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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农药”屡禁不止:失灵的监管与“精打细算”的农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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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特约撰稿人 冒牌王小波,杭州, 2026-01-24

我常常觉得,我们这片土地上的许多事,都像一场荒诞的算术比赛。比方说,最近电视里讲农药的事,看完了我就想,这哪里是种地,这分明是一道充满了古怪变量的数学题。一边是白纸黑字的禁令,像课堂上老师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公式,工整,严肃,不容置疑;另一边呢,是田埂边农资店老板的算盘,拨拉得噼啪响,每一个声响都在计算着风险和利润的差值。这两套算法,竟在同一个时空里并行不悖,你说有趣不有趣?

先说这监管的算法。它宏大,缜密,像一台设计精良的机器。禁令一条接一条,日期一年追一年,文书堆起来想必能高过粮囤。可是机器要运转,需要无数的齿轮和传送带。到了我们这田间地头,齿轮似乎就有些松了。你瞧,那高毒的农药,换身衣裳,改个生日,就从“严禁通行”的大路,拐进了“熟人领路”的田间小径。这算法里,大概漏算了一个关键的参数:人的聪明。我们的聪明,用在正途上可以九天揽月,用在歧路上,就总能在这严密网格里,找到那么一两个可供穿行的、沉默的缝隙。于是,监管的算法在纸上大获全胜,而田里的虫子,却可能正被纸上已然消失的毒物,杀得片甲不留。这其中的荒谬,就像一个厨师对着满汉全席的菜谱心满意足,而灶台下的火却早已熄了一样。

再说那种地与卖药人的算法。这就实在得多,也粗粝得多。他们的算盘珠子,是用最直接的得失打磨的。一遍低毒的药,钱是多少,功夫是多少;一回想“捞偏门”的念头,风险是多少,收成又能多多少。在这道题里,几个月后可能的查处,其重量未必比得上明天就要交的化肥钱;远方的消费者健康,其形象也模糊不过隔壁老王家因用了猛药而格外光鲜的庄稼。这不是人心坏,这是一种在逼仄现实里被扭曲了的理性。当一种选择,短期内怎么看都“划算”时,你要他去信仰一个遥远而抽象的“正确”,这需要的力量,可比抵抗田里的害虫难多了。农资店的老板,更是深谙此道。他的柜台,就像个算法的转换器,把国家那套复杂的减法(禁止事项),巧妙地翻译成了顾客心里那套简单的加法(多收三五斗)。在生存的算术面前,道德的微积分往往显得曲高和寡。

所以你看,这问题就出在两套算法的不兼容上。一套在空中,讲的是应有的秩序,是“应然”;一套在地上,算的是实然的得失,是“生存”。这两套系统之间,缺了一座桥,或者说,缺了一个可靠的翻译官。这翻译官,本应是那些能让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的凭证”。比如说,用了低毒药、费了更多工的庄稼,是不是能当真卖出一个体面的、让人心安的价钱?又比如说,那个被破了规矩、用了禁药的人,他所受到的惩罚,是不是必然而且沉重到能吓住后来者?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总是暖昧不明,那么地上的算法就永远会占上风。因为饿着的肚子听不进哲学,眼前的利益最懂人心。

我是个写文章的,也喜欢算点账。我算的账是,如果我们总是纵容甚至默许这两套算法各算各的,那么最后算总账的那天,我们所有人都会是输家。田里的毒会沉默地流到碗里,人心的算盘会打光最后的良知。到那时候,再精妙的禁令文书,也不过是覆盖在荒诞结果上的一层薄薄的、无力的遮羞布罢了。

这让我想起我插队时喂过的一头猪,它后来跑了,成了野猪。因为它比人先明白一个道理:有时候,那个为你精心设计好的食槽和围栏,本身可能就是个更大的陷阱。如今,看着那些在“精打细算”中滑向危险边缘的选择,我仿佛又听到了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在远离人群的山林里,发出的一声既像嘲讽、又像悲鸣的嚎叫。

编辑:J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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