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City
作者：刘宁荣, 2020-11-28
思考1：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与出路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美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依旧强劲，新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竞争和市场力量，创造财富来满足人的需求，但在增强经济效率时却忘记了公平，并导致了不平等的加剧和贫富悬殊。
- 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新自由主义在过去四十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为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品牌已经存在了近半个世纪，它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过去二十年来美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两倍多，是发达国家中表现最强劲的，美国人均GDP已经达6.5万美元。
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依赖私营企业和企业家精神，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的支柱。私营部门是美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最重要贡献者，对美国人均GDP的贡献增加了四倍，非农业商业活动，不包括房地产，则占美国经济增加值的71％，占就业劳动收入的64％。
鼓励创新和大胆冒险是美式自由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精神所在，这为竞争激烈的市场提供了动力。全球令人瞩目的、最具市场适应性的创新公司往往都在美国诞生并取得成功。创新为资本投资创造了机会，反过来又促进具创新力的企业得以发展。
私营企业占美国技术投资的83％，研发投资的76％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81％。所以美国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投入，跟中国相比已经大幅下降，但由于美国私有企业的投资，美国在总体的投入上仍位居全球前列。
- 美国国债飙升
但美国的政策也带来很多问题。首先是国债飙升，美国疯狂举债从里根开始，卸任时国债总额为2.6万亿美元。老布什因发动海湾战争，国债增加到4万亿美元。克林顿最为节制，两任8年只增长不到6万亿。小布什开打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国债升到10万亿。奥巴马任内，虽然无大战，国债依旧上升到19万亿。如今，美国国债高达27万亿美元，超过了GDP。而拜登入主白宫之后发起“美国制造”计划，轻而易举就会将国债推至30万亿。
- 家庭负担加重
从家庭层面来看，由于全球化，美国消费者受益低廉的商品，特别是在电子、电器和家具等贸易商品方面的开支大大降低，在保证基本生存的食物的消耗上所占的收入比例也不断下降。但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支出大大上涨，特别是在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中占很大比重，已经超过了通货膨胀率，在过去20年中平均吞噬了美国家庭全部收入增长的54％。家庭的储蓄率持续下降更令人担心。去年，美国将近一半的55岁以上的老人没有储蓄，25%的成年人也没有储蓄。根据慈善机构United Way的研究，有43％的家庭负担不起基本生活，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不足以支付住房、食品、育儿、保健、交通和手机的总费用。
1960年到2014年期间美国人花在食品上的钱不断减少。
医疗费用快速增长，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实际收入增长了71.5％。 但是医疗费用却惊人地增加了241％。同样地，United Way的调查发现,，去年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成年人因负担不起昂贵的支出而错过了必要的医疗服务。
但医疗费用的增长与大学学费的增长相比则是微不足道。大学学费自1980年以来增长了596％，而核心通货膨胀率同期仅增长了160.4％。核心通货膨胀率反映了经济中的通货膨胀趋势，不包括某些商品，如食品、能源产品等的暂时价格波动。
这导致贫困的人更加贫困，而0.01%最富有的美国人，他们从1980年开始的收入增长超过400%，但其他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他们的收入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长。
自1933年到2013年，贫富悬殊发生了有趣的变化。最富有的0.1%美国人的资产，跟其余90%美国人的总资产，在1913年的时候是差不多，由于1929年的大萧条爆发，之后实行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贫富悬殊没有那么严重了，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这两条线又重新汇合，如今红线要越过蓝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
100年前的美国与今天的美国比较的话，你可以看出1%的富裕阶层里面，在大萧条爆发前达到了顶点，然后开始下滑。他们的资产在1980年也就是里根入主白宫之前去到历史的新低点。由于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他们的资产再次出现上升的趋势，已经接近1929年经济危机的水平。
- 不平等愈发严重
过去20年美国的不平等愈发严重，不平等变得更加明显。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中产阶级受到挤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产阶级的美国家庭从61％下降到52％。美国经济从制造业驱动的经济转变为服务和消费驱动的经济，减少了工人可获得的收入，而这种无情的转变不太可能逆转。
虽然获得就业的机会大大改善了，但妇女的收入仍然低于男性，为1美元对82美分。种族贫富差距在美国尤为明显， 2016年白人家庭的财富是黑人家庭的10倍，是西班牙裔家庭的7.5倍。即使受过大学教育，这种差异仍然存在。
自2007年以来，美国超过三分之二的就业增长集中在25个城市和活跃的商业枢纽。即使在经济复苏期间，有7700万人口的低增长地区就业增长持平或下降，而年收入低于四万美元的工人最容易被裁员。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不平等远远严重过欧洲。
- 收入呈两极化
从2000年到2019年，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每年仅增长0.9％。劳动力市场向高薪和低薪就业的两极分化，导致100万个美国中等工资工作流失。中等工作的中位工资仅增长了1.1％，而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的中位工资则分别增长7.3％和5.3％。工资远远落后于生产力的增长，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美国的就业普遍上扬，但创造的大多数工作都是低工资的职业和职位，通常是在服务部门。此外，大多数就业增长是由替代性工作安排和兼职工作推动的，这增加了工作和收入的脆弱性。
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失业率确实下降，但是失业率的下降并没有带来美国民众工资水平的提高。
美国人的工资水平仍然增长非常有限，只有2.8%。
所以在新冠病毒发生之前，美国不少的知识分子都在反思自由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问题，是时候重新思考资本主义了。过去的半个世纪，我们只看到了新自由主义为全世界带来了繁荣，但往往忽视了其中的问题。 事实上2016年出版的《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就提到，几十年来，投资一直在下降，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或下降，不平等现象急剧上升。经济政策既没有改革金融体系，也没有恢复稳定的增长。2008年、2009年的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美国的华尔街并没有受到丝毫的冲击，也没有出现真正的变革。在这本书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多个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深远的政策改革，主张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经济学和政策。
在《经济的尊严》这本书里，奥巴马政府负责执行经济政策的作者Gene Sperling认为，过去的经济辩论混淆了目的和手段。我们通过GDP等指标来衡量经济成功，而不是通过经济是否能够成功提升生活的意义、目标、成就感和安全感来衡量。我们不能再以原有的市场意识形态为框架，来辩论越来越无法捕捉的经济政策是否造成剥削和经济不安全。现代资本主义无法避免不平等的加剧、以及中产阶级的空心化和结构性的贫困。经济尊严体现在，第一，没有经济贫困的情况下照顾家庭的能力；第二，追求潜力和目标的权利，包括获得第一和第二次机会的权利。今天同学们重新跨进校门，这就是第二次学习的机会。在我们社会当中我们需要给大家提供第二次的教育机会，第二次的事业发展机会，以应对变化中的社会发展。第三，经济的尊严体现在不受他人主宰和屈辱的经济参与。
这让我想起1930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撰写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时，他稍作休息并沉迷于未来主义。他在一篇题为《孙辈们的经济可能性》的文章中推测，到2030年，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将使生活水平提高8倍。社会如此富裕，人们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 而剩下的时间都用于休闲和其它“非经济目的”的活动。我想他的这个预测是落空的了。他预言，随着对富裕的追求逐渐减弱，“把金钱视为财富来热爱……这是一种令人恶心的着迷”这个到今日还没有发生。
而英国萨里大学的教授杰克逊提出了“明天的经济”这一概念。在《繁荣而无需增长》这本书里，作者以证据为本，从中显示增长不会增加人类的福祉。他分析了经济增长，环境危机和社会衰退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了一条通往可持续经济的发展道路。他呼吁西方发达国家将经济从大众市场生产转移到本地服务，这可能会减少资源的使用。他还为“明天的经济 ”这一概念设定了框架，企业作为社会组织形式存在，将工作的意义作为参与社会活动来看待，将投资的功能作为对未来的承诺。他展示如何通过保护就业，促进社会投资，减少不平等以及支持生态和金融稳定的方式来转变经济。
在西方甚至出现了“逆增长”运动，他们呼吁发达国家接受零甚至负的GDP增长。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生态经济学家Giorgos Kallis在运动宣言中写道：“我们生产和消费商品的速度越快，对环境的破坏就越大……如果人类不破坏星球的生命支持系统，那么全球经济将放缓。”今天面对气候变化，全世界的领袖都需要思考经济发展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获奖者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斯特•杜夫洛（Esther Duflo）在 《艰难时期的良好经济学》一书中指出，GDP的增长不一定意味着人类福祉的提高，尤其是如果它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有时反而会适得其反。他们夫妻通过严格的实验方法来调查贫困小区中，哪种类型的政策干预措施更有效。在随机对照的试验中，其中一组人受到了特定的政策干预，例如，为孩子支付上学的费用，而另一组则没有。他们从中发现，政府不应该追赶“增长的海市蜃楼”，而应专注于具有公认优势的具体措施，例如帮助社会最贫困的成员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进步。他们认为，自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革命以来，在诸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对经济增长的错误认知导致了不平等，死亡率和政治两极化的加剧。当增长的收益主要落入精英之手时，就会导致社会灾难。
2019年，美国的企业对此做出了回应。由美国大企业CEO组成的的商业圆桌会议，去年宣布新的“关于公司目的的声明”，由181位首席执行官签署。他们承诺领导公司，以便造福所有的利益攸关者，包括客户、员工、供货商、小区和股东。企业是为利益攸关者而存在，而非仅为股东存在。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利润，这跟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主宰美国经济的新自由主义鼻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背道而驰。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刘宁荣教授 （Prof.N.R.Liu），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商业学院（ICB）暨企业研究院（SEA）创院院长。微信公众号：知识游牧者Knowma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