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跳动不当访问美国用户隐私：一次将被放大的ESG风险
作者：袁加息，2022-12-30
《福布斯》12月23日报道，字节跳动的员工动用特殊权限查看了多名美国媒体记者在TikTok上留下的隐私数据。此举违背了TikTok此前关于用户隐私保护的公开承诺，即不会出于商业以外的目的，对特定美国用户的信息进行监控。
据报道，字节跳动之所以访问子公司TikTok的数据，是为了堵住内部资料外泄给媒体的漏洞。为此，字节的内审人员不当查看了多名记者的TikTok账户数据，包括他们的IP地址、APP内通信等，以审查他们是否曾与涉嫌泄密的员工联络见面。
也就是说，为了弥补一个问题，字节触发了更大的问题。
该事件的后果可能极为严重。自从2020年特朗普政府对TikTok发难以来，字节跳动及TikTok一直在努力向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展示该APP的数据安全性。但是，本次事件将令情况变得复杂。
12月27日，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拜登政府内部的一些官员已经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讨论中提出，应迫使字节跳动出售美国业务。
为什么事件的后果可能空前严重？
TikTok曾多次遭到美国政府的监管乃至封杀威胁。
在形势最为严峻的2020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TikTok采取强制措施，威胁要么禁止TikTok在美运营，要么字节跳动剥离TikTok美国业务并出售给美国本土企业。特朗普认为，TikTok对美国民众输出价值观并采集用户信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之后，2021年就任的拜登政府撤销了特朗普对TikTok的禁令，暂时缓解了TikTok在美国的生存危机。
但是，公司并未从此高枕无忧。美国政府和监管部门对TikTok的调查始终在推进。并且在美国国家和各个州政府中，存在大量反对TikTok在美运营的官员，持续推动对TikTok采取更严厉措施。他们反对TikTok的理由，还是集中在美国国家安全和用户数据隐私问题上。这些争议中，有用户隐私等ESG议题，当然也包含大量的地缘政治因素。
但一直以来，TikTok的所谓安全威胁基本停留在理论层面或制度层面。各方给出的调查结果，未能充分证明TikTok对美国国家和公民的数据安全产生了实质性的侵害。
较近一轮公关的攻防战发生在2022年6月。一篇来自BuzzFeed的报道对TikTok造成了较大的不利影响。BuzzFeed的记者Emily Baker-White通过分析80份TikTok内部会议的录音、以及9位TikTok员工的陈述得出结论，母公司字节跳动位于中国的技术人员仍在持续访问TikTok的美国用户数据。
针对这一波媒体调查引发的质疑，TikTok及母公司字节跳动做了相应的风险管理和回应，重申了在数据存储本地化方面的努力，即美国用户的数据都存储在甲骨文公司的云端。同时TikTok一再保证，用户数据的访问权限是被严格限制的，公司不会使用用户数据去对特定人进行定位追踪。
然而，这次年底爆出的字节跳动员工不当访问用户隐私的事件，让TikTok的各项合规努力付诸东流。
实际上，字节正是在与美国媒体的攻防战中，暴露出了对方希望寻找的破绽。
从现有的信息回看，正是2022年6月的负面报道，使得字节跳动希望加强内控，防止内部资料再度流入媒体手中。为此，公司的内审部门展开的工作之一，就是调查员工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调查过程中使用了不合规手段。前面提到的BuzzFeed记者Emily Baker-White，是被重点调查的人之一。Emily Baker-White后来入职《福布斯》，也把与TikTok之间的战斗带到了《福布斯》。
TikTok于10月在推特上做出的一份澄清，图片来源：Twitter
10月，字节跳动查看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再度被Emily Baker-White本人探知，并通过《福布斯》进行报道。TikTok最终承认了内部员工的不当行为。这样，TikTok的新一轮舆论与监管危机在所难免。
此次事件打破了TikTok在美国小心维持的平衡与信任。它可以说是正中批评者的下怀，印证了此前对TikTok的指控。事件可能导致政府中对TikTok的反对派占据上风，并采取极度严厉的监管措施和行政制裁。
“被破坏的努力”
据《福布斯》，字节跳动CEO梁汝波在内部邮件中表达了深深的失望之情：“我们花费巨大努力建立起来的公众信任，被少数人的不当行为严重破坏。”
用户数据隐私的保护，是企业ESG治理和合规治理的一个重要议题。TikTok的案例中牵扯的地缘政治问题虽然不容ESG置喙，但公司触发的用户隐私风险则是一个标准的ESG问题。在出海企业中，像移动应用、电商、3C、智能汽车、电信服务等类型的业务，通常运营着成规模的海外用户数据，需要严格遵守所在国的数据法规。
在数据合规上，TikTok以及母公司字节跳动付出的努力，不可谓不充分。
首先，TikTok进行了大量技术与制度方面的建设，包括但远远不限于通过了代表高水平数据安全的ISO27001认证。TikTok及其母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团队，数据安全的技术性问题自然不在话下。
不过，美国方面质疑的不是TikTok的技术水平，而是公司治理方面“人”的因素：TikTok是否将用户数据用在商业目的之外的用途？内容推荐算法是否带有偏见？是否对美国用户推送带有特定价值观（尤其是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内容？
2020年，彼时的TikTok已经在美国拥有约5000万级别的用户。来自华盛顿的主流态度认为，TikTok上的美国用户信息被传输并存储到了母公司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上。这是华府不能够接受的。
抛开地缘政治的因素不谈，对数据跨境传输的管制，确实是从2020年前后开始受到各国监管者的重视。
根据2021年德勤与中兴通讯联合发布《数据跨境合规治理实践》白皮书，各国的数据跨境法规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极端严苛的数据“本地化存储+禁止出境”，第二类是极端宽松的“无本地化存储要求+自由出境”，以及居间的第三类“有条件的存储与出境”。大多数国家的数据法规属于第三类。于是出海企业在数据治理方面的核心工作，就是弄清目的地国“有条件的存储与出境”政策中的“条件”是怎么，以及如何遵守。
这些后来的经验，正是TikTok等先驱蹚出来的“血路”。美国虽然是“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支持者，但当局对于TikTok所持美国用户数据的要求，属于最为严苛的“本地化存储+禁止出境”类型。
在2020年下半年特朗普政府开始对TikTok发难的同时，字节跳动经过与甲骨文公司的密集协商，决定将TikTok在美国的服务及数据存储，搬到甲骨文云上，实现本地的存储与使用。同时，TikTok的在美运营，已经全权交给了基于加州洛杉矶的本土团队。
TikTok的数据合规工作，是“本地化”与“透明化”的两条腿走路。在2020年3月，公司公布了透明化建设的两项重要举措，向外展示公司的安全可信赖。其一是建立“透明度和问责中心”（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Center，简称透明度中心），并发布《透明度报告》；其二，是组建了一个内容顾问委员会。
TikTok的“透明度中心”是一个物理存在的地点。受邀的访客可以在这里参观TikTok的内容审核后台系统，看到APP的一些代码及其他数据管理操作。类似的信息也开放给了内容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独立的学者、专业人士构成，他们为TikTok在美国的团队提供内容治理、技术伦理、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建议，并履行监督义务。值得补充的是，这些举措是全球性的，不限于美国市场。这在整个科技行业也是领先的举措。
我们很难穷举TikTok和母公司字节跳动为了数据合规做出的努力。总之，他们在技术和制度的基础上，加码了“本地化”与“透明化”两项举措。用稍专业的数据安全话术来解释，TikTok的相关举措涉及在“数据收集、存储、传输、使用”等流程上合规运营，外防黑客攻击风险，内防员工违规风险，并且对外自证清白，极力获取用户和监管者的信任。
令人扼腕的是，公司的“巨大努力”，最近毁在“少数人的不当行为”上。
为何严防死守之下还是出现了漏洞呢？据《福布斯》的报道，实施此次“不当行为”的是字节跳动内部审计人员。这实质上意味着，风险是从公司治理的内核上爆发的。
企业的内审部门，本应是保障企业合规的终极防线；为了履行监察职能，内审团队通常拥有企业内部信息系统的高级访问权限。然而，字节的内审人员在调查公司内部的泄密漏洞时，却突破了他们本应坚守的数据合规底线。可能字节与TikTok的高管都不曾想到，危机会以这种“祸起腋肘”的形式爆发。
出于后见之明，我们或许可以强调一下企业核心团队合规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对于字节来说，损失可能已经难以挽回了。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事后字节跳动整肃了各级公司的内审部门，撤销了其对敏感数据的访问权限，并且辞退了相关责任人。
然而在很多美国财经媒体和立法者看来，字节及其子公司这次犯下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
注定悲剧？
诚如一些评论者所言，运营一个内容平台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事。像脸书、推特这些美国土生土长的内容平台，都免不了沾染数据违规的争议以及政治丑闻。比如，推特、脸书和Youtube都曾或多或少卷入2016年美国“通俄门”事件。类似地，像TikTok这样有中国背景的企业，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暗流，抵抗力更弱，且被拿捏的把柄更多。
TikTok大概自2020年起，越发收紧平台关于政治广告内容的审查，在美国社会中采取“政治中立”策略，以防卷入不必要的风险。
但TikTok的谨小慎微不足以屏蔽所有的非常规风险。更何况，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对力量带着有色眼镜看待TikTok，把TikTok及其母公司的一举一动，都放在显微镜底下审查。
所以，认为TikTok注定悲剧的观察者大有人在。
就TikTok这家公司本身来说，它在美国市场为“赢取信任”和“不犯错误”这两项无形价值而支付的成本，正不断地加高，或许终将高到公司难以负担的程度。而全球化退潮和地缘冲突的大背景不改变，TikTok之类企业所支付的高昂信任成本，也就很难改变。
不过，不能因此认为TikTok是个ESG意义上的失败企业。TikTok在美国执行了相当成功的本土化策略，维持着与本土社区、亚文化群体之间良好的关系，并且成了网络文化风潮的积极引领者。TikTok为众多音乐人、艺术家以及形形色色的消费品牌打造了知名度，为他们创造了生计来源。在美国之外的世界各地，TikTok拥有超10亿用户。
即使是在TikTok看起来最为“失败”的在美数据合规领域，它也践行着为其他出海企业探路的使命。只是，在本次事件之后，TikTok还能否继续把路走下去，正在变得很不明朗。
本文转载自虎嗅ESG组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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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身体的残障而是周遭“认知的残障”带来“不自由”
作者：廖智、王启凡，2022-12-03
王启凡：12月3日是世界残疾人日，想跟大家一起聊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什么是人？
昨天发布一条新的视频，评论区里有这样的声音（见上图）。这些声音一直都有。我们觉得这些声音代表着某一些人的观点，那我们也想借此表达一下我们自己的观点。
廖智：什么是人？在某度百科示意的描述是“(人是)能思维、能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能进行语言交际的高等生物”。在Wikipedia的解释是”(人是)具有某种能力或属性的存在，如理性、道德、意识或自我意识，并且是文化上建立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
王启凡：那么从这点看来，所有的人，生而为人的一天就是人，并不会因为有差异性而有所改变。那么什么是正常人？只要是人就是正常人。不正常的人，也就是不符合人的基本属性的人，是不存在的，除非他是外星人。人群中的每个人都不一样。长相、性别、肤色、经历……每一种因素都导致了这种不一样。这不是不正常的，而只是差异化，所谓百花齐放。那么，什么是差异化呢？
廖智：大白话来说啊就是，“差异化”代表着世界上不可能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只是往往一部分人会人为的、刻意的给这种正常的差异化贴上不正常的标签，而导致一部分人被称之为“不正常”。
王启凡：比如说，我和我老婆在家穿着很正常的居家短裤，跳了一支其它博主也都在跳的很正常的舞，可是没人叫我穿长裤，却叫我老婆穿长裤，这就是不平等刻板地歧视有差异化的人。腿明明在身上，人人都可以选择穿长裤或短裤。我老婆穿短裤就是成为一些人眼中的“问题”。做“人”不是这样做的！大家都是人，人何必为难人呢？
我是假肢工程师。假肢作为生活中的一种辅具，就像眼镜、助听器、牙套一样，为了有需要的人生活更便利美好。要让一个截肢的人遮住它的假肢，除非全世界的近视眼都遮住自己的眼镜。如果没有人需要遮住自己的眼镜那就没有人需要遮自己的假肢。
廖智：我们常常接待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截肢朋友，他们都说，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都敢穿短裤，敢穿短裙到处走，觉得很自由，很洒脱。可是回到家乡呢，就要把假肢遮住，捂得严严实实的，不敢给人看到。这种“不敢”就是“不自由”。这种“不自由”不是身体的残障带来的，而是周遭“认知的残障”带来的。
王启凡：对他人随便一句评价很容易，张口就可以，但要修复一个人的自尊感和价值感，却需要很大的努力。
廖智：老实说，我们做短视频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看见，残障人士的生活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和活法，最起码，每个人都拥有穿自己觉得舒服和喜欢的衣服的权利，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权利是没有人可以剥夺的。
王启凡：我们每年都在组织残疾儿童和健全儿童一起游戏、学习的公益活动。很多残障孩子在活动中活泼开朗，但回去以后又会被周围的闲言碎语压伤。我们发现参加这些公益活动的孩子们都很包容平和。他们从来不会对着残障同伴的穿着指指点点，他们尊重别人的自由。
廖智：俗话说啊“一句良言三冬暖”。这条视频呢，不是在为我自己争取权益。我敢穿着假肢满大街走，敢拍出这样的视频给万人看，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想，但是我知道走出来这条路是很漫长的过程，需要很多的支持和鼓励。我认为一个已经超越了所谓“正常”和“不正常”的论断的人，有责任站出来替那些还不能超越他人评价的人发声，让他人看见希望，也让从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得到新的启发，有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
王启凡：人是一个整体。就像我爱我的老婆，不是去看她的身体某个部分，我选择我老婆也不是选物品，我看到的是她整个人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友善和自信，这是完整的、可以陪伴我一生的品质。
廖智：对于那些囿于外貌或其他方面跟周遭人有明显差异化而受伤、沮丧、难过的朋友们，我想告诉你们：你很好！你没有问题！你很完整！你只是在这趟人生旅程中经历了比其他人更多的熬炼，这是你从火里走过，勇敢面对火焰的勋章。做自己，总会有人因为你是你而爱你。加油！
我们爱你！
图片来源：廖智视频号（公众号：廖智的喜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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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三年，日本为何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感染
作者：徐静波，日本， 2022-12-24
能否避免新冠病毒的感染？理论上来说，是可以避免的，并不是有些专家所说的那样“人人都会感染，只是迟早的事”。
从2020年1月15日确诊第一例感染者开始，到2022年12月23日为止，日本确诊的感染者总数为2793万9118人，死亡5万4680人。
日本红字会针对献血样本进行的调查分析称，实际感染人数比确诊的数字要多出几百万人。日本总人口为1亿2700万人，这就意味着，在这三年疫情期间，日本的新冠病毒感染率是在25%左右，也就是说，4个日本人中，有1人感染，而不是“人人感染”。
这一结果，是在日本没有实施“封家”、“封小区”、“封城”的软性管控的背景下出现的。
那么，日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从疫情爆发开始，日本政府就要求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施“居家上班”制度，要求比例达到70%以上。这一制度已经实施了2年多，许多企业至今还在实施。
其次，以“减少死亡，确保重症救治”为医疗宗旨，对于感染者实施分类管理，轻者居家自我疗养，政府提供一周的免费食品。症状明显者送入政府指定的隔离酒店，由驻店医护人员观察护理。重症者，则送入医院救治。
那么，谁来负责感染者的管理和区分呢？统一由各地政府的保健所负责，保健所是唯一的感染者应对窗口。当然保健所也临时雇用了许多人员进行应对。
第三，医疗机构实施严格的分工，癌症等专科医院不参与“抗疫”工作，只有有传染病科的医院，才可以有资格接纳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住院治疗，以避免出现医疗体系的崩溃，导致其他病症患者就医难问题的发生。那么，对于综合医院来说，即使收治了感染者，也只限定于对感染者入住的楼层或区域实施隔离管控，其他病区和专科照常诊疗。那么，政府掏了许多钱来补助这些医院扩充ICU病房和购买医疗设备，同时对于参与感染者救治的医护人员，给予特别的补助。
第四，为避免人们聚集喝酒，政府要求餐饮店提前至晚上8时打烊，并不提供酒水。响应政府号召的店家，政府予以每天的补助。政府还对于体育比赛、音乐会、会议等集会人数进行了限制，要求控制在定员数的30-50%以下，避免发生集体性感染。
第五，就是要求国民定期接种疫苗，尤其是对50岁以上重点人群，实施催促性呼吁。目前，日本已经开始了第5针的接种。
日本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通过电视、新闻和街头电子广告，每天定时公布当天确诊的感染人数，不断提醒国民必须“管住脚，管住嘴”，做好个人防护。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制订了各种防疫指南，通过分发到各家各户，通过电视广告宣传等方式，呼吁国民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避免“集体性感染”问题的发生。
第一、日常自我管理十项要求
- 节假日或新年期间，尽量不要回老家探亲，以避免回老家时，不经意地将病毒感染家里父母和老人，提倡“视频探亲”。如果一定需要回老家探亲，出发前做好核酸检测，看看自己是否有感染。
- 去超市购物，最好一人前往，而且选择人少的时候去。
- 外出跑步锻炼，一定要选择人少的时段、空旷的场所，并戴好口罩。
- 购买东西，尽量选用网购。
- 想与友人、同事喝酒时，提倡“视频喝酒”，不要直接碰面。
- 一般性看病，提倡远距离视频看病，不要直接去医院。
- 不要去健身房，尽可能自己在家锻炼身体。
- 尽量不要去饭店吃饭，买回家吃或者叫外卖。
- 提倡居家上班，避免上下班或在工作场所感染，同时确保医疗与物流的正常运转。
- 与人见面对话时，一定要佩戴密封性好的口罩。
第二、必须避开的三个场所
- 换气性差的“密闭空间”
- 人员众多的“密集场所”
- 近距离会话和发声的“密接场面”
第三、如何防止家庭内感染的8个关键点
- 如果家庭成员中如果有人被怀疑感染，一定要分开房间睡。没有条件分房的，用床单、窗帘割出单独的空间睡。
- 照顾感染者的人，一定要确定专人专责，尽量避免轮流照顾。孕妇、有基础疾病的人，要避免去照顾感染者。
- 家庭成员都要佩戴密封性好的口罩，取下口罩时，一定要用肥皂洗手或消毒液擦手。
- 洗手时一定要用肥皂认真反复清洗，一般要求清洗时间为1分钟。在手没有清洗之前，不可用手揉眼睛或抹嘴。
- 即使是天气寒冷，也要经常开窗开门通风换气。
- 毛巾、牙刷牙膏、碗筷等生活用品，一定要分开使用。与感染者公用的部分，如厕所、浴室、洗面台、门把手等一定要经常消毒。
- 清理、清洗感染者衣物时，一定要戴口罩、戴橡胶手套，因为病毒在衣物上会有较长时间的生存。
- 感染者使用过的口罩、纸巾等必须立即装入密封的塑料袋里，以密封的状态扔掉。扔完垃圾后，一定要用肥皂洗手。
以上各点，供“静说日本”的朋友们参考。
最近，日本因为入冬，加上BQ1.1新病毒的流行，感染者也趋于增多，第8波疫情显得十分严峻。12月23日，日本全国新确诊的感染者为17万3336人，死亡315人，均出现增加趋势。但是，严守以上各条防护要求，还是能够避免感染。
特别提醒大家一点：外出回家后（尤其是去过医院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口罩一定要立即处理，别把病毒带回家，更不要重复使用。这个钱，千万不要省！同时，洗手一定要用肥皂洗，清水洗等于白洗！
本文转载自作者公众号：静说日本
作者简介：徐静波，亚洲通讯社社长。2000年创办中文网站“日本新闻网”，次年在东京创办日文版报纸《中国经济新闻》。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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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说｜毛进军：香港中医学经典重传承的精神值得学习
作者：毛进军，2014
不久前，我应邀去香港讲学，有幸结识了香港的一些中医专家、教授和同道，通过与他们交谈，并走访了中医诊所，感受到香港中医有三大特色：一是继续教育，勤奋好学；二是中医经典的传承与保留中医传统；三是兼收并蓄，包容性强。这是我们内地中医应当学习和借鉴的。
首先谈谈香港中医的继续教育，勤奋好学的特色。
港人自古就有应用中医中药治疗疾病和养生的传统，所以，至今在香港看病首选中医的人很多。在港岛、九龙、新界等街头巷尾，各类中医诊所随处可见，而在这些诊所执业的多是注册中医师。
香港建立的中医药规管制度的起点较高，其中最大的特色是规定中医师必须持续进修，也就是我们内地所说的继续教育，以不断地提高中医的业务素质。
香港中医师的注册或续签注册采取的都是学分制，凡不参加持续进修的中医师，也就是说年度进修学分考核不合格者，将无法注册或续签注册。再者，香港的中医师是不允许开西药的，只能用中医中药治病。
这些严格的法规制度，对香港中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特别是“中医师续签注册采取学分制”，逼着香港的中医去加强学习，不懈追求知识，不断进步。如果不思进取，不继续进修，技术水平就不能得到提升，这不仅不能继续注册，而且病人也不会再找你看病，你的生存就成问题。所以，香港的中医不少都是勤奋好学的。
相比之下，内地的一些中医继续教育机制，要么没有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的管束，或没有建立起来，要么即使有也是形同虚设。因此，一些中医继续学习的动力就显得不足，无须勤奋，无须继续追求知识，得过且过、不思进取者大有人在。反正中医不行，中药无效，就以西药顶着，中医水平的高低与否，与其生存发展的关系不大。
二是谈谈香港中医对经典学术不懈地学习和传承，以及普遍应用中医传统疗法的特色。
香港中医深知中医经典理论和学术对提升临床疗效的重要性，没有疗效，在香港就难以生存，所以他们对经典学术的学习和传承是坚持不懈的。
一位知名香港中医专家说:“香港中医较好地继承和保留了传统的中医疗法”，事实的确如此。
据了解，对于内科病证，有不少中医喜爱用《伤寒论》中的经方辨治，也有经方、时方都用者，他们大多比较重视辨证，不会掺杂西医的思维来开中药。为提高临床水平，有的到处寻求名师求教，有的刻苦研读经典，总之，学习经典的精神是比较足的。
对于骨伤科病证如骨折，多用古老的传统小夹板固定治疗，而不是动辄手术。对于骨关节炎及伤科病证，多用手法治疗及针灸治疗等。中医传统疗法在香港得到了很好地传承和应用。
香港的传统中医得以保留，也有一定的历史渊源。1840年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政府曾承诺尊重中国人的传统风俗习惯，允许保留一切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医药作为传统习俗之一，深受香港华人的信赖，因此中医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
自香港开埠以来，虽然中医药业也曾几经波折，遭受过歧视、压制和排挤，但总体上，中医传统的汤方、针灸、按摩等治疗手段一直在香港医疗保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香港民众的健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特别在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的中医不仅队伍日益壮大，学术也多元化发展，并积极参与国际性有关传统医药事宜，以推动传统医药的国际间交流。
三是谈谈香港中医兼收并蓄，包容性强的特色。
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有丰富的传统理论底蕴，学术流派众多。香港中医的包容性很强，他们对中医经典理论和学术流派，从不进行无谓的争论和空谈，多认为空谈无益，只有疗效才是检验的标准。
为提高中医理论和实践能力，他们特别重视学习中医经典，对所有裨益于临床的、传承经典的、学术流派的学说和观点等都非常关注，还不断了解和寻求对于《伤寒论》六经辨证思想、胡希恕先生的六经方证辨证学说及扶阳学说等有研究的内地专家教授，热情邀请讲学，认真学习讨论，兼收并蓄，并积极地在临床上验证。
香港中医这种不懈传承学习经典，不断接受新理论、新观点，追求新知识，以提升临床疗效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本文节选自 思考经方：《伤寒论》六经方证病机辨治心悟（2014）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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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很多老人阳性后，再加上基础疾病，匆匆逝去。
据媒体消息，中青报原副总编辑周志春，感染病毒后因为基础病12月8日去世，享年77岁。周志春7日核酸检测阳性，居委会准备第二天复检，不料当晚1点多去世。据身边人介绍，周志春7日那天心情还不错，以为阳了就阳了，就是一次“小感冒”，像平常一样吃吃睡了，没想到深夜就去世了。
据财新网报道，《人民日报》著名记者、前《新闻战线》总编辑杨良化在感染病毒后，因细菌性肺部感染不治去世，享年74岁。杨良化于12月10日开始高烧，抗原测试为阳性。因抵抗力下降，肺部细菌感染病情加重在朝阳医院ICU全力抢救两日后于15日逝世。
长城战略咨询创始人、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北京与仁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禄先生于2022年12月14日6时57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6岁。熟悉的朋友介绍，王德禄12号上班发现阳了，13日上午发烧，晚上吃了退烧药睡下，14日6点多，家人发现他已经去世。据他家人讲，王德禄没太在意，把它当做“小感冒”了，吃了退烧药就没有当做问题。没想到说走就走，连一声告别都没有。
原电力部副部长齐明的妻子17日去世，她儿子写道：我老妈15日被物业上门修暖气的工人感染阳了，并开始发烧39度。16日回光返照半天多，两个照顾的阿姨每时每刻都在群里和我们哥几个家人连线，报告病情。我们还以为开始走向好转……17日上午出现病情急转直下。电话联系120，答复你家离宣武医院1.5公里太近不管送，你们自己解决。我们多次哀求也不予理睬。我和我二哥紧急号回家并送到宣武医院急诊。那场面我惊呆了，人挤人人挨人。在急诊大厅的地上开始抢救我老妈，人工复苏，打肾上腺素三针，历时二十多分钟抢救无效还是走了……在急诊大厅的五十多分钟时间里，身边的老年病人三位无一幸免全走了，惨不忍睹。悲痛欲绝。老人家走了后就推到太平间。我一进太平间差点晕死在门口。太平间里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横七竖八的堆放的全是尸体。不计其数。抢救大夫说这几天送来的85岁以上的老人没有一个活着回家的。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储兰兰也于12月18日去世，她不抽烟不喝酒，还打了四针苗。根据了解，在储兰兰离世之后，有一位自称是她本人徒弟的网友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当中透露，称储兰兰离世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确诊后引起了一些并发症，最终导致自己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据清北两校讣告栏公布，最近短短一个月时间，两校密集去世的教授就有百人之多。
上面只是见诸媒体的知名人士，至于朋友圈等各社交平台公布的因疫去世的消息更是数不胜数。
缺医短药
据界面新闻，某原料药企业工作人员介绍，国内无论是原料药还是制剂的产量确实非常大，但其完成生产是需要时间的，比如，一个工厂生产400吨原料药需要1个月，随后把这400吨原料药卖给制药企业，预期它大概能产4亿片布洛芬片；但是制药企业生产也要时间，而4亿片的布洛芬片，就算是千万级别的产能，也至少要生产10天；累计算来，从400吨原料药到4亿片药片至少要40天，这是非常顺畅的状态，且不包括流通、零售等环节。前述人士表示，目前由于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的大增，物流、人力等各方面存在困难，供给周期在变长。但反观需求端，国内现在一天消耗4亿片布洛芬片不是难事，“相当于前面企业忙了一个半月，国内一天就能消耗掉，根本追不上。”
一天消耗4亿片布洛芬，加上其他退烧药物的使用，可以大致推算目前全国感染人数当在3亿人以上，这还是最保守的估算。
前段时间，社交平台爆料，一些地方儿童退烧药一药难求，以致美琳黑市价格达到3000元一瓶。
几个疑问
① 这一次的疫情传播很诡异，传染速度创下古今中外所有传染病的纪录，即使外国去年全面躺平和历史上的黑死病也没有今天的疫情传播之快。
卡塔尔世界杯几十万上百万人聚集没有传染，阿根廷上百万人聚集街头没有感染，中国仅仅放开半个多月就达到现在这种规模，并且官方宣称目前有130多个奥密克戎变种涌入中国。以致包括司马南、林治波等人直接质疑是否有人故意投毒。
② 原来方舱里关着的所有人，全国最少应该有几十万吧，基本全无症状，这一次放开后特别是北方染疫者几乎全有症状，并且很痛苦，这有悖常识。官媒报道说，放开后短短几天有新变种130多个传入我国。外国对中国纷纷关上大门。全国多地火葬场告急。那么，现在大家感染的还是奥密克戎吗？
③ 放开之前，人人核酸加上三针疫苗能够完成，目前中国却能把退烧药买断货，不合常理。沈阳的东北制药加班加点生产退烧药，只卖2块钱一板（20粒），不早不晚，随后就被管理部门找个毛病罚款1.3亿元，是何居心？
至于几毛钱成本的试剂检测盒被炒到十几、几十元，制造大国生产那东西是难事吗？
凡此种种，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④ 放开之后，感染病例增多，公众正是需要管理部门提供退烧药、检测盒等服务的时候，原来遍地的街道、社区、大白工作人员突然消失了，像屁消失在风里一样，没有了，不见了。真正需要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人呢？
有人说，你们不是希望像外国那样躺平吗？现在求仁得仁，全国放开了，又抱怨什么呢？这是一种很无知无耻的说法。外国的躺平是居民躺平，不是政府的职能和服务躺平。纵观世界各国，放开前都会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和预案，提前预告，提示大家储备必需的药物和生活物资，并且随时提供各种帮助。好多原因大家心里都清楚。目前确实很难， 但把责任归到“放开派”，这个逻辑非常奇怪，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放开，原因是防不住了，不是因为“躺匪”或者谁的鼓吹。如果说一定要硬着头皮继续防下去，那代价根本不可承受。
事到如今，每个人都要接受必须阳过一次的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开头，谁也没能预料到是这样的结尾。
编辑：一白
图片：建筑系列 ｜JM摄影记者 萨其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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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饶毅又怼张文宏，聊聊卫生经济学
作者：海边的西塞罗，2022-12-22
医生谈卫生经济学固然不专业，但科学家写大字报就专业了么？
从12月19日开始，知名科学家饶毅在他的公众号“饶议科学”上接连发文，炮轰张文宏“不专业”，有读者把文章发给我，问我对这场争端怎么看。说实话，饶的这两篇文字，我多少都有点读不下去。头一篇还多少讲了点理，但后面一篇，那题为《致：为造神而践踏原则、牺牲科学的伪君子们》文章已经完全放弃了说理，帽子满天飞，把张文宏说成是“大心理按摩师”，把挺张的人称为“伪君子”、把拥护张文宏观点的言论说成是“捧臭脚”……这些帽子和用词儿，让通篇文章与其说是议论文，倒不如说更像某特殊年代的大字报。
搞不懂身为著名科学家，时常以“纯粹科学家”为傲的饶老师，怎么就突然就喜欢上写这个了。从饶毅当年炮轰学术圈风气不正开始，关注他也很久了。其实饶毅老师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我觉得还是挺常见的——你在你上学生涯中，有没有碰见过那种超级学霸？遇到一个数学题，你写了个解就写不下去了，人家已经开始跟老师讨论这题到底有几种解法，哪个解法最优了。
这种超级学霸的身上，往往会先天附带另一种招人嫌的性格，那就是他们总是对智商不如自己、学术研究不如自己精深的人，带有一种介于恨意和欺凌之间的鄙夷，一旦别人在他认为是自己“制霸”的那门学科上闹出一点动静，立刻就会激起他的愤怒，他会动用自己一切的智商和精力碾压这个敢炸毛的人，并极力表达一个意思：我没有看不起任何人，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这几年，在获得相当的知名度之后，我觉得饶毅老师越来越有这种“学霸”范儿了，他把他所推崇的那种“科学家”、“纯粹科学”当成了一个只能由自己打理、界定的“伊甸园”，容不得任何不入他法眼的“害虫”在里面作祟。你看这两年他怼尹烨、怼杨焕明、怼金冬雁、怼杜骏飞、怼梁建章、怼比尔·盖茨、怼福奇……每次话题虽然不同，对手分布地域也纵横九万里、横跨五大洲，但我总觉得，所谓万变不离其宗，饶老师最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始终只有一个：xxx？他算什么东西？谈科学？他也配？都闪开！看老夫施展手段，让这孽畜现了原形！
当然，我们要宽容一些，这种源自高智商的自负毛病，其实很多顶尖科学家都有，比如经典物理学的奠基人伊萨克·牛顿爵士，平生一半以上的脑细胞都消耗在了“论我的同行全是傻x”这项令他着迷的工作上。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其实科学家又何尝不是？科学家又不是道德圣人，我们要对他们的这种情绪宽容——甭管他们做没做出牛顿那么大的成就。
至于我看到有论者反诘：饶毅你这么牛，为什么只敢骂张文宏，不敢骂吴尊友、梁万年？我觉得这个反诘虽然巧妙，但也挺没意思的——地不与天斗，民不与官斗。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在咱这儿是常识么！饶老师虽然是在美国大学里把博士读出来的，但好歹回国在学术圈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这点明哲保身的道理，他能不懂么？只能说，饶老师对张文宏重拳出击，和对吴良唯唯诺诺的，客观上解答了他前几年炮轰国内学术界风气时提出的疑问——
问曰：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学者不安安心心搞科研、搞学术，一心只想着混行政级别、学而优则仕？
答曰：饶老师自己向我们证明了，在我们的学术圈里，官大一级，确实就是比论文千篇更有说服力。碰上在学术上对你霸凌、总说你不专业的杠精学霸，让他服的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你行政级别高于他，或者干脆就是能管着他的领导……
行吧，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本文想讨论的重点。本文想讨论的重点是：饶毅说张文宏只是医生，不像他一样是个科学家，所以讨论疫情防控问题的不专业。那么，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去衡量，身为科学家的饶毅、和身为医生的张文宏，究竟谁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更“专业对口”一点呢？
我有一个恐怕会同时得罪双方粉丝的想法：对于这个问题，其实饶毅和张文宏这两个人谈的都不咋专业。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看过一个张文宏医生的演讲视频，张医生具体怎么讲的我已不能准确复述了，但大体意思似乎是这样的：（对疫情防控）作为医生，我们当然希望你们都不要动，大家都待在家里，这样能最有效的防止疫情扩散。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不能总这样，因为经济要运转，大家要工作、要吃饭。
我相信，很多人之所以被张文宏医生“圈粉”，都是因为他的类似表态。而有意思的是，稍加分析你就会发现，张医生这段话打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他的“不专业”。他自己都说了，如果只从一个防治传染病的医生的角度，去单向度的思考这个问题，肯定会支持防控越严密越好。但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只有医疗一面，我们还要考虑“大家要工作，要吃饭”的问题。而谈到这个问题，张文宏医生当然就不专业了，因为这是经济学家该管的事儿。也就是说，怎样能在疫情之下兼顾好公共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将疫情带来的整体社会损失降到最低，这是一个横跨了医学和经济学的复合型问题，一个人只有同时具有的较高的医学和经济学造诣，在这个问题上发言才是堪称专业的。
张文宏可能通过身为医生的大量一线实践经验，逐渐自觉到了这一点——他认识到了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医学专业问题了，于是在一众专家只站在医生“专业立场”上强调防控时，首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疫情要防，但人也要吃饭。而我们要说，因为确实不是张医生的本专业，他的这种提法，依然是朴素、感性、且不专业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容易招黑的原因。严格的说，张医生的这种提法更类似“自然哲学”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只做了定性的讨论，而没有做定量的分析——你说不能只站在医学专业的角度一味强调封控，也要站在经济的角度考虑“人要吃饭”的问题，这当然对。但到底疾病的毒性和传染率达到多少，封控带来的经济损失会超过它所获得的正向收益？对于一种具有某某特质的传染病，社会投入多大的资源、怎样使用这些资源，才能够达成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解”？还是那句话，要真正专业的回答这些问题，这个人必须同时具有相当的医学和经济学素养，了解疾病、又了解经济，至少你得同时懂得病毒的传播原理和帕累托最优都是啥。而张文宏只是个医生，你说他谈这个问题“不专业”，那当然他是不专业的。可是，本职研究神经生物学的饶毅老师谈这种问题就“科学”、“专业”到哪里去了么？我想也未必吧。
那么有没有能真正专业的去研究此类的问题的人呢？有的！这种人叫卫生经济学家。卫生经济学（Health Economics），我在《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个伪问题。》一文中曾经对这门学问进行过粗浅的介绍，不知你是否看过：简单地说，这是一门同时兼顾经济学视角和公共卫生医疗知识的交叉学科。
这门学科的开山鼻祖，是1972年以史上最年轻获奖者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尼斯·阿罗。肯尼斯·阿罗在1963年时曾发表了著名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在这篇论文当中，阿罗指出了医疗资源的特殊性：一方面，疾病的发生、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一旦医疗机构开始对患者进行治疗、或对传染病进行社会面防控，其获得的效果也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作为一种经济学上非常特别的“稀缺品”，如何去分配、使用医疗资源是需要单独设立一个交叉学科进行认真研究、讨论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的时候，阿罗的这篇论文曾再次引发学界广泛重视和反思，世卫组织以公报的方式转载了该论文供各国医疗机构参考。人们通过这个现实的案例认识到，阿罗教授的这种论述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怎样平衡经济与防疫，怎样使用注定有限的医疗资源达成最好的效果，这些都必须由卫生经济学家在兼顾医学与经济学之后，做定量的分析，科学的处置。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卫生经济学今天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了一门蔚为大观的学科，比如美籍华人，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多家国际组织的专家顾问、我国卫生部特聘的首位卫生经济学家胡德伟教授，就是全球知名的卫生经济学泰斗。我国在制定烟草税政策时还听取过他的建议。可惜胡德伟教授在2020年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无法听到他基于卫生经济学视角给出的专业见解。事实上，就算老先生活着可能也没用，因为胡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成瘾物卫生经济学（也就是研究烟草、大麻等成瘾物怎么控制），这个分支离我们此次所需要的传染病卫生经济学其实很远。而就国内而言，实事求是的说，我们卫生经济学的研究目前是相对薄弱的。
与国外已经长期产出大量的卫生经济学者不同，我国国内对这门学科的认知水平还处在“建构阶段”，在很多大学里，这个“卫生经济学”这个词儿即便有，也多只是作为一门经济学专业、医学专业、管理学专业的选修课存在。教此课的老师很多也是现上轿现包脚，看了几本相关书籍就上台去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在中学时代过早的文理分科先天就不利于培养这种垮学科的专业人才。其次，目前我国大学的学生培养体系，表面上看有了“选课”“学分”等制度，但里子里依然是以专业为划分的，报什么志愿就念什么专业。而其中，经济学和医学又分别是文理科中公认的难考、考进去之后专业壁垒较高的学科，想在这两个学科之间产生“跨专业人才”非常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算我们培养出了一个合格的卫生经济学毕业生，请问这样一个好不容易把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硬骨头都啃下来的人，他毕业后到哪里去找工作呢？与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公司、制药公司、政府福利机构需要相当数量的卫生经济学人才进行医疗成本精算不同，这门学科在我国缺乏基础就业场景。学了一大顿以后很容易变成“屠龙之技”。总不能像笑话里说的一样，老头参军入伍，一上来就想当将军。卫生经济学一毕业，就马上参与制定防控防疫政策吧？是的，学科建设的薄弱，让我们无法产生一位卫生经济学的泰斗，在争论的关键时刻，同时兼顾医疗和经济的帮公众把账算清楚。所以我们只能让张文宏这样的医生赶鸭子上架，模糊的提出“防疫很重要，但大家也要生活”这样朴素而基本的卫生经济学入门级概念。这虽然“不专业”，但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更多的专家学者，连这种跨学科的尝试都没敢去做。回顾这三年、尤其是今年以来关于疫情防控与放开的争论，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经济学家或有要“放”的，而医生们则多是要“防”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恰恰在于大多数专家都谨守了饶毅教授的那个标准：对自己专业外的事儿闭口不谈——我是个医生，那我就只从医学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从医学角度而言，这个病传染性那么强，又依然有一定的重症率、致死率，那当然是严格防控最好了。经济学者其实也是同理。结果大家都执其一端，搞成了盲人摸象。而到了公众层面，这种各自执其一端的倾向则更明显，比如前两天微博上闹出来的那个“集体死爹”事件，一堆小v集体发文称自己的父亲“死于新冠肺炎”，连文本格式都不改一下。
抛开这帮人如此整齐划一的表态是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共用一个爹不谈，你会发现他们说理的策略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试图通过讲述（甚至哪怕是编造）一个个案，说明他们主张的正确性。只能说，在离开了卫生经济学的专业分析、离开了科学理性的烛照之后，无论专家学者还是社会公众，对此事的讨论都陷入了一种局于自己的认知和地位，盲人摸象式的争论乱战当中。所以我们的社会，其实是急需好的卫生经济学者帮公众摆脱这种个体叙事的乱战、横跨医学和经济学两界，从宏观视角真正客观理性的帮大家算算账的。
希望此次疫情过后，能有这种卫生经济学专家，同时基于医学与经济学的视角，写出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真正专业的去分析一下这件事，为公众精算、比较一下各种选择之间到底利弊几何。历经了三年的波折，我们总该获得一点经验和反思，如此，才能让苦没白吃。当然我知道这种希望多半难以实现，这不单单是人才储备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心理接受门槛的问题，如我在《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个伪问题》一文所提到的，卫生经济学的一项基础工作，是首先要实现钱和命的等价代换，也就是对人命进行理性的估价，之后才能进行进一步的社会成本计算。而当前很多公众是不接受这种估价的，很多人心底里其实都还有“我的命比你的钱重要”或“我的钱比你的命重要”的这种非人本主义的、前现代的思维。如果沉在这种思维和随之而来的“封控爱好者”和“躺匪”之间的党同伐异当中，我们当然只能收获一地鸡毛的彼此互骂。
面对新冠疫情，社会应该投入多大资源防疫，怎样防疫，这是一个经典的卫生经济学问题。对于这个需要医学和经济学“两开花”的问题，只通医学的张文宏医生当然不够专业，可搞神经生物学的饶毅老师难道就更专业了吗？总不能因为饶老师喜欢强调自己是科学家，张文宏不是，就非要逼着公众承认他对所有科学门类都触类旁通吧？那可真是小母牛坐飞机——牛叉上天了。所以两个人都不专业。而在这两种“不专业”中，我还是更喜欢张文宏医生那种一点。因为张医生的表述虽然的确“不专业”，但它好歹是一个萌芽，一个指向，我们沿着他提出的“疫情要防控，但人也要吃饭”这个问题思考下去、讨论下去，最终会找到卫生经济学这门学问，并有可能在未来真正将它重视起来，获得一些反思，吃一堑长一智。说到底，其实每一门科学都是这样萌发、开枝散叶的，从“不专业”一点点变的专业的。而反观饶毅教授的不专业，看看他对张文宏的怒怼……抱歉，除了学术傲慢、学术霸凌，以及防控爱好者对“躺匪”的党同伐异。我看不出什么有营养的东西。所以很想问问饶老师：一介医生，谈卫生经济学的问题固然不专业，但一个“科学家”，写大字报、大批判文章，今天怼张明天怼李，难道就很“专业”了么？既然您这么喜欢强调“专业”，那您就多干点您专业该干的事儿吧。
本文转载自作者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内容略有删减，标题略有修改
图文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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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见闻录》
没有“超前部署”，疫情会更加严重
作者：冯诺，2022-12-14
现在说“超前部署” ，老实说有点晚。重大公共卫生的整体部署，至少应该提前两个月准备。但疫情不是突发，已经将近三年。相信城市早有预案，卫健专家也早有方案。
不是只有北京和广州会阳的，所有城市都逃不掉。都被疫情虐过，香港、台湾、新加坡都经历过一场战争。同文同种体质相同，要从它们的防疫过程中总结“超前部署”经验。
科学应对，不是口号应对
这是基本的防疫态度，实事求是，科学面对。不要只是喊口号，相信某某，XX加油。病毒不信白莲教，更不会相信你刀枪不入。防疫应该具体落实到行动中，行动应该大于口嗨，否则疫情一来，整个城市会瘫痪掉。
不要说谎，不要说谎、不要说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没有药物就准备药物，没有床位要准备床位，没有病护就要准备病护。疫情不会因为说谎而消失，病毒不会因为忽悠而弯弱。每个城市都有全世界最好的市民，TA们已经在主动防疫。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说真话，给出真相就可以理解。不管怎样一定要科学面对，才能做到有效防疫。然后一起去克服它，这才是“生命至上”。
超前部署总方针：避免“疫情高峰”集中
躲是躲不掉的，但疫情感染要错开时间。疫情高峰如果集中在某个时段，肯定会出现医疗挤兑。香港、台湾、新加坡在全世界都是医疗资源特别丰富的城市，无一例外都出现医疗挤兑。做得最好的是新加坡，台湾一开始也手忙脚乱，香港做得最差。特别是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病死率高达0.75%，死亡近1.1万人。
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在医疗资源上超过香港、台湾、新加坡。所以，一定要避免集中感染，一旦医疗挤兑潮出现，很多其它重疾者将危于新冠。一个防疫做得最好的城市，不是个体感染率低，而是总体感染周期长。做到这一点，才是“人民至上”。
分级治疗，不要集中到大医院
避免医疗挤兑，最重要的一个准备就是分散治疗。如果集中到大医院，就会出现很多非新冠重疾者，因为不能得到及时治疗而病危。例如急性心脏病者，糖尿病患者，还有肿瘤患者，这种次生灾害比新冠更严重。都挤到医院，重症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病死率就会高。
新加坡医疗卫生体系分级治疗的方案是：
- 重症住入医院；
- 轻症留在社区；
- 疑症居家抗疫。
香港就是疫情初期没有及时做好分级诊疗——不管轻症还是重症，患者都入院治疗导致医疗挤兑。后来改变策略，重症病人入院、轻症留在社区，死亡率迅速下降。
自测工具的发放与购买
没有大规模核酸后，很难在第一时间知道自己是否得了新冠。再加上季节性流感高发，是流感还是新冠也很难分清楚。这个时候自测工具就很有必要，所以抗原试剂必不可少。但目前来看，很多人都在抱怨抗原试剂很难买到，不然就是价格偏高。这个时候能否发放一部分抗原试剂给到居民手中（特别是中老年人），或者是将抗原试剂纳入医保中？
香港在四月份时便向60岁以上中老年人免费派发抗原测试套装，鼓励其自行检测。如果抗原测试套装拿不到，说明超前部署有不足之处。
除了抗原试剂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自测工具：血氧仪。血氧仪主要是用来看血氧饱和度，而它是判断阳性人员是否为重症患者的关键。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当血氧饱和度低于93%即为重症患者，需要送医治疗。这些工具的发放与购买，一方面能让数据更清晰，也能减少人民的不安情绪。
互联网医生与AI医生的协力
当疫情进入病原高发期，医生数量远远不够。好在奥密克戎传染性强，但致病性弱，大多数患者不需要去医院治疗。那么“互联网医生”就可以解决大多数问诊问题。一方面，“线上问诊”多数时候就能确定病情和完成药物指导，减少医疗挤兑。另一方面也从物理层面隔离病毒，避免交叉感染。如果在诊室的医生感染新冠，但症状并不严重，就可以居家隔离时利用互联网平台，为其他患者给出医疗建议。其他有能力且有资质的个体，也可以参与进来，减轻医院医生的负担。在这方面，政府可以给予这些人群一定的补贴。中国互联网的应用能力极强，只要整合好现在资源，互联网医疗这一块很容易走在世界最前列。深圳“幸福福田”已经推出解决方案：掌上医院。可以作为全国的参考案例。
除此之外，要善用AI的力量。AI医生利用大数据和大模型，可以根据患者给出的信息，大致确定其是否感染新冠，以及症状的轻重，并给出医疗建议。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同互联网及AI领域的企业合作，利用现在的大数据医疗平台进行部署。9月份和中国排名前三的互联网公司沟通过，提议该互联网公司利用AI医疗智能，提前读取香港、台湾、新加坡的新冠数据，训练AI医生，在疫情来临时可以为社会服务。
清零只是一个短期策略，人民要生活，国家要发展，最终一定要和奥密克戎共存的。
准备更多的医疗器械以及床位
与软件不一样，硬件更是必须品，更需要提前准备。准备更多的救护设备，比如氧气机、呼吸机等。一旦病人有需要，可以直接使用治疗。另外还需要更多的重症床位，用于重症患者的治疗。
我国的ICU病床数量非常少，2021年每10万人仅有4.80张，远低于台湾的28.6，美国的34。数量少是一方面，更致命的是我国ICU病床长期使用率居高不下。留给新冠重症患者的资源并不多。一旦出现疫情高峰，保守估计其缺口大约在1.5万张左右，这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尽快增加。方舱是否在这个时候用得上？如果医护资源够的话，方舱现在有它的用处，立即可以转变为新冠专科医院，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可能特别需要。
当然这一点还存在一些争议。到底是建立专科医院，还是在已有医院的基础上进行切分，将部分诊室调整为“新冠专科诊室”，需要根据各个城市的医疗资源和人口密度而决定，不能一概而论。
医生需要更科学更严密的保护
疫情高峰，最担心的是医生。一方面，医生职业的特性，决定了其短时间内没办法增多。另一方面，由于面临的特殊环境，医生又是最容易被感染的一批人。而在疫情高峰时期，最不能倒下的又是医生。那么在疫情高峰期到来前，医院就需要提前做好“演习”。
- 如何避免大规模的“院感”；
- 提前划分好普通诊室和新冠诊室；
- 出现院感后如何保证医院还能正常运行；
- 提前准备优质的防护服；
- 准备好医生保护手册，提前学习；
- 施打疫苗，尽量能够少感染。
招募培训更多护工
医生短时间内没办法增多，但护工却可以。与香港、台湾、新加坡相比，内地的护士注册数量相对较低。2021年，台湾每千人护士注册数量为8.22人，而内地仅有3.56人。不仅与台湾、香港有差距，甚至低于2018年的全球平均水平（3.69）。
即便不考虑新冠，这些数量的护士，其实在面对庞大的老年护理需求时，也远远不够。而护士也需要考取护士执业证书，有一定的门槛。那么，就需要招募和培训更多的护工，去完成护士的部分工作。护工不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只需要协助护士对病人进行日常护理和帮助，完成相对简单和基础的护理工作，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医疗紧张的问题。
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护工，都应该有更高的待遇。新加坡便在去年和今年7月分阶段调高公共医疗领域护士的基本月薪，并在去年和前年分别颁发冠病医疗护理奖励金以及特别花红。
防疫药物的“提前部署”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防疫工作中，药物就是“粮草”。目前很多人购买防疫药物，其实是道听途听，完全没有医学常识的。对于新冠病毒，没有特效药，只有缓解药，所以有很多药都是可以使用的。官方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个事情，发布了《新冠感染者用药目录（第一版）》，其中共有108种药物。发布药物名单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 对退烧真的有效果；
- 不要太多，简洁明了；
- 容易购买到；
- 打击骗子药物。
另外，供药体系也要保障供给畅通，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出现群众购药困难的问题。除此之外，对于一部分有困难的家庭，政府可以免费发放药物给这些家庭。香港特区政府在保障药物供给方面，便采购了大量医疗物资，并通过多个渠道分发给弱势群体。
如果没有提前准备，一定会出现药物涨价的情况，不能简单地愤怒嘲讽或者骂“发国难财”。骂，一时之间解决不了问题，而是要超前准备，准备好了就不会出现市场大副波动。这个时候若是买不到药物，那就是“超前部署”不超前。
除此之外，对于药物价格的监管也需要到位。至少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应该出现药价突然大幅上涨的事情。不能让每次政策的调整，都变成了一部分人赚钱的商机。对于此类情况，要及时调查和追责。
在保护隐私基础上，建立疫情大数据平台
怎么更好地认识新冠？只有数据统计才有意义和价值。奥密克戎的重症占比，新冠的后遗症，这些问题都需要依托数据来进行评判。在取消了大规模核酸后，有效数据需要依靠民众通过抗原自测后上传。政府可以鼓励新冠感染者上传相关数据，比如症状特点、持续时间、年龄、是否重复感染等。通过构建完整的大数据平台，利用这些数据展开调研，然后得出最有价值的科学结论。当然部分人可能会担心隐私问题，那么就需要借助AI技术，比如可信隐私计算，在确保民众隐私安全的情况下收集相关数据。
通过这些数据，也能消除民众的恐慌情绪，有助于建立全民的“新冠常识”。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科学结论，例如以疫苗为例：
- 不同疫苗的有效率对比；
- 第一针、第二针、第三针的保护效用到底多大；
- 疫苗混打是否真的吻合科学猜想；
- 什么年龄段的风险指数最高，有多高。
不要侵害个人隐私信息，但需要认真严谨建立科学大数据。不是喊口号，不是涕泪感谢，而是踏实做事。
疫苗很重要，但要给人信心
根据数据来看，疫苗仍然是最好的防疫工具。关于疫苗的接种，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要给人民信心。
部分人担心打疫苗会有副作用，也不相信疫苗的效用，认为打了还不如不打。这个时候，应该让人相信疫苗，就如我们之前提出的，让疫苗制造者先施打，让财务采购者先施打，让专家们先施打，让城市决策者先施打。
第二，要给人民选择。
疫苗不应该只有一种，不同人群需要有不同的选择。这个时候应该接轨国际，给予人民更多的疫苗选择。
第三，加大推广力度。
接种疫苗的人群里，中老年人的比例是较低的，但这部分人又是最需要打疫苗的人群。所以应该制定相应的措施，加大疫苗推广力度。比如香港在4月份后，针对老人疫苗覆盖率过低的问题，便派医疗队到所有院舍进行疫苗施打，也推出了行动不便老人可预约上门打疫苗的服务。
第四，有“善后”措施。
接种疫苗后若出现副作用，那么接种者理应得到相应赔偿，或者进行追责。香港便是成立保障基金，市民一旦因接种疫苗而出现罕见或未能预见的严重不良反应时，他们仍然可以向药厂追究责任。而保障基金会承担经法庭或仲裁决定的赔偿金额，并可以预支部分金额以尽早为有关市民提供经济上的支援。
建立监督体系和追责体系
因为利益驱使，防疫过程必然会乱象丛生。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善的监督体系。这个监督体系需要涵盖整个防疫过程，比如采购药物需要监督、采购疫苗需要监督、审批抗原试剂需要监督…不能让防疫变成一场生意。
市场的竞争由法制说了算，最后把关的一定是公权力部门。公权力手握国家财富，掌控的是人民的钱，一定要有一个监督体系，否则就会沦为腐败温床。
同时，也要建立相应的追责体系，一旦出现问题，需要及时追责。公开、透明，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民众对抗疫的信心，才能强化社会共识。
科普宣传要及时和到位
不要夸大病毒的毒性，但也不要轻视病毒的伤害。尽管奥密克戎的重症率较低，但它毕竟是一个病毒，发烧的感觉也会让人异常难受，所以尽量能不得就不得，能晚得就晚得。这个时候，正确的科普宣传就十分重要。
摘口罩前要给手消毒，之后再洗脸洗耳朵；
随身携带75°酒精，在公共场所触碰相关物品后及时消毒；
不把脏口罩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多一个备用口罩；
……
当然完全避免感染新冠挺难，但也需要相关科普宣传。
比如感染新冠后对应症状应该吃哪种药物；
比如疑似症状后应该如何自我进行抗原检测；
比如感染后产生的垃圾在处理时应该注意什么；
……
2021年11月26日，奥密克戎就被证实毒性减弱，主要攻击人的上呼吸道，被比尔盖茨认为是天然疫苗。当更多人了解和开始传播这些信息，有助于加速人们回归正常生活。
公共场所，要提前做好应对策略
疫情凶猛，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老人和小孩。所以，与老人与小孩相关的特殊场所，仍然需要重点防控。养老院、福利院、托幼机构等，这些公共场所的人群比较特殊，所以要有特殊的应对方式。网吧、夜总会、棋牌室、KTV、酒吧、桑拿洗浴场所、电影院等人群聚集的密闭公共场所，也需要进行特殊处理。”新十条”里也有提及，这些场所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很有可能会出现长的传染链条，在短时间内造成大规模的感染。
还有一些特殊空间，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需要全社会一起来加强保护，例如上面这张图，这就是社会主动发起的保护。
“发布会”是信息的窗口
无论是香港、台湾还是新加坡，在疫情严重时都会有发布会，公布疫情的相关情况。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发布会是民众了解疫情实施情况的最好窗口，也是政府向民众答疑解惑的最好通道。未来各个城市会相应进入病原高发期，这个时候发布会的重要性会随之体现。
每天确诊的阳性症状人数，新增的重症患者人数，死亡人数;
当前的医疗资源现状，是否出现了医疗挤兑现象;
特殊事件的直接面对，谣言的真相解释;
还有疫苗的施打情况，接种疫苗与未接种疫苗的情况对比等。
这些重要的数据，都应该借助发布会向民众公示。一方面是让更多人了解当下的疫情形式，消除相关的恐惧。另一方面则是以公开透明的形式去获得民众信任，增强民众的信心。
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
趁着这个机会，各个城市应该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越是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应对突发情况便越游刃有余。新冠病毒出现后暴露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 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
- 完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
- 健全信息报告、风险评估和发布制度；
- 优化医疗资源，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体系；
……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在疫情后，基本没有发生医疗挤兑，其中被称为PHPC的“公共卫生防范系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的一些一线城市，应该借助这次防疫，也建立起PHPC这样的公共卫生机制。
超前部署才是真正对每个市民负责
奥密克戎的出现，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相信各个城市管理者，以及卫健专家都有所准备。既然选择了精细防疫这条路，那应该是深思熟虑的科学决策。决不是赌气式摆烂，也不是被动式防守。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但如果出现药品短缺、医疗挤兑，那么说明没有进行超前部署，或者部署不到位。这个时候那一定要小心了，奥密克戎确实会咬人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医疗资源远超我们，也死亡2万多人。如果不进行超前部署，结果会比想象中的可怕。在这里警告下：可能会有极端危及生命的个案出现。
假设某些城市还没有超前部署，别傻笑着看北京阳了。赶紧行动起来，这才是对市民真正负责。12月7日后的防疫，才真正看到每一个城市的真正实力。
请相信这个民族的坚强和韧性。只要坚持科学态度，秉承理性精神，承担责任超前部署，一定会平安度过疫情，变得更加强大。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量子学派
编辑：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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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见闻录》
疫情三年，日本为何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感染
饶毅：当前我国疫情管理的四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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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4月28日，国家卫健委表示，要加快推进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11月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公开数据显示，截至11月28日，老年人方面，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覆盖人数为2亿3940万人，完成全程接种2亿2816.5万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老年人口的90.68%和86.42%，完成加强免疫接种1亿8151.1万人，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覆盖人数为2742.6万，完成全程接种2356.3万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80岁以上人口的76.6%、65.8%，完成加强免疫接种1445.6万人。截至目前，在已经接种的这34.43亿剂次中，吸入式腺病毒载体疫苗共接种了4.84万剂次。
这些似乎都是积极的信号。
回想进入奥密克戎阶段后，华夏大地上坚定不移的继续执行“清0政策”，扫荡式的碾压各种生存资源。除核酸疫苗方舱等“新冠产业”得到了指数级增长，各行各业都沦为在死亡线上挣扎；一线城市的财政都开始吃紧，公务员经历了大幅度降薪、企业经历着被政府欠款，更别说本身财政就一直入不敷出的许多地方……《伤寒论》里言及“寒极生热，热极生寒”，意指阴阳互藏，治症的药剂不可太过，过则回头，适得其反。
疫情三年，武汉封城模式被冠以“静默管理”的新称呼，且趋于常态化，封城导致的次生灾害反复在不同城市上演，不论当地经济发达还是欠发达。而当其他地方的“传言”成为自身真切的经历时，才发现网传言不虚。
在“二十条”发布后，全国多地不降反升的一刀切、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加之乌鲁木齐的居民楼火灾造成10死9伤的事件，再次点燃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反对“清零政策”、全员核酸和随意封控的呼声此起彼伏。网络上被转发的视频里，走上街的不同地方的年轻面孔，他们的眼里还有光，他们对这片土地还怀抱着希望，而非绝望。
我们何时能恢复不需要核酸检测、不需要场所码、不需要时时带口罩的正常生活？而这一切到底是科学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荀子·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为了保护我们的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和孩童们做出了足够的牺牲，这些牺牲换来了什么？整个社会该如何衡量得失之间的得失呢？回想起一位生物学家在今年春天时对疫情管理的建言献策，重读之，并录于此处。
11月，世界各地120万球迷们涌入中东观看“世界杯”；这片14.5亿人生活的土地上，691个城市正陆续进入冬天。希望这个冬天不会太冷，我们都能捱过这个冬天；希望明年的春天不再像今年的春天这样，被错过。
2022年11月30日 于南海之滨
作者；饶毅，2022-3-29
疫情两年后的今天，我国面临比较容易想象的四个选项：延续现行方法，按照国外放开，推广国外RNA疫苗后放开，普及国产灭活疫苗后放开。如何选择比较好？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两年多以来，作为全世界新冠发病率最低的大国，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
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预计新冠病毒变化的情况下，恐怕不能以预计病毒变化来决定管理办法，而应该依据人类的能力来决定管理办法。病毒变化是自然界的现象，可以说是天算。而人类能够做到什么，是人算。
天算不如人算。
【一】延续现行方法
大家都知道现行方法并非永恒的方法：延续现行方法的意思是一方面坚持，一方面等待。
一是等待新冠病毒消失。但是，无法预计何时新冠疫情不流行了，无法预计何时新冠病毒消失，无法预计消失后何时出现新的变种，无法预计每一次的变种是更弱、还是更强。
二是等待特别有预防效果的疫苗：历史上，对有些疾病人类发明了非常好的疫苗，用一次就终身免疫；但也有一些疾病，长期困扰人类而人类始终做不出真正高效的疫苗。能够完全预防新冠的最佳疫苗，现在看起来无法预计。目前的新冠疫苗，预防效果有限，而且出现变种后，特别是“奥密克戎”，其实逃脱了现有的绝大多数疫苗，使它们都失去预防作用。
三是等待特别有治疗效果的药物：有些疾病，包括传染病，人类发明了几乎完全治愈疾病的药物；但还有一些疾病，人类长期拿不出有效药物。目前的新冠药物，治疗效果有限。如果以后出现变种，是否会对已有药物抗药性？有多大的抗药性性？目前无法预计。能够完全治疗新冠的最佳药物，现在看起来也还无法预计。
【二】以“奥密克戎”为契机开放
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西方国家普遍开放，而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引起的症状轻，干脆我国立即开放，“利用” 症状轻、但传染性大的“奥密克戎”替代疫苗，开放后，我国大部分人通过感染而建立免疫。
这种观点一方面是认为应该学习西方很多国家已经开放的经验，一方面认为我国坚持现行方法也有代价。
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如果我国人群大量感染“奥密克戎”，那么我们如何预计目前轻症的“奥密克戎”进入大量人群后，不会突变出现重症、或其他危害性更大的变种？如果出现，引狼入室后、而且大量的狼来之后，我们如何排除可能无处躲藏的严重后果？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新冠病毒–包括奥密克戎变种–不会突变，而且也不能预计它何时突变，不能预计突变的后果，也不能预计感染的后果，包括感染了奥密克戎不能预防以后所有变种的可能性。
所谓利用奥密克戎契机的观点，可能不值得采纳。
【三】推广国外RNA疫苗后开放
长期不清楚的RNA疫苗，在新冠时期获得验证机会，被证明效果很好，至少在新冠病毒的应对措施中，迄今被公认为最佳，特别是能够减少症状、降低死亡率。
但是，RNA疫苗对突变的预防作用，例如奥密克戎，并非很好。接种过现有RNA疫苗者，仍可以感染奥密克戎。现有的RNA疫苗也不一定能够预防以后的突变种。
目前，在中国推广RNA疫苗最大的障碍并非有些人认为的是中国爱面子、或因为疫苗付费国外厂家，而是其副作用。很多人接种RNA疫苗后出现发热等，而它们并非不令人担忧的症状。
我国目前疫苗接种最低的人群是老年人和婴幼儿。如果现在推广国外的RNA疫苗，势必主要是用于我国年老或年幼的人群。
常识告诉大家，所有年龄段的人群，都有自然死亡率，而以老年人最高。在使用国外疫苗后，即使不是疫苗本身，也会按统计规律而伴随死亡（非疫苗造成的其他原因的死亡和“自然”死亡），我国人民是否能够冷静地接受？
赞成方法【二】和方法【三】的人们，除了理智分析和考虑之外，还有部分人有亲美、信美因素。他们不一定愿意考虑，还有与他们倾向相反的，例如反美群体。如果反美群体以引狼入室来抨击本来可行的政策，社会矛盾不一定比亲美、信美能够引起的更小。何况，谁能排除年纪大的具体个人的死亡不是因为疫苗引起发热的后果？这种舆情及其后果，可能也不能忽视。
【四】普及我国灭活疫苗后开放
我国生产的疫苗，效果一直被认为低于国外疫苗。
因为香港使用了国内和国外的疫苗，最近这次香港爆发新冠为客观比较中外疫苗提供了绝佳的资料。香港的资料显示：国内外已经大规模使用的疫苗预防最新病毒变种的作用都不很好。但是疫苗可以减轻症状和降低死亡率。比较国外使用最多的RNA疫苗和国内使用最多的科兴灭活疫苗，在第二针之前国外的疫苗效果优于国内的。第三针后，两者在预防的作用还是国外的好些，但在减轻症状和降低死亡率方面，国内外的疫苗效果非常接近，都达98%左右的效果，没有统计差别。
这是重要信息，意味着中国有很好的走出疫情的路径：加强疫苗接种，并辅以普及科学知识。
有了这样的资料，我国应该可以推广国产疫苗，它不仅是国产，而且有效，更重要的是，它的副作用明显低于国外的RNA疫苗，这样就更容易为我国老年人和婴幼儿所接受。
当然，相对而言，我国老年人和婴幼儿缺乏接种我国疫苗的数据。所以，我国在全民推广国产疫苗接种的过程中，对这两个群体需要特别监测健康状况和检测抗体产生情况。
我国已经具备较大规模检测抗体的能力，可以对接种疫苗的人群进行抗体检测，并从检测结果推断抗体水平与疗效的关系。有了这一数据，特别是有了老年人和婴幼儿群体的抗体与疗效关系的数据，对于具体的个人，接种几次（包括低于和高于3次）都可以比较精准地确定：打了三针后，如果抗体水平不够，可以第四针。
简而言之，香港数据比较了国产和国外疫苗作用，证明第三针后国产疫苗与国外疫苗有同等减轻症状和降低死亡率的作用，展现了我国走出疫情的一线曙光。在全国所有年龄段推广国产疫苗的同时，对部分人群进行接种后抗体检测，确定抗体与疫苗的关系、抗体与疗效的关系，再加强知识普及，改变我国民众轻症去医院的文化习俗、缓解可能对医疗体系的冲击，有望改变我国疫情防控的措施。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饶议科学
编辑：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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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浅绯粉加白”赞助本文编辑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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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样板，日本最宜居的小城是啥样
作者：徐静波，日本， 2022-11-10
日本著名的一户建建设公司“大东建设”每年都以全国小城市为对象，举行一次“全国最宜居小城排行榜”的调查，2021年版的排行榜显示，日本最宜居的小城，第一名是北海道的东神乐町，第二名是富士山脚下的山梨县昭和町，第三名是北海道的东川町。
很好奇，日本最受欢迎的小城市到底是啥样？我和我的伙伴们从东京飞往了北海道，来到了排名第三的东川町。因为东川町还有一项荣誉，是全日本公务员投奔率最高的地方小城，一年多达50人。另外，也是北海道移住率最高的町。
“町”在日本的行政建制上相当于我们中国“县”，但是，人口没有我们中国的县那么多。
东川町位于北海道的中部地区，从东京羽田机场坐飞机约飞行1小时40分钟到北海道旭川机场，再开车10分钟，就到了东川町。
东川町内有一座北海道最高的雪山——旭岳，海拔2291米。山下是一个大平原，东川町就在这个大平原上。
这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小城，是北海道最大的大米产区，盛产“东川米”。
“东川米”实在是不得了，它主要有两个品种，一是“ななつぼし”（七星），二是“ゆめぴりか“（美梦）。2011年以来，“东川米”连续获得日本谷物检定协会认定的“特A”级，那是日本大米的最高品级。2019年，“东川米”还获得“最高金赏”奖。
所以，抵达东川町的第一顿午饭，我是盛了一碗白米饭，啥都没搁，就呼啦呼啦一口气吃完，一个词：“香甜”！
获得最高金赏的东川米
东川町还有一个“全国唯一”，那就是“日本唯一一个没有自来水的町”。
东川町有8000多居民，没有自来水，拿什么当饮用水？
拿泉水和地下水，而且是直接饮用。
当地政府凭什么有此胆量让老百姓直接喝泉水与井水？
我跑到东川町政府，去拜访了町长松冈市郎先生。
获得松冈町长授予的“特别町民”荣誉证书
松冈町长是一位老町长，从2003年开始当选，连选连任已经当了19年。
他告诉我，大雪山旭岳流淌下来的雪水全部渗入在东川平原上，东川到处冒泉水，地下水资源不仅丰富，而且十分甘甜。2018年，东川天然水还获得了世界食品品质评鉴机构“Monde Selection”的“最高金奖”。
松冈町长打开一瓶东川天然水“大雪旭岳源水”叫我品尝，味道十分甘冽。他说，东川町的居民家家户户都安装有地下水的抽水与循环系统，使用上跟自来水一样，政府补贴抽水机，居民用多少水都不需要花钱。
日本有一位世界级的建筑设计大师，名叫“隈研吾”。今年5月，由隈研吾先生亲自设计的“卫星办公室”在东川町开张，利用当地的木材建造的4栋小楼，其中一栋是隈研吾设计事务所，另外3栋，供全国各地的远程办公人员租用。隈研吾先生给这组建筑起了一个名字，叫“KAGU之家”（家具之家）。
隈研吾先生与松冈町长
隈研吾先生设计的“KAGU之家”外景和内景
我查了一下房租，租一栋楼，每月只需要20万日元（约1万元人民币），心动。
东川町生活着300多名外国人，因为那里有一所町政府经营的日本语学校，还有一所福祉专门学校（中专）。
我去参观了这一所日本语学校，居然有室内体育馆和可以容纳400人同时用餐的大食堂。
东川町日本语学校
日本哪有这么大规模的日本语学校？一问才知道，原先这里是一所公立小学校改建的。
那么，公立小学校搬到哪里去了？副町长市川直树先生带着我去看新建的小学校。那是一栋完全用当地的木材建造起来的平房式连体校舍，耗资50亿日元（约2.5亿元人民币）。
学校走廊长200米，雨雪天可以当室内体育课的跑道。室外是一个巨大的绿色草坪，足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孩子们在这巨大草坪上奔跑，会是一种怎样的欢乐。
在这所小学校里，居然看到了著名雕刻家安田侃先生的作品“意心归”。
我办公室边上的东京中城（东京ミッドタウン）里就放着一块安田侃先生的“意心归”，那已经成了东京中城的镇城之宝，因为是用几十亿年生命的大理石雕琢而成的。没有想到，在北海道这么乡下的小学校里，居然也有一块。
左上：东川町小学｜左下：学校室内走廊｜右上：小学的大草坪 ｜右下：价值数千万日元的雕刻作品“意心归”
市川副町长告诉我，为了争取买这一个作品，松冈町长向町议会游说了一个道理：当我们这些从北海道走出去的乡下孩子，到了东京也看到安田侃先生的作品，他的内心会产生怎样的情绪？
他一定会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小学里就有一块，我爬了好几次。”我们需要给东川町的孩子们爱乡爱家的自信！
结果，町议会全体议员一致同意，拨款数千万日元（数百万元人民币）。
在东川町待了2天，我最喜欢町里的图书馆和写真美术馆。
东川町写真美术馆
图书馆里不仅收藏了许多的书，而且还放着许多高级的椅子。那些椅子都是当地的家具企业做的，去图书馆看书学习的人，谁都可以躺在那里静静地看书。
东川町图书馆
正是枫叶红透时，我去了郊外的红枫林和滑雪场。
东川町很早就打造“写真之都”，四季的美景，吸引了海内外的写真家。我也拍了两张。
我能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喜欢居住在这里的理由，因为山清水秀、因为安逸，因为富足，因为地方政府对于生儿育女的奖励，更因为有一种乡土化与国际化相融的“东川文化”，是日本一个新农村建设的样板。
左：从关西地区移住到东川町的夫妇，开了一家咖哩饭店
右：从英国移住到东川町的卡鲁先生开了一家咖啡馆，说东川水泡咖啡，味道绝。
本文转载自作者公众号：静说日本
作者简介：徐静波，亚洲通讯社社长。2000年创办中文网站“日本新闻网”，次年在东京创办日文版报纸《中国经济新闻》。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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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H&M、迪卡侬的「绿皮书」，发现我们都被骗了
作者：吕雅宁，36碳，2022-10-14
零售品牌再陷“漂绿”风波。
近日，时装品牌H&M和体育用品连锁品牌迪卡侬，因涉嫌“环保误导性宣传”，被荷兰消费者与市场管理局 （ACM）调查。该机构指出，H&M和迪卡侬为自家产品打上了“生态设计”和“环保意识”等标签，但无法为其提供足够清晰的证明，属于误导消费者。
不久后， H&M和迪卡侬给出回应，称会在产品和网站上移除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标签，未来也将改进可持续发展声明，并分别向可持续时尚事业提供40万欧元和50万欧元的捐款，以弥补此前的不当做法。
类似事例不在少数，此前H&M推出“Conscious 系列”时，就声称“该系列中的每一件单品均由可持续采购的材料制成，例如 100% 有机棉或再生聚酯”。很快，挪威消费者管理局表示：“H&M并没有具体说明每件衣服的实际环境效益，例如每件衣服中回收材料的数量”。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也对快时尚品牌Asos、Boohoo、George at Asda 进行深入调查，它们同样存在过度使用“负责任“、“面向未来”等误导性环保声明的问题。
这些陷入争议的品牌，都触及了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漂绿」。如果把企业的环保故事比作「绿皮书」的话，他们仅把封面刷成了绿色，内在还远远不够。
漂绿（Greenwashing）一词，源自“漂白（Whitewashing）”，最早由纽约环保主义者杰•韦斯特维尔特在1986年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他认为某度假酒店一方面鼓励人们反复利用毛巾，另一方面并未做很多环保实际行动，不过是以环保之名，来降低酒店运营成本以牟利。
「漂绿」就是指那些为了展示环境负责的公关形象，而宣传误导性信息的行为。简而言之，在可持续这件事儿上，品牌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主张，可实际行动却与之大相径庭。
大公司们的绿色陷阱
如今，财务收益不再是衡量企业好坏的单一标尺，更多的投资者倾向于责任投资理念，把社会、环境、公司治理（ESG）因素纳入考量。
近年来，全球主要交易市场陆续发布ESG披露相关规定。在亚太市场，ESG信息披露监管已趋向强制化与半强制化，尤其是气候信息的披露要求渐严。
与此同时，随着双碳理念深入人心，消费者也愈发关心环境和社会议题，并在消费决策中偏向更加环境友好、可持续的品牌。
终端需求正倒逼企业转变战略。根据尼尔森曾发布的一份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如果产品来自倡导可持续的品牌，66%的消费者会在产品上花费更多，该比例在千禧一代人群中飙升至 73%。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苏日娜向36碳表示，尤其对于生活相对丰裕，获取信息更加多元的Z世代、千禧一代群体，他们更加重视产品的环保、社会责任标签，也更倾向于承担“世界公民”的责任，关心各类社会议题。
在这些背景之下，「漂绿」就成了企业不用做出太多实际行动，却依旧能够迎合投资者和消费者新需求的一条捷径。
传统能源公司就曾屡次陷入漂绿指控。早在上世纪80年代，雪佛龙石油公司制作过一系列宣传广告，广告以蝴蝶、海龟等自然生物为主角，强调公司在自然保护方面的决心，以及产品带来的环保贡献。
但与此同时，雪佛龙的炼油厂正向洛杉矶圣塔莫尼卡湾排放大量污染物，甚至还泄漏到了野生动物收留所，公司最终被指控违反了美国《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
快时尚品牌更是漂绿现象的重灾区，这和它的「快」不无关系。
快时尚品牌在每一年度甚至可以分为52个“微季”，每周都有新款上市，目的是让顾客尽快购买尽可能多的衣服。在大批量、高速度、低成本的诉求下，产品质量必然滑坡，更不必说再去考虑对环境的影响。
拿H&M曾经备受争议的旧衣回收项目来讲，顾客可以用旧衣服兑换购买新衣的折扣券。用回收旧衣服，鼓励消费者购买新的；再用回收新衣，鼓励消费者去买更新的。究竟是环保的可持续，还是消费的可持续？其中意图不言而喻。
市场上也不乏一些“翻车”案例。韩国美妆品牌悦诗风吟（Innisfree）曾推出过一款产品，在印着“你好，我是纸瓶子（Hello, I’m Paper Bottle）”的外包装背后，实则只是一个简单用纸包裹的塑料瓶，极具误导性的文案让消费者误认为产品采用环保包装，引发众多不满。
“当我拆开发现这个纸瓶只是一个塑料瓶时，我感觉被出卖了。”有消费者在Facebook的无塑购物（No Plastic Shop）小组中发帖表示。
悦诗风吟纸瓶产品背后的塑料瓶包装。图片来源：韩国先驱报
漂绿行为一旦曝光，将极大打击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对品牌本身信誉造成反噬，严重的还会导致法律诉讼和高额赔偿；甚至还会牵连到行业内其他真正做出环保贡献的企业，引发公众对「环保」、「可持续」等相关词汇产生无感、怀疑的情绪，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难道，企业真的不知道漂绿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其实不是。
苏日娜表示，如果仅把“绿色”当成一种公关营销策略，企业很快能够发现这种负面影响是更具灾难级的。前车之鉴众多，多数企业倾向于采取更谨慎的态度。
不过，有时漂绿行为也可能是“无心之失”，最大的桎梏在于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去界定，告诉企业怎样做才是科学的，更何况是在品类众多的消费品行业，各类标准、法规的制定还尚在初期。
拿服装行业来说，绝大多数环境影响发生在原材料生产、制造过程中，品牌商和制造商相距甚远。一位参与过纺织行业标准制定的专家曾表示：“影响发生在供应链的起点，但很少有品牌可以覆盖整个生产制造流程，追踪其完整的供应链环境影响”，这意味着大多数品牌都在声称连他们自己都知之甚少的业务内容。
消费者正变得更清醒
当然，现在的消费者也没有那么“好骗”了。
商道纵横合伙人郎华向36碳表示，消费者的关注点正在从绿色宣传的表象，延伸至产品本质层面。根据商道纵横今年发表的《2021年中国可持续消费报告》，有超过五成以上的中国消费者认为，当企业提供清晰、可靠、可量化的低碳产品信息时，才会考虑为这类产品买单，而非简单的品牌使命目标和官方宣传。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于今年发表的《绿色消费人群图鉴》也表明,绿色消费人群选购产品时更关注具有特定绿色环保属性的原材料，比如有机棉、可降解、聚乳酸等等。
因此，提高信息透明度是鉴别企业漂绿的基本条件。
不难发现，多数企业的可持续声明，常常倾向于文字描述，比如“生态”“有机”等字眼随处可见，但缺乏定量描述和具体信息，且对产品生产中的环境足迹几乎避而不谈，消费者无法获取真实信息以决策。
我国于今年2月8日起正式施行《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和《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弥补了此前政策空白。文件明确要求企业需编制包括碳排放信息在内的年度环境信息报告，并每年3月15日前完成披露工作。在披露主体方面，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符合规定情形（如涉及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上市公司、发债企业等主体必须依法披露环境信息。
苏日娜向36碳表示，避免品牌漂绿行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与行业监管、企业自身约束、消费者认知等多个维度都密切相关。如今，国家各类政策依据正在逐渐完善，企业自身约束还需紧步跟上。
当然，面向消费者的知识普及程度也仍需加强。比如，提到鉴别绿色产品，很多人想到的是家电能效标识，用数字区分能效等级，另外根据产品类别，还会有能效指数、被动待机功率、用水量、洗净比、耗电量等内容。
家电能效标识几乎在每个家电产品上都会出现，多年来已在生活中普及。更多其他品类的消费产品，似乎还没有一个的统一、且被广泛接受的鉴别方式。
其实，我国早在2015年就提出“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体系”有关要求，2016年进一步细化为“制定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整合方案“，于2019年发布了《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
截至目前，我国绿色产品认证已覆盖建材、快递包装等十多个品类，近90种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产品。不过在迭代速度极快的消费品市场，绿色产品认证的规模、速度和公众普及程度被给予更高期待，企业也应将更加重视此类绿色标签的重要程度。
中国绿色产品标识，根据认证方式可分为“全绿”产品（左）和“涉绿”产品（右）。
图片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郎华向36碳表示，面对越发清醒的消费者，企业自身绿色故事的“翻译”工作更加重要，不仅仅是传递价值观，更应传递其可量化的环境社会影响、是否有第三方背书、绿色产品官方认证等有迹可循的“实证”。
当绿色仅停留在口头承诺，也就只是一本有名无实的「绿皮书」。表面“绿”了，内在还远远不够。
毕竟，在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普及过程中，更需要的是绿色消费，而非消费绿色。
编辑：苏建勋
本文转自36碳（ID：carbon_36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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