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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观察|从韩福涛到朱莉·布朗,谈中美调查记者的价值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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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上海,2026-02-14

2026年初,一则记者卧底精神病院、揭露医保骗保黑幕的报道震动网络。韩福涛的名字,与“地沟油”“三聚氰胺”“黑砖窑”等刺痛国民记忆的词条一起,被重新打捞。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朱莉·K·布朗仍在追踪爱泼斯坦案的最新文件。七年前,她的系列报道《正义的扭曲》让全世界看清了精英阶层如何利用特权和金钱系统性侵害未成年人;七年后,她仍在追问,仍在书写。

他们相隔太平洋,却做着同一件事:揭开黑幕,为沉默者发声。

然而一组数据令人心惊:中国活跃的调查记者已从2011年的约340人降至2017年的175人,六年下降58%。有观察者称,如今全国活跃的调查记者已不足五十人。

当“孤勇者”成为“稀缺物种”,社会将失去什么?

一、两份改变社会的调查

让我们先看清他们做了什么。

韩福涛:中国民生底线的守护者韩福涛:中国民生底线的守护者

2024年7月,韩福涛发表《罐车运输乱象调查: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曝光稿——他耗时一个多月,跨越数省,全程跟访油罐车,行程达8000公里,获取了大量第一手影像资料。

报道揭示的不仅是“有油罐车不干净”,而是一个系统性黑箱:煤制油等化工品中含有危害人体的成分,罐车不清洗直接装食用油,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背后的逻辑是物流行业恶性竞争、成本压榨,“能不洗就不洗”;而厂家验罐流于形式,监管形同虚设。

报道发表后,国务院食安办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国家出台强制性国家标准《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卫生要求》。曾经模糊的行业潜规则,变成了清晰的法律红线。

2025年底,韩福涛再次出击。他暗访湖北襄阳、宜昌等地多家民营精神病院,以家属身份走访近20家医院,并卧底应聘护工深入内部。他揭露:这些医院为骗取医保基金,大量招募正常人或老年人假扮精神病人住院,编造虚假治疗记录,甚至虐待和非法限制病人自由。

报道再次震动全国,国家卫健委、医保局联合成立调查组,启动全国精神专科医院专项整治。

朱莉·布朗:被忽视者的最后防线

2017年,当朱莉·布朗开始系统性追踪爱泼斯坦案时,这个案子已经被遗忘多年。2008年,亿万富翁杰弗里·爱泼斯坦通过一项秘密认罪协议,仅以13个月“羁押工作释放”逃脱了联邦重罪指控——罪名是性侵数十名未成年少女。

布朗没有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她花数月时间,翻找成千上万页被加密或埋藏在法律术语中的法庭文件,追踪散布全美、因创伤而隐匿的受害者。最终,她找到80多名潜在受害者,其中8人同意公开讲述经历。

2018年11月,布朗发表系列报道《正义的扭曲》。她揭露:当年佛罗里达州检察官亚历山大·阿科斯塔为爱泼斯坦“量身定制”了认罪协议,让这个亿万富翁逃脱了终身监禁的命运。

报道引发全球关注。2019年7月,爱泼斯坦被捕;劳工部长阿科斯塔辞职;2021年,共犯吉斯兰·麦克斯韦被判20年监禁。2026年初,美国司法部公布了数百万份与爱泼斯坦相关的新文件。

布朗让80多名受害女性的证词从无人问津变成了法庭证据。她证明了:即使是顶级富豪,也无法永久逃脱法律制裁。

二、中美调查记者之比较

将韩福涛与朱莉·布朗并置,不是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为了看清:在不同社会制度下,调查记者扮演的角色有何异同,又共享着怎样的使命。

关注焦点:

  • 中国调查记者更多聚焦民生安全领域——食品安全、医疗腐败、环境问题、弱势群体权益。韩福涛的油罐车调查、精神病院调查,王克勤的尘肺病调查,崔松旺的黑砖窑调查,都指向普通人的基本生存权。
  • 美国调查记者则更多关注权力腐败——政商精英、司法系统、资本滥用。布朗追踪的是亿万富翁与检察官的秘密交易,伍德沃德与伯恩斯坦揭开的是总统的窃听丑闻。

监督对象:

中国调查记者监督的主要是企业失责、地方监管失灵;美国调查记者监督的是精英阶层、权力滥用。这一差异源于两国不同的权力结构和问题分布。

工作方法:

  • 中国调查记者因信息公开渠道有限,更多依赖暗访、卧底、跨省追踪——韩福涛应聘护工深入精神病院,崔松旺化装成智障人士打入黑窑厂。
  • 美国调查记者则更多利用信息公开申请、法庭文件分析、受害者追踪——布朗从成千上万页加密的法庭文件中寻找线索。

面临风险:

  • 中国调查记者面临的主要是物理暴力、法律威胁、职业压力——新华社记者在安徽调查材料造假时遭围攻、手机被抢;王克勤因揭露山西疫苗乱象被解职。
  • 美国调查记者面临的是法律诉讼、人身威胁、资本反击——爱泼斯坦拥有庞大的律师团队对布朗进行公开攻击。

社会角色:

  • 中国调查记者更像“民生守护者”和“制度补丁者”——他们的报道直接推动政策完善、专项整治。
  • 美国调查记者更像“权力制衡者”和“民主看门狗”——他们强调中立观察,通过揭示真相让公众和制度自行判断。

但更深层的是共同使命:让真相被看见,让失责被追究,让制度更完善。无论在北京还是迈阿密,调查记者都在做同一件事——揭开被刻意掩盖的黑箱,为无力者发声。

三、中国调查记者为何越来越少?

理解了调查记者的价值,再看他们日益稀少的现实,就更令人忧虑。

体制与市场的双重挤压

2008年后,新闻政策收紧,舆论引导成为媒体首要职责。调查报道触及利益集团,常常遭遇说情、搪塞甚至暴力阻拦。新华社记者在安徽调查材料造假时被围攻、手机被抢,就是一个缩影。

同时,市场化压力下,传统媒体营收下滑,深度调查因投入大、周期长、回报低而被边缘化。许多媒体裁撤深度调查部门,记者被迫转向自媒体、企业公关等领域。

职业风险的持续攀升

调查记者面对的风险是多重的:物理暴力、法律威胁、职业压力。记者维权时,有时反被置于“毁坏财物罪”的被告席。近期,记者刘虎因涉嫌诬告陷害罪和非法经营罪被立案侦查,再次警示这个行业的风险边界。

经济保障与职业回报的失衡

学者的跟踪研究显示,约65%的离职记者实现了“收入层面”的向上流动,但仅有35.5%实现了“满意度层面”的向上流动。当调查记者面对四五千的月薪与上万元一平方米的房价,理想无法支付按揭。他们流向公关、创业、自媒体,但多数不再从事一线调查。

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

信息泛滥导致公众注意力分散。短视频、情绪化内容占据用户时间,公众对复杂的深度报道缺乏耐心。自媒体“带节奏”让反转新闻频发,挤压了专业记者的生存空间。当公众更倾向于追求即时娱乐而非耐心等待真相,调查记者的存在感自然下降。

四、调查记者为何不可替代?

然而,无论环境如何变化,调查记者的社会职能无法被任何其他角色替代。

揭开“系统性的黑箱”

普通记者报道“发生了什么”——油罐车被查了。调查记者揭示“为什么发生”——行业潜规则、监管流于形式、利益链条。韩福涛揭示混运背后的经济逻辑(洗罐成本高、厂家不验罐);朱莉·布朗揭示认罪协议如何被检察官“量身定制”。

没有调查记者,公众只能看到孤立事件,无法理解系统性风险。

成为“沉默者的扩音器”

调查记者触碰的受害者,往往是最无力发声的人:爱泼斯坦案的未成年女孩、精神病院被禁锢的老人、黑砖窑被锁住的智障劳工。他们无权、无势、无资源,甚至不知道自己被侵犯了权利。

调查记者提供的是被看见的权利、被听见的渠道。这本身就是一种正义。

推动“制度的自我修复”

事实揭露→舆论压力→制度回应——这是调查报道改变社会的标准路径。韩福涛报道→国务院调查组→强制性国标出台;朱莉·布朗报道→司法部长辞职→麦克斯韦定罪。调查记者是社会系统的“免疫细胞”:发现病灶、触发反应。没有他们,社会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哪里病了。

构建“公共理性的基石”

在信息碎片化时代,调查报道提供的是:完整的证据链、可验证的事实、深入的因果分析。当自媒体追逐流量、算法推荐情绪,调查记者用数月时间沉淀的报道,成为公众讨论最可靠的事实基础。

五、当调查记者退场,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看一组令人深思的镜像:

地沟油:2005年首次曝光,二十年后仍是行业潜规则。
黑砖窑:2007年曝光,十四年后仍能锁住智障劳工的人生。
罐车混装:2005年已有报道,2024年仍是“公开的秘密”。
精神病院骗保:韩福涛卧底揭露,但全国还有多少未被发现的“黑幕”?

调查记者的“退场”与黑幕的“返场”构成镜像。当社会痛感神经一根根被拔除,脓疮便在无人注视的角落悄然溃烂、蔓延。

没有调查记者,那些被拐卖的儿童可能永远不会被找到。

没有调查记者,那些被污染的食品可能继续端上餐桌。

没有调查记者,那些被禁锢的精神病院“病人”可能终生无法走出铁门。

没有调查记者,那些被权力碾压的普通人可能永远不知道自己被怎样对待。

六、火种未灭

尽管调查记者群体萎缩,但火种仍在。

韩福涛在精神病院里忍受的煎熬,崔松旺在冰冷河水中的逃亡,那位潜入缅北诈骗窝点128天的19岁女记者的勇气——他们的人数或许稀少如风中之烛,但个体的坚守,其存在本身就是对抗集体沉默的最强音。

调查记者的精神正在向新领域延续:纪录片、自媒体、数据新闻、播客等新形式;独立媒体人在有限空间中坚持公共叙事;公民新闻与专业媒体协作,如用户主导的“真相拼图”。在《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财经》等媒体中,仍有团队和个人在食品安全、医疗腐败、环境生态等领域进行扎实的深度调查。

公众的媒介素养正在提升。面对海量信息,越来越多人主动培养质疑精神,通过多方信源比对逼近真相。当公众开始追问“为什么”而非仅接受“是什么”,调查记者的价值就会被重新发现。

结语:守护守护我们的人

调查记者的命运,从来不只是某个行业的兴衰史,而是一个社会健康程度的晴雨表。

当最后一位敢于卧底的记者也选择沉默,失去的将不仅是几篇重磅报道,更是社会自我净化和刮骨疗毒的勇气与能力。我们将失去那双注视黑暗的眼睛,失去那根感知疼痛的神经,失去那个为沉默者发声的喉咙。

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更多的调查记者,更是全社会对真相的尊重、对理性的追求和对公共利益的守护。

从韩福涛们到朱莉·布朗们,他们用行动证明:调查记者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社会契约——承诺守护真相,即便代价高昂。

守护那些守护我们的人,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生活与未来。

因为当真相被埋葬的那一天,被埋葬的还有我们所有人。

编辑:凌波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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