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世钰：节还在，记者没了

作者：林世钰，新泽西，2024-11-08

听说夏律师出来了。清晨醒在异国的深秋里，眼眶润了半天。 – 个曾经采访过夏律师的前媒体人在朋友圈里说，“夏律师刚刚和我视频通话，我们一上来就互相开玩笑，完全没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悲情，但我还是百感交集地有些语无伦次了。 ”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我对夏律师印象最深的是他代理的小贩崔英杰刺死城管案。2006年，退伍军人崔英杰为养家糊口在北京摆摊。城管没收其三轮车，他跪地请求，仍要不回来，激愤之下，刺死城管。之后，北京授予死者“革命烈士”称号，崔则面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危险。夏律师代理了这起案件。在他的努力下，崔被判处死缓，保住了性命。

夏律师在法庭上一段充满人性温度的辦护词，当时被称为“感动中国”辦护词，堪称经典。这是其中最感人的一段话：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当时我的那位媒体朋友报道了此案，文章广为流传。后来她不干记者了，自己出来创业。和她同时期离开媒体行业的还有很多调查记者，他们现在散落何处，不甚了了。

今天是记者节，面对空荡荡的调查记者行业，我说了一句苦涩的话：节还在，记者没了。之前看到一句更扎心的话：记者已死，有事烧纸。

调查记者从最初的蓬勃到后来的萧条，不过十几年时间。如今举目望去，调查记者十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人们也渐渐淡忘了他们，只有出现油罐车拉食用油、殡仪馆偷尸等社会事件时，才想起这个群体曾经存在过，以及他们对净化社会的重要性。

我曾经在北京做了13年法治记者，那些年发生的热点案件历历在目。遗憾的是，由于我所在报社很有局限性，所以记者很少介入热点案件的报道，只是偶尔会做些无关痛痒的外围报道和法律解读。于是经常眼睁睁地看着市场化媒体一众人做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报道，羨慕嫉妒恨。

那个时代，媒体人、律师、知识分子是推动社会进步很重要的三股力量。一旦某个热点事件发生，三股力量经常合流：媒体人还原真相，律师跟进帮助当事人，知识分子进行深层解析，层层递进，民间社会热气腾腾。

可惜那段时光如电光石闪，很快就结束了。接下来是沉默苟且的十年，含光混世的十年。

十年过去了，当年无比活跃的那个个群体，如今已经年近半百或年过半百，青春不再。他们被现实消磨了棱角，冷却了热血，渐渐长成了平庸的中年人或无力的老年人。

仔细盘点一下，那些人当中，进去者有之，出走者有之，沉默者有之，转行者有之。其中许多人，已经多年没听到他们的名字了。偶尔听闻，也是关于他们退隐江湖的消息。

上个月，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中，偶然碰到了那个时代很活跃的-个知识分子。十几年没见，他居然抽缩口成一个小老头，佝偻着背，表情有点怯，说话断断续续的，思维很不连贯。而当年的他，意气风发，口若悬河。

看着他，我难过了许久时代终是这样仓促结束了。

夏律师经历了十年牢狱，今天终千出来了。当年那个喜欢古典诗词，有侠客梦，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发誓此生不做鹰犬爪牙的法律人，如今也是一个54岁的中年人了。洞中一日，世上千年。他在里面的这十年，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了，“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不知道他出来后是否会感到陌生和孤独。

我和夏律师未曾谋面。可是不知为何，今天听到他出来的消息，好似看到一个老友远道归来，尘满面，鬓如霜，莫名想流泪我们都是那个时代下的蛋，都曾努力地撞那面墙。可是二十年过去了，蛋已碎，墙依旧，甚至更加坚硬高耸。我们这代人耗尽青春，发现一切徒劳——历史走着走着又折回去了。

“时光不再，已不是我们的世界，它早已物是人非，让人崩溃意冷心灰”。朴树的这句歌词，是对我们尴尬现状最真实的写照。

人到中年，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开始学会与这个世界和解，与自己和解。也渐渐失去了愤怒的能力，脸部线条越来越柔和，目光越来越慈祥，越来越会保养自己的肉体，好像它们永远不会衰朽。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谁也不会感到惊奇，如果有人每天耐心仔细地服务于他的肉体。然而，他若如是服务于他的精神，却会感到羞辱。”

在一个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你如果还固执地保留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注定孤独。所以，你要穿过人群并且坚强。

（本文转载自网络，标题有修改）

编后语：

又是一年秋风起，记者节时忆曾经。无法理解此文被404的原因。文章里甚至都没有出现“体制之恶”、“系统之恶”此类不能过审的字眼。小编依旧相信脚下这片土地是一个现代化的、走在自由民主发展道路上的国家。从小被教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如今指出社会存在的问题，何错之有？掩耳盗铃不能掩盖事实，也不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正如讳疾忌医无法让疾病自愈一样。

近年开始的常态化反腐，从某个角度看，不就是承认制度需要改进和修正吗？虽然现行做法无法标本兼治，但其实老百姓并不关心，也无力改变这种“被代表”的政治生活环境，老百姓只看最实惠的——自己的日子过的好不好。好，则是制度好；不好，则是制度不好。

循着2006年这宗摊贩误杀城管的旧案，得知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关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直到此案事发10年后的2017年8月国务院才发布了《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从此摆摊有了合法地位。而疫情之后，民生为艰，“夜间经济”又被政府所倡导，街边的摊贩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

如果回望的再久远一点，还有“中国第一商贩”之称的“傻子瓜子”。如果不是邓公的肯定，其结局难料。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第三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往往是要出现“血的教训”，社会才会反思一会会，然后风平浪静，无甚波澜。如果没有人花时间和精力展开调查，还原真相，不可能有社会进步。

调查记者这一行业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与“扒粪运动”紧密相关，以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的系列作品《城市之耻》为代表，揭露社会问题和权力腐败。美国历史上的1902—1912年被称为“扒粪运动”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调查记者的社会地位得以确立并得到广泛认可。中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调查记者行业，并逐渐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个重要群体。2019年的时候，知名调查记者刘万永向《中国青年报》递交了辞呈。当时整个业界的评价是：最后一个调查记者离开了传统媒体。

调查记者行业消失的这些年，我们的生活变好了吗？

各类打假网红轮番上阵，起到了调查记者的功能吗？

人人都能做自媒体的当下，群众的监督奏效吗？

不关心他人的命运，殊不知，他人的命运终将成为自己的命运。

编者注：本文提及的“夏律师”指夏霖，男，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是北京小贩崔英杰杀死城管李志强案的志愿辩护律师、2009年刺死官员女服务员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案件的代理律师。夏霖律师曾经代理过艾未未、冉云飞、谭作人等敏感案件。他于2014年11月8日被警方带走，其时正在代理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

作者简介：林世钰，女，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屏南县，旅美作家，先后在中南民族大学、中国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就读，获文学学士和法律硕士学位。赴美之前，她曾在福建省厦门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四通集团、检察日报等单位工作过，曾在北京当了14年记者。2013年旅居美国后，为检察日报、博雅小学堂等国内媒体撰写专栏。观察并介绍美国政治、法律、教育、社会制度等，文章颇受读者好评。2016年起加盟美国GCTV全球华视，任执行总监。著有《美国岁月》、《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等书。

编辑：404搬运工

插图：萨其马摄影作品之美国系列：西部的初秋（Asp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