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 CSR & Sustainability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上海，2026-01-21
当一份注明年薪73万元的公益基金会年报被公开，引发的讨论远超数字本身。公益人陈行甲因其在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领取的薪酬，经历了从舆论质疑、官方核查合规到最终宣布“未来不再从基金会领薪”的全过程。这场风波，表面上是对个人收入的审视，实则精准地测量出了中国社会的认知温差：我们仍在用传统“慈善”的道德标尺，去衡量一个现代“公益”行业的专业价值。
要理解这场争议，必须厘清一对常被混用却内核迥异的概念。传统“慈善”强调直接利他与情感驱动，是针对特定对象的“授人以鱼”。而现代“公益”则致力于系统性地解决公共问题，它理性、专业，讲求方法与可持续性，目标是“授人以渔”。陈行甲团队运作的“联爱工程”，旨在通过跨省政策协调、药品保障谈判等系统方案攻克儿童白血病问题，正属于典型的现代公益范畴。然而，公众的强烈不适感恰恰源于认知的错位：为何从事“行善”事业，需要领取一份市场化的薪酬？
这种认知冲突并非偶然，它深深植根于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成熟的发达国家市场相比，中国的公益生态呈现出鲜明的“青春期”特征。
近年来，在《慈善法》推动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规模增长显著。然而，衡量一个公益慈善市场的成熟度，关键不在绝对规模，而在于其经济渗透率。
根据权威研究，美国的慈善捐赠总额长期稳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 左右，构成了一个庞大且稳定的“社会部门”。反观中国，根据《慈善蓝皮书》与民政部的最新数据，2023-2024年社会捐赠总量占GDP的比重仅在 0.1% 左右。全国政协委员孙达亦指出，我国慈善捐赠总额长期仅占GDP的 0.2%左右，且未能与经济增长同步。这揭示了一个核心事实：中国公益慈善的经济与社会参与深度，仍处于初级阶段。
更深层的差距在于驱动力的结构。美国的公益生态以个人和家庭捐赠为绝对主力（占比近80%），源于深厚的公民文化与成熟的捐赠体系。而中国的慈善资金则长期以企业捐赠为主导。这种独特的“市场驱动慈善”模式，使得捐赠行为更具理性计算色彩，同时公众受“企业社会责任”宣传和传统道德观念影响，对公益组织本身运作的“零成本”期待更为强烈。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种结构性差异，以下是中美公益慈善市场核心特征的对比：
这种市场结构带来了直接影响：首先，行业生态链尚未成熟，资源易在大型机构内循环，难以滋养多元、专业化的服务组织；其次，在“企业主导”和“道德光环”的双重滤镜下，社会对于公益作为一项需要专业人才、科学管理和可持续资金的“社会服务业”的本质，认知严重不足。陈行甲的薪酬争议，正是这种不成熟市场生态与滞后社会认知相互作用的典型产物。
因此，我们审视陈行甲事件，便不能止于道德评判。当新东方以150万元年薪向他伸出橄榄枝时，市场已清晰地为他的资源整合、项目管理等复合能力完成了定价。这无情地反衬出公益行业的窘境：社会期许从业者以商业级的专业能力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却不愿支付接近市场水平的薪酬以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
这场争议的价值，在于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在从“企业主导、情感驱动”的1.0阶段，迈向“公众参与、专业驱动”的2.0阶段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阵痛。问题的核心不再是“陈行甲该不该拿高薪”，而是我们的社会是否准备好为一个现代公益行业的基础设施——包括其专业人才体系——支付合理的成本。
陈行甲最终宣布不再从基金会领薪，可视为个人在强大传统认知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但这一选择不应是争论的终点，而应成为全社会进行认知升级的起点。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未来，不取决于能否将从业者束缚于“道德圣坛”，而取决于能否构建一个允许专业价值被合理认可、鼓励慈善资本长期积累、形成高效分工的良性生态系统。这需要更完善的法规政策、更严格的行业自律，但最根本的，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观念变革：我们需要将公益视为一项至关重要的社会服务，理解其专业性与成本，从赞赏“燃烧自我的蜡烛”，转向支持“能够持续发电的电站”。
风波终会平息，但留下的问题亟待回答：我们究竟想要一个仅靠瞬时爱心与道德激情驱动的“慈善集市”，还是一个由专业力量支撑、能够根治社会痼疾的“公益产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我们社会向上向善的路径能走多宽、多远。
编辑：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