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作者：鲁达，2018-09-09
虽然很多企业都有CSR部门，但CSR部门仅仅负责一些公益、报告一类的低端执行业务，真正的CRO往往用不同的职务来替代，如：党委书记、参谋长、秘书长、战略总监、独立董事、首席顾问等。而在中国民企与国企中，CRO的地位两极分化严重，要么是“太上皇”、要么是“村长他爹”。但可喜的是，大多数民营企业都已经进入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考阶段。
例如：阿里巴巴的总参谋长曾鸣实质上就是阿里巴巴的CRO，他在扮演“马云的老师”的角色，阿里巴巴对外的（快速发展）口号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深层的可持续战略则是“新商业文明”，是怎样通过信息技术给人类一个更好的未来。
尚和祥的首席顾问是徐永光老师，对外的口号是“有困难，找涓涓”，深层的可持续战略则是“让良心掌控资源”。
跨业竞争、混业经营是未来的主流商业模型，政府、商业、公益的打通，都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商业模型。但没有可持续发展思维及相应的格局与智慧，就只能看到所谓的“蓝海、风口、数据化决策”，而不知道怎样透过文化看经济、透过生态看生产、透过自然看社会，自然也就看不到未来。而这些内容，恰好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精髓所在：即如何用好商业模型推动社会进步，并从中受益。
二、企业中CRO开展工作并不依赖于CSR部门
就如同CEO不会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支持一样，全公司所有的部门、事业群、业务、流程、制度、文化，都同时为CEO和CRO服务。目前而言，CRO执行比较有效的管理模型主要包括：
1、决策层面：战略委员会（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名称各异，但特点是包括企业最高层1-2人，以及外部学者（如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伦理学等领域）；
2、考量体系化逐渐启动：一些草根企业会将价值观、文化考核与绩效考核进行整合，并将价值观、文化、责任考核作为高压线；而一些较先进的民企，也开始学习外企的责任体系。
善云科技是国内唯一一家CRO而非CEO做操盘手的商业组织，这里有特殊原因，首先是公益慈善领域本身还不成熟，需要长期引导；其次是因公益慈善的资源易得性，整体运营成本较低，有机会长期慢成长。
尚和祥的员工则有明确的价值观教材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则：
三、从企业CSR导入方法上看，也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
我们知道：CSR的发展历程如下：
这个历史规律，在一家企业中的推广也无法打破，因此，CRO首先带领公司做公益慈善或传统文化，也是必须的过程，但这是手段，而非目的。同时，这也是最终的目的——形成企业思维中的社会价值导向，并因此进入可持续发展道路。
然而，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西方人的哲学启蒙较晚，发展缓慢，长期以来其社会以方法为台阶，依赖法律、宗教引导，其CSR的成长次序也必须按照1、（发心论、慈善论、财富代管论）2、（方法论）3、（回应论）4（可持续战略论）的次序前进；而中国传统文化在2000年前就已经达到巅峰，甚至远超今天人类的认知水平，但可惜方法大多仅适用于大农业时代，所以大多数中国企业家，都会直接从1跳跃到4，同时在方法上也有很多问题，例如：理念超前而体系化支撑不足，过渡依靠老板个人格局智慧等；非常容易在1与4之间摇摆，甚至一旦其善意遭遇社会的恶待，会成为偏激的反社会人格。CSR2、CSR3的教学，则恰好为他们补充了方法，但同时，也必须讲CSR1-4的一体化、演进过程讲清，避免“非此即彼”的错误认知。
马云创立的阿里巴巴集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更多是靠领导的“灵机一动”从CSR1.0跳跃到了CSR4.0，然而缺乏从CSR2.0、CSR3.0的体系支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缺乏体系化、流程化的企业CSR体系，则将使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本身缺乏延续性，这方面做得更好的案例比较缺乏。
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人社会，而是意识人+经济人的混合型社会，无论历史还是今天，主体意识的社会调节作用有效抵消了经济人的资源控制力，从而中国的商业成功标准不仅仅是创造股东价值，而更多企表现在企业家社会地位的提升。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未完全体系化，就已经迎来信息时代的变革，加之人口密度较大，邻里、亲朋、网络舆论等综合作用，社交对生存环境、生活品质的影响大于西方社会，从而社会意识对社会地位的抉择效应大于西方，互联网尤其加剧了这一效应。在中国：很难评价一位清贫的大学教师与百度公司的李彦宏谁更成功；八宝山与资金遗产哪个对子孙的经济影响更大。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在中国也实际上变的不是非常重要，两权分离的本意是通过社会综合评估的制约，让职业经理人淡化股东权益，然而在国内的商业教学与实操中，利益相关方被扭曲成了客户、员工、股东以及产业链这四个“收益相关方”，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反而成为了对利润更加嗜血的群体，在中国实行两权分离甚至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减分作用——这也是阿里巴巴坚持合伙人制度的深层原因，也是王石之于万科的真实价值所在，也是李彦宏们的失败之处。
如果将CSR1-4的历史演进次序引入“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教学中，还是首先要进行生命教育和个人伦理教育，这是中国应试教育长期缺失的一环，商学院如果不想培养出“兽性精英”、“数字决策者”，就有义务也有必要补上我国儿童教育中缺失的这一环。
先让学员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然后再进行“组织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从而让学员自然而然地领悟商业的价值，从而结合自己的企业现状，能够设立CRO的岗位、职能与董事会的。当然，短期内，将商学院的定位与课程设计完全转向到“可持续发展”也不具可操作性，但在现有的教学体系下，仍然有机会进行少数的领袖教育班或领袖课程（可持续课程）。
比如，将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课程改名为“可持续发展”或“商业领袖”课程，并在课程说明中点出：这是商学院最重要的一门课，如果你不学这门课，你也许能够在三年内通过其他课程的学习，帮你成为亿万富翁，但十年后，你会依旧一贫如洗，甚至锒铛入狱，即使你富贵到老，也会在你的子女手中破败，再次进入一贫如洗的状况。而如果你学习了这门课程，你将会富贵延绵、褔祚子孙，同时，你自己也不再是一个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经营者，而将成为柳传志、任正非、马云一样的商业领袖。
（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