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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从大萧条到大封城:后新冠和后特朗普的世界(四)

【城市】| City

作者:刘宁荣, 2020-11-28

思考2:全球化的陷阱与出路

全球化也陷入了陷阱,到底有什么出路呢?发达国家在陷入增长的困境以及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之后,全球化成为替罪羊。我相信全球化不会停止,但步伐会放慢。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后,正如我五月发表一篇文章《“半冷战”来临,“半全球化”降临》。在我看来,世界已进入“半全球化”的时代。

  • “半全球化”降临!

什么叫做“半全球化”? 首先区域化合作加强,区域化的合作将代替现有的国际贸易架构。就在2020年11月15日,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日本、韩国跟东盟,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加入了这个协议,RCEP超越欧盟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上最大自由贸易经济体系。成员国的GDP占全球近三成、全球贸易约三成、全球投资的三成多。是全球人口最多、最具潜力和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

而《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议》(TPP)在美国退出之后由11个国家签署,改名CPTPP,在2018年底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改头换面之后得以延续,欧盟与日本已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和中国正在商讨投资协定,这些新趋势都充分说明了“半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所以我们看到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在加强。

第二,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转移。下面的这个图表可以看出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强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2%,超越欧洲和中亚的26.8%。这就是我所说的全球的经济中心再转移,全球化不会因为“美国优先”这个政策而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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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自由贸易不会被轻易颠覆。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优先”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的贸易逆差。所以说全球化的步伐不会因为美国的孤立主义受到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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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国成新全球化重要推手。中国在推进与不同国家和集团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在加入RCEP之后表示愿意加入CPTTP,充分彰显中国捍卫自由贸易的企图心。

为什么说中国在这半全球化的趋势中会是一个重要的推手?我们看到新冠大流行冲击全球供应链,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相互依存的脆弱性,也惊醒了各国过度依赖他国制造业的潜在危机。不仅仅是美国,欧洲国家看到这个危机,中国也看到了这个危机。中国在夏天的时候大量进口粮食,很多人也担忧中国有没有足够的食品?中国会不会回到文革时代,用粮票油票的时代?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过度倚赖其它国家的农产品。今天发生全球供应链的大洗牌,大家都担心过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尤其是特朗普一年来的对抗政策会导致中美之间的冲突,所以大家提供了“中国+1方案”。所谓“中国+1方案”就是在中国以外,在印度、东南亚国家、台湾设立备胎,但中国制造业的中心地位,短期内也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制造业难以回流美国,特朗普失败了,拜登怎么会成功呢?拜登将在“美国制造”计划中投资7千亿美元,最终也无法吸引美国制造业回流。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拜登不会走孤立主义路线,拜登将会重返国际大家庭。

  • 全球化的益处

全球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益处,发展中国家是这一波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全球化加快了全球的脱贫速度,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自1990年以来,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35%。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原计划,2015年将1990年的贫困率降低一半,而这一目标已在2010年提前实现。全球有近11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

发达国家也因为全球化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帮助富国长期保持低通货膨胀。通胀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已消失很久,从80年代开始,通胀就是下行趋势,即使美国毫无节制地加大货币供应,实体经济杠杆不断上升,通胀仍波动式下滑。

而全球化带来了很多新业务,包括新客户和收入的多样化。各国企业可以寻求灵活、创新的方式来扩展海外业务。全球化亦促进全球人才的流动和发展机会,超过3%的人口现在居住在出生国家之外。在过去的六十年中,尽管移民在世界人口所占的比例一直保持稳定,但其构成发生了变化,高技能移民相对于低技能移民的比例急剧增长。在高技能移民中,将近75%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硅谷超过70%的软件工程师是外国人。

全球化也令创新和技术的传播速度加快,全球知识流动的强度日益增加。全球化以两种方式扩大了跨边界的技术传播。首先,全球化使各国更容易获得外国的最新知识。其次,它增强了国际竞争,并增强了公司创新和采用国外技术的动力。IMF的研究表明,新兴市场因为使用了来自外部的创新知识,每年的生产力提高达0.7%。

  • 全球化为何成为过街老鼠?

但全球化也带来很多问题,首先是西方民众将自身内部的失败错误地归咎和转嫁于全球化。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制造业外流,非法移民涌进西方,进一步激化了西方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等现象。全球放宽市场准入促进了全球自由贸易,有助于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企业可以毫无约束地向全球扩张并从中获益,这造成了发达国家蓝领工人就业机会的流失。但全球化并非发达国家内部经济机会不平等的原因,而是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此外,在全球化浪潮中受到影响的蓝领阶层和民粹主义政客错误地或者故意地将这种不平等归咎于国际和区域贸易协议。这些多边贸易体制既脆弱,又有缺陷,如世界贸易组织WTO,更容易成为箭靶。

政客无法解决国内的经济不平等,民粹主义者诉诸民族主义以获得选票,但他们不可能就此解决国内不平等的问题,却激化了民众对全球化的负面看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就是美国走向右翼民粹的结果,而各式各类的民粹主义在全球各地高涨,正在破坏二战之后美国建立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在欧美国家,有关全球化的政治辩论已演变成暴力冲突,价值观的两极分化正加剧西方国家的分裂。与此同时,西方则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加剧,因为后者过去二十多年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及时搭乘上全球化这趟快速列车。

所以在 《归属经济学》这本着作中,来自奥斯陆、现在宾州大学任教的桑德布(Martin Sandbu)提出,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当前的挑战,经济仍然是我们日益扩大的不平等的核心,只有关注正确的经济政策,我们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以建立一个人人享有的公正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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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化的问题

那到底全球化带来什么问题呢?第一,资本与劳工实力相差悬殊。全球化造成全球资本四处游荡,资本和企业往往透过在不同国家的转移,谋取最大利润。这一方面造成了西方国家蓝领工人失去了原有的制造业工作机会,但在发展中国家也造成了对劳动者长期的剥削。即便在中国,三亿农民工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但也受到了无情的剥削。

第二,全球化的偏斜式发展。在各国政府设计贸易协议和全球商业法规时,常常会充分考虑资本方的需求,而劳动者的利益,他们可获得的就业保障、薪金待遇、工作环境,工作场所的发言权,讨价还价的权利往往被忽视。这一切都是为了降低跨境经营成本并促进跨境资本流动,投资者以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税收收入为诱饵,成为全球各国政府争相抢夺的对象。

尽管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以多种方式联系在一起,但即便到今日,世界经济依然不是一个全球共同体。实际上,世界经济中的大多数失败都源于国内治理的失败。而新冠病毒的蔓延让中国及美国的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冲突愈发明显。

思考3:中美制度的竞争与出路

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中美两种不同制度的竞争与出路。特朗普的四年让全球看到了美国制度脆弱的一面,但人们是否也在这场关系到美国未来的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看到其韧性的一面?特朗普的四年让中美两国的关系,有如自由落体一般急剧恶化并已陷入谷底?特朗普的四年让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态势已经成形而无法回转?特朗普的四年让中国在抗击疫情中看到了自己的优势,也让曾经自我陶醉的国人猛然醒来,在科技冷战降临时,意识到自己在科技创新上跟美国有极大的差距?

我在2019年12月30日的跨年随想《裂变:走出恐惧与幻灭》一文中说到 :“如今自由资本主义忽然间碰到了一个巨大的对手,即主导中国过去四十年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今天,这两个阵营在争夺全球的领导地位。但无论是欧美民主国家领导的自由资本主义还是中国领导的威权政府积极介入的国家资本主义,都有各自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找到解决的答案。”

从这张图我们看到中国在过去40年的改革当中,经济上取得的重大进步。美国今天的经济总量仍然是全球第一,但是中国已经上升到第二位,达到了美国总量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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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财富跟美国的财富也发生巨大的移动,根据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全球财富报告》,中国拥有的世界前10%的富翁人数达1亿人,首次超越美国,美国为9900万。中国还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百万富翁第二多的国家。数字显示,中国的国民总财富为63.8万亿美元,仅落后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但美国净值达到5000万美元的人数仍是中国的四倍,世界上40%的百万美元富翁都来自于美国。从中国富人人数的增长上看,2010年拥有百万美元或以上资产的中国人仅为3.8万,而现在则达到了444.7万,增长超过116倍。

  • 美国的优势

尽管在21世纪的前2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放缓,但美国的发展模式继续在全球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美国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自由贸易和参与全球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美国的GDP平均增幅略高于2%,超过G7其它发达国家。美国企业的竞争力依然强大,美国公司跻身全球最知名、最赚钱的公司之列。从企业利润来看,美国公司占全球前10%的有近四成,占全球前1%的更高达三分之二。美国在创新领域的投入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从数字化、人工智能到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创新,许多推动21世纪增长的突破都离不开美国的创新生态系统。

过去20年,美国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口无法平等地参与经济发展并从中受益,其中包括约1.5亿成年人,但创新者、企业家、投资者,以及高技能工人却受益匪浅。最具创新性、发展快速、且规模较大的公司在美国不断出现。美国模式不仅给美国经济和民众带来了好处,而且还通过竞争、贸易、投资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美国在技术、医学、金融和资本市场等领域的创新活动也对全球各国产生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美国的管理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在全球广为传播。美国的高等教育更是吸引了来自全球的优秀人才。

  • 中国的优势

以购买力PPP来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排名世界第一。中国现在是全球制造第一大国、贸易第一大国。中国经济快速弯道超车的原因之一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以及政府对重要行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垄断。 这恰恰跟美国相反,美国过去30年里,基本上没有重要的基础建设。中国对资本流动的控制,虽然拖慢了中国的金融改革以及在全球金融市场发挥影响力,但使得中国免受全球金融市场的巨大波动。中国对教育和研发的投资也不断增加,世界经济论坛报道,中国在2016年有470万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毕业生,超过美国STEM毕业生,比例为8.2比1。到2030年,这一差距将以15比1跃升。

新冠疫情让世人看到了中国举国体制的强大力量,政府全面介入做出令西方难以理解和羡慕的封城举动。但抗疫的强硬手段取得的成功,和美国抗疫的失败反衬了美国自由主义的灾难。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倾向政府干预和计划,在全球面对经济危机时,成为各国通用的危机处理手段。面对市场机制在疫情当中失灵,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政府动用非常规的财政手段,挽救企业、股市、债市。而新冠疫情突也突显中国在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5G、无人机等新技术。健康码、 疫情地图、数字防疫系统都派上了用场。

但政府的过度干预经济也会带来反效果。在我曾经居住过四年的城市,渤海之滨的天津,其经济下沉就是一个例子。根据最新的统计,天津不再是中国十大经济体量的城市,只有一万亿,是上海和北京的三分之一。天津的负债率在今年是GDP的40%,比去年的35%要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大规模的政府投资使得城市从2010年到2012年的经济快速成长,但去过天津的朋友都知道,新曼哈顿计划沦为“鬼城”。高银天津117层,位于天津市西青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2008年开始动工,投入400亿, 过去12年里停工又复工,成为全球最高的烂尾楼。当地的四个钢铁公司合并,在2014年成为财富500的大公司,但2018年因债务被迫申请破产保护。所以只有创造更好的商业环境、公平的市场竞争、创新生态和吸引私人投资,才能确保经济的长远发展。

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贫富悬殊和社会的不平等也日益突出,这点并不比美国好多少。政府的债务也日益增高,这跟美国的情况也越来越相似。中国如何从美国的发展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不同经济体的竞争必定日益激烈,两种模式都存在着自身的缺陷和共同的陷阱。

面对两种模式天生的弊端,如何在政府干预和市场力量中寻找平衡?

面对民粹主义高涨,不平等加剧的不满情绪,哪一个模式可以在提高经济活力和生产力时,更可能缩小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现象?

面对数字革命,在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创新竞争中,谁能保持长远的创新优势?谁能提供创新的土壤?这包括对教育的改革和投入,政府和私营机构的投入。谁能够制止数字革命演变成数字威权?

面对气候变化,谁能做出大胆的承诺和行动计划?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排放量占全球约28%。中国的碳排放在2018年和2019年仍持续增长,但也向世界承诺,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并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在美国不愿解决气候问题上充当国际领袖的时候显然走在了前面。

那么谁能具有革命性地告别以往经济发展的模式?对我们经济的真正衡量标准不应该只是GDP指标,失业率以及股市表现等简单的等式,还要看独立于经济指标并反应真实生活质量的社会进步指数。哪一个模式更具有人性?人道的社会主义?人道的资本主义?但首先需要拥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问题!

  • 人道的资本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美国政策研究所对全美643位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在疫情期间财富变化进行统计,结果令人吃惊,。从3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些富豪的财富共增加了8450亿美元,比3月初增加了29%,如果平均到每一天,这600多位富豪每天财富增加了47亿美元。 与此同时,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失业人数超过了5100万。著名的诺贝尔得奖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2012年就出版了 《不平等的代价:当今分裂的社会如何危害我们的未来》一书。他提到美国在2009年至2010年从金融危机中开始复苏时,美国1%的人获得了93%的收益。斯蒂格利茨认为,不平等是由富人控制的立法和监管活动的巨大政治权力所产生的。他不相信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是美国财富差异的根本原因,而是寻租导致不平等。富人利用权力形成垄断,受到政府的优惠待遇并缴纳低税,在道德上是错误的,经济上也损害了生产率。他写道:“尽管潜在的经济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但政治已经塑造了市场,并以牺牲他人而有利于顶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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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们中国的发展是不是有很大的警醒呢?在2019年的新著《人民、权利和利润》里,斯蒂格利茨批评美国经济及其政府向大企业倾斜,少数公司开始主导整个经济领域,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和导致增长的缓慢。金融业制定自己的监管法律,科技公司在很少监督的情况下积累了大量的个人数据。而太多的人通过剥削他人,而不是通过创造财富来获取财富。如果不采取措施,新技术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加恶化,并加剧不平等和失业。斯蒂格利茨展示了如何再次实现中产阶级的生活,而建立一个重新创造共同繁荣的“进步资本主义”可能为时不晚。他相信这条道路可以让人民共享繁荣,因为它不是靠不平等的二次分配或剥削,而是基于市场、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合作与协同。 “我们要始终记得多让市场去发挥作用,以市场为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市场有局限性。当市场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时,政府就有义务干预。”

今天,我们需要问经济活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经济活动的目的不仅仅是创造财富,而且要创造平等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也不仅仅是以增长为简单的目标,而且要促进社会的进步,并为公民创造更加有意义的生活。全球化带来了冲突与矛盾,但不是经济不平等的元凶,裙带资本主义和寻租加剧了不平等。而放任的市场与政府的干预都无法解决所有经济和社会的问题。

在经历了过去半个世纪的繁荣,全球正面对共同的挑战,从社会不平等,到贫富悬殊;从过度追求经济成长到全球化带来的后遗症;从气候变化到数字技术……我们是时候期待“逆革命”的思想与行动。我们需要重新平衡市场,政府和社区之间的关系。新自由主义流行半个世纪,我们目睹市场常常无法自我调节。政府必须优先考虑多数而不是少数人的公共利益来构建市场,而社区必须在打破“更多政府”与“更多市场”的错误二分法中发挥作用。进步资本主义,或者我称之为人道的资本主义/人道的社会主义,可以为我们的未来找到共同享有的价值目标。

  • 我们必须超越固有的认识

在这混沌和混乱的时刻,学习的本质是要提升我们质疑和反思的能力。全球在经历过去四十年财富的巨大增长,经济的快速发展之后,我们需要思考以往的发展方式为何愈发造成社会的不平等、国家之间的对立、对环境的破坏。新冠病毒也更加明显地暴露了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而全球的繁荣和进步取决于对相互依存的世界如何运作达成共同的理解,全球能否取得价值上的共识依旧重要。

因此,你们在ICB的学习旅程需要打破原有的思维模式和框架,千万不要陷入以往成功的陷阱,而要从以往的失败中思考突破和革新。面对制度的失效,我们往往依旧习惯性地将自己困守在过去,而无法面对未来。

我们必须确保社会了解基本的经济学和基本治理的问题。我们必须超越固有的认识,学校、特别是商学院,仅仅是积累个人或为股东创造财富的工具。当然,赚钱并没有错,致富也没有错,股东也应该获得公平的投资回报。但是,当我们周围的每个人都可以一起享受稳定与繁荣时,赚钱才能变得更加愉快。学习的目的就是赋予我们向上和向善的力量,这正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

从1929大萧条到2019大流行,世界仿佛走了一个大圆圈,再次面对一个“革命性”的时刻,我们需要开始寻找新的方向。如果你在这场疫情中失去了信心,这次学习之旅希望能为你重拾对未来的憧憬;如果你在这场疫情中失去了梦想,这次的学习之旅希望能给你带来行动的力量。

在教育4.0时代,学习的理念就是以创新为本。欢迎大家踏进一所创新型的专业商管学院。

谢谢大家!

(全文完)

作者简介:刘宁荣教授 (Prof.N.R.Liu),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商业学院(ICB)暨企业研究院(SEA)创院院长。微信公众号:知识游牧者Knowm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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