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新京报记者 吴采倩，2024-01-31
数十尾中华鲟在水中缓缓游着，背部披着菱形“盔甲”，尾巴轻轻摆动。隔着玻璃，危起伟一眼就认出老朋友“厚福”，这是唯一一尾在人工环境中生存的野生中华鲟，也是北京海洋馆的明星动物。
“它的性腺发育了，看起来有点‘大腹便便’。”1月17日，危起伟向记者展示了前一天拍的视频，视频中的“厚福”体形比其他鲟鱼更大，肚皮圆鼓鼓的。2014年11月，“厚福”在洄游产卵途中被渔民误捕，后被救治成功并于次年送往北京海洋馆。如今40岁的“厚福”已经超过大部分中华鲟的繁殖年纪，但还没有找到条件合适的繁殖地。
以下是危起伟的讲述：
“放弃最后1%产卵地，中华鲟不生了？”
中华鲟没有主动放弃繁殖，做中华鲟保护的人也没有放弃。
中华鲟的繁殖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一种群体行为，要有足够多的种群数量才能完成繁殖。中华鲟的视力很差，在水里主要靠嗅觉找到同伴，当所处的空间足够大时，需要足够多群体才能保证繁殖概率。比如在1000米江段有10条鱼，平均下来就是每100米有1条鱼；如果有100条鱼，那就是每10米有1条鱼，它们相遇的机会就变大了。
中华鲟属于溯河产卵洄游型鱼类，90%时间都在海洋里生活，等性成熟后才回到长江上游产卵，洄游距离超过3000公里。 产卵的外部环境也很重要。长江上游河底的卵石比较多，中华鲟会在卵石缝隙产卵，以防被鱼吃掉。它还会选择在倒坡产卵，水流遇到倒坡会回流，流速也变缓，鱼卵可以充分混合受精。鱼卵的直径大概四五毫米，跟绿豆大小差不多，要等4天到5天才能孵出小鱼，小鱼会随着水流漂到长江口再进入海里。
葛洲坝未建成前，长江上游曾有600多公里、20处中华鲟产卵场，如今只剩葛洲坝下游不到4公里长、不到1平方公里的产卵区域。产卵场的范围和面积不及之前的1%。再往下的江段水流变缓，河床的卵石变少，大多数是泥沙，不适合中华鲟产卵。
图 | 首次在葛洲坝下采集到中华鲟受精卵。受访者供图
中华鲟数量也在减少。根据研究人员的调查，葛洲坝下游80km江段，疑似中华鲟数量分别为：2017年27尾、2018年20尾、2019年16尾、2020年13尾和2021年15尾，5年平均数量为18.2尾。与葛洲坝截留初期的评估结果2176尾相比，下降了99.16%，即目前的资源量不及20世纪80年代初的1%。
“亲鱼”，就是性成熟可以繁殖的鱼，数量也在减少。1981年葛洲坝截流，每年到达葛洲坝下产卵场的中华鲟繁殖亲鱼数量从2000多尾开始持续下降，目前的这个数量在10尾上下，缩减了200倍。
大约在每年的10月中下旬，水温降到20℃以下，中华鲟就会开始产卵。但三峡截流后，长江水温降温变慢，中华鲟的自然繁殖也往后推了近一个月。鱼是有生理周期的，到了原本的产卵时间没有产卵，时间长了，性腺会退化，繁殖能力也受影响。
繁殖期推迟对中华鲟后代也是不利的，它们的洄游时间缩短了一两个月，再回到海里的存活率可能变低。葛洲坝截流后，中华鲟的洄游缩短了1000公里，少了这段长江上游急流的锻炼，存活下来的小鱼可能也没那么强壮。
中华鲟自然繁殖已连续中断7年，是它们主动不去繁殖了吗？不是，是条件不允许。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中华鲟不至于中断自然繁殖，现在的情况确实是出乎意料。
“产卵场找到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转眼间，已经过去了40年。
1981年，葛洲坝水利工程截流，相关单位聚在葛洲坝下搞中华鲟的保护工作，长江水产研究所有三个课题组：中华鲟繁殖、产卵场监测和鱼苗培育。1984年，刚毕业的我被分到产卵场监测课题组，做一些辅助性工作。那是我第一次在长江里见到中华鲟，觉得这鱼真大。
第二年，我开始接手中华鲟的野外调查工作。当时做鱼类资源调查的方法比较单一，我们叫作“一把尺子，一杆秤”，主要是测量鱼的长度和重量，还有解剖铜鱼这类食卵鱼类，看它们肚子里有没有中华鲟的卵。
那时候，我们都知道中华鲟的产卵场大概在葛洲坝下，大概是葛洲坝下游到古老背约30公里长的江段，但不知道具体位置。 最开始，我是开着运芦苇的破船，在葛洲坝下找中华鲟的产卵场。捕捞铜鱼后，让来自四川的搬运工帮忙解剖，看看鱼肚子里有没有中华鲟的鱼卵。再根据这些鱼生活的江段，推测出产卵场在哪里。
1993年10月，来自美国的专家访问长江水产研究所，并带来一套超声波跟踪设备，计划在葛洲坝下开展中华鲟遥测跟踪试验。
捕捞到野生中华鲟后，我们会把超声波发射器拴在鱼背上，再将它放回江里。这个工作其实并不简单，中华鲟体重一般在500斤以上，捕捞后会有强烈的应激反应并导致受伤。我们用电钻把很细的钢丝打到中华鲟背部的骨板上，再把发射器拴牢。从它离开长江到再放回江里，这个过程不超过10分钟，才不会应激。
经过几番摸索，我们成功标记并放流了2尾性成熟的雄性中华鲟，并用渔政执法船进行追踪。由于该船舶太不灵活，追踪放流的中华鲟不到1小时，信号就丢失了。
由于交流合作的时间有限，美国的专家在一周后便离开了，但我不甘心，又租了一条渔船继续追踪。我找了一个大胆的渔民合作，将水听器绑在渔船桅杆上，再把渔船的发动机关掉，靠船桨划船。这样就没有了噪音，但水急浪大，可能会有翻船的风险。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1993年10月30日，耳机中传来信号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每个发射器都带有三位数的编码，这是编号267的信号，这个声音意味着我们找到了编码267的中华鲟。离它越近，声音越大。后来，我们在葛洲坝下几百米的地方找到了中华鲟的产卵场，面积大概是0.4平方公里。
图｜编号267的中华鲟。受访者供图
之后，我们还自己画图纸、找工厂造了玻璃钢船，继续追鱼。1996年，在葛洲坝下的产卵场，我们采到了一万多颗受精率很高的中华鲟卵。在此之前，中华鲟的卵都是从鱼肚子里解剖出来的。当采卵网从卵石下面把绿豆大小的卵采出来，再次证明，中华鲟的产卵场找到了。
要放流多少，才能恢复自然繁殖？
与中华鲟打交道40年，看着这个物种数量越来越少，我也觉得挺难受。
1983年秋季，长江水产研究所取得了葛洲坝下中华鲟人工繁殖的成功，第二年开始进行增殖放流。今年正好是放流的第40年，各单位放流中华鲟的总数达到837.75万尾。很多人对这个数字是没有概念的，大家关心的是，要放流多少，才能恢复自然繁殖？
参考苏联的经验，科研人员通过在伏尔加河等流域放流人工繁殖的鲟鱼，恢复了自然繁殖的种群。放流的数量如何确定？我们的依据是，中华鲟在长江上游放流后，它游到长江口能存活，到了海里也能存活，等到性成熟还能洄游到江里。
首先，应该在产卵场附近放流，使中华鲟能有记忆再洄游到放流点。其次，放流的鱼不能太小，太小它们可能开不了口、没有自主游泳的能力，容易被其他鱼吃掉；鱼也不能太大，太大它可能会失去洄游的记忆。就像小狗会通过尿液标记，再找到回家的路一样，中华鲟也是靠嗅觉记住洄游的路线。所以，我们要放流具备这种能力的中华鲟，稚鱼是比较合适的。
人工育苗的时候，还要做到环境的多样化，即“野化”，让中华鲟能够适应不同的水温、水流、敌害等。就像一直养在家里的小狗，一下子突然放到外面，它可能不会避让汽车等，需要提前训练。这些年放流的中华鲟，都没有做到积极野化，以后可以考虑在长江建立旁道进行野化。
40年来，中华鲟的增殖放流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83—1998年，育苗技术没有突破，每年孵出的仔鱼都因存活率低被迫放流，我们叫“放水花”；1999—2009年，开始禁止捕捞野生中华鲟，面临着保护机制缺陷、放流资金缺乏的困境；2010—2021年，中华鲟的子一代停止捕捞，子二代未批量性成熟，无鱼可放；2022—2023年，子二代批量性成熟，一年可以放几十万尾。
根据我们的推测，如果每年至少放流100万尾中华鲟，预计2036年能恢复自然繁殖所需种群数量。这需要千万元的投入，每条中华鲟从鱼卵养到性成熟要十七八年，需花费约10万元。而每次放流不是放一两尾中华鲟，至少需要50个“家庭”才能繁殖，起码要70多尾中华鲟一起放流。
投入资金这么多，为什么还要坚持增殖放流，努力让中华鲟恢复自然繁殖？中华鲟是在海洋和淡水之间来回交流的物种，是连接淡水和海洋的媒介，也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然繁殖是物种的一个自然发展过程，这是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的过程。此外，如果要保护这个物种，在自然界是最好的，人工养殖的容易退化。
长江保护法实施后，我对鲟鱼的未来还是乐观的，未来可以继续增殖放流，恢复产卵场的环境，考虑建设新的产卵地等。目前仍有4个研究所都在监测中华鲟的产卵，期待他们恢复自然繁殖的那一天。我还希望未来能发展鲟鱼的养殖体系，在保护野生鲟鱼的同时，可以开发利用人工养殖鲟鱼的价值，保护与利用并重。
退休后，我创立了武汉长江中华鲟保护中心，继续研究和保护鲟鱼。我这个人也变得跟中华鲟一样，一直停不下来，它是因为天性如此，我是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我们搞野生动物保护的，一直在与野生动物灭绝的速度赛跑，跑不赢，物种就灭绝了。
编辑：杨海
校对：李立军
（本文转载自《新京报》，标题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