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int Effect, Joint Power
星期天 七月 21st 2024

从饶毅又怼张文宏,聊聊卫生经济学

【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ility

作者:海边的西塞罗,2022-12-22

医生谈卫生经济学固然不专业,但科学家写大字报就专业了么?

从12月19日开始,知名科学家饶毅在他的公众号“饶议科学”上接连发文,炮轰张文宏“不专业”,有读者把文章发给我,问我对这场争端怎么看。说实话,饶的这两篇文字,我多少都有点读不下去。头一篇还多少讲了点理,但后面一篇,那题为《致:为造神而践踏原则、牺牲科学的伪君子们》文章已经完全放弃了说理,帽子满天飞,把张文宏说成是“大心理按摩师”,把挺张的人称为“伪君子”、把拥护张文宏观点的言论说成是“捧臭脚”……这些帽子和用词儿,让通篇文章与其说是议论文,倒不如说更像某特殊年代的大字报。

搞不懂身为著名科学家,时常以“纯粹科学家”为傲的饶老师,怎么就突然就喜欢上写这个了。从饶毅当年炮轰学术圈风气不正开始,关注他也很久了。其实饶毅老师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我觉得还是挺常见的——你在你上学生涯中,有没有碰见过那种超级学霸?遇到一个数学题,你写了个解就写不下去了,人家已经开始跟老师讨论这题到底有几种解法,哪个解法最优了。

这种超级学霸的身上,往往会先天附带另一种招人嫌的性格,那就是他们总是对智商不如自己、学术研究不如自己精深的人,带有一种介于恨意和欺凌之间的鄙夷,一旦别人在他认为是自己“制霸”的那门学科上闹出一点动静,立刻就会激起他的愤怒,他会动用自己一切的智商和精力碾压这个敢炸毛的人,并极力表达一个意思:我没有看不起任何人,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这几年,在获得相当的知名度之后,我觉得饶毅老师越来越有这种“学霸”范儿了,他把他所推崇的那种“科学家”、“纯粹科学”当成了一个只能由自己打理、界定的“伊甸园”,容不得任何不入他法眼的“害虫”在里面作祟。你看这两年他怼尹烨、怼杨焕明、怼金冬雁、怼杜骏飞、怼梁建章、怼比尔·盖茨、怼福奇……每次话题虽然不同,对手分布地域也纵横九万里、横跨五大洲,但我总觉得,所谓万变不离其宗,饶老师最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始终只有一个:xxx?他算什么东西?谈科学?他也配?都闪开!看老夫施展手段,让这孽畜现了原形!

当然,我们要宽容一些,这种源自高智商的自负毛病,其实很多顶尖科学家都有,比如经典物理学的奠基人伊萨克·牛顿爵士,平生一半以上的脑细胞都消耗在了“论我的同行全是傻x”这项令他着迷的工作上。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其实科学家又何尝不是?科学家又不是道德圣人,我们要对他们的这种情绪宽容——甭管他们做没做出牛顿那么大的成就。

至于我看到有论者反诘:饶毅你这么牛,为什么只敢骂张文宏,不敢骂吴尊友、梁万年?我觉得这个反诘虽然巧妙,但也挺没意思的——地不与天斗,民不与官斗。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在咱这儿是常识么!饶老师虽然是在美国大学里把博士读出来的,但好歹回国在学术圈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这点明哲保身的道理,他能不懂么?只能说,饶老师对张文宏重拳出击,和对吴良唯唯诺诺的,客观上解答了他前几年炮轰国内学术界风气时提出的疑问——

问曰: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学者不安安心心搞科研、搞学术,一心只想着混行政级别、学而优则仕?

答曰:饶老师自己向我们证明了,在我们的学术圈里,官大一级,确实就是比论文千篇更有说服力。碰上在学术上对你霸凌、总说你不专业的杠精学霸,让他服的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你行政级别高于他,或者干脆就是能管着他的领导……

行吧,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本文想讨论的重点。本文想讨论的重点是:饶毅说张文宏只是医生,不像他一样是个科学家,所以讨论疫情防控问题的不专业。那么,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去衡量,身为科学家的饶毅、和身为医生的张文宏,究竟谁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更“专业对口”一点呢?

我有一个恐怕会同时得罪双方粉丝的想法:对于这个问题,其实饶毅和张文宏这两个人谈的都不咋专业。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看过一个张文宏医生的演讲视频,张医生具体怎么讲的我已不能准确复述了,但大体意思似乎是这样的:(对疫情防控)作为医生,我们当然希望你们都不要动,大家都待在家里,这样能最有效的防止疫情扩散。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不能总这样,因为经济要运转,大家要工作、要吃饭。

我相信,很多人之所以被张文宏医生“圈粉”,都是因为他的类似表态。而有意思的是,稍加分析你就会发现,张医生这段话打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他的“不专业”。他自己都说了,如果只从一个防治传染病的医生的角度,去单向度的思考这个问题,肯定会支持防控越严密越好。但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只有医疗一面,我们还要考虑“大家要工作,要吃饭”的问题。而谈到这个问题,张文宏医生当然就不专业了,因为这是经济学家该管的事儿。也就是说,怎样能在疫情之下兼顾好公共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将疫情带来的整体社会损失降到最低,这是一个横跨了医学和经济学的复合型问题,一个人只有同时具有的较高的医学和经济学造诣,在这个问题上发言才是堪称专业的。

张文宏可能通过身为医生的大量一线实践经验,逐渐自觉到了这一点——他认识到了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医学专业问题了,于是在一众专家只站在医生“专业立场”上强调防控时,首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疫情要防,但人也要吃饭。而我们要说,因为确实不是张医生的本专业,他的这种提法,依然是朴素、感性、且不专业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容易招黑的原因。严格的说,张医生的这种提法更类似“自然哲学”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只做了定性的讨论,而没有做定量的分析——你说不能只站在医学专业的角度一味强调封控,也要站在经济的角度考虑“人要吃饭”的问题,这当然对。但到底疾病的毒性和传染率达到多少,封控带来的经济损失会超过它所获得的正向收益?对于一种具有某某特质的传染病,社会投入多大的资源、怎样使用这些资源,才能够达成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解”?还是那句话,要真正专业的回答这些问题,这个人必须同时具有相当的医学和经济学素养,了解疾病、又了解经济,至少你得同时懂得病毒的传播原理和帕累托最优都是啥。而张文宏只是个医生,你说他谈这个问题“不专业”,那当然他是不专业的。可是,本职研究神经生物学的饶毅老师谈这种问题就“科学”、“专业”到哪里去了么?我想也未必吧。

那么有没有能真正专业的去研究此类的问题的人呢?有的!这种人叫卫生经济学家。卫生经济学(Health Economics),我在《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个伪问题。》一文中曾经对这门学问进行过粗浅的介绍,不知你是否看过:简单地说,这是一门同时兼顾经济学视角和公共卫生医疗知识的交叉学科。

这门学科的开山鼻祖,是1972年以史上最年轻获奖者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尼斯·阿罗。肯尼斯·阿罗在1963年时曾发表了著名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在这篇论文当中,阿罗指出了医疗资源的特殊性:一方面,疾病的发生、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一旦医疗机构开始对患者进行治疗、或对传染病进行社会面防控,其获得的效果也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作为一种经济学上非常特别的“稀缺品”,如何去分配、使用医疗资源是需要单独设立一个交叉学科进行认真研究、讨论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的时候,阿罗的这篇论文曾再次引发学界广泛重视和反思,世卫组织以公报的方式转载了该论文供各国医疗机构参考。人们通过这个现实的案例认识到,阿罗教授的这种论述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怎样平衡经济与防疫,怎样使用注定有限的医疗资源达成最好的效果,这些都必须由卫生经济学家在兼顾医学与经济学之后,做定量的分析,科学的处置。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卫生经济学今天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了一门蔚为大观的学科,比如美籍华人,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多家国际组织的专家顾问、我国卫生部特聘的首位卫生经济学家胡德伟教授,就是全球知名的卫生经济学泰斗。我国在制定烟草税政策时还听取过他的建议。可惜胡德伟教授在2020年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无法听到他基于卫生经济学视角给出的专业见解。事实上,就算老先生活着可能也没用,因为胡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成瘾物卫生经济学(也就是研究烟草、大麻等成瘾物怎么控制),这个分支离我们此次所需要的传染病卫生经济学其实很远。而就国内而言,实事求是的说,我们卫生经济学的研究目前是相对薄弱的。

与国外已经长期产出大量的卫生经济学者不同,我国国内对这门学科的认知水平还处在“建构阶段”,在很多大学里,这个“卫生经济学”这个词儿即便有,也多只是作为一门经济学专业、医学专业、管理学专业的选修课存在。教此课的老师很多也是现上轿现包脚,看了几本相关书籍就上台去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在中学时代过早的文理分科先天就不利于培养这种垮学科的专业人才。其次,目前我国大学的学生培养体系,表面上看有了“选课”“学分”等制度,但里子里依然是以专业为划分的,报什么志愿就念什么专业。而其中,经济学和医学又分别是文理科中公认的难考、考进去之后专业壁垒较高的学科,想在这两个学科之间产生“跨专业人才”非常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算我们培养出了一个合格的卫生经济学毕业生,请问这样一个好不容易把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硬骨头都啃下来的人,他毕业后到哪里去找工作呢?与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公司、制药公司、政府福利机构需要相当数量的卫生经济学人才进行医疗成本精算不同,这门学科在我国缺乏基础就业场景。学了一大顿以后很容易变成“屠龙之技”。总不能像笑话里说的一样,老头参军入伍,一上来就想当将军。卫生经济学一毕业,就马上参与制定防控防疫政策吧?是的,学科建设的薄弱,让我们无法产生一位卫生经济学的泰斗,在争论的关键时刻,同时兼顾医疗和经济的帮公众把账算清楚。所以我们只能让张文宏这样的医生赶鸭子上架,模糊的提出“防疫很重要,但大家也要生活”这样朴素而基本的卫生经济学入门级概念。这虽然“不专业”,但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更多的专家学者,连这种跨学科的尝试都没敢去做。回顾这三年、尤其是今年以来关于疫情防控与放开的争论,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经济学家或有要“放”的,而医生们则多是要“防”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恰恰在于大多数专家都谨守了饶毅教授的那个标准:对自己专业外的事儿闭口不谈——我是个医生,那我就只从医学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从医学角度而言,这个病传染性那么强,又依然有一定的重症率、致死率,那当然是严格防控最好了。经济学者其实也是同理。结果大家都执其一端,搞成了盲人摸象。而到了公众层面,这种各自执其一端的倾向则更明显,比如前两天微博上闹出来的那个“集体死爹”事件,一堆小v集体发文称自己的父亲“死于新冠肺炎”,连文本格式都不改一下。

抛开这帮人如此整齐划一的表态是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共用一个爹不谈,你会发现他们说理的策略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试图通过讲述(甚至哪怕是编造)一个个案,说明他们主张的正确性。只能说,在离开了卫生经济学的专业分析、离开了科学理性的烛照之后,无论专家学者还是社会公众,对此事的讨论都陷入了一种局于自己的认知和地位,盲人摸象式的争论乱战当中。所以我们的社会,其实是急需好的卫生经济学者帮公众摆脱这种个体叙事的乱战、横跨医学和经济学两界,从宏观视角真正客观理性的帮大家算算账的。

希望此次疫情过后,能有这种卫生经济学专家,同时基于医学与经济学的视角,写出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真正专业的去分析一下这件事,为公众精算、比较一下各种选择之间到底利弊几何。历经了三年的波折,我们总该获得一点经验和反思,如此,才能让苦没白吃。当然我知道这种希望多半难以实现,这不单单是人才储备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心理接受门槛的问题,如我在《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个伪问题》一文所提到的,卫生经济学的一项基础工作,是首先要实现钱和命的等价代换,也就是对人命进行理性的估价,之后才能进行进一步的社会成本计算。而当前很多公众是不接受这种估价的,很多人心底里其实都还有“我的命比你的钱重要”或“我的钱比你的命重要”的这种非人本主义的、前现代的思维。如果沉在这种思维和随之而来的“封控爱好者”和“躺匪”之间的党同伐异当中,我们当然只能收获一地鸡毛的彼此互骂。

面对新冠疫情,社会应该投入多大资源防疫,怎样防疫,这是一个经典的卫生经济学问题。对于这个需要医学和经济学“两开花”的问题,只通医学的张文宏医生当然不够专业,可搞神经生物学的饶毅老师难道就更专业了吗?总不能因为饶老师喜欢强调自己是科学家,张文宏不是,就非要逼着公众承认他对所有科学门类都触类旁通吧?那可真是小母牛坐飞机——牛叉上天了。所以两个人都不专业。而在这两种“不专业”中,我还是更喜欢张文宏医生那种一点。因为张医生的表述虽然的确“不专业”,但它好歹是一个萌芽,一个指向,我们沿着他提出的“疫情要防控,但人也要吃饭”这个问题思考下去、讨论下去,最终会找到卫生经济学这门学问,并有可能在未来真正将它重视起来,获得一些反思,吃一堑长一智。说到底,其实每一门科学都是这样萌发、开枝散叶的,从“不专业”一点点变的专业的。而反观饶毅教授的不专业,看看他对张文宏的怒怼……抱歉,除了学术傲慢、学术霸凌,以及防控爱好者对“躺匪”的党同伐异。我看不出什么有营养的东西。所以很想问问饶老师:一介医生,谈卫生经济学的问题固然不专业,但一个“科学家”,写大字报、大批判文章,今天怼张明天怼李,难道就很“专业”了么?既然您这么喜欢强调“专业”,那您就多干点您专业该干的事儿吧。

本文转载自作者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内容略有删减,标题略有修改

图文编辑:Wind

延伸阅读:

《抗疫见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