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前沿｜微藻胞外代谢物可作为新型生物肥料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生辉Agri Tech，2022-09-09
近日，最新科研成果显示了将微藻相关应用拓展至农业领域，发掘微藻尾液用作生物改良剂（bio-stimulant）的潜力。研究发现并验证了微藻尾水中胞外代谢产物作为新型生物肥料的可行性，增强了微藻工业化生产全流程的经济价值、环境友好性及可持续性。
△ 图1. Graphical abstract（来源：研究论文）
现代农业作物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化肥，但化肥的过度使用容易引起土壤、水、空气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绿色农业是我国近年提出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以“绿色环境”、“绿色技术”、“绿色产品”为主体，促使过分依赖化肥、农药的化学农业向主要依靠生物内在机制的生态农业转变。
微藻是在淡水和海洋系统中存在的一种微小光合生物，它们能够产生许多不同的生物活性物质，如蛋白质、脂类、类胡萝卜素、维生素和多糖。研究报道了普通小球藻、四尾栅藻、蓝藻、莱茵衣藻等微藻可用作甜菜、番茄、苜蓿等农产品的生物改良剂，帮助提升作物的种子发芽率、活性物质积累和生长发育等。
原始小球藻（Auxenochlorella protothecoides）是一种单细胞的真核微藻，既能利用光和二氧化碳自养生长，又能利用葡萄糖异养生长，是产油脂和蛋白的重要微藻之一。原始小球藻可积累大量的脂肪酸、蛋白质和叶黄素，而异养培养的细胞密度可达自养培养的 100 倍-1000 倍左右。原始小球藻发酵后的废水（尾水）一般会通过水处理后进行排放，增加了生产成本。
为了变废为宝，实现尾水的再利用与增加经济价值。研究团队研究了原始小球藻尾水（EAp）对高等植物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微藻尾水对多种高等植物的生长表型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可以提高其抗逆性。
△ 图 2. EAp 对模式植物生长的影响（来源：研究论文）
团队合作对尾水中胞外代谢产物进行了鉴定与分析，发现 EAp 中有超过 84 种化合物，包括 50 种有机酸、21 种酚类化合物及寡糖、多糖等活性物质。
为 EAp 开发新型生物肥料、在农业中的综合利用提供了依据，并对其可能的作用机制作出分析：1）有机酸的释放可促进土壤中金属氧化物的溶解，从而提高铁、锌、铜等微量元素的有效性；2）酚类化合物具有抗菌或抗氧化作用，加强细胞壁，防止水分流失，或作为信号分子功能，在细胞分裂、激素调节、光合活性、营养矿化和生殖等发育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3）微藻多糖能提高植物抗坏血酸含量，提高 NADPH 合成酶和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的活性，从而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细胞分裂和非生物胁迫耐受。
△ 图 3. EAp No.2 代谢组分分析（来源：研究论文）
微藻工业化生产过程中，原始小球藻的胞外代谢物（EAp ）通常会被作为废弃尾液处理，本研究发现 EAp 对植物展现促进生长、丰富营养价值和提高非生物抗逆性的作用。其中 EAp No.2 和 No.3 在高稀释倍数下也能促进植物生长，为其实际运用提供运输便利性。EAp 的商业应用不仅使微藻行业产业链更完整、价值效益最大化，而且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新的环保方案、同时实现生产端和应用端的绿色可持续。对 EAp 的成分研究和机理分析更是为微藻尾液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研究团队后续开发新型更经济、更绿色的微藻农业生物改良剂打开了新的思路。
参考资料：Qu, Y.; Chen, X.; Ma, B.; Zhu, H.; Zheng, X.; Yu, J.; Wu, Q.; Li, R.; Wang, Z.; Xiao, Y. Extracellular Metabolites of Heterotrophic Auxenochlorella protothecoides: A New Source of Bio-Stimulants for Higher Plants. Mar. Drugs 2022, 20, 569. https://doi.org/10.3390/md20090569
编者注：生辉Agri Tech（SciPhi_AgriTech）是DeepTech旗下专注于农业领域科研及产业化的全链条内容和数据品牌，致力于深度发掘该领域科学和技术创新的科学价值和商业价值。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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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沛源说ESG ｜理性看待近期欧美ESG市场的焦虑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作者：郭沛源，商道融绿，2022-08-29
最近数月，从马斯克炮轰ESG，到《经济学人》撰文批评ESG，欧美市场不时传出关于ESG投资光环褪去的焦虑。我们应如何理性看待这一变化？欧美市场的焦虑会不会“传染”到中国市场？本文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欧美ESG市场的焦虑
今年4月、5月，马斯克炮轰了ESG投资和ESG评级，认为ESG投资是骗局、ESG评级很垃圾。对此，我已经分别写过两篇文章评论和回应:《ESG评级是垃圾吗？对马斯克的回应》、《再议马斯克炮轰ESG评级》。简言之，我认为马斯克指出了ESG投资的一些问题，但他的论据不能支撑他的观点。因此，与此说是争论，不如视之为个人情绪的宣泄。
此后，欧美ESG市场的焦虑有加重之势。7月，英国《经济学人》刊发了一篇封面报道，题为《ESG三个字母救不了地球》。文章认为，ESG出发点是好的，但存在一些问题（和马斯克说的差不多），因此不如砍掉S（社会）和G（治理）两个字母，只留着E（环境）好了，且E里面的碳最关键，“单是提高信息质量就会有助对抗全球变暖”。
8月，《哈佛商业评论》加入讨论，刊发题为《ESG投资不是用来救地球的》的文章。此文作者认为：ESG基金不是为了救地球出现的，只是从“单重实质性”视角考虑环境等因素对公司财务的影响，而非反向。社会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但基金经理却乐见这样的误解，因为基金更好卖，还能收取更高的手续费。作者担心，这样可能会让政策制定者形成错判，认为市场真能解决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只有政策干预才能应对气候变化。
到8月底，佛罗里达州通过了一项决议，禁止该州养老金在投资策略中考虑ESG因素。得克萨斯州则更进一步，认定贝莱德等多家金融机构抵制化石燃料行业，禁止这些机构与州政府及地方企业签订大多数合同。与此同时，一家新设立的资管公司Strive Asset Management推出能源指数基金DRLL，打出反ESG旗号，专投石油天然气公司。据说Strive近期要再发行四只反ESG指数基金。
此外，8月下旬丹麦哥本哈根宣布放弃2025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然后一条“西方放弃碳中和”的言论在朋友圈反复出现。
欧美ESG投资为何盘整
在这个内卷的时代，最容易传播和售卖的东西之一，便是焦虑。以上关于欧美ESG市场焦虑的信息传播很快，导致不少人也跟着焦虑了。但如果仔细推敲，很多消息站不住脚：因为哥本哈根不能在2025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就演绎为西方放弃碳中和，简直不值一驳；说“德国放弃2035年碳中和目标”也是误传，德国碳中和目标一直是2045年，从来就不是2035年，2035年只是德国原计划实现100%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时间表，但受国际局势影响推迟了。但这些焦虑确实反映了当下欧美ESG市场的一种普遍情绪，欧美ESG投资很可能会由此进入一轮短暂的盘整。原因有三：
第一，过去几年欧美ESG投资增长速度太快，存在盘整需求。根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的统计，成熟市场的ESG投资规模从2016年的22万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35万亿美元，增幅达54.5%；纳入ESG投资理念的资管规模占比达35.9%。这足以说明欧美ESG投资在迅猛增长。那如何判断ESG投资是否被过度追捧呢？我认为最直观的证据是ESG基金管理费更高，这与ESG投资的“稳健”特征相悖：因为越看长线，按说管理费越低才是。可见，欧美ESG市场有过热迹象，有盘整的内在需求。
来源：GSIA统计（2020）
第二，监管机构反漂绿措施产生震慑作用。这个问题我们年初在《2022年中国责任投资十大趋势》中已经明确提出：ESG市场的繁荣发展，也会伴随鱼目混珠的困扰，漂绿风险悄然提升。欧洲市场的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出台了《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SFDR）》，对金融机构和产品提出了更明确的信息披露要求。香港证监会也出台了相似的规定。今年上半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出台了《关于加强特定投顾及投资公司ESG投资实践的信息披露的建议》、《关于投资公司名称规范的建议》两份征求意见稿，剑指漂绿（《披露不当可能被罚，ESG反漂绿进行时》）。加上美国SEC今年开出的150万美元罚单，这些都会“吓跑”一些底气不足的ESG资管产品。2020年欧洲市场数据“缩水”已经反映出这一变化，美国市场的数据可能会在2022年出现“缩水”。
第三，国际局势动荡为传统化石能源带来喘息的机会。这在欧洲尤为明显。俄乌冲突以来，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就一直受到能源安全的困扰。因此，主张逐步去化石能源、降低能源碳强度的ESG投资自然就会面临考验。受此影响，今年3月，欧盟采纳了对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的调整建议，允许有条件地将核能和天然气纳入可持续金融分类，这一调整将在2023年正式生效。与此同时，ESG投资者也在“自我改良”，提高转型过程中对社会议题的关注，以保障能源安全和就业机会，这被称为“公正转型（Just Transition）”。这样一来，去化石能源的速度会稍稍放缓。
中国ESG市场会否被连累
欧美出现的盘整会不会连累到中国ESG市场的发展？我认为总体影响有限，欧美市场的焦虑不会“传染”到中国市场。原因也有三：
第一，境外资金在境内市场占比有限。根据公开数据，外资在中国债券市场中占比在3%左右（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陆股通和QFII合计持有A股总流通市值的5.6%（申万宏源统计）。虽然境外资金对ESG投资的态度更积极，因而在中国境内ESG主题资产（如绿色债券、ESG基金）的占比会略高，但绝对规模仍较小。欧美市场的焦虑还很难“传染”到中国市场。
第二，中国ESG市场虽然也快速增长，但并未“疯涨”。因为ESG市场的基数小，单纯比较年增长率意义不大，应该比较ESG主题资产在市场中的占比。按2021年数据大体估算，泛ESG主题基金约占全部混合型和股票型基金6%，绿色债券发行量约占全部债券发行量1%。这比成熟市场“ESG投资占比35.9%”小太多了。所以，中国市场还远没有表现出要“哄抢”ESG资产的意愿，ESG基金管理费也没有更高，监管机构还要出台激励政策，以鼓励金融机构持有ESG和绿色资产。中国ESG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盘整为时尚早。
第三，绿色金融的强劲支撑仍然坚挺。中国金融市场的结构特征决定了中国的ESG投资与中国的绿色金融特别是银行体系密不可分。从历史上看，中国的ESG基金也是在2016年绿色金融大发展后带动发展的。所以，中国绿色金融发展速度将决定ESG市场的发展速度。2021年，中国银行业绿色信贷余额同比增长33%；预计未来几年的增速会保持在两位数，且高于全行业信贷余额增速；这为ESG投资增长提供了强劲支撑。此外，今年银保监会印发的《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也会激励29万亿的银行理财和20万亿元的保险资管参与ESG投资，为ESG市场规模增长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综上，因为驱动因素、市场结构、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ESG市场还没有碰到欧美市场当下的“成长的烦恼”。因此，《经济学人》反思ESG时，《财富》和《福布斯》在中国办起了ESG榜单：《财富》中国ESG影响力榜和福布斯中国ESG50榜。中国ESG市场潜力依然巨大，特别是将ESG因素更多纳入投资分析的趋势不可阻挡。眼下对中国ESG市场构成实质性挑战的，一是经济下行压力，二是有序降碳的节奏。如果经济增速明显放慢，碳减排“先立后破”时间明显拉长，中国ESG市场增速才会放缓。
（本文首发于同名公众号，JM略有修改）
作者简介：
郭沛源，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中国责任投资论坛（深圳市霁风绿色金融促进中心China SIF）理事长，担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绿色证券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UNEP FI）中国顾问，是ESG行业的资深专家。
郭博士在2012年发起China SIF，旨在推广ESG理念、促进国内外交流，每年举办夏季峰会、年会等活动。商道融绿专注提供ESG评级和数据服务、绿色债券第三方评估服务、绿色金融咨询服务。郭沛源博士在财新网、中国金融信息网等媒体开设专栏，并为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美国西东大学、荷兰蒂尔堡大学等高校讲授企业社会责任和ESG相关课程。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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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沛源说ESG ｜丰县事件搅动资本市场，你愿意为价值观投资么？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作者：郭沛源，商道融绿，2022-02-18
近日，江苏徐州丰县的“八孩女子”事件沸沸扬扬。很多人的朋友圈都在讨论这件事，希望当地政府能够及时、准确回应。多所知名大学校友也有联名呼吁。2月17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宣布对此事进行全面调查，彻底查明事实真相。
此事本身和刑事（涉嫌拐卖妇女）相关，但谁也没想到，竟然搅动了资本市场。先是一篇题为《丰县有哪些城投债》打响了“第一枪”，指向丰县的两个发债平台。文章也没写什么，就配了几张图，读者竟然都心领神会、纷纷转发，阅读量很快就10w+了。之后，又有越来越多的财经自媒体跟进。各种留言很煽情：某州的所有金融产品一律不买……
再然后，不仅城投债，连信托、金租，还有股票都开始被牵连。一篇技术文章《丰县“失火”，殃及徐州：股市超跌近30亿》，抓取涉事视频在网上传播后的10个交易日内徐州及周边地区上市公司的股价变化，由此测算丰县事件导致徐州相对周边上市公司产生5%的跌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验证一下。
丰县事件与ESG
我们无从得知资本市场的“异动”与江苏省成立调查组有多少关系，但丰县事件中所引发的资本市场的反应无疑是值得关注和分析的。投资者和“金融民工”采取“用脚投票”的简单粗暴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纵观这些年的资本市场，这样的情况也不算是头一次。2017年11月，在美股上市的红黄蓝幼儿园发生虐童事件，引起公愤，市值一夜之间几乎就缩水了38%。不过，“红黄蓝事件”里资本针对的是一家公司，“丰县事件”则是针对一个地区。在我印象中，因为一件事情在资本市场上抵制一个地区、抛售这个地区的资产，在国内应该还是第一次。
从这个角度看，丰县事件在中国责任投资历史中还是写下了一笔。网上也有一些留言提到了ESG，说“投资某县，显然违背ESG的投资理念”。这说明责任投资和ESG的理念还真是比以前普及了不少。
价值投资vs价值观投资
这些抵制的呼吁是不是管用？肯定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的。支持者认为，投资人首先是人，也要讲良知；反对者认为，投资是商业决策，不应该掺入非商业因素。从二元对立的角度看，这就是价值（Value）投资和价值观（Values）投资之争。前者更在意金融的风险收益，后者则会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为前置条件。你属于哪一类呢？
除丰县事件外，最近资本圈还有一件事情和本文话题相关。某量化投资人在群聊中说出了培养儿子当渣男的毁三观的言论。聊天记录流出后，网上是一边倒的骂声。经此曝光，我估计他儿子是没什么机会当渣男了。若理性分析，量化投资人的私德和他的投资本事应无关联。他可能很渣，但他的业绩也可能很好。但此事会不会影响你的投资意愿呢？假设你知道某基金经理的品德很渣，你会将钱委托给TA打理么？
2021年12月，商道融绿和中国责任投资论坛（China SIF）发布了一份报告《中国责任投资年度报告2021》点击阅读，里面包括个人投资者采纳责任投资的驱动力调查。结果显示，63%的个人投资者把“与自己的价值观相符”作为采纳责任投资的首要驱动力。也即对应前面提到的“价值观投资者”。
ESG的金融逻辑
前述两条选择题都把投资人置于二元对立的境地，只能选价值（放弃价值观）或只能选价值观（放弃价值），这确实不那么容易抉择。还好，现实世界没那么艰难。因为价值投资和价值观投资并不互相排斥，所以投资人可以有更灵活的选择。
比如，投资人可以给价值观划定一条线，只要价值观的指标达到一定的标准就可以成为投资标的。这就变成了在一定价值观要求上的价值投资。两者是可以协同的。熟悉ESG的读者应该知道，这就是ESG投资中的“剔除法”。这样的剔除，往往可以帮助投资人规避一些风险。在丰县事件引发的抵制城投债的文章后有一条评论，“道德是信用的基石，信用是金融的基石，如此作恶之地，一定不要投资！”，就很简明扼要地解释了ESG的一种金融逻辑。
并且，如果你足够幸运，或者你足够努力去筛选，你或许能发现“品学兼优”的投资标的和“德艺双馨”的资管机构。这样的资产和资管无疑是值得长厢厮守的。用最朴素的眼光来看，和这样的人过日子不一定大富大贵，但也是小康之家，稳健收益可期。因此，长期资本，如养老金，就喜欢这样的类型。这也是ESG的另一种金融逻辑。
（本文首发于同名公众号，JM略有修改）
作者简介：郭沛源，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中国责任投资论坛（深圳市霁风绿色金融促进中心China SIF）理事长，担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绿色证券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UNEP FI）中国顾问，是ESG行业的资深专家。
郭博士在2012年发起China SIF，旨在推广ESG理念、促进国内外交流，每年举办夏季峰会、年会等活动。商道融绿专注提供ESG评级和数据服务、绿色债券第三方评估服务、绿色金融咨询服务。郭沛源博士在财新网、中国金融信息网等媒体开设专栏，并为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美国西东大学、荷兰蒂尔堡大学等高校讲授企业社会责任和ESG相关课程。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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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前沿｜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的能效设计与优化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作者：罗伯·乔丹（Rob Jodan），斯坦福伍兹环境研究所，2022.08.05
译者：JM茉莉
斯坦福大学最新的一项研究可以帮助政府更明智的使用联邦新基础设施基金里的数亿资金。该研究论文发表在 3 月 31 日的《可持续城市前沿》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Cities）上。论文首创性的提出了一个新的技术框架，设计最节能的城市建筑群，包括污水处理、供冷、供暖与供电等系统。具体方法是通过集成社区的电力和水厂，优化每小时的电力和水的需求和供应。与服务于更大区域的传统能源系统相比，该方法显着降低了社区的运行成本和污染。与此同时，推广此方法也能催生更多的步行友好、宜居和经济的城市。
“我们可使用此框架着眼长期目标、预测发展效果、将计划量化，而非盲目建设”，该研究的主要作者普雅·拉扎德·赫布斯特（Pouya Rezazadeh Kalehbasti）说。做此项研究时，普雅还是斯坦福工程学院土木与环境工程专业的一名研究生。
图 ｜韩国松岛鸟瞰图，迈克尔·莱佩奇（Michael Lepech）
这座由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共同设计的城市，是可持续的高科技城市生活的典范。
城市问题亦是解决方案
据联合国估计，城市的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二。随着全球变暖和人口持续增长，城市水源压力与日俱增。而解决之道在于供电、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的协同设计。有别于传统的功能各自分离的大型集中式工厂，本地的集成化管理可实现多重效率，例如，利用电力系统闲置的电能或热能运行废水系统，或使用废水来冷却发电系统。
使用先进技术，将电厂和水厂合二为一，设计可以相对紧凑——约两到三栋低层建筑的规模，高效回收废水至饮用水系统中。这样的工厂无异味，可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排放量低或零排放，可以满足 100～1,000 座建筑物的需求，具体取决于建筑物的大小和容纳的居民数量。在美国、中国和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和加拿大，已建成 4,000 多座综合电力和供水系统。私营企业和大学（如斯坦福大学）在合作实践中，已看到能源效率的显着提升。
系统优化
为优化方法，研究人员对两个场景进行了 20 年的模拟运行建模。第一个场景，混合建筑和设计为传统的电网供电的传统中央污水处理厂的能源系统；第二个场景，将包含先进的正、逆渗透和滤膜技术的废水处理系统集成到建筑和能源设计中。
分析发现，与传统的分离式能源系统相比，建筑使用“电力-供水”集成系统对社会、环境和经济的碳排放影响可减少 75% ，设备生命周期成本降低20%。主要原因在于废热的再利用、废水处理过程中的电能再利用，以及用低排放，乃至零排放的本地能源系统代替区域电网来运行废水处理系统。
该方法有望向城市规划师和基础设施设计师提供一系列社区最佳配置设计。他们可以协调设计集成电力和水厂与区划规则，例如对工业建筑施加限制，以实现更环保和经济可持续的城市社区。此项研究的合著者、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的Michael Lepech教授表示：“通过将现有基础设施与新的城市技术相结合，并协同优化它们的性能，我们发现了通向全球碳减排的新的、实质性的途径。这令人兴奋。”
研究人员希望城市规划师将该框架的扩展版本用于设计其他系统，包括垃圾清理和交通控制。随着技术的进步，该框架还可以融合新的效率，例如利用电厂热量来干燥废水生物固体，从而减少处理需求并创造可再生生物燃料的来源。
土木与环境工程系Craig Criddle教授也是该研究的合著者。Lepech还是韩国仁川环球校区斯坦福中心的教职员，该中心致力于智能、可持续城市和城市社区的研究。Lepech和Criddle还是斯坦福环境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Criddle是William and Cloy Codiga资源回收中心的主任，该中心是斯坦福校园内的一个设施，用于测试和加速有前途的技术商业化，以从废水中回收清洁水和能源。这项研究由斯坦福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的Leavell Fellowship on Sustainable Built Environment和AP Thailand资助。
英文原文
编者注：
斯坦福能源系统创新 (SESI)代表了大学能源供应从 100% 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热电联产厂向电网供电和更高效的电热回收系统的转变。 SESI 由斯坦福在 2009 年至 2011 年间独立开发，它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国际能源署推荐的建筑供暖和制冷技术路线图的大型示例。
自 1980 年代以来，斯坦福大学在其所有设施中都采用了能源计量，以了解能源的使用方式和地点。2009 年 10 月，斯坦福大学发布了一项全面而长期的能源与气候行动计划。现在是第三版，该计划包括：
- 新建筑的高效标准；
- 持续提高现有建筑物的效率；
- 以及被称为斯坦福能源系统创新（SESI）项目的尖端能源供应系统。
由可持续发展和能源管理系 (SEM) 构思，并与项目管理系 (DPM)、大学建筑师办公室、土地使用和环境规划、区域管理、建筑物和地面维护以及许多其他部门合作实施， SESI 计划是一项全方位的土地、建筑和房地产项目，将在未来几十年为斯坦福大学带来巨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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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的真相与隐忧（四）
作者：鲁达，2018-09-09
公众、市场、资本：三大阻碍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桎梏
然而，上述这些深入的思考，却无关社会企业的成败，认知固然重要，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依然是我国目前阶段公众诉求、市场导向二者与社会需求的偏离程度。
首先看公众需求，随着这些年文教事业的复兴，公众的自然科学素养与社会科学素养有了非常大的提升，然而，公众需求（或者说公众诉求）依然还受困与公众整体认知水平，加上互联网领域热衷的碎片化、情绪化的信息传达方式，加剧了公众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隔阂。
其次看市场需求，尽管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金融业对市场的影响力，开始倡导供给端改革、去杠杆化等举措，但资本逐利性以及传统资本的落后性，依然在扼杀创新与智本，并试图通过资本的力量禁锢市场升级。
在文化产业，近期出现的一些案例很好玩。烂片刷新了文化产业的底限，然后资方却动用资本力量，一方面扯上名人做炒作吸引眼球，另一方面则雇佣了大量水军刷好评，同时，也强行占据了院线资源，第四点尤其恶劣，资方代表甚至公开在媒体表示：说这部片不好的消费者（及准消费者）都是恐怖分子、是邪教成员。
在文化市场不断升级，用户已经开始呼唤有深度、有思想、制作精良、专业度高的优秀文艺作品，这样的市场趋势下，资方竟然还可以这样泼辣的试图将市场水准拉回自己的舒适范围，这也是一个奇迹。然而，从短短三天的2亿票房，以及资方肆无忌惮的炒作、诋毁，可以看到，中国的市场需求提升，还会有非常大的阻力。这部片引发的社会现象中，资本的傲慢甚至惊动人民日报评论部，罕见的为发评论文章称：文化产业不是靠资本、靠IP，而是靠真正的创新与专业的执行。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影院规定，如果观众在开场10分钟内可以要求全额退票，是否对影视市场的繁荣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然而文化产业容易识别，因为文化是每个社会人都要必修的课程，即使是在社会大学。其他消费领域则更加复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消费者的利益保障如果没有机制，资方就可以作恶，市场升级也就无从谈起。而在以市场为解决人类生产与生活核心场所的今日社会，市场升级、消费升级恰恰是社会进步的重要阶梯。
这也是我们的第二个隐忧：我国的市场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市场规则，市场本身还处于无序状态，资本对市场的垄断与控制，阻碍了市场需求向社会需求靠拢。
然而资本的问题并不只此，我们再看第三个隐忧：中国的资本圈子很小很封闭，内部交易盛行，尤其是在没有监管的投融资领域，洗钱、圈钱、接力三种游戏层出不穷却甚至无法被社会发现，经济学者、公知、媒体人、大V甚至也成为合伙人。
在创新创业领域，资本方也试图阻碍市场与社会发展，神奇百货、超级课程表、泡否等所谓的明星创业项目，更多是资本在玩的“接力棒游戏”，炒热一个项目，然后高价卖给下家。
今年年初阿里巴巴一次内部创业者论坛中，大家得出的明确结论就是：目前阶段由于资本圈的互投、炒作的原因，创业已经与创新无关，成为了继炒股、炒楼之后的第三波“炒创”，创业已经成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而非创新创业应有的“智力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
这些资本的反社会行为，实质上都是在阻碍市场升级，试图将市场规则阻止在自己的舒适范围内，拒绝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打通，从而实现阻碍社会发展的举动。这也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资本逐利性对社会价值的忽略。
也正基于此，社会企业的理论界提出了耐心资本、良心资本、社会资本、智慧资本、影响力投资等种种提法，期待资本转型。然而笔者认为，这是无效的，对于已经成为社会发展阻力的资本，唯有淘汰。让其持有资本随着投资的失败、货币的增发，逐渐缩水。而新兴资本、智本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成长，并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当然，有一天，曾经的新兴资本们也会落伍，但社会进化就是这样残酷，落后者必然被淘汰。
然而目前资本集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阶层，根据清华社科院的一项研究：改革开放以后，1988年基尼系数是0.382，1994年是0.434，1997年是0.4577，到了新世纪，多数研究型的数据都证明：基尼系数不低于0.5。北师大李实教授做了一项研究，说是0.5到0.55之间；西南财大甘犁的研究表明，基尼系数0.61，高得令人吃惊。
耸人听闻的数据是：“数百亿资产的家庭，中国有不少于200家，而实质控制各类资产过千亿的家庭或财团，中国也有数十家。中国最大的私人财团，控制资产规模早已超过万亿人民币。”这些财团“出击则成团炒作，防守则抱团取暖”，他们可以操纵舆论，操纵二级市场，甚至通过补贴来制造需求。这些财团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的官民两阶层外的新兴势力。
资本阶层的数量稀少与成团结社，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创新的第二个障碍，而资本通过公关手段控制社会意识，在利益的驱动下，也已经逐渐开始挑战社会的三条底线：法律、信仰、舆论。前一段时间就有四个资本主导的恶性公关标志事件。
中国的资本家不仅有着西方资本的逐利通性，还同时有着新生资本的饥渴性、幼稚性，以及初创资本的无知与膨胀，再加上中国资本阶层的密集性，导致中国新生的资本阶层尤其缺乏思想，这都是不利于社会投资的因素。
现在，还在有越来越多的各种资本抱团事件发生，甚至一些原本代表创新力量的新兴资本，也已经开始通过办学、结社、商盟、气功、“慈善”、宗教等路径与大财团结盟，“抱团”进入了“钱快速生钱”的舒适空间。资本一旦抱团滚动、而不是互相竞争，在舒适空间里赚容易的钱，即使排除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资本财团的也会出于股东利益而扭曲市场需求、屏蔽社会需求，而非将社会需求尽可能与社会需求靠拢，他们的行为就是“股东第一、市场第二、政策第三”，员工、客户、社会、自然根本就不在资本的视野里，他们也就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谈何社会投资、耐心投资？
所以，社会企业发展的阻力，表面上看起来是企业动力不足与公益组织创造力不强，而真实的三个隐忧却是：公众教育不充分、资本财富过于密集导致的创新阻滞、市场竞争不充分及市场规则不完善导致的二级市场操控。
打破这些桎梏，既需要政府对规则的引导，也需要社会企业创投的努力，更需要整个社会意识的升级，同时，也需要社会财富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从长远看，未来的企业一定都是社会企业，尤其是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可以终结金融业对社会的实际控制权，政府意识、公众意识对市场的导向性更加明显，社会会形成政府、市场、公益三位一体的社会资源体系。
一旦触及本质，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看似与社会企业无关的政府宏观调控举措，如：去二级化、供给侧改革、分配改革、税制改革，反而比PPP、政府孵化、采购公益组织服务、慈善法等微观调控，对社会企业的诞生更具催生价值。
结语
最后，我们看到了社会企业的真相，也看到了公众、市场、资本的三大隐忧，同样也有一些探索者：
在提升公众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素养领域，一群科学青年创办了“科学松鼠会”，按社会企业模式来追求自己的社会目标，但在机构定位为营利还是非营利模式的问题上，他们左右为难。因为有盈利成分，很难得到捐款支持；因为要追求公益性，市场资本不愿光顾。后来，他们把市场经营模式和非营利公益模式相剥离，其中营利部分名“果壳”，获得了1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非营利部分名“哈赛”，获得了“果壳”10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原来是你拉我扯的“连体儿”，现在变成了两个健康活泼的“异姓”好兄弟。
当然，也许这还不够鼓舞士气，“美元”两个字，依然让我们看到了对国内社会创新环境的无奈。
今天的中国，连责任企业的发展，还处在CSR1.0\2.0\3.0\4.0共存的萌芽阶段，尽管马克思早就说过“资产阶级慈善归根到底只是一种改良主义，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因此。它不能真正改变无产阶级贫困、受奴役的命运，无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但在今天，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拼命赚钱，拼命慈善”CSR1.0思维在中国企业界、资本界心目中，还被惊叹为是“新思维”，更无法认知到“公平企业、责任企业”的做法，可以让弱势群体参与到社会进化中来，而不是接受慈善直到死去，并继续推动社会诞生新一代“弱势群体”。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思考者总会超前于时代，社会企业受制于社会意识、市场机制、资本环境、创新能力四个范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建设才能提供社会企业存活的空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也许并不需要一步到位，而是一步一步推动：
企业自身坚定履行“组织社会责任”并积极履行纳税义务与慈善捐赠职责；消费者理性、自发认可“公平交易”与慈善捐赠；政府与行业协会等暴力组织推动“公平市场”的规则与监督；各类公益组织自觉补足社会需求的服务空白。
在实际操作中，公益组织的三种探索都是有价值的尝试，当然，限于公益组织自身的资源、资金、人才结构问题，更多的意义在于探索。政府现行的三种做法也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粗略；企业界则相对吃力，这三种企业至少目前阶段在中国，都数量稀少，且发展状况两极分化严重。如果评估商界与公益界的资源能力，我想：社会企业的发展，目前阶段的要点更适合落在企业界的社会化，而非在公益组织的商业化。
至少在目前阶段，笔者更推崇企业首先成为责任企业而非社会企业：责任企业因其有明确的量化规则与考量标准，以及股市相对有章可循的社会责任投资板块，与社会企业的概念化相比，对企业而言更具实用价值。同时，生态企业的经营模式对资本而言更具诱惑力，而一旦生态企业形成，其又将不得不接受更多角度与收益相关方的约束，这也将成为责任企业的前兆。当然，生态企业的本质是一种资源模型，如果做不到CSR体系化，做不到公开透明，反而会形成更恶劣的“运作型“企业。而很多所谓的责任企业，其实也不过是渴望通过公关手段把自己变成拥有更多资源的“生态企业”罢了。
而对于公益组织的转型，我想，公平交易是将公益组织的品牌势能转化为商业动能的良好途径。总之，社会企业不应该是一个概念、一个范畴，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实操。
四界共同组建起“责任企业”+“公平交易”+“公益慈善”，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好，也许再过30年，我们会重新认知并重新定义“社会企业”这个名词。
而对于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因公益本身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恰恰在于其小众性、意识输出性、“低”效性、探索性、道德模糊性这五个二级特性，这也是暴力与商业无法履行某些社会需求的症结所在。既然社会企业与公益有其同源性——以社会需求为第一目标，那么社会企业也自然会遗传这五个特性。所以无论投资者、客户还是观察者，也都请“多一分宽容，少一些期望”，其成功率必然较低，但只要出发点符合社会一般道德标准，那么就是——“你长得那么帅，怎么做都是对的”。
对于企业来说：活下来，并真正服务社会，才是唯一的考量标准。至于是不是社会企业，就让后人总结吧！
（全文完）
（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延伸阅读：
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的真相与隐忧（三）
作者：鲁达，2018-09-09
政府与社会企业的关联
而在政府眼里，社会企业则是另一个样子。
我们如果追溯一下社会企业的前身，就会看到英国数年前关于“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的规定，这是最接近社会企业的公司法人地位，是一种介乎于普通公司与慈善机构的新型公司组织，但它不是慈善机构，亦没有任何税务上的优惠，税率跟普通企业完全一样，但却有两个重大的限制，就是利润的分配不能高于百分之三十五，以及公司的资产不能变卖分给股东。
在政府眼里，则一切变得简单，无论梁山好汉是以替天行道为目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只是手段，还是梁山好汉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为终极目标，替天行道只是一块遮羞布，“侠以武犯禁”，触犯了法律底线都要严惩。
同样，政府的鼓励机制也不会研究社会企业的初心，而纯粹站在政府看到的社会需求角度，对政府力所不及的社会需求解决者进行补贴或者PPP模式的合营，从而将政府职能分担给商业组织与社会组织。
综合有关研究报告，到2020年，中国养老需求规模将达8万亿，是当前市场供给量4500亿的18倍；医疗健康需求也是8万亿(与养老有部分交叉)；民办教育，包括民办大中小学、学前教育、远程教育和各类教育培训需求规模在3万亿左右；环保产业产值将超过5万亿。还有家庭服务业、有机农业、残疾人就业市场等，都有巨大的社会需求与商业发展空间。
而活跃在我国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有20多万家民非。囿于民非的非营利性质，投资人无财产权、无投资回报、无融资资格、不能设立分支机构和实际上不予免税的假私济公“五不”政策，对这些领域的商业投资产生了严重抑制。2014年以来，为了推动民非转型，为商业投资开闸，10部委连续下发了10多个文件，令人目不暇接。最大突破是为“民非+公司”开方便之门。民办教育机构可以任选民非或公司体制；民非养老机构举办者可以同时以公司或私人身份，对民非进行固定资产租赁和资金借贷，“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其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并进行必要监管”（〔2015〕33号）。
在社区养老行业，政府则干脆采取了直接购买的形式，由政府出资购买全部或部分服务，以鼓励发展。一些地区的养老床位补贴甚至达到了每月2000元，已经变成了政府福利行为而非商业或公益行为，“扶上马，送一程”的做法非常简明。政府的目标非常清晰：我不管你是什么，对商业组织，我希望你能在赚钱的同时兼顾社会利益，对公益组织，我希望你能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有盈利能力。
另外，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公平交易领域做出了持久而有影响力的举措，即通过补贴与惩罚性税收，对社会与自然界的弱势群体进行价值保护。而国际化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更是直接对自然这个弱势群体做出了保护价。
企业界与政府，确实已经在社会企业的路上。而在公益界，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则是另一种形式，简单说有三种思路：其一、通过商业化思路，来解决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问题；其二、通过就业或资源变现，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使其不成为社会负担与负能量的来源；其三、通过巧妙的商业模式，将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进行转换或打包销售。
这些思路既有传统公益组织的转型思路，也有新商业发源于社会需求的思路，也有生态型企业源生于社会闲置资源的思路。
其中第一种思路，最终与企业拿出利润的大部分作为慈善捐赠殊途同归；第二种思路，海底捞坚持雇佣来自贫困地区的雇员、淘宝网坚持为低成本创业提供平台，也已经为公益组织转型树立了典范，而一些将需要保护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进行商业化，使其自身不被忽视并失去存留机会的公益项目，也是这其中的典范之作；第三种思路，则需要经营者有扭转社会思维与市场趋势的营销能力，至少在目前阶段，还鲜有成功者，笔者五年中不断尝试的公益平台，以及路人甲、米公益等，坦率的说，成功机率都不是很高。但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不仅需要先驱，更需要先烈。
我们将与社会企业相关的政、商、益三界的比对内容整理成一张表格：
而上述三种组织的三种做法，在实际中也有相同之处：
基本上，可以看作同一种思维在不同组织的不同做法。我们了解了这些常识，就会发现：任何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其实都无法准确描述出社会企业到底是什么，除非我们将中国人的“诛心之论”发扬光大。社会企业并不能用概念来定论，而需要学习责任企业或政府的模式，用丰富的规则来进行量化考量。
社会企业的真相：社会需求与公众诉求、市场趋势的偏差
要理清社会企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跨界存在，我们并不能仅仅从现象和概念上做分析，我们还需要就其理论进行更深度的思考。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三种人类资源组织行为的定义：
暴力原理：权力是公众对解决社会需求者的授权。
暴力组织的核心是权力，资源组织能力随权力的提升而提升。
暴力经济：以暴力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暴力经济。
商业原理：利润是市场对解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
商业行为的核心是利润，其效能往往随利润的提升而提升。
以商业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商业经济。
公益原理：以解决社会需求为直接目标的人类活动，我们称为公益行为。
公益行为的核心是社会需求，资源组织能力随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担当者共识三者的共鸣而提升。
以公益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良心经济。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种需求，分别是公众需求（公众眼里的社会需求）、市场需求（市场是别的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三者会一致，例如马云就曾经说过，“任何有痛点的地方，一定有商机。”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容易实现，社会需求是隐藏在公众需求、市场需求下面的历史趋势。如果所有的社会需求都能够得到公众与市场的认可，那么世界上就不需要公益慈善组织，政府和商业机构就可以满足一切。而庞大的CSR2.0体系，以及注重社会回应的CSR3.0体系，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尽可能让市场需求贴近社会需求，从而让商业价值支撑社会价值。
如果我们永远从现象分析，就会落入“严谨的废话”这个当今学界的通病，仅仅从政府、企业、第三部门的分类来看，事实上有很多误区。三种组织的定义仅仅是政府的分类，而实际上，三种组织都混杂着暴力行为、商业行为、公益行为三种资源运转方式。例如非营利组织中，行业协会、国字头基金会就事实上扮演着暴力行为执行者的角色，而很多民办非盈利组织则实质上仅仅是“商业+慈善”、或者“商业+暴力”的行为混搭体，前者如残友集团，后者如大量的PPP企业以及承接政府采购的民非组织；而如“新东方”以及大量的民办医疗、民办教育机构其实完全就是商业组织，仅仅是因为国家行政部门的“屁股问题”而不得不选择在民政体系另找门路。
那么真正的社会企业是什么样呢？其实最佳的答案，还是要在公益组织的转型路径中找寻：我们知道公益有三种类型，分别是苦逼型、创新型、先知型。分别对应权力与利润回报不充分、没有途径获得权力与利润回报、社会需求难以达成社会需求共识三种情况。而无论是回报不充分还是没有回报路径，其根本原因都是公众需求、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暴力组织与商业组织无力承担该社会责任，因此只能通过公益模式来进行责任履行，因此就有了“支付转移”这一公益行为的核心资源模型，也产生了捐赠人、受益人、公益服务者这三个角色。这也是公益的小众性、意识输出性、道德模糊性的根源。
如果我们再深入挖掘一下社会需求、公众需求、市场需求三者之间的差别，我们还会有更多发现。
公众需求本身会受两个核心要素的影响：其一是公众的范畴，不同的公益类型首先对应的是不同的利益共同体认知，而公众参与决策的程度、地位不同，就决定了公众利益从来都不会被暴力组织完全覆盖；其二则是公众的意识领域，随着不同阶段的自然与社会认知，人类的道德标准在不断变化，同时也会导致该时代的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担当者共识有时代烙印——而这三种共识，恰好是公益劝募的核心原理。公众意识与公众范畴的不充分，导致了公众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差异。
市场需求则会更复杂一些，但其核心要素依然是两个：其一是市场上消费者的意识领域，或者说叫消费习惯；第二个则是二级市场、次贷、政策对一级市场的影响。这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差异；而在今天，无论地球的哪一端，金融资本对市场的控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信息碎片化、营销日常化、产业金融化的模式下，消费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更无从理性消费并决定市场了，上个世纪我们或许还可以说消费者是上帝，今天我们只能说同时掌控了生产投资、消费贷款、营销环节、以及产业估值的资本才是市场真正的上帝。
社会需求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认识到，而公众需求则完全取决于公众整体的认知能力，市场需求更不用说了，市场规则、二级市场、次贷金融、文化习俗等各种不确定因素都会导致市场的非理性。三种需求的不吻合，恰恰造就了人类社会的丰富多彩、悲喜交加的历史与未来。
真正有能力挖掘到社会需求的人，往往与公众需求、市场需求脱节，后世可以称其为哲学家、圣贤，却唯独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商人；而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恰好大多属于这一类社会需求挖掘者，他们很难将社会需求与公众需求、市场需求做好转化，如果能够将社会需求与公众需求打通，就可以实现通畅的公众筹款。实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俯就，将社会需求解读成公众容易理解的公众需求，如免费午餐、冰桶挑战等，用公众的共情来实现传导；另一种是提升，即通过宣传提升公众对社会需求的认知。
如果将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打通，就可以实现第三种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实现的方法同样有两种，一种是俯就，将社会需求降格为市场需求，例如一些环保组织将定位调整为无公害食品、健康；另一种是提升，将市场需求引导至社会需求的认知层面，公平企业其实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而对于企业来说，履行社会企业思维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中做一个平衡，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市场的归市场，在商言商拼命赚钱，然后再拼命做慈善，这也是CSR1.0时代的典型思路，我们称为“一个商人的自我修养”；另一种则是在市场竞争中，努力进行市场教育，尽可能使市场需求接近社会需求，从而在竞争中保持“消费升级”的领先优势，这是新一代商人的典型思路，也是公平企业、CSR4.0的典型思维。
对于我国政府，挑战则在于推行。与西方式民主相比，中国的政府一向是哲学家领导，而非政治家领导，其前瞻性、视野格局，以及对社会需求的思考力，是政治家担纲型政府无法比拟的，但优劣势是辩证的，将社会需求渗透到公众意识里，并成为公众需求，则是一个挑战。一个简单的例子：政府各种公告、政策，有多少社会人士真正去看了、去了解了，并思考了背后的深意。
（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延伸阅读：
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的真相与隐忧（二）
作者：鲁达，2018-09-09
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探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公益组织目前在通过哪些战略思考让自己进入社会企业范畴。下面这个公益分类表格，是笔者在做互联网+公益时，对公益项目的梳理与分类，这种从根源进行思考的分类模式，比起那些在现象后面跟随的分类方法不仅更有效，同时还拥有一个额外功能：可以发现空白。
在这个分类中，我将公益实施分为了三类：资源注入、能力建设、权利空间，另外根据受助对象的不同，分为了人类、公共设施、生物（非人类组）、自然生态、文化、社会意识六大类，目前我们所有的现有公益类型如扶贫、助医、助学、环保都可以从其中找到位置。
同时通过这个分类法，我们也可以很轻松地看到，我国的公益领域还有很多空白。这也是互联网创业者常用的思考模式，将所有的可能列出来，再看还有哪些领域长期空白。如果永远站在现有领域进行微创新，那么不会有淘宝、滴滴、facebook等企业和新生行业。
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战略分析过程中，只需要对照这张表，就可以首先将自己的公益项目做一个定位，首先明确自己的实施类型与救助对象。
第二步则是要思考：为什么这件事必须要通过公益组织筹款来做？救助对象有哪些特质导致他们不得不沦为弱势群体，为什么我们必须通过这种实施类型来帮助他们？在帮助她们的同时给社会、自然带来了什么回报？为什么这些回报是隐形的或多维的？从而导致无法形成商业模式？——这也就是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公众需求的差异点在哪里？
为了方便大家，这里将思考过程整理成表格，任何一个公益项目，都可以通过填写这个表格来完成模式梳理：
通过对这九大项33小项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找到问题的根源，并在政、商、益、媒、学（研）五种实施模型中做出最有效的选择。
除了苦逼型公益是大家都看的需求，只是因为回报不足必须有“吃苦耐劳”的公益人来承担外，创新型、先知型公益真实的问题都是出在社会认知不足上，例如资深的环保公益人冯永锋就说过“公益其实就是传媒行业”，当然这个说法并不能覆盖全部公益行为，但在环保这种更多具有先知型、创新型的公益行为来说，确实很有代表性。
当然苦逼型公益也是可以通过政府或慈善来支撑，从而让公益人不太苦逼，但前提是社会资源已经足够丰富，可以承担这一在资源决策者眼里“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次级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苦逼型公益无论受助者还是执行者，都是在给社会非核心矛盾做补救，这也直接决定了这一类公益组织的社会资源能力的边缘性。
在清楚了自己公益项目的受助对象、帮助模式后，就可以进行新一轮分析，这时就需要用企业家的思维模式来分析。创新固然很难，但企业界的探索给了公益转型社会企业很多启发：我们可以用企业界现有的三种模型来套。
首先是公平企业的思路：我们能否将受助的弱势群体，转变为可以议价的市场资源。
例如：可以将农民手工制作的布鞋，按照平均劳动时间进行计价，从而让三个小时的手工劳动获得与三个小时的流水线相似的市场议价；可以将自然状态下生长十年的木材，获得大规模种植状态下同样时间、同样土地的木材进行价格比照；也可以将钱贷给劳动能力低下的农业人口，并以较低的利率保障落后群体的资金增值。
但这时：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矛盾就开始尖锐了。消费者会表示：我可以花15元钱购买到机器生产的布鞋，为什么要花150元购买所谓的“公平布鞋”；我可以用300元买到盗伐木材制造的写字台，为什么要花3000元购买你们所谓的带有“野生资源保护协议”的桌椅？我的钱投资给高新技术产业可以获得更高回报，我拿出这些回报的一小部分做慈善都可以让那些人活得更好，为什么我们还要保护那些“反效率、不成长”的落后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保护就是在拖人类进步的后腿，是不利于社会整体进步，这不是公益而是慈善。
这时，公平企业的模式就会遭到市场的挑战，作为社会企业的创立者，就需要在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中找到新的契机，第一个途径当然是通过公关手段，让消费者认知到“公平布鞋”是为了让社会劳动者更公平，从而保证社会的结构的稳定性；“自然议价”是为了给自然资源与时间进行公平的估价，从而避免自然生态的“雪崩时重建”造成物种灭绝；“扶贫贷款”是为了帮助生活在落后地区的人们能够共同进步，而不是让他们“自然灭绝”或形成“族群壁垒”。
然而受限于社会认知水平，这样做很多时候并不生效，于是我们就需要采用第二种方法，给公平产品赋予新的价值，例如品牌附加值、消费者社会形象提升等。例如：通过艺术家的指导，给“公平布鞋”增加文化赋值，通过对原生态、稀有木材的价值炒作，让消费者接受这一价格差异。当然，这种做法很容易从社会企业的初衷“让市场需求向社会需求弯曲”，变成“市场需求主导，社会需求受益”，甚至进一步变成“先赚钱，后捐钱”的“商业+慈善”，从而完全偏离了社会企业路径。但我们也可以退一步想：如果公众意识、市场意识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是否我们也可以退一步？正如同国家最新制订的是《慈善法》而非《公益法》，“领先半步是成功，领先一步是送死”。
当然，如果上述两种方案都走不通，社会企业的创始人还可以借鉴“责任企业”的做法，即通过推动暴力组织的法规建设或企业（行业）的自律法则，从而形成对这一类弱势资源的强制补贴：例如碳交易市场、例如北欧采取的砍伐一棵树必须补种六棵树等等。从目前世界各国暴力组织对市场的管理方法看，这确实是更有效的方法，同时也规避了资本与消费意识的“瞒天过海”。
当创始人觉得上述两种方法都走不通时，还有社会企业的第三种终极做法：生态企业。其实早在这些概念诞生之前，媒体行业的通行做法就是生态企业的做法，只是媒体的生态模型比较简单。即：用好的内容吸引读者，再将读者的眼球贩卖给广告主。这个模型虽然小，但在今天却依然适用。笔者创立的公益平台依然是这个简单的方法，将关注公益的高质量人群聚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商业价值。
当然，真正的生态企业绝不会如此简单：品牌价值带来的粉丝经济、影响力投资，社群聚合带来的行为数据挖掘；产业链衔接中带来的资源整合与产业链联动；行业需求中的多点需求共同用户群整合与打包服务；以及多元联动下的泛资本运作模型等等；这五个核心价值的整合联动都是公益项目转型社会企业可选择的模式。关于生态型企业的一些具体方法与案例，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将在我的新书《企业公关实战》里进行阐述。
这些方法事实上都在被广泛采用，然而并没有人进行过梳理与分析，并总结出实用的方法。同时，社会企业的创立者们经常陷入两个前置区：一是对某些弱势群体进行资源补贴式的商业服务，例如低息贷款、特定人群的补贴服务，这实质上依然是“伪企业、真公益”，并不具备在市场中活下去的能力，自然也无从改造市场需求，促其向社会需求靠拢；二是通过迎合现有市场需求直接赚钱，然后再去补贴，这是“真企业、真慈善、伪社会企业”，其问题是并不能真正帮助全社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但在目前阶段，至少能够为这两个共识提供传播渠道，同时也确立了“担当者共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需求都需要公益组织来承担，同时也不是所有的公益项目都适用于社会企业模式。只有社会需求与公众需求、市场需求距离较近的公益类型，有机会成为社会企业。我们知道公益可以分为苦逼型、创新型、先知型三种类型（此前在《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一文谈过，在此不再赘述），其中因社会需求本身的隐蔽性、转化渠道不畅的问题，导致大量公益模式只能继续沿用“筹款-实施”的公益路径，跨入将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结合，并实现自盈利的路径还很漫长。另外，政府对社会需求重点的投资与扶持，公益组织孱弱的行动力能否接单，也是一个大问题。
（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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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IIGF观点 | 日本转型金融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作者：胡晓玲、郑衍治，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2022-09-06
2020年以来，转型金融越发受到各国和国际组织的重视，相关标准和转型金融工具不断推出。在此过程中，日本积极推动转型金融的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效。本文在说明日本转型金融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挖掘其良好的经验和做法，以为我国转型金融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
一、 日本碳排放现状及碳中和目标
日本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1979年前由于日本环境污染严重且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开始确定以环境治理和发展新能源为主的减碳政策。1997年日本发布《关于促进新能源利用措施法》，并于2002年出台配套政策《新能源利用的措施法实施令》，推动电力企业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电力。2003年推出中长期能源政策指导方针《能源基本计划》，并每隔3年修订一次，2021年10月已发布第六期能源基本计划。从数据看，2013年日本碳排放量达到峰值，为12.36亿吨，人均碳排放量9.7吨，得益于2013年推行的能源改革，随后CO2排放量逐年下降。到2020年，日本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分别降至10.24亿吨、8.2吨。
分行业看，根据国际能源署2019年数据，电力及热力供应部门是第一大排放源，CO2排放量为5.06亿吨，占比47.91%。交通和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2.01亿吨、1.89亿吨，各占19.03%、17.89%。剩余部门如农渔业、住宅、商业及公共服务等占比则为15.15%。
图1：1990-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来源：国际能源署，IIGF）
日本确定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2020年10月，日本首相宣布2050碳中和目标，并于2021年5月通过《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以立法形式明确碳中和目标。2021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最新版《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重点以海上风电、氨燃料、氢能、核能、汽车和蓄电池、半导体和通信、船舶、交通物流和建筑、食品、农林和水产、航空、碳循环、下一代住宅、商业建筑和太阳能、资源循环、生活方式等14个领域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图2：日本绿色增长战略中已制定实施计划的14个优先领域
二、 日本转型金融发展现状
转型金融相关标准逐步推出。2020年日本政府认为在其已实现连续5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下，仍需针对更广泛的领域（如能源系统和难以减排的部门）进一步减排，并为长期的低碳化或去碳化研发提供资金支持，有必要制定一套向《巴黎协定》目标过渡的气候转型融资原则。为此，2020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气候转型金融原则概念文件》，认为气候转型金融应被定义为向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国家自主贡献减排目标转型的企业提供融资，包括初始投资和再融资。同时，国家和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在全球价值链角色不同，气候转型金融原则应体现包容性和灵活性。
2021年5月，基于ICMA《气候转型金融手册》，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环境部联合发布《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简称“《指引》”），为在转型金融市场发展初期时给予金融机构、企业和相关参与者提供转型融资指引。《指引》指出只要满足转型融资四个关键要素的金融工具都可视为转型融资，包括转型贷款/债券、部分绿色贷款/债券和可持续挂钩贷款/债券。这四要素包括发行人气候转型战略和公司治理、业务模式中环境要素的重要性、气候转型战略科学的目标和路径、信息透明度。
图3：日本《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转型金融工具范围（来源：日本《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
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基于《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连续发布钢铁、化学、造纸和纸浆、水泥、电力、石油、天然气等7个领域转型金融路线图，明确这7个领域转型的技术路线图和时间。并于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组织金融机构进行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压力测试。2022年8月26日，《气候变化相关风险情景分析研究报告》发布，针对日本三大银行和三大非寿险公司，以NGFS三大情景（2050净零排放、推迟转型和当前政策情景）为基准，衡量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通过信用风险对银行财务的影响（保险公司则主要考虑物理风险）。
为碳中和投资提供税收优惠。2021年8月起，日本开始实施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税收减免或特殊折旧。针对购买符合税法规定的具有显著脱碳效果产品的生产设备和购买符合税法规定的促进生产流程脱碳化且提高增加值的设备的两类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具体为三年内碳生产效率高于7%的企业可享受5%税收减免或50%特殊折旧，碳生产效率高于10%的企业可享受10%税收减免或50%特殊折旧，以激发企业使用环境友好型产品。此外，日本政府还设立数字化转型投资促进税制，对购买符合税法规定的设备和软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具体为按设备和软件取得价款的3%直接抵扣法人税或按取得价款的30%给予特别折旧，对跨企业集团数据共享和合作的情况最高可抵扣取得价款的5%。
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2021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成立2万亿日元绿色创新基金，用于需要长期持续支持的领域，包括《2050年碳中和绿色成长战略》所提及的14个重点领域，如CO2分离和捕集等技术开发、钢铁领域高炉氢还原技术和直接氢还原技术开发应用、水泥行业减碳技术开发等。该基金要求建立恰当的激励制度，将针对不同领域决定资金分配额度，并设立工作小组以审议融资计划的优先级和金额适当性。从支持力度看，以化学领域碳回收技术开发项目来看，项目总投资1561.7亿日元，基金支持金额1077.3亿元，占总投资比例为69%，支持力度较大。此外，根据2022年2月日本政府发布的《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修正案，计划于2022财年出资200亿日元设立政府“减排”引导基金，重点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废旧塑料循环利等项目提供股权融资或贷款，力争通过财政资金杠杆放大效应实现1000亿日元左右的项目规模。
表1 绿色创新基金所投的部分项目表
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IIGF
日本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2021年进入爆发期。2019年11月日本首笔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SLL）发行以来，截至2021年底，SLL新增发行规模达到3574亿日元，同比增长414%，发行数量为56笔，同比增长522%；截至2022年7月末，SLL新增发行规模为2726亿日元，超过2021年三分之二。SLL发行规模急剧增长主要得益于2020年日本环境部出台的《绿色贷款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指引》。从可持续性绩效目标SPT选择来看，主要以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加为主。
图4：日本可持续发展贷款发行规模和数量（来源：日本环境省，IIGF）
日本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快速增长。2020年10月日本首笔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发行以来，截至2022年7月末，日本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累计发行数量21笔，累计发行规模42100亿日元，平均单笔规模高达2004亿日元。从可持续性绩效目标（SPT）选择看，以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目标和碳披露计划（CDP）得分目标为主。
图5：日本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发行规模和数量（ 来源：日本环境省，IIGF）
三、日本转型金融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一）设立政府低碳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支持高碳行业转型
根据日本政府测算，2万亿日元的政府绿色创新基金可撬动企业15万亿日元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2020年7月15日，我国成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重点投资绿色交通和清洁能源等绿色领域。而对于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虽然2021年10月发布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22年5月发布的《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均指出要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支持传统产业和资源富集地区绿色转型，但我国尚未明确具体推出时间和运作模式，因此，可借鉴日本绿色创新基金运作模式的经验，因地制宜发展我国低碳转型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支持高碳行业转型。
（二）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进行低碳投资
日本实施的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和数字化转型投资促进税制对提升环境友好型产品市场规模和加强数字技术服务绿色经济能力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根据日本政府测算，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在未来10年可拉动约1.7万亿日元的社会资本。在中国，《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指出要“研究支持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更好地发挥税收对市场主体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可借鉴日本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实施经验，研究制定我国的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
（三）高度重视低碳负碳技术研发，推动成为产业发展新引擎
从日本对《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中14个领域所支持的项目以及钢铁、水泥等7个领域转型技术路线图看，日本高度重视碳中和领域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给予较大的支持力度，旨在推动日本产业升级。而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时间，碳中和任务艰巨，低碳负碳技术将在碳达峰到碳中和阶段发挥重要作用，应重视低碳负碳技术研发，对技术的研发和市场化应用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尽早推出高碳行业转型路径图，目前我国已进行相关标准研究，2022年7月底，人民银行表示将开展建筑、建材、钢铁、煤电、农业等领域转型金融标准研究，届时转型金融标准的推出将有助于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
作者：
胡晓玲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郑衍治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研究中心科研助理
研究指导：
崔 莹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
参考文献：
[1] 《气候变化相关风险情景分析研究报告》.
https://www.fsa.go.jp/common/about/research/20220412/20220412.html
[2] 日本立法新设政府“减排”引导基金.
http://japan.people.com.cn/n1/2022/0211/c35421-32349864.html
[3] 实现双碳目标的财税政策工具——以日本为例的分析.
http://ijs.cssn.cn/xsyj/xslw/rbjj/202207/t20220719_5418478.shtml
[4] 国外主要经济体减少碳排放的政策与启示——日本篇
https://new.qq.com/rain/a/20211124A0B9S700
（本文首发于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获其授权转发）
-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IIGF）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是国内首家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为目标的开放型、国际化的研究院，2016 年 9 月由天风证券公司捐赠设立。研究院前身为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1 年 9 月，研究方向包括绿色金融、气候金融、能源金融和健康金融。绿金院是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并与财政部建立了部委共建学术伙伴关系。绿金院以营造富有绿色金融精神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氛围为己任，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智库。
延伸阅读：
创新故事｜Cambio ：利用AI帮建筑脱碳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作者：莎拉· 默里（Sarah Murray），旧金山，2022-08-09
译者：JM山谷
当用全新的解决方案颠覆所处的行业时，你必须对事业充满热情。
——莱娅·德·古兹曼
2013 年，莱娅·德·古兹曼（Leia de Guzman）还是加拿大女王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在建造太阳能房屋的校园项目时，她了解到建筑物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到全球总量的40% 。作为一个“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概念充满热情”的人，德·古兹曼看到了通过改变建筑环境实现气候目标的巨大机会。
她和团队研究了可应用到建筑领域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在照明、供暖、制冷、电器和电梯等方方面面降低建筑物的碳排放。“我们发现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技术了”，当时正在攻读环境科学和商业双学士的德·古兹曼幡然醒悟。
现如今，德·古兹曼创立了一家名为 Cambio 的人工智能公司，帮助全世界的建筑脱碳。因此她也获得了斯坦福商学院“气候解决方案奖”。她与联合创始人斯蒂芬妮·格雷森（Stephanie Grayson），也是她斯坦福商学院的同班同学，正在开发一个软件平台。该软件平台为商业地产的所有人和使用人提供建筑实现零碳所需的各类数据。
为实现项目影响力最大化，她们将重点放在了存量建筑上，而非新建或建成不久的。因为，存量房产的碳排放量占到地产行业总排放量的 75%，其中商业地产占到很大比例。而且，德·古兹曼曾经效力的公司在加拿大、欧洲和亚洲投资多个地产项目，总投资额达70 亿美元。她发现，世界上大部分的房产都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机构投资者、商业业主和大型企业租户。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何鼓励这极少数人实现建筑脱碳。德·古兹曼对此提出了一个清晰的方向：“针对该群体你开发软件”，她说，“这就是我们正着手做的。”
发现问题
将存量建筑改造成低碳、可持续的建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首先，新建筑可以在施工过程中轻松融入最新的技术、使用最新的材料和系统来实现低碳，而存量改造要面对的是已经存在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建筑结构。
此外，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房地产行业落后于其他行业。德·古兹曼曾在牛津地产集团工作。“我亲身体验过商业地产行业的非数字化程度”，她说，“但既然人工智能可以在消费零售或运输物流行业广泛应用，为什么房地产行业就不行？”
建筑脱碳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正推动房地产行业披露更多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有些地方甚至要求建筑项目公开展示能源证书，将评级低的建筑列入“黑名单”。与此同时，企业租户、业主和投资者正在制定雄心勃勃的净零目标。“这是房地产行业历史上第一次，所有利益相关者都目标一致”，德·古兹曼说。
然而，目前改造大型商业建筑很麻烦。“它是项体力活，成本高昂、表格化工作，这些导致了孤岛决策”，德·古兹曼说，“因此，业主和企业租户无法优化时间和资金部署。”
她还指出，当前的顾问咨询服务商倾向于仅关注一个个的单体建筑，并且大多数都没有提供如何基于数据来开展工作的步骤建议。“商业地产的经理目前还处在碎片化信息的用户体验中，所以很难有更多的见解。”
新颖的理念
Cambio 提供的建筑概览里会显示哪些建筑在节能和资源消耗方面表现出色，哪些需要升级。通过提供数据驱动的视图，帮助客户了解整个地产组合的重点。
“从此以后，不需要冗长的图表，只需在Cambio里双击建筑级别，客户就能准确查看每栋建筑该执行什么样的操作。无论是升级照明还是更换空气调节系统HVAC，在Cambio都一目了然”，德·古兹曼说，“建筑是包含着多种复杂的设备的综合体，可采取多种手段来提高这些设备的使用效率并延长它们的寿命——这就是机会所在。”
Cambio 采取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从数字图像等视觉记录中提取信息）等技术，从水电费账单、建筑许可到施工和翻新记录等方方面面获取数据。
除了推荐建筑脱碳所需的工作部署和步骤之外，Cambio 还为客户查询出各种可用的绿色贷款、退税和其他财务激励措施。“这是我们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她说，“我们在整个推荐系统中覆盖了 ROI （投资回报）和监管影响等指标。”
德·古兹曼 也知道，要想在建筑行业推动大规模变革，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必须简单易用且流畅。“我们致力于提供单一应用程序，为您的改造更新之旅提供一站式服务。”
创新者
完成本科学业后，德·古兹曼已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在哪里工作——牛津地产集团（Oxford Properties）。
牛津地产集团的控股股东是加拿大安大略市职工养老保险基金OMERS。牛津地产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碳减排目标。“他们是北美首批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房地产公司之一”，德·古兹曼说，“令我兴奋的是，牛津地产通过‘投资’在世界给自己打上了‘可持续发展’的标记，所以是我职业的不二选择。”
没有业界人脉怎么办？德·古兹曼到处打电话。她曾给70多位多伦多的房地产高管写邮件、电话营销自己，坐三个小时的巴士去见任何愿意面见她的人，哪怕只有几分钟。“我就是这样找到梦想的工作的”，她说。
这种决心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她的出身。德·古兹曼出生在菲律宾的一个小渔村，小时候随家人移居加拿大。“在一个移民家庭长大，这让我分外努力的学习”。正因此，她获得了女王大学全额学术奖学金。
除了职业道德，德·古兹曼还有一种对于创始人而言至关重要的使命感。“这绝对重要，尤其当你冒险去做某件事时”，她说。“当你用全新的解决方案颠覆某个行业时，你必须对这份事业充满热情。”
当然，运气也发挥了作用。在攻读斯坦福商学院 MBA 之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德·古兹曼最终成了格雷森的室友。格雷森后来成为了Cambio的联合创始人。除她自己外，班上仅有两位同学有房地产投资背景，格雷森就是其中一位。德古兹曼说：“走到现在，我感觉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是命运的安排，就好像是命中注定。”
英文原文 编者注：- 牛津地产集团(Oxford Properties)从事的房地产领域涉及投资、开发乃至后期的管理运营等方方面面，为住房和城市生活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创造了完整的服务。管理四大洲和八个部门的业务和房地产，约1.5亿平方英尺的商业空间，3000间酒店客房，10000套住宅单元和大量的信贷组合。除了多伦多的安永大厦总部之外，服务分支机构遍布伦敦、纽约、卢森堡、悉尼、新加坡。
- 安大略市职工养老保险基金The Ontario Municipal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OMERS)，是加拿大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截止2021年底，该基金总资产高达1210 亿美元，投资遍布全球。据加拿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止2020年底，加拿大的养老金管理总规模为4.6万亿美元。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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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稿酬将由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与上述赞助人联合捐助给选定的公益项目。
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的真相与隐忧（一）
作者：鲁达，2018-09-09
当企业家们开始学着做公益时，社会企业已经成为公益界最热的话题，尽管社会企业的倡导者们在不断推动，然而，对社会企业的思辨与讨论却从未停止过，关于社会企业的概念、认知以及细节，也从未清晰过。
关于社会企业的一个最大质疑，便是到底什么样的企业才算社会企业。
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07年成立了社会企业研究会，并于次年发表了首份报名，估计日本社会企业的市场规模约2400亿日元，社会企业数目约8000家，从业人数32000人。研究会的定义简单直接：所谓社会企业，就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从事营利活动的事业体。2010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文章进一步解释：社会企业指的是以残障者支援、育儿支援、扶贫帮困、振兴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等社会问题为目的，具有可持续性的商业活动。社会企业与以往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不同，与行善、不收取报酬的志愿者活动不同，社会企业将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创造新产业、新工作方式的生力军，是一种新型的事业型态。
中国的公益领袖徐永光先生则表示，我理想中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是在社会收益为先的前提下，让创办人把社会理想和个人发展包括经济收益的需求切合到一起，让社会企业的理想不仅成为少数圣徒，少数不是正常人他们的选择，要适合许许多多有社会理想，有能力的普通人，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社会企业运动。
香港“社会创业论坛”主席谢家驹则提出，社会企业必须符合的两个基本条件则是有颇大的共识：其一，社会企业必须有清晰的社会使命；其二，社会企业必须能够创造收入与利润，让自己能够持续经营。
这些定义看起来非常清晰，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很大的问题。站在商界的角度看，社会企业的概念却有很多问题。
首先，任何一家企业，都是源于市场需求（及潜在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本身也都是源于社会需求，并被市场加以一定程度扭曲而产生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说过“哪里有社会痛点，哪里就有市场商机”。今天任何一家企业都有使命、愿景、价值观这三个企业核心价值管理要素。我们很难找出一家不承载社会使命的企业——除了烟草与毒品交易。
跨界企业与公益的黑客老鹰也说，如果仅仅考量社会价值，那阿里巴巴、百度、腾讯都是社会企业。当然，如果从公关通稿看，我们几乎可以认为所有的企业都是社会企业。
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老师则直接表示，关于社会企业的乱象在于要么泛化概念，把社会责任企业等同于社会企业，要么窄化概念，让社会创新型商业企业敬而远之。
社会企业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去探索：一方面我们看一下公益组织的企业化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既然说法是“社会企业”而不是“商业伦理”，那么显然其模式更贴近企业，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企业的社会化进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企业的社会化模式对社会企业界有更多的借鉴价值。
责任、公平、生态：商界的三种社会企业前身模式
企业界目前阶段就如何将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融合，有三个不断逼近社会企业形态的发展模式，商业界正在通过责任企业、生态企业、公平企业三种典型做法来向社会企业这个终极形态靠拢。
责任企业，即以社会责任体系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企业经营模型，我们可以用一张图来表示：
生态企业则是目前概念还不明朗的一种企业经营模式。公开有过的研究者，我只看到过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廖建文的一次讲演。而在实操中却已经有大量企业在这样操作。如阿里巴巴、腾讯、乐视。
生态企业这个名词看起来很宏大，其实与责任企业殊途同归。其核心要点都在于与社会大生态的联通，以及社会资源的调用。笔者因长期致力于企业生态的研究和外部资源的整合，对生态企业的模型也有一些浅陋的认知，主要是下面两张图：成熟市场与创新市场两个领域的生态型企业运维模型。
可以看出，生态型企业只不过是将责任企业换了一个角度。完全从企业自身利益来看，企业要做大做强，也必须将企业核心价值、企业内部生态、产业协作生态、社会大生态进行综合考虑。这一点在互联网行业已经成为共识，主要是由于互联网行业的跨业竞争、混业经营、降维打击是常态，不关注生态的互联网企业，永远不知道自己会被哪里来的创新者一夜之间取代。
餐饮业的精细化管理龙头海底捞也已经殊途同归，从精细化管理中走到了生态化的阶段。据悉，海底捞将把部门独立化，成为开放的生态型企业。这也可以看到，即使是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价值第一的思维模式，生态型、责任化也都是企业的发展趋势。
公平企业则是以公平交易为核心原则的企业，本质则是对自然资源的自然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进行重新审视，并重新定价，而不仅仅根据市场定价。“消费升级+文化消费”的大趋势下，公平企业一定是未来的趋势。无数公平企业组合成的市场生态与社会生态、自然生态，才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未来。但今天，责任型、生态型的可持续模式显然更具现实性，CSR体系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简单易行的指导规则，生态思维则为更具商业智慧的经营者提供了指数级成长的捷径。
从其本质来讲，公平企业、责任企业、生态企业都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优秀模式。其中公平企业相对于责任企业、生态企业，其思考的可持续哲学、受益者范畴及生态范畴更深远、也更宏大。责任企业或者是在CSR2.0、CSR3.0划定的生态共生区里做自律，降低企业追逐商业利益造成的社会与自然损耗，或者是在CSR4.0领域里找机遇。生态企业是通过社会生态的资源整合来获取跨业、混业、升维的成长机会。公平企业是在第一天就开始用更高的社会认知思维来分析人类每一种消费真实的自然与社会成本，而不是仅仅立足于市场规则体现出来的货币成本量化结论。
这三种模式，在目前阶段，都已经与社会企业的思维有所重叠。尤其是公平企业与CSR4.0企业，其道德基础与社会综合价值的要求已经超出了社会企业的现有要求很多。然而，除了公平企业大多来自公益慈善领域，责任型企业、生态型企业都是由商业组织原生而来，其核心指导思想依然是立足市场需求，责任企业是在追逐短期利润的同时观望长期增长，而生态型企业的出发点则是借力产业与社会资源进行快速扩张。
与社会企业的概念相比，责任企业、生态企业这两种“在商言利”的概念更容易获得今天商界的追捧。即使是纯粹的商业组织中，也出现了阿里巴巴这样坚持“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非利润单一指标型的企业。当然，如果阿里巴巴再前进一步做成“社会第一，客户第二，员工第三，股东第四”，就已经可以算是社会企业了。如果再加入对“人与自然”的思考，就可以算是责任型企业了；如果再加入对“社会阶层的机会补偿”就可算是公平企业了——但这样的阿里能否在今天的市场阶段存活，会是个问题。
一家企业到底是以社会价值为导向顺便盈利，还是追逐商业利益的同时兼顾CSR或“慈善捐资”，抑或仅仅是将“社会生态思维”作为商人的格局与智慧，仅仅从其经营管理的行为及其企业文化的传播中，是无法识别的。我们无法做“诛心”之论，即使是作恶公司的典型百度，我们也很难举证证明李彦宏到底是为了给社会提供普惠、免费的信息服务而不得不想方设法赚钱，还是李彦宏为了赚钱而不得不首先给用户提供免费、普惠的搜索服务。
（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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