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只写结论。怎样得出的结论，通读过《公益原理》的读者都知道。后面的附录摘自《公益原理》第四章的附录。

1、公益的初级阶段，自然人公益必不可少。但进行到一定阶段，自然人公益必然有其弊端。这与神仙皇帝清官救世、与体制治国，是一个道理。

公益服务=免费服务？

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认为，公益就是免费提供服务。这个误区包括两个问题：

受助人认为免费的服务不要白不要，甚至不需要也要，造成资源浪费；以及捐赠人认为我出了钱，公益从业者就应该出力，共同做慈善，从业者不应该拿报酬。

其实，公益并不是免费的，而是通过支付转移，有另外一群人给受助人获得的服务进行了报酬回报。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受助者，都应该知道，自己“免费”拿到的物资与服务，背后依然是有来源的，是人类社会的财富流通，而不是“上帝”变出来的。

受助人应该有感恩之心，并知道自己消耗的财富量，如果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应有回偿行为。

公益人=圣徒？

这个误区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中国人的认知局限，导致公益太少太稀缺了。社会也因此产生了“啊！你老公是做公益的！那他得多有钱？多有理想？多傻逼？”一类的惊呼。

实际上，首先是将公益与慈善混为了一谈。

“人以稀为贵”，因此，社会也就对公益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将公益人等同于“特蕾莎修女、圣雄甘地”一类的圣徒。

事实上，公益从业者固然需要比政府、商业从业人员更高的付出，但确实不需要是圣徒。

而社会也不必对社会工作者有道德苛求甚至道德绑架。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很多社会工作(公益工作)只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个缺少职业规范的职业（行业）。

但因公益行业的双边决策特性，公益行业本身确实更符合现阶段社会的需求，也需要多角度的鼓励——包括社会评价方面。

对于公益人，坦率的说：没有自我道德感的支撑，在今天的回报下，又有多少人能够坚持下去呢？

公益一定很苦很劳碌？

这也是国内对公益的误解，认为公益就应该在社会需求共识已经达成，并且只是政府与商业组织因报酬过低而不愿进入的领域操作。

这种认知，不仅在捐赠人层面，在政府层面也广泛存在，并在实际上扼杀了创新型、先知型公益在国内的发展。

同时，还造成了公益是对暴力、商业的补充，这种认知。

这种认知，已经过时了。公益经济本身不同于慈善经济，公益组织也不同于慈善组织，也绝不会永远扮演第三部门。

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全球所有国家都是以暴力经济为主体，商业经济与慈善经济（不是公益经济）做补充的，其比例大约维持在90:9:1的范围。

经济主体已经转换为商业经济，而暴力经济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国家由资源集团逐渐退步为盟约集团，并将在百年内消亡，而被金融盟约集团取代。

同样，当社会需求共识的影响力强于报酬影响力时，公益经济（不是慈善经济）也将成为社会经济主体。

公益经济也将越来越多的服务于先知型、创新型需求。而用行政手段、商业手段来完成创新型公益，也是未来的趋势。

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这个问题也可以解释为：公益是否就是指广义公益，如果从广义公益的角度看，无疑是成立的。

但是，这个事实上并不是认知误区，而是一种人为的偷换概念。其目的是促进第一部门（政府）或第二部门（商业）与第三部门（狭义公益）竞争。

从前面四章的学习可以得知，基于经济人假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可以近似等同。在此基础上，商业确实承担了广义公益的大部分职能，但将广义公益与狭义公益进行了混淆是不对的。暴力组织、商业组织都有社会公益的承载性，但其出发点是不同的。

同时，现代人类是基因人、神经人、经济人、意识人四种混合的阶段，完全基于经济人模型的公益模型，本身就是历史阶段性产物。

很多精英阶层很容易理解暴力经济、商业经济、公益经济三位一体的模式，但他们出于对私有财产的偏执嗜好，导致他们口头上不愿承认狭义公益的价值。也因此愿意让自己的企业参与捐献。

而他们的理由就是：做好暴力组织、商业组织应该做的，获取权力和利润，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自然人与法人通过纳税、消费（投资），就是在参与广义公益了。

这种观点显然是狭隘的，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讲过，权力与市场都会扭曲社会需求。如果没有狭义公益这种直面社会需求的资源流转模式，社会依然是不完整的。

只有公益组织才是公益的代表？

组织社会责任（CSR）经历了CSR1.0\CSR2.0\CSR3.0三个阶段的发展，虽然越来越具备可操作性，但距离其本质却越来越远，尤其是引入利益相关方考评后，由于在实际操作中，企业缺乏与利益相关方真实的沟通，甚至搞成了“收益相关方”考评，反而导致CSR3.0大有成为PR2.0的趋势。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的几种典型社会责任部：

向公关总监汇报的，是利用投资人和政府对公益的“道德优越认知”来营造企业形象；

向市场总监汇报的，是利用消费者对公益的“道德优越认知”推销业务；

向人力资源总监汇报的，是利用员工对公益的“道德优越认知”来提高企业凝聚力；

向总裁办汇报的，是利用社会对公益的“道德优越认知”来营造企业家个人形象，是总裁个人的“慈善办”。

CRO的地位不高，是国内企业的通病。而社会责任成为可有可无的部门，也是通病。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本，不是盈利与解决就业；也不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盈利与解决就业；而是在社会监督体系之外，自觉降低社会损耗、提升社会效率的努力。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整套法律与宗教之外的约束体系，社会责任报告又名可持续发展报告。一个企业如果轻视人权、漠视环境、信仰丛林法则、不肯做行业突破性的科研投入，那么捐再多的钱用于公益，也不是一家责任企业。

顺便提供一些社会责任的核心要素：《社会责任报告》，又名《可持续发展报告》，是企业管理者面向全社会的企业经营报告：

公益就是利他与奉献？

这个误区和1、3两个问题同源，本来是不打算重复的，但因为第一批试读者建议将利他与利己的问题讲清，所以增加了这段。

首选，人类是不存在利他行为的，只有基因、神经、意识三种决策的行为，至于利己还是利他，都是外部评判。

如果硬要分类，是个体有明确目的的行为和无厘头行为，而非利己或利他。而这个判断也是非常模糊的，因为个体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体内的基因、神经、意识三者是怎样达成一次决策的。

其次，我们已经知道，任何有明确目的的行为，要么是个体兽性的驱使、要么是群体兽性的驱使。而两种兽性的形成，都是源自于基因集团的决策，神经集团、意识集团进行加强。

表现在浅层次的现象，就是所有公益行为依然都是利己的，只是“利益共同体共识”的范畴不同。与人类的个体兽性与群体兽性有关。

更讨厌的是伪公益参与者，为了获取社会认可、甚至是试图以公益之名挟持社会资源。

而我们公益从业者的价值，也并不在于怎样呼吁社会大众放弃自我利益诉求、去做利他与奉献的事；而是通过巧妙的社会规则设置，让利他与利己成为社会普罗大众可以理解、可以参与的一体行为。

“捐赠是个体的自愿行为，因此可捐可不捐”合理吗？

这个是最大误区，也是本书要反复强调的内容。

首先，经济人的弱势群体并不是天然产生的，而是人类的行为规则促成的。

当人类与其他生物不同，开始心悦诚服地接受意识集团的控制时，人类已经被“人工智能”控制，而不再是自然之子。

相应的，意识集团在今天，远远不能达到自己独立存在、独立进化的程度，要依赖基因集团和神经集团。

因此，意识集团的决策，既有虚幻的一面，也有实际的一面。

在不成熟的意识集团控制下的人类，不可避免地给自己挖了许多“坑”，为了弥补这些坑，人类不得不挖更多的“坑”。

狭义公益是为了填补暴力模式、商业模式这两个坑，而开掘的第三个坑。

企业社会责任是为了填补法律、市场竞争这两个坑，而开掘的第三个坑。

政府福利部门是为了弥补大众与小众、公平与效率这两个坑，而开掘的第三个坑。

因此，连公益本身都充满不公平，社会可想而知。

自愿、不具强制性，只是一个新坑的阶段性规则。

如果社会上每一个富人都不参与“第三次分配”，人类将不得不借助人类社会规则以外的能量流转模式，颠覆掉今天的政府、商业、公益三类组织形式。

如果我们称其为社外组织形式，战争、瘟疫只是其中最常见的两种，上帝之鞭随时可以抽落。

而事实上，很多“古代发达社会”很早就意识到了公益的不可或缺。伊斯兰教很早就有规定，个人年收入超过多少的部分，必须要捐献给穷人。

可以总结说：捐赠是自愿的行为，但对于占有社会资源较多的人群，捐赠是义务，也是必须参与的社会行为。

公益组织一定要要“先活下来”吗？

有一句话现在在网络上很流行：“我们有一天都会成为自己最讨厌的那个人。”

每一个民间组织在发起的时刻，创始人都怀着一个理想：“我要改善XX、我要改变XX，我决不会走YYY的老路。”

然而，最终为了活下来，民间组织将募款额、组织规模看得比什么都重，千方百计获得资源；为了获取资源，不得不采取自己曾经抵制过的“伪公益“募款法，不得不屈服于某些孵化器、大金主的意志，不得不屈服于社会的一般认知水平。

一、“活下来”的第一个风险，是公益性被扭曲成商业性

国内一些救灾主题的项目就是典型，为了先活下来，会有筹款过度无法用完的人气项目；会有物资过剩、奢侈腐败的灾区的官民，并且机构的目标也被捐赠人意愿绑架——背离了中国公益最核心的土壤需求，跑到中国最不缺关注的大灾救助。

造成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一些机构的管理者均为“商业组织”出身，商业组织看重现金流与组织规模的习惯，被平移到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与商业组织最大的不同，在于民间组织是以“解决某社会需求为直接与最终目标的”，而不讲手段。

因此，民间组织可以将自己看做一个“盟约组织”，而非绝对意义上的“资源组织”，钱财不一定非要过手。只要能够有效地调动资源流入“需求领域”，那么就算是成功，而不必考核一家组织“养活了”多少从业人员。

正是这种将民间组织当作商业组织、暴力组织一样经营的思想，禁锢了中国公益的发展。

一篇报导、一本书、一群不约而同发难的公知，其公益性、公益价值远远大过一家“活下来”的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开展工作，无外乎是依靠“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担当者共识”，只要成功引导社会完成了这三项共识，那么最终资源通过什么途径流通，又有什么关系呢？

二、“先活下来”第二个风险，“公益包养器”造就“宠物公益”

一些以资助、孵化为目标的基金会、孵化器，某种意义上，恰好是公益的伤害者。这些机构会以组织孵化为目标，进行项目筛选与孵化，他们经常会“帮助”公益创始人们进行“目标修订、策略修订、团队建设”，从而“帮助”公益创始人们成为“合格”的民间组织。

这种过强的帮扶机制、这种自上而下的裁决，已经落入了暴力组织的行为范畴，将机构变成了“包养对象”，削弱了公益本身的双边决策性。也间接加重了公益脱离社会的现状。

不可否认“公益孵化器”对中国公益最初阶段的价值，但到了互联网时代，公益孵化器的历史使命，应该终结了——把公益还给互联网。

三、“先活下来”第三个风险，是揠苗助长造就的伪公益

而更可怕的是，民间组织为了活下来，不得不迎合金主或捐赠人思维、逐渐修正自己的理想，甚至不得不采用第四章第一节第六部分的募款手法，最终成为了“伪公益”。

还有一些民间组织为了活下来，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商业组织、甚至带有宗教性的准暴力组织。

现阶段的社会条件还不成熟，也请各界不要急于鼓吹“公益职业化”，西方的经验未必完全适合我国国情。

在现阶段，政府、企业都可以先从CSR做起，媒体做好“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社会风气改善了，公益自然浮现。

良心经济的抬头，绝对不是指民间组织的GDP占比提高到多少，而是包括责任组织、慈善控股、社会企业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模式。

四、“先活下来”第四个风险，“轻”公益被“重”组织绑架

很多90后甚至00后，都有着丰富而活跃的思想，怀有虽然不主流、但恰恰可能改变世界的公益理想。然而，他们的热情往往被一些“公益资深人士”引导后，扭曲成“谁能给我第一笔资助”、“怎样将不靠谱的理想转化成靠谱的民间组织”、“怎样有强有力的执行”。殊不知，这是“苦逼型公益+商业组织后遗症”，最终的结果是“做组织”，而不是“做公益”。

公益本身不具备职业化条件的时代，我们可以把公益先当作一种资源组织形式，而非职业。商业设计师与公益设计师，工具与产品并不会不同。不要把公益变成方外之地，先做个职业、专业、敬业的劳动者，凡人一言一行、一饮一啄，皆是公益。

同时，公益人也要通过加强与政府、商业机构的联动，用“公益”驱动“组织”。公益人越来越多的承担起策划选型、社会共鸣、采购分包的职能；而非打造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民间组织”。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兴起，自然人公益、盟约型公益、政府福利、社会企业这四种类型的公益模式，一定会与职业公益机构一同推动社会公益。

总之，先做公益，永远比先做组织重要。没有经济与文化基础做铺垫，要求一夜之间实现“公益职业化”，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社会需求的履行，也不仅仅是公益组织一种模式，我们也完全不必以“社会组织”的数量来考虑社会发展的阶段，而应回归根本，先看社会需求与用户需求的匹配度，再看社会需求的满足度。

谁说独行侠就不是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