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的真相与隐忧（三）
作者：鲁达，2018-09-09
政府与社会企业的关联
而在政府眼里，社会企业则是另一个样子。
我们如果追溯一下社会企业的前身，就会看到英国数年前关于“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的规定，这是最接近社会企业的公司法人地位，是一种介乎于普通公司与慈善机构的新型公司组织，但它不是慈善机构，亦没有任何税务上的优惠，税率跟普通企业完全一样，但却有两个重大的限制，就是利润的分配不能高于百分之三十五，以及公司的资产不能变卖分给股东。
在政府眼里，则一切变得简单，无论梁山好汉是以替天行道为目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只是手段，还是梁山好汉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为终极目标，替天行道只是一块遮羞布，“侠以武犯禁”，触犯了法律底线都要严惩。
同样，政府的鼓励机制也不会研究社会企业的初心，而纯粹站在政府看到的社会需求角度，对政府力所不及的社会需求解决者进行补贴或者PPP模式的合营，从而将政府职能分担给商业组织与社会组织。
综合有关研究报告，到2020年，中国养老需求规模将达8万亿，是当前市场供给量4500亿的18倍；医疗健康需求也是8万亿(与养老有部分交叉)；民办教育，包括民办大中小学、学前教育、远程教育和各类教育培训需求规模在3万亿左右；环保产业产值将超过5万亿。还有家庭服务业、有机农业、残疾人就业市场等，都有巨大的社会需求与商业发展空间。
而活跃在我国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有20多万家民非。囿于民非的非营利性质，投资人无财产权、无投资回报、无融资资格、不能设立分支机构和实际上不予免税的假私济公“五不”政策，对这些领域的商业投资产生了严重抑制。2014年以来，为了推动民非转型，为商业投资开闸，10部委连续下发了10多个文件，令人目不暇接。最大突破是为“民非+公司”开方便之门。民办教育机构可以任选民非或公司体制；民非养老机构举办者可以同时以公司或私人身份，对民非进行固定资产租赁和资金借贷，“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其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并进行必要监管”（〔2015〕33号）。
在社区养老行业，政府则干脆采取了直接购买的形式，由政府出资购买全部或部分服务，以鼓励发展。一些地区的养老床位补贴甚至达到了每月2000元，已经变成了政府福利行为而非商业或公益行为，“扶上马，送一程”的做法非常简明。政府的目标非常清晰：我不管你是什么，对商业组织，我希望你能在赚钱的同时兼顾社会利益，对公益组织，我希望你能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有盈利能力。
另外，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公平交易领域做出了持久而有影响力的举措，即通过补贴与惩罚性税收，对社会与自然界的弱势群体进行价值保护。而国际化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更是直接对自然这个弱势群体做出了保护价。
企业界与政府，确实已经在社会企业的路上。而在公益界，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则是另一种形式，简单说有三种思路：其一、通过商业化思路，来解决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问题；其二、通过就业或资源变现，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使其不成为社会负担与负能量的来源；其三、通过巧妙的商业模式，将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进行转换或打包销售。
这些思路既有传统公益组织的转型思路，也有新商业发源于社会需求的思路，也有生态型企业源生于社会闲置资源的思路。
其中第一种思路，最终与企业拿出利润的大部分作为慈善捐赠殊途同归；第二种思路，海底捞坚持雇佣来自贫困地区的雇员、淘宝网坚持为低成本创业提供平台，也已经为公益组织转型树立了典范，而一些将需要保护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进行商业化，使其自身不被忽视并失去存留机会的公益项目，也是这其中的典范之作；第三种思路，则需要经营者有扭转社会思维与市场趋势的营销能力，至少在目前阶段，还鲜有成功者，笔者五年中不断尝试的公益平台，以及路人甲、米公益等，坦率的说，成功机率都不是很高。但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不仅需要先驱，更需要先烈。
我们将与社会企业相关的政、商、益三界的比对内容整理成一张表格：
而上述三种组织的三种做法，在实际中也有相同之处：
基本上，可以看作同一种思维在不同组织的不同做法。我们了解了这些常识，就会发现：任何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其实都无法准确描述出社会企业到底是什么，除非我们将中国人的“诛心之论”发扬光大。社会企业并不能用概念来定论，而需要学习责任企业或政府的模式，用丰富的规则来进行量化考量。
社会企业的真相：社会需求与公众诉求、市场趋势的偏差
要理清社会企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跨界存在，我们并不能仅仅从现象和概念上做分析，我们还需要就其理论进行更深度的思考。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三种人类资源组织行为的定义：
暴力原理：权力是公众对解决社会需求者的授权。
暴力组织的核心是权力，资源组织能力随权力的提升而提升。
暴力经济：以暴力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暴力经济。
商业原理：利润是市场对解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
商业行为的核心是利润，其效能往往随利润的提升而提升。
以商业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商业经济。
公益原理：以解决社会需求为直接目标的人类活动，我们称为公益行为。
公益行为的核心是社会需求，资源组织能力随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担当者共识三者的共鸣而提升。
以公益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良心经济。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种需求，分别是公众需求（公众眼里的社会需求）、市场需求（市场是别的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三者会一致，例如马云就曾经说过，“任何有痛点的地方，一定有商机。”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容易实现，社会需求是隐藏在公众需求、市场需求下面的历史趋势。如果所有的社会需求都能够得到公众与市场的认可，那么世界上就不需要公益慈善组织，政府和商业机构就可以满足一切。而庞大的CSR2.0体系，以及注重社会回应的CSR3.0体系，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尽可能让市场需求贴近社会需求，从而让商业价值支撑社会价值。
如果我们永远从现象分析，就会落入“严谨的废话”这个当今学界的通病，仅仅从政府、企业、第三部门的分类来看，事实上有很多误区。三种组织的定义仅仅是政府的分类，而实际上，三种组织都混杂着暴力行为、商业行为、公益行为三种资源运转方式。例如非营利组织中，行业协会、国字头基金会就事实上扮演着暴力行为执行者的角色，而很多民办非盈利组织则实质上仅仅是“商业+慈善”、或者“商业+暴力”的行为混搭体，前者如残友集团，后者如大量的PPP企业以及承接政府采购的民非组织；而如“新东方”以及大量的民办医疗、民办教育机构其实完全就是商业组织，仅仅是因为国家行政部门的“屁股问题”而不得不选择在民政体系另找门路。
那么真正的社会企业是什么样呢？其实最佳的答案，还是要在公益组织的转型路径中找寻：我们知道公益有三种类型，分别是苦逼型、创新型、先知型。分别对应权力与利润回报不充分、没有途径获得权力与利润回报、社会需求难以达成社会需求共识三种情况。而无论是回报不充分还是没有回报路径，其根本原因都是公众需求、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暴力组织与商业组织无力承担该社会责任，因此只能通过公益模式来进行责任履行，因此就有了“支付转移”这一公益行为的核心资源模型，也产生了捐赠人、受益人、公益服务者这三个角色。这也是公益的小众性、意识输出性、道德模糊性的根源。
如果我们再深入挖掘一下社会需求、公众需求、市场需求三者之间的差别，我们还会有更多发现。
公众需求本身会受两个核心要素的影响：其一是公众的范畴，不同的公益类型首先对应的是不同的利益共同体认知，而公众参与决策的程度、地位不同，就决定了公众利益从来都不会被暴力组织完全覆盖；其二则是公众的意识领域，随着不同阶段的自然与社会认知，人类的道德标准在不断变化，同时也会导致该时代的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担当者共识有时代烙印——而这三种共识，恰好是公益劝募的核心原理。公众意识与公众范畴的不充分，导致了公众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差异。
市场需求则会更复杂一些，但其核心要素依然是两个：其一是市场上消费者的意识领域，或者说叫消费习惯；第二个则是二级市场、次贷、政策对一级市场的影响。这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差异；而在今天，无论地球的哪一端，金融资本对市场的控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信息碎片化、营销日常化、产业金融化的模式下，消费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更无从理性消费并决定市场了，上个世纪我们或许还可以说消费者是上帝，今天我们只能说同时掌控了生产投资、消费贷款、营销环节、以及产业估值的资本才是市场真正的上帝。
社会需求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认识到，而公众需求则完全取决于公众整体的认知能力，市场需求更不用说了，市场规则、二级市场、次贷金融、文化习俗等各种不确定因素都会导致市场的非理性。三种需求的不吻合，恰恰造就了人类社会的丰富多彩、悲喜交加的历史与未来。
真正有能力挖掘到社会需求的人，往往与公众需求、市场需求脱节，后世可以称其为哲学家、圣贤，却唯独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商人；而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恰好大多属于这一类社会需求挖掘者，他们很难将社会需求与公众需求、市场需求做好转化，如果能够将社会需求与公众需求打通，就可以实现通畅的公众筹款。实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俯就，将社会需求解读成公众容易理解的公众需求，如免费午餐、冰桶挑战等，用公众的共情来实现传导；另一种是提升，即通过宣传提升公众对社会需求的认知。
如果将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打通，就可以实现第三种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实现的方法同样有两种，一种是俯就，将社会需求降格为市场需求，例如一些环保组织将定位调整为无公害食品、健康；另一种是提升，将市场需求引导至社会需求的认知层面，公平企业其实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而对于企业来说，履行社会企业思维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中做一个平衡，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市场的归市场，在商言商拼命赚钱，然后再拼命做慈善，这也是CSR1.0时代的典型思路，我们称为“一个商人的自我修养”；另一种则是在市场竞争中，努力进行市场教育，尽可能使市场需求接近社会需求，从而在竞争中保持“消费升级”的领先优势，这是新一代商人的典型思路，也是公平企业、CSR4.0的典型思维。
对于我国政府，挑战则在于推行。与西方式民主相比，中国的政府一向是哲学家领导，而非政治家领导，其前瞻性、视野格局，以及对社会需求的思考力，是政治家担纲型政府无法比拟的，但优劣势是辩证的，将社会需求渗透到公众意识里，并成为公众需求，则是一个挑战。一个简单的例子：政府各种公告、政策，有多少社会人士真正去看了、去了解了，并思考了背后的深意。
（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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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的真相与隐忧（二）
作者：鲁达，2018-09-09
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探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公益组织目前在通过哪些战略思考让自己进入社会企业范畴。下面这个公益分类表格，是笔者在做互联网+公益时，对公益项目的梳理与分类，这种从根源进行思考的分类模式，比起那些在现象后面跟随的分类方法不仅更有效，同时还拥有一个额外功能：可以发现空白。
在这个分类中，我将公益实施分为了三类：资源注入、能力建设、权利空间，另外根据受助对象的不同，分为了人类、公共设施、生物（非人类组）、自然生态、文化、社会意识六大类，目前我们所有的现有公益类型如扶贫、助医、助学、环保都可以从其中找到位置。
同时通过这个分类法，我们也可以很轻松地看到，我国的公益领域还有很多空白。这也是互联网创业者常用的思考模式，将所有的可能列出来，再看还有哪些领域长期空白。如果永远站在现有领域进行微创新，那么不会有淘宝、滴滴、facebook等企业和新生行业。
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战略分析过程中，只需要对照这张表，就可以首先将自己的公益项目做一个定位，首先明确自己的实施类型与救助对象。
第二步则是要思考：为什么这件事必须要通过公益组织筹款来做？救助对象有哪些特质导致他们不得不沦为弱势群体，为什么我们必须通过这种实施类型来帮助他们？在帮助她们的同时给社会、自然带来了什么回报？为什么这些回报是隐形的或多维的？从而导致无法形成商业模式？——这也就是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公众需求的差异点在哪里？
为了方便大家，这里将思考过程整理成表格，任何一个公益项目，都可以通过填写这个表格来完成模式梳理：
通过对这九大项33小项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找到问题的根源，并在政、商、益、媒、学（研）五种实施模型中做出最有效的选择。
除了苦逼型公益是大家都看的需求，只是因为回报不足必须有“吃苦耐劳”的公益人来承担外，创新型、先知型公益真实的问题都是出在社会认知不足上，例如资深的环保公益人冯永锋就说过“公益其实就是传媒行业”，当然这个说法并不能覆盖全部公益行为，但在环保这种更多具有先知型、创新型的公益行为来说，确实很有代表性。
当然苦逼型公益也是可以通过政府或慈善来支撑，从而让公益人不太苦逼，但前提是社会资源已经足够丰富，可以承担这一在资源决策者眼里“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次级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苦逼型公益无论受助者还是执行者，都是在给社会非核心矛盾做补救，这也直接决定了这一类公益组织的社会资源能力的边缘性。
在清楚了自己公益项目的受助对象、帮助模式后，就可以进行新一轮分析，这时就需要用企业家的思维模式来分析。创新固然很难，但企业界的探索给了公益转型社会企业很多启发：我们可以用企业界现有的三种模型来套。
首先是公平企业的思路：我们能否将受助的弱势群体，转变为可以议价的市场资源。
例如：可以将农民手工制作的布鞋，按照平均劳动时间进行计价，从而让三个小时的手工劳动获得与三个小时的流水线相似的市场议价；可以将自然状态下生长十年的木材，获得大规模种植状态下同样时间、同样土地的木材进行价格比照；也可以将钱贷给劳动能力低下的农业人口，并以较低的利率保障落后群体的资金增值。
但这时：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矛盾就开始尖锐了。消费者会表示：我可以花15元钱购买到机器生产的布鞋，为什么要花150元购买所谓的“公平布鞋”；我可以用300元买到盗伐木材制造的写字台，为什么要花3000元购买你们所谓的带有“野生资源保护协议”的桌椅？我的钱投资给高新技术产业可以获得更高回报，我拿出这些回报的一小部分做慈善都可以让那些人活得更好，为什么我们还要保护那些“反效率、不成长”的落后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保护就是在拖人类进步的后腿，是不利于社会整体进步，这不是公益而是慈善。
这时，公平企业的模式就会遭到市场的挑战，作为社会企业的创立者，就需要在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中找到新的契机，第一个途径当然是通过公关手段，让消费者认知到“公平布鞋”是为了让社会劳动者更公平，从而保证社会的结构的稳定性；“自然议价”是为了给自然资源与时间进行公平的估价，从而避免自然生态的“雪崩时重建”造成物种灭绝；“扶贫贷款”是为了帮助生活在落后地区的人们能够共同进步，而不是让他们“自然灭绝”或形成“族群壁垒”。
然而受限于社会认知水平，这样做很多时候并不生效，于是我们就需要采用第二种方法，给公平产品赋予新的价值，例如品牌附加值、消费者社会形象提升等。例如：通过艺术家的指导，给“公平布鞋”增加文化赋值，通过对原生态、稀有木材的价值炒作，让消费者接受这一价格差异。当然，这种做法很容易从社会企业的初衷“让市场需求向社会需求弯曲”，变成“市场需求主导，社会需求受益”，甚至进一步变成“先赚钱，后捐钱”的“商业+慈善”，从而完全偏离了社会企业路径。但我们也可以退一步想：如果公众意识、市场意识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是否我们也可以退一步？正如同国家最新制订的是《慈善法》而非《公益法》，“领先半步是成功，领先一步是送死”。
当然，如果上述两种方案都走不通，社会企业的创始人还可以借鉴“责任企业”的做法，即通过推动暴力组织的法规建设或企业（行业）的自律法则，从而形成对这一类弱势资源的强制补贴：例如碳交易市场、例如北欧采取的砍伐一棵树必须补种六棵树等等。从目前世界各国暴力组织对市场的管理方法看，这确实是更有效的方法，同时也规避了资本与消费意识的“瞒天过海”。
当创始人觉得上述两种方法都走不通时，还有社会企业的第三种终极做法：生态企业。其实早在这些概念诞生之前，媒体行业的通行做法就是生态企业的做法，只是媒体的生态模型比较简单。即：用好的内容吸引读者，再将读者的眼球贩卖给广告主。这个模型虽然小，但在今天却依然适用。笔者创立的公益平台依然是这个简单的方法，将关注公益的高质量人群聚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商业价值。
当然，真正的生态企业绝不会如此简单：品牌价值带来的粉丝经济、影响力投资，社群聚合带来的行为数据挖掘；产业链衔接中带来的资源整合与产业链联动；行业需求中的多点需求共同用户群整合与打包服务；以及多元联动下的泛资本运作模型等等；这五个核心价值的整合联动都是公益项目转型社会企业可选择的模式。关于生态型企业的一些具体方法与案例，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将在我的新书《企业公关实战》里进行阐述。
这些方法事实上都在被广泛采用，然而并没有人进行过梳理与分析，并总结出实用的方法。同时，社会企业的创立者们经常陷入两个前置区：一是对某些弱势群体进行资源补贴式的商业服务，例如低息贷款、特定人群的补贴服务，这实质上依然是“伪企业、真公益”，并不具备在市场中活下去的能力，自然也无从改造市场需求，促其向社会需求靠拢；二是通过迎合现有市场需求直接赚钱，然后再去补贴，这是“真企业、真慈善、伪社会企业”，其问题是并不能真正帮助全社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但在目前阶段，至少能够为这两个共识提供传播渠道，同时也确立了“担当者共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需求都需要公益组织来承担，同时也不是所有的公益项目都适用于社会企业模式。只有社会需求与公众需求、市场需求距离较近的公益类型，有机会成为社会企业。我们知道公益可以分为苦逼型、创新型、先知型三种类型（此前在《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一文谈过，在此不再赘述），其中因社会需求本身的隐蔽性、转化渠道不畅的问题，导致大量公益模式只能继续沿用“筹款-实施”的公益路径，跨入将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结合，并实现自盈利的路径还很漫长。另外，政府对社会需求重点的投资与扶持，公益组织孱弱的行动力能否接单，也是一个大问题。
（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延伸阅读：
IIGF观点 | 日本转型金融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作者：胡晓玲、郑衍治，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2022-09-06
2020年以来，转型金融越发受到各国和国际组织的重视，相关标准和转型金融工具不断推出。在此过程中，日本积极推动转型金融的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效。本文在说明日本转型金融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挖掘其良好的经验和做法，以为我国转型金融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
一、 日本碳排放现状及碳中和目标
日本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1979年前由于日本环境污染严重且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开始确定以环境治理和发展新能源为主的减碳政策。1997年日本发布《关于促进新能源利用措施法》，并于2002年出台配套政策《新能源利用的措施法实施令》，推动电力企业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电力。2003年推出中长期能源政策指导方针《能源基本计划》，并每隔3年修订一次，2021年10月已发布第六期能源基本计划。从数据看，2013年日本碳排放量达到峰值，为12.36亿吨，人均碳排放量9.7吨，得益于2013年推行的能源改革，随后CO2排放量逐年下降。到2020年，日本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分别降至10.24亿吨、8.2吨。
分行业看，根据国际能源署2019年数据，电力及热力供应部门是第一大排放源，CO2排放量为5.06亿吨，占比47.91%。交通和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2.01亿吨、1.89亿吨，各占19.03%、17.89%。剩余部门如农渔业、住宅、商业及公共服务等占比则为15.15%。
图1：1990-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来源：国际能源署，IIGF）
日本确定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2020年10月，日本首相宣布2050碳中和目标，并于2021年5月通过《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以立法形式明确碳中和目标。2021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最新版《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重点以海上风电、氨燃料、氢能、核能、汽车和蓄电池、半导体和通信、船舶、交通物流和建筑、食品、农林和水产、航空、碳循环、下一代住宅、商业建筑和太阳能、资源循环、生活方式等14个领域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图2：日本绿色增长战略中已制定实施计划的14个优先领域
二、 日本转型金融发展现状
转型金融相关标准逐步推出。2020年日本政府认为在其已实现连续5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下，仍需针对更广泛的领域（如能源系统和难以减排的部门）进一步减排，并为长期的低碳化或去碳化研发提供资金支持，有必要制定一套向《巴黎协定》目标过渡的气候转型融资原则。为此，2020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气候转型金融原则概念文件》，认为气候转型金融应被定义为向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国家自主贡献减排目标转型的企业提供融资，包括初始投资和再融资。同时，国家和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在全球价值链角色不同，气候转型金融原则应体现包容性和灵活性。
2021年5月，基于ICMA《气候转型金融手册》，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环境部联合发布《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简称“《指引》”），为在转型金融市场发展初期时给予金融机构、企业和相关参与者提供转型融资指引。《指引》指出只要满足转型融资四个关键要素的金融工具都可视为转型融资，包括转型贷款/债券、部分绿色贷款/债券和可持续挂钩贷款/债券。这四要素包括发行人气候转型战略和公司治理、业务模式中环境要素的重要性、气候转型战略科学的目标和路径、信息透明度。
图3：日本《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转型金融工具范围（来源：日本《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
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基于《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连续发布钢铁、化学、造纸和纸浆、水泥、电力、石油、天然气等7个领域转型金融路线图，明确这7个领域转型的技术路线图和时间。并于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组织金融机构进行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压力测试。2022年8月26日，《气候变化相关风险情景分析研究报告》发布，针对日本三大银行和三大非寿险公司，以NGFS三大情景（2050净零排放、推迟转型和当前政策情景）为基准，衡量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通过信用风险对银行财务的影响（保险公司则主要考虑物理风险）。
为碳中和投资提供税收优惠。2021年8月起，日本开始实施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税收减免或特殊折旧。针对购买符合税法规定的具有显著脱碳效果产品的生产设备和购买符合税法规定的促进生产流程脱碳化且提高增加值的设备的两类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具体为三年内碳生产效率高于7%的企业可享受5%税收减免或50%特殊折旧，碳生产效率高于10%的企业可享受10%税收减免或50%特殊折旧，以激发企业使用环境友好型产品。此外，日本政府还设立数字化转型投资促进税制，对购买符合税法规定的设备和软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具体为按设备和软件取得价款的3%直接抵扣法人税或按取得价款的30%给予特别折旧，对跨企业集团数据共享和合作的情况最高可抵扣取得价款的5%。
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2021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成立2万亿日元绿色创新基金，用于需要长期持续支持的领域，包括《2050年碳中和绿色成长战略》所提及的14个重点领域，如CO2分离和捕集等技术开发、钢铁领域高炉氢还原技术和直接氢还原技术开发应用、水泥行业减碳技术开发等。该基金要求建立恰当的激励制度，将针对不同领域决定资金分配额度，并设立工作小组以审议融资计划的优先级和金额适当性。从支持力度看，以化学领域碳回收技术开发项目来看，项目总投资1561.7亿日元，基金支持金额1077.3亿元，占总投资比例为69%，支持力度较大。此外，根据2022年2月日本政府发布的《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修正案，计划于2022财年出资200亿日元设立政府“减排”引导基金，重点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废旧塑料循环利等项目提供股权融资或贷款，力争通过财政资金杠杆放大效应实现1000亿日元左右的项目规模。
表1 绿色创新基金所投的部分项目表
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IIGF
日本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2021年进入爆发期。2019年11月日本首笔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SLL）发行以来，截至2021年底，SLL新增发行规模达到3574亿日元，同比增长414%，发行数量为56笔，同比增长522%；截至2022年7月末，SLL新增发行规模为2726亿日元，超过2021年三分之二。SLL发行规模急剧增长主要得益于2020年日本环境部出台的《绿色贷款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指引》。从可持续性绩效目标SPT选择来看，主要以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加为主。
图4：日本可持续发展贷款发行规模和数量（来源：日本环境省，IIGF）
日本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快速增长。2020年10月日本首笔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发行以来，截至2022年7月末，日本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累计发行数量21笔，累计发行规模42100亿日元，平均单笔规模高达2004亿日元。从可持续性绩效目标（SPT）选择看，以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目标和碳披露计划（CDP）得分目标为主。
图5：日本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发行规模和数量（ 来源：日本环境省，IIGF）
三、日本转型金融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一）设立政府低碳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支持高碳行业转型
根据日本政府测算，2万亿日元的政府绿色创新基金可撬动企业15万亿日元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2020年7月15日，我国成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重点投资绿色交通和清洁能源等绿色领域。而对于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虽然2021年10月发布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22年5月发布的《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均指出要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支持传统产业和资源富集地区绿色转型，但我国尚未明确具体推出时间和运作模式，因此，可借鉴日本绿色创新基金运作模式的经验，因地制宜发展我国低碳转型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支持高碳行业转型。
（二）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进行低碳投资
日本实施的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和数字化转型投资促进税制对提升环境友好型产品市场规模和加强数字技术服务绿色经济能力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根据日本政府测算，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在未来10年可拉动约1.7万亿日元的社会资本。在中国，《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指出要“研究支持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更好地发挥税收对市场主体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可借鉴日本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实施经验，研究制定我国的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
（三）高度重视低碳负碳技术研发，推动成为产业发展新引擎
从日本对《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中14个领域所支持的项目以及钢铁、水泥等7个领域转型技术路线图看，日本高度重视碳中和领域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给予较大的支持力度，旨在推动日本产业升级。而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时间，碳中和任务艰巨，低碳负碳技术将在碳达峰到碳中和阶段发挥重要作用，应重视低碳负碳技术研发，对技术的研发和市场化应用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尽早推出高碳行业转型路径图，目前我国已进行相关标准研究，2022年7月底，人民银行表示将开展建筑、建材、钢铁、煤电、农业等领域转型金融标准研究，届时转型金融标准的推出将有助于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
作者：
胡晓玲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郑衍治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研究中心科研助理
研究指导：
崔 莹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
参考文献：
[1] 《气候变化相关风险情景分析研究报告》.
https://www.fsa.go.jp/common/about/research/20220412/20220412.html
[2] 日本立法新设政府“减排”引导基金.
http://japan.people.com.cn/n1/2022/0211/c35421-32349864.html
[3] 实现双碳目标的财税政策工具——以日本为例的分析.
http://ijs.cssn.cn/xsyj/xslw/rbjj/202207/t20220719_5418478.shtml
[4] 国外主要经济体减少碳排放的政策与启示——日本篇
https://new.qq.com/rain/a/20211124A0B9S700
（本文首发于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获其授权转发）
-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IIGF）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是国内首家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为目标的开放型、国际化的研究院，2016 年 9 月由天风证券公司捐赠设立。研究院前身为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1 年 9 月，研究方向包括绿色金融、气候金融、能源金融和健康金融。绿金院是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并与财政部建立了部委共建学术伙伴关系。绿金院以营造富有绿色金融精神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氛围为己任，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智库。
延伸阅读：
创新故事｜Cambio ：利用AI帮建筑脱碳
【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作者：莎拉· 默里（Sarah Murray），旧金山，2022-08-09
译者：JM山谷
当用全新的解决方案颠覆所处的行业时，你必须对事业充满热情。
——莱娅·德·古兹曼
2013 年，莱娅·德·古兹曼（Leia de Guzman）还是加拿大女王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在建造太阳能房屋的校园项目时，她了解到建筑物产生的碳排放量占到全球总量的40% 。作为一个“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概念充满热情”的人，德·古兹曼看到了通过改变建筑环境实现气候目标的巨大机会。
她和团队研究了可应用到建筑领域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在照明、供暖、制冷、电器和电梯等方方面面降低建筑物的碳排放。“我们发现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技术了”，当时正在攻读环境科学和商业双学士的德·古兹曼幡然醒悟。
现如今，德·古兹曼创立了一家名为 Cambio 的人工智能公司，帮助全世界的建筑脱碳。因此她也获得了斯坦福商学院“气候解决方案奖”。她与联合创始人斯蒂芬妮·格雷森（Stephanie Grayson），也是她斯坦福商学院的同班同学，正在开发一个软件平台。该软件平台为商业地产的所有人和使用人提供建筑实现零碳所需的各类数据。
为实现项目影响力最大化，她们将重点放在了存量建筑上，而非新建或建成不久的。因为，存量房产的碳排放量占到地产行业总排放量的 75%，其中商业地产占到很大比例。而且，德·古兹曼曾经效力的公司在加拿大、欧洲和亚洲投资多个地产项目，总投资额达70 亿美元。她发现，世界上大部分的房产都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机构投资者、商业业主和大型企业租户。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如何鼓励这极少数人实现建筑脱碳。德·古兹曼对此提出了一个清晰的方向：“针对该群体你开发软件”，她说，“这就是我们正着手做的。”
发现问题
将存量建筑改造成低碳、可持续的建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首先，新建筑可以在施工过程中轻松融入最新的技术、使用最新的材料和系统来实现低碳，而存量改造要面对的是已经存在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建筑结构。
此外，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房地产行业落后于其他行业。德·古兹曼曾在牛津地产集团工作。“我亲身体验过商业地产行业的非数字化程度”，她说，“但既然人工智能可以在消费零售或运输物流行业广泛应用，为什么房地产行业就不行？”
建筑脱碳的压力越来越大。政府正推动房地产行业披露更多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有些地方甚至要求建筑项目公开展示能源证书，将评级低的建筑列入“黑名单”。与此同时，企业租户、业主和投资者正在制定雄心勃勃的净零目标。“这是房地产行业历史上第一次，所有利益相关者都目标一致”，德·古兹曼说。
然而，目前改造大型商业建筑很麻烦。“它是项体力活，成本高昂、表格化工作，这些导致了孤岛决策”，德·古兹曼说，“因此，业主和企业租户无法优化时间和资金部署。”
她还指出，当前的顾问咨询服务商倾向于仅关注一个个的单体建筑，并且大多数都没有提供如何基于数据来开展工作的步骤建议。“商业地产的经理目前还处在碎片化信息的用户体验中，所以很难有更多的见解。”
新颖的理念
Cambio 提供的建筑概览里会显示哪些建筑在节能和资源消耗方面表现出色，哪些需要升级。通过提供数据驱动的视图，帮助客户了解整个地产组合的重点。
“从此以后，不需要冗长的图表，只需在Cambio里双击建筑级别，客户就能准确查看每栋建筑该执行什么样的操作。无论是升级照明还是更换空气调节系统HVAC，在Cambio都一目了然”，德·古兹曼说，“建筑是包含着多种复杂的设备的综合体，可采取多种手段来提高这些设备的使用效率并延长它们的寿命——这就是机会所在。”
Cambio 采取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从数字图像等视觉记录中提取信息）等技术，从水电费账单、建筑许可到施工和翻新记录等方方面面获取数据。
除了推荐建筑脱碳所需的工作部署和步骤之外，Cambio 还为客户查询出各种可用的绿色贷款、退税和其他财务激励措施。“这是我们真正与众不同的地方”，她说，“我们在整个推荐系统中覆盖了 ROI （投资回报）和监管影响等指标。”
德·古兹曼 也知道，要想在建筑行业推动大规模变革，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必须简单易用且流畅。“我们致力于提供单一应用程序，为您的改造更新之旅提供一站式服务。”
创新者
完成本科学业后，德·古兹曼已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在哪里工作——牛津地产集团（Oxford Properties）。
牛津地产集团的控股股东是加拿大安大略市职工养老保险基金OMERS。牛津地产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碳减排目标。“他们是北美首批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房地产公司之一”，德·古兹曼说，“令我兴奋的是，牛津地产通过‘投资’在世界给自己打上了‘可持续发展’的标记，所以是我职业的不二选择。”
没有业界人脉怎么办？德·古兹曼到处打电话。她曾给70多位多伦多的房地产高管写邮件、电话营销自己，坐三个小时的巴士去见任何愿意面见她的人，哪怕只有几分钟。“我就是这样找到梦想的工作的”，她说。
这种决心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她的出身。德·古兹曼出生在菲律宾的一个小渔村，小时候随家人移居加拿大。“在一个移民家庭长大，这让我分外努力的学习”。正因此，她获得了女王大学全额学术奖学金。
除了职业道德，德·古兹曼还有一种对于创始人而言至关重要的使命感。“这绝对重要，尤其当你冒险去做某件事时”，她说。“当你用全新的解决方案颠覆某个行业时，你必须对这份事业充满热情。”
当然，运气也发挥了作用。在攻读斯坦福商学院 MBA 之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德·古兹曼最终成了格雷森的室友。格雷森后来成为了Cambio的联合创始人。除她自己外，班上仅有两位同学有房地产投资背景，格雷森就是其中一位。德古兹曼说：“走到现在，我感觉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是是命运的安排，就好像是命中注定。”
英文原文 编者注：- 牛津地产集团(Oxford Properties)从事的房地产领域涉及投资、开发乃至后期的管理运营等方方面面，为住房和城市生活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创造了完整的服务。管理四大洲和八个部门的业务和房地产，约1.5亿平方英尺的商业空间，3000间酒店客房，10000套住宅单元和大量的信贷组合。除了多伦多的安永大厦总部之外，服务分支机构遍布伦敦、纽约、卢森堡、悉尼、新加坡。
- 安大略市职工养老保险基金The Ontario Municipal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OMERS)，是加拿大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截止2021年底，该基金总资产高达1210 亿美元，投资遍布全球。据加拿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止2020年底，加拿大的养老金管理总规模为4.6万亿美元。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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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徐连富先生赞助本文翻译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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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稿酬将由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与上述赞助人联合捐助给选定的公益项目。
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的真相与隐忧（一）
作者：鲁达，2018-09-09
当企业家们开始学着做公益时，社会企业已经成为公益界最热的话题，尽管社会企业的倡导者们在不断推动，然而，对社会企业的思辨与讨论却从未停止过，关于社会企业的概念、认知以及细节，也从未清晰过。
关于社会企业的一个最大质疑，便是到底什么样的企业才算社会企业。
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07年成立了社会企业研究会，并于次年发表了首份报名，估计日本社会企业的市场规模约2400亿日元，社会企业数目约8000家，从业人数32000人。研究会的定义简单直接：所谓社会企业，就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从事营利活动的事业体。2010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文章进一步解释：社会企业指的是以残障者支援、育儿支援、扶贫帮困、振兴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等社会问题为目的，具有可持续性的商业活动。社会企业与以往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不同，与行善、不收取报酬的志愿者活动不同，社会企业将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创造新产业、新工作方式的生力军，是一种新型的事业型态。
中国的公益领袖徐永光先生则表示，我理想中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是在社会收益为先的前提下，让创办人把社会理想和个人发展包括经济收益的需求切合到一起，让社会企业的理想不仅成为少数圣徒，少数不是正常人他们的选择，要适合许许多多有社会理想，有能力的普通人，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社会企业运动。
香港“社会创业论坛”主席谢家驹则提出，社会企业必须符合的两个基本条件则是有颇大的共识：其一，社会企业必须有清晰的社会使命；其二，社会企业必须能够创造收入与利润，让自己能够持续经营。
这些定义看起来非常清晰，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很大的问题。站在商界的角度看，社会企业的概念却有很多问题。
首先，任何一家企业，都是源于市场需求（及潜在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本身也都是源于社会需求，并被市场加以一定程度扭曲而产生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说过“哪里有社会痛点，哪里就有市场商机”。今天任何一家企业都有使命、愿景、价值观这三个企业核心价值管理要素。我们很难找出一家不承载社会使命的企业——除了烟草与毒品交易。
跨界企业与公益的黑客老鹰也说，如果仅仅考量社会价值，那阿里巴巴、百度、腾讯都是社会企业。当然，如果从公关通稿看，我们几乎可以认为所有的企业都是社会企业。
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老师则直接表示，关于社会企业的乱象在于要么泛化概念，把社会责任企业等同于社会企业，要么窄化概念，让社会创新型商业企业敬而远之。
社会企业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去探索：一方面我们看一下公益组织的企业化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既然说法是“社会企业”而不是“商业伦理”，那么显然其模式更贴近企业，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企业的社会化进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企业的社会化模式对社会企业界有更多的借鉴价值。
责任、公平、生态：商界的三种社会企业前身模式
企业界目前阶段就如何将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融合，有三个不断逼近社会企业形态的发展模式，商业界正在通过责任企业、生态企业、公平企业三种典型做法来向社会企业这个终极形态靠拢。
责任企业，即以社会责任体系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企业经营模型，我们可以用一张图来表示：
生态企业则是目前概念还不明朗的一种企业经营模式。公开有过的研究者，我只看到过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廖建文的一次讲演。而在实操中却已经有大量企业在这样操作。如阿里巴巴、腾讯、乐视。
生态企业这个名词看起来很宏大，其实与责任企业殊途同归。其核心要点都在于与社会大生态的联通，以及社会资源的调用。笔者因长期致力于企业生态的研究和外部资源的整合，对生态企业的模型也有一些浅陋的认知，主要是下面两张图：成熟市场与创新市场两个领域的生态型企业运维模型。
可以看出，生态型企业只不过是将责任企业换了一个角度。完全从企业自身利益来看，企业要做大做强，也必须将企业核心价值、企业内部生态、产业协作生态、社会大生态进行综合考虑。这一点在互联网行业已经成为共识，主要是由于互联网行业的跨业竞争、混业经营、降维打击是常态，不关注生态的互联网企业，永远不知道自己会被哪里来的创新者一夜之间取代。
餐饮业的精细化管理龙头海底捞也已经殊途同归，从精细化管理中走到了生态化的阶段。据悉，海底捞将把部门独立化，成为开放的生态型企业。这也可以看到，即使是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价值第一的思维模式，生态型、责任化也都是企业的发展趋势。
公平企业则是以公平交易为核心原则的企业，本质则是对自然资源的自然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进行重新审视，并重新定价，而不仅仅根据市场定价。“消费升级+文化消费”的大趋势下，公平企业一定是未来的趋势。无数公平企业组合成的市场生态与社会生态、自然生态，才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未来。但今天，责任型、生态型的可持续模式显然更具现实性，CSR体系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简单易行的指导规则，生态思维则为更具商业智慧的经营者提供了指数级成长的捷径。
从其本质来讲，公平企业、责任企业、生态企业都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优秀模式。其中公平企业相对于责任企业、生态企业，其思考的可持续哲学、受益者范畴及生态范畴更深远、也更宏大。责任企业或者是在CSR2.0、CSR3.0划定的生态共生区里做自律，降低企业追逐商业利益造成的社会与自然损耗，或者是在CSR4.0领域里找机遇。生态企业是通过社会生态的资源整合来获取跨业、混业、升维的成长机会。公平企业是在第一天就开始用更高的社会认知思维来分析人类每一种消费真实的自然与社会成本，而不是仅仅立足于市场规则体现出来的货币成本量化结论。
这三种模式，在目前阶段，都已经与社会企业的思维有所重叠。尤其是公平企业与CSR4.0企业，其道德基础与社会综合价值的要求已经超出了社会企业的现有要求很多。然而，除了公平企业大多来自公益慈善领域，责任型企业、生态型企业都是由商业组织原生而来，其核心指导思想依然是立足市场需求，责任企业是在追逐短期利润的同时观望长期增长，而生态型企业的出发点则是借力产业与社会资源进行快速扩张。
与社会企业的概念相比，责任企业、生态企业这两种“在商言利”的概念更容易获得今天商界的追捧。即使是纯粹的商业组织中，也出现了阿里巴巴这样坚持“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非利润单一指标型的企业。当然，如果阿里巴巴再前进一步做成“社会第一，客户第二，员工第三，股东第四”，就已经可以算是社会企业了。如果再加入对“人与自然”的思考，就可以算是责任型企业了；如果再加入对“社会阶层的机会补偿”就可算是公平企业了——但这样的阿里能否在今天的市场阶段存活，会是个问题。
一家企业到底是以社会价值为导向顺便盈利，还是追逐商业利益的同时兼顾CSR或“慈善捐资”，抑或仅仅是将“社会生态思维”作为商人的格局与智慧，仅仅从其经营管理的行为及其企业文化的传播中，是无法识别的。我们无法做“诛心”之论，即使是作恶公司的典型百度，我们也很难举证证明李彦宏到底是为了给社会提供普惠、免费的信息服务而不得不想方设法赚钱，还是李彦宏为了赚钱而不得不首先给用户提供免费、普惠的搜索服务。
（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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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达公益讲习所 ｜企业责任教育之我见（3）
【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作者：鲁达，2018-09-09
笔者认为：商业人士的责任教育，可以按照“道、法、术、数”的次序进行编排。
道的层面，首先进行个人价值教育，从生理学、心理学进行个体生命认知教育，然后从人类学、伦理学、社会学角度，进行个人与社会的融入教育。
诸如此类内容：
第一种、人类意识集团按照基因集团、神经集团的决策进行的一贯“正确”决策；如：育婴、爱情、恐惧、愤怒。
第二种、人类意识集团服从于神经集团的决策，但神经集团的决策本身已经背离基因集团的决策；如：毒品、音乐、自残、异食。
第三种、人类意识集团服从于神经集团的决策，但神经集团的决策来自于神经集团对世界的错误认知；如：一些情感、情绪、懒惰、勤奋、神学、宗教
第四种、人类意识集团绕过神经集团的认知与决策，直接服务于基因集团；如：手术、忠诚、慈善
第五种、人类意识集团根据自身的独立意识做出决策，无视基因集团与神经集团的决策；如：我执、科研、宗教、思考。
第六种、人类意识集团根据社会意识集群进行价值认知，并做出从属社会意识集群的决策，无视基因集团与神经集团的认知与决策；如：规则、礼貌、羞耻。
CSR的法：即规则。从社会资源组织的三种类型，资源行为的本质，进行商业组织的认知教育。让商人真正理解商业组织、商业行为在人类社会中的定位与价值。
暴力原理：权力是公众对解决社会需求者的授权。暴力组织的核心是权力，资源组织能力随权力的提升而提升。暴力经济：以暴力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暴力经济。
商业原理：利润是市场对解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商业行为的核心是利润，其效能往往随利润的提升而提升。以商业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商业经济。
公益原理：以解决社会需求为直接目标的人类活动，我们称为公益行为。公益行为的核心是社会需求，资源组织能力随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担当者共识三者的共鸣而提升。
以上三者不分优劣，随技术、环境、文化的阶段性而各自承担时代使命。评价人类资源组织的终极指标只有三个：资源效率、管理效率（参与生产与分配的公众范畴的满意度）、监督效率（社会为该组织额外负担的监管成本）。
企业的直接经济效益完全不能体现企业的真实价值，市场本身的不确定性与奖励模型的不确定性，首先已经造成了企业效益与商业价值的的不一致。二级市场与“一根蜡烛两头烧”的次贷炒作，又可以完全操纵市场的非理性发展。人类对劳动力市场、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三者的薄弱理解，又将“管理效率”贬低为“劳动力成本”。同对社会监督成本与品牌营销成本的混淆，也使得企业的透明度变得无意义。事实上，CSR1.0到3.0的过程，恰好是三个指标逐渐浮出水面的过程，而4.0阶段，恐怕更多是理念层面的达成结果。
以公益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良心经济。
CSR的术：从CSR的发展阶段、历史、流派、方法。
笔者曾给民企CRO们讲过“如何推动土豪做CSR”的公开课，课件大纲附于此。谨供各位参考。
一、定位与规划
定位：CRO负责企业可持续发展，CEO负责企业短期发展
CEO的激励因素在股票价值，制约因素在于行业美誉度与下一份职业。
CRO的激励因素在个人理想，制约因素在企业能否活下去。
CEO的团队是整个公司；
CRO的团队也可以是整个公司；
CEO用绩效考核管理团队；
CRO用氛围管理团队；
常见扭曲：CSR从1.0进入3.0时代，表面上看是可执行性高了，但实际上是将CSR3.0变成了PR2.0，利益相关方沟通更多变成了收益相关方沟通。（eg：阿里巴巴的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就是一种扭曲与偷换概念）
二、溯本：CSR应该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
1、 产品（服务）：与外部利益相关方，尤其是收益相关方对立面的沟通与补偿；
关注点一、对环境的伤害与帮助；
关注点二、对竞争对手的伤害与帮助；
关注点三、与淘汰行业（新兴行业）的伤害与帮助；
关注点四、与新兴技术的对立与合作日程；
关注点五、业务模式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以及对文化的影响；
关注点六、社区、种族、政府等相关性话题；
2、 雇员管理：关注点一、员工关怀；关注点二、职业路径规划；关注点三、团队情绪与社会情绪；关注点四、团队认知力；
3、 股东管理：关注点一、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关注点二、以及股金成长与离开规划；
4、 品牌管理：关注点一、品牌营销中造成的“非物质污染”
关注点二、品牌中企业社会责任形象的加分；
三、实践：简单的规划五分法：
1、 可持续战略管理：1、战略解读（商业价值的社会角度解析）
2、社会责任委员会：
3、产品（服务）开放考评系统
4、可持续报告（内部版）
2、员工关系与员工公益：1、员工关怀
2、员工公益
3、公益品牌：1、公益品牌（慈善品牌）
2、责任报告（外部版）
3、雇主形象
4、危机应对
5、价值观输出
4、公益产品：1、公益性产品
2、责任型产品
5、慈善行为：1、捐资：a、企业捐赠 b、股东公益化
2、开放性的经营策略
3、开放性的人才策略
4、开放性的合作策略
四、技巧：怎样从菜鸟一步步成为CRO领袖
一、员工公益入手：
1、 领进来，走出去，获得群众基础；
2、 内刊内网群邮，CSR三大法宝；
二、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战略顾问团与年度战略会议的组织；
三、用网络平台打败销售驱动——产品（服务）开放考评系统怎样搭建
四、用危机打动董事会——CSR报告分成三个版本：内部诊断版、内部发布版、外部发布版
五、墙里开花墙外香——借力PR团队，打造CSR成为企业亮点
六、让领导有面子——探索打造特色业务，逼格than逼格
七、有了地位，可以逐渐规划与完善有本企业特色的CSR；
八、搞定土豪的终极秘籍——接班人教育、接班人教育、接班人教育
CSR的核心：只有与企业共进退的人，才有机会把握到本企业的CSR核心。
牢牢把握“组织社会责任”六个字，从政府、企业、社团等多案例出发，让企业家感受到全社会都在努力的方向和氛围，避免造成商业组织的孤立感。
以上浅见，因时间短促，草草书就，期待能为各位提供一点点来自实践的经验与思考，为推动商业回归本源贡献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
坐而论道，不若知行合一，我也在践行自己创立的社会企业，期待早日打造一个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融合实现的社企案例，想来对社会发展更有意义。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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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作者：鲁达，2018-09-09
虽然很多企业都有CSR部门，但CSR部门仅仅负责一些公益、报告一类的低端执行业务，真正的CRO往往用不同的职务来替代，如：党委书记、参谋长、秘书长、战略总监、独立董事、首席顾问等。而在中国民企与国企中，CRO的地位两极分化严重，要么是“太上皇”、要么是“村长他爹”。但可喜的是，大多数民营企业都已经进入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考阶段。
例如：阿里巴巴的总参谋长曾鸣实质上就是阿里巴巴的CRO，他在扮演“马云的老师”的角色，阿里巴巴对外的（快速发展）口号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深层的可持续战略则是“新商业文明”，是怎样通过信息技术给人类一个更好的未来。
尚和祥的首席顾问是徐永光老师，对外的口号是“有困难，找涓涓”，深层的可持续战略则是“让良心掌控资源”。
跨业竞争、混业经营是未来的主流商业模型，政府、商业、公益的打通，都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商业模型。但没有可持续发展思维及相应的格局与智慧，就只能看到所谓的“蓝海、风口、数据化决策”，而不知道怎样透过文化看经济、透过生态看生产、透过自然看社会，自然也就看不到未来。而这些内容，恰好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精髓所在：即如何用好商业模型推动社会进步，并从中受益。
二、企业中CRO开展工作并不依赖于CSR部门
就如同CEO不会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支持一样，全公司所有的部门、事业群、业务、流程、制度、文化，都同时为CEO和CRO服务。目前而言，CRO执行比较有效的管理模型主要包括：
1、决策层面：战略委员会（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名称各异，但特点是包括企业最高层1-2人，以及外部学者（如人类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伦理学等领域）；
2、考量体系化逐渐启动：一些草根企业会将价值观、文化考核与绩效考核进行整合，并将价值观、文化、责任考核作为高压线；而一些较先进的民企，也开始学习外企的责任体系。
善云科技是国内唯一一家CRO而非CEO做操盘手的商业组织，这里有特殊原因，首先是公益慈善领域本身还不成熟，需要长期引导；其次是因公益慈善的资源易得性，整体运营成本较低，有机会长期慢成长。
尚和祥的员工则有明确的价值观教材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则：
三、从企业CSR导入方法上看，也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
我们知道：CSR的发展历程如下：
这个历史规律，在一家企业中的推广也无法打破，因此，CRO首先带领公司做公益慈善或传统文化，也是必须的过程，但这是手段，而非目的。同时，这也是最终的目的——形成企业思维中的社会价值导向，并因此进入可持续发展道路。
然而，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西方人的哲学启蒙较晚，发展缓慢，长期以来其社会以方法为台阶，依赖法律、宗教引导，其CSR的成长次序也必须按照1、（发心论、慈善论、财富代管论）2、（方法论）3、（回应论）4（可持续战略论）的次序前进；而中国传统文化在2000年前就已经达到巅峰，甚至远超今天人类的认知水平，但可惜方法大多仅适用于大农业时代，所以大多数中国企业家，都会直接从1跳跃到4，同时在方法上也有很多问题，例如：理念超前而体系化支撑不足，过渡依靠老板个人格局智慧等；非常容易在1与4之间摇摆，甚至一旦其善意遭遇社会的恶待，会成为偏激的反社会人格。CSR2、CSR3的教学，则恰好为他们补充了方法，但同时，也必须讲CSR1-4的一体化、演进过程讲清，避免“非此即彼”的错误认知。
马云创立的阿里巴巴集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更多是靠领导的“灵机一动”从CSR1.0跳跃到了CSR4.0，然而缺乏从CSR2.0、CSR3.0的体系支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缺乏体系化、流程化的企业CSR体系，则将使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本身缺乏延续性，这方面做得更好的案例比较缺乏。
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人社会，而是意识人+经济人的混合型社会，无论历史还是今天，主体意识的社会调节作用有效抵消了经济人的资源控制力，从而中国的商业成功标准不仅仅是创造股东价值，而更多企表现在企业家社会地位的提升。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未完全体系化，就已经迎来信息时代的变革，加之人口密度较大，邻里、亲朋、网络舆论等综合作用，社交对生存环境、生活品质的影响大于西方社会，从而社会意识对社会地位的抉择效应大于西方，互联网尤其加剧了这一效应。在中国：很难评价一位清贫的大学教师与百度公司的李彦宏谁更成功；八宝山与资金遗产哪个对子孙的经济影响更大。
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在中国也实际上变的不是非常重要，两权分离的本意是通过社会综合评估的制约，让职业经理人淡化股东权益，然而在国内的商业教学与实操中，利益相关方被扭曲成了客户、员工、股东以及产业链这四个“收益相关方”，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反而成为了对利润更加嗜血的群体，在中国实行两权分离甚至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减分作用——这也是阿里巴巴坚持合伙人制度的深层原因，也是王石之于万科的真实价值所在，也是李彦宏们的失败之处。
如果将CSR1-4的历史演进次序引入“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教学中，还是首先要进行生命教育和个人伦理教育，这是中国应试教育长期缺失的一环，商学院如果不想培养出“兽性精英”、“数字决策者”，就有义务也有必要补上我国儿童教育中缺失的这一环。
先让学员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然后再进行“组织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从而让学员自然而然地领悟商业的价值，从而结合自己的企业现状，能够设立CRO的岗位、职能与董事会的。当然，短期内，将商学院的定位与课程设计完全转向到“可持续发展”也不具可操作性，但在现有的教学体系下，仍然有机会进行少数的领袖教育班或领袖课程（可持续课程）。
比如，将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课程改名为“可持续发展”或“商业领袖”课程，并在课程说明中点出：这是商学院最重要的一门课，如果你不学这门课，你也许能够在三年内通过其他课程的学习，帮你成为亿万富翁，但十年后，你会依旧一贫如洗，甚至锒铛入狱，即使你富贵到老，也会在你的子女手中破败，再次进入一贫如洗的状况。而如果你学习了这门课程，你将会富贵延绵、褔祚子孙，同时，你自己也不再是一个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的经营者，而将成为柳传志、任正非、马云一样的商业领袖。
（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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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作者：鲁达，2018-09-09
快速发展讲机巧，可持续发展讲格局。
马云说：我公司曾经有一个总监在教团队“如何把梳子卖给和尚”，我立即把他开除了。阿里巴巴客户违规经营，马云就开除了卫哲和一批骨干。而百度各种无耻，李彦宏只是批评公关不作为，这就是差距！
商业不仅仅是“术”和“数”，更重要的是“道”与“法”。如果商学院教育出来的学员都是这种有才无德的“商业精英”，那对社会只会造成伤害。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就在于短期难以量化，但长期积累则望之可畏。这里介绍现阶段我国优秀企业CSR执行的三个普遍特征。
一、CSR不是一个部门，而是一个CRO
核心在于CRO的决策地位。可持续发展与快速发展分别属于CRO和CEO的工作职能，CEO与CRO的决策有同有异，董事会应根据企业发展的阶段与诉求（重要，或紧急）进行取舍。
这些“CRO”随着在公司内地位的不同，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果将其与CEO的关系做一个列举，则有：CEO制约者、CEO辅助者、CEO补充者、CEO的否决者、CEO的领导者、CEO的指导者等。
图：决策点1、2，即长短期利益一致的业务；决策点3纯粹以短期效益为目标；决策点4立足于长远利益。
以阿里巴巴为例，淘宝、支付宝属于主体业务，诚信通、聚划算则属于过渡性业务、财务性业务（这一类业务中还包括一种特殊业务，即误导性业务，一般由竞争部门负责，目标是迷惑或骚扰对手，如：来往、支付宝朋友圈）；而阿里云、云OS则属于战略业务。从B2B到淘宝、再到支付宝，以及菜鸟，和未来的阿里云、云OS，马云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及其清晰。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业务布局，当诚信通销售为了完成业绩而出现帮助客户伪造文件的事件后，马云能够放弃业绩、甚至挥泪斩卫哲，阿里巴巴才能够在B2B整体疲软的年代从容退市。而阿里巴巴当年的对手慧聪网，早已因为整个市场的疲软而沦陷。
另一个反面教材是百度。百度的竞价排名干扰了用户正常搜索结果，作为一个知识平台却为经济效益不惜误导人民群众。国内评论界总是喜欢拿谷歌和百度作比较，说谷歌在实验无人机、实验XXX，而百度始终在完善竞价排名系统。其实，这恰好说明百度对缺乏持续发展策略，科研创新投入不足与对社会道德缺乏敬畏，导致百度前瞻和创新乏力，从而被主体业务、股东和利润绑架，成为了中国最缺德的知名企业。
马云说：未来的企业家一定首先是哲学家。确实，任何创新都不是仅仅依托技术与市场的，而是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综合效应。
2003年，笔者还是一个产经记者时，就最怕听到企业CEO谈“深耕、细化、深挖”这一类的所谓“新战略”。这些事应该是总监们去做的，CEO开始“涸泽而渔”，就意味着这个企业缺乏可持续发展战略。那一年，联想、诺基亚纷纷中招，在高速发展与深耕细作两个指导方针下遇到瓶颈。
2011年，支付宝管理大会上，彭蕾高兴地告诉大家，支付宝已经成为全球在线支付第一名，2012年，支付宝管理大会上，开场放的是苹果的广告，彭蕾忧伤地告诉大家，苹果支付用半年时间成为了行业第一，我们被超越了。然而时隔不久，乔布斯去世，从此，苹果从支付宝的竞争对手栏里被划去，2013年，支付宝重新定位了对标者——消灭现金。
最了解你的人是敌人，支付宝对乔布斯的重视以及对库克的轻视，就是对实力最好的注解。在乔布斯眼里，苹果是信息时代的载体，手机仅仅是一个突破口；而在库克眼里，苹果就是一个卖手机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远虑看起来虚无缥缈，近忧却会瞬间从意想不到的角度杀来。诺基亚说他们没做错什么，然而苹果公司在乔布斯的可持续战略下，眼中的市场是人类的科技生活，而非仅仅一个好用的手机，结果就如同《三体》中的高维文明毁灭低维文明。
有没有可持续发展思维及支撑的格局与智慧，就是马云和李彦宏、乔布斯与库克的区别。我相信李彦宏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充满善意、爱做慈善的人，库克也希望自己超越乔布斯、把苹果带向一个新高度。然而，可持续发展思维及其必要的格局与智慧，成为李库与马乔之间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马云带领下的阿里巴巴，可持续发展思维已经深入每个员工的思维模式：CEO们讲从来不看财务报表，淘宝的KPI是解决了多少就业，从基层到高层都信奉“做正确的事、而不仅仅是正确的做事”，阿里巴巴最新的目标则是为世界500强企业贡献400位领导者。李彦宏恰恰折戟在一味“正确地做事”，而没有认知到“做正确的事”这个简单思路上。
今天投资界、创业者、企业家都热衷于脸萌、神奇百货等这些快速发展而无后续延展的业务模式，造成整个商业界只提“创富”不提“创福”的浮躁现状，商学院们虽非首作俑者，但也难辞其咎。
其实，现有的CSR规范里，无论哪一条其实都不是道德绑架与道德约束，而是实实在在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对文化的关注、对气候的关注、对生态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对科研的投入、对能源利用率的重视、对工作环境和员工状态的关注，这些都不是拿来“制衡”企业快速发展的，而是给企业可持续发展指出一个思考方向。参考这些路径，可以帮助管理者打开格局、增长智慧——至少能中规中矩、迷迷糊糊、半对不错地进入可持续发展道路。
图：笔者2012年规划的某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内审规划大纲
可以看出，内部版本的CSR报告，更试图透过更多领域的生态扫描，从而挖掘出企业新的增长点，而非仅仅是应付差事的一个报告。同时，将可尽责任进行了二次细分，分为道德层面与超道德层面（公益），从而为企业的发展埋下更大伏笔。
虽然很多企业都有CSR部门，但CSR部门仅仅负责一些公益、报告一类的低端执行业务，真正的CRO往往用不同的职务来替代，如：党委书记、参谋长、秘书长、战略总监、独立董事、首席顾问等。在中国民企与国企中，CRO的地位两极分化严重，要么是“太上皇”、要么是“村长他爹”。可喜的是，大多数民营企业都已经进入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考阶段。
例如，阿里巴巴的总参谋长曾鸣实质上就是阿里巴巴的CRO。他在扮演“马云的老师”的角色。阿里巴巴对外的（快速发展）口号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深层的可持续战略则是“新商业文明”，是怎样通过信息技术给人类一个更好的未来。
尚和祥的首席顾问是徐永光老师，对外的口号是“有困难，找涓涓”，深层的可持续战略则是“让良心掌控资源”。
跨业竞争、混业经营是未来的主流商业模型，政府、商业、公益的打通，都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商业模型。但没有可持续发展思维及相应的格局与智慧，就只能看到所谓的“蓝海、风口、数据化决策”，而不知道怎样透过文化看经济、透过生态看生产、透过自然看社会，自然也就看不到未来。而这些内容，恰好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精髓所在：即如何用好商业模型推动社会进步，并从中受益。
（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延伸阅读：
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
作者：鲁达，2018-09-09
投资的关注点总是按照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社会创新三个次序循环前进，每一轮技术创新后，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技术应用周期内，依次引发商业创新、社会创新。互联网领域已经处于商业创新到社会创新的阶段，并最终进入社会创新为主的时代，直到下一次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前。
有趣的是，国内最敏锐的商人看到社会创新已经成为投资热点，这与公益人们看到的殊途同归。比如：徐永光老师一直在不遗余力推动社会企业投资，刘文奎老师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扶贫贷款公司被称为中国的“格莱珉银行“，金锦萍老师则在不断试图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第三部门的经营权，而我本人则在试图打造一个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的社会治理工具——涓涓互助。
这些看起来眼花缭乱的概念与事业是怎样殊途同归的呢？要看透这些纷杂的概念，其实并不难。套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只需要用一句话就可以归纳解读上述的所有现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人类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如果大而化之的话，截至目前也只发生了三次大的升级，分别是：农业时代（大规模种植的开始）、工业时代，以及发生在今天的信息时代。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前两次技术创新，造就了怎样的商业创新与社会创新。
在农业时代，大规模种植的开始，导致了人类的性别分化、职业分化与公有制、奴隶制等。随着农业帝国的诞生，大农业可以有效提升恶劣环境下农业民族的抗风险能力，降低农业的弱质性造成的种族基因传承风险。可以看到，在这个技术创新的时代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商业创新，而是发生了海量的权力模型变更——神权、君权、父权、族权等等。
而在工业时代则催生了金融调控、二级市场、劳动力市场、民主政治、私有制，这五个贯穿工业时代的特色产物。事实上，如果抛开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二级市场这三个市场的细微变革，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革命期间，技术创新依然几乎直接导致了社会创新。所谓的“商业模式创新”只是商人捕捉到的，在社会创新的进程中，稍纵即逝的社会需求解决方式的流转空间。而这个时期最核心的社会要素是：商业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基础设施。
一个人一天劳动2小时或20小时就可以提供养活自己的能量，会导致个体需求、生产方式、资源分配方式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技术创新到社会创新的根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科技的发展，一定会引发社会需求、社会供给以及经济决策模式的变革。
帝国时代则会对政治影响更大，资本主义时代则会对商业影响更大，而在今天的中国，正在尝试快速完成“三级跳”的中国经济，既要完成“国退民进”带来的短期不公与经营者断奶，又要应付信息革命引发的“需求驱动”的公众诉求，无论“服务型政府”还是“供给端改革”，以及“互联网+”，都是这个时期正确而有效的选择。那些因法律、信仰、舆论不健全带来的负能量，可以暂时忽略。
换句话说：技术创新及其后续的影响中，科学家看到数学与物质之美，工程师看到效率与成本的优化，政治家看到公平与效率的配比波动，军事家看到掠夺与被掠夺的新定义，劳动力看到更高的收入与福利，哲学家看到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更深刻认知与和谐共处，乐观者看到了进步与优化，而悲观者看到了欺骗与毁灭。
以下部分借用《公益原理》的理论进行更简明易懂的解读。
《公益原理》揭示出人类社会创新的真相。人类的资源模型目前有三种，分别可称为暴力模型、商业模型、公益模型。暴力模型的核心是权力，权力的定义是公众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授权；商业模型的核心是利润，利润的定义是市场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公益模型的核心是共识，公益行为的定义是公众达成社会需求共识并直接满足的行为。
三种经济模型（理想管理模式下）按照暴力、商业、公益的排序，依次效率降低、公平提升。因此，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人类逐渐从生物学意义上的“R型生物”逐渐进化为“S型生物”（注：R型生物指繁殖率高、存活率低的物种，如：苍蝇、兔子，S型生物指繁殖率低、存活率高的物种，如：狮子、大象），生育率降低、个体诉求被放大。此时，人类社会规则中“优胜劣汰”的意愿被尊重个体的意愿逐渐替代，人类社会从“丛林法则”逐渐过渡到“菜园法则”，不仅人类自身，还包括自然生态，也被人类当作自己菜园中的资源而纳入“可持续”范畴。当公益模型逐渐占据社会GDP比例的第一位时，我们就可以认为，社会进入了公益经济时代。
我们比较一下三种模型为经济基础的三种时代：暴力经济时代以政府等暴力组织构筑社会经济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以交易、慈善进行次级调节。商业经济时代以市场经济构筑社会经济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以税收、慈善进行次级调节。而在未来，公益经济时代则一定会依托于信息时代而到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信息时代最大限度的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会导致资本主义的五大基石“金融调控、二级市场、劳动力市场、民主政治、私有制”一一被动摇。
金融调控与二级市场，本身就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的，而今天，一个简单的“网络众筹”，就会逐渐实现“去杠杆化”。
劳动力市场也在面临挑战，随着科技的发展，“陆军”式的企业已经逐渐被“空军”式的企业所替代，小规模、高素质、高收益、专精深、跨团队的新生产模式，正因为“众包”等互联网模型而逐渐诞生（知乎可以视为内容领域的众包模型），而信息的高度透明，使得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变得困难，同时，众筹等模型的开始，也使得“钱生钱”变得越来越难，智力要素逐渐成为第一生产要素，从而降低了私有制的社会价值。
同时，随着社会监管效率的提升，公有制也可以有效保护经营者的经营权与收益权，私有制也需要缴纳社会增值税，如地产税，并遵守社会共识约定，例如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的家族持有人并不能私自损毁。
社群势力崛起与供给端的日趋丰富，也对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式民主提出了挑战。小众需求被放大化，而大众需求则被日常化，无需政治表达，只需通过公益行为即可满足。
因此，毫无疑问，紧随每一次技术创新，都必然伴有社会创新。而在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这次过渡，还伴生有商业创新，但不同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那次过渡，这次的商业创新并不能催生高利润与财富积累，而是一次均贫富、均民权、社群重构的中间形态。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总结，就是：农业技术创新造就了帝国时代，公益技术创新造就了资本主义时代，信息技术创新即将造就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型，人与人、法律与宗教与舆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将重构，而这期间会有短暂的半个世纪给财富积累者开放窗口。
而在中国，则更加丰富多彩。中国在短短的百年之间，在政府主导下，平稳有序地完成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并在二者都还只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就迎来了信息革命。这是挑战也更是机遇。没有稳定的资本主义既得利益集团，会让中国更可以轻装前进，跨越性进入信息时代——或者说“互联网+”战略。
讲完了技术创新、商业创新、社会创新的关系，相信大家都已经完全理解了我们活在怎样的时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社会企业。
关于社会企业，中国人开始接触是从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因格莱珉银行32年的运转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里还包含有另外一个意义：诺贝尔和平奖作为一个政治领域的奖项，过去多数颁发给政治或慈善人物，颁给企业家意味着企业，或者说商业模型，在社会创新中正在发挥更大的价值。
社会企业的定义则至今依然模糊不清。一板一眼的英国人，英国社会企业联盟（The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为社会企业提供了一个定义：“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并总结出三个特性：
企业导向（直接生产并获取利润，去二级市场化）
社会目标（以直接解决社会需求为目的）
社会所有制（治理结构和所有者结构包括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
从这三个角度看，对应前面提到的《公益原理》中：企业导向是商业行为的特点，社会目标是公益行为的特点，社会所有制事实上在今天已经被两权分离、公开上市、社会监督等CSR模型所实现。
很明显，社会企业就是试图用商业模式来取代原有公益模式才能覆盖的社会需求。而反过来我们就要思考下一个问题：固然商业模式比公益模式更有效率，但为什么在社会企业诞生之前，这部分需求没有被商业机构承担起来呢？
西方的经济及社会理论学者们此前提出了政府失灵论、市场失灵论等各种观点，以解答“论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的必不可少”，或者说是“论第三次分配的社会价值”。然而，为什么拖延了很久、一直依靠慈善与福利维持的社会需求忽然就变成了商业机会？却没有人能够回答。
回到公益原理中的基础话题。公益存在的空间有三种：
第一种是相比履行社会需求的成本，权力或利润的回报较低，因此暴力与商业不愿提供服务；
第二种是因公众认知局限，满足社会需求得不到相应的权力或利润的回报，因此暴力与商业不愿提供服务；
第三种是因决策者的认知局限，看不到存在的社会需求，因此不会提出。
这三种状态，恰好衍生出了公益服务的三种类型：苦逼型、创新型和先知型。在我国，第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交给了政府，第三种则往往由少数慈善家进行资助，社会大众认知不多。而社会企业们成长的土壤，则往往在第二种。用一个小学生的“只要……就”句式来解释就是：“只要创业者能够敏锐的挖掘出盈利模式，原本的公益行为就会转变成商业模式，从而在市场奖励的鼓舞下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务（或产品）。”
纯粹站在公益行业的角度，创新型公益的目的就是挖掘出权力或利润的回报途径，然后将这个“负担”移交给政府或企业。也就是“创新型公益的目标就是“消灭自己”、“成熟一个，移交一个”。而从商业角度看，这一类项目则显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回报周期长、回报利润低、盈利模式不清晰。所以，社会企业真正面对的挑战，来自于盈利模式与投资信心。
如果说起中国最成功的社会企业，毫无疑问就是淘宝网。从免费的赔钱的公众服务平台，到充满想象力的首富孵化器。可是，如果考量起淘宝网的盈利模式，会发现淘宝网的社会价值及其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其价值远远大于其自身的盈利规模——甚至还不如一些山寨手机。但我们不要忘了，淘宝网的投资人是杨致远和孙正义，甚至直到今天，很多国内的资本依然无法理解并认可淘宝网的商业模式。
事实上，这恰好是技术革命引发的商业革命的真实写照，淘宝网本身的社会价值及其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恰好是其社会创新的价值所在，无数城市贫民因此得到就业机会，以及去中介化带来的消费、物流、生产模式的变迁，以及交易信息带来的社会金融去中心的社会决策变迁，绝不是目前能够全部被社会与历史所感知的。
如果说电子商务开启了新商业文明的序幕，“互联网+公益”则有着更大的外延。“互联网+公益”对基层民主、社区经济的影响也不是简单的盈利模式所能覆盖的，而国务院扶贫办提出“企业搭台，政府唱戏”，并由涓涓互助这样的公益平台协助基层政权搭建的“需求驱动的互助社区模型”，也早已混淆了政府、商业、公益三者的界限。
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科技的升级使得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成为有价值的劳动力或资源（比如珍稀物种），而非等待救济的弱势群体。这一类变革催生了共享经济、公平产品等社会企业形态。
二、生育率降低等因素推动人类的生物类型变化。人类社会正逐渐从“丛林社会”到“菜园社会”，社会一般共识已经开始接纳“较弱的劳动力”，从竞争到普惠、从效率到公平，并尊重每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价值，这一类变革催化了社会整体对公益慈善的重视，并因此有市场愿意为此类产品与服务付款。
三、信息时代的去中介化，加速了商业回归“利润源自社会奖励”的本质。这使得商业利润整体收缩，不同环节的劳动者收入日趋平均化，从而降低了资本家追逐利润的预期，这一类变化导致资本对投资回报率与回报周期、以及回报可能的要求降低，从而给社会企业提供了生存机遇。
四、社会创新带来的更多更新的权力与利润回报机会。淘宝网本身可以不盈利，但孵化的阿里妈妈广告平台、天猫商城、菜鸟物流、蚂蚁金服，都是全新的回报机遇。同样，涓涓互助本身不赚钱，但可以孵化出“互助保险”、“社区服务站”等丰富的回报机遇，这些社会创新自我打造的“商业回报空间”，吸引了有远见的资本家与创业者乐此不疲地持续投入。
当然，目前阶段这个进化还不是很明显，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一般共识尚未形成。同时，我国社会经济的核心近20年还会处在“消费升级”与“去库存”的矛盾中，经济处于高风险期，普惠与机会不平等的社会诉求只能被视为次要矛盾，“三级跳”的跨度也导致除了少数学者与政府高管外，商界只有马云等寥寥数人意识到了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的空间与价值。因此，也导致了社会企业们不得不更多依靠税收、福利等政策的支持，甚至一部分社会企业不得不在自我造血和劝募中来回摇摆，才能艰难生存。
要在公益与商业之间取得平衡，事实上，也并非只有社会企业一种模式。共享经济、众筹、众包等形式的商业模式都是一种社会创新，更多迎合的是劳动力与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全新组织形式。而未来，这些新的商业形态最终会演变成商业模式还是公益模式，都有可能。一旦盈利模式难以营造，社会企业又会摇身一变，回归公益组织。
但可以肯定一点，随着“互联网+公益”的时代到来，公益行为也会摘掉传统意义上的“重公平、轻效率”的帽子，而随着“组织社会责任、股市公众化、社会共享价值”等诸多殊途同归的商业治理模型的兴起，商业行为也将逐渐回归本源——利润是市场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
信息时代最大的社会创新恰好是经济价值回归社会价值，社会即将形成“暴力、商业、公益”三位一体的公众服务模型。到那个时候，社会企业是商业还是公益已经不重要了。即便政府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组织，而是“服务型政府”。
公众理性、市场理性的回归也会重新定义“权力、利润、需求、共识”这四个社会创新的关键词。
社会需求就摆在那里，交给谁重要吗？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图片：礁石 ｜ 萨其马 摄影作品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延伸阅读：
上海国峯慈善基金会 ｜Shanghai GuoFeng Charity Foundation
官方网站：https://guofengfoundation.org/
上海国峯慈善基金会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主要针对公益发展、扶 贫救困、赈灾救灾以及对贫困地区的助教项目提供资助与支持。国峯基金会创始人叶守璋先生同时也是香港华桥基金会会长。他生于上海，学 于欧美，在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后进入硅谷，随后将半导体技术带回 亚洲。为了回馈社会，叶先生退休后一直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在中国 及周边国家欠发达地区为当地的教育、健康卫生及公益发展提供持续高 效的专业支持，以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此外，叶先生也一直积极推动 中西公益合作与交流，为国外公益组织在中国的项目提供无私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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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Mission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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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 rural revitallization, improve the general life quality in the underprivileg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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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提供: GFC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