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与环境】 | Energy & Environment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不夜侯，深圳，2025-08-12
编者按：曾经，非洲草原上的象群如繁星般浩瀚——16世纪仍有约 2600 万头，而今仅剩 49 万；亚洲象更只剩不足 5 万头，连中国境内野生个体都仅 300 多头，仅为大熊猫的1/6。
8月12日是世界大象日（World Elephant Day）。该纪念日由加拿大电影制作人帕特里夏·西姆斯（Patricia Sims）等人于2012年发起，旨在唤起全球公众对非洲象和亚洲象生存困境的关注。
大象是环境变迁的沉默见证者。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将这些体重可达数吨的巨型动物比喻成“矿工的金丝雀”——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早期预警系统。一头成年象每日需消耗150公斤以上植被，饮用近200升水，活动范围可达数百平方公里。这种生理特性使象群成为环境变化的敏感指示器——当它们开始退却，往往意味着整片森林生态系统已走向不可逆转的变迁。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书中以这种陆地上最庞大的动物为线索，展开了一幅跨越四千年的中国环境变迁图景，通过大象在中国版图上从北向南、从中心到边缘的持续退却，揭示了中国文明发展背后沉重的生态代价。
“豫”——河南这个简称的右半部分是一个“象”字，隐藏着中国环境史上的重大秘密：三千多年前的中原大地上，曾遍布大象的足迹。《大象的退却》通过精心绘制的分布图，展示了大象在中国版图上逐步南撤的轨迹：
- 公元前900年（西周时期）：大象仍活跃于河北、山东、山西等华北地区
- 公元580年（隋朝开国）：大象退至河南及江淮之间
- 公元1050年（北宋时期）：分布于浙江、江西、湖南、四川
- 公元1450年（明朝景泰年间）：仅存于福建、两广
- 鸦片战争前夕：退缩至云南一省范围
这一持续数千年的退却过程，恰如此书作者伊懋可所言：“一部中国环境史，完全可以用大象的退却路线来概括”。通过追踪大象的足迹，作者巧妙地将中国四千年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与自然环境的变化编织成一部宏大叙事。
栖息地的消亡
大象退却的首要推手是栖息地的丧失。伊懋可指出，农耕文明对森林的敌视深植于汉文化基因中——“商代甲骨文中的农的象形字，似乎表明了在林间开展的活动”。这种“刀耕火种”的农业扩张模式，随着汉族人口增长和政治版图拓展，不断吞噬大象赖以生存的森林空间。
书中颠覆了人们对“刀耕火种”的简单认知：传统上被视为原始落后的耕作方式，在伊懋可笔下呈现出复杂的生态智慧。他引用云南少数民族的耕作实践显示：布朗族和哈尼族的轮歇农业有着严格的伐木规范（小树擦地皮砍，大树只砍枝）、烧地流程（留防火道、分次燃烧）和轮作周期。这种耕作方式虽改变了原始森林面貌，却能与生态系统保持动态平衡。然而当汉族移民带来持续开垦、拒绝休耕的农耕模式后，森林再生能力被彻底破坏，大象的生存空间也随之崩塌。
水利工程的双刃剑
伊懋可最具创见的贡献在于提出“技术锁定”理论——中国古代大规模水利工程在造就农业辉煌的同时，也导致了生态系统的僵化。京杭大运河等巨型水利设施在建立初期带来显著效益，但随着时间推移，维护成本呈指数级增长，陷入“次好技术因先发优势而持续支配”的困境。
这种“锁定效应”在黄河治理中尤为明显：秦汉时期在西北部的农耕推广导致严重水土流失，“河”变成了“黄河”。为应对泥沙淤积和洪水威胁，历代王朝不断加高堤坝，形成恶性循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迅速淤积同样以珠江流域森林破坏为代价。水利工程创造的短期红利，最终需以更高的生态代价偿还——这一洞见对理解当代中国水利工程仍有警示意义。
人类贪婪的掠夺
除生境破坏外，人类对象牙、象鼻的贪婪需求加速了大象的消亡。书中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历史细节：唐宋时期岭南地区盛行食用象鼻，“争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惠州曾发生野象闯入城区事件，最终在人类围猎中演变为悲剧。
更致命的是大象极低的繁殖率——孕期长达22个月，使种群在人类猎杀压力下毫无恢复能力。当猎杀效率随武器进步而提高（如明朝军队用火器击溃战象），大象的退却便加速为崩溃性消失。
《大象的退却》写于二十年前，却精准预言了21世纪的中国生态困境。2021年云南野生象群“北上南归”事件，戏剧性复现了书中描述的人象冲突——象群因保护区森林过度繁茂（“森林化”导致地表喜食植物减少）被迫进入农田觅食。这一事件证明：即使建立自然保护区，若忽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仍无法实现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
当代中国的生态挑战与历史一脉相承。三北防护林工程可视为对古代森林滥伐的补救；南水北调工程延续着水利治理的传统智慧与风险；而云南野生象生存空间的持续萎缩，恰是四千年“退却”的现代缩影。伊懋可提醒我们：生态危机不是现代性的产物，而是文明发展的伴生物。
超越“退却”的未来之路
在批判之外，《大象的退却》也暗含重建共生的可能。书中对少数民族生态智慧的发掘，如傣族养象耕田，对轮歇农业生态合理性的肯定，都暗示了不同于汉文化主流的发展路径。这些案例为当代中国提供了关键启示：生态治理需超越单一的“保护vs发展”框架，寻找多元的地方性知识。
全书以一个问题作结：“大象一退再退的目的地又在哪里？”答案不在书中，而在我们手中：能否打破“技术锁定”的魔咒？能否避免内卷化的生态陷阱？能否在象群最后的栖息地构建真正的共生文明？
当2021年北迁象群在人类引导下安全南返，我们似乎看到一线希望——这一次，人类选择为大象让路而非驱赶。
编者注：伊懋可（Hark Elvin），1938年生于英国剑桥，剑桥大学毕业。1990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曾在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巴黎高师和海德堡大学任教，在哈佛大学做过访问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的模式》、《另一种历史：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论中国》、《华人世界变化多端的故事》，合编了《中国文化图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还发表了署名为约翰·达顿（John Dutton）的小说《圣伊莱斯集市》和《虎岛》。
编辑：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