸易冲突会在90天的限期之后结束呢？以往无人会想到美国竟然会向中国采取锁国政策，过去坚信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也坏不到哪里”的基本判断是建基于中美经济链接无法切断彼此的关系，如今这一基础已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动摇。” 这拐点的预测也成为了一个事实。

而两年前的这篇新年寄语，我就预测到了中美冲突的剧烈程度。“2018年的世界似乎变得如此陌生和疯狂，一个令你感到忧虑的美国和一个令你感到担心的中国。这是一个任性的时代，任性不再是年轻人的专有，它甚至属于掌管全球走向的领导者。而这场冲突不仅仅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而且是中美两种不同制度的对立。因此它所带来的冲击也将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 分裂

各国内部的分裂也日益严重。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突显了全球的普遍现象，社会分裂成不同的颜色。美国是蓝红对立，香港是蓝黄对立，台湾是蓝绿对立。11月22日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刚刚发表的文章《重返正轨的拜登时代：美国能否走出“冷内战”》，给出了灰暗的答案。“美国在经历特朗普反建制、反民主、反传统、反精英、反腐败、反移民的四年之后，拜登所继承的是特朗普留下的更加对立和分裂的国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1月14日发表文章，认为美国正陷入伊拉克式的未来，民众失去了对国家的认同感。面对这样的困境，拜登如何应对已经陷入“冷内战”的国家，并回应反建制的怒吼声？”

美国已经进入南北战争以来一个新的国家分裂状态。跟南北战争不同，南北战争是一场热内战，今天美国已经出现了冷内战，但是我怀疑拜登能否将美国引出冷内战。“美国红州和蓝州的对立，美国东西岸和美国中部的对立，美国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支持堕胎、同性恋的自由派与捍卫“传统家庭价值”的保守派之间的对立，在全球化中获益的华尔街和大企业与受损的生锈带民众的对立，少数族裔平等权利的捍卫者和这一法律的受害者之间的对立，厌恶新移民抢夺了他们的机会并要求对非法移民关上大门的人和坚信美国永远都需要向移民打开大门并且是移民避难所的人之间的对立，同样是反建制的左派和反建制右派之间的对立，同样信仰圣经的天主教徒和南部福音派教徒之间的对立……这成为美国社会今日的写照。”这不仅仅是在美国，台湾、香港甚至中国内地也同样出现了社会的分裂。

• 动荡

全球进入非常动荡的状态，美国受到疫情蔓延的时候也同时面对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这场运动，更加撕裂了美国社会。类似的动荡在全球四处可见，且早在2019年就已开始。我在 2020的跨年随想，「裂变：走出恐惧与幻灭」一文中写道，“2019年10月深秋的一个夜晚，在日本东京一家入住的酒店，我难得一次打开电视机，跳进我眼帘的画面是英国伦敦的示威，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冲突，法国巴黎的烈火，智利圣地亚哥的燃烧，黎巴嫩贝鲁特的抗议，伊拉克巴格达的愤怒，印尼雅加达的骚乱，中国香港的危机。这似乎构成了2019年横贯全球的旋律。”

面对这样的冲突和分裂，我们缺乏客观与理性去分析问题，缺乏妥协与让步去解决问题。去年9月6日，我的开学典礼以《客观与理性：香港困境的思考》为题。我当时就预测，“民粹主义主导的各式抗争已经在全球吸引了不少眼球，“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街头民主证明了由民众集体讨论及决议基本上是无法产生实质效果的，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随后我在接受法国电台的采访时也提到： “五年前，我曾经在占中运动之后说过，“一国两制”如果成功，是奇迹，失败是正常。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国两制”是一个不寻常的政治制度的安排，也因为它不寻常，所以它能够取得成功的机会并不是很高，需要各方的妥协和努力，而恰恰是这次事件，我们看出来的是在妥协找到政治解决问题的方案上，看不到各方有创造性的建议和举动。”

在此之前的2019年9月3日，我就对香港的局势发出警告和预测：“香港在这场对峙中，如果能够成为另一个新加坡就已经是万幸的了，即威权民主……深圳将是中国特色新加坡模式的实验场，深港一体化已经不可逆转，反对派永远都不要幻想有上台执政的机会。”一年之后我的预测再次成真！

从中美关系的困局、香港冲突过后的前景、新冠病毒冲击下的全球格局，次次都是令我后怕的“乌鸦嘴”。

今年年初，英国风险评估咨询公司梅普尔克罗夫特（Verisk Maplecroft）发表《2020年政治风险展望》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全球有47个国家或地区示威次数明显增加，预料有关趋势今年会持续，警告政治动荡已成新常态。就示威的严重及频密程度而言，香港和智利被视为全球“最高危地区”，在未来两年难有改善。但报告出来的时候，没有想到新冠病毒已经悄悄来临，而新冠病毒改变了全球的发展进程，原有的政治动荡没有出现，但世界以另外一种状态陷入动荡；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给全球带来另一个冲击。

（未完待续）

延伸阅读：

•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我們缺乏的只是疫苗？
• 病毒变异与全球裂变：我们会否错失又一次机会？
• 《抗疫见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