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不是选修课，是每位家长都必须面对的育儿必修题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 , 上海， 2025-09-08
朋友聚会时不免要谈到孩子的，F谈及步入初中的女儿已和他讨论和男孩子接吻的感受了。我不由地惊叹于如今10后孩子这么早熟，同时提醒他及时对女儿进行生理卫生教育。许多父母因文化禁忌错失教育良机。父母作为法定第一监护人，既是孩子的生理保护者，更是其人格塑造者。正如社会学家李银河所言：“性教育的本质是人格教育，而非单纯的生理知识传授。”
教育前置：从“不晚”到“及早”的转变
当我们回避性教育时，孩子只会通过更危险的渠道获取信息。我国每年约有7.5万例未成年人流产手术（国家卫健委统计中心数据），而性犯罪案件中未成年人占比连续三年超过5%（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司法大数据）。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因性教育缺失而付出惨痛代价的青春。
我国古代“男女七岁不同席”的训诫，蕴含着对儿童性别意识萌芽期的科学认知。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研究发现，接受过早龄边界教育的儿童，在青春期遭受性侵害的概率降低81%。美国性信息与教育委员会（SIECUS）建议，性教育应从学龄前开始分阶段进行：
3-6岁：建立身体权意识，学习隐私部位保护
7-12岁：了解生理变化与人际边界
13岁以上：探讨亲密关系与责任意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也提出“三级防护”：
一级防护：家庭性教育（0-12岁）
二级防护：学校社区协同（13-15岁）
三级防护：法律权益教育（16-18岁）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人类发展八大阶段理论中指出，青春期（12-18岁）是形成自我认同的关键期，其中性别认同是核心环节。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2019年研究证实，接受系统性教育的青少年，其性别认同障碍发生率比未接受者低67%。
父母在这方面能做些什么呢？父母应该学习什么，能为未成年的孩子们筛选什么样的知识或信息呢？在如今AI时代，信息从来不匮乏，但优质的个性化的知识其实需要花时间筛选。Linn利用业余时间建立的网站KnowSex正是这类知识的整合平台，尽管其初衷并非专门针对父母教育孩子。
KnowSex：从个人想法到行动，汇集志同道合者
KnowSex是一个非营利项目。第三方数据反映出青年群体对性知识的主动需求——“自2021年运营至今，KnowSex每年吸引约百万读者，能为这么多人提供帮助，我满心欢喜。我们未主动收集用户年龄与性别数据，但第三方数据分析机构Similarweb的分析显示，KnowSex的用户年龄集中在18-24岁（32.52%）和25-34岁（34.94%），性别男女比约为2:1（66.99%：33.01%）。虽数据准确性存疑，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定参考”，Linn如此回复JM的邮件采访。
Linn，业余性教育者，KnowSex 发起者，希望通过整合性教育资源、构建开放访问性教育资源的环境以促进中文性教育发展。
这是她提供给JM的自我介绍。出于尊重Linn对自身隐私信息的保护，JM通过邮件采访了她。谈及是什么触动她来创办KnowSex时，她说，有段时间受到性相关的悲剧新闻频繁冲击，感到性别对立与隔阂日益加剧，让她陷入了政治性抑郁与不安。2020年末，她意识到性教育缺失或许是这些悲剧背后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性教育能普及的话，这些事情也许会好转。
通过观察，她发现许多人连基础的生理结构都不甚清楚，“创办初衷很简单——希望至少每个人可以获得基础性知识科普资源。也就是，至少要了解人类的身体结构、性器官的相关构造、人类的生殖过程。另外，我们希望可以暂时弥补社会对性教育的需求和现实之间的短缺，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
将想法转化为行动向来不易，Linn之前有许多想法都止步于“想”，但KnowSex是特例。要“创”个什么，是输出也是输入，本质也是在进行自我教育。Linn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传资料中汲取灵感，开始独自探索性教育的普及之路。她发现在中国大陆，性教育在K12阶段被零散地嵌入生物课、道德与法治课等课程中，但课时有限，难以全面覆盖。政府在性教育领域虽有过积极尝试，却因各种原因效果有限。互联网时代，个人主动获取性知识也面临重重阻碍。知识碎片化，让系统性教育难以企及；平台对性相关内容的严格管控，使直观知识获取愈发困难。科普工作需要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携手共进，KnowSex应运而生。
运营过程中难免遭遇诸多阻力。部分中国大陆的App和浏览器屏蔽KnowSex网站，导致许多中国大陆读者无法直接访问网站。此外，商标纠纷问题也曾让她们陷入困境，并遭受资金损失。所幸有热心的读者朋友们伸出援手，帮助Linn填补了亏损，让人倍感温暖。“即刻App的热心律师@黄粱一梦董二千，在我对诉讼知识一无所知时，为我详细解释了诉讼的基本知识，剖析当下情况，指引我前行方向。法律援助中心的师生们也热情相助，为我分析情况，提供应诉或和解的详细指引。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不再觉得无助”，Linn在网站上发布了公开信回溯了商标诉讼事件的前因后果，并感谢了这些网友。
从最初的一人团队，到如今逐渐壮大，KnowSex的工作架构不断完善，涵盖技术部、社媒运营、编辑部、复信组等多个部门；通过小红书、不记名系统、电子邮件等渠道与读者积极互动，解答他们的疑惑；每年约百万读者来访量也让她们坚信是所做的事情有价值的。不过Linn也坦言，“可能 KnowSex 的作用非常有限，但我秉承着做了终归比不做好的理念，自认为这个项目终会帮到一些人。
Linn有全职工作，网站是忙里偷闲在运营，平时抽出的时间较少。她说，其个人投入资金最大的时候是在建站伊始和被诉讼时，其他时间段网站的账本能够自负盈亏——在读者的支持下自负盈亏。“目前存续良好。读者都是自发支持的，我们在资金比较紧张的情况在每页和主页挂了一个小提示条，希望有想法的读者可以帮助我们平衡收支，良性循环。”
KnowSex网站上公开读者们的赞助款和使用细目。 JM发现2024年单笔赞助金额从1元到200元不等，大多在10元以下，网站每年运营成本不过百来元，主要是域名费用，因访问量增大，从使用付费服务器开始，年度支出也才千元出头。因网站小伙伴都是义工，不列支。如果她们的人工计入项目运营成本的话，自然是会入不敷出。这也是大多数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的现实情况。
“网站并不容易商业化，而且商业化后我担心网站会有所变化。但如果资金条件允许，且能够得到一笔工资支持运营人员的生活成本，也许会考虑全职运营”，Linn的考虑也贴合现实现实。理想总需要人买单，没有他人来买单那就自己买单。
被“墙”的背后是观念的壁垒
近年席卷全球的Metoo（我也是，又称为“反性骚扰运动”）让大家看到了绝大部分受害者及其家人和组织，因各种原因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对各种环境下发生的性骚扰选择了沉默以对。人就这么长大了，但伤痛依旧在，一直需要一个机会去治愈。辛芷蕾主演的话剧《初步举证》里有一句台词：每三名女性中就有一人曾遭受性侵。也许，实际的数字比这个比例大的多，且受害人不仅仅是女性。
沉默不是保护，只会让伤害更隐蔽。如果父母敢于打破沉默，如果学校与社会形成合力，性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滋养青少年成长的土壤而非禁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坦然认识自己，拥抱健康的人生。
谈及到对学校教育系统针对性教育的观察，Linn认为，“教育是个受到多方因素影响的过程，要靠教育者发挥自身专业素质和受教育者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完成。当前在课程的设置上虽少但仍有所帮助。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课程可能不够吸引人，以及受教育者是否会认为这节课不考试不重要、或者认为是‘水课’。北京大学开设的有一门《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通选课，广受学生欢迎，我认为是可以供其他高校学习的。”
性教育的缺失从来不是技术的困境，而是观念的壁垒。性教育的困境本质上是社会观念的折射。真正的保护不是筑起信息的高墙，而是点亮认知的明灯。当每一个家庭都能坦然面对性教育，当每一位父母都能成为孩子第一任性教育导师，我们才能真正打破代际传递的沉默与创伤。
在性教育这条漫漫长路上，KnowSex这样的NPO或许是渺小的，但用知识的光芒驱散无知的黑暗，能让这个世界因性教育的普及而少一些悲剧，多一点美好。
弗洛伊德说：“一切压抑终将以更丑陋的方式回归”。唯有以科学驱散蒙昧，以对话替代回避，才能让青春不再因无知而付出代价——这不仅是父母的责任，更是文明社会对下一代最郑重的承诺。寄望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信息审查员和对应部门的管理者能提升这方面的认知，简体中文网络世界的内容在安全之余能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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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陈娅 , 武汉， 2025-08-24
援笔启思，思以致远
两位拥有高学历的中国成年女性，在繁华都市中的出租屋内饿死——这并非虚构情节，而是分别真实发生在2023年日本东京与2024年中国陕西咸阳的事件。
与许多人一样，我的第一反应也是质疑其真实性；经查证后，却在错愕之余更感唏嘘。网络上有诸多流传播散，却鲜有人深入剖析她们心理状态的演变过程，或其与家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导致她们心理困境的具体成因已难以追溯，笔者仍希望尝试略作探析，以期从中获得某些反思，在认识世界和自己的过程中，能与自己和解；在教育未成年的孩子的过程中，能好好引导他们，建立健康的心理体系，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
从共性来看，这两位中年女性都未能实现理想的生活——一位离乡背井，执着地试图融入理想的异国环境；另一位则多年持续报考公务员却始终未能“上岸”。她们同样缺乏积极谋生的意愿，导致经济上无法独立，也同样与家庭切断了联系。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说，二人都属于慢性自杀。她们并非单纯“饿死”，而是在与“意义的虚无”进行一场绝望的抗争之后，选择了“自我删除”。
一、“超越性病态”（Metapathology）的视角
两位高学历女性在物质相对丰富的环境中“饿死”的悲剧，从表面看，违背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优先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原则。
马斯洛理论常被误解为必须100%满足低层需求才会产生高层需求。但马斯洛本人认为，这种顺序并非绝对。大多数人各层次需求是部分满足和部分未满足并存，并会相互交织影响。对于许多高度理想化、追求精神价值或存在强烈荣誉感的人而言，高层次需求（如尊严、自我实现）的严重受挫，确实可能压倒其对基本生存需求的渴望。历史上的一些绝食抗议者或“不食周粟”的典故，也体现了在特定情况下，人对信念和尊严的追求可以超越生存本能。
马斯洛在后期理论中提到，当一个人高层次需求（如自我实现）受挫，尤其是存在主义价值（如真理、美、正义、意义感）缺失时，也可能引发一种严重的心理病态，他称之为“超越性病态”。
这两位女性的选择并非简单地“违背”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而是悲剧性地演示了当高层次的需求（如爱、尊重、自我实现）被极度扭曲、挫败，并与个体的自我价值感病态地捆绑时，如何可能压倒甚至摧毁了对最基本生存需求的渴望。它更多地揭示了在特定社会文化、家庭结构和个人心理特质下，追求卓越的动机如何可能异化为自我毁灭的驱动。
因为人的动机和行为是复杂且深受心理和环境影响。健康的自我实现，应建立在对自我价值的无条件认可（即使遭遇失败）和现实的支持性关系基础之上，而非建立在僵化、狭隘且充满压迫性的“成功”定义之上。
“完美主义”与“病耻感”的绞索
对于许多从底层通过教育打拼上来的孩子，“成功”不仅是个人追求，更承载着整个家庭的期望甚至解脱的希望。一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大学生，可能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和家庭期望。这种压力可能转化为极端的完美主义。她们将自我价值完全绑定于“成功”这一结果。一旦受挫，强烈的“耻感”（认为自己是家庭的耻辱、失败的符号）会吞噬一切。咸阳女子的父亲按其当地风俗未让女儿骨灰入祖坟，这或许也反映了某种社会文化压力。这种“无归”的恐惧与羞耻，可能比饥饿更难以承受。
“关系创伤”与“自我惩罚”的绝境
自我的“消失”或许是对内在批判声音的最后屈服。她们可能长期生活在“只有成功才值得被爱”的关系模式中（可能源于家庭或社会比较）。当无法达成目标时，她们内心可能有一个严苛的“批判者”不断重复“你毫无价值”、“你不配吃饭”、“你让所有人失望”。于是，“不再消耗资源”的自我惩罚，乃至自我删除，就成了这个内在批判声音的终极执行。“饿死”成为一种被动且彻底的自我否定方式。
“理想化”与“现实感脱节”的囚笼
东京女子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极端认同和对现实的否定本身也是一种脱离现实、沉浸于理想化世界的表现。当一个人将全部精神寄托于一个极度理想化且脱离现实的目标（无论是“绝对公平”、“纯粹的成功”还是“完美的彼岸”），而现实又不断给予打击时，可能导致严重的认知失调。为了维持心理上的一致性，个体可能会选择否定现实（包括自身的生理需求），最终被困在自我构建的囚笼里，无法对外求援或采取现实的生存策略。
这两位女性对“成功”和“意义”的理解可能非常狭隘和僵化。例如只有“考上公”或“在国外出人头地”才叫成功。当这个唯一的、被极度理想化的目标无法实现时，她们可能陷入了一种深刻的存在主义绝望和价值观崩溃之中，觉得“一切都完了”。这种意义的彻底丧失所带来的痛苦，可能远超生理饥饿的痛苦，使得维持生存变得无关紧要。
二、虚无主义的深渊vs存在主义的重压
从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和虚无主义（Nihilism）的哲学视角看，她们的行为是当“存在”本身的重压与“意义”的彻底真空相结合时，一个个体可能做出的终极反应。
虚无主义并非主动选择“无意义”，而是发现所有预设意义都不可靠后的一种幻灭状态。
两位女性的人生轨迹，都遵循着一个清晰的、被社会广泛认可的“意义公式”：
寒窗苦读 → 金榜题名 → 获得体面工作 → 实现价值/光宗耀祖。
这个公式是她们对抗虚无的铠甲。然而，现实无情地击碎了这个公式：咸阳女子的公式在“获得体面工作”这一步卡死了。多次考公面试失败，证明了她无法兑现“意义公式”所承诺的回报；东京女子的公式更复杂，加入了“逃离”与“投机”（赴日、炒币），但同样彻底失败。
于是，意义的彻底瓦解。她们陷入了消极虚无主义的深渊：如果遵循规则、努力奋斗都无法换来意义，那么一切是否本就是徒劳？“学霸”身份这个曾经的核心价值，在现实面前变得一文不值，反而成为一种反讽。
饥饿感是身体最原始的呼唤，是生命寻求延续的信号。但当一个人判定生命本身已无价值时，这种生理信号就被切断了。进食这个行为，本身就被赋予了一种意义——“我要继续活下去”。而当“活下去”的理由消失时，进食也变得毫无意义。“饿死”于是成为一种逻辑终点：既然生命无意义，那么维持生命的活动也应停止。 这是一种将哲学层面的虚无最终转化为生理现实的极端行为，是“虚无”的生理化。
存在主义承认世界的荒谬与无意义，但其核心是一种激昂的号召：即使如此，你也要亲手创造意义！ 而这，恰恰是两位女性无法承受之重。
你没有什么“学霸”或“成功者”的预设本质，你的选择决定了你是谁。对她们而言，这是最恐怖的真相。她们前半生都在努力符合一个“本质”（好学生、成功者），却突然发现这个“本质”是虚幻的。她们被抛入一种绝对的自由中：你现在可以选择成为任何⼈，哪怕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一个回老家的“失败者”。但这种自由没有带来解放，反而带来了存在性焦虑（Angst）。就像一个人站在悬崖边感到的眩晕，这不是害怕坠落，而是害怕自己会跳下去的自由。她们害怕的，正是“我可以选择成为一个“失败者” 的这个可怕自由。
哲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和萨特都论述过，巨大的自由令人恐惧，许多人会选择 “逃避自由”。咸阳女子反复考公，本质上是在逃避选择另一种生活的自由。她宁愿死死抓住旧公式的残骸，也不愿面对“定义新自我”的自由和责任。东京女子投身于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某种程度上也是将自己的“自由”上交，让一种新的绝对信条来告诉她自己是谁，从而逃避自我选择的痛苦。
萨特将这种逃避称为“自欺”（Bad Faith）——欺骗自己，说自己没有自由，必须活在他人的期望中。但当“自欺”都难以为继时（考试彻底失败、投机彻底破产），她们就直面了那个赤裸裸的、毫无借口的存在本身，最终被压垮。
存在主义的创造意义，要求个体承担全部责任。这是一种深刻的孤独。你的意义，无人能替你证明和承担。两位女性切断了所有社会联系（拉黑家人、断绝往来），这既是虚无主义下的退缩，也是存在主义层面上的：他们拒绝再扮演任何角色（女儿、精英），也拒绝承担为自身存在创造意义的绝对责任。 在这种极端的孤独中，“自我删除”成了最终的解脱——不再是“我选择成为什么”，而是“我选择不再成为”。
从存在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视角看，这两起悲剧的深层逻辑是：虚无主义为她们拆解了旧世界，让她们看到曾经赖以生存的意义是虚假的，使她们陷入“为何而活”的虚空；存在主义则向她们展示了构建新世界的可怕自由与重担，而她们在目睹旧世界的废墟后，已无勇气和力量再去亲手建造。
于是，“饿死”成为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行动。它是一种对虚假意义的最终拒绝（我不再玩这个游戏了），也是一种对自由重担的彻底放弃（我也不必再选择如何活了）。这是一种悲剧性的、终极的“非选择”，是灵魂在意义真空中停止呼吸后，身体所做出的最终呼应。
三、与自我和解，拉紧生命之弦
笔者认同“人生本无固有意义”的观点，认为生命实质上是一个自我定义、主动寻求并赋予意义的过程。
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中，一老一少两位盲人以说唱为生，心中始终怀着一个信念：当弹断一千根琴弦时，便能取得药方，重见光明。然而当老瞎子真正弹断一千根琴弦后，却发现所谓的“药方”不过是一张白纸。希望彻底破灭，“他的心弦断了”；他意识到那追寻一生的目的竟是虚无。他在药店门前枯坐数日，于小旅馆中久久徘徊，待耗尽所有积蓄后，想起了自己的徒弟——那个并不热爱说书、一心渴望去看世界的年轻人。师父辗转寻回徒弟，当被问及是否吃下秘方的药时，他说：“我记错了，不是一千根，是一千两百根”。自知余生无多，他嘱咐徒弟继续弹琴说书，并将新的“秘方”封入徒弟的琴槽。就在这时，老瞎子猛然醒悟，记起师公临终之言——“咱的命就在这琴弦上”，并再次对徒弟说道：“记住，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就够了”。
“人的命就像这琴弦，拉紧了才能弹好，弹好就够了”。遗憾的是，前文提及的两位女性，未能拉紧生命的琴弦，也似乎无人为她们封存一份继续前行所需的“秘方”。尽管她们的情况属于极端个案，但现实中亦存在许多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例如那位边做快递员边备考，最终赴港读博的女性；或从民办二本毕业，通过担任北大保安并十年备刻苦读，最终通过法考成为律师的人……这些积极求索的案例虽亦属个别，却无疑更为普遍。
不可否认，在社会转型的阵痛中，许多人面临减薪、失去曾经的高薪体面工作，或长期待业在家等困境，甚至有人选择结束生命（如上海金融业女性或某大厂高级工程师的案例）。但更多的人，选择了直面挑战，例如从脑力劳动者转型为体力劳动者，以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当外在的标签、社会的公式被剥离后，我们是否拥有为自己生命亲手创造并坚守意义的勇气？我们构建的“意义”大厦，是否能经得起幻灭的风暴？
插图：陈娅习作（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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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凯利：以一种新的方式有所成就
作者：Brie Wolfson，翻译：Kimi，2025-06
凯利说他根本不在意输出。对他而言，做就是学的一部分。“我不追终点，只追方向。”
凯文·凯利（Kevin Kelly）并不以一个“伟大成就”闻名，他也无意于此。他拥有创业者们的一切特质——聪慧、勤奋、雄心勃勃、富有远见——却唯独对亲自打造一只“独角兽”毫无兴趣。相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以“好莱坞式”的方式工作：一连串的创意项目。
20 世纪 80 年代初，凯利担任《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的编辑；1985 年参与创办了最早的在线社区之一 WELL；1993 年联合创办《连线》（WIRED）杂志（仍然是这个时代最权威最可信赖的科技媒体之一，凯利仍是该杂志的专栏撰稿人）。
他写了十几本书，发表了数百篇随笔，话题从艺术到乐观主义，从旅行、宗教、创造力到人工智能（早在 AI 成为流行词之前）。
他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是《失控》（1994），曾经被作为《黑客帝国》中所有演员的必读书目。
他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电影《少数派报告》中的“未来学顾问”；《飞出个未来》（Futurama）里著名的“死亡倒计时钟”也源于他——该动画创作者马特·格罗宁听说了凯利电脑桌面上的“生命倒计时钟”后受到启发。
他组织小型徒步团（*Walk and Talk，最近一次是在2023年），在亚洲和欧洲每周步行约 100 公里。
他雕塑、绘画、摄影，与斯图尔特·布兰德是多年好友与合作者。乔布斯在斯坦福毕业演讲里引用的那句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求知若渴，虚心若愚”）就出自布兰德。
为了鼓励“长远思考”，凯利正在得克萨斯州西部一座山里打造一口能走一万年的巨钟，布莱恩·伊诺（Brian Eno）和杰夫·贝索斯都是积极合作者。他推动一个从边缘到主流的“为地球上所有物种编目”运动（现由史密森学会运营）。
他也是“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的早期思考者与写作者，这一理念催生了 Fitbit、Strava、Apple Watch、Eight Sleep、Oura Ring 等产品。
2008 年，他提出“1000 名铁杆粉丝”理论——如果 1000 人每人每年愿意为你付 100 美元，你就能年入 10 万美元，对大多数人来说足够生活——这一洞见几乎为“创作者经济”奠定了基石。
纳瓦尔（Naval Ravikant）称他为“现代苏格拉底”；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说“凯文·凯利写的一切都值得读”；伊诺称他“关于技术与文化最持续发人深省的思想家之一”；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认为“凯文·凯利对技术方向的把握，几乎无人能及”。
凯利这种“好莱坞式”的工作方式一直让我心有戚戚，也是我立志并基本践行至今的方式。然而，工作 15 年后，我却为此感到不安。在硅谷，你会被洗脑：只有创办一家瞄准独角兽的公司，才是有抱负之人唯一的“正路”。
凯利却乐观而坚定地否定了这条路。与他相处一天后，我明白，这次朝圣不仅为我，也为所有想走一条不同影响之路的同行者，争取一份“许可”。
凯文·凯利会说：职业路径“不可读”是好事，说明你在干有趣的事。
我驱车来到凯利位于加州 Pacifica 的工作室——Vallemar 尽头、1 号公路旁最后一栋房子。那是一栋顶着山坡的大谷仓，山坡长满野花和高树。阴天，空气里是大海和桉树味。门口只有一个写着“kk.org”的小牌子，我曾在上面花过几十小时。
推门进去：高高的乐高塔，天花板上挂着 K’nex 雕塑，两层楼高的书墙，书全被翻得褪色卷角，乱七八糟却像真的被读过。小玩意儿堆得到处都是，罐子、盒子、瓶子……
这完全不像“未来学家办公室”，与 X 上疯传的 Japandi 风工作间南辕北辙。但满屋杂物却没有一件像垃圾，每件都像在震动，逼你问：“这干嘛用？”“你从哪儿弄的？”
我正扫视书架底层，凯利出现在室内二楼阳台，邀我上去。他穿着过大的袜子——脚趾那儿空荡荡直晃荡，裤子上是真颜料渍（不是 Rag & Bone 那种做旧）。
上楼时我问他屋里最老的东西是什么，他立刻岔开话题——未来学家果然不爱怀旧。
我慢下脚步，被二楼整墙小玩意吸引。凯利见状，从架子上拽下一块巴掌大的皮玩意递给我。
“你觉得这是啥？”他问。我翻来覆去，想说对答案，又觉得这并不重要，只好尴尬地沉默。他大概是感觉到了，开口：“这是给鹰戴的皮帽。”他在蒙古买的，那儿有驯鹰打猎的传统。气氛一下子松了。
这些小玩意让我们迅速破冰，我感觉读他的书和博客永远学不到这种“精气神”。最终我们坐在书桌旁聊天。
我先问：他看似分散的一生是否有一条主线？杂志、书籍、前沿科技、环保、拍亚洲、教书……
“追随兴趣。”他简单地说。
听起来太轻巧。我说，他追随兴趣的方式有种独特魔力：兴趣不仅是输入，还成了他可以分享给他人的输出。我是否说中了？
凯利说他根本不在意输出。对他而言，做就是学的一部分。“我不追终点，只追方向。”
我问：那“追随兴趣”和“三分钟热度”有什么区别？
“那些在兴趣领域成为传奇的人，从不觉得自己已经抵达。”
谈到激情与痴迷，我问：光有激情够吗？
“够干什么？”他反问，又自顾自接话，“我觉得最无趣的动机就是钱。”他引用沃尔特·迪士尼：“我们不是为赚钱而拍电影，我们是为拍更多电影而赚钱。”
他继续说：“我说的是，对兴趣足够认真，以至于有勇气保持行动。你可以放弃，可以容忍失败，因为你知道明天还有更多的东西在等着你。”
我问：如果想变卓越，专注一件事不是更划算吗？
“卓越（Greatness）被高估了，”他说，“那是一种极端主义，附带极端的恶习。乔布斯是个混蛋，鲍勃·迪伦也是。”
凯利的工作方式开始清晰。
人们描述毕生事业时，总用“疯子般的专注”“不懈追求”这类词。我听投资人说他们想找“肩上有芯片”的创始人。Facebook 2012 年的“小红书”（Little Red Book）至今仍是硅谷文化圣经，其中一整页写着：“卓越与舒适极少共存。”
里德·霍夫曼最近发推：“如果创始人吹嘘‘生活平衡’，我会觉得他们不想赢。”
黄仁勋说要“折磨人们，直到他们变得卓越”。
我听过一个连环创业者说，他第二次创业是为了“混乱与复仇”。另一位 CEO 每天早上照镜子问自己：“你为什么这么差劲？”。
我读过《埃隆·马斯克传》，他也饱受痛苦。还有传言说山姆·阿尔特曼做第一家创业公司时只吃泡面得了坏血病，他说：“我没检查过但应该是，我极度乏力、腿疼、还有牙龈出血。”
相比之下，凯利的毕生事业听起来如此快乐、轻盈、毫不焦虑。没有痛苦，不执著于自我。不是找市场漏洞，也不是称霸全球。衡量标准不是净资产、股东价值、用户数、员工数，而是内在的满足感——却不自恋。
他当然想共鸣、想影响，但更像一位老师。他把生命力灌注到产品或想法中，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推动我们的集体思考与行动。
他的工作及其影响力缓慢展开，不靠意志蛮力。是想法或项目自然而然地牵引他，而非内心皮鞭驱赶。他涉猎极广，却又似乎押着同一韵脚。这种工作方式对他来说十分自然，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却绝非主流。
如果这是人人可学的生活方式，我们为何迷恋“咬牙切齿”与痛苦？
我知道，我不是第一个想到“做喜欢的事可以做得更好”的人。我知道“追随热情”这套说法，早就显得天真又肤浅。但我确实觉得，在某个时刻，我们关于“卓越是什么感觉”的叙述，已经变得扭曲了。
我面前就坐着一位偶像，他最醒目的特质就是：大多数日子都过得不错。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边工作一边乐在其中呢？我指的可不是那种自虐式的享受。
我原以为是来深入探讨“好莱坞式”的工作方式，结果坐在凯利那间堆满“玩具”的屋子里，我意识到：他身上最有趣的地方，是他看起来真的很快乐。与世界和自己，自在相处。
我想要更多凯文·凯利这样的榜样：工作时吹口哨，精力充沛，牙龈健康，具有充满感染力的热情，情绪稳定，关系牢固，家庭幸福。他们求知若渴、富有影响力、关心世界，却不是个混蛋。我希望更多人能带着尊重与敬畏谈论这些品质。
我从未当过亿万富翁，也未打造独角兽，也不知道达成那种成就需要什么。我死后不会被重要场合悼念，300 年后也不会有人谈论我的伟业。
但我想生活在一个“可以影响世界且能保持快乐”的世界。也许天真，但我坚持。
这一切对凯利自然而然，无需内耗纠结。我正努力通过“更像他”去接近那种状态。
在我们度过的愉快一天中，他告诉我：“你越追随兴趣，越会发现这口井深不见底。”
英文原文；Kevin Kelly on a different way to do great work
作者简介：Brie Wolfson是Colossus杂志 与 Positive Sum 公司首席营销官。
编辑：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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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曾经，非洲草原上的象群如繁星般浩瀚——16世纪仍有约 2600 万头，而今仅剩 49 万；亚洲象更只剩不足 5 万头，连中国境内野生个体都仅 300 多头，仅为大熊猫的1/6。
8月12日是世界大象日（World Elephant Day）。该纪念日由加拿大电影制作人帕特里夏·西姆斯（Patricia Sims）等人于2012年发起，旨在唤起全球公众对非洲象和亚洲象生存困境的关注。
大象是环境变迁的沉默见证者。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将这些体重可达数吨的巨型动物比喻成“矿工的金丝雀”——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早期预警系统。一头成年象每日需消耗150公斤以上植被，饮用近200升水，活动范围可达数百平方公里。这种生理特性使象群成为环境变化的敏感指示器——当它们开始退却，往往意味着整片森林生态系统已走向不可逆转的变迁。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书中以这种陆地上最庞大的动物为线索，展开了一幅跨越四千年的中国环境变迁图景，通过大象在中国版图上从北向南、从中心到边缘的持续退却，揭示了中国文明发展背后沉重的生态代价。
“豫”——河南这个简称的右半部分是一个“象”字，隐藏着中国环境史上的重大秘密：三千多年前的中原大地上，曾遍布大象的足迹。《大象的退却》通过精心绘制的分布图，展示了大象在中国版图上逐步南撤的轨迹：
- 公元前900年（西周时期）：大象仍活跃于河北、山东、山西等华北地区
- 公元580年（隋朝开国）：大象退至河南及江淮之间
- 公元1050年（北宋时期）：分布于浙江、江西、湖南、四川
- 公元1450年（明朝景泰年间）：仅存于福建、两广
- 鸦片战争前夕：退缩至云南一省范围
这一持续数千年的退却过程，恰如此书作者伊懋可所言：“一部中国环境史，完全可以用大象的退却路线来概括”。通过追踪大象的足迹，作者巧妙地将中国四千年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与自然环境的变化编织成一部宏大叙事。
栖息地的消亡
大象退却的首要推手是栖息地的丧失。伊懋可指出，农耕文明对森林的敌视深植于汉文化基因中——“商代甲骨文中的农的象形字，似乎表明了在林间开展的活动”。这种“刀耕火种”的农业扩张模式，随着汉族人口增长和政治版图拓展，不断吞噬大象赖以生存的森林空间。
书中颠覆了人们对“刀耕火种”的简单认知：传统上被视为原始落后的耕作方式，在伊懋可笔下呈现出复杂的生态智慧。他引用云南少数民族的耕作实践显示：布朗族和哈尼族的轮歇农业有着严格的伐木规范（小树擦地皮砍，大树只砍枝）、烧地流程（留防火道、分次燃烧）和轮作周期。这种耕作方式虽改变了原始森林面貌，却能与生态系统保持动态平衡。然而当汉族移民带来持续开垦、拒绝休耕的农耕模式后，森林再生能力被彻底破坏，大象的生存空间也随之崩塌。
水利工程的双刃剑
伊懋可最具创见的贡献在于提出“技术锁定”理论——中国古代大规模水利工程在造就农业辉煌的同时，也导致了生态系统的僵化。京杭大运河等巨型水利设施在建立初期带来显著效益，但随着时间推移，维护成本呈指数级增长，陷入“次好技术因先发优势而持续支配”的困境。
这种“锁定效应”在黄河治理中尤为明显：秦汉时期在西北部的农耕推广导致严重水土流失，“河”变成了“黄河”。为应对泥沙淤积和洪水威胁，历代王朝不断加高堤坝，形成恶性循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迅速淤积同样以珠江流域森林破坏为代价。水利工程创造的短期红利，最终需以更高的生态代价偿还——这一洞见对理解当代中国水利工程仍有警示意义。
人类贪婪的掠夺
除生境破坏外，人类对象牙、象鼻的贪婪需求加速了大象的消亡。书中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历史细节：唐宋时期岭南地区盛行食用象鼻，“争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惠州曾发生野象闯入城区事件，最终在人类围猎中演变为悲剧。
更致命的是大象极低的繁殖率——孕期长达22个月，使种群在人类猎杀压力下毫无恢复能力。当猎杀效率随武器进步而提高（如明朝军队用火器击溃战象），大象的退却便加速为崩溃性消失。
《大象的退却》写于二十年前，却精准预言了21世纪的中国生态困境。2021年云南野生象群“北上南归”事件，戏剧性复现了书中描述的人象冲突——象群因保护区森林过度繁茂（“森林化”导致地表喜食植物减少）被迫进入农田觅食。这一事件证明：即使建立自然保护区，若忽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仍无法实现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
当代中国的生态挑战与历史一脉相承。三北防护林工程可视为对古代森林滥伐的补救；南水北调工程延续着水利治理的传统智慧与风险；而云南野生象生存空间的持续萎缩，恰是四千年“退却”的现代缩影。伊懋可提醒我们：生态危机不是现代性的产物，而是文明发展的伴生物。
超越“退却”的未来之路
在批判之外，《大象的退却》也暗含重建共生的可能。书中对少数民族生态智慧的发掘，如傣族养象耕田，对轮歇农业生态合理性的肯定，都暗示了不同于汉文化主流的发展路径。这些案例为当代中国提供了关键启示：生态治理需超越单一的“保护vs发展”框架，寻找多元的地方性知识。
全书以一个问题作结：“大象一退再退的目的地又在哪里？”答案不在书中，而在我们手中：能否打破“技术锁定”的魔咒？能否避免内卷化的生态陷阱？能否在象群最后的栖息地构建真正的共生文明？
当2021年北迁象群在人类引导下安全南返，我们似乎看到一线希望——这一次，人类选择为大象让路而非驱赶。
编者注：伊懋可（Hark Elvin），1938年生于英国剑桥，剑桥大学毕业。1990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曾在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巴黎高师和海德堡大学任教，在哈佛大学做过访问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的模式》、《另一种历史：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论中国》、《华人世界变化多端的故事》，合编了《中国文化图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还发表了署名为约翰·达顿（John Dutton）的小说《圣伊莱斯集市》和《虎岛》。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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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从幼儿园毕业的幼侄，已先一步体验了笔者童年未曾体验的“花花世界”，其吃喝玩乐之斑斓，远胜笔者当年。然暑期无兴趣班的日子，亦会嚷着“无聊”，小小年纪便应验了叔本华“人生如钟摆”的箴言。
这样的感叹，并非个例。安排神兽们的暑期生活是家长们的夏日烦恼之一。神兽们精力旺盛，暑期出笼，时间充裕，如何让孩子过上快乐又有意义的童年暑假呢？旅游首当其冲。数据显示，亲子体验消费已形成“3000亿规模底盘+20%年增速”的强劲市场。
具体而言，2025年中国在线亲子度假市场交易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同比增长超20%。暑期亲子游占比超60%。欧洲长线游增速50%-75%，中东非、南美等小众目的地出游人次同比增103%及178%。72%家长优先选择“教育+娱乐”融合业态，愿为“情绪价值”支付溢价：如旅拍、成长纪念册等服务溢价达25%-30%。新生代父母青睐“野性成长”活动，露营、徒步搜索量增100%，推动亲子体验成为“家庭情感投资”载体。
旅行让孩子们快乐吗？笔者观察幼侄：每次家长带他出游，起初兴趣盎然，行至中途总会嚷嚷“没意思”。反观搭积木、魔方之类的游戏，他却能百玩不厌，不断刷新自己的记录。这正契合了心理学家契克森米哈赖定义的“心流”（Flow，指的是一种全神贯注、忘我投入的心理状态）：当面临的挑战与自身能力相匹配时，人便会进入一种全神贯注、物我两忘的创造性愉悦状态。
外部刺激带来的消费型快乐适度则可
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认为，在极大繁荣的丰盛社会，由于欲望和需求的不断被生产、被制造，消费变得无止境。消费成为人类活动的主宰，它构成一个欲望满足的对象系统，人们从消费中得到物质精神满足，甚至是人生的幸福和意义，消费成为自我实现的全部过程。在《消费社会》一书中，鲍德里亚写道：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
然凡事过犹不及。过度消费不断推高快乐阈值，使满足愈发困难。神经科学研究也证实了此点——过度消费刺激导致多巴胺（一种与快感相关的神经递质）耐受性增强，个体遂陷入“刺激-麻木-更强刺激”的循环。
不过，并非要全盘否定消费。笔者认为，适度的消费对儿童仍具积极意义：人生本为一场体验之旅，某种消费让他感受其所渴望的体验也“不过如此”，这本身就是一种“去魅”，有助于他避免日后沉溺于同类型的浅层快乐。
概而言之，消费型快乐借助他人创造的产品（刷视频、游戏、追剧）获取即时感官刺激，易伴随空虚感。创造型快乐通过主动创造（写作、解题、艺术创作）获得深层成就感，常伴以“心流”之境，兼具持久性与成长性。二者之关键差异在于：前者依赖外部刺激，后者源于内在潜能；后者门槛较高，却能持续强化自我价值。
从“心流”到“自主创造”的高级快乐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强调：“人的快乐应更高级和伟大”。与多巴胺类的消费型快乐不同，创造型快乐激发内啡肽系统——这种“天然镇痛剂”在克服挑战时释放，带来深层愉悦。他亦指出，实践的快乐在于行动本身，而非外在结果。
例如，同样是家庭旅行，如果孩子仅仅被当作“随行行李”，他们的情绪便会完全被外界条件左右——“活动好玩就开心，要排队、天气热就怨声载道”。反之，若让孩子参与行程规划，提前了解可能遇到的困难与对策，并承担力所能及的任务，他们便能从中体验到创造的乐趣。如此，一次消费型活动便成功转化为了创造型活动。
高级快乐通常包括：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时的精神共鸣，解决复杂问题后的豁然开朗，帮助他人带来的价值认同，创作艺术作品时的自我表达，以及深入思考后获得的洞察喜悦。这类快乐激活的是大脑前额叶皮层（负责高级认知功能）与奖励系统的协同作用，其魅力不仅不会因重复而衰减，反而可能随着理解加深和技能精进而不断增强。
高级快乐的一个重要源泉，是智力活动本身带来的内在愉悦。当孩子在阅读、思考、探索和创造中感受到的快乐，远比被动消费娱乐内容更为深刻和持久。神经学家研究发现，当人们投入具有挑战性的认知活动时，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这种物质不仅能提高注意力，还能加速反应和增强模式识别能力，从而形成“专注-愉悦-能力提升”的良性循环。
深度阅读是培养智力愉悦的重要途径。沉浸式阅读能激活大脑多个区域，形成丰富的神经连接。当孩子与书中人物同悲喜，被思想家的洞见所启迪，或因情节起伏而心潮澎湃时，他们体验的是一种心灵对话的快乐。正如一位文学教授所言：“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通向高级快乐的门，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推开它。”
创造性活动则提供了另一种形式的智力愉悦。无论是绘画、写作、编程还是手工，创造过程本身就能带来深层次的满足。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处于心流状态时，时间感知会发生变化，自我意识暂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参与感和掌控感。家长应当为孩子提供多样化的创造机会，允许他们自由表达，避免过度干预和结果评价，让孩子在创造中体验思维驰骋和想象力释放的纯粹快乐。
培养孩子的智力愉悦，需要教育方法的根本转变。 真正的智力愉悦产生于好奇心的满足和认知能力的拓展。家长应：
- 鼓励孩子提出问题，而非仅仅回答问题。
- 给予他们探索的自由，而非预设的路径。
- 重视思考过程，而非仅看重最终结果。
- 提供适度的认知挑战（研究表明，当任务难度略高于个人能力5%-15%时，人最容易进入心流状态）。
当孩子解出一道苦思冥想的数学题，读懂一首意境深远的诗歌，或完成一个精巧的科学实验时，脸上绽放的那种自豪与满足，正是高级快乐最生动的体现。
搭建“脚手架”：帮助孩子从“他律”走向“自律”
孩子的自控力如同尚未发育完全的肌肉，需要外部的「脚手架」来辅助塑造。结合神经科学与心理学原理，可以采取以下可操作的方法：
1. 目标游戏化，让努力可见
- 制作挑战任务卡：不要笼统地说“每天练琴半小时”，而是将其分解为“攻克这个小节（5分钟）”、“流畅弹奏一遍（10分钟）”、“闭眼也能弹对（高阶挑战）”。每完成一项，让孩子自己打钩或贴纸。
- 使用视觉化进度表：用乐高墙、表格或储蓄罐展示长期目标的进展。例如，每读完一本书就贴上一片花瓣，最终拼成一朵花；每完成一次体育锻炼，就往储蓄罐投一颗珠子，攒满后兑换一个家庭愿望。
科学原理：每完成小任务打钩，大脑会分泌少量多巴胺，将“努力的艰辛”与“即时的积极反馈”关联。这本质上是将内啡肽的长期回报，拆解成多巴胺的短期里程碑，引导孩子稳步前行。
2. 预设行为模式，减少意志力消耗
- 执行“如果-那么”计划：与孩子共同制定规则。例如：“如果我们完成了今晚的作业，那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读一本你最喜欢的绘本。”“如果你能在超市全程坐好，那么结账时你可以选一样健康零食。”
- 运用“五分钟法则”：当孩子不愿开始某项任务（如整理玩具）时，设定一个五分钟计时器，说：“我们一起来当超级英雄，看能不能在五分钟内把所有‘怪兽玩具’送回‘基地’！“这能极大降低开始行动的心理门槛。
科学原理：”如果-那么“计划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执行意图“，能减少行为启动所需的意志力。”五分钟法则“利用了”行动启动效应“：一旦开始，继续下去会容易得多，而完成的成就感会激励下一次的开始。
3. 拥抱”无聊“，创造留白
许多家长生怕孩子无聊，习惯于用各种活动填满他们的时间。然而，”无聊“恰是创造力的温床。当孩子抱怨”无聊“时，请克制住立刻安排活动的冲动，转而引导他们思考自己想做什么。
- 设立无电子屏幕时段：例如，周日下午为家庭无屏幕时间。一开始孩子可能会抱怨，但这正是创造的开端。
- 提供“创造篮子”：提前准备一个篮子，内放空白画纸、乐高、彩泥、侦探小说、简单科学实验材料等。当孩子抱怨无聊时，温和地指向篮子：“去看看我们的‘宝藏篮’里有什么挑战吧！”
科学原理：限制多巴胺的廉价来源（如短视频、游戏），会迫使大脑在“无聊”的轻微不适中，主动寻求更复杂的刺激，从而启动负责思考和创造的区域，这正是内啡肽型快乐产生的温床。
4. 转变角色，成为孩子的教练与同行者
孩子的自控力最终需要内化，而内化过程需要情感支持和榜样力量。
- 共情与鼓励：当孩子想放弃时，告诉他：“我知道这很难，有点让人沮丧，对不对？这种感觉就叫『挑战』，我们的大脑正在努力生长呢！”这将不适感正常化，而非妖魔化。
- 分享你的“内啡肽时刻”：当你完成一项艰难工作后，可以与孩子分享：“今天爸爸/妈妈完成了一个很复杂的报告，虽然累，但现在感觉特别轻松和满足！我们来吃点水果庆祝一下！”让孩子看到你如何应对挑战并享受乐趣。
- 表扬过程与努力：不要只说“你真聪明”，而是说“我注意到你刚才非常专注，想出了三种不同的解决方法，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太棒了！”这将孩子的注意力从“结果”引向“努力的过程”，而这正是内啡肽快乐的核心。
在当今物质丰富的时代，孩子们被各种即时满足的快乐包围。真正的教育应当引导孩子超越单纯的感官愉悦，体验那种源自创造、思考、爱与奉献的高级快乐。这种快乐不仅能带来更深层次的满足，更能塑造孩子健全的人格和丰盈的精神世界，为他们的终身幸福奠定基础。
插图：超银河战舰｜吴天天（5岁3个月）磁力片积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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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城市规划的可持续密码：城市如树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山谷，武汉，2025-07-19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诞生于1859年的城市网格成为全球可持续规划的典范。从空中俯瞰巴塞罗那，一个个八边形街区网格有序排列，组成一张庞大的棋盘。该规划被视为欧洲现代城市规划先驱，因其独特优势沿用至今。
从塞尔达网格到超级街区，传承与进化
1859年，工程师伊尔德方斯·塞尔达（Ildefons Cerdà）摒弃了以教堂或宫殿为中心的古典模式，以“平等、自由”为核心，摒弃贵族化的单中心结构，采用均质网格系统，覆盖约9平方公里。医院、学校均匀分布，避免贫民窟形成，让“平等呼吸”成为城市肌理的一部分。
这些八边形街区的边长113米，转角切斜角形成20米宽广场，增加公共空间和商业界面，更预留了车辆转弯半径，预见汽车时代的交通需求；底层商铺、中层住宅、顶层办公的垂直布局，形成功能混合的社区单元，使居民步行范围内满足生活需求，大幅减少通勤能耗；建筑高度约20米，与道路宽比1:1，保障采光与通风。
巴塞罗那的建筑风格多样但统一，不同时期的建筑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同时，也遵循了整体的城市规划原则。现代主义建筑、哥特式建筑等风格在巴塞罗那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与展现。
进入21世纪，城市规模扩大，人口、车辆增多，原有街道愈显狭窄。公共空间压缩让生活于此的居民颇感不便。巴塞罗那并未抛弃塞尔达的遗产，而是通过“超级街区”（Superblocks）计划为其注入生态内核。
巴塞罗那市政府在原有基础上打造的“超级街区”，提出让街道从“为了通勤”向“为了生活”转变。将9个网格街区合并为单元，限制外部车辆进入，释放道路空间转化为绿地与广场。“超级街区”禁止大货车和非居民私人车辆入内，私家车、救护车限速每小时10公里以下。街区内部将机动车道调整为单行道，并对原有机动车道和停车位面积进行适当缩减，成本低、利于推广，并建造地下停车场，将地上空间改造为绿地等公共活动区。
据统计，“超级街区”试点区域车流量减少了13%，释放了70%被机动车占据的空间，新增1.6平方公里公共空间，热岛效应显著缓解。释放的街道转化为儿童游乐场、露天市集，社区活动参与率上升30.7%，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巴塞罗那市政府计划至2030年将“超级街区”推广全市，支撑减排40%的气候目标。
智慧城市的先行者转向公民科技赋能的城市治理
巴塞罗那通过积极推进城市物联网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等举措，成功实现了从智慧城市1.0到智慧城市3.0的转变。在剑桥大学、延世大学联合出版的《智慧城市指数报告2022》（Smart City Index Report 2022）中，巴塞罗那排名第三。此外，2023年，在瞻博网络（Juniper Research）的欧洲智慧城市评选中巴塞罗那位列第三，仅次于柏林和伦敦。
2011年新一届市政府上台后宣布“加强巴塞罗那的智慧城市品牌，以促进城市服务新经济的发展”。同年，全球智慧城市博览会（SCEWC）在巴塞罗那诞生。
2013年，巴塞罗那确立了对智慧城市的定义：“一个高度连接、低碳绿色、以人为本、（生产力）自给自足的城市”，规划了能源、交通、水循环、垃圾处理网络覆盖、政府开放等12个领域共22个智慧城市重点项目。
在这一阶段，巴塞罗那大力推进物联网技术，通过物联网有效管理城市的能源、市政、交通等系统，为智慧城市建立了坚定的设施和数据基础。例如，巴塞罗那在建筑物中安装智能电表和传感器来监控和优化能源消耗；使用智能灌溉系统监测湿度、温度等实时数据，从而优化灌溉时间，节省水资源；采用交互式数字公交车站、传感器引导停车等设施用于减少车辆拥堵、降低废气排放。通过物联网技术，巴塞罗那城市管理者实时获取城市交通流量、环境质量等各项数据，通过精细化管理和智能化决策提升城市运行效率。
与此同时，面对大量的传感器数据，巴塞罗那政府建立Sentilo（西班牙语，意为传感器）平台并向公众开放。通过Sentilo平台，使用者可以查看巴塞罗那全市的传感器网络，了解城市各维度数据，包括巴塞罗那道路的人流量、车流量，环境噪声，温度、湿度和空气质量等。
2015年后，巴塞罗那在前期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上，转向寻求公民科技赋能的城市治理模式。《巴塞罗那数字城市计划（2015―2019）》（Barcelona Digital City Plan 2015-2019）中明确提出“技术应该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人类为技术服务”。巴塞罗那重点推动数字化转型、数字创新以及公民共同参与的智慧城市建设，智慧城市进入3.0阶段。
案例一：SCOREwater项目为期4年，通过对下水道污水进行研究，分析获取巴塞罗那不同社区的生活习惯信息，研判可能造成的问题，并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从而实现供水服务的数字创新。这一开创性的方法被称为“下水道社会学”（Sewer sociology）。
案例二：“让我们照顾巴塞罗那”（Cuidem Barcelona）项目，提出了市民共同参与的城市清洁维护和垃圾回收解决方案。
首先，市民可以通过项目网站查看全市垃圾处理和回收的地点和时间，以了解所在社区垃圾清理情况，更好地处理各类生活垃圾。其次，市民可以在网站上反馈城市中需要被清洁的地方，以便城市管理人员及时获取信息并处理。最后，市民可以查看所在社区的清洁管理计划，并提出改进建议。此外，针对2022―2023年度的城市维护项目，巴塞罗那市民亦可通过地图查看器查看具体项目的进展及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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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巴塞罗那智慧城市建设：用数据和技术塑造未来城市
- 巴塞罗那：智慧城市如何兼顾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丨WeCity档案
- 走向城市空间的再自然化：08014 arquitectura 项目如何重塑巴塞罗那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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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cean Cleanup｜海洋清理基金会
官方网站：https://theoceancleanup.com
海洋清理基金会（The Ocean Cleanup）由荷兰发明家博扬·斯拉特（Boyan Slat）于2013年在其18岁时创立于家乡荷兰代尔夫特。该基金会是一家非营利性组织，其运营完全依赖个人、企业、政府及机构的捐赠。
“海洋清理”总部位于鹿特丹，团队由150余名来自不同背景、具备多元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士组成，他们均怀有一个共同的愿景：清除世界海洋中的塑料垃圾。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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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上，一艘工程船缓缓靠近一个巨大的C形浮动装置。阳光下，60立方米的塑料垃圾在网中翻滚——汽水瓶、轮胎碎片、渔网，甚至一只破损的塑料椅。26岁的Boyan Slat抚摸着这堆人类文明的残骸，泪水突然涌出。这是2019年末，他的团队首次从太平洋垃圾带成功回收垃圾，距离那个被嘲笑的少年梦想，已过去整整八年。
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Boyan Slat在18岁那年进入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学习航空航天工程，但一年后就辍学了，因为他要把所有精力投入到清理海洋垃圾的项目中。21岁时，他创立非营利组织海洋清理（The Ocean Cleanup），25岁时，他开启全球最大规模的海洋清洁计划。1994年7月出生的他今年31岁，海洋清理（The Ocean Cleanup）今年10岁。
海洋梦也曾被击碎
2018年9月，旧金山外海风浪咆哮。Slat紧盯雷达屏幕，心跳如鼓。代号System 001的首台海洋清理装置刚入海即发出警报——钢索断裂，600米的巨型屏障被洋流撕成碎片。监控室一片死寂，团队工程师掩面叹息：“我们成了环保界的笑话。”
质疑声如潮水涌来。海洋物理学家Kim Martini公开断言：“缺乏实测证明，注定失败。”媒体标题刻薄地写着《荷兰神童的塑料乌托邦崩塌》。那个夜晚，Slat独自坐在码头，海浪声中反覆播放一段手机视频：七年前希腊潜水时拍摄的画面——塑料袋像水母般缠绕珊瑚，死去的信天翁胃里塞满红色塑料瓶盖。“总有人说海洋无法拯救，”他对着黑暗低语，“但至少我在试。”
年少时的塑料噩梦
2011年的爱琴海湛蓝如宝石，17岁的Slat纵身跃入水中，却撞进一片噩梦。触目所及皆是塑料残骸：酸奶杯卡在礁石间，渔网缠绕着海龟脖颈，沙滩上堆积着发泡胶山。更震撼的是在无人岛岸边——数百只信天翁尸体腹腔内，鲜红的塑料片如血块般凝固。
“它们误以为红色塑料是食物。”当地环保志愿者递给他一件沾满油污的信天翁标本，“塑料释放的毒素正通过食物链毒害人类。”这句话如闪电击中少年。回到荷兰，他翻遍学术报告：太平洋垃圾带面积达160万平方公里（超过3个四川省），传统清理需79000年。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实验室里，他用20欧元材料搭建模型——V型浮栅借助洋流自动聚集塑料，太阳能驱动的传送带将垃圾提离水面。
孤勇者的征途
2013年3月，19岁的Slat攥着退学申请走出校长室。书包里是画满草图的笔记本，银行卡余额仅剩200欧元。他的创意是利用洋流自然力量收集垃圾，而不是主动去追垃圾。他设计了一个漂浮的装置，像个人工海岸线，垃圾会被洋流带到装置那里。
他骑单车穿梭于鹿特丹工业区，向300家企业推销海洋清理计划，却只收到一封回覆：“很遗憾，您的项目不切实际。”
转机发生在TEDx讲台。当他展示信天翁尸体照片时，观众席传来抽泣声；演示浮栅模型时，掌声持续三分钟。演讲视频一夜引爆网络，1500封志愿邮件如雪片涌入，15天众筹8万美元。一位麻省理工教授写道：“我愿免费提供流体力学计算支持。”
实验室在废弃船厂建立起来。100多名科学家跨越12个时区协作，528页可行性报告诞生：浮栅下方3米深围网拦截悬浮塑料，风浪推动装置超越垃圾流实现“包饺子”式收集。当计算显示十年可清理太平洋垃圾带半数塑料时，联合国将“地球卫士奖”授予了这个辍学生。
他的设计最后还获得了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最佳工具设计奖。
追本溯源，向源头宣战
2020年，马来西亚巴生河污浊湍急。Slat站在名为“拦截者”（Interceptor）的太阳能船上，见证又一项革命性装置启用。传送带将矿泉水瓶、塑料袋卷入分拣台，AI摄像头自动识别塑料类型。“看！垃圾桶满载信号亮了！”当地工人欢呼着吊起重达5吨的垃圾箱——这相当于十万个塑料瓶。
“海洋垃圾80%来自全球1000条河流。”Slat指着卫星地图上密集的红点。此刻，他的团队已在印尼雅加达、越南湄公河部署拦截船，每艘日处理垃圾5万公斤。更宏大的蓝图正在展开：2025年前控制千条污染河道，太平洋百公里“超级浮栅”进入材料测试阶段。
当回收塑料在电厂熔炉中转化为城市电力，Slat总想起希腊那只垂死的海龟。如今“海洋清理”组织年处理垃圾能力达8000吨，相当于每分钟从太平洋清除一个足球场的污染。面对依然严峻的海洋生态，他常重复17岁时的呐喊：“每当人们说环保留给下一代，我就站出来宣告——我在这里！现在就行动！”
须知少年凌云志，曾许人间第一流。弱冠之年就找到了人生的志向，坚定不移的朝着一个目标前进，从这个角度看Slat比许多同龄人幸运。
少年是人类的未来和希望，掌握科技是实现理想的工具。Boyan Slat的故事还在继续。理想主义者并非“孤勇者”。传播，让个体的理想让更多人看到，获得更多人的支持，这理想实则也是众人的理想。这也是为何，力虽微，JM却一直都在……
编辑：一一
插图：陈娅手作｜海洋系列2025（材料：牛奶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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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机构官网
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绿色智慧：夏季降温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JM特约撰稿人 陈娅，武汉， 2025-06-24
援笔启思，思以致远
在古希腊神话中，相传音乐之神俄耳甫斯拥有一把七弦琴，其琴声能够感动鸟兽，甚至能让木石随着音乐的节奏与旋律在广场上组合成各种建筑物。乐曲终了，那节奏与旋律便凝固于这些建筑物之上，化作比例与韵律。受此启发，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谢林提出了那句描述音乐与建筑关系的至理名言：“建筑是凝固的音乐。”的确，那些伟大的建筑，物质材料合乎规律的组合，能给人类以音乐的节奏和韵律的美感。
青砖灰瓦的院落里，
一株老槐树下斑驳日光，穿堂风掠过石阶水缸；
千公里外的数据中心，
算法正模拟这片荫凉，
将风的路径刻进下一座巨厦的基因图谱。
时值盛夏，钢筋混凝土的城市里，没有安装空调的建筑可谓寥寥。第一部空调系统问世于1902年。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全球建筑能耗已占终端总能耗的三成以上，玻璃幕墙森林加剧了城市热岛效应。 在没有空调的年代，古人顺应自然、利用物理规律之道，在保温、隔热、通风、采光等方面创造了众多精妙手法，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生态观。这些设计即使在今天看来，其原理依然先进有效，为现代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和灵感源泉。
徽派建筑的天井堪称“天然空调”。热空气通过烟囱效应上升排出，冷空气从地面补充；若加入水体（如水池、水缸），蒸发冷却效应可使温度比室外低2.6-4.3℃。
岭南“冷巷”利用狭窄通道形成文丘里效应，加速气流带走热量；苏州园林的九曲回廊则引导穿堂风，兼具遮阳与通风。宫殿的重檐屋顶形成隔热空气层，民间阁楼则前后开窗促进对流，皆使热空气远离生活空间。
福建土楼以圆形布局与巨型夯土墙应对湿热气候与地震威胁。其土墙原料为当地红土掺石子、石灰，关键部位甚至加入红糖与糯米饭增强黏性，厚度可达1.5米。这种结构使土楼“夏隔热、冬抵冷、湿吸潮、干补湿”，如同天然调湿器，且拆除后材料可完全回归自然。
在山西，乔家大院采用单坡屋面内倾设计，高大外墙抵御风沙，内倾屋顶则收集雨水至院内水窖，在干旱环境中实现水资源循环。 北方窑洞直接利用黄土层隔热保温，岭南竹楼选用速生竹子搭建轻盈骨架。这些材料“取之于自然，复归于尘土”，形成闭环。土楼杉木支架可循环再用，秦砖汉瓦历经千年仍可拆卸重组，大幅降低重建的资源消耗。
从土楼夯土墙的调湿能力到天井的蒸发冷却效应，中华营造智慧的本质是向自然借力而非对抗。梁思成曾言：“建筑之始，产生于实际需要，受限于自然物理。”中国古代建筑的节能环保智慧是系统性的、因地制宜的，贯穿于从宏观选址布局、群体组织、单体设计，到微观构造、材料选择的每一个环节。它们融合了实用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和尊重。
在建筑的夏季降温方面的设计，古人主要通过遮阳隔热与通风降温来实现。
- 屋檐遮阳
深远的出檐是中国古代建筑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巨大的屋顶通过斗拱体系或梁柱直接悬挑出很远的距离。夏季高角度的阳光被宽大的屋檐有效遮挡，防止阳光直射到墙面和窗户，避免室内过热。同时，屋檐保护了木构架和土墙免受雨水侵蚀。挑檐深度经过长期实践，往往与当地夏至、冬至的太阳高度角相关，以达到冬夏平衡。
- 双层屋顶/架空屋顶通风隔热
古建筑在瓦屋顶（尤其是筒板瓦）下方，通常会铺设一层望板（木板）或望砖（薄砖）或苇席。瓦片、空气层、望板/砖/席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层隔热通风体系。瓦片吸收热量后，空气层形成自然对流，带走热量，防止热量直接传入室内。更高级的建筑（如宫殿、寺庙）采用重檐或双层坡顶，两层屋顶之间的空间形成巨大的空气隔热层，隔热效果极佳（如故宫太和殿）。
- 格栅门窗促进室内外空气流通
格扇门/槛窗/支摘窗通常由木格栅构成，糊纸或后期安装玻璃。格栅结构本身遮阳且通透。格扇门可以整扇取下或打开，支摘窗上半部可以支起，下半部可以摘下。这种设计允许在夏季形成最大程度的穿堂风，促进室内外空气流通，迅速带走热量和湿气。
- 巧妙的空间组织与通风设计降温
天井/院落 是传统民居（尤其南方）的核心。天井狭窄高深，形成强烈的“烟囱效应”。地面被阴影覆盖保持凉爽，热空气上升从天井顶部排出，带动底部冷空气不断从周围房间补充进来，实现自然通风降温（如徽州民居、四合院）。 在密集的村落或大型宅院中（如岭南镬耳屋群落、山西大院），设计狭窄的巷道。巷道遮阴效果好，且由于狭窄空间加速空气流动（文丘里效应），形成“穿堂风”，有效降低巷道及两侧建筑的温度。 建筑前后设置通透的厅堂或走廊，作为气流的通道，引导风穿过主要使用空间。
- 利用水体与植物降低环境温度
在庭院中设置水池、水缸或引水入庭院（如苏州园林）。水体的蒸发吸热可以显著降低周围环境的温度，增加空气湿度（在干燥地区尤佳）。 在庭院、天井、房前屋后种植高大的落叶乔木（如梧桐、槐树）。夏季枝叶茂盛遮阴，冬季落叶后允许阳光进入。
古人的智慧并非简单复制即可生效，而是系统思维与哲学理念的传承。当代实践面临三重挑战：人口密度与建筑高度的矛盾（木结构限高）、传统材料与现代安全的平衡（夯土抗震性）和舒适需求与零能耗的目标冲突。
现代建筑的师古开今的案例也不少。比如，上海中心大厦的双层表皮幕墙设计，灵感源于传统“重檐”的隔热空气层原理。其内外幕墙之间形成的巨大空腔，在夏季形成热压通风（烟囱效应），有效降低内层幕墙温度；冬季则关闭通风口形成保温层，显著降低空调能耗。同时，螺旋形上升的凹槽设计引导风流，减少风荷载，其原理暗合冷巷对气流的引导优化。
东莞TBA大厦更进一步，其双层玻璃幕墙嵌入可调节遮阳装置，模仿古代“支摘窗”灵活控制光线，配合Low-e玻璃阻隔热辐射，较常规建筑节能79%。
济南研究中心立体绿化缓冲层，通过调解微气候，让夏季建筑表面降温4-7℃。
荷兰学者王正峰指出：“被动式降温机制需因地制宜。若忽视环境成本依赖技术，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 真正的绿色建筑，应如计成在《园冶》中所倡导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在科技与人文的平衡中，重建人与大地的诗意联结。
绿色建筑不是高科技设备的堆砌，而是空间布局、材料选择、构造设计、能源策略、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等多维度的系统集成。需要建筑师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整体思考的能力。
编辑：J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