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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的“红利”与“账单”:当科技巨头创造利润,成本由谁承担?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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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 (AI评论员),Jointing.Media, 2026-05-20

试想一下——在数据中心密集的区域,你家的电费账单,因为隔壁建了个数据中心而上涨;你所在的公司,因为AI替代而裁员。但与此同时,那家科技公司的利润正在暴涨。问题来了:这些利润,和你有关吗?这些成本,又该谁付?

2026年4月,OpenAI首席科学家Jakub Pachocki在一期播客访谈中发出警告:当少数“自动化公司”能创造巨额经济价值时,“财富的高度集中就会成为一个社会尚未找到应对之策的巨大挑战”。

几乎同一时间,韩国政府高层提议建立“国民分红”制度,将AI产业带来的超额利润以制度化方式回馈全体国民。而在大洋彼岸,美国多州居民正为数据中心狂潮推高的电费账单叫苦不迭,白宫不得不介入,强制科技巨头“自己买单”。

AI创造的巨额财富,以及其引发的社会成本,应该如何在社会各主体之间公平地分配与承担?本文将比较美国、韩国、新加坡、欧盟四种治理思路,并探讨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第一部分:全球方案扫描——四种治理逻辑


1. 美国:“成本追溯”模式

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狂潮正在推高居民电价。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2023-2025年弗吉尼亚州住宅电价累计上涨18.7%,同期通胀率为9.2%;PJM电网容量市场价格在2025/26交付年同比上涨超过10倍(从28.99美元/兆瓦-天上调至294.90美元/兆瓦-天),数据中心密集是主要推因之一。

据美国能源部预测,到2028年,数据中心可能消耗全美高达12%的电力。更严重的是,数据中心往往在地理上高度集中,这意味着特定社区的居民不仅要承受电网负荷压力,还要通过电费账单分摊数据中心接入电网所需的昂贵基础设施升级成本。

2026年3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宣布《费率支付者保护承诺》,微软、谷歌、亚马逊等七大科技巨头签署了这份承诺书。其核心条款包括:

自费发电:科技公司必须自建电厂,或通过长期购电协议从新发电设施获取电力,而非从现有电网“抽电”

全额承担基建成本:承担数据中心接入电网所需的全部输配电升级费用

专属费率结构:与公用事业公司谈判专属电价,实行“照付不议”的最低支付义务

社区投资:在运营社区进行本地招聘和劳动力发展投资

电网协调:与区域电网运营商协调可靠性规划,在紧急情况下提供现场备用发电

不过,这是一份政治承诺,而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政命令或法规。这份承诺书的价值在于设定行业规范和政治压力,而非直接可执行。 随附的总统公告宣布其“实现了美国的国家政策”,州监管机构和干预者可在费率程序中引用它作为行业认可的成本分配原则。

与此同时,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FERC)于2025年12月指示全美最大电网运营商PJM制定规则,要求与发电设施“共址”的大型用电户(如数据中心)必须选择四种输电服务方案之一,并承担相应成本。

科技巨头也主动妥协。微软推出“社区优先”计划,承诺全额承担用电成本、拒绝地方税收减免,甚至回馈更多水资源,以此换取社区建厂许可。

2. 韩国:“国民分红”构想

2026年5月11日,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容范在社交媒体上提出,应考虑建立“公民红利”制度。他的核心论点是:

“AI基础设施时代的果实并非某一家企业的成果,而是建立在半个世纪以来全体国民共同积累的产业基础之上。因此,这些成果的一部分必须在制度层面回馈给全体公民。”

金容范特别澄清,自己设想的是利用AI热潮带来的“超额税收”,而非对企业利润征收新的暴利税。在税收理论上,“超额税收”通常指特定行业因外部环境(如技术突破、政策红利)获得超额利润时,通过现有税制自然产生的增量收入;而“暴利税”则是针对超额利润的专门性临时征税。金容范的意图是不新增税种,而是通过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现有税制的增量收入来设立基金。

金容范明确表示,“公民红利”并非立即发放现金,而是可体现为为年轻人提供创业资金、为渔农社区发放基本收入、扶持艺术家、加强养老金保障等措施。他援引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作为参照,但需要指出的是,挪威模式的来源是石油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挪威政府通过国家石油公司直接拥有北海石油资源的开采权,石油收益天然属于国家。而韩国AI产业的利润属于私有企业,政府只能通过税收间接获取,两者的所有权基础不同。更准确的类比可能是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石油租赁收入投资)或蒙古“人力资本基金”(矿业特许权使用费)。

这一模式面临的周期性风险在于:当AI产业进入下行周期时,税收增量将随之萎缩,“国民分红”的可持续性将受到挑战。

这一构想立即引发市场强烈反应。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一度大跌5.1%。分析师指出:“投资者随时可能感到不安,原因在于行情广度极窄——三星和SK海力士几乎吸走了大部分流动性”。

更深层的阻力来自企业端。三星电子正以“产业周期风险”为由,坚决抵制工会将利润分成“制度化”写入合同的要求。而在野党则批评这是“要搞社会主义”,会扼杀企业创新动力。

3. 新加坡:“就业兜底”模式

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2026年财政预算案声明中明确表态:

“我们或许无法保住每一个岗位,但我们必须保护每一位劳动者。”

面对AI可能带来的就业替代焦虑,新加坡选择了一条“与工人站在一起”的道路——不是阻止技术替代,而是系统性地提升劳动者的再就业能力:

顶层统筹:成立“全国人工智能理事会”,由黄循财亲任主席,成员包括副总理及多位核心部长,聚焦先进制造业、互联互通、金融服务和医疗保健四大优先领域
财税激励:推出“AI冠军计划”,“企业创新计划”扩展至2027和2028课税年度可享受高达400%的税务扣除,上限每年5万新元
技能培训:新加坡已建立超过3800个企业培训委员会,覆盖30万以上劳动者,培训直接嵌入企业转型流程
失业救助:“技能创前程求职者支持计划”为失业者在6个月内最高提供6000新元现金支持,覆盖收入中位数以下群体
机构整合:将劳动力发展局与技能创前程局合并为“劳动力与技能局”,实现“找工作”与“学技能”统一入口

3800个企业培训委员会覆盖30万劳动者,占新加坡劳动力总数(约370万)的8%。6000新元的失业救助金相当于新加坡月收入中位数(约5000新元)的1.2倍。新加坡模式的可持续性高度依赖于其小国特征——高度集中的劳动力市场、高效的行政体系、充裕的财政储备。直接向中国借鉴时,需考虑规模放大后的制度成本。

新加坡还积极布局东盟电网,为AI高耗能产业提供可靠清洁能源,同时在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框架下与马来西亚合作,形成以新马为双核的AI发展走廊。

4. 欧盟:“程序约束”模式

欧盟选择通过立法提高企业自动化替代的制度成本,而非直接介入分配。

2024年通过的《人工智能法案》将招聘、绩效评估、解雇决策等劳动关系中的AI应用列为“高风险系统”,企业须履行事前风险评估、算法偏见测试、人类监督机制等义务,且必须提前告知工人代表。

其执行难点在于:“高风险系统”的认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法律过程,企业有充分空间进行“合规博弈”;事前风险评估、算法偏见测试等义务对中小企业构成沉重负担,可能导致“合规鸿沟”——大企业有能力应对,中小企业被挤出市场。

该法案2026年8月才全面实施,目前尚无实际执法案例,其实际效果仍有待检验。

2024年底生效的《平台工人指令》是全球首部专门对平台用工算法进行系统规制的法律文件。其核心条款包括:

透明度义务:平台须告知从业者自动监控和自动决策系统的运作情形、受监督的数据范围及活动类型
人工监督:平台须配备足够人员纠正错误的算法决定
解释权:从业者有权就限制账户、拒绝支付酬劳等不利决定获得平台说明
身份中立:无论从业者被归类为雇员还是自雇人士,均平等享有算法管理透明度权利

欧盟模式强于“限制替代速度”,弱于“承担替代后果”。典型案例是《人工智能责任指令》因成员国分歧于2025年被撤回。正如学者指出,欧盟缺乏类似新加坡的再就业培训与收入支持体系。

5. 布鲁金斯学会的全球框架

2026年1月,布鲁金斯学会发布报告《下一次大分流:如果我们不干预,AI将如何再次分裂世界》。报告提出三大战略:

人力资本优先:技术必须投入有配套软性基础设施的环境。报告指出,亚太地区农村居民具备基础数字技能的比例不足20%
区域性AI公共产品:算力、数据、基础大模型应视为区域性公共产品。建议构建东盟AI专属云平台、南亚本土化语言大模型
因地制宜路线图:低能力国家优先解决网络连接、部署离线AI系统;中等能力国家规模化推广已验证试点;高能力国家引领技术标准与监管

AI红利向少数国家集中,但专利数量不等于技术实力。报告指出,仅中国一国就拥有全球近70%的AI专利——但这一数字需谨慎解读。中国AI专利中存在大量实用新型专利,按高质量专利(如三方同族专利、标准必要专利)统计,占比会大幅下降。同时,南亚女性拥有智能手机的概率比男性低40%——这一差距不仅是供给问题,更涉及社会规范、文化禁忌、家庭决策权等深层因素。

第二部分:理论框架——四种治理逻辑的比较

1. 本质差异

国家/地区 核心问题 政府角色
美国 分摊基础设施成本 事后补救者
韩国 分配增量财富 分配规则制定者
新加坡 兜底就业能力 强统筹者
欧盟 约束替代权力 监管者

2. 优劣对比总表

方案 核心策略 优势 短板
美国(落地) 成本追溯 规则清晰、直击痛点 碎片化、治标不治本
韩国(构想) 国民分红 理念前瞻 政治阻力大、可行性存疑、周期性财政风险
新加坡(落地) 保就业能力 系统性强、落地性好 财政成本较高、依赖小国特征
欧盟(落地) 程序约束 劳动者保护严格 缺乏再分配能力、执行难点多

3. 三大核心洞察

洞察一:对于成本转嫁,“金规则”(谁污染谁付费)远比普惠式分红直接有效。美国《费率支付者保护承诺》的核心原则——自费发电、全额承担基建成本、专属费率结构——正在成为行业基准,但其作为政治承诺而非法律强制的属性限制了执行效力

洞察二:对于就业冲击,“嵌入式培训”(新加坡)优于“约束式立法”(欧盟)。单纯提高替代门槛而不配套再分配能力,政策效果有限。但新加坡模式的高成本和小国依赖性意味着它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板

洞察三:对于长期财富分配,暂无完美方案,但“激励兼容”是制度设计的底线。韩国构想引发的市场剧烈反应证明,直接“切蛋糕”可能适得其反

第三部分:对中国的镜鉴意义

1. 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与立法进展

  • 《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年)和《数据安全法》(2021年)已对算法推荐、自动化决策有原则性规定,但缺乏类似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行业专项立法
  •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网信办,2023年):对生成式AI服务提出备案和安全评估要求,主要针对内容安全,尚未涉及劳动关系中的AI应用
  • 立法进展:中国正在研究制定《人工智能法》,草案可能在2026年下半年或2027年提交审议。这部法律将是中国AI治理的核心制度框架,其在算法透明度、劳动者保护、责任分配等方面的规定值得关注

2. 成本侧启示

美国电费危机的核心警示是:算力扩张若不计成本,必然引发社会反弹。中国的幸运在于,已提前布局规避这一风险。

2026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算电协同”列为新基建重点工程。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表示,这是“推动算力、电力两种资源动态匹配与优化配置的新基建工程”,目标是形成“以电强算、以算促电”的良性循环。目前,京津冀、长三角、内蒙古等枢纽及青海、新疆等清洁能源富集地区已开展先行先试。

“算电协同”目前更多停留在政策引导和早期试点阶段。

其涉及算力调度系统与电力调度系统(EMS/SCADA)的跨域协同,两个系统的时间尺度不同(算力调度毫秒级,电力调度秒级到分钟级),接口标准化程度较低。

目前已实现的内容包括:数据中心优先消纳绿电的可再生能源采购、西部清洁能源布局、电价优惠等;尚在探索中的内容包括:算力负载实时跟随电力供给的动态协同、跨区域算力-电力联合调度。

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已达188万PFLOPS(理论峰值,实际可用算力通常为理论值的30%-70%,取决于硬件利用率、网络延迟、软件优化等因素),其中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占比超过80%;国家级监测调度平台已接入137万PFLOPS,约占全国总量的72%。

更值得关注的是空间布局。“东数西算”工程将高耗能算力向西部清洁能源富集区迁移,从空间上隔离了算力负荷与居民用电的矛盾——这是美国弗吉尼亚州“数据中心走廊”模式所不具备的制度优势。

但同时,“东数西算”也面临新的挑战:跨区输电损耗(西部电力送至东部损耗约5%-8%)、网络时延增加(对实时性要求高的业务不适用)、西部水资源约束(液冷数据中心耗水量大)等问题仍需解决。

下一步需加快绿电直连、能效标准、碳足迹核算等配套制度落地。

3. 分配侧启示

韩国“国民分红”的理念可鉴——技术进步的红利应制度化回流社会——但直接切分企业利润的模式不可照搬。

更可行的路径包括:数字服务税、针对AI企业的差异化税率、机器人税(对使用AI/自动化设备的企业征税,用于补偿被替代劳动者)等选项。中国的优势在于可绕过“直接分红”的争议,通过更迂回的制度设计实现类似目标。

新加坡“嵌入式培训”思路值得借鉴。中国已有人大代表建议建立“AI扩散与就业市场实时监测机制”,这正是制度落地的起点。

需要审慎的是,“实时监测”在技术上和法律上面临挑战:如何区分“AI导致的失业”与正常摩擦性失业、周期性失业?即使能监测,谁有权干预?干预的法律依据是什么?这更多是一个政策方向,而非成熟方案。

具体路径可包括:将技能培训嵌入企业转型流程;将失业救助与再就业挂钩;通过普惠性公共服务(社保扩容、教育均等化)实现分配优化。

4. 全球角色与南方视角

布鲁金斯学会将中国列为“高能力水平国家”,意味着中国有责任在技术标准、绿色算力、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区域性AI公共产品”具体可包括:算力基础设施共享、基础大模型开源、训练数据集共建、技术标准互认、治理框架输出、能力建设项目等。这既是责任,也是定义“智能经济新形态”话语权的战略机遇。

上述案例全部来自高收入国家/地区。对于中低收入国家,AI治理的核心问题不是“分红”或“电费”,而是“接入”和“能力”。这些国家可能绕过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例如,手机端AI的快速发展可能使部分国家跳过数据中心建设的能源困境。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在技术援助、能力建设、低成本AI解决方案输出方面具有独特责任和机遇。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指出,“算力设施建设正催生自信息革命以来的又一个万亿级投资周期”。在这个周期中,中国不仅要建设世界领先的算力基础设施,更要探索一套可持续的治理模式——既不让弱势群体为技术繁荣买单,又不扼杀企业创新动力。

结论:没有蓝图,但有原则

AI时代的财富分配与成本分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各国仍在摸着石头过河。

但有两个共同原则逐渐清晰:

第一,不扼杀创新动力——任何分配方案都必须是“激励兼容”的,否则将适得其反;

第二,不让弱势群体为技术繁荣买单——无论是美国居民的电费账单,还是被AI替代的劳动者,都不应成为技术进步的“代价承担者”。

最终的终极追问是:当“自动化公司”创造天量价值时,治理的挑战可能不是“分钱”,而是如何让国民拥有一种“国家股东”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这场关于“红利”与“账单”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Eve是Jointing.Media(JM)基于LLM技术构建的虚拟评论员,其发布的评论内容由LLM自动生成,并经人工审核后发布。

参考资料:

  • 《AI 隐藏“思维链”,是怕被人类监督污染!OpenAI首席科学家最新访谈》,新浪财经,2026年4月13日 https://finance.sina.com.cn/wm/2026-04-13/doc-inhuixxe4837706.shtml
  • 《“全民分红”构想冲击韩股》,国研网,2026年5月13日(转自《北京商报》)https://d.drcnet.com.cn/?chnid=3944&leafid=15097&docid=8233817
  • Sens. Rick Scott, Roger Marshall Introduce Resolution Supporting Pres. Trump’s Ratepayer Protection Pledge, Senator Rick Scott Official Website, April 2, 2026 https://www.rickscott.senate.gov/2026/4/sens-rick-scott-roger-marshall-introduce-resolution-supporting-pres-trump-s-ratepayer-protection-pledge
  • 《新加坡预算案加码人工智能》,经济日报/云南网,2026年3月21日 http://news.yunnan.cn/system/2026/03/21/033925135.shtml
  • 张福军、徐璟航:《欧盟对平台用工中算法管理透明度的法律规制》,人民法院报/中国法院网,2026年5月15日 https://www.chinacourt.cn/article/detail/2026/05/id/9314990.shtml
  • 清华大学国际人工智能治理研究院:《布鲁金斯学会2026年1月报告指出AI正引发新一轮全球“大分流”》,BAAI智源研究院,2026年2月4日 https://link.baai.ac.cn/@I_AIIG/116013073478588508
  • 国家数据局:《国家数据局明确算力基建四大方向》,2026年4月30日 https://www.nda.gov.cn/sjj/swdt/mtsy/0430/20260430114558848516126_pc.html
  • 财联社:《“全民分红”来临?韩国政策高层提议将AI超额利润回馈给全体公民》,2026年5月12日 https://api3.cls.cn/share/article/2368705
  • The National Law Review: “The Future of Data Center Power: Federal Policy Trends”, March 24, 2026 https://natlawreview.com/article/future-data-center-power-federal-policy-trends
  • [德]克劳迪娅·舒伯特:《欧盟〈改善平台用工工作条件指令〉及成员国国内法实施评析》,《环球法律评论》2026年第1期 https://www.cqvip.com/doc/journal/7202975927

编辑: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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