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达，2018-09-09
公众、市场、资本：三大阻碍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桎梏
然而，上述这些深入的思考，却无关社会企业的成败，认知固然重要，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依然是我国目前阶段公众诉求、市场导向二者与社会需求的偏离程度。
首先看公众需求，随着这些年文教事业的复兴，公众的自然科学素养与社会科学素养有了非常大的提升，然而，公众需求（或者说公众诉求）依然还受困与公众整体认知水平，加上互联网领域热衷的碎片化、情绪化的信息传达方式，加剧了公众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隔阂。
其次看市场需求，尽管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金融业对市场的影响力，开始倡导供给端改革、去杠杆化等举措，但资本逐利性以及传统资本的落后性，依然在扼杀创新与智本，并试图通过资本的力量禁锢市场升级。
在文化产业，近期出现的一些案例很好玩。烂片刷新了文化产业的底限，然后资方却动用资本力量，一方面扯上名人做炒作吸引眼球，另一方面则雇佣了大量水军刷好评，同时，也强行占据了院线资源，第四点尤其恶劣，资方代表甚至公开在媒体表示：说这部片不好的消费者（及准消费者）都是恐怖分子、是邪教成员。
在文化市场不断升级，用户已经开始呼唤有深度、有思想、制作精良、专业度高的优秀文艺作品，这样的市场趋势下，资方竟然还可以这样泼辣的试图将市场水准拉回自己的舒适范围，这也是一个奇迹。然而，从短短三天的2亿票房，以及资方肆无忌惮的炒作、诋毁，可以看到，中国的市场需求提升，还会有非常大的阻力。这部片引发的社会现象中，资本的傲慢甚至惊动人民日报评论部，罕见的为发评论文章称：文化产业不是靠资本、靠IP，而是靠真正的创新与专业的执行。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影院规定，如果观众在开场10分钟内可以要求全额退票，是否对影视市场的繁荣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然而文化产业容易识别，因为文化是每个社会人都要必修的课程，即使是在社会大学。其他消费领域则更加复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消费者的利益保障如果没有机制，资方就可以作恶，市场升级也就无从谈起。而在以市场为解决人类生产与生活核心场所的今日社会，市场升级、消费升级恰恰是社会进步的重要阶梯。
这也是我们的第二个隐忧：我国的市场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市场规则，市场本身还处于无序状态，资本对市场的垄断与控制，阻碍了市场需求向社会需求靠拢。
然而资本的问题并不只此，我们再看第三个隐忧：中国的资本圈子很小很封闭，内部交易盛行，尤其是在没有监管的投融资领域，洗钱、圈钱、接力三种游戏层出不穷却甚至无法被社会发现，经济学者、公知、媒体人、大V甚至也成为合伙人。
在创新创业领域，资本方也试图阻碍市场与社会发展，神奇百货、超级课程表、泡否等所谓的明星创业项目，更多是资本在玩的“接力棒游戏”，炒热一个项目，然后高价卖给下家。
今年年初阿里巴巴一次内部创业者论坛中，大家得出的明确结论就是：目前阶段由于资本圈的互投、炒作的原因，创业已经与创新无关，成为了继炒股、炒楼之后的第三波“炒创”，创业已经成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而非创新创业应有的“智力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
这些资本的反社会行为，实质上都是在阻碍市场升级，试图将市场规则阻止在自己的舒适范围内，拒绝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打通，从而实现阻碍社会发展的举动。这也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资本逐利性对社会价值的忽略。
也正基于此，社会企业的理论界提出了耐心资本、良心资本、社会资本、智慧资本、影响力投资等种种提法，期待资本转型。然而笔者认为，这是无效的，对于已经成为社会发展阻力的资本，唯有淘汰。让其持有资本随着投资的失败、货币的增发，逐渐缩水。而新兴资本、智本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成长，并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当然，有一天，曾经的新兴资本们也会落伍，但社会进化就是这样残酷，落后者必然被淘汰。
然而目前资本集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阶层，根据清华社科院的一项研究：改革开放以后，1988年基尼系数是0.382，1994年是0.434，1997年是0.4577，到了新世纪，多数研究型的数据都证明：基尼系数不低于0.5。北师大李实教授做了一项研究，说是0.5到0.55之间；西南财大甘犁的研究表明，基尼系数0.61，高得令人吃惊。
耸人听闻的数据是：“数百亿资产的家庭，中国有不少于200家，而实质控制各类资产过千亿的家庭或财团，中国也有数十家。中国最大的私人财团，控制资产规模早已超过万亿人民币。”这些财团“出击则成团炒作，防守则抱团取暖”，他们可以操纵舆论，操纵二级市场，甚至通过补贴来制造需求。这些财团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的官民两阶层外的新兴势力。
资本阶层的数量稀少与成团结社，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创新的第二个障碍，而资本通过公关手段控制社会意识，在利益的驱动下，也已经逐渐开始挑战社会的三条底线：法律、信仰、舆论。前一段时间就有四个资本主导的恶性公关标志事件。
中国的资本家不仅有着西方资本的逐利通性，还同时有着新生资本的饥渴性、幼稚性，以及初创资本的无知与膨胀，再加上中国资本阶层的密集性，导致中国新生的资本阶层尤其缺乏思想，这都是不利于社会投资的因素。
现在，还在有越来越多的各种资本抱团事件发生，甚至一些原本代表创新力量的新兴资本，也已经开始通过办学、结社、商盟、气功、“慈善”、宗教等路径与大财团结盟，“抱团”进入了“钱快速生钱”的舒适空间。资本一旦抱团滚动、而不是互相竞争，在舒适空间里赚容易的钱，即使排除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资本财团的也会出于股东利益而扭曲市场需求、屏蔽社会需求，而非将社会需求尽可能与社会需求靠拢，他们的行为就是“股东第一、市场第二、政策第三”，员工、客户、社会、自然根本就不在资本的视野里，他们也就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谈何社会投资、耐心投资？
所以，社会企业发展的阻力，表面上看起来是企业动力不足与公益组织创造力不强，而真实的三个隐忧却是：公众教育不充分、资本财富过于密集导致的创新阻滞、市场竞争不充分及市场规则不完善导致的二级市场操控。
打破这些桎梏，既需要政府对规则的引导，也需要社会企业创投的努力，更需要整个社会意识的升级，同时，也需要社会财富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从长远看，未来的企业一定都是社会企业，尤其是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可以终结金融业对社会的实际控制权，政府意识、公众意识对市场的导向性更加明显，社会会形成政府、市场、公益三位一体的社会资源体系。
一旦触及本质，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看似与社会企业无关的政府宏观调控举措，如：去二级化、供给侧改革、分配改革、税制改革，反而比PPP、政府孵化、采购公益组织服务、慈善法等微观调控，对社会企业的诞生更具催生价值。
结语
最后，我们看到了社会企业的真相，也看到了公众、市场、资本的三大隐忧，同样也有一些探索者：
在提升公众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素养领域，一群科学青年创办了“科学松鼠会”，按社会企业模式来追求自己的社会目标，但在机构定位为营利还是非营利模式的问题上，他们左右为难。因为有盈利成分，很难得到捐款支持；因为要追求公益性，市场资本不愿光顾。后来，他们把市场经营模式和非营利公益模式相剥离，其中营利部分名“果壳”，获得了1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非营利部分名“哈赛”，获得了“果壳”10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原来是你拉我扯的“连体儿”，现在变成了两个健康活泼的“异姓”好兄弟。
当然，也许这还不够鼓舞士气，“美元”两个字，依然让我们看到了对国内社会创新环境的无奈。
今天的中国，连责任企业的发展，还处在CSR1.0\2.0\3.0\4.0共存的萌芽阶段，尽管马克思早就说过“资产阶级慈善归根到底只是一种改良主义，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因此。它不能真正改变无产阶级贫困、受奴役的命运，无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但在今天，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拼命赚钱，拼命慈善”CSR1.0思维在中国企业界、资本界心目中，还被惊叹为是“新思维”，更无法认知到“公平企业、责任企业”的做法，可以让弱势群体参与到社会进化中来，而不是接受慈善直到死去，并继续推动社会诞生新一代“弱势群体”。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思考者总会超前于时代，社会企业受制于社会意识、市场机制、资本环境、创新能力四个范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建设才能提供社会企业存活的空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也许并不需要一步到位，而是一步一步推动：
企业自身坚定履行“组织社会责任”并积极履行纳税义务与慈善捐赠职责；消费者理性、自发认可“公平交易”与慈善捐赠；政府与行业协会等暴力组织推动“公平市场”的规则与监督；各类公益组织自觉补足社会需求的服务空白。
在实际操作中，公益组织的三种探索都是有价值的尝试，当然，限于公益组织自身的资源、资金、人才结构问题，更多的意义在于探索。政府现行的三种做法也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粗略；企业界则相对吃力，这三种企业至少目前阶段在中国，都数量稀少，且发展状况两极分化严重。如果评估商界与公益界的资源能力，我想：社会企业的发展，目前阶段的要点更适合落在企业界的社会化，而非在公益组织的商业化。
至少在目前阶段，笔者更推崇企业首先成为责任企业而非社会企业：责任企业因其有明确的量化规则与考量标准，以及股市相对有章可循的社会责任投资板块，与社会企业的概念化相比，对企业而言更具实用价值。同时，生态企业的经营模式对资本而言更具诱惑力，而一旦生态企业形成，其又将不得不接受更多角度与收益相关方的约束，这也将成为责任企业的前兆。当然，生态企业的本质是一种资源模型，如果做不到CSR体系化，做不到公开透明，反而会形成更恶劣的“运作型“企业。而很多所谓的责任企业，其实也不过是渴望通过公关手段把自己变成拥有更多资源的“生态企业”罢了。
而对于公益组织的转型，我想，公平交易是将公益组织的品牌势能转化为商业动能的良好途径。总之，社会企业不应该是一个概念、一个范畴，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实操。
四界共同组建起“责任企业”+“公平交易”+“公益慈善”，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好，也许再过30年，我们会重新认知并重新定义“社会企业”这个名词。
而对于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因公益本身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恰恰在于其小众性、意识输出性、“低”效性、探索性、道德模糊性这五个二级特性，这也是暴力与商业无法履行某些社会需求的症结所在。既然社会企业与公益有其同源性——以社会需求为第一目标，那么社会企业也自然会遗传这五个特性。所以无论投资者、客户还是观察者，也都请“多一分宽容，少一些期望”，其成功率必然较低，但只要出发点符合社会一般道德标准，那么就是——“你长得那么帅，怎么做都是对的”。
对于企业来说：活下来，并真正服务社会，才是唯一的考量标准。至于是不是社会企业，就让后人总结吧！
（全文完）
（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