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抗疫见闻录（二）春风野火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深圳报道，2020.04.30

“时间过的太快了！居然都过去3个月了”，回忆起刚封城那几天参与的捐助武汉医疗物资行动，晓野不禁感叹时光的无情：“老实说，我现在都忘记自己大年三十那天都在做什么了，因为那段时间真的是没日没夜的连轴转”。

“春节期间最缺的是（防护类）医疗物资，其次是物流资源，捐款反而是最充裕的。我刚加入群时就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首先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城际和国际的物流资源，帮助那些找到货源的校友们解决物流问题。毕竟校友有一定信任基础，也容易做背调，比网上认识的陌生人强”，晓野说。他有着二十年的职场工作经历，总喜欢以职业习惯来做总结。他所说的群是指一帮校友自发组织的援助武汉医院行动的微信群。晓野是捐助人之一。

“最后确定下来的物流专家志愿者都是认识和信任的朋友推荐的。不认识的、没有打过交道的人推荐的资源不放心。不是热心就能做成事情，花钱比赚钱难。要把钱花好、把事做成，你就要精挑合作伙伴，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换作是你，也会一样

其实晓野的危机感并非一开始就那么强烈。最初他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和大多数人看到的一样。随着微信群里越来越多医院和医生的求助信息传出，他开始捐款。“一开始就是随大流的捐款。我业余做公益也有十多年了，捐款和参与志愿者工作也只是因为习惯。（捐的）钱不多，只是个心意。想着力所能及做点什么。那个时候虽然新闻里说专家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肯定）‘人传人’，但我并没有意识到事态比想象中的严重那么多。”

春节期间，工人返乡工厂停工，导致医疗易耗品紧缺。微信群里不时有人求助，从捐助货源寻找、交通运输、寻找医生协助确认产品标准和最后接收等。晓野主动热心的帮忙寻找资源和对接各方信息，慢慢的他参与的工作越来越深，职责范围越来越广。他说，买货那会儿如同打仗一样。一旦货源确定，就要立马寻找可到实地查看货物和提货的人，天南海北的找靠谱的朋友，再去协调紧张的运输资源、准备资金，联系接收的医院和落实每家医院的分配数量、从头到尾跟单。为了一单货，他坐在书房电脑前12个小时统筹协调，期间只喝了一口水吃了一口东西。“好在小伙伴们都很给力，齐心合力的办成了事情。”晓野似乎重回当时的情景里，叹了一口气。

“如果不是给医院一线护士打电话落实物资接收情况，我还不会对远在千里之外的武汉发生的事那么的感同深受、那么的愤怒。我记得当时是傍晚，书房窗外的大片草坪空无一人，我放下电话独自在屋内悲愤的泪流满面”。晓野随后拨通了湖北省红十字会官方网站上的联系电话，打过去质问医疗捐赠物资的发放情况。只是当时省红十网站上仅仅公布了收到的捐款总额和物资总价，并没有物资细目和分配情况。

“我严厉的质问他们到底收了些什么物资，口罩和防护服到底发给了医院没有，他们知不知道医院已经没有这些物资了。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一问三不知，官僚习气让人出离愤怒。现在回想起来，愤怒的原因也比较难用语言描述。我现在脑子里就浮现出的两句话——‘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后来网上有人分析说是官办慈善机构的能力问题，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在那样的情境下，我认为是官僚作风惯性导致的。我一直支持问责。但问责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通过问责促进反思，发现问题根源后解决问题。现在都说‘防疫常态化’。我理解‘常态化’就是要吸取惨痛教训，改变原有的工作方式、信息传递和反馈机制。”

我好奇的问晓野：“那位接电话的护士到底给你说了什么？”

“其实她只是用很平常的口吻告诉我，‘院长不让我们穿捐赠的防护服，说是不符合医院的标准。明天可能连口罩也不让带了’。我当时非常诧异，又追问不带口罩她们准备如何防护呢？她依旧平淡的口气说“不知道啊，隔壁科室的已经（病）倒了几个了”。

“这些话怎么会让你泪流满面呢？”

“好比赶着战士上战场却不给枪和子弹。你在后方着急筹备物资，争分夺秒的送往前线，送到却发现前线领导不让用。换作是你，听了也会一样的悲愤！”

“此事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观察事件的眼光改变了。我那时才知道，原来医院的管理者大多不在一线抗疫，所以他们可以无视一线医护人员的处境和忘记基本的常识，只按原定的行政管理规章制度办事，没有几个有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没有几个有担当。人一旦成为了系统的机器，就会丧失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当时对疫情的控制就有些悲观了，再一想到后续对经济的影响，危机感就更深了。所以，我更是积极的参与捐助医院一线的公益行动。”

“是有了一种使命感吗？”

“算不上吧。就是一种危机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你周边朋友都和你一样的想法和做法吗？”

“也不全是。有些朋友和我一样很积极，也有些无动于衷。我找一跑到国外过年的朋友找当地的口罩货源，结果他让我不要给政府添乱，还说‘中国那么强大，哪里需要你们捐什么物资’”晓野笑呵呵的回答道。

我们只是在帮自己

据了解，医用物资有严格的标准。为防范医疗事故，医院有自己的采购物资标准、严格入库和领用流程。虽然境内的自然人、法人或者组织均可以作为受赠人接受境外防疫物资的捐赠。但捐往湖北省武汉市的物资有两条特别规定：

根据2020年1月26日发布的《民政部关于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告》规定，慈善组织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物资目前只能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和武汉市红十字会接收。

根据2020年1月30日发布的《武汉市红十字会对社会公告（第六号）》内容，以武汉市红十字会为受赠人的捐赠物资如果捐赠人有意定向捐赠给特定的医疗机构，则捐赠人可以在与该医疗机构联系确认后将捐献物资直接发往受捐单位，并在后期凭定向受捐单位证明在武汉市红十字会补办捐赠手续。

在上述所有受赠人中，只有官方背景的受赠人可以依法享受进口物资免税的政策。此外，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应急保障组于1月30日发布了《关于采购或捐赠防疫医用耗材有关事项的公告》，对捐赠物资有关标准和事项进行了详细说明。其中，对境外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产品有如下规定：

（1）在境内取得进口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等资质的，可以采购或捐赠；

（2）未在境内取得进口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符合附件中“国外标准”任何一个，相关产品可以提供境外医疗器械上市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的，可以采购或捐赠，到货后直接发往医疗机构使用；

（3）未在境内取得进口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符合附件中“国外标准”任何一个，但相关产品无法提供境外医疗器械上市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的，由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应急保障组到货物现场查验，必要时抽样送检验机构对关键指标进行检验，符合要求的，发往医疗机构使用。

不符合以上情形的，无论是采购还是捐赠的物资，均不得作为医用。确有特殊需要的，由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产品送有资质的检验机构按附件中“国内标准”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随后的事实证明，在那样特殊的时期，湖北和武汉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即使不眠不休，即便很多本地志愿者加入一线工作，人手还是明显不足，巨量物资的积压还会导致腐败漏洞。疫情紧急，政策非常难执行到位。孰轻孰重，如何权衡取舍，考验着执行者和决策者的智慧。

晓野的性格如同一团火，做起事情来也是风风火火的。随着武汉事态的演变，晓野的情绪也如过山车一般。整整一个月，晓野在网上也遇到了很多参与公益行动的各色人等。“一些人总说我们的公益行动是帮助武汉帮助湖北，我觉得这次和当时支援汶川还不一样。我们是在帮助自己——帮助武汉同胞、支援一线医护就是抑制病毒传播、保护自己。” 晓野说的“支援汶川”是指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草根公益机构的援助行动。曾有公益圈人士称2008年是“民间公益元年”。

随着政府接管工厂，国家工信部全局调配组织生产，民间公益的阶段性使命也完成了。“我觉得这很正常，民间公益就只是一个（政府社会治理）补充，主要是因为湖北和武汉红十字会等机构能力太弱，太不作为了”，晓野丝毫不掩饰对官办慈善机构的批评。

晓野也知道他们当时所做的捐赠只是杯水车薪。JM也看到许多和他们一样自发行动的个人和各种背景的临时形成的公益行动团体。在抗疫之初，他们最早反应，最快将急需的医疗物质捐助到医院一线。除了JM，似乎没有太多人关注到他们，更没有官方媒体或者自媒体给他们宣传报道。

虽然捐助行动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很多医生还是非常感谢这些无名人士在非常时期给予的温暖。晓野手机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武汉医院工作人员的微信，虽然只有简单的“感谢”二字，虽然不曾谋面，回忆过往一起战斗的日子，如春风拂过晓野的心头。

晓野也抨击了很多抗疫中的各类现象，他推荐我去读一读经济学家华生针对此次疫情写的系列分析文章。因本文篇幅所限，不便一一列出。和晓野相熟的六旬长者说，他在晓野身上看到那么一丝丝五四青年的热血。虽然是一丝但也是可贵的，虽然这一丝丝的热血在平凡的生活里不是总那么容易被点燃，但也是火种啊！JM也相信，晓野这样的个体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涓涓细流可期汇集成海，春风野火也会燎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用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