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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Jointings.org &#187; 阅读</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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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欢乐的章鱼家族（4）｜潜水历险</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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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22 Dec 2025 14:57:21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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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儿童环保教育】〉AI童话地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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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真好，去潜个水吧”

伸伸胳膊，伸伸腿

“等一下”

“海龟大婶，怎么了?”

“海里有塑料怪。小心呀！”

“呃。。。被塑料怪抓住了”
～～～中场休息分割线～～～
章鱼堂姐能自己逃出来吗？
——当然可以啦！章鱼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无脊椎动物，它们拥有近5亿个神经元，3颗心脏以及9个大脑。
海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塑料怪呢？
——塑料成为“人类史上最糟糕的发明”仅用了100多年。据统计，每年有超过800万吨塑料被遗弃在海洋中，占海洋垃圾的80%。
海龟很容易误食塑料，因为有些塑料长得很像它们的食物。这些塑料会造成海龟肠道的堵塞，并限制其营养的吸收。

“小小塑料怪岂能困住我们章鱼”
～～～未完待续～～～

玩偶提供：陈娅手作
图文编辑：Jointing.Media &#124; AI童话地球计划
出         品：智力银行（Jointing.Bank）

延伸阅读：
荷兰少年为环保理想辍学，利用科技清理海洋十年

从海洋“钉子户”藤壶，一窥海洋生态面临的失衡压力
行业前沿｜能否大规模利用再生塑料建楼铺路？翻开H&#38;M、迪卡侬的「绿皮书」，发现我们都被骗了【CSR Cases】Yellowfin, 海洋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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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欢乐的章鱼家族（2）｜不好惹的XDJM</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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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22 Dec 2025 14:41:38 +0000</pubDate>
		<dc:creator>JBank</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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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儿童环保教育】〉AI童话地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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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鱼姐姐来救援）

（章鱼哥哥也来了）

（蓝环章鱼可毒了）



～～～未完待续～～～

小朋友，你知道章鱼为什么只有兄弟姐妹，却没有爸爸妈妈吗？

你知道蓝环章鱼为什么有剧毒吗？

推荐纪录片：《我的章鱼老师》 My Octopus Teacher (2020)

玩偶提供：陈娅手作
图文编辑：Jointing.Media &#124; AI童话地球计划
出      品：智力银行（Jointing.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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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读珍·古道尔的《希望之书》</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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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10 Oct 2025 05:54:55 +0000</pubDate>
		<dc:creator>admin</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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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能源与环境】 &#124; Energy &#38; Environment
赞助稿酬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不夜侯，深圳，2025-10-10

珍·古道尔，这位年近九旬仍每年旅行三百多天的传奇灵长类动物学家，以她六十年的野外观察与全球活动经验，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坚实而具体的希望图景。她犀利地指出，希望不是被动的乐观主义，不是双手合十的祈愿，而是“在认清严峻现实后，依然相信改变可能发生，并愿意为之努力的顽强决心”。这种希望不是轻盈的安慰剂，而是沉重的责任。
在气候危机、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问题面前，个人很容易感到无力与渺小。古道尔并不否认这种无力感的合理性，但她提供了一条穿越绝望的路径：
“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都有角色要扮演。我们每个人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而我们可以选择每天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常问自己：‘我一个人能做什么？’这个问题让我们瘫痪。但应该问的是：‘如果成千上万的人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这种思维的转变，就是希望的开始。”
这本书最珍贵的礼物，或许是它成功地将希望从一种模糊的情感转化为一种可培养的能力。通过具体的行动建议、鼓舞人心的案例和深邃的思考，古道尔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保持内心的光亮，并将这种光亮传递给他人。
古道尔在书中明确定义了希望的本质：“希望不是被动的乐观主义，不是双手合十期待一切会变好。希望是一种顽强的决心——在认清所有证据、面对最严峻现实后，仍然相信改变可能发生，并愿意为之努力的决心。”这种希望不需要我们忽视苦难，恰恰相反，它诞生于对苦难的清醒认知之中。
她进一步阐述道：“很多人误解了希望，把它当作一种轻快的、几乎轻浮的情感。真正的希望是沉重的，它要求你承担看见的痛苦，然后选择行动。”
书中最为实用的部分，是古道尔提出的“希望齿轮”理论——理解、愿景、行动。她解释道：“首先，你必须理解问题及其根源；然后，形成改变的清晰愿景；最后，采取切实可行的行动步骤。这三个齿轮相互啮合，带动希望向前。”
她以自己发起社区保护项目的经验为例：“当我们理解盗猎源于贫困，就能形成既保护动物又改善民生的愿景，然后采取具体行动——培训护林员、发展生态旅游。理解带来明智的愿景，愿景激发有效的行动。”
《希望之书》不仅是一部环保主义者的精神指南，更是所有在黑暗中寻找方向的现代人的必读之作。它提醒我们，希望不是奢侈品，而是生存的必需品；不是问题的解药，而是面对问题的勇气来源。在这个迫切需要行动而非空谈的时刻，珍·古道尔用她的一生和这本书向我们证明：希望，最终是一种选择——选择看见可能，选择坚持行动，选择相信我们共同的人性。
合上书本，你会感到一种奇特的平静与力量——不是因为你知道了世界会变好，而是因为你明白了无论世界如何，你都可以选择成为那变好的一部分。这或许就是《希望之书》最深刻的启示：在绝望与希望之间，横亘着的不是客观条件，而是我们的意志与行动。
编者注：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1934年4月3日-2025年10月1日），出生于伦敦，古道尔女爵士，英国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和著名动物保育人士 。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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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足迹中的中国环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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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冻石头的书单｜家长幼儿园 给新手爸妈的成长指引</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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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13 Sep 2025 13:32:31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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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专栏】&#124; Conlumists&#62;冻石头的书单
赞助稿酬
作者：冻石头，上海，2025-09-06
写在前面的话
我读小学的时候住在厦大大南门进去正对着的勤业楼，彼时父亲刚刚从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所调动到厦门大学，分了一间10平米的房间，后来又分了一间，家里人口多还是很拥挤，父母，我们兄妹仨，还有奶奶、外婆和我们一起住。父亲没有专门的书房，只有一张桌子，白天当饭桌，晚上当书桌。我最小，和父母一张床，为了不影响休息，只是在床边挂了帘子遮光。我有时晚上睡一觉醒来，透过帘子的缝隙总能看到父亲在伏案写书，他在那几年里为引进光纤通信技术代表厦门市经济特区和德国企业谈判，并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光纤发明者K.C.高锟座谈交流光纤技术进展，还出版了《光波导原理》和《光纤通信导论》两本书，在当时应该是国内光纤通信研究的最前沿，还被他的学生带到英国去使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一直觉得写书出书不难，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儿。终于在今年，跟着我们陈老师参编了《中药临证类辨》，然后我自己也集结这十多年带娃读书的心得，写成《家长幼儿园 给新手爸妈的成长指引》，两本书一前一后都出版了。虽然没来得及在父亲离开前给他看到出版的书本，但是希望这两本书能告慰父亲在天之灵，我一直沿着他的道路自律自驱，未来还能写出更多作品。
每个人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会有些理想，有些目标，这会帮助我们不迷失人生的大方向，这也需要我们时时提醒自己要不忘初心。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人近半百，时间过得越发的快，还是要抓紧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这样才不会留下遗憾。
《家长幼儿园》这个书名是女儿起的，女儿小的时候表扬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还鼓励我开家长学校。这得益于我父母给我打下的好基础，我父亲经常说，“一代更比一代强，家族才有希望，民族才有希望。”正是他的远见与付出，让我们得以站在他的肩膀上，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父母都是很健谈，很愿意分享的人，我也一直和同事、朋友、校友分享我的育儿心得，选书、陪伴孩子阅读心得，希望写成这本书，把我的理念、经验传播、分享给更多人，这和开办家长学校有异曲同工之妙。
阅读能力是一个人的核心能力，需要从小培养，需要营造家庭环境。在信息爆炸和AI全方位进入我们生活的时代里，如何选择合适的书籍，如何系统的形成阅读观，如何在整体观的视角下思考和践行教育，这本书能给家长带来深度思考和实践范例，能够给希望致力于成为合格乃至优秀的家长提供手把手挑选书籍和伴读的方法，特别适合新手爸妈和有养育计划的准爸妈。父母的格局和眼界对孩子的成长和未来有着关键和深远的影响，育儿先育己，成长自己，成就孩子。
同时，这本书也很适合对自己成长有困惑的年轻人。在一次大会报告后，有几个年轻人和我从业务聊到行业，再聊到人生话题，讨论非常热烈，甚至比业务更吸引人。我发觉年轻人是迷茫的，觉得工作很卷、生活很疲惫，但是又不知道努力的方向在哪里。绝大多数家庭都竭尽全力提供经济支持让孩子获得尽可能高的学历，但是很少家庭有能力在精神层面上托举孩子，希望阅读这本书的年轻人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

自 序
这是一个15年前的启发。2008年，我在上海中医药大学读在职博士，同期读硕的师弟向我表达了羡慕之情：“师姐，真羡慕你这么爱读书，还读得这么轻松！”这话着实让我困惑，我的第一反应是：“你也读到硕士了，难道你不爱读书？读书很累，那你是怎么读到硕士的？”他说：“我只是要考试的东西背一背，不考试的东西我没兴趣看，也看不进去。”周围的几个师弟师妹也附和着表达了同样的感受。我真的震惊了，我原以为能读到大学的人都是爱读书的人，也从来没想过爱看书竟然也让人如此羡慕。师弟还说：“可能是师姐家里有很好的氛围吧，您总结总结，跟我们传授一下经验。”这促使我反思、观察和总结阅读能力的养成规律，也促成了我建立“荐书”群不断分享我的读书经验和书单，才有了今天这本书的出版。
这是一本写了7年的书。写作缘起于师弟师妹们希望能复刻我和我女儿的阅读习惯，还记得从美国回来的某一天，上医的师弟PH和朋友圈好友海燕（对，医药圈就是这么小，朋友的朋友也是好朋友）请我吃饭聊美国见闻，不知怎么就聊到了带娃去美国读书的种种收获，我说等我退休以后写出来给大家看。他/她们俩异口同声的说：“那就太晚了呀！我们的娃都长大了。”好吧，那就抓住当下，写下来，给更多人看。这本书见证了我陪读女儿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求学过程，有很多是在女儿上外教英文课的韬奋书局咖啡馆里写的，那种混杂了多种语言的背景激发了我很多灵感。这本书凝聚了我所读过的书、做过的思考、教育和陪伴女儿的经历和走过的人生，希望能帮助到更多努力做个好家长的平凡普通人！
我的文章大多很长，可能会有人没有耐心看完，但我还是坚持了我的风格，一方面教育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不希望碎片化处理，给读者造成割裂的思维; 另一方面我一直倡导深度阅读，我们希望培养孩子能读厚部头的书，作为家长，首先要能读厚部头的书，以身作则。在当今知识支离破碎的趋势下，我依然相信深度阅读对我们每个人的成长意义重大。
不管我在药检所工作，还是去美国访学，我一直是养育孩子的分享者。很多朋友跟我一起探讨、学习、思考，并且付之实践，娃都带得不错。跟我女儿同龄的孩子都上大学了，家长们也都保持了学习的习惯。我一直觉得带娃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带娃的过程是我们不断弥补童年遗憾、修补心理伤痕、丰富人生阅历、完善自我修为的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的认识到这点，我们就能喜悦的陪伴孩子共同成长。愿天下父母都能体会到这种幸福感！
我还记得那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女儿大约5、6岁，我们大手牵小手，一起穿过边门进入小区，她仰着头，用甜蜜的语气奶声奶气的表扬我：“妈妈，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要是别人家也有你这样的好妈妈就好了，我觉得你应该去开一个家长学校，教教其他家长。”她的童言稚语是那么美妙动听，她的真心表白令我甘之如饴，心都要融化了。她毫无保留的认可和赞美一直鼓舞着我做更好的妈妈。在她身上，我感受到了孩子非常敏锐的直觉和本能，她经常语出惊人，言语平实却直击心灵，到底是我教育了她，还是她培养了我？也许，养育孩子就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我愿追寻她成长的脚步，一步一个脚印，探索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作者简介：冻石头，来自厦门，扎根上海。上海医科大学本科硕士，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访问学者。资深医药人，资深妈妈，业余师承名医研习中医。热爱阅读和旅游，致力于心身同调的家长教育、科普和组织真实世界的职业体验活动。
（本文首发于作者同名公众号，获作者授权转发）
转载编辑：一一
延伸阅读：
通往大学之路（下篇）：职业规划三部曲
通往大学之路（中篇）：路径的选择
通往大学之路（上篇）：立志
人活着需不需要有用？
冻石头的书单｜让书籍引导孩子认知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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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石头的书单｜父母的心理学书籍
冻石头的书单｜拥抱美好的生命，生命教育书单
心平气和中医课

真实世界的职业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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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大象足迹中的中国环境史</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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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15 Aug 2025 13:43:35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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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能源与环境】 &#124; Energy &#38; Environment
赞助稿酬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不夜侯，深圳，2025-08-12
编者按：曾经，非洲草原上的象群如繁星般浩瀚——16世纪仍有约 2600 万头，而今仅剩 49 万；亚洲象更只剩不足 5 万头，连中国境内野生个体都仅 300 多头，仅为大熊猫的1/6。
8月12日是世界大象日（World Elephant Day）。该纪念日由加拿大电影制作人帕特里夏·西姆斯（Patricia Sims）等人于2012年发起，旨在唤起全球公众对非洲象和亚洲象生存困境的关注。
大象是环境变迁的沉默见证者。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将这些体重可达数吨的巨型动物比喻成“矿工的金丝雀”——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早期预警系统。一头成年象每日需消耗150公斤以上植被，饮用近200升水，活动范围可达数百平方公里。这种生理特性使象群成为环境变化的敏感指示器——当它们开始退却，往往意味着整片森林生态系统已走向不可逆转的变迁。




《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书中以这种陆地上最庞大的动物为线索，展开了一幅跨越四千年的中国环境变迁图景，通过大象在中国版图上从北向南、从中心到边缘的持续退却，揭示了中国文明发展背后沉重的生态代价。
“豫”——河南这个简称的右半部分是一个“象”字，隐藏着中国环境史上的重大秘密：三千多年前的中原大地上，曾遍布大象的足迹。《大象的退却》通过精心绘制的分布图，展示了大象在中国版图上逐步南撤的轨迹：

 公元前900年（西周时期）：大象仍活跃于河北、山东、山西等华北地区
公元580年（隋朝开国）：大象退至河南及江淮之间
公元1050年（北宋时期）：分布于浙江、江西、湖南、四川
公元1450年（明朝景泰年间）：仅存于福建、两广
鸦片战争前夕：退缩至云南一省范围

这一持续数千年的退却过程，恰如此书作者伊懋可所言：“一部中国环境史，完全可以用大象的退却路线来概括”。通过追踪大象的足迹，作者巧妙地将中国四千年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与自然环境的变化编织成一部宏大叙事。
栖息地的消亡
大象退却的首要推手是栖息地的丧失。伊懋可指出，农耕文明对森林的敌视深植于汉文化基因中——“商代甲骨文中的农的象形字，似乎表明了在林间开展的活动”。这种“刀耕火种”的农业扩张模式，随着汉族人口增长和政治版图拓展，不断吞噬大象赖以生存的森林空间。
书中颠覆了人们对“刀耕火种”的简单认知：传统上被视为原始落后的耕作方式，在伊懋可笔下呈现出复杂的生态智慧。他引用云南少数民族的耕作实践显示：布朗族和哈尼族的轮歇农业有着严格的伐木规范（小树擦地皮砍，大树只砍枝）、烧地流程（留防火道、分次燃烧）和轮作周期。这种耕作方式虽改变了原始森林面貌，却能与生态系统保持动态平衡。然而当汉族移民带来持续开垦、拒绝休耕的农耕模式后，森林再生能力被彻底破坏，大象的生存空间也随之崩塌。
水利工程的双刃剑
伊懋可最具创见的贡献在于提出“技术锁定”理论——中国古代大规模水利工程在造就农业辉煌的同时，也导致了生态系统的僵化。京杭大运河等巨型水利设施在建立初期带来显著效益，但随着时间推移，维护成本呈指数级增长，陷入“次好技术因先发优势而持续支配”的困境。
这种“锁定效应”在黄河治理中尤为明显：秦汉时期在西北部的农耕推广导致严重水土流失，“河”变成了“黄河”。为应对泥沙淤积和洪水威胁，历代王朝不断加高堤坝，形成恶性循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迅速淤积同样以珠江流域森林破坏为代价。水利工程创造的短期红利，最终需以更高的生态代价偿还——这一洞见对理解当代中国水利工程仍有警示意义。
人类贪婪的掠夺
除生境破坏外，人类对象牙、象鼻的贪婪需求加速了大象的消亡。书中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历史细节：唐宋时期岭南地区盛行食用象鼻，“争食其鼻，云肥脆，尤堪作炙”。惠州曾发生野象闯入城区事件，最终在人类围猎中演变为悲剧。
更致命的是大象极低的繁殖率——孕期长达22个月，使种群在人类猎杀压力下毫无恢复能力。当猎杀效率随武器进步而提高（如明朝军队用火器击溃战象），大象的退却便加速为崩溃性消失。
《大象的退却》写于二十年前，却精准预言了21世纪的中国生态困境。2021年云南野生象群“北上南归”事件，戏剧性复现了书中描述的人象冲突——象群因保护区森林过度繁茂（“森林化”导致地表喜食植物减少）被迫进入农田觅食。这一事件证明：即使建立自然保护区，若忽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仍无法实现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
当代中国的生态挑战与历史一脉相承。三北防护林工程可视为对古代森林滥伐的补救；南水北调工程延续着水利治理的传统智慧与风险；而云南野生象生存空间的持续萎缩，恰是四千年“退却”的现代缩影。伊懋可提醒我们：生态危机不是现代性的产物，而是文明发展的伴生物。
 超越“退却”的未来之路 
在批判之外，《大象的退却》也暗含重建共生的可能。书中对少数民族生态智慧的发掘，如傣族养象耕田，对轮歇农业生态合理性的肯定，都暗示了不同于汉文化主流的发展路径。这些案例为当代中国提供了关键启示：生态治理需超越单一的“保护vs发展”框架，寻找多元的地方性知识。
全书以一个问题作结：“大象一退再退的目的地又在哪里？”答案不在书中，而在我们手中：能否打破“技术锁定”的魔咒？能否避免内卷化的生态陷阱？能否在象群最后的栖息地构建真正的共生文明？
当2021年北迁象群在人类引导下安全南返，我们似乎看到一线希望——这一次，人类选择为大象让路而非驱赶。
编者注：伊懋可（Hark Elvin），1938年生于英国剑桥，剑桥大学毕业。1990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中国史教授。曾在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巴黎高师和海德堡大学任教，在哈佛大学做过访问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历史的模式》、《另一种历史：从一个欧洲人的视角论中国》、《华人世界变化多端的故事》，合编了《中国文化图集》、《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还发表了署名为约翰·达顿（John Dutton）的小说《圣伊莱斯集市》和《虎岛》。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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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丘成桐谈数学教育 、数理与人文</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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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Wed, 07 May 2025 01:57:29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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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专栏】&#124; Columnists&#62;教育说
作者：丘成桐

数学教育
我个人认为，教数学当然要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对数学本身的美丽的欣赏能力。但是，我们教学生，首先还是要让学生弄清楚学习数学的真正目的在哪里。它绝对不是为了学习集合或者诸如此类的一大堆符号 , 而是要知道在推导思想方面，数学的方法是什么，是用什么方法去培养的 , 借此训练学生主动思考。因此，虽然有的数学，比如平面几何，其中比较繁复的定理大部分在近代科学里没有用了 , 但是，对学生来说，平面几何是很好的逻辑训练 , 所以还是要学。美国教育有很多失败的地方，但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十分鼓励学生讨论。学生之间的讨论往往能够互相启发。因此，希望学校不要制造太大的考试压力 , 以便学生能够尽量发展自己。
其次 , 大学的数学教育要平衡发展。近代数学发展的结果，使得各种数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沟通也越来越多。因此，学生对所有不同数学的知识应有基本的了解。目前在国际上能够称得上好的数学家，至少都懂得两种不同的数学。比如读几何学的人，好多都懂得拓扑学上的理论或微分方程上的理论。如果只懂其中一种而不懂其它，以后会产生极大的弊病。
第三，要在大学里鼓励学生多读参考书，多做研究。这与鼓励学生之间进行讨论一样，都是值得提倡的。
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希望大学教师在指导学生时，不要太过强调一些抽象性名词的重要性，因为它们只是数学的语言，不是目的。数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数字，是几何的形象，是函数上的构造，是概率上的分布，等等，而它们和抽象的语言的关系其实并不是那么大。
（上文为1980年12月1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的演讲节选）
数理与人文
我遇见过很多大科学家，尤其是有原创性的科学家，他们对文艺都有涉猎。他们文笔流畅，甚至可以与文学家媲美。其实，文艺能够陶冶性情，文艺创作与科学创作的方法实有共通的地方。
好的数学家最好有人文的训练，从变化多姿的人生和大自然中得到灵感，来将我们的科学和数学完美化，而不是禁锢自己的脚步和眼光，只跟着前人的著作做少量的改进，就以为自己是一位大学者。
中国数学家太注重应用，不在乎数学严格的推导，更不在乎数学的完美化。到了明清时期，中国数学家实在无法跟文艺复兴的数学家相比。
有清一代，数学更是不行，没有原创性！可能是受到乾嘉考据的影响，好的数学家大多跑去考证《九章算术》和唐宋的数学著作，不做原创性的工作，和同一个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意大利、英国、德法、法国的学者不断的尝试的态度迥异。找寻原创性的数学思想影响了牛顿力学，因此引发了多次工业革命。
到今天，中国的理论科学家在原创性还是比不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科学家在人文的修养还是不够，对自然界的真和美感情不够丰富！这种感情对科学家、文学家说，其实是共通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感情、有深度的民族，上述诗人、小说家的作品，比诸全世界，都不遑多让！
但是我们的科学家不大注重人文修养，我们管理教育的官员们却有很奇怪的教育政策，他们大概认为语文和历史的教育并不重要，用一些浅显而没有深度的通识教育来代替这些重要的学问，大概是他们以为国外注重通识教育的缘故吧。但这是舍本逐末。坦白说，我还没有看到过一个有水准的国家和城市不反反复复地去教导国民们本国或本地的历史的。我两个孩子在美国一个小镇读书。他们在小学，在中学，将美国三百年的事情念得滚瓜烂熟！因为这是美国文化的基础。
我敢说，不懂或是不熟习历史的国民，很可能认为自己是无根的一代。一般来说，他们的文化的根基比较浅，容易受人愚弄和误导。这是因为他们看不清楚现在发生事情的前因后果。史为明镜，它不单指出古代伟人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也将千年来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感情传给我们。我们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创下的丰功伟绩感到骄傲，为他们的子孙走错的路而感叹！中国五千年丰富的文化使我们充满自信心！我们为什么不好好地利用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
或许有人说，自己不想做大科学家，所以不用走我所说的道路。其实，它们并不矛盾。一个年轻人对自己要学习的学问有浓厚的感情后，再去学习任何学问都会轻而易举！至于数学和语文并重，则是先进国家，如美国等一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美国比较好的大学录取学生时都看SAT（学习能力倾向测验）成绩，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的就是语文和数学。
除了考试，美国好的中学也鼓励孩子多元化，尽量涉猎包括人文和数理的科目。美国有很多高质量的科普杂志，销量往往都在百万册以上。而中国好的科普读物不多，销量也少得可怜，从这点就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异同，希望我们能渐渐改进！
最后要指出，数理人文和所谓博雅教育有莫大关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柯伟林（Willian C. Kirby，1950—）在2006年的周年通讯中说：“让我重申博雅教育的重要性。博雅教育的目标广阔，既着眼于基础知识，鉴古知今，推理分析，又能培养学生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兼且对科学的概念和实验的精准性有所了解，同时也强调因材施教，反对重覆不断的操练，顶住了过早学科化和专业化的潮流。以培养专业人才为目标是好些名校的优良传统，但这绝非哈佛大学的使命。我们希望哈佛学子在专注于某门学问的同时，成为一个事事关心、善于分析和独立思考的人，毕业后矢志贡献于社会，并终身学习。”
台积电前董事长张忠谋先生对上述看法甚为赞同。他说：“博雅教育启发我的兴趣，充实我的人生，影响非常大。我曾说过，如果没有《红楼梦》、莎士比亚、贝多芬等等，我的生命会缺少一块。对我的工作而言，博雅教育提升我独立判断的思考能力，让我从工程师、工程经理、总经理、执行长到董事长一路走来，无论担任何种职务都受益良多。”
美国名校的教育使得不少的学者跨越不同的领域，取得极大的成就。有些学生在本科时读英文系，毕业后却可以成功创立高科技公司。当代在数学和物理上有杰出成就的威腾(Edward Witten，1951—)教授在本科时念历史。这些例子在美国名校不胜枚举，但在华人社会却不多见。这应当是美国倡导博雅教育的结果，也就是倡导数理人文并重的结果。
中国的教育始终走不出科举的阴影，以考试取士，系统化的出题目。学生们对学问的兴趣，集中在解题上，科研的精神仍是学徒制，很难看到寻找真理的乐趣。西方博雅教育的精神确实能增广我们的视野，激发我们的热情，更能够培养大学问。举例来说，哈佛大学的新生研讨课（Freshman Seminar），可以说是于学无所不窥! 连我前年写的一本叫做《大宇之形》（The shape of Iner Space）的科普书，物理系有些教授也用来做为通识课本。多读多看课本以外的书，对我们做学问，做人处世都会有大帮助！
好的文学诗词发自作者内心，生生不息，将人与人的关系，人对自然界的感受表现出来。激情处，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而至于万古长存，不朽不灭！伟大的科学家不也同样要找到自然界的真实和它永恒的美丽吗?
（本文节选自《我的教育观》一书）
作者简介：丘成桐1949年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69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1971年获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1982年33岁时获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的菲尔兹奖。
丘成桐目前致力于为“数学强国”做贡献、带新人，他现为清华大学讲席教授、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主任、求真书院院长，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院长，致力于数学学科的发展和数学人才的培养。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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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树会记住许多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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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26 Apr 2025 04:55:18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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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专栏】&#124; Columnists&#62;
作者：刘亮程


如果我们忘了在这地方生活了多少年，只要锯开一棵树，院墙角上或房后面那几棵都行，数数上面的圈就大致清楚了。
树会记住许多事。
其他东西也记事，却不可靠。譬如路，会丢掉人的脚印，会分叉，把人引向歧途。人本身又会遗忘许多人和事。当人真的遗忘了那些人和事，人能去问谁呢？
问风。
风从不记得那年秋天顺风走远的那个人。也不会在意它刮到天上飘远的一块红头巾，最后落到哪里。风在哪停住哪就会落下一堆东西。我们无掉找不见的东西，大都让风挪移了位置。
有些多少年后被另一场相反的风刮回来，面目全非躺在墙根，像做了一场梦。有些在昏天暗地的大风中飘过村子，越走越远，再也回不到村里。
树从不胡乱走动。几十年、上百年前的那棵榆树，还在老地方站着。我们走了又回来。担心墙会倒塌、房顶被风掀翻卷走、人和牲畜四散迷失，我们把家安在大树底下，房前屋后栽许多树让它快快长大。
树是一场朝天刮的风。刮得慢极了。能看见那些枝叶挨挨挤挤向天上涌，都踏出了路，走出了各种声音。在人的一辈子里，能看见一场风刮到头，停佳。像一辆奔跑的马车，甩掉轮子，车体散架，货物坠落一地，最后马扑倒在尘士里，伸脖子喘几口粗气，然后死去。谁也看不见马车夫在哪里。
风刮到头是一场风的空。
树在天地间丢了东西。
哥，你到地下去找，我向天上找。
树的根和千朝相反方向走了，它们分手的地方坐着我们一家人。父亲背靠树干，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儿女们蹲在地上或木头上。刚吃过饭。还要喝一碗水。水喝完还要再坐一阵。院门半开着，看见路上过来过去几个人、几头牛。也不知树根在地下找到什么。我们天天往树上看，似乎看见那些忙碌的枝枝叶叶没找见什么。
找到了它就会喊，把走远的树根喊回来。
爹，你到士里去找，我们在地上找。
我们家要是一棵树，先父下葬时我就可以说这句话了。我们也会像一棵树一样，伸出所有的枝枝叶叶去找，伸到空中一把一把抓那些多得没人要的阳光和雨，捉那些闲得打盹的云，还有鸟叫和虫鸣，抓回来再一把一把扔掉。不是我要找的，不是的。
我们找到天空就喊你，父亲。找到一滴水一束阳光就叫你，父亲。我们要找什么？
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我们真正要找的，再也找不回来的，是此时此刻的全部生活。它消失了，又正在被遗忘。
那根躺在墙根的干木头是否已将它昔年的繁枝茂叶全部遗忘？我走了，我会记起一生中更加细微的生活情景，我会找到早年落到地上没看见的一根针，记起早年贪玩没留意的半句话、一个眼神。当我回过头去，我对生存便有了更加细微的热爱与耐心。
如果我忘了些什 么，匆忙中疏忽了曾经落在头顶的一滴雨、掠过耳畔的一缕风，院子里那棵老榆树就会提醒我。有一棵大榆树靠在背上(就像父亲那时靠着它一样），天地间还有哪些事情想不清楚呢？
我八岁那年，母亲随手挂在树枝上的一个筐，已经随树长得够不着。我十一岁那年秋天，父亲从地里捡回一捆麦子，放在地上怕鸡叼吃，就顺手夹在树杈上，这个树杈也已将那捆麦子举过房顶，举到了半空中。这期间我们似乎远离了生活，再没顾上拿下那个筐，取下那捆麦子。它一年一年缓缓升向天空的时候我们似乎从没看见。
现在那捆原本金黄的麦子已经发灰，麦穗早被鸟啄空。那个筐里或许盛着半筐干红辣皮、几个苞谷棒子，筐沿满是斑白鸟粪，估计里面早已空空的了。
我们竟然有过这样富裕漫长的年月，让一棵树举着沉甸甸的一捆麦子和半筐千红辣皮，一直举过房顶，举到半空喂鸟吃。
“我们早就富裕得把好东西往天上扔了。”
许多年后的一个早春。午后，树还没长出叶子。我们一家人坐在树下喝苞谷糊糊。白面在一个月前就吃完了。苞谷面也余下不多，下午饭只能喝点糊糊。喝完了碗还端着，要愣愣地
坐好一会儿，似乎饭没吃完，还应该再吃点什么，却什么都没有了。一家人像在想着什么，又像啥都不想，脑子空空地呆坐着。
大哥仰着头，说了一句话。
我们全仰起头，这才看见夹在树杈上的一捆麦子和挂在树枝上的那个筐。
如果树也忘了那些事，它早早地变成了一根干木头。
“回来吧，别找了，啥都没有。〞
树根在地下喊那些枝和叶子。它们听见了，就往回走。先是叶子，一年一年地往回赶，叶子全走光了，枝杈便枯站在那里，像一截没人走的路。枝杈也站不了多久。人不会让一棵死树长时间站在那里。它早站累了，把它放倒，可它已经躺不平，身躯弯扭得只适合立在空气中。我们怕它滚动，一头垫半截土块，中问也用土块堰住。等过段时间，消闲了再把树根挖出来，和躯干放在一起，如果它们有话要说，日子长着呢。一根木头随便往哪一扔就是几十年光景。这期间我们会看见木头张开许多口子，离近了能听见木头开口的声音。木头开一次口，说一句话。等到全身开满口子，木头就没话可说了。我们过去踢一脚，敲两下，声音空空的。根也好，干也罢，里面都没啥东西了。即便无话可说，也得面对面待着。一个榆木疙瘩，一截歪扭树干，除非修整院子时会动一动。也许还会绕过去。谁会管它呢。在它身下是厚厚的这个秋天、很多个秋天的叶子。在它旁边是我们一家人、牲畜。或许已经是另一户人。
作者简介：刘亮程，1962年出生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一片叶子下生活》等，小说《虚土》《凿空》《捎话》。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
 2015年6月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2023年8月11日，刘亮程的《本巴》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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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书评：“死亡是生生不息的来源”</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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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24 Apr 2025 14:10:20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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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专栏】&#124; Conlumists&#62;陈娅杂谈
赞助稿酬
JM特约撰稿人 陈娅，武汉， 2025-04-20
援笔启思，思以致远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这本书源自作者朱锐在生命最后的十日对谈，以及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最后一门哲学课，汇集了他在哲学研究领域 30 余年的思考。
朱锐在书中将“死”（dying）与“死亡”（death）明确区分：“死”是生命体在终结前经历的痛苦过程，而“死亡”是这一过程的终点，是生命形式的转换。他提出，“死亡是生命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它为世界提供了重生的可能——若万物永生，宇宙将陷入停滞的泥潭。这一观点融合了中西哲学的智慧：从古希腊哲人恩培多克勒的“万物轮回”到庄子的“大化流行”，朱锐以跨文化的视角揭示了死亡的积极性。
朱锐以“化作春泥更护花”为喻，强调个体的消亡是回归自然循环的起点。他援引薛定谔的“生命为何比原子大”之问，指出生命的意义在于从无序的原子运动中提炼出有序的自我意识，而死亡则是将这种有序重新释放回宇宙的洪流。这种“小我融入大化”的生死观，既呼应了道家“一气流行”的生生哲学，也与现代科学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形成对话，展现了哲学与科学的交融。
朱锐在癌症晚期的身体体验，成为其理论的具身化注解。他形容自己如“寄居蟹”，灵魂逐渐脱离衰败的躯体，而这一过程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他拒绝无意义的生命延续手段，坚持清醒的意识与尊严的告别，甚至在病房中与学生探讨“恶心的悬置”现象——当爱超越生理本能，护理者与垂死者的亲密关系消解了对死亡的恐惧。这种以病痛为实验室的哲学实践，使抽象理论获得了血肉的温度。
朱锐批判现代社会对死亡的回避与恐惧，认为这源于对“小我”的过度执着。他提出“练习死亡”的苏格拉底式命题，倡导以“儿童式的积极恐惧”替代“成人式的消极恐惧”，即通过直面死亡来激活对生命的热爱。书中以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为例，说明恐惧的本质是对未知的屏障，而哲学的任务是拆除这些屏障，让人在有限中触摸无限。
书中反复出现的两个意象深化了主题：美国画家怀斯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中匍匐望向远方的残疾女性，象征人类在死亡逼近时仍保持对生命的凝视；而“寄居蟹”则隐喻灵魂与肉体的逐渐分离，外壳（身体）的沉重与内核（精神）的自由形成张力。这些意象将哲学思辨转化为可感知的艺术表达，让读者在情感共鸣中领悟死亡的超越性。
《哲学家的最后一课》并非一部悲情的临终手记，而是一曲充满生命力的启蒙乐章。朱锐以“死亡是生生不息的来源”为枢纽，打通了东西方生死哲学的脉络，并通过自身的“生命实验”证明：真正的哲学家不惧死亡，因为他们已将死亡转化为理解存在的透镜。正如他在病房中对学生所言：“我们谈论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这本书既是对个体生命的礼赞，也是对文明如何面对终极命题的深刻启示。
朱锐（1968-2024）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吴玉章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与认知科学跨学科平台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曾担任美国森林湖文理学院哲学系终身教授、神经学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助理教授。研究方向横跨哲学、艺术学、神经生物学，在心灵哲学、神经美学、比较哲学、古希腊哲学等研究领域做出积极贡献。 在生命的最后一轮春夏，他带病讲课，探讨自己对生命和死亡的深刻思考，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媒体广泛报道。
作者简介：陈娅，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
编辑：不夜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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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罗素：善良的天性源自松弛感和安全感，而非艰苦劳碌的人生</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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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01 Nov 2024 04:43:19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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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观点】&#124; Insight
作者：伯特兰·罗素


同我这代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听着“撒旦差闲汉，欲把坏事干”这样的谚语长大的。
作为品行端正的好孩子，我对这类教诲深信不疑，并以此约束自我，努力工作至今。不过，虽然这种道德标准一直左右着我的行动，我的观点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看来，当今世界，人们已经工作得过于辛苦，劳动即美德的信念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现代工业化国家需要弘扬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新理念。
大家都听说过那不勒斯旅行者的故事：旅行者看到十二个乞丐躺在地上晒太阳（故事发生在墨索里尼时代前），说会赏给最懒的那个一里拉。十一个乞丐都跳起来说该给自己，于是旅行者将钱给了第十二个乞丐。显然，旅行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过，对于享受不到地中海阳光的国家来说，想要真正做到闲散可谓难上加难，需要大规模的公共宣传加以引导。我希望，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们读过下面的文字，能够发起一场运动，鼓励优秀的年轻人学会闲散，如此我便也没有白活于世。
我要郑重声明的是，将工作视为美德的信念，已经对现代社会造成了不可忽视的破坏。想要走上繁荣幸福之路，必须有计划地缩减工作。
工作的起源
首先，什么是工作？工作有两种：要么是改变地面或其附近两个物体间的相对位置，要么就是吩咐别人去做。第一种工作辛苦且报酬微薄；第二种工作舒适且报酬丰厚。第二种工作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展：既包括发号施令的人，也包括为发出何种号令出谋划策的人。通常，两个有组织的团体会同时提出对立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这类工作需要的不是有关建议本身的渊博知识，而是如何通过演讲和文字去说服别人，即营销的艺术。
在欧洲还存在第三类人（但美国没有），他们比从事以上两种工作的人更受尊敬。这类人凭借土地所有权收取租金，这样其他人才拥有生存和工作的资格。这些土地所有者无所事事，似乎应该赢得赞美。不幸的是，他们的游手好闲建立在他人的辛劳之上。事实上，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正是他们好吃懒做的欲望，促成了人类辛勤工作的信念。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情景，就是别人都以他们为榜样。
从文明之初到工业革命前，一个人的辛劳所得，通常只够勉强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所需，即便妻子同他一样卖力工作，即便孩子稍大一点也会加入劳动。基本所需之外的少量盈余没有给到生产者，而是被武士和神职人员霸占了。遇上饥荒，明明没有任何盈余，武士和神职人员却依旧像平日一样索取，以致无数劳动者贫困交加而死。这一制度在俄国一直延续到 1917 年，许多东方国家至今仍在沿用。英国虽然已经爆发了工业革命，但拿破仑战争时期这种制度依旧盛行，直到一百年前新的工厂主阶级掌权才画上句号。在美国，这种制度在独立战争后便结束了，但南方除外，在那里，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
一个如此旷日持久又刚刚终结的制度，自然会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影响，那些理所当然想要工作的愿望，大都源于这一制度，但工业社会前的制度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了。现代科技使一定限度内的闲暇成为可能。它不再只属于少数特权阶级，而是一种可以在整个社会进行平均分配的权利。拼命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现代社会不需要奴隶制。
很明显，在发展水平落后的社会，农民如果有选择权，便不可能将微薄的物质盈余拱手交给武士和神职人员，而只会减少生产或消耗更多。起初，他们只是单纯地被强迫劳动并上交盈余，但渐渐地，有人发现，可以诱导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一种道德观，这种观念会让他们认为拼命劳动是一种义务，即便生产所得的一部分是为了让其他人闲着。这种方式可以减少此前劳动中的强迫成分，管理成本也会随之降低。
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提出国王的收入不应高于普通劳动者，相信百分之九十的英国工薪阶层依旧会感到难以置信。从历史的角度看，“义务”这一概念向来都是权力阶层诱导他人为主人而非自己谋利的手段。当然，对此权力阶层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利益同人类的整体利益一致。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确有其合理性，比如，雅典奴隶主利用一部分闲暇时光，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在绝对公正的经济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闲暇是文明的必要条件。在过去，只有通过多数人的辛劳，少数人才能获得闲暇，但多数人的辛劳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劳动是好事，而是因为闲暇是好事。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不损害文明进程的前提下，公正地分配闲暇已成为可能。
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满足所有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劳动量，是可能得到大规模缩减的，大战就是很好的证明。当时，军队里的男人、参与军需生产的民众，还有从事间谍活动、战争宣传以及在战争相关政府部门工作的男男女女，都是从原本的生产岗位抽调来的。尽管如此，协约国非熟练劳动力的整体物质生活水平却高于战前和战后。
不过，这一事实的重要性被当时的财政状况掩盖了：借贷令民众误以为他们正在用未来养活现在，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画饼并不能充饥。大战充分证明了，通过对生产进行科学管理，现代社会只需一小部分劳动力，便可以令全体民众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如果大战结束时，那些原本为抽调民众参战或从事军需生产而创建的科学管理方法能够延续下去，并由此将工作时间缩短至四小时，一切都会好起来。但事实是，旧制度卷土重来，受雇的劳动者要被迫工作更长时间，而其他人则沦为忍饥挨饿的失业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工作是一种义务，一个人能拿多少工资，依据的不是他生产出来的东西，而是其表现出来的勤劳美德。
工作是义务，但也仅限于平衡食宿消耗
这便是奴隶制国家倡导的道德，可当今世界的外部环境已经同奴隶制时期截然不同，难怪这种道德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来举个例子。假设一定数量的人在某个特定时期从事别针生产。他们每天工作（比如）八小时，生产的别针刚好能满足社会需求。这时，有人发明了一项新技术，同样数量的人生产出的别针由此翻了一倍，但世界消耗不掉这么多别针：别针已经很便宜了，再降价也不可能卖出更多。在一个理性支配的世界，所有参与别针生产的人会将工作时间由此前的八小时缩短为四小时，这样一切便可以保持正常的运转。但在现实世界，人们却认为这是意志消沉的体现，于是继续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导致别针生产过量，一些雇主走向破产，一半参与别针生产的人迎来失业。从最终结果看，社会整体的空闲时间同四小时工作制一样，只不过现在一半人无事可做，另一半人劳动过量，不可避免的闲暇沦为普遍苦难，而非普遍幸福来源，还有什么比这更疯狂的吗？
穷人应当拥有闲暇的观点一直令富人感到不可思议。19 世纪初期的英国，成年人每天工作十五小时是正常现象。儿童有时也要工作这么久，至少每天十二小时是常态。如果有爱管闲事的人提出，他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人们便会反驳说，工作使得成年人免于酗酒，儿童无暇捣乱。记得在我小时候，工人刚刚获得投票权后不久，法律赋予了他们一定的公共假期，上流社会对此极为不满。我记得当时一位老公爵夫人说：“穷人要假期干什么？他们就该工作。”现在的人自然不会说得如此直白，但这种观念依旧存在，而且是造成众多经济乱象的原因。
现在，让我们抛开迷信，坦诚地讨论一下工作的道德。人要生存，就必须消耗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成果。或许我们可以假设，劳动总体来说不令人愉悦，那么，一个人的消耗超出产出便是不公正的。当然，他的贡献也可以是某种服务而非商品，比如他是医护人员，但无论如何人都要做出一定贡献，用以平衡自己的食宿消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作的确是每个人的义务，但义务也就仅限于这个程度了。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许多人甚至连这种最低程度的劳动都无须履行，比如继承大量财富或嫁入豪门的人，对此我不打算详谈。我不认为一些人能够游手好闲的事实，对社会的危害能同让劳动者不是过度工作就是忍饥挨饿相提并论。
假设社会采用某种适度、理性的管理模式，普通劳动者每天工作四小时，便可以生产足够多的社会所需，还不会造成其他人失业。这个观点令富人大为震惊，因为他们确信，穷人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么多空闲时间。在美国，即便是富人也常要加班加点地工作，因此，听到有人主张赋予劳动者更多的闲暇，这些人自然会感到愤慨，除非是将闲暇当作对失业者的严厉惩罚。事实上，他们也看不惯自己的儿子闲着。
不过，奇怪的是，他们虽然希望儿子拼命工作到没有时间去做文明人，却又一点都不介意妻女无所事事。在贵族社会，对悠闲自得近乎势利的羡慕，男女都会有，而在财阀政治的社会却只限女性，但这并不表明如今的现象更符合逻辑。
生活的乐趣，只能在闲暇之际获得
必须承认，合理利用闲暇是文明和教育的成果。一个终其一生都在劳碌的人，突然清闲下来会觉得无聊。可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充分的闲暇，便会同生活中许多最好的东西失之交臂。如今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大多数人享受闲暇的权利，只有替别人受苦的愚蠢的禁欲主义在让人们坚持过度工作，虽然当初工作的需求早已不复存在。
在支配俄国统治的新信条中，虽然很多都与西方传统教义大相径庭，但一些观念还是坚固如初。统治阶级，特别是那些负责教育宣传的人，只要提到劳动的尊严，就和世上其他那些宣扬“诚实的穷人”的统治阶级如出一辙。勤劳、节制、为长远利益努力工作，甚至是服从权威，所有这些信条再次浮出水面。
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与一些国家女权主义者的胜利有一些共通之处。长久以来，男人都承认女性圣洁的高贵，通过强调圣洁比权力更重要，来掩饰女性地位的低下。
女权主义者最终认定，她们既要圣洁也要权力，因为她们中的领袖人物愿意相信男性对女性美德的吹捧，却不接受男人所说的政治权力无用论。在俄国，体力劳动者的经历也差不多。很长一段时间，富人和他们的奉承者都在大书特书“诚实劳动”的概念，赞美简单质朴的生活，宣扬穷人比富人更可能上天堂，试图让劳苦大众相信，改变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这类工作尤为高尚，就像男人试图让女人相信她们从性奴役中获得了某种特殊的高贵。在俄国，一切对体力劳动的赞美都备受重视，以至于体力劳动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受尊重。不过，从本质上说，呼吁恢复这一信条的目的和此前不同：它是为了让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工人投身于某些特殊任务。劳动者被塑造成年轻人的理想，也是一切道德教育的根基。
从目前来看，这种做法可能确有可取之处。一个自然资源丰饶又不太可能依赖信贷的大国迫切需要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工作必不可少，甚至可能会带来巨大回报。可是，如果社会发展到人们无须长久劳作便可以获得舒适的生活时，又会发生什么？
在西方，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然无意实现经济公正，大部分生产总量便落到了小部分人手中，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无须从事任何劳动。由于生产过程没有任何国家统一调控，一大堆压根儿就不需要的东西被生产了出来。我们让相当大比例的劳动人口无所事事，因为我们可以强迫另一部分人超负荷工作。如果这些方法均效果不佳，我们就制造战争：像刚刚接触爆竹的孩子，我们安排一些人生产烈性炸药，再安排另一些人将其引爆。通过将所有这些手段相结合，我们终于维护住了普通民众唯有终日辛劳的观念，虽然这个过程异常艰辛。
在俄国，由于经济相对公正，生产集中管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另辟蹊径。合理的解决办法是，一旦能满足所有人的生活所需且让全民实现基本的舒适，就开始逐步缩减工作时间，并在各个阶段召集民众投票，让大众决定是要更多的休息还是更多的商品。不过，既然宣扬了辛勤工作是至高美德，政府便很难致力于打造一个让人们多休闲少工作的人间天堂。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他们会不断找到新方法，牺牲当下的闲暇以提升未来的生产。
我最近读到，俄国工程师提出一个巧妙的方案，通过在喀拉海峡建造堤坝，提升白海与西伯利亚北方海岸的气温。这个计划的确令人敬佩，只不过，北冰洋的冰天雪地虽能彰显劳动的可贵，却将无产阶级的舒适生活推迟了整整一代人。这类事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只能意味着人们在为了辛劳而辛劳，而非通过辛劳这一手段，去实现不再需要辛劳的生活状态。
事实上，改变物体位置的工作虽然对生存来说必不可少，却绝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就应该认为筑路工的地位高于莎士比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其实是被两个因素误导了：第一便是让穷人感到满足的必要性，这让几千年来富人一直在宣扬劳动的尊严，与此同时又小心翼翼地确保自己处在“不体面”的生活状态；第二便是机械装置带来的新乐趣，让我们不禁为能在地球上实现如此惊人巧妙的变革感到愉悦。
不过，这两个动机对实际参与工作的劳动者来说并没有吸引力。如果你问他们，生活中最美好的是什么，他们不太可能回答：“我热爱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让我觉得我是在完成人类最崇高的使命，我也乐于想象人类能为地球家园带来的巨大改变。没错，我的身体需要定期休息，我也会尽可能满足它的需求，但要说最开心的，那无疑还是清晨到来，再次回到繁重却令人无比满足的劳动中去。”我从未听过哪个劳动者说过这种话。在他们眼里，工作只是谋生的必要手段（这种观点合乎情理），他们享受的无论是何种乐趣，都只能在闲暇之际获得。
缩减工时之后呢？
有人又要说了，少量闲暇固然令人愉快，但如果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工作四小时，人们肯定又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了。如果说这种观点在现代社会竟会显得合情合理，只能说明我们在谴责人类文明。
换作之前的任何历史时期，这种观点都不正确。以前人们都知道如何轻松自在地生活，可这种能力却在某种程度上被效率崇拜抑制了。现代人觉得做任何事都应当另有目的，却从未想过做这件事本身便是目的。
比如，严肃认真的人一直在批评泡电影院的人，说看电影会诱导年轻人犯罪；可他们又认为从事电影相关的工作令人尊敬，因为那是工作，会带来金钱上的回报。只有能带来利润的活动才值得认可，这种观念无疑打乱了一切。卖肉的屠夫和提供面包的师傅都值得赞美，因为他们在赚钱，但享受他们提供的美食却是不务正业，除非吃东西是为了有力气干活儿。
概括来说，人们认为赚钱是好事，花钱是坏事，这一观点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它们明明只是构成交易的两个要素。这就如同在说，钥匙是好东西锁孔却是坏的一样。劳动产品的价值，只能依据它们被消耗后产生的价值来衡量。社会中的个人为利润工作，但其工作的社会目的却在于消耗他所生产的东西。在这个辛苦劳动只为赚钱的世界上，个人同生产的社会目的的分离，使人们无法清晰地思考。对生产考虑过多，却很少考虑消费，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便是，我们完全无视了享受和简单的幸福，也不以为消费者带来多少快乐来评定生产的价值。
建议将工作时间缩短为四小时，并不是说工作以外的时间都必须浪费在纯粹的无聊活动上。我只是想说，一个人每天工作四小时，便应该有权获得生活所需以及基本舒适的生活状态，其余时间可依照个人喜好随意支配。对任何社会制度来说，将教育向前推进都至关重要，而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人们的品位，让他们能够更加明智地利用闲暇。我想说的主要还不是那些所谓的“高雅”爱好。除了偏远的农村，现在其他地方已经很难看到乡村舞蹈了，但当初创造这种舞蹈的冲动，却一定还保存在人类的天性之中。现在，都市人的乐趣越来越被动：去影院、看球赛、听广播等，因为能让他们发挥主动性的精力早已被工作消耗掉了。如果能再多一些闲暇，他们一定会再次主动创造消遣并乐在其中。
在过去，有闲阶级只占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民众都属于劳动阶级。虽然没有任何社会公正可言，但有闲阶级享受了种种好处，因此必然会成为压迫者，缺乏同情心，并开始发明理论来为自己享受到的特权辩护。这些事实令有闲阶级的价值大打折扣，但尽管存在这般缺陷，他们却几乎贡献了人类的全部文明。他们培养艺术、发现科学、著书立说、创造哲学、完善社会关系，甚至连被压迫者的解放，往往也得益于这些贡献。离开有闲阶级，人类便无法走出野蛮。
可是，不承担任何义务的世袭有闲阶级却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浪费。这个阶级的人从未被教导过勤奋，作为整体来看智力水平也相当一般。这个阶级或许会贡献出一个达尔文，但与此同时又造就了数以万计的乡村绅士，除了狩猎和惩罚偷猎者，他们从不去想任何更有意义的事。
 
尾声
如今，大学以相对系统的方式，旨在为社会贡献之前有闲阶级出于意外或是作为副产品提供的东西，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也存在一定的欠缺。大学生活同外界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生活在学术环境中的人，往往不了解普通民众的关注点和问题。不仅如此，学术界常用的表达方式，还常常令他们的见解无法发挥出对民众应有的影响力。另一个缺陷是，大学教育过于按部就班，在意独创性研究的人可能会举步维艰。因此，当学术高墙之外的所有人都忙碌到无暇关注任何非功利性事务时，学术机构虽然有用，却承担不起守护文明的重任。
在一个没人会被迫每日工作超过四小时的世界里，每一个对科学怀有好奇心的人都可以沉浸其中；每一个画家，无论作品好坏，都可以专注于绘画而不用担心挨饿；年轻作家无须为吸引眼球去创作粗制滥造的作品，想着先获取足够的经济支撑再去创作不朽名篇，毕竟经济独立后，他们往往也丧失了品位和能力；那些从事具体专业工作的人，只要对经济或政府事务的某些方面感兴趣，就可以投身其中，而不必成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与世隔绝正是大学的经济学家脱离现实的原因；医务人员将会有更多时间去了解医学的发展，教师们也不必气急败坏地套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授学生自己年轻时学到的知识，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知识可能已经不再正确了。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人们能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不再被精神紧张、身心疲惫和消化不良困扰。那些必须完成的工作只会令闲暇更显愉悦，却不会造成疲惫。休息时间不疲惫，人们便不会只追求被动乏味的娱乐，一百个人中至少会有一个愿将工作之余的时间投入对公共有益的事务，而且，由于不需要以此为生，他们的独创性也不会受到影响，不必去迎合老学究定下的标准。
不过，闲暇的益处并不局限于这些特殊情况。世间的平凡男女，如果有机会过上幸福生活，必将会更加与人为善，更少迫害和猜忌他人。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再热衷于战争，更何况战争还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工作得更久更辛苦。在所有的道德品质中，善良的天性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但善良的天性源自松弛感和安全感，而非艰苦劳碌的人生。现代生产方式已经为人类提供了拥有松弛感和安全感的可能，但我们却选择了让一些人劳碌致死，另一些人忍饥挨饿。迄今为止，我们还保持着机器诞生前的那股忙碌劲儿，这无疑是愚蠢的，但我们没有理由永远愚蠢下去。
（摘编自《赞美闲散》，较原文有小幅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简介：
罗素，全名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毕业于剑桥大学，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
编辑：一一
延伸阅读：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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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24 Oct 2024 10:54:32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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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华

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就像社会的变化那样天翻地覆。当社会面目全非之后，我们还能认识自己吗？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一九九七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说法，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虽然非常想说话，可是不敢说，就是爱慕对方，也只能偷偷地用眼睛看看而已。也有胆大的男生悄悄给女生写纸条，而且还不敢写上明确示爱的句子，都是一些指鹿为马的句子，比如要送给对方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之类的句子，来传达爱的信息。接到纸条的女生立刻明白那小子想干什么，女生普遍的反应是紧张和害怕，假如纸条一旦曝光，女生就会深感羞愧，好像她自己做错了什么。
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中学生谈情说爱早已在心理上合法化，在舆论上公开化。现在的女中学生竟然是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媒体上曾经有过这样一条消息，一个女中学生穿着校服去医院做人流手术时，有四个穿着校服的男中学生簇拥着，当医生说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时，四个男中学生争先恐后地抢着要签名。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中国这三十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这个光荣的数据后面，却是一个让人不安的数据，人均年收入始终在世界的九十多位和一百位之间。这两项应该是平衡的经济指标，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如此地不平衡。
当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摩天大厦此起彼伏，商店、超市和饭店里人声鼎沸时，在西部的贫穷落后地区仍然是一片萧条景象。按照联合国一天收入只有一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穷人口在一亿以上。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期，沿海地区城市里的人普遍在喝可口可乐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中期，湖南山区外出打工的人，在回家过年时，给乡亲带去的礼物是可口可乐，因为他们的乡亲还没有见过可口可乐。
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不是玩具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这是令人震惊的。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梦想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财富，也是每个人最后的希望。即便什么都没有了，只要还有梦想，就能够卷土重来。可是我们今天的梦想已经失去平衡了。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三十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
我在《兄弟》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
我知道自己在《兄弟》里写下了巨大的差距，上部“文革”时代和下部今天时代的差距，这是历史的差距；还有李光头和宋钢的差距，这是现实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就像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可以说我们都是病人，也可以说我们全体健康，因为我们一直生活在两种极端里，今天和过去相比较是这样，今天和今天相比较仍然是这样。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所以与其说我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我是在寻求治疗，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作者简介：
余华，1960年4月3日生于浙江杭州，现代作家，1977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深造。1983年开始创作，同年进入浙江省海盐县文化馆。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1998年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2005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现就职于杭州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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