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晶晶，上海，2025-03-23
（本文为黄晶晶主任医师2025年3月23日在智力银行SE Salon上的分享整理）
概要：
1、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 不仅仅是关注休学、自杀自伤等行为，更多的去关心在此之前就已经产生的心理问题。
- “家-校-社-医”模式是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方式。
- 没有太多的必要去如此紧张的看待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的患病率高，实际的诊断率不高。
2、AI技术在心理健康诊疗中的应用
- 在预警方面有成熟系统，如针对重型精神障碍的预警系统，但是并没有相对“应用成熟”的系统。
- 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包括整合式心理治疗和模块化应用，但因为医疗器械管理严格，要在医院大规模应用，开展训练，耗时长达5-8年，且壁垒高。
- 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中面临专业性和隐私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非常严重。国内来说，我们医生比较关注几个问题，到医院就诊的儿童青少年的疾病最严重的可能就是三个病种：一个是情绪相关的障碍，包括焦虑、抑郁等；第二大块是神经发育性障碍，大概占到了5%，这是可以诊断的一些疾病；常说的自闭症之类的，我们把它归到神经发育障碍，往往放到重型精神障碍里面，比如说分裂症，自闭症，占到了2.5%。所以，真正到疾病范围内的这些是我们医院特别关注的点。
如果做一个更广泛的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的促进，它要关注的面就会更多一些了，于是才有了这种“家-校-社-医”的模式。那我们是“医”的那方，看到的更多就是家庭里面容易出到什么问题，学校里面可能出现什么问题，社会层面能够做些什么问题，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于是在医院这边可能发展的更多的模式是我们医院承担的一些责任，更多的是在于，比如说加强专业能力的建设，健全所有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完善服务体系，也就是建立各种区域性的精神疾病的诊疗中心，然后推动一些专科的建设，然后通过信息技术来构建一些网络，以及提供一些专业的指导和干预。这些是我们医生更要做的。
现在医院这块其实是很难完全能够做到。比如说，在上海市每个区都会联合精神卫生专业的机构来要求这些医生全面介入所有学校的心理教育工作。甚至很多学校会聘请我们的医生去做心理副校长——现在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做法，每家医院，每个学校，他现在不仅仅是有专业的心理老师，他会要求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心理副校长来做心理治疗，或者心理教育这一块。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孩子如果是休学了，他不去上学了，或者是产生自杀自伤了，产生了这样的行为，才会引起大家的很多的关注。其实在这之前很长的时间内，他就可能没那么好了。我们作为精神专科医生，第一件事情，是呼吁各个层面不仅仅是关注他的行为，在前面很多的时候要更多的去关心他的这些就已经产生了心理问题。
我们现在发展的这个“家-校-社-医的模式，基本上就是医生到学校里面去做普及的教育，学校和医生开通了绿色通道，能及时的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就诊。即使住院，我们邀请了学校和家庭来做床边的整体的查房的模式。有困难的家庭，我们联络了非常多的基金会给予一定的支持——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返校以后，或者是返回社会以后的一些支持。我们希望把这个网络能够顺利的进展起来。大家也知道，这个要能够运转起来可能还不是像几个部委来发文那么容易。我们基本上每个月，尤其在教委和卫健委的层面，每个区都会来开展一些协同工作，以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状况。要说有多少的有效性，很难讲，因为确实很难说政策的有效性有多少，只能说，看到的大家越来越紧张这个状况（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作为一个专业医生，我倒觉得没有太多的必要去如此紧张的看待这些事情。它往往是在这个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尽管总体来说，可能6-16岁的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的患病率达到了17.5%，肯定是高于成年人的。但是儿童青少年在就医过程中，我们给的精神疾病诊断率没有那么高。因为我们非常保护孩子，毕竟他是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他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一定会给他诊断一个某某种类型的精神心理疾病，除非是确有必要——为了诊疗相适配。
AI 技术在心理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应用，在医院里面做了很多的大的研究就是做预警。因为无论哪个层面，不管是教务还是社会，都希望能够做预警。在预警方面，全国范围内很难有大的数据来支撑，因为第一涉及到隐私。大家也可能知道，最初我们做这个预警的时候，拿着心理调查问卷到学校，尤其在上海，是非常有名的，被家长投诉到教委，那这项工作我们就把它稍微的暂停一下。这样大面积的数据，所有类型的特征的数据，进行大规模的训练，全国范围内肯定是没有的，但是区域范围内是有的。原来我是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我们上海有一个针对重型精神障碍的预警，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系统模型。但很遗憾，它没有在上海进行运用，而是在其他省份进行了运用，就人家的这个教育系统是全面拥抱了这样一个新的东西进来大面积的进行筛查。
但这种类型的筛查不是预警所有疾病。因为任何一个在医疗领域来进行大数据训练形成的预警，都有很严格的科研设计，真正来说，论证它也需要好多年。它是针对一个疾病或者一个问题来循序渐进的进行。所以目前这种系统针对的都是重型精神障碍预警。比如说，重型精神障碍可能前期有些什么基础，有多大的概率能转化成，比如说精神分裂症，这个转化率有多高，前期有些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会进行预警。
在预警程度上，我们有相对成熟的系统，但是并没有相对“应用成熟”的系统。要真正的应用到各个层面，还靠专业领域进行研发的人员和我们的医疗系统一起工作，可能会更快一些。那这是第一个大的（AI技术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应用就是预警，第二个大的方面是评估。
首先，不论评估是软件系统还是其他，能够在医疗领域里面应用，在国内属于医疗器械的管理范畴。医疗器械的管理分为二类和三类，真正用到治疗领域，针对某个疾病本身的话，可能就要到三类了。因为毕竟只要用在咱们精神科领域的，它都得拿一个三类的证。二类的证就很难进入咱们的收费系统进行收费了。现在这样的评估系统要做的比较好，往往不难。因为我们有相应的焦虑、抑郁的自评测试，也能够给到报告，但要经过大数据的验证，真正按照软件开发，或者说医疗设备的开发的完成度的话，那么这个系统真正的要有医疗的场景——在医院里面进行科研的论证，可能至少三到五年时长，有时候会非常长。而研发出来了，做一个新技术，最好要给到条形码，然后去把它应用下来，这可能又是一个将近两年多的时间。
刚才前面也会呼吁到我们要有行业的标准，那行业的标准就是为我们真正能够给到他一个条形码服务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心情温度计”已经进行转化的用于焦虑、抑郁自评的一个 app，它也是经过十多年才能真正的，相对来说，受到认可的一个应用于评估的一个 AI 的技术。
在其他方面用到训练或者是辅助治疗的，目前在医疗市场上，或者是说在精神专科能够真正运用到的，并没有多少。
就我知道的，不管是训练的手段还是 AI 辅助的这些治疗的，拿到二类证的器械已经非常多。相对来说，用的比较成熟的在自闭症的训练的场景中，很多机构有这样的设备。比如说，自闭症的患儿需要训练哪些场景，进行了一个月、三个月的训练以后，他能自己到超市买东西，能自己上地铁，针对某些特征来训练他，最后能完成他能够达到某种功能的改善。
在焦虑抑郁领域有更多，现在正在开发的有非常多。我们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都是整合式的心理治疗，把它放到 AI 的大数据里面进行应用，变成模块化，一部分来进行个体化的应用——看患者可能是哪些特征，针对这些特征，在原来的心理治疗领域有相应的适应症，是基于哪些技术，比如说 CBT（认知行为疗法） 的技术，开发了这个模块，那抑郁症的患者本来就有认知方面的问题，那就给他相应的模块给推送，进行相应的训练就可以。
上述这些设备（软件）比较成熟，可能也只是拿到了一个二证，没有在医院里面大面积的应用。医院里面没有大面积应用，在教育系统就更难说大面积的开展这种训练。所以这可能是在咱们国内的这个语境下挺难打通的一个壁垒，但是需求是非常高的，要让这些设备更快的走入医疗场景和教委系统下，而不仅仅是应用在社会的层面，或者心理咨询师的层面。
不在医院里面应用，但是在整个社会层面具有比较高的享誉度的，比如说，我的病人经常带给我哪些用的比较好的，“暂停实验室”是他们常来讲给我听的。另外一个社会影响力做的比较好的叫“绿汀小屋”，帮助厌学的孩子最终能够真实的回到学校。
不管是在预警、还是在评估，还在训练，还在辅助治疗这一块， AI 技术都有很大的应用。为什么没有能够推进下去？我感觉还是在整个政策的导向层面，而且在医院对患者所有的应用，比如说电子处方、电子药物，都必须要按照医疗器械来做管理，要求就会非常的严格，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
当然，AI 是能够很好的帮助他们，因为它可以实现很大的可及性的这些问题，但第一个最大的顾虑在于，我们会遇到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比如，它能不能进医保；进了以后，医保的市场如何来查，刚才说的那些所有的辅助治疗的这些系统的专业性。AI 辅助治疗的系统，在国内的这个语境下，怎么样才能做治疗。首先是治疗师才能做治疗，精神科医生在接受相应的培训以后才能做治疗，这是法定的“什么才能做治疗”。 AI 辅助下的这些系统理论上，咱就现在不能挂“治疗”两个字，尤其在医疗环境里面就不能说它是“治疗”。
这就和原来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心理咨询师，现在没有办法在咱们医院里为大家来开展这种心理治疗是一样的，就不受法律的认可。咱们现在也在想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所以，AI 技术即使有成型的、非常优秀的产品，为什么在医疗系统里面很难去推进的一个原因是在法律层面上规定了什么样的人，怎么样的场景才能做这些。我们的路可能还要有一段路，要稍微走一下。
第二个方面就是隐私性。隐私性也会包含很多的这些专业性的问题。就举个小的例子。我有个病人影响她的情绪的问题在于她觉得她很胖，但她真的很漂亮，在我看来体型非常适中，而且有点瘦。但是她会觉得自己某些局部有些不好看，很难回到同学面前。她也不愿意把这点跟医生讲的很透。最后一次她来我的诊室的时候，就说她跟一个App 里面的治疗师在聊，那是也是花了很多钱，说是有治疗作用。当然，他没有告诉我究竟是哪个 App。我听的感受就是，对方会不停的给她正向的鼓励，甚至鼓励她去做抽脂手术，来完成她对自己某一部分特别没有自信的那些问题。
那我就在想，咱们很难知道她最后能够有什么样的反馈。这是我们医生很担心的，也是她的父母很担心的。因为父母也知道她在用这个App，为这个付了费，可是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学校也知道她为这个东西付了费，可学校也很难拿到这些数据或者拿到这些具体的内容，就没有办法在真正发生问题的时候进行相应的评判。
作者简介：黄晶晶，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神经与精神影像专委会常委、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心理学专委会委员、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医学会医学研究伦理学专科分会委员兼秘书上海市医学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委员上海研究型医院学会临研究伦理专委会委员。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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