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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抗疫见闻录(二)春风野火

【城市】| City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 白,深圳报道,2020.04.30

“时间过的太快了!居然都过去3个月了”,回忆起刚封城那几天参与的捐助武汉医疗物资行动,晓野不禁感叹时光的无情:“老实说,我现在都忘记自己大年三十那天都在做什么了,因为那段时间真的是没日没夜的连轴转”。

“春节期间最缺的是(防护类)医疗物资,其次是物流资源,捐款反而是最充裕的。我刚加入群时就发现这个问题(编者注:指他们捐助人自发组织的援助武汉医院行动的微信群)。所以,我首先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城际和国际的物流资源,帮助那些找到货源的校友们解决物流问题。毕竟校友有一定信任基础,也容易做背调,比网上认识的陌生人强”,晓野说。他有着二十年的职场工作经历,总喜欢以职业习惯来总结公益行动,“最后确定下来的物流专家志愿者都是认识和信任的朋友推荐的。不认识的、没有打过交道的人推荐的资源不放心。不是热心就能做成事情,花钱比赚钱难。要把钱花好、把事做成,你就要精挑合作伙伴,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其实晓野的危机感并非一开始就那么强烈。最初他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和大多数人看到的一样。随着微信群里越来越多医院和医生的求助信息传出,他开始捐款。“一开始就是随大流的捐款。我业余做公益也有十多年了,捐款和参与志愿者工作也只是因为习惯。虽然(捐的)钱不多,只是个心意。只是想着力所能及做点什么。那个时候虽然新闻里说专家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肯定)‘人传人’,但我并没有意识到事态比想象中的严重那么多。。”

春节期间,工人返乡工厂停工,导致医疗易耗品紧缺。微信群里不时有人求助,从捐助货源寻找、交通运输、寻找医生协助确认产品标准和最后接收等。晓野主动热心的帮忙寻找资源和对接各方信息,慢慢的他参与的工作越来越深,职责范围越来越广。

“如果不是给医院一线护士打电话落实物资接收情况,我还不会对远在千里之外的武汉发生的事那么的感同深受、那么的愤怒。我记得当时是傍晚,书房窗外的大片草坪空无一人,我放下电话独自在屋内悲愤的泪流满面”。晓野随后拨通了湖北省红十字会官方网站上的联系电话,打过去质问医疗捐赠物资的发放情况。只是当时省红十网站上仅仅公布了收到的捐款总额和物资总价,并没有物资细目和分配情况。

“我严厉的质问他们到底收了些什么物资,口罩和防护服到底发给了医院没有,他们知不知道医院已经没有这些物资了。接听我电话的工作人员一问三不知,官僚习气让人出离愤怒。现在回想起来,愤怒的原因也比较难用语言来准确描述。我现在脑子里就浮现出的两句话——‘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后来网上有人分析说是官办慈善机构的能力问题,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一直认为官僚(主义)害死人。作为个人,我不能原谅。我一直支持问责。但问责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通过问责反思,要发现问题根源后解决问题。现在都说防疫常态化。我理解常态化就是要吸取惨痛教训,改变原有的工作方式和信息传递和反馈机制。”

我好奇的问晓野:“那位接电话的护士到底给你说了什么?”

“其实她只是用很平常的口吻告诉我,‘院长不让我们穿捐赠的防护服,说是不符合医院的标准。明天可能连口罩也不让带了’。我当时非常诧异,又追问不带口罩她们准备如何防护呢?她依旧平常的口气说“不知道啊,隔壁科室的已经(病)倒了几个了”。

“这些话怎么会让你泪流满面呢?”

“好比赶着战士上战场却不给枪和子弹。在当时的情景里,换作是你,听了也会一样的悲愤!”

“此事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观察事件的眼光改变了。我那时才知道,原来医院的管理者大多不在一线抗议,所以他们可以无视非常时期的一线医护人员的处境和基本的常识,只按原定的行政管理规章制度办事,没有几个有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没有几个有担当。人一旦成为了系统的机器,就会丧失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当时对疫情的控制就有些悲观了,再一想到后续对经济的影响,危机感就更深了。所以,我更是积极的参与捐助医院一线的公益行动。”

“是有了一种使命感吗?”

“算不上吧。就是一种危机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帮一线的医生就是帮自己。”

“你周边朋友都和你一样想法和做法吗?”

“不是。有些朋友和我一样做公益很积极,有些无动于衷。有个朋友跑到国外去过年了还说‘中国那么强大,哪里需要你们捐什么物资’,让我们不要给政府添乱。”晓野笑呵呵的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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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用人名均为化名)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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