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智能代理，实现2050年净零
作者：凯瑟琳•米勒（Katharine Miller），2022.10.03
译者：JM茉莉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斯坦福大学工程师杰夫·凯尔斯(jeff Caers)正在开发一种人工智能系统，以帮助尽早做出最佳规划决策。
许多国家承诺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斯坦福杜尔可持续发展学院(Stanford Doerr School of Sustainability)地质科学教授、斯坦福“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Stanford Institute for Human-Centered AI)教师杰夫·凯尔斯(Jeff Caers)表示，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复杂的工程技术，涉及地球各圈层的物理系统；需要迅捷精准的计划以决策何时、何地、以何种顺序做何事。“人类无法做到，需要借助AI技术”，凯尔斯说。
在早期的概念验证中，凯尔斯团队与KoBold Metals公司合作开发了一个AI系统，可以快速有效地确定矿物开采地，这些矿物是制造电动汽车电池至关重要的原料。凯尔斯说:“这种勘探方式非常明智，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不确定性。”
该团队最近以“智能勘探者”的名义发表了这项工作，它可以很容易地重新调整以解决额外的净零挑战。而且它可以随时进行调整，以应对更多的净零挑战。例如，凯尔斯团队已经开始使用同样的方法来确定将二氧化碳(CO2)注入地下的位置和方式，以安全储存钢铁/水泥厂产生的二氧化碳。他们在HAI资助下开发的一个原型，通过使用AI做智能注入。与传统优化方法相比，此法能增加特定地点的二氧化碳储量。基于此项工作，奥地利能源公司OMV和斯坦福工程学院教授Mykel Kochenderfer达成了价值515万美元的合作项目。凯尔斯团队将利用该合作机会开发智能代理，以帮助欧洲国家在住宅和工业供暖上，从石油向可持续能源过渡。
（待赞助稿酬达标后发布全文）
英文原文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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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Victor，中国新闻周刊，2022-09-16
进入9月中旬，刚刚过去的“中华慈善日”“95公益周”“99公益日”，助推全民公益氛围进一步升温。有人把积攒一年的步数兑换成“小红花”，捐给认同的公益项目；也有人不放过一丝绿色能量，打算冲刺再种一棵柠条。
不论是环境保护、乡村振兴，还是疾病救助、灾难应急，在互联网平台的搭建下，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公益浪潮里的一分子，传统的公益行为也经历迭代升级，做公益已经内化在了生活的一举一动当中。
“没有互联网，人人公益就无法实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助理院长程芬近期在影响力慈善沙龙中表达了如上观点。据民政部数据显示，2021年，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接近100亿元。近三年来，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
中国互联网公益即将走过15年。15年间，包括信息资讯、社交通讯、在线支付等移动互联网平台迅速崛起，逐步成为全民公益的主阵地。而互联网公益，离不开信息的传递与媒介形态的变化，随着短视频逐渐发展为当下最主要的大众媒体，互联网公益的形态也延伸出了新的形式和可能性。
如今，在诞生后的第11年，短视频平台的用户规模已达9.34亿。基于其超大的用户规模，以及独特的内容交互形态，短视频平台逐渐呈现出独特的平台优势，凭借其强大的用户触达与热点响应能力，逐步具备热点属性。在热点事件尤其是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短视频平台能够快速响应，并做好内容分发、资源连接，为媒体及用户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和帮助：
作为大众化媒介，短视频平台具有强大的连接作用，依托其巨大的用户流量触点，得以关注到更大用户范围内公益需求，并在短时间内实现需求与供给的连接。
短视频生动的、有现场感的内容呈现形态，也让内容及公益的表达更加多元。在热点事件发生时，作为大众媒介的短视频，有机会借助其热点及渠道能力，联动更多的社会资源与相关方，实现彼此互助。
最后，随着短视频平台社交关系的进一步沉淀，在资源交换、信息共享、效率提升的平台体系上，我们还有望建立用户和平台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与深度信任机制，使得公益事业未来连接个体或组织的形式更加多元丰富，全民互助成为可能。
尽可能连接每个有需要的人
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连接。在互联网公益中，天然具备连接属性的互联网企业和媒体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热点事件突发后，如何在短时间内尽可能连接到需要帮助的人，并为其匹配相应的资源，是帮扶的关键。
在刚刚过去的8月，海南广电国际传播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陈伦福和同事们都在忙着接收当地用户求助信息，买不到婴儿奶粉、病榻上老人急需药品…将这些信息传递到他们面前的，是快手热点团队打造的“疫情互助通道”——医疗救助、药物提供、物资补充上有困难的用户，可以通过这个通道发起求助，快手通过协同媒体，联动地方政府、公益和志愿者组织，为求助者提供及时帮助。截止目前，快手共联动19家媒体合作，覆盖了包括海南、吉林、辽宁、黑龙江、甘肃、山东、安徽等18个省市。
作为一名记者，陈伦福对于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并不陌生。在他看来，短视频平台就是他发布视频新闻的资讯端口。但这一次，短视频不只是一个向外传递信息的“出口”，也成为他收集用户求助信息的“入口”。因为这个小小的“互助通道”，陈伦福与千里之外屏幕旁的求助者连接了起来。
将求助者与本地媒体、记者进行连接，是一次成功的“牵线”。面对疫情等突发情况，加之信息壁垒、交通不畅等问题，求助者发来的难题复杂且迫切。对于常年跑在一线的媒体人，也要多方联络协调。
陈伦福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个求助对象，一个来自万宁的年轻女孩。当时，女孩在器官移植手术后出现排斥反应，亟需转院海口。陈伦福迅速了解两地的防疫政策，联系女孩所在的万宁万城镇政府，开具了外出就医的证明，帮助女孩顺利抵达海口治疗。
通过疫情互助通道，一条高效的互助链条被嫁接在受困者和救助人员之间，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网络传播中的“马太效应”，在“流量拥簇”的环境里，个体的境遇和求助声也能“被看见”、“被听见”。
在这里，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不同生活环境的用户都能第一时间传递自己的声音，并和其他用户呼吸与共。
正是基于短视频平台巨大的用户量，这种热点突发事件下的连接才能迅速达成。像陈伦福这样的媒体人，借助疫情互助通道获取信息，联动各方资源，向求助者施以援手，恰恰说明短视频平台的功能角色正在进化。短视频不仅仅是内容消费平台和电商交易平台，凭借其突出的热点属性与强大的连接能力，也在逐步成为“服务”平台，并将这种服务的能力发挥到互联网公益当中。
多方互助，善意的传承与接力
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对互联网平台未来一段时间的履责方式、履责内容、履责评价提出了要求。在监管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选择将平台的基本价值、发展方向与承担社会功能、实现社会价值结合起来。其中，短视频平台作为当下互联网公益的重要参与者，媒体、政府、公益机构、大众等，构成了平台履责不可或缺的力量。
事实上，短视频本身作为用户分享生活的窗口，也是主流媒体实现媒介融合的重要渠道，因而在热点突发事件发生时，短视频能快速集中社会注意力，同时在人群、区域、圈层等不同维度迅速形成有效信息链接，跨地域实现“破圈”效应。这也使得短视频平台在参与公益时，有机会和有能力联动更多的社会资源与相关方。
今年上半年长春出现疫情期间，《长春日报》掌上融媒行政总监高丽红为营救一位被困异地、生活物资即将耗尽的卡车司机，反复联系不同属地的疾控中心和区域政府，最终司机成功获救。
这次救助其实是多方联动的结果：司机通过快手疫情互助通道发出求助信息，当地媒体联合不同属地的地方政府、疾控中心、核酸检测机构和工作人员，通过跨区域合作实现救援。
事实上，除了“卡友”，快手互助通道也开通了农民工专项、春耕助农专项以提供针对性帮扶，并与吉林共青团合作，帮助当地招募志愿者。
针对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互助通道也给出了针对性的帮扶办法。比如，通过媒体记者，协调当地力量，包括志愿者、网格员、居委会等；在核实用户求助信息后报送上级部门；在归类求助信息后，平台也会通过私信、短视频或直播的方式给到用户解决方案；为解决生活物资短缺问题，平台还会同步用户本地团购、跑腿小哥的联系方式，以便及时救助。
这种互助和联结，就如一种善意的传承和接力。疫情互助通道发挥连接作用，求助者、地方政府、公益组织、救助人员全都参与其中。一家媒体、一位记者的力量是有限的，借助疫情互助通道，多方协同，高效连接，实时互动，短视频不再只是传播工具和渠道，而是一处公益力量聚集的阵地。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面对突发事件，短视频平台在连接个体之外，也借助自身的触点与能力，联动各个社会主体，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工具，既守护了大时代里的微小个体，也推动了社会的良性运转。公众也在这种互助互动中重塑认知，实现个人价值。在热点突发事件中，短视频平台，通过联动上述的各个关键参与方，以这些“繁星节点”为触点，将平台参与公益，逐渐演变为一场多方彼此互助的公益行动。
从参与公益到全民互助
除了连接个体、联动多方的互帮互助，进入快手疫情互助通道，还能看到一座城市的“抗疫日记”。透过它，我们能够看到热点突发事件下的互联网公益正逐渐显现出“全民互助”的趋势。
帮扶过程中，陈伦福给名单中需要帮扶的用户拨通电话，却被对方当做“骗子”，还是通过快手平台的工作人员留言后，重新沟通，才获取用户的信任。
不难看出，快手这样的短视频平台，依托于其独有的社区文化与社交关系体系，用户与用户之间、用户与平台之间，已经沉淀出独特的互信机制。正是基于这种信任感，用户才愿意自由表达、及时求助，平台才能够借助庞大的用户市场和跨区域联动能力输出更多能量和价值。当足够多的用户聚集在这里，普通人的善意经过短视频平台传递、聚焦和放大，我们得以在此触碰到这个社会真实的温度。
在快手的疫情互助相关话题下，一张张原本陌生的脸庞汇聚在抗疫日记专区，每一条短视频都是用户真实的反馈：有患病老人及时输上血小板的，有孩子及时获取急用药的，也有单纯记录抗疫生活为大家加油打气的。许多用户的画面和声音聚在一起，让我们触摸到了屏幕背后的温暖。一条信息、一个电话、一段视频，甚至一个点赞，看似不起眼，但汇集在一起，就能汇成一条温暖的河。
未来，随着短视频平台的不断发展与资源能力的进一步构建，短视频在热点突发事件中可做出的贡献将更加丰富有效。
首先，短视频能够参与和响应的事件将会更多元。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信息公开和快速传播异常关键，平台除了扮演资讯分发的角色，也需要强化对内容的审核把关，防止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对用户善意和公益资源的消耗；在应用场景上，短视频也能够从疫情进一步拓展到自然灾害等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中，包括灾害预警、灾后救助等。
近日，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快手热点团队也紧急上线了地震求助入口，为受灾群众打通求助通道。
同时，短视频能够连接的资源将会更为丰富：在求助端，短视频还有机会更高效地触达特殊群体和求助者；在供给端，除了连接地方媒体、组织机构，短视频也将有机会联合例如志愿者团队、NGO组织甚至广泛的个体。基于平台为用户构建的信任感，短视频平台可以为“公益全民互助”提供一个极佳的实践场景。
创新正当时，初心永不变。在互联网公益走过15年之际，基于各自的属性和优势，互联网平台仍在探索一条理性且可持续的公益之路。可以预见，突发事件之下，无论是短视频平台，还是其他互联网平台，如何更好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发挥平台相应的能力和价值，仍是值得各平台深度探索研究的命题。毕竟，公益不只关乎技术，更关乎人性，关乎每个人内心善良的底色。
（本文转自中国新闻周刊）
编辑：王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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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就是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忆白方礼老人
【专栏】| Conlumists >超越平凡的生活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依依，杭州，2022.10.06
2022年9月23日，是一位老人逝世17周年。他出生在上世纪初的乱世，大半生在天津蹬三轮拉货为生，古稀之年开始的“支教事业”一干就是15年。受他的精神感召，偏远的乡村终于建起了一所小学。他逝世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接力支教事业，默默以自己的方式资助贫寒学子。
他的名字叫白方礼。
“教育就是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白方礼老人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善行感召后来者支教，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影响了许多人乐观面对暂时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无异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华严经》里面说：“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
笔者收集了关于老人和与他相关的一些文字，以缅怀这位平凡却又不凡的人。
△ 一次白方礼事迹展上展出的白方礼生前照片。图源：澎湃新闻
“白方礼”是这位老人户口本上的正确写法，但部分活动误写为“白芳礼”。
这位老人的故事被写入人教版的政治书：
白方礼生于1913年，祖辈贫寒，13岁起就给人打短工。他从小没念过书，1944年，因日子过不下去逃难到天津，流浪几年后当上了三轮车夫。
靠起早贪黑蹬三轮车糊口度日，经常挨打受骂，让人欺负，再加上苛捐杂税，终日食不饱腹。解放后的白方礼，靠自己的两条腿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模范，也靠两条腿拉扯大了自己的4个孩子，其中3个上了大学。同时，他还供养着20岁就守寡的姐姐，并支援侄子上了大学。一个不识字的老人，对自己能用三轮车滚出一条汗水之路，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感到无比欣慰。老人的儿子回忆说，父亲虽然没文化，但就喜欢知识，特别喜欢有知识的人，从小就教导他们好好学习，谁要学习不好，他就不高兴。
1974年白方礼从天津市河北运输场退休后，曾在一家油漆厂补差。1982年，老人开始从事个体三轮客运。每日里早出晚归、辛劳奔波，攒下了一些钱。1987年，已经74岁的他决定做一件大事，那就是靠自己蹬三轮的收入帮助贫困的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这一蹬就是十多年，直到他将近90岁。 1987年，相当于绕地球蹬了几十圈的74岁的白方礼正准备告别三轮车时，一次回老家的经历使他改变了主意，并重新蹬上三轮，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娃儿，大白天的你们不上学，在地里泡啥？”白方礼在庄稼地里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干活，便问。娃儿们告诉这位城里来的老爷爷，他们的大人不让他们上学。这是怎么回事！他找到孩子的家长问这是究竟为啥。家长们说，种田人哪有那么多钱供娃儿们上学。老人一听，心里像灌了铅，他跑到学校问校长，收多少钱让孩子们上得起学？校长苦笑道，一年也就百儿八十的，不过就是真有学生来上学，可也没老师了。老人不解，为嘛没老师？校长说，还不是工资太少，留不住呗。
这一夜，老人辗转难眠：家乡那么贫困，就是因为庄稼人没知识。可现今孩子们仍然上不了学，难道还要让家乡一辈辈穷下去？不成！其他事都可以，孩子不上学这事不行！
在家庭会上，白方礼老人当着老伴和儿女们宣布：“我要把以前蹬三轮车攒下的5000块钱全部交给老家办教育。这事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一样，我主意已定，谁也别插杠了！”别人不知道，可老伴和孩子们知道，这5000元钱，是老爷子几十年来存下的“养老钱”呀！急也没用，嚷更不顶事，既然老爷子自己定下的事，就依他去吧。
随后，老人便分两次将5000元捐给了家乡白贾村，建立起一个教育奖励基金会。村里人为了表示谢意，将一块写着“德高望重”的大匾送到了白方礼家。
那以后，老人又蹬上了三轮车。像往常一样，儿女们在老爷子出门前，都要给他备好一瓶水、一块毛巾，一直目送到街尽头。白方礼呢，一切还是那么熟悉，但心里却比过去多装了一样东西，就是孩子们上学的事。
尽管一样蹬车挣钱，白方礼却有自己的“生意经”。今年60岁的张师傅回忆说，16年前白方礼经常在天津站附近拉活，那时就认识了同行白方礼，别人拉车是为千方百计挣钱养家，而白方礼却连续把劳动所得捐献给公益事业；还特别在他的破三轮车上挂起了一幅写着“军烈属半价、老弱病残优待、孤老户义务”字样的小旗，公开宣布对部分乘客实行价格优惠。
1994年，时值81岁高龄的白方礼在一次给某校的贫困生们捐资会上，把整整一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钱交给了学校，校领导说代表全校300余名贫困生向他致敬。老人一听这话，思忖起来：现今家里缺钱上学的孩子这么多，光靠我一个人蹬三轮车挣的钱救不了几个娃儿呀！何况自己也老了，这可咋办？老人的心一下沉重了起来。回到车站他那个露天的“家”后，老人硬是琢磨了一宿，第二天天还未亮他就把儿女家的门给敲开了。
儿女们看老人气喘吁吁地挂着一身霜露，不知有啥急事。老爷子要过一碗水，拍拍衣襟上的尘土，说：“我准备把你妈和我留下的那两间老屋给卖了，再贷点钱办个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白方礼支教公司’。”儿女们你看我，我看你，说：“爸，您老看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老人乐不可支。“爸，我们嘛也不担心，就是担心您老这么大年岁还……”白方礼朝儿女们挥挥手，说：“啥事没有，你们开口支持我办支教公司比给我买罐头、麦乳精强百倍。”老人猛地一按车铃，伴着清脆悦耳的“丁零零”声，消失在晨雾之中。不久，由市长亲自给白方礼老人在紧靠火车站边划定的一块小地盘上，全国惟一的一家“支教公司”———天津白方礼支教公司宣布正式成立。开业伊始，他对受雇的20来名员工非常简明地说了办公司的宗旨：“我们办公司要规规矩矩挣钱，挣来的钱不姓白，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给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
别看称“白方礼支教公司”，其实它起初只是火车站边的一个8平方米的铁皮小售货亭，经营些糕点、烟酒什么的，方便南来北往的旅客。售货亭上面悬挂着一面南开大学献给老人的铜匾，写着“无私资助志在其才”，使这间售货亭显得格外光彩。凭着卖掉老屋的1万元和贷来的钱作本钱，慢慢地雪球越滚越大，公司由开始的一个小亭子发展到后来的十几个摊位，连成了一片。最多一月除去成本、工钱和税，还余1万多元的利润。
不知道的人以为白方礼老人当了董事长，这下可以坐享清福了。可是他不但照常蹬三轮车，而且加大了对自己的压力。他为自己规定了每月收入1000元的指标，每天要挣30到40元。“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天天出车，一天总还能挣回个二三十块。别小看这二三十块钱，可以供十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呢！”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的精神世界。他尽自己的全部所能，烘托着一片灿烂天空，温暖着无数莘莘学子。 白方礼老人每月都会把自己省下来的钱拿到附近的学校给困难的学生当生活费，而已是风烛残年的他，却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
老人蹬三轮车的时候，从头到脚穿的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看起来像个乞丐。“我从来没买过衣服，你看，我身上这些衬衣、外裤，都是平时捡的。还有鞋，两只不一样的呀，瞧，里面的里子不一样吧！还有袜子，都是捡的。今儿捡一只，明儿再捡一只，多了就可以配套。我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穿着的东西没有一件是花钱买的。”除了不买衣帽鞋袜外，连吃的东西他都尽可能地节省。他的饮食极其简单，经常是两个冷馒头加一瓶凉水，就一点点咸菜。很多时候由于拉活需要，白方礼老人走到哪就睡在哪，一张报纸往地上一铺，一块方砖往后脑一放，一只帽子往脸上一掩，便是他睡觉前的全部准备“程序”。
为了能多挣一点钱，老人已经好多年不住在家里，特别是老伴去世后他就以车站边的售货亭为家，所谓“床”，只不过是两摞砖上面搁的一块木板和一件旧大衣。冬天，寒风习习，夏天，骄阳似火，在一层薄薄铁皮的售货亭里，老人度过了一个个酷暑严冬。后来市政府号召要整治车站街道环境，小卖铺、小亭子都得拆掉。老人带头响应政府的号召，拆了他的这些小亭子。没有“屋”了，他为了仍能够拉活，就用块摊开的塑料编织袋布和四根小木杆撑起了一个只有半人高的小棚。暴雨之后，经常能看到老人在太阳下晒被雨水浸湿的被褥。
白方礼老人就是这样，节衣缩食把自己蹬三轮车的所得全部捐给了教育事业。下边是老人捐献的不完全记录：
1988年为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款5000元，1989年为天津市教师奖励基金会捐款800元，1990年为沧县大官厅乡教育基金会捐款2000元，1991年为天津市、河北区、津南区教师奖励基金、北门东中学和黄纬路小学等，共捐款8100元。1992年为“希望工程”和家乡白贾村小学，捐款3000元。1993年，为我国建立的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捐款1000元。1994年为天津市河北区少年宫捐款1000元。
“白方礼支教公司”成立后，老人每月都向天津的几所大学、中学、小学送去数额可观的赞助费，这些所谓的赞助费实际上就是他的“支教公司”全部税后利润。南开大学学工部老师刘唯真回忆，白方礼老人从1996年开始，每个月都要向学校捐款1000元，总额近3．4万元，200多名南开大学的贫困学生得到了资助；此外，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也都收到了白大爷捐出的不同数额的支教捐款。
曾经有人计算过，这些年来，白方礼捐款金额高达35万元。如果按每蹬1公里三轮车收5角钱计算，老人奉献的是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周的奔波劳累。
白方礼从没想过要得到回报。捐助的款项，也大多是通过学校和单位送到受助学生手里的，老人从没有打听过学生的姓名。有人试图在老人那里找到曾经被资助的学生名单，但只发现一张他与几个孩子的合影———这是唯一的一张照片。当问老人对受他资助的孩子有什么要求时，老人的回答很朴实：“我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做人，多为国家做贡献。”
2001年，白方礼捐出了最后一笔钱。年近90岁的他已无力再蹬三轮车，也无力再经营他的支教公司了，就在车站给人看车，还把一角两角的零钱装在一个饭盒里，存够500元后又捐了出去。捐出这笔钱以后，老人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女儿白金凤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父亲说打退堂鼓的话。
重病在身的白方礼老人卧床不起，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躺在病床上的他最惦记的还是那些贫困学生，最想做的事还是支教。在2004年新年钟声敲响以前，老人对来看他的人们说下了这样的话：“我现在一个月只有600块钱的收入，能力有限，明年如果我的收入能再多一点，我一定会资助更多因为贫困上不起学的孩子。”
为了让贫困的孩子们能安心上学，白方礼老人几乎是在用超过极限的生命努力支撑着。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捐款35万元，资助了300多个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他为学生们送去的每一分钱，都是用自己的双腿一脚高一脚低那么踩出来的，是他每日不分早晚，栉风沐雨，用淌下的一滴滴汗水积攒出来的，来之不易，来之艰辛！照常理，像他这样的古稀老人不仅无须再为别人做什么，倒是完全应该接受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可他没有，不仅丝毫没有，而是把自己仅有的能为别人闪耀的一截残烛全部点燃，并且燃烧得如此明亮，如此辉煌！
36年前的火种
1986年，当时人均月工资普遍都还只是30-50元。5000元相当于普通人近三年的工资总和。也正是老人的这第一笔捐款，才有了白贾村小学。
白贾村小学建于1992年，是村委会在白方礼精神的感召下集资30万元修建的，并于2008年更名为白方礼小学。经过20年的发展，学校共有14名教师，小学六个年级有154名学生，幼儿园三个班有146个孩子。
每年的期末考试过后，学习优秀的学生会得到一个笔记本，这个写着“白方礼教育基金奖”和“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小本，是孩子们最珍贵的奖品。而买本子的钱，来自白方礼老人先后两次为小学捐的6500元助学款的利息。学校用这6500元设立了“教育奖励基金会”，当时的校长白西骞说，白方礼教育基金成立后，曾经有十几位沧州人来学校看过，并先后留下了6000多元的助学金，拍《白方礼》电影的天津市民李佳伦的女儿捐出了1000元的压岁钱，还有耀华嘉诚国际学校的师生们带来了1500元的助学金，这些钱都用于资助困难家庭的学生了。
2009年时，学校被沧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鉴定为危房。而按照几年前的学校布局调整规划，白方礼小学属于待撤并学校。离本校最近的学校是大官厅中心小学，走公路要10多里路。
身后的传承
2005年，白方礼因肺癌晚期病情恶化过世。当灵车从医院驶出时，得知消息的群众纷纷自发上街，为送老人一程。他的助学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当年，“白芳礼博爱奖学金”在天津设立，企业、军民、个人和学校的捐款将近15万块钱。
大家没有忘记他，他还在2008年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在2019年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2008年，湖南大学神秘校友匿名设立的“白方礼励志助学金”。每年捐款10万元，资助20名或身体有残疾，或身患重大疾病，或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却能保持良好心态、乐观生活、刻苦学习的优秀学生。据湖南当地媒体报道，这位神秘校友2007年在网上看到关于白方礼的报道，非常钦佩老人的善举，联想到自己上学时的经历，故而在母校设立了这个助学金。
2012年2月6日，湖南益阳市安化县8位贫困学生收到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红色的助学存折。资助者是天津市各行各业的普通市民，他们从2012年开始，每年往红色存折中打入助学款项，直到小朋友们大学毕业为止。资助者不肯公开自己的姓名，他们写给孩子的慰问信中都是同一个名字“白方礼”。
2021年，白方礼铜像在天津耀华中学落成，时任校长侯立瑛在致辞中说道，“那是2001年的冬天，年届90岁的白方礼老人已无力再蹬三轮车，就在车站给人看车。他把一角两角的看车费攒够了500元后，来到耀华，向老师们说：‘我干不动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在场老师无不动容。”
天津退休法官陈秋英从2011年起一直资助富民路街道的6名孩子，直到他们高中毕业。湖北律师刘丽燕从2007年起结对资助两名贫困学生。持续7年后，她和律师事务所10多名律师共同出资成立了专门的爱心基金，帮助更多的贫困家庭学生完成学业。受白方礼老人精神感召而默默支教的不止一个两个人。
教育行者与支教事业
白方礼老人是过去30年里，众多奉献自己给支教事业的人群的一个剪影。重读其故事，让我想起了：
张桂梅校长扎根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推动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中，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
杨明20多岁的时候放弃高薪，在贵州大山从事支教一干就是十多年，他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近8万元，帮助贫困学生100多人次，牵线结对帮扶贫困户20余户，联系外界提供帮扶物资累计100多万元，惠及黔西县15所学校。
脱下戎装，2014年开始扎根大凉山支教至今的退役军人谢彬蓉；在广西山区给留守儿童当了10多年教师，没有要过一分钱工资，还自己拿钱搞教育的德国人卢安克；十年时间帮助了5000多个失学女童重新入学，而自己却在一场意外火灾中永远留在了广西大苗山的法国女子方芳……
2005年底，也是白方礼老人逝世的那一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我国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生在2006年实现了义务教育全免费。2007年起国家又对中、东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贫困复读生补助生活费，同时享受城市最低保障政策家庭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与当地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生同步享受“两免一补”政策，进城务工子女在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与所在城市义务教育学生享受同等政策。
据报道，2020年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国家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教育总投入接近6万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连续10年保持在4%以上。从结构上看，各级教育中，一半以上用于义务教育；各项支出中，一半以上用于教师工资待遇；各个地区间，一半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区。全国学生资助金额累计超过2万亿元，年资助金额从2012年的1322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2668亿元，翻了一番。各级教育阶段的“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得到优先资助，保证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撤点并校”是自90年代末已经存在、2001年正式开始的一场对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具体说来，就是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在城镇学校无法容纳乡村学生，村小代课老师又被清退的情况下，志愿者自发组织前往村小支持教育，做支教老师。
社会爱心人士通过官方慈善机构和民间公益组织助学的总金额无人统计，也无从统计。民间支教只是我国扶贫支教事业的一个补充，社会在不断变迁，需求也在相应发生变化。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胜曾在2018年的一次活动上指出：
在四川地区，比较活跃的城市，长期支教的组织大概有10家，在云南只有5家，在贵州大约有8、9家，总共加起来不到30家，这是比较活跃的。
我们看一下川滇黔地区长期支教的需求，因为这几年，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是比较大的，包括网络、道路这些硬件环境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乡村的居民在陆陆续续搬离，去了县城；同时也因为撤并学校，所以学校也在逐渐减少，留下来的往往是幼儿园和小学一到三年级的教学点，这些都对我们的长期支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层面，虽然乡村教师还是存在，但是缺口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地处偏远，没有人愿意去；第二个，现役老师，可能会有产假，会生病，诸如此类，也会造成空缺；再就是关于艺术、体育、英语等方面的老师非常缺乏。
在这个需求背景下，川滇黔地区的长期支教，近几年陆陆续续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以前我们找老师，有人就行，现在不仅如此，可能还要有一技之长。
因贫失学、因病致贫是一些家庭绕不过的现实。贫寒学子能否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争论从未停止。特别是新冠疫情出现后的这三年，工作岗位的供应逐减，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高校的教育和社会对人才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笔者认为，对支教类民间公益项目而言，支教项目的结构从全部支助学生转移一部分支助乡村教师，支持乡村老师的知识更新再教育，给在校的学生们提供应试教育之外的其他方面的见识机会，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来推动教育普惠等，也许是个更为广阔的方向。
此外，我们也许都该问问自己，让孩子们接受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就业？活着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活的更好吗？一个人应该为何而活？如何活着才有意义？白芳礼老人践行了自己的生命哲学，并做出了示范。也许，这才是他，除了感动，留下的最大的社会遗产吧。
编辑：M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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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慈播爱心协会
蒋勋：盼疫情消散，愿众生圆满
作者：蒋勋 ，2022-10-04
2022年的夏天很特别，从春天到初夏一直在下雨。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低温的五月。大概到六月中旬的时候，雨就停了。你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明亮的夏天，因为阳光很亮，亮到眼睛都睁不开。
今年我的心里一直有某一种期待。疫情真的很久很久了，人与人之间也不敢有太多的接触，很多的活动都因此停止。
2022年五月到六月台湾疫情非常严重，我几乎中断了跟外界所有的接触跟来往。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尽量避免感染这种事情。
我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慢慢沿着淡水河走到渡船头。我有一个画室在渡船头，不是很大，可是很安静的一个画室。所以我每天走四十分钟到这个画室，听着音乐，然后开始画画。
音乐的力量
很多喜欢音乐的人可能特别选一个今天要听的音乐。可是我不是，有时候我连续好几天都在听同一个音乐，甚至有时候只有人声没有伴奏。这种音乐是教堂里面对于圣歌的咏唱，是有信仰的声音。
在巴黎读书的时候，每个礼拜天的下午五点我就会很主动跑进圣母院。因为大概在五点前后就会有圣诗的咏唱，我很喜欢在教堂里听人干净的声音。
我在音乐厅、歌剧院都听过这种演唱，可是气氛完全不一样。巴黎圣母院，一个古老的石头建造的建筑，它里面有很多很高的拱，人生的声音，好像是从天国慢慢慢飘下人间来的。
我觉得音乐里面还有一个部分是氛围。在巴黎圣母院这样一个古老的石头建筑的拱廊之间，那个干净的人的声音的回荡，里面有一种力量。
媒体的力量
疫情时刻打开手机看到的讯息都是让大家很焦虑很慌乱的。
我们的媒体常常很夸大一种死亡或者是惊恐，尤其是报道两岁三岁孩子染疫的时候。我相信孩子的父母是非常焦虑的，可是我也怀疑媒体是不是过度的放大了这个焦虑？有多少家里有孩子的父母看到这个消息，会失眠会惊慌？
媒体在释放讯息出来的时候，要考虑到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你可以报导，你可以提醒大家要小心，可是你要有一个安慰的力量。
在疫情的慌乱当中，我们好像少掉了这个安定的部分。事情是很严重，可是可以好转，我们可以期待好转的到来。
比如，我今天到医院看一个朋友，我知道他病况很严重，可是我还是要给他找到一点有转机的机会，或者是一个安定的机会，让他觉得有一个支撑的力量。
你总不会跟他说，反正没希望了，你就完蛋吧。我想人性里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当时就希望能够画一些画，首先是安定自己，其次是给别人安定的力量。因为我也慌了，怎么连幼小的孩子都染疫了呢？
如果自己在这个年龄离开人间，我觉得好像你也玩过了，该去的地方你也去过了，你没有那么大的遗憾。
可是孩子、青少年，他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他们应该被祝福。
画作的力量
所以，当时我就想画一张祝福的画。有一次我在一个餐厅里面，看到他们在很简单的玻璃瓶里面插了三朵菊花。这种菊花一般被称为“牡丹菊”。
它非常大，开放以后，几乎是一个完整的圆形，从花蒂到花蕊中心的地方，颜色慢慢由绿色过渡到浅粉红色，然后越来越浅，最终呈现出一种白色。
三朵菊花都是圆形的，它给我一种很圆满的感觉。
在东方“圆”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为什么在“圆”底下要加一个“满”，变成“圆满”？为什么我们每个月都会期待月圆？因为“圆满”里面有一种祝福的意思。
初一初二初三的月亮是新月，它也很美，可是我们叫“缺”。月缺的时候，我们总是缺憾。在缺憾里面，人们期待一个月中月亮完全圆满的那天，就像我们期待中秋节晚上的月一样。中秋的月光是这么明亮，这么圆满。
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画一张画，在这个充满了缺憾的，惊慌的，焦虑的疫情时刻，给人一种圆满的祝福。
我有速写的习惯，当时也画了素描。所以我就从手机里面找到这幅素描，开始在空白的画布上把这三个圆完成。
它是浅浅的粉色，要用什么样的颜色才能去衬托这个浅浅的粉色呢？夏天的阳光非常合适。所以我就用很明亮的黄色来衬托。
黄色是高明度，红色是高彩度。高彩度是很容易被看到的，所以如果在一群人穿不同颜色衣服的时候，你穿了红色，你就很容易跳出来，所以民间很喜欢用红色表达喜庆的感觉。
我也注意到，古代的皇室常常用明黄色。因为黄色的高明度，它在很多颜色里，也会立刻跳出来。所以我就用它来衬这个浅粉色。
这张画大概画了一个多月，很希望这张画能够变成对大家的一个祝福。
浅浅的粉红跟金黄，这两个颜色都是愉悦的，都是夏天里愉悦的祝福的颜色。特别是大家在疫情当中，心情沉重慌乱的时候，我希望这幅画能够带给大家一种温暖跟喜悦吧。
艺术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可是，我想艺术、美存在的一个价值，就是让人在沉重的、严肃的、痛苦的时候，可以让人们喜悦起来。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这幅画挂在一个台北的闹市区的角落，给大家一点祝福。
本文转自蒋勋官方粉丝公众号
作者：蒋勋﹙1947年－﹚，台湾知名画家、诗人与作家。福建长乐人。生于古都西安，成长于台湾。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现任《联合文学》社社长。
编辑 ：王赟
配图：蒋勋画作｜图源：蒋勋官方粉丝公众号（jiangxun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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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树林社区共管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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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令钰，2022-02-02
从单纯的造林到生态系统的修复，中国红树林保护战略转向的过程中，傍红树林而生的沿海社区可以在保护中扮演何种角色？
△ 绘图： Herlinde Demaerel / 中外对话
在全球红树林总面积持续减少的背景下，中国却成为少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在中国，不仅超过75%的天然红树林被纳入保护地范围，远远超过42%的世界平均水平，大规模人工造林也让中国红树林面积在新世纪的前20年间增长超过23%——但如今这张漂亮的保护成绩单却在引发另一种反思：依靠成本高昂的造林带来的红树林面积增加是否可持续？它所带来的生态风险又是否得不偿失？
造林热潮渐退之际，中国内陆很多自然保护区探索出的“社区共管”模式成为中国红树林保护新的探索方向。当单纯的“种树”模式转向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整体修复和保护后，让当地社区参与保护方案的决策、实施和评估，与保护区共同管理自然资源变得重要起来。在社区共管模式下，社区既贡献于保护，也能从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中获益。
社区共管能否成为红树林生态系统修复的解决方案？中国的红树林保护专家和民间组织们正在寻找答案。
红树林保护转向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2000年，中国的红树林面积从5万公顷急剧下降到2.2万公顷，丧失了超过一半的红树林。其主要原因是围塘养殖。自2000年以来，通过严格保护和大规模人工造林，红树林面积净增加了五千公顷。但是，主管红树林修复的林业部门过去一直将红树林定义为“森林资源”而非海洋生态系统，相应地，修复措施是种树，目标则是造林面积。代价也显而易见：中国适合直接造林的滩涂面积很小，为了完成面积指标，很多地方在并不适合红树林生长的低潮位滩涂上种树，导致红树林成活率很低。有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甚至人为抬高滩涂。这不仅成本高昂，还有生态风险。被填掉的中低潮带底栖动物丰富，是水鸟的觅食地，被填土种树后，水鸟就失去了“饭碗”。
这条弯路走了将近二十年。在2017年发布的《全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规划》中，规定了4.8万多公顷的造林目标，这远超当前红树林适合生长区域的面积。同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广西北海考察红树林时提出要“尊重科学”。2020年印发的《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年）》（下称“行动计划”）将造林目标大幅缩减为九千多公顷。并且强调要“对红树林生态系统实施整体保护”。
“仅仅3年时间，就及时修改了国家规划，这非常难得”。中国生态学会红树林生态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王文卿告诉中外对话：“这标志着，至少在国家规划层面，中国对红树林的管理，由只盯着种树面积的有林地修复，真正转向了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
随着红树林管理从“种树”到“修复生态系统”转变，坚硬的历史难题浮出水面。一个常识是，最适合修复红树林的地方，恰恰就是红树林曾经生长过、但又被清除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大多被开发成了鱼虾养殖塘。这在很多国家都是头号难题。全球50%以上的红树林面积下降是由于围塘养殖。在中国，自1980年至2000年被占用红树林面积将近1.3万公顷，其中围塘养殖就占了97.6%。
2021年由王文卿等中国红树林专家撰写的《中国红树林湿地保护与恢复战略研究》（下称《战略研究》）出版，系统总结了中国红树林保护工作的得与失。并且提出，退塘还林和还湿将是中国未来红树林修复的主要方式。《行动计划》也提出要有序清退自然保护地内的养殖塘——而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国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内的鱼塘总面积近1万公顷，超过中国现有红树林面积的1/3。
由于需要的补贴金额巨大，地方财政难以承担，退塘执行艰难。况且，就算保护区能收回这些养殖塘，管理它们也需要相当大的行政成本，以保护区现有的人力和资金无力应对。另外，目前政府对红树林严格保护、不鼓励利用的态度，也让很多生活在红树林区的居民对保护政策态度消极。
如何解决红树林区居民生计和保护的矛盾？过去被“种树”模式排除在外的社区，如今成为“退塘”模式下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其以何种方式参与到红树林管理，也将决定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恢复质量。
社区共管：湛江探索
仅从理念来看，在红树林保护区探索“社区共管”并不新鲜。《行动计划》的最后一条要求“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红树林保护修复的积极性，建立健全社区共建共管机制”。在一份八年前的福建漳江口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培训材料中，也完整介绍过社区共管的好处，并且称“进行社区共管是实现保护与可持续经营最行之有效的措施”。
知易行难。根据《战略研究》，国内以红树林为主要保护对象的14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国家级6个、省级8个）中，除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设置了可持续管理科负责社区共管外，其余的都没有把社区共管纳入日常工作。
湛江重视社区参与有其现实的必然性。它拥有中国面积最大的红树林保护区，但保护区域过于分散，跨39个乡镇，涉及人口244万。保护区内4800多公顷养殖塘则是管理的头号难题。
早在2001至2006年间，中国与荷兰在湛江所处的雷州半岛开展红树林保护项目合作，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红树林境外赠款项目。其目标之一就是建立有效的社区共管模式。但据多位专家回忆，实际上只是停留在社区宣教、为村民修建基础设施的层面。
但这毕竟在当地营造了社区参与的认知基础。自那之后，不仅保护区在建制上纳入了社区共管工作，一些环保组织也开始在湛江试点探索社区共管。2021年，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与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SEE），红树林基金会（MCF）共同启动了雷州半岛的河北村、北家村社区保护项目。参与设计该项目的项目官员告诉中外对话，在这个阶段，希望推动更多村民直接参与到保护工作中来。
“以保护区的人力去管理每一个地块，挑战非常大。但因为在很多保护区块，当地人就住在那里，他们去做保护会更好。”上述项目官员说，比如对互花米草等外来物种清理之后，这些植物还有可能冒芽，村民看到之后就及时清除掉，比起在外来物种扩散之后保护区再动用工程手段，效果会更好，成本也低得多。
△ 在广西的山口红树林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互花米草制约了红树林的生长。图源：潘良浩
但这仍未达到“共管”最期望达到的状态：让村民参与到保护方案的制定，明确权责，以及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归根结底，在王文卿看来，这是因为目前国内并没有对于红树林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成熟技术路线。红树林可持续利用，一般是两种模式：生态养殖和生态旅游。但眼下两者收益都远不及密集型养殖等破坏性开发的收益。特别是生态养殖，作为被期待可以解决退塘难题的方案，现在没有可供大面积推广的方案。
“科学理论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比如养殖动物在红树林生态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这些基础问题，我们还缺乏答案。”王文卿举了个简单例子来说，“比如贝类、螺，它们吃什么，排泄物又到哪里去了？”
多个科研单位、公益机构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湛江北家村、河北村的红树林社区保护项目为期4年。据悉，项目组将探索养殖与生态效益共存的保护模式。思路是让鱼塘在用于养殖的同时，为候鸟营造良好的环境，从而让飞来此地越冬的鸻鹬类，能够觅食、栖息。
一个现成的参考是香港的米埔湿地，冬天用作鸟儿的觅食地，其他季节仍旧可以养殖。但上述项目官员认为，米埔湿地的保护属性更强，所以养殖规模和密度都不大，这一点可能不适用于湛江。“我们还是希望能尽量保证养殖户的收益。”这位项目官员说，北家村项目下养殖的产量相比以往可能会有所减少，可以探索为养殖户提供补贴的方式，即便如此，成本也远远小于回收鱼塘补偿和保护区全盘管理的成本。
海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赵鹏过去两年也在广西北海做实验，尝试在废弃虾塘中恢复红树林生态系统，然后再在其中投放鱼虾蟹贝的幼苗。“虽然产量比密集养殖的低，但生态产品的价格会上去，而且总比老百姓什么都得不到要强。”他说。
△ 香港米埔湿地 （图源：郑琪欣 / 中外对话）
让老百姓可持续地利用红树林资源，这是个趋势。”赵鹏认为，天然红树林应该得到严格保护已经是共识，但应该考虑怎么将人工林的管护权和收益权授给当地社区，这样当地居民才愿意去保护红树林，“否则是不可持续的。”
但养殖与生态和谐共存的红树林保护，仍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怎么加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恢复；怎么调配投入物种，得到合适的产量；以及如何在潮汐自由涨落的同时保证养殖物还留在系统内，不至于被潮汐卷走。
因此，王文卿认为，虽然《行动计划》在最后提了一句社区共管，“但现在欠缺有效方法、案例。”
中国与东南亚：区域互学
由于地处全球红树林分布区域的北缘，受低温所限，中国的红树林面积只占全球千分之二。而在全球范围内，很多红树林资源丰富的热带地区已经有了不少红树林可持续利用的经验。不仅《行动计划》要求要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在2021年10月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也在发言中提出，要加强双方的红树林保护合作，并促进知识共享。
在2021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１５次缔约国大会第一阶段开幕前夕，中国－东盟红树林保护倡议发布，并提出建立以中国和东盟国家本土民间组织为主体的“中国-东盟红树林保护网络”。该网络旨在通过区域合作的方式，科学修复和管护红树林，以遏制红树林生态系统退化，并联合各界探索区域生态治理的新路径。
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红树林保护合作有着特殊意义。东南亚被称为全球红树林的分布中心，这是因为东南亚的红树林面积占全球三分之一，仅印度尼西亚就拥有20%。而且东南亚的红树物种之丰富也属全球之最。
但这里也是红树林净损失最大的区域之一。2018 年，保护国际 (CI)、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湿地国际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成立了全球红树林联盟，目标是通过公平有效的保护和修复措施来扩大红树林的恢复面积。2021年该联盟发布《世界红树林状况》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概述了目前全球红树林研究与保护行动的最新情况。根据《报告》，近80%的人为驱动红树林的损失集中发生在六个国家：印度尼西亚、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东南亚红树林消失的最大原因是被改造用于商品生产，比如鱼虾养殖和水稻种植，近些年油棕种植的扩张也带来显著影响。据上述报告估计，自1975年以来，在泰国仅养虾场的发展就导致了50-65%的红树林消失。
《报告》也介绍了很多东南亚、非洲和加勒比等地区在社区层面对红树林资源可持续利用案例。王文卿曾赴越南和印尼考察当地的红树林修复工作，他认为，相比中国，那里沿海居民对红树林的生计依赖性更高，基于社区的可持续利用实践更多，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引以为鉴。但在有些专家看来，这些案例不太容易照搬到中国。一是因为中国沿海人均红树林占有量要小得多，无法仅靠自然资源来满足生计；二是过去几十年围塘养殖获得了高密度的经济收益，相比较其他热带国家，中国放弃围塘养殖的机会成本要高得多。
但东南亚地区在制度和实践层面对社区共管的探索，仍然值得关注。1997年泰国宪法确立了传统社区在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权利。有研究表明，与国有森林相比，泰国的社区森林拥有更多的生物多样性。柬埔寨、缅甸、菲律宾和越南也都建立了成熟的社区管理森林制度。2012年，印度尼西亚国家红树林战略要求所有红树林管理通过国家协调机构，或由政府、非政府组织、沿海社区和商业领袖组成的区域多利益相关方红树林管理工作组进行。然而，光有制度是不够的。受限于经济发展阶段和治理能力，通过社区来保护红树林依然挑战巨大——不仅需要实实在在的生计替代来源，也需要运行良好的参与式协作管理框架。
在这方面，中国的民间组织也有了一些尝试。在中缅气候援助的框架下，北京朝阳区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GEI）自2017年开始在缅甸联合当地伙伴机构，通过推动社区参与保护，包括建立社区基金提供低息贷款改善当地生计、推广清洁炉灶，以减少一些社区砍伐红树林用作薪柴的行为。GEI海洋项目经理范敏告诉中外对话，接下来会致力于推动部分项目区域所在地的红树林划定为公共保护森林——缅甸自然保护地中的一个类别，社区居民可以在其中申请社区森林，以拥有３０年的可持续使用权，可以享受产品免税等优惠。政府也会发放红树苗给社区来种植、修复。
值得一提的是，GEI在缅甸所使用的是以社区为主导的“社区协议保护”机制，最早是GEI从秘鲁引入中国，在中国西南山地的保护区经过实践、本土化成功之后，再“出口”到东南亚项目中去的。王文卿说，中国这些年在红树林修复的种植技术上积累了丰富理论和经验，并形成了十几项相关标准。他注意到，滩涂造林、少数几个树种的大面积种植等教训，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仍在发生，因此中国的经验值得推广。范敏说，不仅中国过去在修复红树林上的技术积累可以分享给东盟红树林国家，而且眼下开始着力解决的退塘问题，也将是未来东盟相关国家要面临的主要挑战。
（本文转自中外对话）
作者简介：孔令钰，自由撰稿人，关注环境与科学议题。她曾是财新传媒记者和广州绿网环境保护服务中心项目经理。
产品的“知识内容”元素 将成为新时代营销策略关键
作者：陈建行，2018-10-29
一直以来，实体经济都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事实上，不论任何实体产品或服务，或多或少都含有知识内容 (Knowledge Content)。现在是知识型的经济社会，但很多人仍然沿用传统的概念营销，但是，是时候调整你的营销策略了！
任何产品都含有知识内容，以 iPhone 为例，它表面上只是一个普通的产品，但实际上却是一个知识内容的集合体。 iPhone 最为人熟悉是它别树一格的作业系统iOS，这是苹果公司里的软体工程师编写的，我们买的虽然不是它的iOS，但若没有了iOS，iPhone 也再不是iPhone，甚至可能不是智慧型手机了。 iPhone 4S 的 Siri 亦同样不是实物，但很多人却为了体验 Siri 去购买 iPhone 4S，可见知识内容绝对可以增加产品价值。
新时代的 4P 营销策略
传统营销策略的 4P：分别是指产品定义 (P-roduct)、价格策略 (P-rice)、销售渠道 (P-lace) 和宣传促销 (P-romotion)。但在新时代下，我们必须为产品加入针对知识内容的营销策略，分别是：
- 人 (P-eople)
- 流程 (P-rocesses)
- 实体证据 (P-hysical Evidence) 及
- 个人化 (P-ersonalization)
不论你销售的是产品还是服务，在知识经济时代，传统的 4P 和新时代的 4P 都必须结合，才能达到效果。
人才 (People)
律师、医生和顾问的收入高，主要原因是他们提供的服务含有知识内容。律师必须要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才可以在法庭上提出理据，顾问也必须明白行情才可为客户提供意见。购买 iPhone 的人表面上购买的是一件产品，但事实上顾客购买的，是开发 iPhone 相关技术团队的服务，和由这些服务所构成的品牌。
流程 (Processes)
对于很多以服务为主业的企业而言，流程正是客户购买的「产品」，例如 FedEx、DHL 和购物网站亚马逊，其价值均在流程。亚马逊售卖的是实体产品，顾客选择从亚马逊购买，是因为本地公司无法提供该件货品，但亚马逊却可保证客户可以如期收到货物，令它成为了世界性的品牌。 Dell 供应链 (Supply Chain) 成功令产品的售价降低，成为了消费者心目中的电脑名牌。本地某品牌的蒸馏水亦是如此，掌握把水蒸馏高于摄氏 100 度的「流程」技术，成为产品成名的重要因素。
实物证据 (Physical Evidence)
知识型行业必须让客户「看」到实物证据，实物证据可以是银行投资记录和分析报告、顾问的访谈记录、律师的谈话纪录，甚至产品的包装、婚礼服务的布置都可以是实物证据。目的是将你拥有的知识转化成产品和用户体验的一部分，品牌形象便会更加正面。
个人化 (Personalization)
有了人才，良好的流程服务以及看得见为证的实体纪录，公司还得让客户感到自己的服务是专为他们而设的。律师、医生、顾问提供的服务事实上千篇一律，但每个客户的要求都不同。有了个人化服务的特质，客户才会认为你公司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iPhone 的云端服务 iCloud 也含有个人化的特质，成为顾客购买的关键。
新时代的 4P 是营销组合 (Marketing Mix) 和策略定位 (Strategic Position) 的工具，亦是将知识「实体化」的手段。不论在任何时代，产品的差异化都是营销策略的重要一环，为产品建立品牌，正是差异化营销策略的第一步。
作者简介：
陈建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MBA客座教授、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IMBA客座副教授。著有《创业情商：决定你创业成功的8种关键能力》。
图片：中秋月下的三亚后海｜JM特约摄影：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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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一定要懂得管理钱！
作者：林诚光、陈建行
历代兵家一贯主张“三军未发，粮草先行”，这充分说明，金钱及物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创业和行军打仗一样，创业者作为公司的统帅，必须深切领悟这些道理，否则很可能会铩羽而归，甚至全军覆没。
创业者第一个最常犯的通病是低估创业要花的钱，特别是从未有过创业经历，长期在其他公司打工的创业者——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花别人的钱，往往不清楚运营公司实际上要用多少钱，而且对花钱是否适当缺乏正确的判断。
创业者需要明白，开门做生意，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要花钱的。如果手上没有钱，什么事都办不成。所以，“现金为王”才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管理钱及金主是创业者从一开始经营就需要学会的事情。管理好公司的现金，以及在适当的时机从金主那里获得更多的发展资金，将决定创业的成败。现金是什么？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现在就可以动用的金钱”——公司的现金流。
因为，“赢利”并不等于赚到了钱，即使一家公司在会计报表上赢利，也不一定意味着这家公司有足够的现金。如果创业者忽视公司的现金状况，公司就可能跌入负向现金流的陷阱。一旦公司银行账户没有现金维持营运，比如没钱发工资，那公司便可能万劫不复。
“现金为王”是从无数惨痛教训中得来的珍贵道理。现金用完是创业失败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确保初创企业拥有正向现金流才是维持公司存活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穿越死亡之谷的关键：管理好你的现金流
管理钱和金主是创业情商的“最后一块拼图”。创业者必须牢牢树立“现金为王”的概念，否则企业将可能因为现金流问题濒于倒闭的绝境。而对于金主的管理也意义重大，对企业的发展及创业者在创业活动中的最终获利都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可以为所有初创企业画一条现金流曲线，这条曲线昭示了真正的“死亡之谷”。创业者要懂得管理钱，公司便不会落入无钱可用的生存危机。穿越死亡之谷的唯一方法，就是尽快实现正向现金流。
2000 年左右发生的网络泡沫破灭事件，原因正是不少新成立的互联网公司花钱过快，挥霍无度。投资者希望通过股票价格快速上升获利，大部分互联网公司在商业模式没有得到验证的情况下，以长期净亏损经营为代价来获得市场份额，最终因资金耗尽而倒闭收场。
事后，很多创业者才明白现金管理的重要性。网络泡沫给他们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等到现金水平跌至谷底时才开始补救，一旦创业者发现公司现金流出现问题，就应该采取正确的管理方式来使其恢复正常。另外，创业者也要努力寻找可以获利的商业模式，并有效运用手上的现金达到收支平衡。
在这场互联网企业的浩劫之中，只有少数优秀企业如亚马逊、谷歌等生存下来。其中，亚马逊的例子尤其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早在 1994 年，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就预见到全球电子商务市场已经处在即将爆发的前夜。他从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辞去副总裁一职，并且搬到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在车库中一手创立了亚马逊公司。以世界流量最大的河流亚马逊为名，充分表明了他的雄心壮志——他的愿景是将公司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在分析了市场机会后，贝佐斯决定由网上书店开始，以后再加上激光视盘及计算机软硬件等热销产品。
1995 年 7 月，Amazon.com 上线，在最初的两个月中，其商品销往了美国全部的 50 个州及其他 45 个国家，每周的销售额达到 2万美元。1997 年 5 月，亚马逊公司以每股 18 美元的价格于纳斯达克证券市场展开首次公开募股。
亚马逊公司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非常与众不同：它并不急切地期望在四到五年内实现大的赢利。这种“缓慢”的增长引起了许多股东的抱怨，他们认为这家企业的业绩增长不够迅速，无法为他们的投资提供合理的回报，甚至无法让公司在竞争中存活。然而，当网络泡沫破裂后，亚马逊公司并没有像其他电子商务公司那样倒下，而是一直生存了下来，并最终成为互联网零售业的超级巨头。究其原因，正是该公司的现金流管理比当时的大多数公司要好。2001 年的第四季度，亚马逊首次实现了赢利：财务报告显示当季营收超过10 亿美元，净利润约 500 万美元。虽然净利润不高，但足以证明贝佐斯非传统的商业模式获得了成功。
根据市场分析员的研究，我们发现了一个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亚马逊在近二十年中的净利率都趋近于零！这样的公司通常被认为没什么钱赚，然而亚马逊又凭什么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之一呢？贝佐斯在 2004 年致股东的信里写道：“衡量亚马逊的最终财务指标，也是长期以来我们最想推动的，是每股自由现金流（free cash flow）。”
“亚马逊模式”获得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拥有强大的现金流。我们可以想一想，每当人们在网上购买产品，都是即买即付，资金是直接进入亚马逊的银行账户的。这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供应商是有账期的，亚马逊并不会立即付钱给它们。所以，尽管亚马逊净利润只有约 500 万，但公司任何时候都拥有流量巨大的正向现金流！
以 2004 年为例，当年亚马逊的销售额大约为 70 亿美元，由于快速的库存周转，当年库存产品所占用的资金只有 4.8 亿美元。而 2004 年亚马逊的固定资产投资总共只有 2.46 亿美元，只占当年销售额的 4%。在利润率几乎为零，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我们假设亚马逊供货商的账期是三个月，上述数据意味着，亚马逊在年初的时候投资了 4.8+2.46=7.26 亿美元以保证其正常运转，由于账期的原因，亚马逊多出了 70÷4 = 17.5 亿美元的自由现金流。
什么是自由现金流量 ? 它是指公司不需要靠举债，可以从自身运营中获取的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流量。亚马逊用年初的 7.26 亿美元资金，换来了可自由使用的 17.5 亿美元资金，其资本效率便高达 2.5 倍。正是因为追求自由现金流最大化，亚马逊公司才以惊人的资本效率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从亚马逊的财务报告中可以看出，营业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越来越多。这些正向现金流，大多再投入投资活动当中，主要增加的项目则是固定资产、研发费用、软件及网站发展的相关设备。亚马逊之所以能在购物平台、云计算、电子书等战场取得领先的地位，就是因为提早布局，靠大量资本支出在各方面获得优势，成为市场的先行者。亚马逊的营收成长较竞争对手更快，从 2005 年到 2014年，公司每年都有 20% 以上的营收成长率，这让它在美国市场上成了无可争议的王者。
亚马逊的成功与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速战速决”并不矛盾。两者获胜的关键不在于速度快慢，而在于供给充足。创业者有了足够的现金流，才会有傲视群雄、睥睨天下的底气。
二、改善现金流的重要武器：股权融资
读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明白现金对于初创企业的重要性。那么，如何获得充足的现金呢？
很多企业在扩展业务时会考虑向银行申请贷款。但是这种融资方式除了要偿还本金外，还要负担不小的利息支出。不少创业者因此会考虑以股权融资方式，即出让部分企业股权引进新的股东来进行融资。在股权融资中，新股东将与老股东同样分享企业的盈利与增长，企业不需要向投资人还本付息，因此对改善公司现金流有很大帮助。
除非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普通创业者如果想在金融资本市场脱颖而出，掘得第一桶金，就要及早学习如何管理金主——支持企业发展的投资人。在这方面，创业者需要了解的问题有很多——什么是投资人，投资人有哪几类，不同投资人有什么分别，如何在正确的时间去寻找合适的投资人，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提供资金外，投资人还可能可以提供人脉、创业辅导甚至直接业务，在创业路上为创业者提供巨大帮助。
在寻找投资人的过程中，创业者要准备公司的商业计划书，这包括公司和团队简介、执行摘要、营业计划书等，良好的财务记录也是获得投资人投资的重要条件。投资人通过公司的财务报表可以迅速知道公司的健康状况：如果公司花钱太快，已经在“死亡之谷”底部，投资人可能会因此而踌躇；反之，如果看到公司有良好的商业模式并已经实现正向现金流，投资人对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概率就会大得多。
有良好的“管钱”能力的创业者，更容易获得投资人的信任。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往往需要了解公司的收入、开销预测，以及创业者想募集多少资金。聪明的创业者懂得如何让投资人做出投资决定，以及陪“金主”玩好“估值游戏”，为投资者及创业者本人带来丰厚回报。
在我们所掌握的个案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典型，比如郑浩志的创业个案。
郑浩志于北京的广告界工作多年，累积了很多客户。由于看好行业前景，加之在营销界有一定名气，郑浩志决定成立自己的广告公司。刚开业的时候，公司已经有了一批企业客户。郑浩志每天花很多时间跑业务，营业额不断扩大，员工也很繁忙，生意看上去很不错。
但是郑浩志对财务会计工作的认识不深，公司的财务记录也一直很混乱，公司运作 5 年后，最终因为资金周转不灵，现金流出问题而突然倒闭。
郑浩志起初想不通，公司在账面上有如此多的利润，为什么还是以倒闭收场。后来他进行深入了解才发现，原来是由于公司累积的应收账太多，银行现金存款不足，加上公司花费巨额资金开发信息管理系统，现金流失过快，两相作用，让企业“突然死亡”。
归根究底，这家广告公司的倒闭与老板“管钱”的意识薄弱有关。郑浩志跟大部分创业者犯了相同的错误：第一是不清楚公司的钱花在哪里，是否值得花；第二是将财务管理工作完全假手于公司的会计人员，自己没有对公司的现金流进行有效管控，也没有掌握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这样一来，公司只是账面获利，银行户头却是空空如也（讽刺的是，创业者还满以为公司“有钱”），导致公司现金周转不灵，最终以结业收场。
摘自《创业情商：决定你创业成功的8种关键能力》
作者简介：
林诚光授教，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及创业中心主任。
陈建行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MBA客座教授、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IMBA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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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说｜罗翔：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所以我向往勇敢
采写：林蓝，看理想编辑部，2022-09-23
罗翔成为B站普法博主已有两年多，目前有两千四百多万名关注者，视频播放量近七亿。在原本的生活中，他也是一名法律学教授，教书育人多年。
最近，罗翔又多了一个身份——他是本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评委之一。借着这个契机，我们围绕命运、公众表达、教育、阅读等几个话题展开了对话。
在罗翔的话语中，你能强烈感受到他的谦逊。这种特质一方面来自他对命运的尊重，另一方面，或许也可以看作某种自我保护。
无论如何，罗翔都是一位在当下十分珍贵的公共表达者。希望这场对话，能揭开这位表达者背后的一点思考。
命运与本分
看理想：您曾表达过，自己获得现在的成就，只是“被命运点中了而已”。您似乎对“宿命”、“命运”这类观念或者说叙事比较感兴趣，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吗？
罗翔：人到了我这个年纪，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感觉。人们说四十不惑，即将迎来五十的我要知天命。在这个过程中，人可能就要认识到一种悖论性的存在。
这个悖论性指的是，我们每个人当然要尽自己的努力去生活，但是这背后始终有一只无形的大手。人生中各种经历让我意识到，人很多时候是非常渺小的，只是一些神秘莫测的力量，把一些渺小的人给高抬起来。人生的悖论性提醒着我，在这种情况下，人要知道自己的本分，不要太过傲慢。
看理想：听起来这像是您确认自己的位置的方式，但您相信“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这种说法吗？
罗翔：我一直秉持着一种悖论性的思考，我从来不认为人可以狂妄到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人又不能够消极到等待天上掉馅饼。我们需要在两者中寻找一种合乎中道的平衡，就是我们相信命运的神秘莫测，同时我们也要相信自己，要尽好自己的本分。
看理想：您认为您的本分是什么呢？
罗翔：我是觉得，人经常停留在对过去的悔恨以及对将来的忧虑之中，而唯一没有做好的，就是尽好当下的责任。
所谓的过好当下，不是满足于我们此时此刻的喜好、欲望，而是去做好此时此刻命运赋予你的责任。我的此时此刻，是一个老师，是一个普法的博主，是一个父亲，是一个丈夫，那就做好这些角色。人生有诸多角色，能把此时此刻的角色演好，做好这个角色该做的事情，就已经非常难得。
看理想：您现在也是一个内容从业者，不知道您是否有相似的感觉，对内容创作者来说，表达和交流越来越难了。很多从业者不再愿意“说话”，有时甚至觉得“被误解是表达者的诅咒”。您作为一个长期在输出的人，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罗翔：首先，被误解本身就是人之常态。先不说被他人误解，很多时候你自己都会误解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并不真正理解我们自己。
为什么苏格拉底说，人要认识自己？终其一生，我们不都是在学习如何认识我们自己吗？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无法真正地理解我们自己，时常陷入自我误解之中，我们又如何保证别人不会误解你呢？
误解从来都是人之常态，我们要接受这种必然性。同时，很多时候，人跟人的交流本身就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许能够精准计算出地球跟哈雷彗星下一次相逢在哪个时刻，但是我们很难计算出，对面这个人此时此刻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交流这件事最终还是一种悖论性的思考。首先，我们认为想法、观点是需要去交流的。其次，我们要接受交流一定是会失真的。
我们希望他人能够理解我们，但是因为人的有限性，理解一定是有限的，正如我们自己无法完全理解我们自己，他人也无法理解我们。很多人觉得今天的交流变得更困难，但事实上，在人类的哪个时代交流不困难？也许在一个交流更便捷的时代，互相理解就是会变得更困难，因为交流的便捷性，让你期待交流的顺畅性，但这是不可能的。
看理想：当很多交流失真了之后，会阻碍您做更多的表达吗？或者说，支撑您长期表达的动力是什么？
罗翔：那还是作为人的责任。就是我所说的要尽好当下的本分，演好命运给你的剧本。
人不要把自己期待得太高，当我们希望顺畅地表达，我们是希望能够顺畅地影响他人，但是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你本来就不可能影响太多人。影响你自己，影响你身边亲密的人，都已经很难了。
只是这个职业本身，让你有表达的责任，你把这个责任尽好就可以了。至于在表达的传递过程中有多少失真，它到底产生了多少效果，这个不是你所能控制的。
看理想：您觉得现在您在做的这种公众表达算是普法吗？
罗翔：看你怎么定义普法吧。我始终觉得每个人都会比一般人更看重自己的专业。我个人觉得，法治是一种相对不坏的模式，所以也希望能够通过一些微小的努力，让大部分人树立对规则的尊重感，能够意识到在规则中才能享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如果把这个定义为普法，我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普法的从业者，虽然做得不一定好。
勇敢与教育
看理想：如果对比您年轻时的状态，和现在您观察到的一些年轻人的状态，比较大的差异是什么？
罗翔：要说有差异，当然有，要说没有差异，其实也没有，因为在变中永远有不变，在不变中永远有变。
我觉得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一定都有一种意义的追寻感，他们都试图使自己的一生过得有意义，试图给躁动的青春寻找到意义。在这一点上我想我和现在的年轻人是相似的。但是因为身处的时代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至少在诱惑方面会比今天少很多，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
看理想：您曾经在《十三邀》中表达过，“勇敢是一个最高级的词汇”“在人类所有的美德中，勇敢是最稀缺的”。为什么您很在意“勇敢”这种品质？您觉得今天的年轻人还有勇气或者说还有条件去“勇敢”吗？
罗翔：一个好的词汇，大家其实都向往。为什么向往呢？因为我们自己匮乏，缺什么就向往什么。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所以我向往勇敢。当然，什么叫做勇敢？不同人有不同的定义，而我欣赏的勇敢其实就是对所持信念的坚持。
第一，你要找到信念。第二，你要有勇气去坚持信念。今天有很多人是没有前提条件的，他找不到信念。其次，也很难去坚持。
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找到愿意去坚持的东西？当我们找到了，在诸多诱惑中又能不能坚守？人很容易为一些事情所感动，但你的感动是不是只限于一时？是不是时过境迁，这种感动就会消失？
看理想：您保持着某种“师长”的身份已经很多年了，在漫长的授业过程中，您对教育的看法有过改变吗？知识理论可能存在局限性，自身理解更有偏差的可能性，您有过自我怀疑，有过教“错”的担忧吗？
罗翔：肯定有，我时常会觉得自己教错了，因为人就是有限的，尤其是人对知识的追求，在不同的时期，努力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麦克尤恩有本小说叫《追日》，写了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一生就是在吃老本的故事。人很容易陷入这样一种情境。
所以我们做老师的要和学生共同成长。什么叫博士生导师？其实是博士生生出了你这个导师。很多年轻的学生在某些方面，至少眼光上比我们这些做老师的要更尖锐。他们提到的一些问题是你无法回答的，因为你不懂，但这些问题会促使你去研究，于是你自己也提升了。
作为老师的我，时常觉得自己并没有资格去教好一个学生，但是也正因为这样一种没有资格的感觉，让我希望自己不要做一个误人子弟的老师。
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从知识走向对智慧的追求。教育工作者不仅仅是知识传授者，还要和学生一起去追寻智慧。“导师”的“导”，还包含了“道德”的“道”。你要和学生一起去追寻真道、智慧，而不是你垄断了真道。
看理想：您觉得智慧和知识的区别是什么？
罗翔：知识是技巧层面的，智慧更多的是知道你是谁、你的意义、你的笃定。
看理想：听下来感觉您所描述的老师身份是去权威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偏差。您怎么看待权威？
罗翔：人类的交流是会有失真的时候，很明显，我可能让你理解了，但同时又让你误解了（笑）。
一方面我觉得，人类是需要权威的。因为我们所有的知识传承，绝大多数靠的是权威，靠的不是人类的理性，而是权威的教导。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接受权威可能会出错。所以对于权威要保持一种怀疑精神，但这种怀疑不是彻底的怀疑。
这个世界本身不完美
看理想：当下生活中普通人面对着许多无力感，法律在诸多意义上能够保障人们的生活安全和社会秩序，但一定层面上它也不是完全万能的，很多遵纪守法得人也会遭受不公。作为普法人，您会如何看待这种无力感呢？普通人有应对的方式吗？
罗翔：这个问题确实过于宏大，我们可以谈一些对周边事物的看法或立场。
人关于周遭事物的看法，无非有理想主义、虚无主义，还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就是想画一个完美的圆，想方方面面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按照自己的规划进行。但是你会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一旦这个泡沫破灭了，很多人就会陷入犬儒，就会陷入虚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让心灵适应我们根本无法控制的事情。某种意义上，还是像爱比克泰德所说的，对于可控的事情保持谨慎，对于不可控的事情保持乐观。因为人生有太多事是不可控的，我们只能尽责任做好我们可控的事情。这大概就是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中间的立场，乐观的现实主义。
看理想：作为一个学法律的人，您怎么看待整个社会的浮浮沉沉？学法律是否赋予您一些比较独特的视角？
罗翔：法律给我的一个重要的思考维度是，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完美的。如果我想在事件中追求完美，那可能会带来更不完美的局面。
人类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像火山口上的一层薄纱。它可能会瞬间为各种状态所突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法治那么重要。
法治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它也承认人的内心有幽暗的成分。它知道人类的一些美好设想，都会因为人性本身的幽暗适得其反。法治在这种悖论性的命题中，接受人类理性的不完美，所以它要限制人的权力，它要控制社会，同时要限制社会的权力本身。
对于个体，当你深刻意识到人类理性的有限性，那么你也不再纠结于画出完美的圆。但这并不代表理想不存在，还是秉持着乐观的现实主义吧。
悖论与荒谬
看理想：您平时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
罗翔：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浅，不太深刻，所以读的书比较杂。我会读一些轻松的、纯粹娱乐的、解乏的、打发时间的书。另外，也会读一些让我变得厚重一点的哲学书籍和历史书籍。
看理想：最近有没有哪本书对您的影响或者启发比较大？
罗翔：最近读了很多关于悖论的书，人生中的悖论，人性中的悖论，物理学中的悖论，数学中的悖论，深刻地发现人生就是一个悖论性的存在，会发现很多凭感觉判断的事情，完全是错误的。所以这再次提醒我，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感觉，感觉经常会出错。
看理想：如果太相信悖论的话，会不会让您进入到一种不确凿的状态？会不会没有那么容易获得平静？感觉人如果要好好生活，终究得有一些自己确定的信念。
罗翔：关键在于怎么看“悖论”这个词。我们经常会把悖论看成一种矛盾，但是悖论这个词语其实有两种解读，一种是似是而非，一种是似非而是。
“似是而非”就是你觉得对的，其实是不对的。你凭感觉判断筷子在水里是弯着的，但它其实是直的，这叫似是而非。还有一种悖论是“似非而是”，你觉得它不可能，但它就是对的，比如光既是粒子又是波。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的“悖论”是一种似非而是的悖论，那可能会让你更加拥有笃定感。在你认识到你的有限性的情况下，你更能对现实持一种乐观的关注。就像刚才所说的，人既是为命运所选择的，人又要有所而为。这看似矛盾，但其实并不矛盾，它是一个paradox。
看理想：听说当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评审需要在短期内读很多本书，您读书的过程还好吗？
罗翔：我非常感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系统地阅读了六、七十本年轻作者的文学作品。从来没有过这种密集的阅读文学作品的时段，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从年轻人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些共通点。
看理想：作为一位法律教授去当文学奖的评委，也算是跨界，您为此有做什么准备吗？
罗翔：我非常诚惶诚恐，因为跨界本身就代表着没有自知之明，只有没有自知之明的人才习惯于跨界（笑）。后来理想国和我说的是，就是希望一个文学的圈外人来参与，所以严格意义上这不叫跨界，我就秉持着圈外人、普通读者的身份来参与这个评选。 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首先更多地凭感性阅读，而不是理性。比如这段文字在哪个地方瞬间打动我，打动我的同时让我思考，让我能够从文字中感受到世间的荒谬，但同时又不会为荒谬的虚无所吞噬，又在荒谬中试图和作者一同去寻找秩序。很多阅读体验是非常愉快的，在悲伤的过程中同时给予我希望。
看理想：之前看您在评委论坛上的发言，似乎对现在的青年作家的文学作品有一丝失望，能否多阐释一点您认为缺乏的东西？
罗翔：谈失望，这个词语可能比较重，准确地说我是对我自己失望，因为我试图在这些作品中去深刻地理解世界的荒谬性，并从荒谬性中找到一些答案。但作品本身是文本，文本并不提供准确的答案，它是一个开放性的答案。 如果说有失望，其实更多的是对作品的盼望。没有希望，也谈不上失望。我对失望的理解，可能在很多对谈中有说过，我把失望看成矢志不渝的盼望。我的所有失望，都是希望在作品中看到荒谬的本相。
看理想：您在评委论坛上提过的“虚无和幻灭”，会不会是现在青年普遍的一种情绪状态？您如何理解这种状态？
罗翔：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会走过这样一条虚无的河流，但终究还是要上岸的，不能够为虚无所吞噬。因为虚无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在经验上是不合适的。
看理想：您对文学最低的期待和最高的期待分别是什么？
罗翔：我对文学最低的期待，至少是要真诚，要真实，不要虚伪，不要矫揉造作，要诚实地叙述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最高的期待，可能就是让我们看到世间的无趣，同时又能带给我们对世间有趣的一种盼望。
看理想：您最近看的这么多部青年文学作品，它们整体来说更偏向哪个方向？
罗翔：可能是一个中间维度，就是我们依然是在路上，依然在寻找。 看理想：您所期待的青年文学，或是更广泛的“青年人的表达”，具有什么特质？ 罗翔：青年应该是这个时代最有朝气的一批人，所以我希望能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一种朝气，一种习惯，一种奋斗，一种不妥协，一种坚韧。
协助：理想国
监制：猫爷
图片：冰岛系列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萨其马 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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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朋克：想象一个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公正世界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作者：孔兆森（Joe Coroneo-Seaman），2022-01-24
△ 太阳朋克设想的未来，新技术将人类和自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植被融入我们的城市。 图源：Luc Schuiten – Architect
“现在是2050年。地球大部分地方的空气湿润而清新，即便城市里也是如此，这感觉就像在森林中行走，而且很可能也的确如此。空气比工业革命前更清洁。而这要感谢树木，它们无处不在。”眼下来看，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和汤姆·里维特-卡纳克（Tom Rivett-Carnac）在2020年出版的《我们选择的未来》（The Future We Choose）一书中的这些话似乎纯粹是幻想。他们描述的世界与现状如此不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全球目前有九成人口呼吸的空气不安全。科学家们警告说，人类正在导致气候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全球生物多样性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退化。
在艺术和政治领域兴起的一场被称为“太阳朋克”（Solarpunk）的运动正试图让这样青翠繁茂的世界更接近现实。
太阳朋克设想了一个乐观的未来：人类已经克服了重大的环境和社会危机，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个由清洁能源提供动力、并围绕合作的社会理想组织起来的安全、公正的世界。
它拒绝赛博朋克（cyberpunk）的悲观主义。赛博朋克将未来描绘成一个由企业控制的、环境退化的反乌托邦。正如太阳朋克在线社区集体撰写的一份宣言所述，“当我们的世界充满灾难时，我们需要的是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警告”。
太阳朋克的概念最初出现在21世纪头十年末期。当时社交媒体平台汤博乐（Tumblr）上的一些艺术家开始分享未来主义绿色城市的图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美学和思潮演变为一种更为强烈的世界愿景，并在此过程中被其他艺术形式所接受，逐渐出现了太阳朋克的文学刊物、音乐风格、建筑学运动，甚至角色扮演游戏。
这一愿景的核心理念是：人类可以与自然和谐共存。在太阳朋克的世界里，大片土地已被还诸荒野，屋顶花园遍布高科技城市的天际线，垂直农场为居民提供食物。
负责任地使用技术也是一个突出的主题。太阳能、风能和波浪能已经完全取代化石燃料，广泛使用的3D打印技术使得就地生产变得更加容易，从而出现了富有韧性、自给自足的社区。
越来越多的太阳朋克运动中的艺术家和作家还描述了一个对边缘群体，尤其是今天在气候和生态危机中首当其冲的群体，来说公正和安全的世界。《太阳朋克》杂志（Solarpunk Magazine）联合主编布里安娜·卡斯塔尼奥齐（Brianna Castagnozzi）说：“在太阳朋克的未来中，BIPOC（黑人、土著居民和有色人种）以及酷儿群体都是安全的。”
△ 在一个新艺术风格的太阳能朋克城市里，一个女孩凝视着一只鹦鹉从头顶飞过。
绘图：Rita Fei
△ 一位巴西农民在他的农场中采摘食物，一架无人机在半空中给作物浇水。
绘图：J. Queiroz
尽管太阳朋克的设想带有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它试图回答随着气候和生态危机的恶化而涌现出的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挽救什么？真正可持续的文明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如何实现？
这些可能都是非常宏大的问题，但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人类面临着如此重大的环境危机，需要转变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艺术有塑造思想意识的力量，正如尼日利亚诗人本·奥克里（Ben Okri）最近所说，对各领域的艺术家们而言，现在正是“将我们的余生投入重塑梦想社会”的时候。
（原文来自中外对话）
作者简介：孔兆森，中外对话运营助理。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两年，拥有爱丁堡大学的汉语和法语双学位。
中文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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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40年，中国再次启动土壤普查意义重大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作者: 陈能场, 何小霞, 林大松，2022-08-04
在经历40年的高速发展和高强度农业生产之后，中国再次启动土壤普查，试图服务粮食安全和“双碳”目标。
△ 江苏宿迁的农民正在种植甜芋。新一轮全国土壤普查将摸底土壤酸化程度和重金属污染水平等土壤健康指标。 (图片来源: Alamy)
2022年02月1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通知》，宣告时隔40年，中国将启动新一轮的土壤普查。调查的准备工作和试点目前已经展开，全部工作将在2025年下半年完成。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任本次普查的领导小组组长，农业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主要领导任副组长，凸显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新一轮土壤普查也是土壤工作者的心声，早在2005年，就有知名土壤专家在“两会”上呼吁尽快开展新一轮的土壤普查。
在中国经历40年高速度、长期较为粗放的经济发展后的今天，生活质量提高了，但是中国的土壤也经历了重大变化。土壤普查是认识和保护土壤资源的基础，将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并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中国的土壤调查概况
随着十九世纪末现代土壤学的诞生，人类逐渐认识到陆地乃至近海生物的生存和繁衍依赖于地球表面平均厚度为18厘米的表土。相对于地球6371公里的半径，它简直是比鸡蛋壳还薄的一层物质。但这一层薄薄的物质是地球上生命密度最大的地方，其中的微生物群落具有惊人的多样性和丰度，陆地上约1/4的生命体存在于土壤中。土壤中的各种生物驱动着地球的演化、不断分解地球上的废弃物和排泄物，让人类有粮食、能源，让人类有干净的水和空气。人类也认识到，要形成1厘米的表土需要数百年，而土壤的退化只要短短数十年，前者在人类的寿命尺度之外，而后者在人类的寿命尺度之内，直接影响着当代人的财富和健康。
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进行了两次全国范围的土壤普查和两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一次土壤普查在1959年到1961年间开展，主要了解中国的耕地资源到底有多少、在哪儿，初步建立了一个土壤分类系统，摸清了耕地资源分布与土壤基本性状。
新一轮土壤普查是土壤工作者的心声
对比第一次土壤普查，第二次土壤普查范围更大、更精细。巨大的工作量加上交通、工作条件的限制，让调查过程从1975年持续到1994年，历时整整20年。其中，1975至1978年形成了“二普”的技术规程，完成了3个县的试点；1979到1984年基本完成了“二普”；1985到1994年进行成果汇总。
“二普”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从乡镇级开展调查采样，最终汇总全国。通过这次调查，中国第一次全面查清了全国土壤资源的类型、数量、分布、基本性状等，建立了中国土壤分类系统，并编制了《中国土壤》、《中国土种志》等资料和图件，摸清了中低产田的比例、分布，以及影响植物生长的主要障碍类型，为改革开放后40多年农业综合开发、耕地开垦、中低产田改造、科学施肥、农业区划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支撑。
除了以上两次土壤普查之外，中国还分别在2005年和2015年开展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前者从2005年4月持续至2013年12月，历经9年，实际调查面积达630万平方公里左右，并于2014年公布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采样点位污染超标率为16.1%。污染类型以无机污染物（镉、汞、砷、铜、铅、铬、锌、镍）为主，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有机污染物（六六六、滴滴涕、多环芳烃）次之。对照“二普”的结果，这些数据表明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给中国的土壤带来较为快速的污染。
2018年完成的“全国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的结果也警示了部分区域存在的土壤污染风险。
虽然有了以上的调查结果，但如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土壤所所长沈仁芳所说：“‘二普’已经过去40多年了，我国耕地利用方式发生巨变，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土壤性质、剖面性状也发生很大变化”。同时，中国人口多、耕地少，为了粮食生产，过多地施用化肥，在占比8%的耕地上，消耗着全世界化肥生产总量的33%。化肥的大量施用造成了土壤快速酸化、板结等问题。因此，众多土壤学家特别是具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资格的土壤学家连续多年呼吁推动第三次土壤普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下简称“南京土壤所”）原所长周健民委员自2005年始，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土壤污染防治和耕地保护的提案；沈仁芳曾于2018 年、2021年两次提交相关建议。此外，全国人大代表李爱青、秦光蔚等都曾建议尽快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2010年以来，南京土壤所还以机构身份多次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提交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的建议。
40年来中国土壤的变化
除了上述四次大规模调查，小规模、局部的调查和监测也一直在进行。通过这些调查和监测，我们知道40年来中国土壤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发生了变化：
（1）土壤重金属污染快速加重。以镉为例，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土壤元素背景值》中，中国土壤镉的平均含量为0.097mg/kg，非常接近自然背景值。一项2009年的研究指出，当时中国外源镉进入0-20厘米耕层的平均速率约为0.004 mg/kg/yr。按照这个速度，只需50年，土壤中的镉含量就会从背景值跃升至高于当前的中国国家标准上限0.3mg/kg。中国土壤中的镉主要来自因燃煤、冶金等原因进入大气的镉的沉降和动物源有机肥。镉在人体内的生物半衰期很长，且肾和肝是其靶器官。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神通川流域，人们曾因长期食用镉超标大米而患上“痛痛病”。
镉在中国是优先监测和控制的土壤污染物。随着2013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气十条”）的实施和对含锌养殖饲料添加剂含镉量的严格管理，目前污染源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2）土壤的快速酸化。中国工程院张福锁院士团队2010年发表于《科学》杂志（Science）的研究文章发现， 20年间，中国农田土壤pH值平均下降了约0.5个单位，相当于土壤酸度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2.2倍。即使是过去被认为对酸化不敏感的石灰性土壤，其pH值也同样出现了显著下降的现象。在自然条件下，土壤酸化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该文指出，土壤pH值每下降1个单位通常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中国土壤的快速酸化除了酸雨的影响之外，主要是集约化农业生产中大量的化肥投入所导致。
土壤酸化会增加作物对有害重金属的吸收，土壤酸化和土壤快速污染的重叠给中国耕地的粮食卫生安全带来了隐忧。
（3）土壤的有机质变化。土壤有机质是耕地地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基于“二普”数据估算的中国农田上世纪80年代20厘米深度有机碳库基本处于每公顷26.6—32.5吨之间，远低于美国农田的平均值每公顷43.7吨和欧洲农田的平均值每公顷40.2吨。事实上，30年来，虽然存在地区差异，但由于秸秆还田、免耕少耕技术的推广和绿肥和堆肥的施用，中国农田耕层土壤有机质含量呈整体上升趋势，全国耕层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较“二普”时期提高了4.85g/kg，相当于24.49%。与“二普”相比，全国有22 个省（区、市）的耕层有机质平均含量显著上升，尤其以安徽、湖南、广西、四川、贵州5 省（区）较为突出。但由于中国农田土壤的高强度利用，中国当前土壤有机质含量与国外相比仍然偏低。
第三次土壤普查的意义
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均属严重限制型，虽然我们以全世界8%的耕地养活了20%的人口，人均耕地仅1.3亩，但一部分的产量是以牺牲土壤的健康换来的。经过40年高度集约化的生产，“二普”的数据已经不能反映全面当前土壤质量的情况。此外，“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明确要求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底线，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因此，实施第三次土壤普查是及时的、令人期待的。我们期待第三次土壤普查能够服务两大目标：一、促进土壤的自身健康，实现粮食在质和量上的安全；二、通过促进土壤健康，增强土壤的固碳能力，助力中国达成“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宏伟目标。
（1）粮食安全方面：
第三次土壤普查的对象为全国耕地、园地（果园、茶园等）、林地、草地等农用地和部分未利用地的土壤。其中，林地、草地重点调查与食物生产相关的土地，未利用地重点调查与可开垦耕地资源相关的土地，如盐碱地等。针对耕地、园地，普查将检测样本中45项理化指标，此外还将开展土壤动物和微生物调查。
以上45项理化指标几乎涵盖了土壤的主要理化性质和养分指标，将有利地推动土壤改良和土壤健康的构建，推进农业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对于保障粮食安全、食物健康、农民增收、生态文明，促进乡村振兴，支撑中国新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2）生物固碳方面
土壤构成最大的陆地有机碳库，是目前大气中约8300亿吨碳含量的3倍，和当前每年的化石燃料碳排放量约100亿吨的240倍。因此，土壤碳储存量净增加几个百分点，就代表着巨大的碳汇潜力。有研究估计，全球土壤有机碳封存潜力为每年23.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40%在于保护现有的土壤碳，60%在于重建枯竭的碳库存，这约占全球自然气候解决方案总潜力的25%。
土壤既可以释放二氧化碳和甲烷而成为温室气体的来源，又可以通过土壤有机质固碳而作为碳汇。因此减少土壤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土壤的碳固定对于缓解气候变化的意义重大。因此，在2015巴黎气候大会上，法国提出了“千分之四全球土壤增碳计划”，目标是使40厘米深度内的土壤有机碳储量每年增加千分之四。
中国目前暂未加入“千分之四”倡议。有观点认为是因为中国土壤固碳速率尚不能达到该倡议的目标，仅为其一半。而我们认为，中国土壤类型众多，不同类型土壤的固碳潜力尚需更多研究，这应该是中国目前尚不能启动该计划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耕地质量分为10个等级，1等耕地质量最好，10等最差，根据《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4.76等，中低等级耕地占2/3以上，耕地质量不高、耕作层变浅、土地退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抑制。全国耕地平均有机碳含量低于世界平均值的30%以上，低于欧洲50%以上。中国农田相对较低的有机碳含量，也意味着土壤有机碳固定潜力很大。
中国土壤固碳已经具备了高层政策框架。就在6月底，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其中六大任务之一是“农田固碳扩容”，十项重大行动之一是以耕地土壤有机质提升为重点，增加农田土壤固碳能力的“农田碳汇提升行动”。
第三次土壤普查并没有为土壤固碳能力设定具体目标和明确的任务。但是，其检测指标中包含了土壤有机质和碳酸钙（无机碳）这两个含碳的指标，这将为本次调查中不同土地类型的土壤碳库的核算、土壤固碳潜能的评估，以及推进土壤固碳技术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土壤固碳是实现碳中和与土壤健康的双赢解决方案。我们期待，在第三次土壤普查之后，中国能将土壤固碳作为农业固碳减排技术正式纳入官方文件，制定具体目标、明确的任务和行动方案。
（本文转自中外对话）
作者简介：
陈能场，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重金属的根-土界面行为，植物叶片的氮素损失，土壤重金属污染控制与修复，土壤污染-粮食安全-人体关系链条解析，土壤科学传播。
何小霞，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兼任中国土壤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科研管理和土壤科学传播。
林大松，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主要从事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研发与修复效果评估等方面研究，在19个省46个典型区域开展修复技术筛选、验证与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