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球经济论
【专栏】| Columnists>特立独行的服务器
JM特约撰稿人 贾周树人，温州， 2025-11-30
时下所谓“眼球经济”者，大抵是将人的“眼珠子”当作货品来卖的勾当。世人皆道，这年头信息如潮水般涌来，倒把人的“心眼”淹得愈发浅了——潮水里捞不到真金，却有人专在潮头造浪，只待那“眼珠子”追着浪花打转，便好把些腌臜货色塞进去，美其名曰“流量变现”。可这等乱象，绝非偶然的“人心堕落”，实则是多重“病根”盘踞，层层发酵而成的恶果。而监管层，本应是“挖病根”的执刀人，却多作“看客”或“帮闲”，反倒让那“怪兽”愈发猖狂。
回溯往昔，纸媒初兴时，尚要装模作样讲些“真相”“道义”，好歹给“眼珠子”裹层遮羞布。待到电波、屏幕铺天盖地，那“眼珠子”便被裹挟着奔向“热闹”去：先是“黄色新闻”搅得人心浮躁，后有“超级碗”广告把金钱的铜臭味熏得满街皆是。如今进了数字时代，更是了不得，算法如鬼魅般窥探人的喜恶，把“眼珠子”框在一方小屏里，喂些碎片化的残羹冷炙，还说这是“精准服务”。这般把戏，与旧时街头耍猴的把戏何其相似？可这“耍猴人”背后，藏着三重“病根”：技术的狂飙、资本的贪婪、人性的脆弱。而监管层，本该是“守门人”，却多在“门”外徘徊，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干脆递上“通行证”，让“耍猴人”愈发肆无忌惮。
先说那技术的狂飙。赫伯特·西蒙所言“信息丰富，注意力匮乏”，原是技术迭代的必然结果——印刷术让信息规模化传播，电子媒介让传播沉浸化，数字技术则让传播去中心化、精准化。可技术本无善恶，偏有人把它当作“收割利器”：算法本为提高效率而生，却被用来构建“信息茧房”，把人的“眼珠子”困在狭隘的认知里；大数据本为优化服务而设，却被用来过度追踪用户，把隐私当作“流量密码”。此时监管层本应立“规矩”，定“红线”，可他们呢？要么对“技术黑箱”视而不见，任由算法在暗处操控人的注意力；要么出台些“隔靴搔痒”的规定，对流量造假、数据滥用等行为，只作“轻飘飘”的警告，从不见“重拳出击”。监管层的“不作为”与“慢作为”，便如给“狂飙的技术”递上“通行证”，让技术伦理的缺位愈发严重——这便是乱象的“第一重纵容”。
再说那资本的贪婪。眼球经济的本质，是把“注意力”当作稀缺资源来变现，而资本的本性，便是“逐利而生、无利不往”。当传统行业利润下滑，资本便如闻腥的鲨鱼，涌向“眼球经济”的领域：平台靠流量收“佣金”，创作者靠流量换“打赏”，广告主靠流量赚“利润”——这“流量利益共同体”一旦形成，便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把“流量至上”当作唯一的“生存法则”。监管层对此，要么“慢半拍”，等乱象成灾才想起补漏；要么“有偏颇”，对大平台“网开一面”，对小创作者却“严苛无比”，让“头部垄断”愈发稳固。更有甚者，监管层与资本之间，似有若无的“暧昧”让人疑窦丛生——为何对虚假广告、低俗内容的处罚，总如“隔靴搔痒”？为何对平台的流量垄断，总难见“釜底抽薪”的举措？监管层的“失职”与“偏袒”，便是资本逻辑异化的“帮凶”，让“贪婪”愈发无所顾忌——这便是乱象的“第二重纵容”。
最后说那人性的脆弱。技术与资本的“勾当”，若无人“配合”，终究难成气候——可偏偏，人的心底藏着“三怕”：怕“孤独”，怕“落后”，怕“无趣”。于是，社交媒体的“点赞”“转发”，成了填补“孤独”的良药；“爆款”“热搜”成了证明“不落后”的凭证；“短平快”的内容，成了消解“无趣”的麻醉剂。人心底的“三怕”，给了技术与资本可乘之机，而监管层本应“唤醒清醒”，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可他们却多在“旁观”：对“数字成瘾”的危害避而不谈，对“公共讨论浅层化”的趋势无动于衷，对“优质内容缺乏生存空间”的困境视而不见。监管层的“缺位”，让人性的脆弱愈发被放大，让“心眼”的迷失愈发严重——这便是乱象的“第三重纵容”。
这三重“病根”，层层缠绕，互为因果，而监管层的“三重纵容”，更是让“怪兽”如虎添翼。于是，产业结构被“流量”扭曲，公共讨论被“情绪”裹挟，“心眼”在“流量洪流”里愈发浅薄——这般乱象，岂是“人心堕落”四个字能概括的？分明是技术、资本、人性三者酿出的苦酒，再被监管层的“纵容”浇灌，愈发苦涩难咽。
如今有人喊着“媒体自律”“平台责任”，倒也有些道理。可若监管层不放下“看客”的姿态，不拿起“执刀人”的勇气，再严的“自律”、再好的“责任”，也不过是贴在“怪兽”身上的“符咒”，一时能镇住，终究是治标不治本。要治这“病”，监管层须先“自省”：于技术，要立“伦理之规”，更要严“执法之度”，让算法透明化，让数据使用合规化，对违规者“零容忍”；于资本，要设“价值之界”，更要破“垄断之局”，让流量变现与社会价值共生，而非“唯流量至上”；于人性，要启“清醒之智”，更要建“优质内容之生态”，通过政策扶持，让优质内容有生存空间，让公众在选择中学会“辨别”。
只是这“挖病根”的事，比“追流量”难多了。监管层多是“守成者”，不愿担“改革之险”，更怕“得罪既得利益者”。世人皆在“逐浪”，监管层却在“观望”，又有几人愿做“挖根者”？罢了罢了，且看着这“怪兽”继续吞食着“眼珠子”，且等着那“心眼”彻底被淹的那天——到那时，或许监管层方知，“流量”不过是“过眼云烟”，唯有放下“纵容”，拿起“责任”，方是正途。
今夜月色很好。我推开窗，想看看天上的星辰，却被对面楼里无数的手机屏幕晃了眼。那些蓝莹莹的光，像是无数只饥饿的眼睛。
我突然明白了：这“眼球经济”的根子，不在技术，不在商业，而在人心的荒芜与监管的纵容。可是，要叫醒这些装睡的人，怕是要比戒除鸦片还难上十分了。
（本文由夸克根据作者给出的观点成文）
编辑： 一一
插图：林间晨光｜安的习作（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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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观察｜从许垚投毒案反思健全的人格、完美的履历与幸福的人生的关联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 , 上海，2025-11-22
据《经济观察报》消息，日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三体宇宙公司原CEO许垚的上诉，维持其死刑原判。五年前，他以一系列残酷的精密布局，酿成了那起轰动一时的投毒案，导致年仅39岁的游族网络董事长林奇毒发身亡，公司高层赵骥龙全身洗血，九死一生。但这五年来，已过不惑之年的许垚从未认罪，一直喊冤，试图以精神疾病自我开脱，甚至通过伪造立功寻求生机。
30多年前的清华铊中毒案的受害人朱令的余生缠绵病榻，于2023年底过世了。此案唯一的犯罪嫌疑人孙某改名换姓后移民海外，至今逍遥。朱令应是死不瞑目。相较之下，许垚将受到应有的惩罚，林奇也许可以安息了。
许垚因为嫉妒和不忿对身边人投毒，“物理消灭”对方，从始至终毫无悔意。电视剧《黑冰》里塑造的毒枭郭晓鹏在临刑前有长达11分钟的内心独白。笔者从中看到：其童年的创伤是导致其走上犯罪道路的诱因之一。网络上关于许垚的父母和家庭情况的信息寥寥。许垚人性中的黑暗面是如何形成的，大众大概率无从知晓了。如果他有孩子，孩子的一生会不会都笼罩在此事的阴影之中呢？会不会导致另一个悲剧呢？
许垚的犯罪行为应是多种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展现了一个典型的 “高功能反社会人格”与“恶性自恋” 的混合体。在一个过度推崇“完美履历”的时代，我们是否无意中牺牲了“健全的人格”，并最终与“幸福的人生”失之交臂呢？
人格的塌陷与“优等生”的诅咒
许垚拥有顶尖的学历和职业履历，这容易滋生一种“人上人”的优越感。他将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因于自身的聪明和努力，从而看不起他人。当林奇（被他视为在商业上不如自己“专业”的创始人）否定他、调整他的职位时，这被他视为一种“自恋性损伤”——对他完美自我形象的致命打击。对于自恋者而言，这种羞辱是无法忍受的，必须通过毁灭对方来修复自己的优越感。从心理学视角看，许垚等人的“功能高”体现在能打造一份无懈可击的“完美履历”；他们的“病理化”则体现在人格核心的致命缺陷。
心理学家梅兰妮·克莱因曾提出，婴儿早期具有“全能感”，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一些人在成年后，这种全能感并未完全消退，而是隐藏在高功能的行为之下。许垚作为三体项目的“救世主”（解决了版权问题），可能沉浸在一种“全能感”中。当林奇收回他的权力，打破了他的全能幻想，他便退行到一种原始的、毁灭性的报复心态——“我创造不了，就要毁掉”。
这些个体沉浸在“全能感”中，将自己的成功完全归因于自身才华。当遭遇批评、贬低或权力被削弱时（即“自恋受损”），他们无法像健全人格者那样进行调适，而是退行到婴儿般的偏执与暴怒状态——必须彻底摧毁那个让他“不完美”的源头。
许垚能够冷静地长期投毒，看着林奇身体逐渐垮掉，甚至同时向另一位同事赵骥龙下手，这充分表明他无法真正体会他人的痛苦。在他的认知里，林奇和赵骥龙可能只是他实现目标或发泄愤怒的“客体”，而非有血有肉、有家人有情感的人。这种情感的隔离，使他实施残忍行为时不会有强烈的内疚或心理负担。
我们的教育和社会筛选机制，是否在无意中奖励了这种“高功能”与“病态”的组合？一个从不犯错、成绩单光鲜的“优等生”，其内心的嫉妒、偏执与脆弱若被长期忽视，最终会酝酿出怎样的毒药，又会如何反噬家庭和社会呢？比如北大弑母案的吴谢宇。
“优绩主义”铁笼中的困兽之斗
许垚的心理画像可能是一个危险的组合：天才的智商 + 病态的自恋 + 缺失的共情 + 偏执的认知。他的成长和教育经历，可能长期只奖励了他的智力功能，而忽略或压抑了其人格的健康发展。他学会了如何赢得成功，却从未学会如何体面地面对失败；他精通于利用规则，却从未内化道德的底线。最终，当他在现实世界中遭遇无法用常规手段解决的挫折时，潜藏在他人格深处的黑暗面便彻底爆发，驱使他用最极端、最隐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从而从一个社会精英蜕变成一个高智商、冷血的罪犯。
在一个信奉“只要你努力，就能成功”的社会叙事中，成功被完全归因于个人，失败则是一种道德瑕疵。一份顶尖学府、知名企业的履历，成为了个人价值的唯一硬通货。人们为这份履历而活，甚至愿意为之而死。社会将“完美履历”与“幸福人生”划上了等号。这条路径被描绘得如此狭窄且单一——好学校、好工作、高收入。当许垚在职场竞争中感到失败时，他失去的不仅是一个职位，更是他整个社会身份和自我价值的基石。
我们打造了一个所有人都在其中疯狂赛跑的“履历军备竞赛”，却未曾教会年轻人如何体面地输，如何在不被定义的道路上找到幸福。当人生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履历”这一个篮子里时，一次颠簸就可能导致全盘皆碎。
“系统远比个人强大。”《精英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的作者、耶鲁大学法学教授丹尼尔·马科维茨（Daniel Markovits）指出优绩主义已演变为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它通过教育筛选、职场竞争与文化驯化，将所有人卷入一场没有出口的无限游戏。若要打破这一循环，或许需要一场颠覆性的重构：从常春藤盟校的大规模扩招，到彻底反思以现有分数为中心的选拔逻辑；从剥离“工作至上”的价值观，到重建社会对多元价值的尊重。
马科维茨对个体层面的建议是：“当你能抓住一丝自由时，不要迟疑，去做真正有意义的事——这或许是我们对抗系统异化的微小反抗。”从“北京大学校花学霸彭高唱手握双学位，回到家乡长沙街头卖臭豆腐”、“湖北高校夫妻辞教职，到英国摆摊卖煎饼馃子”等非主流的人生选择中，笔者看到的正是这种“对抗系统异化的微小反抗”。认真想一想，有限的人生里充斥着无限的欲望。我们对履历的期许不需要那么高，不一定只有“富二代”和“官二代”的人生容错率才高。
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漫长胜利
回看许垚通过暗网购买160多种毒药，并选择长期、小剂量的投毒方式，这表明了他的行为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精心策划、充满耐心的。他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来规避侦查，试图打造一个“完美犯罪”。这体现了一种工具性的、冷血的思维模式。他将自己的高智商和法律专业知识完全工具化，用于服务其报复目的，而不是遵守社会规则。这是“工具理性”碾压“价值理性”的必然结果。这一进程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百年前精准预言。
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 Zweckrationalität）关心“如何用最有效的手段达成既定目标”，而不追问目标本身是否道德、是否美好。法律、化学、金融，这些在许垚手中都成为了达成报复目标的“高效工具”。他精通规则的运作，却抛弃了规则背后的价值——对生命的敬畏。
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ity / Wertrationalität）关心行动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而非行动的后果。行动者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他相信这个行为本身是“对的”、“美的”、“道德的”或“必须做的”。行动由对某些终极价值（如正义、尊严、爱国、救赎）的坚定信仰所驱动。例如，唱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容就义的文天祥。他的行动是为了践行“忠义”和“气节”的价值，而非为了求生或任何实际后果。
工具理性编织了一个坚固无比的牢笼。社会机器高效运转，但我们却感到一种深刻的意义丧失。因为，工具理性无法回答终极价值问题（我们活着为了什么？什么是美好的生活？）。价值理性在现代社会中被视为“不理性”、“低效率”。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价值理性的培养（如哲学思辨、生命教育、艺术熏陶）往往被边缘化为“无用之学”，而为“有用”的工具性学科让路。我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精通“如何做事”的专家，却鲜少培养出懂得“为何为人”的智者。人在这架庞大的机器中，仿佛一个个“齿轮”，追求着外在的、物质的成功，却可能迷失了内心的价值与信仰。
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只有工具理性而缺乏价值理性锚定的社会，即便创造出再辉煌的文明，其脚下也踩着道德的流沙。
何为“幸福人生”？
一个策划毒害身边人的人，早已主动切断了通往幸福的一切可能。希腊哲人强调，幸福的前提是灵魂的和谐。一个被嫉妒、怨恨和愤怒吞噬的内心，是一座永远无法安宁的地狱，无论其主人拥有多么耀眼的社会标签。
我们所追求的“幸福人生”，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渴望，又有多少是社会灌输给我们的“虚伪”脚本？那个必须由“完美履历”保驾护航的“幸福人生”，是否只是一个被资本和社会压力共同编织的、诱人却虚幻的泡影？
幸福存在于温暖、信任、互惠的人际关系中。健全的人格，是幸福人生的唯一基石，也是阻止天才走向魔鬼的最后屏障。完美的履历，或许能为你打开一扇门，但唯有健全的人格，才能保证你不会在那扇门后，亲手点燃毁灭一切的火焰。
在学会“如何成功”之前，先学会“如何做人”；在打造一份漂亮的履历之前，先构建一个丰盈、坚韧而善良的灵魂。因为最终，能带给我们真正幸福与平静的，不是我们曾经征服过什么，而是我们如何与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中的人，温柔地相处。
编辑：一一 插图：涩谷全向十字路口｜萨其马旅拍（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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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教育
作者：伊丘·迪亚兹（Itxu Díaz），西班牙， 2025-11-07
培养学生的自由精神，意味着教导他们责任的真谛。
1983年，里根政府委托专家小组撰写美国教育现状报告。最终形成的《国家处于危险之中》（ A Nation at Risk）报告标志着教育政策的转折点，旨在重振教育卓越性。该报告毫不掩饰其严峻判断，专家们在第三段开篇便作出断言：“倘若敌对外国势力企图将当今美国这种平庸的教育水平强加于我们，我们很可能会视其为战争行为。”仁慈与克制对外科医生和社会学家而言皆非美德。报告签署者多半已故，但我敢断言，若他们今日评判教育标准，必将更加严苛。
《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报告揭示了数学、科学和阅读成绩的下滑，指出学习时间和学术严谨性的减少，批评了许多教师准备不足的问题——尽管当时他们无法查验教师的个人Instagram或TikTok账号。最后，报告指出教育与经济竞争力之间的脱节日益扩大。
几乎每一代人都认为下一代人受教育程度更低、语言更贫乏、衣着更俗气、听的音乐更糟糕。个人年龄增长或许能解释部分认知偏差，但审视西方青年群体时，后现代教育体系的缺陷显而易见：个人责任感已成过时观念，个人权利至上主义渗透一切领域，精英主义日益遭受质疑，而若能找到曾被告知“工作首要动机应是为公共利益贡献力量”的年轻人，简直堪称奇迹。
当今教育体系无需另辟蹊径，绝大多数工作早已完成。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便为培养优秀公民的教育奠定了基础。履行公民对城邦的义务，正是行使公民权利的根基。时至今日，社会生活、国家繁荣与真正进步仍需依靠良善公民。然而后现代教育却似乎专注于一种个人自主性（individual autonomy）的观念——这种自主无需承担自我责任，亦无须履行对他人的义务。
当代教育模式催生了一种萎缩现象：将自幼熟知权利却对义务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抛入职场与社会。此类自由实为虚妄。他们标榜自由个体身份，却常在最严苛（restrictive）的教条下成长，其狭隘世界观唯有摆脱灌输后，踏上真正的自由征程时方能拓展。
当今太多教师——或许因他们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对开拓学生思维毫无兴趣，只顾灌输自身观念，扼杀批判性思考、反思能力与真正的自由。目睹美国大学或欧洲学校的教师向学生灌输加沙冲突的片面论调，将复杂战争简化为漫画式对立——把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描绘成特蕾莎修女，将以色列塑造成撒旦，甚至在课堂上组织反犹太示威——便清晰可见：灌输正是教育的头号敌人。街头意识形态的极化，绝不能成为教育机构或教师传播党派观点的借口。教育的使命永远是为学生摘下眼罩，而非蒙上眼罩。
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论教育》（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中写道：“教育的要务不在使青年精通任何一门科学，而在于开启并引导其心智，使其具备随时投身任何领域的能力。”洛克的洞见或许最清晰地印证了培养自由翱翔且负责任的思维何其重要。
社会民主派欧洲所强加的左翼教育模式，以及近几十年来美国许多公立（乃至一些私立）机构所推行的类似模式，已经证明——正如其政策一样——从根本上反对自由，尽管它们声称“自由”。它培养“自动机”（automatons），而绝非培养“好公民”。亚里士多德为城邦构想的良善公民——也是当今各国所需的公民——是自由平等的个体。他们先履行义务再主张权利，将追求卓越与功绩视为自我完善的至善之道，并深知这亦是对社会与公共利益的最大贡献。
亚里士多德教育体系，以及后来所有源自古典教育的模式，都将自律——即责任感——视为自由的起点，这绝非偶然。《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报告同样强调了这一理念。作为跨越世纪的自由理论大师，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主张教育应培养道德与社会责任感。
缺失自我约束、未先意识到自身 “负债者” 的身份便以“债权者”自居（being indebted before being a creditor）的自由，终将沦为危险的自私，并把人拖入一种道德与智识的奴役状态。某些思想家认为二十一世纪的最大弊病在于不成熟，正是因为成熟——当青春教育代价付清后——意味着挣脱幼稚的自私，掌控自我，并致力于真正的自由。
在教室与大学之外，当代永恒的教育者是治疗师或心理学家。然而通过论坛、书籍和数字平台传播的大量通俗心理学或伪心理学，非但未能纠正基于坚实理念的教育缺陷，反而强化了困扰我们的意识形态弊病。翻阅自助类畅销书便能发现那些缺乏哲学根基却被反复灌输的概念：读者被告知只要渴望就能获得一切；必须立即与“有毒”之人断绝往来——仿佛人类是砒霜；以及他们理应享有所有可能的权利。
因此，关于义务的讨论寥寥无几也就不足为奇了——年轻人很少被告知：没有付出的渴望终将徒劳；生活往往充满不公与苦涩；感情关系无法一夕抛弃而不留痕迹。在此背景下，在这一背景下，流行的心理学思潮似乎加剧了许多学生毕业后仍带有的不成熟状态。
上世纪，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曾批判那些忽视责任的教育模式：“大众认为自己的权利无限，而义务为零。”奥尔特加视大学教育为培养少数精英群体的途径，使其能以卓越魄力引领社会。尽管有人反对这种精英教育理念而主张普及教育，但他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等古典思想家不谋而合：若缺乏德行兼备的公民，国家必将衰弱，整个社会终将受损。
哲学家雅克·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在其教育著作中倡导包含理性、精神与道德的通识教育——这并非新理念，因其已在基督教西方成功实践了数个世纪。而当今西方国家的世俗化教育实验，却难以宣称取得同等成就。难道有人敢断言，在现代世俗体系中受教育的儿童，比在古典基督教体系中受教育的儿童更自由吗？毕竟基督教教育奠基于世俗主义从未认同的原则：“真理使人自由”（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近些年，最鼓舞人心地呼吁恢复古典传统教育理念的，当属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当然也应尊重同样致力于此的J·H·纽曼（J. H. Newman）。在《大学理念》（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一书中，雅斯贝尔斯捍卫了一种反主流文化的理念：教育的目标不在于实用性，而在于培养道德良知与个人责任感。他构想的大学应具有更高的超越性，成为无条件追求真理的空间——智识自由的殿堂。他认为唯有如此，从公民视角出发，大学才能真正造福国家；也唯有如此，教师才能公正有效地行使学术自由，为社会谋福祉。
针对灌输式教学的教师，或是早已预设结论的研究者，雅斯贝尔斯倡导 “苏格拉底式的教授”—— 与学生携手迈向共同理想：“苏格拉底式的教师将学生从自己身上引开，让他们回到自身；他藏身于悖论之中，使自己难以接近。师生间的亲密关系并非臣服，而是对真理的角逐。”
毕竟，当今社会热议的教育卓越性，绝非仅是学业技能的乐观数据堆砌。它承载着更宏大的使命：传承知识、深化人文理解、贡献国家福祉。其中蕴含着严谨精神、精英治国理念与优中选优的准则。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曾写道：“国家对每个孩子负有责任，任何孩子都不应被贬低。尽管事实确实如此，但国家肩负着另一项更重大的责任 —— 一项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责任，即保存我们所需知识的责任。而这些知识，唯有借助能够习得它的下一代，方能得以传承。”
简而言之，或许是时候重新审视《国家处于危险之中》的报告了，尽管重复研究可能没有必要。该报告的结论在当今乃至未来任何教育危机时期，都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介绍：伊丘·迪亚兹（Itxu Díaz）是西班牙记者、政治讽刺作家及作家。他撰写了九部涵盖政治、音乐及智能家电等多元主题的著作。其作品见于美国《美国观察家》《每日野兽》《国家评论》《美国保守派》《每日呼叫》《首要之事》《联邦党人》及《美洲日报》等媒体，同时担任多家西班牙杂志与报刊的专栏作家。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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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0亿“居民”与虐猫案背后：生命伦理教育的系统性盲区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黄山， 2025-11-07
人与其他生物共享地球资源，为生存而猎杀或畜牧动物由来已久。然而，非生存所需的动物虐杀行为，正作为一种全球性的不良趋势愈演愈烈。
新西兰广告牌上“6950亿居民”的数字背后，是社会对自然生灵的重新定义。而发生在香港理工大学宿舍乃至全球各个角落里的虐猫事件，则反应了我们生命伦理教育的系统性盲区。
△ JM特约摄影：西奥隆&艾特
新西兰保护部（New Zealand’s 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在今年9月1日推出的广告牌上赫然写着“新西兰现有居民数为6950亿”，这个数字并非统计误差，而是将境内所有动植物都视为国家“居民”的创意尝试。这一看似“带点趣味”的数字背后，实则有着“非常扎实可靠”的研究方法支撑，目的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唤起公众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幽默的夸张背后，同时传达一个严肃的信息——真正构成新西兰，以及整个地球的生命，不只是人类。
同一个9月，香港一名22岁香港理工大学生因虐猫致死被判处5个月监禁。法官在判刑时强调，虐待动物是“文明社会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
无独有偶。今年初，美国一男子因残忍虐杀小猫，被判40年监禁不得保释。他自2023年被捕以来，已先后在三起案件中被判处总计30年刑期。今年他在认罪12项新的虐待动物罪名后，再获40年监禁判决。同样恶劣的虐猫事件在上海也有发生。国庆前夕，律师姚某被爆出3年间虐杀将近4000只猫，化名“猫中医”将血腥频上传到境外平台牟利。事件曝光之后，姚某的所在律所立刻将他辞退。
虐待动物现象的全球现状
在新加坡，防止虐待动物协会2024年首九个月接获的虐待和侵犯动物福利举报达860起，比去年同期增加24%，相较于2021年同期的308起，更是增加了166%。从动物类别来看，涉及猫的举报最为显著，今年首九个月共有363起，比去年同期增加38%，比前年同期增加了近三倍。
社交媒体反动物虐待联盟（SMACC）发布的报告显示，在Facebook、Instagram、TikTok和YouTube平台上，共有1226条涉及作为宠物的灵长类动物的内容，总浏览量超过120亿次。报告发现，13%的视频涉及对灵长类动物的心理折磨，比如故意惊吓、戏弄和剥夺动物的进食；12%的视频显示动物的身体受到折磨，如被殴打、被火烧、截肢，甚至被折磨致死。这些内容往往被包装成娱乐视频，掩盖了动物正在遭受的痛苦。
2024年4月，江苏南京，网传一报考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研究生学位的男子，以专业课排名第一的成绩被淘汰，原因疑是其思想品德考核不过关。在此之前，有多名网友在网络平台发帖，向学校反映，该名学生存在严重素质问题：曾在学校宿舍录视频虐杀猫，还加入过一个以虐猫为乐的网络团伙；2025年6月20日，广东省广东海洋大学食品科技学院学生崔某某将他人饲养的猫带回校外居所，因被该猫咬伤后将其杀害；2025年8月3日，辽宁沈阳因“心情不好”，女子半小时内虐死4只奶猫，震惊全网……
虐猫现象背后是什么？
从教育角度审视虐猫现象，这不仅是个人心理的扭曲，更是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教育链条在生命伦理教育上的集体失灵。每一例虐待事件背后，都折射出一个生命从童年到成年过程中所接受教育的深层缺陷。
共情能力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它阻止我们相互伤害。能够对无辜、弱小的动物施加极端痛苦，标志着个体共情能力的严重缺损或完全丧失。这种对痛苦的漠视，一旦形成，其对象很容易从动物扩展到人类，尤其是那些同样被视为“弱小”的群体，如儿童、老人、女性等。共情能力的培养始于童年。虐猫的人往往在早期家庭环境中经历了某种程度的“情感教育缺失”。心理学研究表明，童年时期对动物的态度与成年后的社会行为存在显著关联。
学校教育在生命伦理教育上的系统性忽视，构成了第二重缺失。当智育被无限放大，德育与生命教育却不断边缘化。中国学校的生命教育大多停留在形式化的口号层面，缺乏系统课程和专业师资。传统的德育课程往往过于强调规则灌输，而忽视情感体验和道德感受力的培养。香港理工大学虐猫案中，被告那句“我喂过它吃东西，为什么不能打它？”的辩解，暴露出一种将施恩视为拥有支配权的扭曲伦理观。大学生虽已成年，但他们的伦理观念仍在塑造期。高校普遍缺乏相应的心理支持和伦理教育机制，直到问题行为发生才事后补救。
社会作为“无形教室”，通过媒体、网络和文化氛围传递着矛盾的价值信号。部分社交媒体和娱乐内容无形中美化了暴力行为。社交媒体反动物虐待联盟的报告显示，平台上大量虐待动物的视频被包装成“娱乐内容”，获得数十亿次播放。这种将痛苦娱乐化的趋势，潜移默化地模糊了善恶边界。
现代社会对“成功”的狭隘定义——强调竞争、支配和自我中心，与爱护弱小的生命伦理形成内在张力。当社会价值过度推崇“强者逻辑”，对弱者的同情与关怀便难以获得应有的道德地位。
家庭未能提供最初的情感教育，学校未能及时识别和干预，社会则通过媒体和文化产品进一步强化了暴力脱敏。这种多重缺失的累积效应，最终在个体行为上得以显现。
虐待动物行为可能成为针对人类的暴力的前兆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群体正处于心理上的“延缓偿付期”——生理上已成熟，但心理和社会责任意识尚未完全建立。面对学业、人际和未来发展的多重压力，一些学生可能将无力感转向更弱小的生命。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将虐待动物视为暴力犯罪的重要预警指标。那些在家庭中目睹或经历暴力的孩子，更容易将暴力视为解决问题的正当手段。一项针对美国监狱暴力罪犯的研究发现，近50%的暴力犯罪者承认童年时期曾虐待过动物。
FBI 在分析连环杀手和暴力犯罪者的背景时发现，一个惊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在童年或青少年时期都有过反复虐待动物的历史。这被视为评估一个人未来暴力风险的关键指标之一。
精神病学家约翰·麦克唐纳在其1963年的研究中提出了三个预测未来暴力行为的指标，即 “麦克唐纳三要素”：超过正常年龄的尿床、纵火和虐待动物。当这三个要素同时出现时，个体发展为暴力罪犯的风险极高。多项研究表明，家庭中存在虐待动物行为，其家庭成员（尤其是伴侣和儿童）遭受暴力的风险也显著增高。施暴者常常通过虐待宠物来威胁、控制家庭成员，迫使她们沉默或就范。
并非每一个虐待过动物的孩子都注定会成为暴力罪犯。 儿童的认知发展不成熟，可能出于好奇或模仿而伤害动物，这时及时的干预、教育和心理疏导至关重要。然而，对于反复、有预谋、并从过程中获得快感的虐待动物行为，尤其是发生在青少年或成年人身上时，我们必须将其视为一个极其危险的红色警报。
这种行为不仅仅关乎动物福利，更是关乎公共安全。它揭示了一个个体内心深处的黑暗：共情缺失、对暴力的麻木、对权力的病态渴望。忽视这个信号，可能意味着未来一个针对人类的暴力悲剧将被埋下种子。当一个人认为可以随意剥夺另一个生命的存在并以此取乐时，他已经打破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和法律底线。这种世界观使得伤害人类在逻辑上只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
因此，社会、学校和家庭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对此类行为进行早期识别、心理评估和强制性干预，这不仅是保护动物，更是预防针对人类暴力犯罪的关键一环。
从教育到法律的应对
面对虐待动物问题，需要从教育、法律和社会多方面入手，构建全面的应对机制。
早在19世纪初，英国就出台了世界上第一个反对虐待动物法案，至今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设立了相关法律，但不同地区的法律保护力度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国大陆，目前缺乏专门的反虐待动物法，对于虐待动物的行为，主要依靠《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有限的法律工具进行约束。相比之下，新加坡对虐待宠物或动物罪成的初犯者，可被罚款最高1万5000元、监禁最长18个月，或两者兼施。
早期善良教育的引入至关重要，德国不仅在学校引入善良教育课程，甚至规定虐待动物的孩子可能被送去接受心理治疗，因为这被视为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品德问题”；日本中小学普遍设有“生命科”课程，让学生亲身体验照顾生命的过程；英国小学普遍设有“动物援助”项目，让孩子直接参与动物保护实践。
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执行理事长桑卡尔强调，单靠教育仍不足够，必须有明确、可执行的法律来遏制类似行为，确保主人为宠物的健康负责。
德国在2002年将动物保护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动物权”，这是第一次将动物放在与人一样平等的位置上。立法的重点不是完全禁止人类利用动物，而是怎样尽人的可能减少动物的痛苦。例如，对于畜牧动物，不是不能使用，而是在饲养过程中保证给动物一个基本的生存环境，在宰杀过程中尽量减少动物的痛苦。
媒体和社交平台应当加强自律，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全球野生动物研究负责人Neil D’Cruze指出：“灵长类动物的某些行为可能被误认为它们是快乐的，但实际上动物正遭受痛苦。”社交媒体平台应删除那些包含动物虐待的内容，避免将其传播和正常化。
一个足够尊重人的社会，对动物也应当有充分的尊重。人权的保障可以通过法律来体现，动物权的保障亦然。
JM编后语：
新西兰保护部推出的6950亿“居民”的广告活动，将人类从唯一的居民身份中剥离出来，与所有动植物共享这一身份。这种理念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代表着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西兰的实际人口仅为约526万，而广告中的“居民”数量却是这个数字的十余万倍。这种巨大反差促使人们思考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生命形式的关系。
广告背后隐藏着严峻的生态现实：目前新西兰有4000个物种正受到威胁或濒临灭绝。这些物种的消失不仅仅是数字的减少，更意味着整个生态系统正在失去平衡，广告通过将生物个体数量具象化为“6950亿居民”这一震撼数字，使抽象的生物多样性概念变得可感知。
反观那些对比自己弱小的动物实施暴行的人，则是赤裸裸暴露了Ta对另一类生命的漠视，这不仅是教育和法律的缺失问题，而是深层次的反映了整个社会已经生病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弥补系统性的缺失也非一日之功。但也只有全社会能认识到问题所在及其潜在的危害，才可能形成合力推动法治健全和预防机制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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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读珍·古道尔的《希望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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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不夜侯，深圳，2025-10-10
珍·古道尔，这位年近九旬仍每年旅行三百多天的传奇灵长类动物学家，以她六十年的野外观察与全球活动经验，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坚实而具体的希望图景。她犀利地指出，希望不是被动的乐观主义，不是双手合十的祈愿，而是“在认清严峻现实后，依然相信改变可能发生，并愿意为之努力的顽强决心”。这种希望不是轻盈的安慰剂，而是沉重的责任。
在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问题面前，个人很容易感到无力与渺小。古道尔并不否认这种无力感的合理性，但她提供了一条穿越绝望的路径：
“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都有角色要扮演。我们每个人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而我们可以选择每天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常问自己：‘我一个人能做什么？’这个问题让我们瘫痪。但应该问的是：‘如果成千上万的人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这种思维的转变，就是希望的开始。”
这本书最珍贵的礼物，或许是它成功地将希望从一种模糊的情感转化为一种可培养的能力。通过具体的行动建议、鼓舞人心的案例和深邃的思考，古道尔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保持内心的光亮，并将这种光亮传递给他人。
古道尔在书中明确定义了希望的本质：“希望不是被动的乐观主义，不是双手合十期待一切会变好。希望是一种顽强的决心——在认清所有证据、面对最严峻现实后，仍然相信改变可能发生，并愿意为之努力的决心。”这种希望不需要我们忽视苦难，恰恰相反，它诞生于对苦难的清醒认知之中。
她进一步阐述道：“很多人误解了希望，把它当作一种轻快的、几乎轻浮的情感。真正的希望是沉重的，它要求你承担看见的痛苦，然后选择行动。”
书中最为实用的部分，是古道尔提出的“希望齿轮”理论——理解、愿景、行动。她解释道：“首先，你必须理解问题及其根源；然后，形成改变的清晰愿景；最后，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步骤。这三个齿轮相互啮合，带动希望向前。”
她以自己发起社区保护项目的经验为例：“当我们理解盗猎源于贫困，就能形成既保护动物又改善民生的愿景，然后采取具体行动——培训护林员、发展生态旅游。理解带来明智的愿景，愿景激发有效的行动。”
《希望之书》不仅是一部环保主义者的精神指南，更是所有在黑暗中寻找方向的现代人的必读之作。它提醒我们，希望不是奢侈品，而是生存的必需品；不是问题的解药，而是面对问题的勇气来源。在这个迫切需要行动而非空谈的时刻，珍·古道尔用她的一生和这本书向我们证明：希望，最终是一种选择——选择看见可能，选择坚持行动，选择相信我们共同的人性。
合上书本，你会感到一种奇特的平静与力量——不是因为你知道了世界会变好，而是因为你明白了无论世界如何，你都可以选择成为那变好的一部分。这或许就是《希望之书》最深刻的启示：在绝望与希望之间，横亘着的不是客观条件，而是我们的意志与行动。
编者注：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1934年4月3日-2025年10月1日），出生于伦敦，古道尔女爵士，英国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和著名动物保育人士 。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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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绿捷校园午餐的臭虾一窥新希望ESG的希望
【专栏】| Columnists>特立独行的服务器
JM特约撰稿人 贾周树人，温州， 2025-10-05
上海的学堂里，又见“食”之哀。五十万学子手握竹筷，面对盘中那发黑发臭的虾仁炒蛋，无从下口。而那厢，绿捷公司的老爷们不慌不忙，道是“虾肠有泥沙”，仿佛孩子们的鼻子眼睛都是摆设。
呜呼，我中华少年，竟要以此等食粮滋养身躯？
绿捷由新希望集团刘永好家族控制。讽刺的是，就在今年七月，新希望乳业才刚刚荣获“2025年度ESG竞争力企业”，在Wind ESG评级中获A级，位于食品行业前十。新闻稿中信誓旦旦：“新希望乳业将ESG理念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打造“123454”食品安全密码，坚守“质量第一准则”。
一、校园餐盘里的算盘声
这校园配餐，原是一门极好的生意，“旱涝保收”。经济好坏，孩子总要吃饭；政府补贴加持，供应商还有折扣。覆盖十万学生，便可年赚三、四千万，且无应收账款之忧。比起新希望那需要赊销的饲料业务、占用资金的养猪业务，这校园配餐简直是天上掉下的金饽饽。
家长预付餐费，公司账上常年沉淀两亿元资金，无息使用，每年可生财六百万元。食材成本更是压得极低——一份午餐，食材不过三、四元，人工一块五，配送一块五，总成本不超过十元，却收十五至二十五元，毛利率最低三成三，高的竟达六成。
这绿捷公司，日供餐五十万份，覆盖五百余学堂，俨然是上海学子们的“御膳房”。可这御膳房里，用的却是保质期长达七百二十天的冷冻肉，大桶杂牌油，还有那不知存放了几载的“僵尸肉”。可怜那些家长，还以为那十八元的餐标，真能换得一顿营养午餐，哪知落到孩子碗里的，只有四、五元的货色。
更妙的是，这绿捷公司还玩得一手“既当选手，又当裁判”的把戏。那品测（上海）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本是负责检测上海数百所学校午餐的机构，却与绿捷有着不解之缘——共用企业邮箱，曾用同一座机号码，甚至曾一度由绿捷全资控股。而这品测公司的股东张美华，正是绿捷创始人张国华的姐姐。好一出“姐检测，弟供餐”的双簧！如此这般，那检测报告上的合格二字，究竟价值几何，恐怕只有天晓得。
这让我想起旧时的衙役，既是审判官，又是执行人，百姓有冤，该向何处诉？
二、社会责任榜上的金字招牌
据绿捷的控股股东KGF招股书披露，Ananta Trust持股45.44%，受益人正是刘氏家族；厚生投资持股38.95%，而那厚生投资的创始合伙人王航，偏偏又兼任新希望集团副董事长。
同一班人马，在法律上割得干干净净。那新希望上市公司的老爷们，面对投资者对上海绿捷臭虾事件的追问，只需轻飘飘一句“不存在任何股权、管理及业务上的联系”，便可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一面是金光闪闪的责任奖牌，一面是发黑恶臭的变质虾仁；一面高喊“质领未来”，一面将冷冻数年之肉品送入学堂。这让人不免疑心，那ESG三个英文字母，在某些人眼中，莫非只是装点门面的胭脂水粉，用来糊弄洋人与股民的？
更发人深省的是，掌控中国五十万孩子午餐的公司，其实际控制人刘畅早已是新加坡籍。他们的孩子不在中国就读、不吃校餐，又怎会在意那虾仁是否发臭，那炒蛋是否有沙？
新希望从创业传奇到公众质疑，不过隔着一盘变质的学生餐。这已不是简单的食品安全事故，而是一代企业精神的变质，是商业伦理在资本迷局中的迷失。
校园餐盘里，盛放的不仅是食物，更是一个民族的良心与未来。当资本的长臂伸向孩子的饭碗时，它必须颤抖，必须敬畏。
新希望集团若真有意践行社会责任，便不该躲在离岸公司的迷宫里，而应直面这盘发臭的虾仁，洗净手上的铜臭，重拾那颗贴近土地的初心。否则，无论多少ESG奖牌，都遮不住五十万中国学子失望的眼神。历史记不住个人的财富，但会记下所作过的恶。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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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Robert Lusson：政治抑郁症的本质是没有自由成为我
JM编者按：
根据 Dr. Robert Lusson 的《Political Depression》一文，政治性抑郁是由政治事件诱发的抑郁症，可能先于已有的抑郁症状发作，也可能触发或加剧本身已经存在的抑郁状态。“患者”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有抑郁或易怒的情绪，有悲伤、空虚和绝望的想法或感觉，并可能对社会、职业或其他重要职能领域造成重大痛苦或妨碍。在原有的抑郁症状表现基础之上，政治抑郁可能会多出一个表现维度，即个体会觉得自己失去了对于命运的掌控。
心理学家、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教授曾在2022年通过对30万中国大、中、小学生的调查，发现新冠疫情给中国年轻人的心理带来很大影响，很多孩子出现“四无”现象：即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界无兴趣，沉迷于游戏、各种社交媒体；社交无能力；对生命价值无感受。
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田懋一教授团队研究显示，至2021年，中国抑郁症人数达到5310万，焦虑症人数达到5310万，与1990年相比增幅分别达到54%和31.2%，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也随之显著上升。2019年之后，COVID-19疫情的暴发加剧了抑郁症和焦虑症负担。
偶然间看到柴静和卢森博士的对话，也许，她的对话分享能让更多人清晰的诊断自己。
作者；柴静，2023-12-19
去年我的一位朋友说他得了政治抑郁症，我没太留意，因为这不是一个临床医学概念。直到今年他的症状开始让我担忧：每天看七八小时新闻，失去工作热情和生活乐趣。他是我见过意志最强的人之一，所以当他开始谈论茨威格在二战结束前的自杀时，我开始查找资料，发现关于政治抑郁症概念被引述最多的是美国心理医生Robert Lusson博士。https://huffpost.com/entry/political-depression_b_5879574ae4b077a19d180dbe/amp我与这位医生约了一次zoom访谈，把笔记发给了朋友。今天在他建议下，贴出来跟有需要的人分享：
柴静：“政治抑郁症是真的吗？”
卢森博士：“当然它是真的，因为你的感受是真的。我没有发明这个概念，是它找到了我，因为美国患者在特朗普上台时普遍抑郁—–“我有过希望但被拿走了且不知道它是否会回来。”东方的抑郁可能是“我的灵魂，关系，职业不被允许发展，不能成为最好的自己。这让我感觉无望，因为不论多么甜蜜微小，与人为善的愿望，都不能实现。”
“核心是无力感？”
“失去控制，失去力量。这是无力的感觉——不论我做什么，不被听，不被看。”
“是因为糟糕结果不可避免吗？”
“不，结果不是抑郁的必然部分，它让你焦虑但不是抑郁。政治抑郁症的焦点是常规抑郁也有的因素———失去希望。如果它异乎寻常地积累，一个人将无法理解自己的世界，进入失去联系的孤立状态。政治抑郁的本质是因为没有自由成为我，没法向他人自由表达我。”
“你为什么说恐惧是政治抑郁一个主要驱动？”
“有两类恐惧：实质伤害，像逮捕，家人受伤等等；或者社会排斥：人们远离你或者污名化你。如果你发现你不再能活得真实，这至少激发焦虑，如果积累一段时间不能解决，抑郁就来了。”
“但我的朋友之前一直是个有活力的实干家，他从没有为个人危机抑郁？”
“这类人是最有激情的人，时代先锋，所以他们是物质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最先被摧毁的，因为他们冲向墙壁，以如此之渴望，结果让人心碎。他们是最敏感的人。”
“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恐惧不在了，但抑郁还在”
“另一部分抑郁是更深的，需要更长的时间，这部分根植于他。也许从他三岁时就在那里，只是被激发了。”
“他该如何前进？”
“他现在不平衡，处于冲击带来的无望状态。”
“怎么修复？”
“这样去想：我接受事物如其所是，但我不能预料未来.”
“但他有对未来的预料.”
“你可能对经济和气候变化有预料，但这只是预料。拿我来说，我的预料是XXXXX. 你看，我只是呈现另一种预期，而且我不在乎”
“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打心眼里知道，普通人，我们, 想要与现实不一样的东西，这就够了。我不在乎是否它需要一千年才来。这是抑郁和希望的区别。”
“你改变了看待问题的时间框架？”
“是的，你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但事物可能在明天改变。你的朋友面临一个灵魂深处的选择——一是“不会改变”。另一种是“我不在乎，我会做我能做的，帮助改变发生，慢慢来。”一个带来抑郁，另一个带来力量感。你必须选择，因为你不能同时存在于两种状态之中。”
“我感觉是他的同情心让他受苦”
“ 去做他认为价值观对的事。一个人可能带来一群人，变成一个故事。历史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抑郁是因为确知未来会如何，自己会怎么结束。但另一种选择是未知，我不知道故事如何结束。”
“但未知会增加焦虑？”
“怎能不呢？这是选择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害怕导致的焦虑，可以是带来兴奋的焦虑。”
“政治抑郁症能治愈吗？”
“柴，there is no cure for us. 你是独特的，我不能拿走你的全部，那样你不再是你。我会建议一些小小的平静，比如去海边度假。就是这样。另外，我们对话。理解可以让你得到平静。（停顿，笑）这世界是一个混乱无章的所在，人生是个烂摊子，我们这个物种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要理解自己，管理自己，洞察自己的虚弱与力量。我们成长，并超越.”
“问个具体问题，他如何停止旧习惯？”
“转向当下。有旧念头十秒后让这念头过去，练习一千次，一而再，对自己承诺。”
“怎么叫转向当下？”
“看你背后。你窗外的景色是真的吧？因为我看到叶子在掉落，光线在变化，正在改变的一切就是当下。”
柴静访谈美国心理学家“政治抑郁症的核心是无力感”The Core Of Political Depression Is Powerlessness”
作者简介：柴静，山西临汾人，曾为中国记者及主持人。曾供职于中国中央电视台，2014年离职后成为独立媒体人、YouTuber。
插图：陈娅手作疗愈｜2025初秋的银杏叶，尺寸：3cm×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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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2015年3月辞去公职，结束23年检察职业生涯。
资料来源：网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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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特约撰稿人 草根，杭州， 2025-09-20
网上吐槽中国移动的帖子一堆又一堆，笔者本不想浪费笔墨谈中国移动，但与朋友闲聊间发现，大多数人不知道它长期偷盗。若非笔者的手机几年前换成了双卡双待，其中一个中国电信号码的流量每月都用不完，另外一个中国移动号码的本地上网功能设置为关闭状态，则压根发现不了中国移动长期偷窃用户流量费的行为。
因该移动号码的存在仅为保号，笔者手机话费预充值后，可能半年左右才翻看一次历史扣费记录。第一次发现此移动号码每月都会发生上网流量扣费是在两三年前。当时笔者电话10086投诉，中国移动的接线员第一反应就是推卸责任：我们的系统没问题，是你自己的手机的问题。
中国移动都没经过自查程序，一口咬定是用户手机问题。企业内部培训的确到位。电脑就不会出错？电脑的参数不是人为设定的，暗箱操作是否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
多投诉几次后，接线员就说已经向上面申请了，把这多收的几毛几块退给你。可发现的次数多了，笔者就察觉此事不对劲。中国移动“偷”笔者的流量费，屡被投诉，屡屡不改。是改不了还是不想改？频繁发生的问题本身就是个问题，必定是利大于弊才会持续进行。
且，接线员给出的彻底的解决方案居然是让我向中国移动申请关闭该号码的上网功能，而非反查自身系统问题。可见这种程序化“作案”并非针对笔者一人，而是“雨露均沾”。被笔者这样的用户发现了，就关闭一个，少了一个血包不影响其他蒙在鼓里的用户继续做它们的血包。
一个用户每月被偷个五毛一块的，的确不是个什么大费用。大多数人认为投诉浪费时间，都不去计较了——可见，中国移动的偷盗行为是经过了精心设计，可谓深谙人心。且，若非处于笔者这种极端情况，人们也压根察觉不到费用被多收了。但中国移动的用户可是以亿计，累加起来可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底中国移动的用户总数突破10.04亿户，是全球第一大运营商。即便按每人每月五毛计，一个月就从全国的用户口袋里盗窃了5.02亿元，一整年下来就是60.24亿元。集腋成裘和聚沙成塔在此刻是不是具像化了？
中国移动发布的2024年度业绩报告显示，公司全年实现营运收入10,408亿元，偷盗的这部分收入占到全年收入的0.5%——看起来比例似乎很小，但其公司的收入年增长也仅仅3.1%，即，偷盗来的这部分收入占到全年收入增长的1/6。如果明年收入要实现增长，从每人用户口袋偷五毛变成偷五块即可。不用做任何投入就实现增长KPI，岂不乐哉？唯一的投入恐怕就是在电脑上把参数调一下。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连梁上君子都知道盗亦有道。更别说，商道讲究童叟无欺。作为个人消费者，除了继续向主管部门投诉，唯一能做的就是拿脚投票，携号转网到其他运营商。
2024年川渝“燃气表跑得快”事件闹的民怨沸腾。2025年2月，官方通报重庆燃气集团燃气收费问题调查情况：拟处罚金810万元，严肃问责处理相关责任人。官家的企业只有官家管的了。只要知道的人多了，投诉的人多了，影响面广了，官家才不敢包庇，会调查，会给公众一个交代。
只是，中国移动这种偷窃行为，用户们难察觉，察觉了也难取证。所谓“民不告，官不究”。虽然码字骂它，它也无所谓，也不影响其继续冠着“全球第一大”的虚名行走。
中国移动这种垄断企业，在核心业务被微信等即时通讯技术革命后，不思进取，不求新求变提升服务质量，反而生出歪心，开始了偷盗行为的“创新”，实在可耻。
在上层要求业绩增长的KPI压力下，不想着提升服务质量，只是一味的增加销售队伍，靠坑蒙拐骗来完成业绩，实属可悲。
作为大型央企不仅不给行业做好的表率，还给央企队伍抹黑，连基本的商业道德底线都没有的企业来谈“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个笑话。
这样的笑话在国有企业里多吗？不多吗？它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个笑话吗？可能知道，但并不在乎。因为笔者这些用户并不主宰他们的升官和发财。
编辑：一一
插图：萨其马旅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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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赖特的言论不仅质疑美国自身的承诺，还可能影响其他国家（如欧盟、中国）的政策协调。在巴西COP30气候大会前夕发布，国际社会担心会引发连锁反应。
美国媒体又“炸锅”了。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近日再次重申不追求碳中和，并质疑2050年净零目标的科学性，这一消息迅速登上能源和气候热搜，引发环保组织的反击。CNBC、Bloomberg直呼具有“政治爆炸性“。
赖特的言论最初是在9月9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发表的，当时赖特和内政部长道格·伯格姆正准备前往意大利米兰参加 Gastech 能源会议。
赖特对一群记者表示，“《巴黎协定》很愚蠢，同意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简直是个疯狂而糟糕的想法。首先，这根本不可能，哪怕只是试图朝这个方向努力，也只会让所有人变得更穷，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
他补充说道：“2050年净零排放就是‘一场巨大的火车残骸’（a colossal train wreck，美国俚语，指一场巨大的灾难）……这简直是一个庞大的人类贫困化计划，当然不可能实现。”
这一言论迅速引发国际舆论风暴，环保组织、盟国政府和投资者纷纷表达担忧。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历史排放大国，美国的立场转变可能颠覆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影响从能源转型到地缘政治的多个领域。
赖特的言论不仅质疑美国自身的承诺，还可能影响其他国家（如欧盟、中国）的政策协调。这在巴西COP30气候大会前夕发布，国际社会担心会引发连锁反应，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可能效仿，中东国家或以此为借口扩大化石能源出口，延缓全球能源转型。
投资者则担心美国放松碳中和目标，会导致全球碳价波动、化石燃料复苏，并影响电动车（EV）和储能需求，可能动摇万亿美元级绿色投资。
01从巴黎协定到净零退缩
所谓净零排放，是指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尽可能减少到接近零，任何剩余的排放量都能从大气中被重新吸收，例如被海洋和森林重新吸收。
2015年，几乎所有国家在《巴黎协定》中达成一致，承诺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时代以来的“远低于”2摄氏度。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140多个国家已制定计划，在不同时间表下实现净零排放。
根据非营利组织Energy and Climate Intelligence Unit的分析，要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关键目标——全球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全球碳排放必须在本世纪中期左右达到净零。
对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而言，这意味着要在2050年或更早实现净零；而低收入国家则可在本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实现这一目标。
但是，自2015年签署巴黎协定以来，美国在气候承诺上反复摇摆。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2021年）退出巴黎协定，拜登政府（2021-2025年）重新加入并承诺2050年净零排放。
然而，特朗普于2024年大选获胜后，迅速任命赖特为能源部长，他是Liberty Energy公司创始人，一位坚定的化石燃料倡导者。
赖特上任后，便开始系统拆解前任的绿色政策。他亲自挑选气候反对者撰写了一份报告，而美国环保署正利用这份报告来破坏美国对温室气体的监管。
这份报告质疑气候科学的基本原则，包括气候模型的准确性、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威胁以及极端天气事件与人类使用化石燃料之间的联系。
能源部报告发布的同时，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提议撤销2009年出台的“危害认定”（Endangerment Finding），该认定明确指出温室气体排放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是美国多项气候监管政策（如针对机动车和发电厂的排放标准）的法律基础。
2025年2月，赖特首次公开称净零目标“邪恶”，批评英国等国家推动的类似计划。
8月，美国正式拒绝国际海事组织（IMO）的净零框架提案，该提案旨在通过全球碳税减少航运业排放。赖特称此为“全球碳税”，将“伤害美国消费者和航运业”。
9月4日，在福克斯新闻访谈中，赖特重申净零“不可能实现”，并在All-In Summit上扩展论述，称其将导致能源成本飙升和可靠性下降。
这一次，赖特又直言净零目标是“愚蠢的”（silly），并质疑其科学基础。
他认为，全球能源需求增长远超可再生能源供给，强行推动净零将引发能源短缺和经济衰退。 这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能源政策一致，强调化石燃料主导，确保能源独立和低成本供应。
这一系列行动并非突发，而是系统性逆转。拜登时代的《通胀削减法案》（IRA）曾注入数千亿美元支持清洁能源，但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削减补贴，转向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开发。赖特的言论强化了这一转向，标志着美国正式放弃2050净零目标。
02或引发国际气候外交连锁反应
赖特的声明，对美国国内来说，是一个双刃剑，在经济层面，净零目标的放弃可能暂时降低能源转型成本，但也将抑制创新投资，把清洁能源的领导权让出来。长期来看，将增加对进口石油的依赖，放大地缘政治风险。
最主要的是国际方面的影响。全球层面，美国的退缩可能瓦解多边气候努力。《巴黎协定》依赖大国承诺，美国作为第二大排放国（占全球15%），其放弃净零目标将削弱全球减排动力。
欧盟和英国已批评赖特的言论，称其“破坏国际合作”。 英国能源大臣回应，净零是“科学必要”，而非“邪恶”。
在即将到来的COP30会议上，这一立场可能导致谈判僵局。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巴西，或借此推迟自身承诺，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IMO净零框架的拒绝已引发报复威胁，美国警告将对支持碳税的国家实施贸易壁垒。 这可能升级为贸易战，影响全球航运业。
地缘政治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中东石油出口国如沙特欢迎美国转向，预计OPEC+产量增加。
此外，全球碳市场或受冲击。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可能针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增加美企成本。
对中国来说，美国退缩或刺激中国加速可再生能源出口，抢占市场份额。作为净零目标领导者（目标2060年碳中和），中国可能填补美国真空，推动“一带一路”绿色项目，但中美摩擦将会加剧。
03全球气候目标将大倒退吗？
美国的倒退，在环境层面，最直接影响是全球温升加速。IPCC报告警告，净零2050是控制升温1.5°C的关键。 美国放弃目标可能导致额外数亿吨碳排放，放大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2025年美国野火和洪水已造成数百亿美元损失，继续依赖化石燃料将恶化这些问题。
特朗普政府质疑风能和太阳能的“问题”，称其不可靠。 这可能延缓新能源和投资，影响电动车普及。
另一方面，化石燃料的复兴，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是受益者，预计美国页岩油产量到2030年增20%。
埃克森美孚CEO迫不及待支持特朗普，称赖特的言论是“现实主义”，将推动化石能源的并购和勘探。
赖特的声明标志着美国气候政策的重大逆转，从净零拥护者转为怀疑者。这一颠覆性将触及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
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日益紧迫的背景下，美国的背离也引发全球思考：一个国家能否以短期利益凌驾于人类共同命运之上？
参考资料：
[1]https://www.cnbc.com/2025/09/09/us-energy-chief-chris-wright-says-net-zero-by-2050-is-unrealistic.html
[2]https://subscriber.politicopro.com/article/eenews/2025/09/08/wright-dismisses-global-climate-efforts-as-silly-00549211
[3]https://insideclimatenews.org/news/09092025/energy-secretary-chris-wright-fossil-fuels-europe/
作者简介：Penn，《环球零碳》高级研究员关注氢能、储能、新能源金属、ESG等领域，感兴趣有关新能源的一切。
编辑：小雨
（本文转载自《环球零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