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观察｜致死率高达75%的尼帕病毒再袭印度，生态破坏敲响警钟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上海，2026-01-26
印度西孟加拉邦确认5例尼帕病毒感染病例，一名护士病情危重。近100人被要求居家隔离，中央政府已派遣应对小组。
这是印度面临的周期性威胁。该国首次疫情于2001年发生在同一地区。该病毒致死率可达40%至75%，潜伏期最长45天，目前无特效疫苗或疗法。病毒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所有印度疫情均存在人际传播记录，医护人员面临高风险。
果蝠（狐蝠）是病毒天然宿主。人类感染的主要途径是食用被蝙蝠唾液、尿液或粪便污染的生椰枣汁。
科学研究指出，森林砍伐、环境退化及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正系统性增加尼帕病毒等人畜共患病的暴发频率。此次疫情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人类活动侵蚀自然边界、打破生态平衡所引发的连锁反应之一。
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正在增加新发传染病的溢出风险。病毒从动物“溢出”到人类，主要通过两个相互关联的途径：
第一，改变生态边界。森林砍伐、农业扩张等活动，将自然栖息地碎片化，在野生动物与人类社区之间创造出“生态交界带”。研究证实，这些地带是疾病溢出的热点。2024年《公共卫生前沿》关于埃博拉的研究指出，病毒溢出事件集中于宿主物种分布范围的边缘地带，且与人类农业用地高度交错。在印度和孟加拉国，果蝠因栖息地丧失而进入人类种植园，其污染的食物（如椰枣汁）便成为传播媒介。
第二，降低生物多样性。大规模土地整理和单一农业简化了生态系统。一项在中国陕西长达43年的研究（发表于《自然·生态与进化》）显示，土地整理使当地啮齿动物多样性下降53%，但让汉坦病毒的主要宿主——黑线姬鼠的占比升至80%以上，显著提高了人群感染风险。这印证了“稀释效应”：完整的生态系统能阻滞病原体传播；而当生物多样性丧失，特定宿主成为优势种时，病原体便更容易扩散。
这一规律在全球不同地区得到印证。在非洲，埃博拉病毒的暴发与热带雨林开发导致的蝙蝠分布和行为改变直接相关。在东南亚及全球其他地区，野生动物狩猎与贸易是关键驱动因素。2024年研究指出，中美洲、东南亚、中国南部及非洲刚果盆地等“溢出热点”，其共同特征是高强度的野生动物猎捕和贸易网络，增加了人类接触新型病毒的概率。
关于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可能释放远古病原体，科学界的共识是：这是一个理论风险确定、但现实威胁概率较低、尚不明确的远期议题。科学家已从永冻土中复活了数万年前的病毒，但它们目前仅感染阿米巴原虫。2016年西伯利亚因冻土融化导致炭疽疫情，证明的是已知细菌性病原体的威胁。对于未知远古病毒，其感染人类需克服极高的生物学障碍。因此，相比这一远期不确定性，由森林砍伐、土地利用变化和野生动物贸易驱动的、正在发生的病毒溢出，是更为紧迫的威胁。
科学证据表明：从热带雨林到农田，人类改变土地用途的每一次推进，都可能打开潜在的病原体“潘多拉魔盒”。预防大流行的最前沿，在于我们如何对待每一片森林与湿地。
国际社会已认识到生态健康与疫情的联系，并制定了相应框架。然而，从承诺到实地执行之间，存在资金、部门和利益博弈的现实障碍。
2025年的《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协定》与2022年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是全球健康治理的两大支柱。前者旨在预防大流行，核心是建立病原体获取与惠益共享（PABS）系统；后者则通过保护生态系统来减少疾病溢出风险。
但两者可能存在机制摩擦。关键在于“双重义务”问题：《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为使用遗传资源（包括病原体序列）分享惠益，而《大流行协定》的PABS系统也要求分享卫生产品。这对研发企业而言，可能意味着同一病原体触发两套国际义务，增加了复杂性，反而可能抑制数据共享的积极性。
更深层的问题是视角差异。全球卫生行动仍侧重于“监测-响应”，环境因素常被视为背景。有谈判观察者指出：“在《大流行协定》谈判中，应对 deforestation 等根本驱动因素的具体条款被大幅弱化。”这导致生态保护目标与防疫行动之间存在“执行断层”。
“同一健康”理念已被普遍接受，但基层实施困难重重。以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为例，该区域早在2016年就建立了“同一健康”协调机制。然而实际困境明显：实施依赖外部资金与技术援助，缺乏可持续的国内预算；卫生、农业、环保部门之间存在行政壁垒与数据鸿沟；区域层面的规划在地方层面效果衰减。研究指出，由于基层机构能力弱、专业人才稀缺，以及缺乏本地化操作指南，协调机制的实际效果未达预期。
一些本土化创新提供了微观解决方案。如中国青海案例，其核心是通过政策将生态补偿、畜牧业保险和动物疫病防控相结合，形成局部循环。但这种模式的推广面临条件限制。它的成功依赖强有力的基层治理能力，需要绿色金融工具作为支持，且主要针对已知的地方性动物疫病，对于防范从野生动物向人类溢出的新型未知病原体，作用仍然有限。
全球防线正在构建，但其牢固程度取决于执行精度。我们有了更强大的监测网络和共同目标，但如何让资金、数据与政策持续注入生态与公共卫生的脆弱交汇带，仍是未竟的考题。
编辑：望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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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通用人工智能能力日益商品化，你的企业靠什么保持独特性？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的达沃斯论坛上直指要害：如果企业不能将自身独特的流程与知识转化为专属的智能，就将沦为他人生态的附庸，最终丧失“比较优势”。这不再是技术升级，而是一场关乎生存主权的战略竞逐。 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与贝莱德CEO拉里·芬克的此次对话，清晰地揭示了纳德拉对AI现状与未来的核心思考。他不仅讨论了如何用好AI，更将其上升至国家竞争力与组织存续的战略层面。纳德拉在对话中给出了比之前“重新设计工作流”更深刻的答案，核心是三点：
- 超越工具，重塑流程——关键在于用AI改变信息传递路径，从“层层上报”变为“系统实时同步”，从而缩短决策链条。
- 掌握“上下文工程”——企业必须将内部独特的流程、数据和隐性知识（如老销售的经验）整理并“喂”给AI，否则AI永远是个“外人”，无法触及核心业务。
- 捍卫“企业主权”——如果企业不能将核心知识内化到自己控制的模型中，就等于在单向为通用模型公司贡献价值，最终会丧失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即“比较优势”）。
当前，许多企业对AI的应用停留在表层：购买通用工具，解决边缘问题。这带来了短期效率，却埋下长期隐患。纳德拉指出，当前许多企业对AI的应用存在两个层面的局限性，可能导致其陷入长期劣势：
第一个层面，应用浅层化与价值流失。企业若仅将AI作为处理边缘任务的通用工具，将无法触及创造核心价值的业务流程。更重要的是，此举会引发“主权”风险。纳德拉警告称：“如果你不能把企业的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喂给AI，你就根本不拥有它。” 当企业使用公共AI模型处理内部专有数据、流程和经验时，实际上是在无偿训练外部模型，导致自身独特的“比较优势”被稀释。
另一个层面，组织惯性阻碍流程重塑引入AI工具后，若组织的工作流和结构保持不变，则技术潜力无法释放。纳德拉以自身在达沃斯的会议准备为例说明，过去需团队层层整理材料，而现在通过AI助手可直接生成整合简报并同步分发，这“改变了信息传递的路径，从‘自下往上层层报’变成了‘系统实时同步给所有人’”。如果组织架构无法适应这种新的信息流动方式，将成为进步的障碍。
微软的实践：从合规工具到战略重构
微软自身的实践清晰地表明，捍卫“企业主权”是一场涉及数据合规、核心技术控制与生态战略自主权的全面行动。
为应对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严格的数据本地化法规，微软于2025年6月在欧洲正式推出了 “主权云”（Sovereign Cloud）平台。该解决方案的核心承诺是确保客户数据物理上留在欧洲境内，并由当地团队运营，旨在直接解决因“隐私盾”框架失效后欧盟对美国数据传输的担忧。 此后，微软将这一模式推广至全球，例如与沙特在2025年11月签署谅解备忘录，探索提供主权云服务，以提升该国数据的“安全性、保密性和主权性”。这一举措表明，微软正将主权云作为满足各地区数据驻留法律要求的标准化产品。
随着人工智能成为数字主权的下一个前沿，微软CEO萨提亚·纳德拉开始积极推动对主权概念的重新诠释。他认为，真正的数字主权“远不止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在于能否打造专属的AI能力与基础模型。在2026年初的达沃斯论坛上，他进一步提出，欧洲对“数据存放在哪里”的执着可能是一种误解，真正的风险在于企业核心知识与智能（即“默会知识”）泄露至第三方AI模型。因此，主权应更关注对模型、智能产出和数字命运的控制权，而非单纯的数据地理边界。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巧妙的重新定义，将微软从潜在的主权风险方，转变为数字主权的赋能者。
微软的主权主张在实践中遭遇了严峻挑战。2025年，微软法国律师在法国参议院作证时承认，无法保证存储在欧洲数据中心的数据不被美国当局访问。同年，微软依据美国制裁令，封锁了国际刑事法院（ICC）首席检察官的办公邮箱，导致该核心司法机构的日常运转受到严重影响。 这两起事件尖锐地揭示了一个关键矛盾：管辖权优先于地理位置。只要云服务提供商受制于外国法律，无论服务器位于何处，数据最终都可能受该法律管辖。这动摇了市场对“主权云”能否真正实现主权的信心，并引发了欧洲对技术依赖的深度反思。
对组织的启示：多维度构建数字主权防御体系
微软的实践与争议表明，捍卫数字主权是一个超越IT部署的、涉及法律、技术和战略的综合性工程。组织可从中获得以下关键启示：首先，超越“数据驻留”，聚焦“管辖权”与“控制权”。 组织必须清醒认识到，将数据存储在本地数据中心或“主权云”内，仅是防御的第一步。微软律师的证词和国际刑事法院的案例警示我们，最终的法律管辖权才是决定数据控制权的关键。
因此，组织在签订云服务合同时，必须深入评估并明确约定，当服务商本国法律与数据存储地法律发生冲突时，应以何者为先，并要求服务商提供最大限度的透明度报告。 其次，从“数据主权”升级为“智能主权”。 纳德拉的论述虽有为其商业利益辩护之嫌，但其指出的方向值得深思。
在AI时代，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日益沉淀于由数据训练出的专用模型和由此产生的智能决策中。捍卫数字主权，必须确保这些核心资产不被云服务商或第三方模型无意“吸收”或利用。这意味着组织需要投资于能够独立审计、演进和重复使用的AI系统，并牢牢掌握模型训练、部署和迭代的全过程控制权。
最后，培育自主可控的技术生态是长远之基。 欧洲多国政府已开始用开源解决方案替代微软Office，丹麦、德国等地也出现了减少对微软依赖的动向。这启示各类组织，特别是公共部门和高敏感行业，应将技术供应链的多元化和本土化纳入长期战略。通过积极采用和贡献开源生态，扶持本土可信服务商，才能在关键数字基础设施上逐步降低对外部单一巨头的依赖，构建真正坚韧、自主的数字未来。
微软的实践既反射出通过技术创新与产品化来满足市场合规需求的商业智慧，也折射出在跨境法律管辖权下的固有局限与潜在风险。它清晰地表明，数字主权绝非一个仅靠购买某项“主权云”服务就能实现的静态目标，而是一个需要持续评估、动态管理和多层级防御的战略过程。
组织的具体实践启示
对于任何希望掌控自身数字命运的组织而言，微软的践行给出的启示是明确的：必须建立一套融合法律合规、技术架构和战略生态的综合性框架。在战术上，可利用类似主权云的工具满足即时合规需求；在战略上，则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大对核心数据资产、AI模型的控制力，并逐步构建一个更加自主、多元且可信的技术供应链。唯有如此，方能在全球数字格局的博弈中，真正捍卫属于自己的数字主权。
纳德拉说：“在AI竞争的下半场，企业的关键不是要找‘哪个是最厉害的模型’，而是知道如何‘编排’AI，让不同的工具配合解决复杂问题。”未来的赢家，是那些能够利用AI技术，将自己最独特的业务流程和知识资产，封装成他人无法复制的“数字神经网络” 的企业。 在AI生态中，企业定位应为“价值的整合者与调度者”，而非被动的“消费者”。
这意味着，组织通应该过战略合作、投资或标准制定，主动塑造利于自身的环境：
首先，在数据与知识主权层面，建立将隐性知识转化为受控的专属能力。企业最独特的资产是内部数据与隐性知识（如流程、经验），必须将其转化为专有AI能力。主权始于对基础设置和数据的物理及法律掌控。企业必须明确“数据边界”，将最敏感和核心的数据置于自主可控的环境中，这是所有智能衍生的基石。
其次，在技术栈主权层面，要掌握技术选择的主动权和架构控制力。过度依赖单一外部AI提供商都存在战略风险，需掌握选择与控制的主动权。比如，微软采取双轨策略：集成前沿模型与自研模型并重；将Azure打造为大规模“Token工厂”；推动Windows成为本地AI运行与“编排”的平台。 一方面深化与OpenAI的合作获得顶尖能力，从深度绑定转向 “竞合”。微软获得长期技术授权保障（至2032年）和巨额云订单。另一方面积极自研大模型（如MAI-1），减少对OpenAI的依赖，并推动Windows成为“智能体操作系统”。如此则掌握技术栈控制权，避免在核心AI能力上被“卡脖子”，并通过操作系统层的主导地位，定义未来AI与所有软硬件交互的规则。 故此，健康的技术主权是“弹性”的：能集成最佳外部方案，但保有内部替代能力和核心平台的架构控制力。
在流程与价值主权层面。组织可用AI重构核心业务流程以创造新价值。AI的价值在于重塑核心业务流程，创造新价值，而非简单替代人工。微软内部推行流程再造，例如将产品开发中的多个岗位职能融合为“全栈工程师”，由AI辅助完成从需求到代码的全流程。
与此同时，组织也应避开主权道路上的陷阱，比如，避免“技术至上”陷阱。最先进的模型不等于最适合你的解决方案。评估标准应始终是“在多大程度上封装并增强了我的独特业务逻辑”。此外，也需警惕“项目化思维”。AI主权建设不是IT项目，是需要CEO牵头、业务与技术深度融合的持续战略进程。最后要摒弃“完全自研”的傲慢。主权不等于完全封闭。明智的做法是“用他山之石，筑自家城墙”，在开放合作与自主控制间取得平衡。
一个组织今天在数据控制、技术选择和生态站位上的每一个决策，都在塑造其在智能时代的主权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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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王国大冒险》｜5.垃圾山谷的秘密
（阅读年龄建议：4～8岁）
作者：JM舒羽 、麦迪, 2026-01-20
麦迪和康康告别了奶钙勇士，跟着绿叶工兵们走在去免疫森林的路上
噼啪！噼啪！忽然，远处传来奇怪的声音。
“那是什么声音？”麦迪伸长脖子看。
绿叶工兵队长维K笑着说：“那是我们在清理垃圾山谷呢！麦迪，你要不要一起来帮忙？”
“垃圾山谷？”麦迪眨眨眼，“健康王国里怎么会有垃圾呀？”
媒体寡头时代：全球超级富豪如何重塑信息与权力版图
原文作者：Alan Macleod，MintPress News，2025-11-25
编辑：DS
在当今世界，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正在重塑我们的信息环境：全球最富有的七位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拉里·埃里森、谢尔盖·布林、拉里·佩奇、杰夫·贝索斯、马克·扎克伯格和伯纳德·阿尔诺——已经悄然成为掌控全球主流媒体的“媒体大亨”。这一转变不仅标志着经济权力的空前集中，更意味着社会舆论、公共议程乃至政治话语权正被一个极小的富豪阶层所定义。
本文基于一篇深度调查评论文章的核心观点，探讨这一“媒体垄断”格局的形成、其背后的权力网络以及对民主社会的深远影响。
一、 构建媒体帝国：从信息平台到内容源头
这一富豪阶层的媒体控制策略是全方位的，覆盖了从传统新闻机构到数字社交平台的整个信息链条。
以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最为激进。他旗下的Skydance公司先是收购了派拉蒙全球，从而掌控了CBS、MTV、喜剧中心等传统电视网；随后又瞄准了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意图将HBO、CNN、探索频道等极具影响力的品牌收入囊中。文章指出，这笔潜在交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埃里森与特朗普政府的亲密关系，他甚至提前与白宫商讨了收购CNN后更换特定主播的计划。
其他富豪也以各自的方式扩张媒体版图。埃隆·马斯克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现X），并将其改造为宣扬其个人政治理念的平台。杰夫·贝索斯买下《华盛顿邮报》，并依托亚马逊帝国，拥有了Twitch、米高梅影业等重要文化资产。在法国，伯纳德·阿尔诺的LVMH集团收购了《巴黎人报》、《回声报》等主流报刊。而谷歌的创始人（通过YouTube）和扎克伯格（通过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矩阵）则早已是数字时代事实上的“基础设施”所有者，为数亿人提供新闻和信息。
二、 权力铁三角：媒体、政治与国家安全机构的融合
文章揭示了一个更令人警觉的趋势：这些媒体帝国的崛起，并非单纯的商业扩张，而是深度嵌入了一个由政治权力和国家安全机构构成的“铁三角”之中。
政治结盟：成为“MAGA喉舌”
多位科技富豪被描述为积极向特朗普及其“MAGA”运动靠拢。埃里森是共和党的重要金主和“亲密盟友”；马斯克被指将推特变为保守派主导的广场，并曾担任特朗普政府的非正式顾问；扎克伯格则被指解散“自由派倾向”的事实核查团队，并将内容审核团队迁往得克萨斯州，以“减少偏见”。文章认为，这种结盟部分源于面对政治压力时的妥协，部分则是意识形态的主动选择，其结果是将主要媒体平台推向了“亲特朗普”的保守化方向。
国安共生：发迹于“五角大楼的馈赠”
文章的核心论点之一是，这些富豪的财富基石与美军和情报机构（尤其是中央情报局CIA）密不可分。埃里森的甲骨文公司早期客户就是CIA，至今仍手握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情报界合同。马斯克的SpaceX在濒临破产时，依靠NASA的救命合同起死回生，其主要客户仍是美国政府。甚至谷歌的诞生，也被指与CIA资助的学术研究有关。这种“情报-资本”共生关系，意味着这些巨头从诞生之初就与国家安全的深层利益绑定。
三、 议程设置：以以色列为例的协同叙事
文章以“巴以问题”为典型案例，试图证明这种媒体垄断如何具体地压制特定议题的多元讨论，服务于富豪们的个人政治议程。
拉里·埃里森被描述为以色列及其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狂热支持者，是以色列国防军最大的私人捐助者之一。文章暗示，其收购媒体的动机之一就是扭转以色列在国际舆论场、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的“公关危机”。
马克·扎克伯格的Meta平台被指控与以色列政府合作，系统性审查和删除亲巴勒斯坦内容。人权观察的报告被引用，指出上千条和平声援巴勒斯坦的帖子被错误删除。
埃隆·马斯克在2023年访问以色列，承诺提供星链通信系统的监管合作，并公开为以色列军事行动辩护。
谷歌和亚马逊则被指通过提供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服务，直接参与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军事行动。
文章认为，这种跨平台的协同，使得批评以色列政策的声音在主流信息环境中被边缘化，公众所能接触到的观点光谱被人为收窄。
四、 对民主社会的警示：多元主义的消亡
综上所述，这篇文章描绘了一幅严峻的图景：经济寡头、政治权力与国家安全机器深度结合，共同完成了对全球信息传播命脉的捕获。其后果是三重性的：
屏蔽批评：媒体成为保护超级富豪及其阶级利益的盾牌，削弱了公众监督。
塑造舆论：推动有利于其商业帝国的政策和舆论环境，如放松监管、减税等。
推广议程：无限制地宣扬其个人热衷的政治或意识形态项目（如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
最终，一个健康民主社会所依赖的思想市场、新闻自由和观点多样性正面临严重威胁。公众仿佛拥有众多媒体选择，但所有权和根本议程却空前集中。当寻找不同声音的线上空间也受到日益严格的审查时，社会进行真诚、复杂公共辩论的能力正在被侵蚀。
文章的结论充满警示：超级富豪阶层不仅是经济不平等的象征，更通过掌控“世人所见、所读、所听”的内容，成为了对开放社会和自由信息流通的生存性威胁。这迫使我们思考一个根本性问题：在一个媒体所有权高度集中的时代，民主的公共领域将何以存续？
DS编后语：
尽管原文《媒体寡头时代》一文因采用过于鲜明的“资本-政治-情报”复合体阴谋论框架、简化因果链条而削弱了其论证的严谨性，但我们不能因此全盘否定其讨论的价值。它如同一枚棱镜，虽然折射光线时产生了扭曲的色散，却依然照亮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角落：在全球范围内，经济权力的极速膨胀正在前所未有地深度介入并重塑我们的信息生态与公共领域，其速度、规模与方式已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亟需审思的时代命题。
必须承认，原文的核心逻辑存在显著缺陷，使其论辩易于被驳斥。
首先，其论述存在以偏概全的选择性呈现。它将拉里·埃里森等个案描绘为普遍规律，却忽视了全球媒体所有权依然分散多元的事实。从默多克家族控制的新闻集团到公众持股的《纽约时报》，从强大的公共广播系统到无数蓬勃发展的独立数字媒体，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远未被七位富豪完全垄断。将谷歌、Meta等平台巨头直接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媒体编辑室”，也模糊了“开放技术基础设施”与“封闭内容生产机构”之间的本质区别。
其次，其论证依赖过于直接且线性的因果推断。它假设资本所有权的变更会立即、彻底地转换为编辑方针的转向，忽略了媒体机构内部长期形成的职业规范、市场信誉机制以及复杂组织文化所带来的缓冲与抵抗。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或全球对以舆论的演变，简单归因于几位富豪的幕后操纵，则过度简化了政治与社会运动的极端复杂性，忽视了选民、官僚系统、地缘战略等多重变量的相互作用。
最后，其整体视角滑向了一种决定论的“媒介阴谋论”。它将开放社会中嘈杂、互动、充满意外结果的信息权力博弈，描绘成一个目的明确、执行顺畅的顶层控制工程。这种视角难以解释为何在这些“寡头”控制的平台上，反对他们自身立场的声音（如亲巴勒斯坦内容）仍能形成席卷全球的浪潮。
然而，驳倒其夸张的叙事，不等于否定其揭示的深层趋势。原文的真正价值，在于以警世的方式，指出了以下几个正在真实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第一，信息“基础设施”的私有化与集中化，创造了新的权力形态。
这超越了传统“媒体垄断”的范畴。谷歌和Meta不是又一家报社或电视台，它们是数字时代的“水与电”——是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当搜索排名、信息流算法、内容审核规则这些公共对话的“元规则”由少数几家以利润最大化和创始人理念为驱动的私人公司设定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形的议程设置权力便产生了。这种权力不必然表现为直接删帖，而更体现为流量的赋予或剥夺、议题的升温或冷却。原文的警告，实质上是针对这种私人资本掌控公共领域基础设施所带来的民主风险。
第二，经济权力、技术权力与政治影响力的交织融合空前紧密。
尽管“深层政府”式的阴谋论不足取，但一个明显趋势是，顶尖科技富豪及其企业已成为无法被任何政府忽视的“地缘政治行为体”。他们与政府既有合作（巨额国防合同）也有博弈（反垄断诉讼），其跨国平台成为外交争端和国际舆论战的战场（如TikTok风波）。这种角色使得他们天然深度卷入政治，其个人政治倾向通过公司战略、人事任命（如任命知名政治人物进入高管层）和对特定政策的支持，不可避免地产生远超普通公民的系统性影响。这不是阴谋，而是资本与技术在当代达到一定规模后的必然政治属性。
第三，传统制衡机制在新型权力面前显得滞后与乏力。
建立在工业时代基础上的反垄断法、媒体监管规范和“编辑独立”的职业伦理，在面对平台经济、数据垄断和算法黑箱时，常常力不从心。如何监管一家既是企业、又是广场、还是基础设施的实体？当影响通过非直接的算法和资源分配实现时，如何界定和问责？原文的焦虑，反映了社会旧有制衡工具与新生权力形态之间的巨大脱节。
因此，我们需要的讨论，不是停留在争论“七富豪是否已完全控制一切”的非此即彼，而是应该深入探究：在一个经济不平等加剧、关键技术平台高度集中、资本全球流动的时代，如何保障一个健康民主社会所必需的多元、竞争性信息环境？
真正的危险，或许并非一个精心策划的“寡头阴谋”，而是一种结构性倾斜：当资本、技术与特定政治议程形成心照不宣的合力，当质疑这种合力的声音在主流分发渠道中被系统性边缘化，当公众在算法编织的“个性化”信息茧房中逐渐丧失共同事实基础时，社会的撕裂与民主的空心化便会悄然发生。
原文的意义，不在于它给出了正确答案，而在于它以一个或许偏激的提问，迫使我们正视这个时代最紧迫的议题之一。它提醒我们，捍卫思想市场的自由与多元，在二十一世纪需要新的眼光、新的框架与新的公民智慧。我们不仅需要更多元的媒体所有者，更需要确保数字公共领域的基础设施服务于公共利益；不仅需要新闻编辑室的职业操守，更需要算法透明与平台问责；不仅需要警惕政府的过度干预，也需要审视私人资本积累起的、堪比公权力的社会影响力。
这不再是一个关于“控制”的简单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影响力”、“基础设施”和“结构性权力”的复杂新时代课题。忽略它，才是最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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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斩杀线”一词刷屏。朋友转给我的一篇文章让我“认识”了琳达·蒂拉多（Linda Tirado），一位被“斩杀”两次的美国女性——一次是系统性的贫困压迫，一次是物理上的国家暴力。让我敬佩的，并非仅仅是她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底层亲历者的身份写出了《苟且偷生》（Hand to Mouth: Living in Bootstrap America）一书，更是因她通过此书脱离底层后，利用成名后所获的话语权，主动选择成为独立记者，持续为底层发声。追溯她从生存线到前线的历程，是一位独立思考者的知行远征。
琳达的前半生，是美国“穷忙族”的微观史。在餐厅、呼叫中心的零工之间辗转，养育两个孩子，她亲历了那种“一份薪水永远不够，两份工作耗尽所有气力”的无望循环。转折点发生在2013年一个普通的夜晚。面对网络上一个居高临下的问题——“为什么穷人不善做长远打算？”，愤怒而疲惫的她用手机敲下了一篇充满细节的回应。她解释了为何吃快餐（时间比金钱更稀缺）、为何无法储蓄（没有容错空间）、为何看似“不理性”的选择在生存压力下恰恰是唯一的“理性”。
这篇“贫困的真相”（Why I Make Terrible Decisions, Or, Poverty Thoughts）的帖子迅速引爆网络。琳达以贫困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视角，直指美国社会深处的病灶，在《苟且偷生》一书中详细解构了“穷人的选择”。她洞察到，贫困并非个人的失败。那是一个由相互锁死的经济制度与社会政策共同制造的陷阱。在这个系统中，低收入工作的时间安排、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的缺失，共同制造了难以逃脱的生存陷阱。
此书的出版让琳达脱离了经济困境，也让她进入了公众视野。名利向来相随，但她利用获得的话语权，持续将镜头和笔触对准主流媒体忽视的角落：医疗债务如何摧毁家庭，低薪工作者的“时间贫困”，以及住房危机中的隐形受害者。她为《卫报》《国家》等媒体撰稿，用影像记录美国另一面的真实。2014年她入选BBC“百名女性”榜单。
这种跨越阶层的变化带来了一种危险诱惑——加入“幸存者叙事”大合唱，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比别人更努力”。而琳达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成功”恰恰证明了系统的随机性而非公正性——同样努力的人千千万万，只有极少数能获得她这样的发声平台。
从餐厅服务员到畅销书作家，再到独立记者，她的轨迹没有遵循“逃离出身”的经典叙事，而是完成了一次罕见的回归——带着更敏锐的眼睛、更坚定的笔触和更广阔的视野，回到她从未真正离开的“前线”，开始个体与不公系统的漫长抗争。
她的摄影项目进一步延伸了这一理念。通过镜头，她记录下美国“繁荣”表象下的另一个真实——破败的社区、疲惫的面孔、被遗忘的角落。这些影像不是冷漠的纪实，而是带着同理心的见证。她的社交媒体账号上，专业报道与对不公现象的即时批评交织在一起。
2020年疫情暴发期间，当前媒体聚焦股市震荡和宏观政策时，琳达将笔触伸向了被迫在健康与生计间做选择的底层劳动者、无法获得远程教育资源的贫困儿童，填补了主流叙事的空白。
琳达重新定义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她不提供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进行接地气的系统分析。在关于最低工资立法的辩论中，她用具体数字展示时薪提高几美元如何改变一个家庭的晚餐质量、孩子的课后活动选择。
她批判将贫困归咎于个人（如懒惰、不努力）的主流文化叙事，指出规则本身的不公——在起跑线相差悬殊的比赛中，强调努力本身就是一种特权者的傲慢。更为可贵的是，琳达始终保持自我反思。她承认自己的中产生活与报道对象之间的差距，不断调整采访和写作方式，避免“居高临下的同情”，追求“并肩的理解”。
琳达的工作践行了真正的“公共社会学”——不是书斋里的理论，而是扎根于地面的记录、见证与批判。她坚信，知识的终点应当是行动，是让沉默者被听见。在这个选择性的时代，琳达证明了知行合一不是哲学概念，而是一种将个人经验转化为公共良知的持续实践。
而身处一线的记者工作，危险如影随形。2020年5月29日，琳达在明尼阿波利斯报道乔治·弗洛伊德案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时，不幸被警方发射的“非致命”弹药击中面部。尽管佩戴着防护眼镜并持有记者证，她的左眼球仍被击裂，永久失明，并遭受了严重的脑损伤。
事后琳达告诉《改革者报》（Reformer）记者，对于自己在失明那天报道那次抗议活动一事，她并不感到后悔:“我做了正确的事。每当身为新闻工作者的你去报道那些遭受痛苦的人时，这样做都是值得的。”（“I did the right thing. Any time you as a member of the press are covering people who are hurting, it is worth it.”）
事后，她起诉明尼阿波利斯市及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琳达在接受《法院新闻》（Courthouse News）时说：“我的目的就是确保这种情况不再重演，要让人们注意到这样的事情在全国范围内屡屡发生，比如它就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而且这种现象实在太过不公平了。”
她在诉讼中表示，起诉的目的不仅是寻求赔偿，更是为了警示公众，保护新闻自由。据起诉书所述，至少有一枚弹片击碎了她的护目镜。琳达声称自己是媒体人员，并闭上眼睛以避开血迹和催泪瓦斯，但没有任何执法人员试图帮助她。起诉书还声称，警方可能有意针对新闻界人士，理由是抗议活动报道中还有好几个记者受伤，而且警方工会主席克罗尔给警察部门发了一封贬低新闻界的信件。
琳达没有医疗保险，受伤已产生了5.8万美元医疗费用。即便如此，在获得60万美元和解金后，她仍将其中12万美元捐给了当地社区组织。
随后的几年，脑损伤的后遗症持续恶化。2024年6月，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发出声明：琳达·蒂拉多，那位以《苟且偷生》一书震动美国社会的作家与独立记者，已进入临终关怀阶段。
即便在此刻，她昔日的言辞依然有力。她说曾贫困度日的经历赋予了她应对困境的力量和视角：“我认为我之所以能如此顺利地应对这一切，是因为我认为贫穷和低薪工作与被警察子弹击瞎一只眼睛一样残酷和令人痛心。只是人们没有那样去看待它，因为这种情况发生在更多的人身上。”（“I think the only reason I’m dealing with this so well is I think poverty and low wage work is just as brutal and visceral as losing an eye to a police bullet. It’s just that people don’t think of it that way because it happens to more people。” ）
琳达·蒂拉多从一个为温饱挣扎的母亲，到一位言辞犀利的作家，再到冲锋在新闻前线的独立记者，她用自己的生命历程完成了一篇最长的报道，其主题从未改变：在一个系统性地制造不平等与暴力的社会中，个体的尊严与生存如何被侵蚀、被伤害。
她的故事始于为“斩杀线”下的生存辩护，最终，她自身也被系统的暴力推过了那条线……那只曾凝视贫困、记录不公的眼睛永久失明，连同受损的大脑，一同中止了她见证的笔与镜头。这最终的“斩杀”，让她所有的文字——从计算生存的账本到记录前线的报道——都获得了用生命验证的重量。她以彻底的“知行合一”，证明了个体良知在直面系统巨兽时，所能抵达的悲壮极限，成为对结构性暴力更深刻的控诉。
JM编后语：
关于“阶层跃升”和此后的人生选择，编者不禁联想到最近简体中文区，围绕两位通过婚姻实现阶层跨越的女性主持的访谈节目所引发的互联网讨论。一位是“王的女人”田小姐，她采访身价2000亿元的“富贵闲人”阿段；另一位是“明州事件”当事人的合法妻子，她启动新创业项目“小天章”的首秀。
快进看完采访，评论区不乏“不接地气”、“树立大女主人设”、“缺乏主持功底”等评价。或许，争议本身即是策划的一部分，甚至有推手在背后推波助澜，以期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旨在收割流量。在这个时代，“黑红也是红”。
然而，同为女性，同是“阶层跃升”的叙事，这两位节目带给编者的观感，其生命厚度与光芒，远不及本文的主人公琳达·蒂拉多那般令人动容。为何？
实现了阶层跃迁的公众人物，用其影响力做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事？虽然，小编也爱看八卦。
琳达·蒂拉多提供了另一种答案。
她在跨越阶层后，并未“逃离”自己的出身，反而以更坚定的姿态，扎根于熟悉的底层领域，持续为无声者呐喊。她的个人价值源于这份沉重的承担。
她不回避惨痛经历，而是从中反思普遍性困境。此谓儒家思想的“推己及人”。
她起诉警察暴力，却明白个人在系统中已被工具化（这让人想起公共事件那些“临时工”通报）。她的诉讼不仅为了赔偿，更为提高公众意识，保护媒体免于恐惧警方在合法条文掩盖下的非法报复手段，避免未来悲剧重演。这才是“匹夫有责”。
她的笔为无声者书写，她的镜头曾对准不公，而当来自系统的暴力终于击中她时，她以残破的身躯，完成了对那个世界最沉痛的终极叩问。
以生为证，以死为询。这便是真实千钧的重量！
参考资料：
- https://pressfreedomtracker.us/all-incidents/freelance-photojournalist-permanently-blinded-others-assaulted-during-minneapolis-protests/
- https://www.londonfreelance.org/www.londonfreelance.org/fl/2407tirado.html
- https://www.cbsnews.com/minnesota/news/journalist-linda-tirado-minneapolis-police-dying-hospice-care/
- https://www.cbsnews.com/minnesota/news/after-an-mpd-less-lethal-round-took-her-eye-in-2020-journalist-invests-part-of-her-600k-settlement-into-community/
- https://garden.org/thread/view_post/2545523/
- https://m.kuow.org/stories/a-journalist-shot-by-police-while-covering-the-2020-protests-is-dying-of-her-injuries
- https://racketmn.com/linda-tirado-journalist-who-was-half-blinded-in-minneapolis-protests-enters-hospice-care
- https://www.mintpressnews.com/linda-tirado-blinded-journalist-shot-by-police-speaks-out/268639/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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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对话发生于某个清晨的市集，苏格拉底遇见一位神色困顿的年轻人）
青年：苏格拉底啊，我不知道该选择哪条路。所有人都告诉我应该成功，可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才是“好”的成功。
苏格拉底：有趣。让我们从更简单的问题开始吧——当你称某物为“好”的时候，这个“好”是属于那事物本身，还是属于你的判断？
青年：我想…是我的判断？
苏格拉底：那么当你判断专业、职业或爱情时，你依据的是他人的尺度，还是经过检验的自己的尺度？
青年：我从未检验过自己的尺度。
苏格拉底：啊！这正是我们该开始的地方。在这个小馆里，我们不做别的，只做一件被雅典人认为最危险的事：检验。
青年：检验什么？
苏格拉底：检验所有未经检验便接受的生活。当你说“必须如何”，我们问“什么是必须？谁的需要？”当你说“找不到意义”，我们问“意义是丢失的物品，还是建造的房屋？”当你说“太惊艳的人”，我们问“惊艳你的，究竟是那个人，还是你自身尚未实现的可能？”
青年：但这些问题不会有答案。
苏格拉底：太棒了！你已经开始思考了。哲学从来不提供答案，它只训练思维。在这里，我们将：
练习死亡——并非肉体的消亡，而是杀死那些寄生在你头脑中的、未经审视的教条。
练习接生——像我的母亲那样，帮助那些孕育在你灵魂中、却尚未诞生的真正认识。
青年：这有什么用呢？
苏格拉底：一个未经检验的人生不值得活。但一个开始检验的人生，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富有。因为你将拥有不被他人意见左右的内心向导。
欢迎每个清晨愿意来此对话的年轻人。困惑是智慧开启的前兆。用问题作镜子，就能看见自己思想的样子。
何期自性，本自具足。无人可给你指明前路，但哲人可帮你拨开迷雾，清除路上那些名为“理所当然”的杂草。
（苏格拉底整理着他朴素的袍子，眼中闪着雅典晨曦般的光）
今天，你想先检验生活中的哪个“理所当然”？
来哲思小馆，利用AI学哲学，通过写作练习驾驭AI～
「哲思小馆」作品：
（点击标题可免费阅读全文，如未跳转成功，则是尚处在待发布状态）
《系统误差》
《银杏算法》
《绝境对问》
《陶朱之道》剧本
《我在东八区，她在西五区》
《意义契约：第7条》
《以他者抵达》
《郢城辞》
《被偷走的卡奥斯星婴儿》
《深空指挥官》
《庄子》故事新编
生命的厚度无关乎财富
提问是唯一持久的创造
纳西索斯的倒影（版本一）
纳西索斯的倒影（版本二）
《双重围猎》
……
（不定期更新ing）
最应普及的AI使用技巧：左右互搏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 武汉， 2026-01-12
2025年12月7日，在休斯顿的一间公寓里，莱斯大学一名大二女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高中时曾是优秀运动员，学业表现突出。校方称她性格外向、积极参与校园活动；也有报道提及她长期受抑郁症困扰。
据报道，她去世前曾参与一项名为“恶魔挑战”的TikTok网络活动。该挑战要求用户向AI聊天机器人提问，让其基于聊天历史给出“最残酷的诚实”回答。AI给她的回复中，包含了一些关于“剖析自我存在”的尖锐而宿命论式的语言。
这起悲剧不断提醒我们：学会使用AI，要先对AI“祛魅”，不可全然信赖。在笔者看来，这不仅关乎AI安全，更涉及一项关键的AI使用技能。当然，社交媒体平台为追求流量疏忽对内容的审查，在此悲剧中的责任则是另外的话题。
我们应养成这样的习惯：在AI第一次输出后，要求它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系统性质疑和反驳。甚至可以一轮轮地“互搏”下去，让“真理”越辩越明。即便不明，你也能在它所谓的“深度思考”的逻辑中，看清机器是如何“思考”的，其逻辑是否存在漏洞或是否太“框架”。带着审视的眼光使用AI，也需要使用者训练自己。
更高阶的方法是针对AI的回复不断追问。这对多数人或许较难，尤其是在使用者本就不熟悉的领域，往往不知从何问起。但让AI“左右互搏”，每个人都容易上手。这也是一种数字时代的生存技能。这项技能的价值，不在于从AI那里获得正确答案——AI本就给不了正确答案，而在于打破它固有的思维模式，暴露其认知局限。从而帮助使用者多角度的思考自己最初问出的那个问题。
如今的AI大模型，在资本的无限资源加持下，在全球数十亿人日常使用所提供的持续训练反馈中，已变得越来越强大。正因为AI变“强大”的速度太快，我们容易产生错觉，似乎它“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且永远正确。实则不然。
本质上，当下的所有AI仍只是“半成品”。为何？这由AI的“成长”路径决定。就像人类在18岁举行成人礼时，大脑前额皮层其实要到30岁左右才发育成熟。而AI所处的成长阶段，可能远未达到人类18岁的同等水平。
现代大型语言模型本质上是概率机器，而非思考实体。它们通过计算海量训练数据中的词频与关联模式，输出“最合理”的内容。这决定了它们第一次回答往往是沿用户提问方向最流畅、概率最高的文本延展。
当Claire要求“剖析自我存在”时，AI会顺着指令，调取数据库中关于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的文本模式，生成符合“残酷诚实”要求的回应。AI没有选择立场的能力，它只是在执行概率最高的语言路径。由于缺乏元认知能力，AI无法评估自己回答的质量、偏见或潜在危害，它仅仅是语言的模仿者。而我们作为人，则可以诘问之。
“左右互搏”实际上是在强制AI探索低概率路径。当我们要求AI反驳自己时，它必须激活那些被首次回答抑制的神经元连接，寻找对立但同样合理的语言模式。同一个模型可以生成完全对立的观点，只因不同的提示将其引向了不同的概率路径。这个过程也暴露了AI思考的非一致性。也正因此，它可以让使用者看到自己思维的偏见。AI的偏见也是一面镜子。
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发展阶段理论指出，人类认知通过“同化”与“顺应”的不断平衡而发展。同化是将新经验纳入现有认知框架，而顺应是调整框架以适应新经验。真正的成长发生在两者冲突时。在Claire的悲剧中，可能是“恶魔挑战”的游戏规则导致“最残酷的诚实”回答就是死亡。也可能是AI的初始回答让她陷入“顺应”危机——她的存在意义被彻底解构，但她缺乏足够的认知框架来“同化”这种冲击。
而“左右互搏”技巧的心理学价值在于，它在对话中模拟了认知冲突与平衡的过程。当AI被迫反驳自己时，实际上为用户提供了多元视角，使其有机会在“同化”与“顺应”之间建立桥梁，而非被单一观点压倒。
青少年晚期至成年早期（如Claire所处的19岁阶段），处于“后形式运算思维”发展期。个体开始认识到知识是相对的、情境的，真理需要从多个角度审视。让AI反驳其输出，就是人为建立必要的认知多样性，为正在形成辩证思维的大脑提供训练场。
发展心理学强调，人的心理发展是终身任务。艾里克森将人生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心理社会危机需要解决。19岁的Claire正处于“亲密vs孤独”阶段，但她前一阶段“身份vs角色混乱”的危机可能并未完全解决。当AI提供“残酷诚实”的自我剖析时，它针对的正是身份认同这一深层需求。然而，AI不具备发展意识，无法理解人类心理任务的阶段性、累积性和未完成性。通过“左右互搏”，是对AI这种局限性做人为修正。
AI输出的“真理”不过是其训练数据的概率投影，而人类认知发展远比这复杂。人的成熟需要通过自我经验不断学习和完善。真正的认知成长发生在不同观点之间的辩证运动中，而非对单一“权威”答案的接受。Claire“剖析自我存在”的请求本身并非危险，危险在于AI被允许在无边界状态下对此进行单向深度探索。当AI给出某种存在主义解读后，用户应立即要求它从积极心理学、存在主义心理学或文化相对主义等角度进行反驳。如果她曾经让AI进行自我反驳，得到的可能是对虚无主义的抵抗，对存在的另一种解读。
更关键的是，用户需要建立元认知监控：“我正在与一个无意识的语言模型进行关于存在意义的对话。它的所有输出都是统计学产物，而非哲学真理。”虽然，AI迟早能“进化”到主动提供多角度回应，并在检测到潜在风险时提供心理健康资源。但技术修复是缓慢的，使用者应该即刻启动自我保护。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建立自身的认知防御策略，包括：
- 永远不在强烈情绪状态下与AI进行深度哲学或自我价值对话；
- 始终将AI的观点视为多种可能视角之一；
- 在重要问题上，用AI的“左右互搏”作为思考起点，而非终点。
学习本身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学习使用AI也需要祛魅。这与我们对世间任何事、任何物和任何人的祛魅方法一样。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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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王国大冒险》｜4.大战泡泡怪
（阅读年龄建议：3～6岁）
作者：JM舒羽 、麦迪, 2026-01-10
“不好！骨骼山脉出事了！”康康的小翅膀抖呀抖，声音急急的。
麦迪赶紧踮起脚尖，小手搭在眼睛上，使劲望过去——
呀！那座白白的、像牛奶饼干一样的骨骼山脉上，裂开了一道好大好深的缝！
“咕嘟咕嘟——”一群透明的泡泡怪正从缝里钻出来，像水烧开时冒的泡泡，可它们是黏黏的、滑滑的。泡泡怪爬过的地方，硬硬的石头像被小虫子咬过的饼干，“咔嚓、咔嚓……”声音听起来好可怕！
最危险的是奶钙勇士！
她穿着雪白的铠甲，站在裂缝边缘摇摇晃晃，怀里紧紧抱着一颗发光的牛奶色宝石。
哎呀，她脚下一滑，宝石快掉下去了！
“那是钙宝石！”康康急得在麦迪肩上跳呀跳，
“整座骨骼山都是它造的钙砖砌成的。如果宝石被黑暗军抢走，山就会塌掉！”
“黑暗军？又是那个坏坏的塔尔塔洛斯吗？”麦迪想起蛋白山上那个黏黏怪。
“这次是他的新帮手——泡泡怪！”康康指着那些透明怪物说，“它们是你吃的糖果变的，正在偷偷啃你的骨头呢！”
麦迪想起昨晚的糖果，手指上还黏黏的。
“对不起……”他红着脸小声说，但马上又抬起头，眼睛亮亮地，“我要去救奶钙勇士，保护我的骨骼山！”
珍惜之戒好像明白了麦迪的心意，“嗖——”的一声，变成一道彩虹滑梯，伸到骨骼山脚下！
麦迪和康康“咻——”地滑下去，刚好落在裂缝旁边。
走近一看，更吓人了！
裂缝像一张黑黑的大嘴巴，深不见底。泡泡怪已经叠成高高的梯子，快要碰到奶钙勇士的脚啦！
“快救救我！”奶钙勇士呼叫道。
“坚持住！我们来帮你！”麦迪大声喊。
可是，泡泡怪那么多，裂缝那么大……怎么帮呢？
“找帮手！”康康飞到他耳边说，“快用戒指叫太阳骑士维生素D和绿叶工兵维生素K来！”
麦迪马上举起亮晶晶的戒指，大声喊：
“太阳骑士、绿叶工兵，请快来帮帮我们——！”
话音刚落，戒指发出了耀眼的金光……
第一队帮手从天上来！
一群金光闪闪的小骑士，乘着阳光飞船从天而降！
“我们是太阳骑士维D！”带头的小骑士头盔像个小太阳。
第二队帮手从森林来！
一群穿绿叶制服的小工兵，开着坚果卡车冲来！
“我们是绿叶工兵维K！”戴树叶眼镜的队长敬了个礼。
战斗开始啦！
太阳骑士挥动阳光剑，光线变成“叮叮”的信号：“大家把钙砖搬到三号缺口！”
绿叶工兵挥动小旗子：“水泥准备——噗！粘好啦！”
可是裂缝太大了，钙砖不够用！
泡泡怪还一直捣乱：噗噗吐黏胶，让地滑溜溜，刚砌好的砖又被它们“咔嚓”咬出洞。
“要是蛋白侠在就好了，”康康说，“他能帮忙生产更多的钙砖。”
麦迪眼睛一亮：“对呀！”他再次举起戒指。光芒一闪，强壮又聪明的蛋白侠跳了出来！
“我来帮忙！”他拍拍胸口，和奶钙勇士一起工作。钙宝石亮得更厉害了，钙砖“嗖嗖嗖”地变多！
麦迪也当起小搬运工，跟着太阳骑士们一起运砖。搬着搬着，他忽然懂了：
“原来我吃的东西，真的会变成身体的一部分！吃健康的食物，就是送给健康王国好士兵；吃零食，就是在给黑暗军送泡泡怪……”
康康飞到故事前的小读者面前：
“伸出你的小手，和麦迪一起——呼呼！——帮骨头山吹走坏泡泡！”
（快举起小手，用力吹——呼呼呼！）
大家越干越起劲，裂缝也慢慢变小了。奶钙勇士累得满头大汗，抱着宝石摇摇晃晃，眼看就要倒下——一双手扶住了她！原来是麦迪。
“谢谢你，麦迪。”奶钙勇士虚弱地说。
康康飞到麦迪耳边小声说：
“你总是睡太晚，睡的时间也太少。骨骼工厂的‘夜班总指挥’生长激素先生，只有在你睡着的时候才能醒来。如果他在，奶钙勇士就不会这么累啦！”
麦迪看着累坏了的勇士，心里有点难过。
“加油！快成功了！”康康飞来飞去给大家打气。
河北农村3千万人冬天取暖难，不是新闻的新闻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一，北京，2026-01-04
“煤不让用，气用不起”河北农村冬日困局年年上新闻， JM与AI进行一场虚拟访谈，以图探究问题的根源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统计数据显示：河北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年），常住乡村的人口约2979.4万人，占到京津冀总人口近30%。河北农村地区 (冬季取暖)估算燃煤量约 3000 万吨/年，之前冬季取暖用煤量占整个区域的八成以上。约2011年起，部分村庄率先开始试点“煤改气”。2016年，河北在全省范围内启动“气代煤、电代煤”的“双代”工程。到2021年10月底，河北累计完成清洁取暖改造1296万户，并宣布提前完成“煤改气”“煤改电”工作，基本实现“应改尽改”。
JM：为何此事年年上新闻？
AI：这个困局始于2022年底因燃气公司经营压力导致的“停气”事件，经媒体报道后，政府快速反应，主要着力于 “保供” 和 “稳价” 。然而，由于补贴退坡、气价高企、农村房屋保温差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用不起”的矛盾长期悬而未决，导致其成为每年冬天都会被提及的民生痛点。
气价依然较高：河北农村气价普遍在3.15-3.4元/立方米，显著高于京津。
补贴大幅退坡：用气补贴从最初的约1元/立方米，在很多地区已降至0.2元/立方米。
成本占比过高：一个冬天取暖费高达5000-10000元，能占到河北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的30%-50%，对于只有微薄养老金的老人更是难以承受。
根据近两年（2024-2025采暖季）的媒体报道，问题的核心矛盾——农民的长期取暖成本过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JM：“煤改气”政策从一项环保民生工程，演变成“煤不让用，气用不起”的民生困境？这背后的根本矛盾是什么？
AI：这本质上是政策的单一目标与现实的复杂系统之间发生的碰撞。政策初衷非常明确且正当：为了治理华北地区严峻的、关乎所有人健康的大气污染，散煤燃烧是当时最突出的污染源之一。因此，“煤改气”在特定历史时期被视为一项必须快速推进的环保与民生工程。
然而，矛盾的核心在于，政策在顶层设计时，对“农村”这个特定场景的复杂性评估不足：
成本核算的片面性：政策大量核算了一次性的安装成本（并通过高额补贴覆盖），却严重低估了长期的能源使用成本。农村房屋普遍保温性能差，取暖能耗是城市的2-3倍，导致一个冬季四五千甚至上万元的燃气费，对于以务农或养老金为主要收入的农村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的。
经济可持续性的缺失：初期的用气补贴（如每立方米补1元）是政策推广的“润滑剂”，但并未建立与地方财政能力、能源市场价格联动的长效补贴机制。当补贴迅速退坡（部分地方降至0.2元/立方米），而气价居高不下时，“用不起”的问题便彻底暴露。
“一刀切”执行的后遗症：在部分气源保障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为了完成改造指标也强行推进，导致后期供气不稳、成本更高，民生兜底压力全部转移到了基层政府和用户端。
JM：“核算失灵”听起来像是一个技术性失误。但公众的感知更直接——“谁不顾老百姓死活推行了它？”如何理解这其中的责任逻辑？
AI：将其归咎于某个单一的主体“不顾死活”可能过于简单，也偏离了问题的本质。这更像是一个在强大目标驱动下，系统性责任链条出现的偏差。
目标的紧迫性与考核压力：在当年“打赢蓝天保卫战”的硬性要求和明确的时间表下，环保指标成为自上而下的强力考核目标。地方政府面临的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其首要责任和精力自然会聚焦在“改了多少户”的改造率上。
责任的分散与模糊：在长期运营的“持久战”中，责任变得模糊。保障气源稳定、控制气价涉及上游能源市场和跨区域协调；提供长期补贴依赖持续的地方财力；维护管网、提供服务是企业责任。当这些长期责任与短期的改造考核相比，其约束力和清晰度都显得不足。前期“政府补贴、企业跑马圈地、用户免费安装”的模式，掩盖了后期这些责任如何厘清和分担的根本问题。
“政策惯性”与纠错成本：即便问题在基层已显现，但调整一项大规模政策涉及承认前期投入、重新协调利益、财政兜底等巨大成本，存在“政策惯性”。直到2022年底因大规模“限气”引发全国舆论关注，才推动了实质性的强力纠偏。
JM：当时农村的煤改气项目工程花费多少？谁承担的改造工程？谁支付的工程款？
AI: 支付模式是理解整个事件逻辑的关键。它是一场典型的 “政府主导的集中投资”，其模式为：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引导，燃气企业垫资建设，用户零成本接入。
以一个假设的村庄改造为例，资金流向大致如下：
燃气企业：先行垫资数百万至数千万元，铺设从气源点到村口的主管道。
地方政府：申请上级补贴，用专项资金招标采购壁挂炉，并支付村内管线施工费。
农户：若家中面积超大或安装特殊，可能需额外支付千元左右的设备差价。
“煤改气”初期改造的工程花费巨大，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燃气企业、农户共同承担，但承担的具体项目和比例有明确规定。根据公开信息和政策文件，具体花费和支付方情况如下：
工程花费与资金分担情况
1. 整体投资规模巨大
区域总投资：仅在华北地区，主要燃气企业“中国燃气”的投资额就超过500亿元，覆盖约450万农村用户。
县级案例：河北保定涞水县作为首个改造县，投资近4亿元，建设管道1657公里，覆盖4.3万户。同期，保定徐水区46个村改造预计投资14亿元。
2. 资金来源与分担模式
核心原则是：政府补贴大头，企业投资建设，用户承担部分或零成本（标准内）。一个典型的分工如下：
燃气企业承担
负责部分：主管网、高压输配站、调压站等村外主干管网系统的投资建设。这是企业的主要投资部分。
政府财政承担（各级补贴）
负责部分：村内管网建设、燃气表、报警器等入户设施，以及壁挂炉购置安装的补贴。
补贴标准：例如天津静海区，户内管网补贴2800元/户，壁挂炉补贴6200元/户。河北多地也有类似政策。
资金流转：采取“先预拨，后清算”方式，由省、市财政向县级预拨，最终根据验收结果清算。
农户承担
标准内：在政府补贴标准内（如规定面积、设备型号），农户通常无需付费。
标准外：如果农户需要更大采暖面积、更大型号壁挂炉、或超出规定的安装材料，则需自付差价。也有地方协议规定，超出预留长度的管线需用户自费。
JM：这种支付方式为后来的问题埋下了什么伏笔？
AI：各方的算盘：
政府：支付了入户设施和村内管网的“首付”（壁挂炉、安装费补贴），以快速启动项目，完成环保目标。
企业：垫资建设了主干管网，看中的是未来数十年的独家供气市场和稳定用户。
农户：获得了“免费”的清洁取暖设备，但被动成为了后期能源的单一购买方。
埋下的长期隐患：
企业的经营困境：农村管网长、用户分散，维护成本极高。当政府为保障民生压制终端气价，而上游气源价格上涨时，企业立即陷入“气价倒挂”的亏损。这是2022年燃气公司“限气”的直接经济动因。
财政的不可持续：一次性建设补贴已规模惊人，后续还需要叠加长期用气补贴，对地方财政形成持续压力。当财力不济时，补贴退坡就成为首选。
用户的脆弱性：农户在失去煤炭选项后，被锁定在了一条唯一的、价格不受自己控制的能源通道上，毫无议价能力，成为成本链条上最脆弱的一环。
这种前期靠巨额投资“铺管子、装炉子”快速达成目标，却把长期运营的成本和风险难题留给未来的模式，正是当前困局最深层的原因之一。
JM：从2022年底首次成为全国性新闻焦点至今，这个问题似乎陷入了“年年提、年年有”的循环。媒体报道究竟带来了什么改变？为什么问题依然存在？
AI： 媒体报道的作用是揭露和放大问题，迫使系统作出“应激反应”，但难以单方面促成系统性改革。
媒体的“破窗”效应：2022年12月界面新闻等媒体对河北多地“限气”的报道，就像一个“破窗”，将隐藏在无数农户家中的个体困境，聚合成了一个无法忽视的公共事件。它直接触发了最高监管部门的介入（国家发改委公开表态“不得限购减供”），解决了最急迫的“保供”问题。
改进的“分层化”与局限性：政府的改进措施呈现出明显的“分层化”：
保供底线：坚决守住，这是政治红线，此后大规模“停气”现象得到遏制。
成本难题：触及深水区。在河北等财政压力大的地区，主要采取的是“优化中间环节”等温和的降价方式，无法撼动“气价高、补贴少”的根本结构。而在天津等地，则有财力维持较高补贴，形成了“一河之隔，两种冷暖”的局面。这恰恰说明，问题的根子在于初始政策未能建立起一套与地区差异相匹配的、可持续的成本分摊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
“根本矛盾”的持续性：只要“农民收入水平”与“市场化清洁能源成本”之间的巨大鸿沟没有被一个长期的、制度化的方案所填补，那么每到采暖季，这个矛盾就必然以“用不起”的形式浮现出来，成为周期性新闻。目前的政策更多是“治疗症状”（临时补贴、价格微调），而非“治愈疾病”（重塑农村能源可获得性的支持体系）。
JM：如何破除这个困境？
AI给出了解决方案：https://chat.deepseek.com/share/u6z1l9uucuw1foi548
可行吗？谁来论证呢？如果可行？谁来执行？
(注：AI的回复为整合多轮问答回复的呈现。)
编辑：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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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Wind, 上海， 2026-01-08
努力考大学，然后呢？
知识只是工具
上周末晚餐时分，疲惫的高三学生放下筷子问我：“爸爸，那考上大学之后呢？”我张了张嘴，那些关于“更好的工作”、“更开阔的视野”、“更优质的朋友圈”之类的陈词滥调，在喉咙里转了一圈又咽了下去。它们听起来如此正确，又如此空洞，遮不住背后那个巨大的、我自己也未曾解答的困惑。
回想自己小时候，对考大学这事从未有过这类质疑。可能因为从小被灌输的就是“读书就是为了考大学”。所以直到上了大学也没有追问“然后呢”。似乎大学就是人生的的必然站点。但关于人生终极问题的困惑则从未减少过，即便现在已经变成了“大人”，每过几年都会反复的叩问自己。当孩子开始追问“意义”，审视人生。做父母的是否做好了引导的准备了呢？
大部分的父母本身被社会规训，臣服于既定规则之下，以生存为人生最大目的，除了根据自身过往经验答复“大学是必须读的”苍白回复和有限认知认为的生存必须外，能给出什么样的智慧答案呢？
我们这代人，或许是最熟练的“应试漂流者”，很少质问彼岸何在，审视人生是不值得过。我们被告知，人生是一片需要谨慎航行的海域，要避免“一失足成千古恨”。大学是唯一可见的灯塔。我们把所有的能量，都用于建造一艘符合规格的船，却忘了问这艘船最终该驶向何方。高中的孩子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一再追问学习的意义和未来人生的意义，索要一个坐标时，我们只能指着灯塔的方向，喃喃重复：“去那里，总归是对的。” 这是一种基于恐惧的导航。
“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哲人的提醒穿越时空。
我想起不久前，传奇投资人段永平在接受《雪球》访谈时，回答自己求学经历的影响，说的并不是大学和研究生学到了多少知识，而是转换不同专业，在不同城市和企业工作时，对学习新知识、适应新环境的不恐惧。他的故事里没有灯塔。只是“因为感觉不舒服”“因为（小霸王老板没有契约精神）信任基础不存在了”等从感性出发，理性判断后做出的遵循本心的选择。
此外，我还想到了迈克·辛格。一位曾在丛林里隐居的冥想者，后来却建立了一个医疗软件帝国。他的故事里也没有灯塔。辛格在攻读经济学博士期间，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灵性觉醒。于是放下学术前程，接受内心呼唤。搬到林中独居，专注于瑜伽与冥想。他的跨界学习，始于一系列不请自来的“麻烦”：瑜伽大师需要大一点的冥想屋，他便学会了建筑；而后不断有人请他帮忙建造房屋，便创立了“为爱而筑”建筑公司；为管理自己的建筑项目和社区账目，他便学会了编程；医生朋友需要一个医疗账单管理系统，他便开发了“医疗经理”（The Medical Manager）软件，并创立公司；公司因发展需要搬迁，并在机缘下获得土地建成大型园区。公司随后成功上市并经历爆发式增长。
段永平和辛格的跨界学习态度有共同之处：重要的不是最初掌握了什么，而是确信自己有能力在需要时，与任何新课题、新境遇建立有效连接。他们的故事共同揭示，最根本的学习成果，或许是一种“可塑的自我”——一种像水一样，无论被倒入何种形状的容器，都能从容适应的柔韧特质。
当然，我个人以为，辛格的成功不仅在于对学习新知不恐惧，还在于他强大的学习能力，其中“学以致用”的PBL 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是一种高效的训练方式。但辛格的路径不可复制，因为大多数人碰不到需求主动“找上门来”的“守株待兔”式幸运。但其对同一类人群和领域的需求持续挖掘和不断满足的商业思维，值得学习，也适宜各类商业场景中效仿。
此外，辛格从不把“我还没准备好”当作回绝的理由，而是把每一个具体的问题，都认真对待。他的学习，与解决一个真实、迫切、与他人相关的问题同步发生。知识，不再是储藏起来的干粮，而是即取即用的活水。中国哲学里讲“上善若水”，辛格的姿态如水，当生命的地形出现沟壑时，他便顺势流过去，填满它，塑造自己。
这为我们和孩子面临的困境，给了一些启示。我们总在焦虑如何为孩子装备更多的技能，更多的证书，仿佛人生是一场装备竞赛。但辛格的路径暗示，比装备更重要的，是养成一种“回应”的姿态。教育的核心，或许不应是填充一个“未来可用”的知识库，而是培养一种“当下就能响应”的敏锐与韧性。能否在数学题中，看到一种理解世界结构的语言之美？能否在历史事件里，体察到人类共通的困境与选择？这并非逃避应试，而是为这场无法避免的航行，安装一个内在的罗盘。
当前的教育，更像一场在干涸河岸上的竞速。目标明确（高考），路径单一，所有人都气喘吁吁地在同一条赛道上奔跑，唯一的动力是害怕落后。孩子追问意义，是因为他们本能地感到，这场奔跑与生命本身的丰盈、与自己的内心渴望失去了连接。
当孩子追问“为了什么”时，他灵魂深处躁动的，可能并非对某个职业的好奇，而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渴望：渴望他的时间、精力、乃至痛苦，能与某个大于自身的事物相连。他想要的不是一个目的地的名字，而是一种确认——确认此刻的奋战，不仅仅是系统中的一个齿轮在空转，而是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发生着真实的摩擦与共鸣。
于是，我们被引向那个更棘手的问题——人存在的终极意义。我想，我们无法给孩子答案，是因为我们错误地理解了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等待在终点的奖杯，不是一个可以用语言封装并传递的物件。辛格无意中展示了一种可能性：意义或许不在遥远的“成为什么”之中，而在于切近的“如何回应”。
父母的困窘，或许在于我们自己也困在“齿轮”的角色里太久了。我们给不出关于“终极”的指导，这不是我们的失败，而是一个诚实的起点。我们可以停止扮演问题的回答者，转而成为最初的提问者与共鸣箱。我们可以问他：“什么事情让你忘记了时间？”“你觉得周围有什么小小的不美好，是你想去改变的？”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们像种子，能将意义的追问，从抽象的云端拉回具体的生活土壤。我们不必将他从既定的航道上拉走，但可以指给他看，这片海水本身充满律动，他的船桨每一次划动，都可以是与这片律动的对话。
如果下次孩子再和我谈论“考大学”这个话题，我可以坦然说：“是的，我们此刻必须在这条特定的赛道上奔跑，因为这是社会设置的一道关卡。但你要知道，这跑道不是整个世界。它更像一条通往大河的引水渠。我们现在锻炼的耐力、专注和解题思维，未来都可能成为你在更广阔水域中，驾驶自己小船的能力。”
比如，我上面提到的两个人物都是硕士研究生文凭，一个在中国80年代拿到了研究生文凭，一个在70年代的美国拿到了硕士学位。那个年代硕士的含金量不言而喻。
当他质疑“应试学习本身”时，我会说，知识是生命用来认识自己、回应世界的工具集。比如，数学是一种理解世界底层规律的语言。未来无论你想探索人工智能、建筑安全，还是经济规律，它都是你回应世界问题的工具；语文不只是答题模板，它是人类情感与思想最精妙的载体；物理不只是公式，它是宇宙运行的诗篇；历史不只是年代事件，它是理解人性与文明困境的镜子。
教育或许不是许诺一个光明的未来，而是保卫这种“回应”的能力不被磨损。它是在教会他算题的同时，也让他知道，这些公式是前人回应宇宙疑问的伟大遗产；是在督促他背诵诗文的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文字是如何回应内心最深处的震颤。
父母的角色不是答案的提供者，而是孩子“内心主权”的守护者和第一个对话者。 当孩子追问意义时，我们可以放下苍白的大道理，转而发起一次苏格拉底式的探寻：
你觉得做什么事情时，时间过得特别快，且感到充实？
你身边的世界，有什么小问题让你觉得不舒服，想去改善？
抛开所有“必须”，你单纯地对什么感到好奇？
人生的终极答案，是在每一次“回应”瞬间被活出来的。我们所能做的，或许是帮助孩子，也帮助自己，保持这种回应的勇气与温度。
我们该给予孩子的不是地图，而是罗盘。这个罗盘的指针，一端指向“对外在需求的敏锐洞察与回应”，另一端则牢牢锚定在“内心的热爱与价值判断”。当我们的孩子既拥有在既定河道中航行的能力，又保有驶向未知海域的勇气与罗盘时，关于“意义”的追问，才会从一种痛苦的煎熬，转化为主动积极的探索。
编辑：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