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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Jointings.org &#187; 公共卫生</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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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促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家-校-社-医”模式</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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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08 May 2025 04:34:02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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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观点】&#124; Insight
作者：黄晶晶，上海，2025-03-23
（本文为黄晶晶主任医师2025年3月23日在智力银行SE Salon上的分享整理）
概要：
1、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不仅仅是关注休学、自杀自伤等行为，更多的去关心在此之前就已经产生的心理问题。
“家-校-社-医”模式是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重要方式。
没有太多的必要去如此紧张的看待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的患病率高，实际的诊断率不高。

2、AI技术在心理健康诊疗中的应用

在预警方面有成熟系统，如针对重型精神障碍的预警系统，但是并没有相对“应用成熟”的系统。
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包括整合式心理治疗和模块化应用，但因为医疗器械管理严格，要在医院大规模应用，开展训练，耗时长达5-8年，且壁垒高。
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中面临专业性和隐私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


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非常严重。国内来说，我们医生比较关注几个问题，到医院就诊的儿童青少年的疾病最严重的可能就是三个病种：一个是情绪相关的障碍，包括焦虑、抑郁等；第二大块是神经发育性障碍，大概占到了5%，这是可以诊断的一些疾病；常说的自闭症之类的，我们把它归到神经发育障碍，往往放到重型精神障碍里面，比如说分裂症，自闭症，占到了2.5%。所以，真正到疾病范围内的这些是我们医院特别关注的点。
如果做一个更广泛的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的促进，它要关注的面就会更多一些了，于是才有了这种“家-校-社-医”的模式。那我们是“医”的那方，看到的更多就是家庭里面容易出到什么问题，学校里面可能出现什么问题，社会层面能够做些什么问题，能够怎么样帮助我们。于是在医院这边可能发展的更多的模式是我们医院承担的一些责任，更多的是在于，比如说加强专业能力的建设，健全所有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完善服务体系，也就是建立各种区域性的精神疾病的诊疗中心，然后推动一些专科的建设，然后通过信息技术来构建一些网络，以及提供一些专业的指导和干预。这些是我们医生更要做的。
现在医院这块其实是很难完全能够做到。比如说，在上海市每个区都会联合精神卫生专业的机构来要求这些医生全面介入所有学校的心理教育工作。甚至很多学校会聘请我们的医生去做心理副校长——现在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做法，每家医院，每个学校，他现在不仅仅是有专业的心理老师，他会要求有一个非常专业的心理副校长来做心理治疗，或者心理教育这一块。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孩子如果是休学了，他不去上学了，或者是产生自杀自伤了，产生了这样的行为，才会引起大家的很多的关注。其实在这之前很长的时间内，他就可能没那么好了。我们作为精神专科医生，第一件事情，是呼吁各个层面不仅仅是关注他的行为，在前面很多的时候要更多的去关心他的这些就已经产生了心理问题。
我们现在发展的这个“家-校-社-医的模式，基本上就是医生到学校里面去做普及的教育，学校和医生开通了绿色通道，能及时的把孩子送到这里来就诊。即使住院，我们邀请了学校和家庭来做床边的整体的查房的模式。有困难的家庭，我们联络了非常多的基金会给予一定的支持——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返校以后，或者是返回社会以后的一些支持。我们希望把这个网络能够顺利的进展起来。大家也知道，这个要能够运转起来可能还不是像几个部委来发文那么容易。我们基本上每个月，尤其在教委和卫健委的层面，每个区都会来开展一些协同工作，以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的状况。要说有多少的有效性，很难讲，因为确实很难说政策的有效性有多少，只能说，看到的大家越来越紧张这个状况（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作为一个专业医生，我倒觉得没有太多的必要去如此紧张的看待这些事情。它往往是在这个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尽管总体来说，可能6-16岁的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病的患病率达到了17.5%，肯定是高于成年人的。但是儿童青少年在就医过程中，我们给的精神疾病诊断率没有那么高。因为我们非常保护孩子，毕竟他是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他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并不一定会给他诊断一个某某种类型的精神心理疾病，除非是确有必要——为了诊疗相适配。
AI 技术在心理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应用，在医院里面做了很多的大的研究就是做预警。因为无论哪个层面，不管是教务还是社会，都希望能够做预警。在预警方面，全国范围内很难有大的数据来支撑，因为第一涉及到隐私。大家也可能知道，最初我们做这个预警的时候，拿着心理调查问卷到学校，尤其在上海，是非常有名的，被家长投诉到教委，那这项工作我们就把它稍微的暂停一下。这样大面积的数据，所有类型的特征的数据，进行大规模的训练，全国范围内肯定是没有的，但是区域范围内是有的。原来我是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工作，我们上海有一个针对重型精神障碍的预警，是一个相对成熟的系统模型。但很遗憾，它没有在上海进行运用，而是在其他省份进行了运用，就人家的这个教育系统是全面拥抱了这样一个新的东西进来大面积的进行筛查。
但这种类型的筛查不是预警所有疾病。因为任何一个在医疗领域来进行大数据训练形成的预警，都有很严格的科研设计，真正来说，论证它也需要好多年。它是针对一个疾病或者一个问题来循序渐进的进行。所以目前这种系统针对的都是重型精神障碍预警。比如说，重型精神障碍可能前期有些什么基础，有多大的概率能转化成，比如说精神分裂症，这个转化率有多高，前期有些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会进行预警。
在预警程度上，我们有相对成熟的系统，但是并没有相对“应用成熟”的系统。要真正的应用到各个层面，还靠专业领域进行研发的人员和我们的医疗系统一起工作，可能会更快一些。那这是第一个大的（AI技术在儿童青少年心理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应用就是预警，第二个大的方面是评估。
首先，不论评估是软件系统还是其他，能够在医疗领域里面应用，在国内属于医疗器械的管理范畴。医疗器械的管理分为二类和三类，真正用到治疗领域，针对某个疾病本身的话，可能就要到三类了。因为毕竟只要用在咱们精神科领域的，它都得拿一个三类的证。二类的证就很难进入咱们的收费系统进行收费了。现在这样的评估系统要做的比较好，往往不难。因为我们有相应的焦虑、抑郁的自评测试，也能够给到报告，但要经过大数据的验证，真正按照软件开发，或者说医疗设备的开发的完成度的话，那么这个系统真正的要有医疗的场景——在医院里面进行科研的论证，可能至少三到五年时长，有时候会非常长。而研发出来了，做一个新技术，最好要给到条形码，然后去把它应用下来，这可能又是一个将近两年多的时间。
刚才前面也会呼吁到我们要有行业的标准，那行业的标准就是为我们真正能够给到他一个条形码服务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心情温度计”已经进行转化的用于焦虑、抑郁自评的一个 app，它也是经过十多年才能真正的，相对来说，受到认可的一个应用于评估的一个 AI 的技术。
在其他方面用到训练或者是辅助治疗的，目前在医疗市场上，或者是说在精神专科能够真正运用到的，并没有多少。
就我知道的，不管是训练的手段还是 AI 辅助的这些治疗的，拿到二类证的器械已经非常多。相对来说，用的比较成熟的在自闭症的训练的场景中，很多机构有这样的设备。比如说，自闭症的患儿需要训练哪些场景，进行了一个月、三个月的训练以后，他能自己到超市买东西，能自己上地铁，针对某些特征来训练他，最后能完成他能够达到某种功能的改善。
在焦虑抑郁领域有更多，现在正在开发的有非常多。我们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都是整合式的心理治疗，把它放到 AI 的大数据里面进行应用，变成模块化，一部分来进行个体化的应用——看患者可能是哪些特征，针对这些特征，在原来的心理治疗领域有相应的适应症，是基于哪些技术，比如说 CBT（认知行为疗法） 的技术，开发了这个模块，那抑郁症的患者本来就有认知方面的问题，那就给他相应的模块给推送，进行相应的训练就可以。
上述这些设备（软件）比较成熟，可能也只是拿到了一个二证，没有在医院里面大面积的应用。医院里面没有大面积应用，在教育系统就更难说大面积的开展这种训练。所以这可能是在咱们国内的这个语境下挺难打通的一个壁垒，但是需求是非常高的，要让这些设备更快的走入医疗场景和教委系统下，而不仅仅是应用在社会的层面，或者心理咨询师的层面。
不在医院里面应用，但是在整个社会层面具有比较高的享誉度的，比如说，我的病人经常带给我哪些用的比较好的，“暂停实验室”是他们常来讲给我听的。另外一个社会影响力做的比较好的叫“绿汀小屋”，帮助厌学的孩子最终能够真实的回到学校。
不管是在预警、还是在评估，还在训练，还在辅助治疗这一块， AI 技术都有很大的应用。为什么没有能够推进下去？我感觉还是在整个政策的导向层面，而且在医院对患者所有的应用，比如说电子处方、电子药物，都必须要按照医疗器械来做管理，要求就会非常的严格，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
当然，AI 是能够很好的帮助他们，因为它可以实现很大的可及性的这些问题，但第一个最大的顾虑在于，我们会遇到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比如，它能不能进医保；进了以后，医保的市场如何来查，刚才说的那些所有的辅助治疗的这些系统的专业性。AI 辅助治疗的系统，在国内的这个语境下，怎么样才能做治疗。首先是治疗师才能做治疗，精神科医生在接受相应的培训以后才能做治疗，这是法定的“什么才能做治疗”。 AI 辅助下的这些系统理论上，咱就现在不能挂“治疗”两个字，尤其在医疗环境里面就不能说它是“治疗”。
这就和原来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心理咨询师，现在没有办法在咱们医院里为大家来开展这种心理治疗是一样的，就不受法律的认可。咱们现在也在想办法来解决这件事情。所以，AI 技术即使有成型的、非常优秀的产品，为什么在医疗系统里面很难去推进的一个原因是在法律层面上规定了什么样的人，怎么样的场景才能做这些。我们的路可能还要有一段路，要稍微走一下。
第二个方面就是隐私性。隐私性也会包含很多的这些专业性的问题。就举个小的例子。我有个病人影响她的情绪的问题在于她觉得她很胖，但她真的很漂亮，在我看来体型非常适中，而且有点瘦。但是她会觉得自己某些局部有些不好看，很难回到同学面前。她也不愿意把这点跟医生讲的很透。最后一次她来我的诊室的时候，就说她跟一个App 里面的治疗师在聊，那是也是花了很多钱，说是有治疗作用。当然，他没有告诉我究竟是哪个 App。我听的感受就是，对方会不停的给她正向的鼓励，甚至鼓励她去做抽脂手术，来完成她对自己某一部分特别没有自信的那些问题。
那我就在想，咱们很难知道她最后能够有什么样的反馈。这是我们医生很担心的，也是她的父母很担心的。因为父母也知道她在用这个App，为这个付了费，可是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学校也知道她为这个东西付了费，可学校也很难拿到这些数据或者拿到这些具体的内容，就没有办法在真正发生问题的时候进行相应的评判。
上述只是我个人作为一个用户方，想能够想到和大家一起分享的，AI 技术如果在儿童青少年这个心理健康诊疗技术方面应用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目前的一些进展。

作者简介：黄晶晶，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医学博士、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中国认知科学学会神经与精神影像专委会常委、中国康复医学会康复心理学专委会委员、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医学会医学研究伦理学专科分会委员兼秘书上海市医学会心身医学专委会委员上海研究型医院学会临研究伦理专委会委员。
编辑：Wind
感谢本次线上沙龙的技术支持方：梓川科技（智力银行伙伴机构）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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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新冠疫苗红利结束，“疫苗经济”落幕</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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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13 Jan 2024 08:51:46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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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观点】&#124; Insight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江南烟雨，2024-01-12，嘉兴
新冠未去，疫苗已停。近日“科兴新冠疫苗已停产”相关话题冲上各大热搜榜单。此事源于1月10日，一份落款为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公司的文件在网上传播，其中提到公司新冠疫苗已全部停产且公司目前也无新冠疫苗产品销售。随即，有人猜测可能是此前的疫苗存在一些问题，也有人说是新冠要淡出大众视野了。在笔者看来，无非是科兴觉得无利可图了。企业行为受经济效益驱使，无利可图的事情无法长久。

图片：网传科兴中维停产新冠疫苗文件（来源：网络）

 
  

 自2023年1月8日起，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正式实行“乙类乙管”。在2月23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从疫情本身的特点来看，可以说疫情已经基本结束，但不能说是完全结束。”自此，多家曾下场研发新冠疫苗的企业或宣布转向，或停止投入。恐怕，那时候，各家新冠疫苗企业已从各自的财务数据上看到新冠疫苗的“钱”景暗淡。
从疫情初期到现在，我国新冠疫苗共有五条技术路线推进，分别是灭活疫苗、重组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酸疫苗（DNA/mRNA）。据智慧芽新药情报库数据显示，国内布局新冠疫苗的企业/机构达89个，其中在研的mRNA新冠疫苗超10个。
2023年3月康希诺新冠疫苗生产基地疑似停产，其2022年和2023年一季度分别亏损9.09亿和1.4亿元。
2023年7月，国内mRNA疫苗三剑客之一的斯微生物天慈工厂暂停试运行，原因系“近期无新冠疫苗生产需求”。距离它2021年1月获得新冠mRNA疫苗临床批件才过去两年半。
科兴生物2023年中报显示，科兴生物上半年的销售额为1.404亿美元（约合10.07亿元人民币），而去年同期为12亿美元（约合86.0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88%。科兴生物称，主要原因是新冠疫苗克尔来福的销售减少。
工信部在2021年7月宣布，我国新冠疫苗年产能已达到50亿剂。各地“大干快干”的上新冠疫苗产品，投入建工厂，曾经一哄而上的各地“疫苗工业园”，不知是不是也都偃旗息鼓，成为“半拉子工程”。集中力量办大事，大事办完，那些搬不动的固定资产留存在企业的财报上。
科兴这些接住了这场泼天富贵的企业，到底在这场疫情中赚了多少？被称为“新冠疫苗之王”的科兴灭活疫苗凭借推出速度最快而在国内被大面积接种。科兴在2021年净利润144.59亿美元，同比增长8008.46%，是其2015年到2019年的5年净利总和的106倍。此外，速度同样较快的智飞生物2021年净利翻了两倍，突破百亿；康泰生物净利润同比增长超八成；康希诺亦首度扭亏。
生产科兴疫苗的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兴中维”）的母公司是“科兴生物”（全称：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美股代码：SVA）。有网友通过公开信息整理了《科兴生物股权结构分析透视科兴疫苗背后受益人》一文。目前，科兴后续疫苗研发不足，老的灭活疫苗已经基本无效，加上各种有力的竞品，停产实属正常。
中国科学院院士、免疫学家魏于全在接受央广网专访时表示：“科兴新冠疫苗停产就是新冠疫苗迭代升级的结果。”据国家疾控局通报，我国现阶段的主要流行株为EG.5及其亚分支，JN.1变异株在我国流行水平较低，但也呈上升趋势。EG.5变异株为奥密克戎XBB.1.9.2的一个亚分支，JN.1是奥密克戎BA.2.86的变异分支，都已经是变异很多代的毒株。在此情形下，科兴新冠疫苗的保护效力就会有所减弱。而据世界卫生组织及专业机构判断，有XBB.1.5成分的新冠病毒疫苗仍对JN.1变异株有效。也正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在大力推动XBB新冠疫苗的上市。2023年6月，成都威斯克重组三价新冠病毒三聚体蛋白疫苗在一定范围内纳入紧急使用，成为全球首发的XBB疫苗。进入12月，神舟细胞、康希诺、丽珠集团等公司也相继发布了新冠疫苗被纳入紧急使用的公告。
2021年2月，国家正式启动居民免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疫苗采购和接种费用主要由医保基金和财政共同负担公开信息显示，截止2022年4月，我国已经接种32亿剂次疫苗，新冠病毒疫苗支出费用1200余亿元。相关统计数据停在了2022年12月底，我国完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种34.7亿剂。
笔者不敢断言灭活疫苗对新冠无效，但对花这1200亿元的必要性存疑。最好的生意是垄断。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我国最主要的三大税收来源是增值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追根究底，税收主要来源于企业和老百姓。医保管的更是老百姓的救命钱。财政和医保经费在这边多花点，在那边就要少用点，今年松一点，来年就紧一点。
遥记2022年夏天的某个周末，走进阔别多月的办公楼取滞留许久的快递，不做核酸未打疫苗的笔者被门卫拦在空荡荡的大楼外，理论中我怒斥“医保经费都被掏空了，今后大家看病都没钱了”，物管处一中年妇女隔着空旷的大堂悻悻的回：“没有就没有了罗，以后再说”。原来管着我们税收和医保的一干人等，和这物业处的基层员工想法一样——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只是，这位阿姨可别忘了，自己的保障是谁在保障。
阿Q说，我也姓赵。
赵家人回：你也配姓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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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三位海外华人亲历：新冠三年，现已不再谈论</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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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06 Jan 2023 07:55:52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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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城市】&#124; City
编辑：张雅兰、陈沁、徐莹，责编：陈子文，2023-01-02
编者按：
随着国内全面放开，第一次直面新冠病毒的冲击，我们多少措手不及。一条采访了3位海外华人，请他们分享走向放开与后疫情的生活经验，希望从中获得启发和借鉴。
在新加坡，“每一步都走得不突兀”，从清零政策到疫苗科普，建设好国民的身心，才最终转向与病毒共存；在美国，严重的医疗挤兑几度发生，第一轮风暴曾让老人院沦陷，疫苗普及是关键转折，而今疫情已无人谈论；在德国，放开会根据季节、疫苗覆盖率来调整，疫情正在经历自然衰减的过程，去年，甚至出现一波结婚潮、生育潮……
不论是教科书般的有序开放，还是被迫躺平，有一个共同点是：新冠早已不是话题的中心，大家都已经move on了。如今同样跨出了这一步的我们，或许也到了重启生活的时候。


在新加坡房，放开是一步一步走的
陈毓灵 
 坐标：新加坡
我是江苏人，2019年本科毕业后，就留在新加坡一家银行工作了。2021年6月，新加坡政府决定转变防疫思路，转向和新冠病毒共存。我周围的人几乎都感染了一遍，每天可能都有7、8千人感染，一两个月之后就到达了高峰。今年8月份，我也感染了。政府每家每户都送了5-10个快筛的试剂盒，我自己捅了自己一下，看到是阳性之后，赶紧发了邮件给同事们：不好意思我阳了，请你们也注意好身体，如有不适也尽快去测一下。

▲ 2022年8月，新加坡政府发的快筛盒物资
接下来就准备好退烧药、止咳药，开始了七八天的自我隔离的一个状态。这一系列操作在新加坡已经是常态了。我觉得跟国内目前最大的不同，是药物储备。新加坡每个地铁站附近都有连锁药店，哪怕是感染高峰期，大家都能买到药。但这两周，大家都想买药寄给国内的亲戚朋友，可能货架会空一会，但一两个小时后就会补货。
如果对自己的病情有疑惑，大家也会线上问诊，医生会根据情况开病假单，或是把药寄到家里来。可能因为新加坡疫苗接种率比较高，重症率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 新加坡的社区诊所
也没有医疗挤兑的情况，因为新加坡有一个分诊的流程。当地大概分布有1、2千个社区诊所，这项公共卫生防备门诊体系，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起到初级响应，充当第一道防线的作用，这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后建立起来的，接受新加坡卫生部门的统一指挥。很多轻症的人会直接在诊所拿药；症状比较重的人，诊所会帮他们转到医院治疗。相当于一个过滤机制，防止大家都去医院，造成医疗挤兑。

▲ 左上： 2020年3、4月，新加坡疫情严重，货架常常被抢购一空。
 左下：疫情严重的时候，商场和餐厅空空无人。
 右：进入公共场所，也需要扫码，有三针疫苗的接种记录才可进入
疫情这3年，身在新加坡，感触最深的一点是：新加坡的措施很细化，好像每一步都走得不突兀。我自己的体会，政府的政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20年初开始，尤其到了3、4月份，新加坡疫情开始严重，政府宣布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那会儿马路上甚至有检查小组，让大家保持严格的1米社交距离，如果不戴口罩会被警告。有一个人因为连续多次不戴，就被告上法庭，还判坐牢16周。
从2021年初，进入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推广疫苗。到2021年10月放开时，全民疫苗接种率已经85%以上，大家的身心建设也都做得差不多了。当初为了让大家建立起对疫苗的信任，关于疫苗的宣传铺天盖而来。新闻、发布会、手机短信上都是关于疫苗的宣传，政府官员、医生会带头打疫苗，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直播自己接种疫苗的画面，也会做科普。

▲左图： 疫情这几年，公众手机上随时都能收到新加坡政府的短信，包括疫苗接种信息、当前的疫情防控措施、以及出入境信息等等。
右图：公众正在排队接种疫苗
新加坡算未雨绸缪，很早就开始从世界范围购买疫苗，包括国内的灭活疫苗科兴、欧美的莫德纳、辉瑞等等。只要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的，在新加坡都承认，我们打疫苗的选择是很多的。
老年人是优先需要打疫苗的群体。先从80岁以上的老人开始，然后是60、70岁年龄层的，以此类推。医生或者政府工作人员也去养老院宣传，甚至上门给老人打针。当时网上也有很多谣言，有一阵子大家都在传使用mRNA的疫苗会改变人的基因。政府就会发专门的短信，用具体的数据，告诉大家这不是真的。
还有一件事非常鼓励大家打疫苗。感染新冠后，如果接种过疫苗，并且过去14天没有海外旅行史，政府会报销医药费。如果没打，则需要自费。所以新加坡的疫苗接种率就慢慢上去了。
我们每个人手机上也随时会收到提醒，比如，你上次接种已经过去6个月，可以打下一针了。我现在已经打了5针了。现在随便去问一个在新加坡的人，大家对疫苗的信任度和接受度都非常高了。所以到了第三阶段，彻底放开之后，大家的心态非常好。
后来也经历过两次高峰，2021年底经历过一波德尔塔病毒的感染高峰，今年七八月，经历了一次奥密克戎的高峰。之后感染数字慢慢下降，现在稳定在每天1000人左右。如今，我和朋友们在一起，也不聊新冠的事情，更多还是谈论工作和生活。
今年还宣布，室内也不再戴口罩了。现在新闻每天就播报重症率、ICU的使用率，还有疫苗的接种率，但不会聚焦在确诊病例数量。像周杰伦、林俊杰、王嘉尔，都已经在新加坡开了演唱会，而且场场爆满，大家都不戴口罩的那种。

▲ 左图：疫情期间，陈毓灵（右一）和同事们保持距离的工作合照
 右图：2021年，逐渐恢复生活秩序的新加坡街头
我在银行的工作，也在一步步恢复正常。从最初2020年封锁的时候，我们线上办公。2021年，采取轮流制——这周这50%的人去上班，下周是另外50%。再后来可能疫情平稳了，就是75%的人可以线下上班，其余人线上。大家若感染了，就发个邮件给其他同事，目前大家都很轻松看待这件事了。到现在，大家都可以回办公室了。除了公共交通需要戴口罩，其他地方都不需要了。
总之，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整个过程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今年我已经去新加坡之外的地方旅行了3、4趟了，感觉和之前的生活基本无异。特别遗憾的是，3年疫情，因为需要隔离、航班熔断，我3年都没回国了，中间还错过了长辈的葬礼。前两天，国内发布了回国不需要隔离的通知，我的朋友圈被刷屏了，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开始看机票。
今年，我也打算回家过年。
在美国已经没有人讨论新冠疫情了
Judy 
坐标：美国波士顿
疫情三年，我都在美国，和父母生活在波士顿。我妈妈82岁，是肺癌晚期，一直需要吃靶向药。因为和两个老年人一起生活，每次从外面买东西回来，我都会用消毒纸巾擦一遍，近乎于偏执的小心，去餐厅也尽量选开阔的空间，所以目前我还没有感染过新冠。
我妈妈是今年7月感染的新冠，和家庭医生电话沟通后，给她开了辉瑞口服药，去处方药店领回来，连续吃了5天，第一天低烧，第二天嗓子有点疼，基本第四天就康复了。

▲ 左图：今年秋天，Judy妈妈新冠康复后，她带父母去加州度假｜右图：感染期间使用的药物
我觉得国外的饮食结构很值得借鉴，大家会吃大量高蛋白的食物，牛奶、鸡蛋、蛋白粉、维生素C等等，这对感染后的康复非常重要。
治疗咳嗽，我也有一点经验可以分享，我妈妈被感染时，我每天早上、晚上，给她蒸两个橙子，上面撒上毛毛盐，效果很好，所以她没有受咳嗽之苦。
我个人是漱口水涮口，吞一点点盐，头一天觉得嗓子有点痛，这样吞了第二天就好了。
三年时间太长了，不知从何谈起，我只能讲一些在国外的整体感受。在美国，逐步恢复正常生活，疫苗是关键。此外，CDC（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指令引导和公民的自我管理也很重要。

▲ 左图：2020年6月，麻省总医院门口｜右图： 2020年的纽约街头（摄影：Sirius Xu）
2020年初，新冠疫情刚爆发时，中国疫情很严重，但防控确实做得很好，主要是民众配合，自我隔离做得好。稍后几个月，美国也开始第一轮爆发，我记得4月份开始，有两三个月，美国的餐厅、商场都是关门的，去医院也有严格的限制。有一段时间，一直缺口罩，其他物资基本不缺。那一年，其实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最初，川普政府做得很不好，一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也没有口罩令，传播和爆发就特别厉害。我在波士顿还好，大城市如纽约，是大规模的死亡、医疗挤兑。没有疫苗是硬伤，大家都是裸奔。
作为一个观察者，我觉得美国是比较崇尚自由，注重自我管理的社会。但一旦危及到公共领域，还是会有所动作。其中，CDC对民众的指导非常关键，最初是要求大家一定要戴好口罩，再不情愿也戴。疫苗出来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CDC特别注重对疫苗的宣传，你打疫苗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关照家里的长者，是为他人着想，也就是所谓的“疫苗责任论”，很多明星也出来免费宣传疫苗。不像中国的家庭式养老，美国老年人，都是住老年公寓或养老院，政府特别注重在这些地方普及疫苗。

▲左图： 2021年，在麻州体育馆接种第一针疫苗，现场秩序井然 
中图：2022年，街头参加反战集会的人们
右图： 2022年夏天的波士顿街头
但不同州之间，也存在分裂。一些很红（支持共和党）的州，对疫苗持反对态度，比如我的邻居，因为反对麻州（蓝州）的疫苗政策，卖了房子，举家搬去了德州。多数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地方，比如东海岸、西海岸，疫苗接种率都比较高。去年冬天，德尔塔虽然来势汹汹，但也显示出疫苗的优越性。我是一个疫苗相信者，目前打了四针莫德纳，尽管打一针疫苗，我得躺两天才能缓过来，浑身都痛。
其实你可以看到，在美国，所谓“放开”，并不是一个突然的决策，是一步一步达成的。比如先是选择性解除口罩，坐飞机也是根据感染情况，逐步取消核酸证明，各个州的规定和要求不尽相同。去年夏天，我在纽约时，会要求看一下疫苗证，我在波士顿并没有遇到过。
口罩令的解除，算是一个放开的重要标志。但并不是说，你就不用戴口罩了。有些室内场所，入口处会规定戴口罩。在大多数场合，戴口罩是一种选择。我们特别喜欢去山里徒步，在2020年期间，即使在山里，如果有人迎面走过来，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把口罩戴上，是很自觉地为别人考虑。
CDC也会根据现状，做出指令调整和引导。比如去年冬天，德尔塔很厉害，CDC会要求大家重新戴上N95口罩，家庭聚会前最好做核酸检测。每年11月开始，是美国的holiday season（节日季节），大家开始旅行，大量的聚会，寒冷的天气，通常会有大范围的感染。2020、2021年，每逢这个时候坐飞机，航空公司会重新要求核酸检测，在波士顿寒冷的冬天，可以看到停车场有很多人排队做核酸。但今年已经不再如此，核酸点在今年春天就撤销了。
去年冬天，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当你和一个新冠感染者挨得比较近的时候，你的手机上会收到一则短信提醒，告诉你周围有感染的人，但出于隐私考虑，你并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离你具体有多远。但也是给你提示，请做好高度防护，戴好口罩。
有些城市，比如我住的波士顿，还会通过废水的含病毒量，来检测城市里病毒的传播程度。
今年到现在，奥密克戎流行时，我身边其实有很多人感染，但大家有个自主性，一旦感染了，会主动待在家里面隔离。
关于国内很多人关心的二次感染的比例，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很多人不会随便说。在美国，对大多数人来说，得任何病都是巨大的隐私。除非你约一个朋友聚会，他说“我不能去，我得了新冠”，你才知道他感染了。就我身边人的经验，很多人也有二次感染的情况，他知道身体肯定是不舒服，但不会再去测了，就在家待着。除非是工作需要，才会去测一下抗原。

▲ 左图：在室内看梵高沉浸展，大家都会戴好口罩 
右图： 停办两年的社区派对，今年重新举办
总的来说，已经没有人谈论这件事情了。在国外，很早就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今年冬天，美国正在遭遇“三重流行病”：新冠、RSV（呼吸道合胞病毒）和流感。今年冬天CDC也发出预警，提醒大家戴上N95口罩，号召大家打第四针加强针。除此之外，最好再去接种一剂流感疫苗。
两周前，我回到国内看望家人。看到国内的现状，让我想起美国第一轮风暴，也是让老人院沦陷，那时还没有疫苗。圣诞节的早上，打了一圈电话给亲戚朋友，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心里并不轻松，感觉很是揪心。
放开后，德国引来了结婚潮和生育潮
孙未 
坐标：德国汉诺威&#38;萨尔布吕肯
我是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2019年11月左右 ，我到德国， 参与格林童话的研究项目。研究项目还没结束， 国内突然疫情爆发，我很担心亲朋好友 ，加上英语研究资料不⾜造成的压⼒，我因为高血压住院了。当时病房有疑似密接病⼈，整个病房都被封闭了，之后疫情在全球扩散开来，旅⾏受阻，我就此被“困”在了德国。那时候，德国和国内的防疫政策比较一致。但凡遇到一个病例，周围所有密接者都会被观察起来，追踪行程等等。

▲ 左图：2020年3月，欧洲陆续因疫情闭关。已出版二十余部小说的孙未，常去欧洲参加国际文学交流项目
右图：德国的冬天，积雪遍地
2020年秋天，欧洲防疫“优等生”的德国也不行了，记得在一场大型嘉年华活动后，完全爆发开来。
2020年冬天，大家防得很严。经历了大规模的宵禁、严格的聚会人数，在规定场合，不戴口罩也会被罚款。
疫情封闭，欧洲的冬天又昼短夜长，少见阳光，我觉得心态上当然也会出问题。在德国这边看心理医生不要钱，据我的了解，疫情期间，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的资源也很紧张。大家都想找心理医生聊聊纾解，心理医生都被约爆了。
但也是经过了那个冬天，大家觉得防不住了，不少人开始“认命”。2020年的冬天，疫苗也陆续来了，算是个转折。刚开始疫苗少，打疫苗需要申请、等待，但还是老者、弱者优先。疫苗的接受度还是很高的，当然，也有好多人顶着不打，但不打疫苗的人无法进入公众场合。
2020年圣诞前，德国每日因新冠病亡人数居高不下。刚刚放开的时候特别严重，就像国内现在经历的第一波一样，我身边有不少朋友发烧躺倒了，一般发烧两天；也有轻症状，就是流鼻涕。我有高血压和哮喘，到现在总共打了4针疫苗，每5个月会加强一次，目前还没有感染过一次新冠。
因为疫情以及各种不可抗的原因，我一直被“困”在德国，但希望做有意义的事情。在作协领导的鼓励下，我决定从零开始学习学术德语，在德国考博士。2021年春天，我申请到了德国萨尔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资格，夏季，从汉诺威搬到了萨尔布吕肯。
跟国内一样，德国大学也经历了一长段时间的“网课”。2021年底至2022年春节的冬季学期，大学里还在上网课，德国的网络不稳定，常常有学生为了确保音频稳定而关闭摄像头，因此教授们称这是“看不见的一代”。
2021年冬天，除了在乘坐公共交通时需要戴口罩，课堂里也要求戴口罩。若要进入食堂，都要出示疫苗证书：最长6个月内，要求补打一次疫苗加强针。
大学里使用名为staysio的app，恢复线下教学后，进入教室前要刷二维码，记录轨迹，如果密接，就只能回家上网课。

▲ 左上：孙未在德国的大学宿舍 ｜右上：德国的大学课堂
下：德国疫情期间使用的行程记录软件，中间为大学专用
这边放开的动作，会按照季节差异等因素而波动，夏天放得开一些，秋冬季再看看苗头，看加强一些什么措施 ，这些综合的政策会考虑气候、症状轻重程度、疫苗覆盖率等等，其实是个反反复复的阶段。 
从2021年入春逐步取消限制措施后，我觉得身边有一股生育潮。此前已经有了结婚潮，那时候是个小规模的放宽，允许大家自由接触、自由交流，也允许线下上班了。我家边上的教堂，每周末都在办婚礼。到今年，和我同一届的博士生大概十几人，已经有2位怀胎六月了。妇产科似乎比以前热闹。

▲2021年，一对新人在德国教堂举办婚礼（摄影：DY表哥）
到2022年3月的寒假，生活似乎都回到了正轨。我借假期的机会，去了一趟巴黎，过去跨国的旅行要看码的，通过一个叫做CovPass的APP，这次巴黎已经取消了所有政策，码也不看了。国内大家看得多的，可能是欧洲人不顾疫情也要度假的景象，我也问过他们：不怕死吗？
但另一方面，其实也有很多小心活着的人。给我们上课的一位老师，讲课的一个半小时里，全程戴着厚厚的口罩，她希望家里的2个孩子不要感染。这都是个人选择，但他们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对我来说，疫情、被困激发了一种绝境中的力量。我们的学术研究使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等，我只能飞快地学习；在国内依然保持以前的出版节奏，其中，2021年春天出版的《卡斯塔里漫游史》就记录了在德国疫情期间的经历，以及德国人面对疫情的态度……这3年来，我做了很多人生第一次的事情。

▲孙未拍摄的花朵，她说，疫情下人会受限，但草木如常
现在离我打上一针新冠疫苗，已经过去很长时间，家庭医生建议我打流感疫苗，因为今年欧洲的流感非常严重。
我觉得自己所了解的新冠，正在经历自然衰减的过程，一波比一波弱。当然，身边还是有新“阳”的朋友。
现在国内放开了，我已经在计划放暑假的时候，回上海和家人、朋友、同事们重聚。
本文转载自一条公众号，标题和图片略有修改

延伸阅读：
《抗疫见闻录》
疫情三年，日本为何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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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疫情三年，日本为何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感染</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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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30 Dec 2022 08:21:23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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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静波，日本， 2022-12-24
能否避免新冠病毒的感染？理论上来说，是可以避免的，并不是有些专家所说的那样“人人都会感染，只是迟早的事”。
从2020年1月15日确诊第一例感染者开始，到2022年12月23日为止，日本确诊的感染者总数为2793万9118人，死亡5万4680人。
日本红字会针对献血样本进行的调查分析称，实际感染人数比确诊的数字要多出几百万人。日本总人口为1亿2700万人，这就意味着，在这三年疫情期间，日本的新冠病毒感染率是在25%左右，也就是说，4个日本人中，有1人感染，而不是“人人感染”。
这一结果，是在日本没有实施“封家”、“封小区”、“封城”的软性管控的背景下出现的。

那么，日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从疫情爆发开始，日本政府就要求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实施“居家上班”制度，要求比例达到70%以上。这一制度已经实施了2年多，许多企业至今还在实施。
其次，以“减少死亡，确保重症救治”为医疗宗旨，对于感染者实施分类管理，轻者居家自我疗养，政府提供一周的免费食品。症状明显者送入政府指定的隔离酒店，由驻店医护人员观察护理。重症者，则送入医院救治。
那么，谁来负责感染者的管理和区分呢？统一由各地政府的保健所负责，保健所是唯一的感染者应对窗口。当然保健所也临时雇用了许多人员进行应对。
第三，医疗机构实施严格的分工，癌症等专科医院不参与“抗疫”工作，只有有传染病科的医院，才可以有资格接纳新冠病毒感染者的住院治疗，以避免出现医疗体系的崩溃，导致其他病症患者就医难问题的发生。那么，对于综合医院来说，即使收治了感染者，也只限定于对感染者入住的楼层或区域实施隔离管控，其他病区和专科照常诊疗。那么，政府掏了许多钱来补助这些医院扩充ICU病房和购买医疗设备，同时对于参与感染者救治的医护人员，给予特别的补助。
第四，为避免人们聚集喝酒，政府要求餐饮店提前至晚上8时打烊，并不提供酒水。响应政府号召的店家，政府予以每天的补助。政府还对于体育比赛、音乐会、会议等集会人数进行了限制，要求控制在定员数的30-50%以下，避免发生集体性感染。
第五，就是要求国民定期接种疫苗，尤其是对50岁以上重点人群，实施催促性呼吁。目前，日本已经开始了第5针的接种。

日本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通过电视、新闻和街头电子广告，每天定时公布当天确诊的感染人数，不断提醒国民必须“管住脚，管住嘴”，做好个人防护。
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还制订了各种防疫指南，通过分发到各家各户，通过电视广告宣传等方式，呼吁国民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避免“集体性感染”问题的发生。
第一、日常自我管理十项要求
 

节假日或新年期间，尽量不要回老家探亲，以避免回老家时，不经意地将病毒感染家里父母和老人，提倡“视频探亲”。如果一定需要回老家探亲，出发前做好核酸检测，看看自己是否有感染。
去超市购物，最好一人前往，而且选择人少的时候去。
外出跑步锻炼，一定要选择人少的时段、空旷的场所，并戴好口罩。
购买东西，尽量选用网购。
想与友人、同事喝酒时，提倡“视频喝酒”，不要直接碰面。
一般性看病，提倡远距离视频看病，不要直接去医院。
不要去健身房，尽可能自己在家锻炼身体。
尽量不要去饭店吃饭，买回家吃或者叫外卖。
提倡居家上班，避免上下班或在工作场所感染，同时确保医疗与物流的正常运转。
与人见面对话时，一定要佩戴密封性好的口罩。


第二、必须避开的三个场所

换气性差的“密闭空间”
人员众多的“密集场所”
近距离会话和发声的“密接场面”


第三、如何防止家庭内感染的8个关键点

如果家庭成员中如果有人被怀疑感染，一定要分开房间睡。没有条件分房的，用床单、窗帘割出单独的空间睡。
照顾感染者的人，一定要确定专人专责，尽量避免轮流照顾。孕妇、有基础疾病的人，要避免去照顾感染者。
家庭成员都要佩戴密封性好的口罩，取下口罩时，一定要用肥皂洗手或消毒液擦手。
洗手时一定要用肥皂认真反复清洗，一般要求清洗时间为1分钟。在手没有清洗之前，不可用手揉眼睛或抹嘴。
即使是天气寒冷，也要经常开窗开门通风换气。
毛巾、牙刷牙膏、碗筷等生活用品，一定要分开使用。与感染者公用的部分，如厕所、浴室、洗面台、门把手等一定要经常消毒。
清理、清洗感染者衣物时，一定要戴口罩、戴橡胶手套，因为病毒在衣物上会有较长时间的生存。
感染者使用过的口罩、纸巾等必须立即装入密封的塑料袋里，以密封的状态扔掉。扔完垃圾后，一定要用肥皂洗手。


以上各点，供“静说日本”的朋友们参考。
最近，日本因为入冬，加上BQ1.1新病毒的流行，感染者也趋于增多，第8波疫情显得十分严峻。12月23日，日本全国新确诊的感染者为17万3336人，死亡315人，均出现增加趋势。但是，严守以上各条防护要求，还是能够避免感染。
特别提醒大家一点：外出回家后（尤其是去过医院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口罩一定要立即处理，别把病毒带回家，更不要重复使用。这个钱，千万不要省！同时，洗手一定要用肥皂洗，清水洗等于白洗！
本文转载自作者公众号：静说日本
作者简介：徐静波，亚洲通讯社社长。2000年创办中文网站“日本新闻网”，次年在东京创办日文版报纸《中国经济新闻》。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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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见闻录》
回归原理，在疫情中如何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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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130多个变种，疫情有了新变化</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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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24 Dec 2022 07:06:10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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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鱼说小事，2022-12-24


形势严峻
最近，很多老人阳性后，再加上基础疾病，匆匆逝去。
据媒体消息，中青报原副总编辑周志春，感染病毒后因为基础病12月8日去世，享年77岁。周志春7日核酸检测阳性，居委会准备第二天复检，不料当晚1点多去世。据身边人介绍，周志春7日那天心情还不错，以为阳了就阳了，就是一次“小感冒”，像平常一样吃吃睡了，没想到深夜就去世了。
据财新网报道，《人民日报》著名记者、前《新闻战线》总编辑杨良化在感染病毒后，因细菌性肺部感染不治去世，享年74岁。杨良化于12月10日开始高烧，抗原测试为阳性。因抵抗力下降，肺部细菌感染病情加重在朝阳医院ICU全力抢救两日后于15日逝世。
长城战略咨询创始人、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北京与仁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德禄先生于2022年12月14日6时57分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6岁。熟悉的朋友介绍，王德禄12号上班发现阳了，13日上午发烧，晚上吃了退烧药睡下，14日6点多，家人发现他已经去世。据他家人讲，王德禄没太在意，把它当做“小感冒”了，吃了退烧药就没有当做问题。没想到说走就走，连一声告别都没有。
原电力部副部长齐明的妻子17日去世，她儿子写道：我老妈15日被物业上门修暖气的工人感染阳了，并开始发烧39度。16日回光返照半天多，两个照顾的阿姨每时每刻都在群里和我们哥几个家人连线，报告病情。我们还以为开始走向好转……17日上午出现病情急转直下。电话联系120，答复你家离宣武医院1.5公里太近不管送，你们自己解决。我们多次哀求也不予理睬。我和我二哥紧急号回家并送到宣武医院急诊。那场面我惊呆了，人挤人人挨人。在急诊大厅的地上开始抢救我老妈，人工复苏，打肾上腺素三针，历时二十多分钟抢救无效还是走了……在急诊大厅的五十多分钟时间里，身边的老年病人三位无一幸免全走了，惨不忍睹。悲痛欲绝。老人家走了后就推到太平间。我一进太平间差点晕死在门口。太平间里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横七竖八的堆放的全是尸体。不计其数。抢救大夫说这几天送来的85岁以上的老人没有一个活着回家的。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储兰兰也于12月18日去世，她不抽烟不喝酒，还打了四针苗。根据了解，在储兰兰离世之后，有一位自称是她本人徒弟的网友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当中透露，称储兰兰离世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确诊后引起了一些并发症，最终导致自己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据清北两校讣告栏公布，最近短短一个月时间，两校密集去世的教授就有百人之多。
上面只是见诸媒体的知名人士，至于朋友圈等各社交平台公布的因疫去世的消息更是数不胜数。
缺医短药
据界面新闻，某原料药企业工作人员介绍，国内无论是原料药还是制剂的产量确实非常大，但其完成生产是需要时间的，比如，一个工厂生产400吨原料药需要1个月，随后把这400吨原料药卖给制药企业，预期它大概能产4亿片布洛芬片；但是制药企业生产也要时间，而4亿片的布洛芬片，就算是千万级别的产能，也至少要生产10天；累计算来，从400吨原料药到4亿片药片至少要40天，这是非常顺畅的状态，且不包括流通、零售等环节。前述人士表示，目前由于新冠病毒感染人数的大增，物流、人力等各方面存在困难，供给周期在变长。但反观需求端，国内现在一天消耗4亿片布洛芬片不是难事，“相当于前面企业忙了一个半月，国内一天就能消耗掉，根本追不上。”
一天消耗4亿片布洛芬，加上其他退烧药物的使用，可以大致推算目前全国感染人数当在3亿人以上，这还是最保守的估算。
前段时间，社交平台爆料，一些地方儿童退烧药一药难求，以致美琳黑市价格达到3000元一瓶。
几个疑问
① 这一次的疫情传播很诡异，传染速度创下古今中外所有传染病的纪录，即使外国去年全面躺平和历史上的黑死病也没有今天的疫情传播之快。
卡塔尔世界杯几十万上百万人聚集没有传染，阿根廷上百万人聚集街头没有感染，中国仅仅放开半个多月就达到现在这种规模，并且官方宣称目前有130多个奥密克戎变种涌入中国。以致包括司马南、林治波等人直接质疑是否有人故意投毒。
② 原来方舱里关着的所有人，全国最少应该有几十万吧，基本全无症状，这一次放开后特别是北方染疫者几乎全有症状，并且很痛苦，这有悖常识。官媒报道说，放开后短短几天有新变种130多个传入我国。外国对中国纷纷关上大门。全国多地火葬场告急。那么，现在大家感染的还是奥密克戎吗？
③ 放开之前，人人核酸加上三针疫苗能够完成，目前中国却能把退烧药买断货，不合常理。沈阳的东北制药加班加点生产退烧药，只卖2块钱一板（20粒），不早不晚，随后就被管理部门找个毛病罚款1.3亿元，是何居心？
至于几毛钱成本的试剂检测盒被炒到十几、几十元，制造大国生产那东西是难事吗？
凡此种种，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④ 放开之后，感染病例增多，公众正是需要管理部门提供退烧药、检测盒等服务的时候，原来遍地的街道、社区、大白工作人员突然消失了，像屁消失在风里一样，没有了，不见了。真正需要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人呢？
有人说，你们不是希望像外国那样躺平吗？现在求仁得仁，全国放开了，又抱怨什么呢？这是一种很无知无耻的说法。外国的躺平是居民躺平，不是政府的职能和服务躺平。纵观世界各国，放开前都会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和预案，提前预告，提示大家储备必需的药物和生活物资，并且随时提供各种帮助。好多原因大家心里都清楚。目前确实很难， 但把责任归到“放开派”，这个逻辑非常奇怪，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放开，原因是防不住了，不是因为“躺匪”或者谁的鼓吹。如果说一定要硬着头皮继续防下去，那代价根本不可承受。
事到如今，每个人都要接受必须阳过一次的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开头，谁也没能预料到是这样的结尾。
编辑：一白
 图片：建筑系列 ｜JM摄影记者 萨其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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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从饶毅又怼张文宏，聊聊卫生经济学</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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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24 Dec 2022 06:44:02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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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可持续发展】&#124; Sustainability
作者：海边的西塞罗，2022-12-22
医生谈卫生经济学固然不专业，但科学家写大字报就专业了么？
从12月19日开始，知名科学家饶毅在他的公众号“饶议科学”上接连发文，炮轰张文宏“不专业”，有读者把文章发给我，问我对这场争端怎么看。说实话，饶的这两篇文字，我多少都有点读不下去。头一篇还多少讲了点理，但后面一篇，那题为《致：为造神而践踏原则、牺牲科学的伪君子们》文章已经完全放弃了说理，帽子满天飞，把张文宏说成是“大心理按摩师”，把挺张的人称为“伪君子”、把拥护张文宏观点的言论说成是“捧臭脚”……这些帽子和用词儿，让通篇文章与其说是议论文，倒不如说更像某特殊年代的大字报。
搞不懂身为著名科学家，时常以“纯粹科学家”为傲的饶老师，怎么就突然就喜欢上写这个了。从饶毅当年炮轰学术圈风气不正开始，关注他也很久了。其实饶毅老师这个人的性格特点，我觉得还是挺常见的——你在你上学生涯中，有没有碰见过那种超级学霸？遇到一个数学题，你写了个解就写不下去了，人家已经开始跟老师讨论这题到底有几种解法，哪个解法最优了。
这种超级学霸的身上，往往会先天附带另一种招人嫌的性格，那就是他们总是对智商不如自己、学术研究不如自己精深的人，带有一种介于恨意和欺凌之间的鄙夷，一旦别人在他认为是自己“制霸”的那门学科上闹出一点动静，立刻就会激起他的愤怒，他会动用自己一切的智商和精力碾压这个敢炸毛的人，并极力表达一个意思：我没有看不起任何人，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这几年，在获得相当的知名度之后，我觉得饶毅老师越来越有这种“学霸”范儿了，他把他所推崇的那种“科学家”、“纯粹科学”当成了一个只能由自己打理、界定的“伊甸园”，容不得任何不入他法眼的“害虫”在里面作祟。你看这两年他怼尹烨、怼杨焕明、怼金冬雁、怼杜骏飞、怼梁建章、怼比尔·盖茨、怼福奇……每次话题虽然不同，对手分布地域也纵横九万里、横跨五大洲，但我总觉得，所谓万变不离其宗，饶老师最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始终只有一个：xxx？他算什么东西？谈科学？他也配？都闪开！看老夫施展手段，让这孽畜现了原形！
当然，我们要宽容一些，这种源自高智商的自负毛病，其实很多顶尖科学家都有，比如经典物理学的奠基人伊萨克·牛顿爵士，平生一半以上的脑细胞都消耗在了“论我的同行全是傻x”这项令他着迷的工作上。曹丕说“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其实科学家又何尝不是？科学家又不是道德圣人，我们要对他们的这种情绪宽容——甭管他们做没做出牛顿那么大的成就。
至于我看到有论者反诘：饶毅你这么牛，为什么只敢骂张文宏，不敢骂吴尊友、梁万年？我觉得这个反诘虽然巧妙，但也挺没意思的——地不与天斗，民不与官斗。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在咱这儿是常识么！饶老师虽然是在美国大学里把博士读出来的，但好歹回国在学术圈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这点明哲保身的道理，他能不懂么？只能说，饶老师对张文宏重拳出击，和对吴良唯唯诺诺的，客观上解答了他前几年炮轰国内学术界风气时提出的疑问——
问曰：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多学者不安安心心搞科研、搞学术，一心只想着混行政级别、学而优则仕？
答曰：饶老师自己向我们证明了，在我们的学术圈里，官大一级，确实就是比论文千篇更有说服力。碰上在学术上对你霸凌、总说你不专业的杠精学霸，让他服的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你行政级别高于他，或者干脆就是能管着他的领导……
行吧，其实这些问题，都不是本文想讨论的重点。本文想讨论的重点是：饶毅说张文宏只是医生，不像他一样是个科学家，所以讨论疫情防控问题的不专业。那么，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去衡量，身为科学家的饶毅、和身为医生的张文宏，究竟谁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更“专业对口”一点呢？
我有一个恐怕会同时得罪双方粉丝的想法：对于这个问题，其实饶毅和张文宏这两个人谈的都不咋专业。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看过一个张文宏医生的演讲视频，张医生具体怎么讲的我已不能准确复述了，但大体意思似乎是这样的：（对疫情防控）作为医生，我们当然希望你们都不要动，大家都待在家里，这样能最有效的防止疫情扩散。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不能总这样，因为经济要运转，大家要工作、要吃饭。
我相信，很多人之所以被张文宏医生“圈粉”，都是因为他的类似表态。而有意思的是，稍加分析你就会发现，张医生这段话打动人的地方，恰恰在于他的“不专业”。他自己都说了，如果只从一个防治传染病的医生的角度，去单向度的思考这个问题，肯定会支持防控越严密越好。但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只有医疗一面，我们还要考虑“大家要工作，要吃饭”的问题。而谈到这个问题，张文宏医生当然就不专业了，因为这是经济学家该管的事儿。也就是说，怎样能在疫情之下兼顾好公共健康与社会经济发展，将疫情带来的整体社会损失降到最低，这是一个横跨了医学和经济学的复合型问题，一个人只有同时具有的较高的医学和经济学造诣，在这个问题上发言才是堪称专业的。
 张文宏可能通过身为医生的大量一线实践经验，逐渐自觉到了这一点——他认识到了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医学专业问题了，于是在一众专家只站在医生“专业立场”上强调防控时，首先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疫情要防，但人也要吃饭。而我们要说，因为确实不是张医生的本专业，他的这种提法，依然是朴素、感性、且不专业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容易招黑的原因。严格的说，张医生的这种提法更类似“自然哲学”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只做了定性的讨论，而没有做定量的分析——你说不能只站在医学专业的角度一味强调封控，也要站在经济的角度考虑“人要吃饭”的问题，这当然对。但到底疾病的毒性和传染率达到多少，封控带来的经济损失会超过它所获得的正向收益？对于一种具有某某特质的传染病，社会投入多大的资源、怎样使用这些资源，才能够达成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解”？还是那句话，要真正专业的回答这些问题，这个人必须同时具有相当的医学和经济学素养，了解疾病、又了解经济，至少你得同时懂得病毒的传播原理和帕累托最优都是啥。而张文宏只是个医生，你说他谈这个问题“不专业”，那当然他是不专业的。可是，本职研究神经生物学的饶毅老师谈这种问题就“科学”、“专业”到哪里去了么？我想也未必吧。
那么有没有能真正专业的去研究此类的问题的人呢？有的！这种人叫卫生经济学家。卫生经济学（Health Economics），我在《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个伪问题。》一文中曾经对这门学问进行过粗浅的介绍，不知你是否看过：简单地说，这是一门同时兼顾经济学视角和公共卫生医疗知识的交叉学科。
这门学科的开山鼻祖，是1972年以史上最年轻获奖者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尼斯·阿罗。肯尼斯·阿罗在1963年时曾发表了著名论文《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在这篇论文当中，阿罗指出了医疗资源的特殊性：一方面，疾病的发生、发展具有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一旦医疗机构开始对患者进行治疗、或对传染病进行社会面防控，其获得的效果也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作为一种经济学上非常特别的“稀缺品”，如何去分配、使用医疗资源是需要单独设立一个交叉学科进行认真研究、讨论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的时候，阿罗的这篇论文曾再次引发学界广泛重视和反思，世卫组织以公报的方式转载了该论文供各国医疗机构参考。人们通过这个现实的案例认识到，阿罗教授的这种论述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怎样平衡经济与防疫，怎样使用注定有限的医疗资源达成最好的效果，这些都必须由卫生经济学家在兼顾医学与经济学之后，做定量的分析，科学的处置。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卫生经济学今天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了一门蔚为大观的学科，比如美籍华人，世卫组织、世界银行等多家国际组织的专家顾问、我国卫生部特聘的首位卫生经济学家胡德伟教授，就是全球知名的卫生经济学泰斗。我国在制定烟草税政策时还听取过他的建议。可惜胡德伟教授在2020年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无法听到他基于卫生经济学视角给出的专业见解。事实上，就算老先生活着可能也没用，因为胡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成瘾物卫生经济学（也就是研究烟草、大麻等成瘾物怎么控制），这个分支离我们此次所需要的传染病卫生经济学其实很远。而就国内而言，实事求是的说，我们卫生经济学的研究目前是相对薄弱的。
与国外已经长期产出大量的卫生经济学者不同，我国国内对这门学科的认知水平还处在“建构阶段”，在很多大学里，这个“卫生经济学”这个词儿即便有，也多只是作为一门经济学专业、医学专业、管理学专业的选修课存在。教此课的老师很多也是现上轿现包脚，看了几本相关书籍就上台去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在中学时代过早的文理分科先天就不利于培养这种垮学科的专业人才。其次，目前我国大学的学生培养体系，表面上看有了“选课”“学分”等制度，但里子里依然是以专业为划分的，报什么志愿就念什么专业。而其中，经济学和医学又分别是文理科中公认的难考、考进去之后专业壁垒较高的学科，想在这两个学科之间产生“跨专业人才”非常难。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算我们培养出了一个合格的卫生经济学毕业生，请问这样一个好不容易把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硬骨头都啃下来的人，他毕业后到哪里去找工作呢？与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险公司、制药公司、政府福利机构需要相当数量的卫生经济学人才进行医疗成本精算不同，这门学科在我国缺乏基础就业场景。学了一大顿以后很容易变成“屠龙之技”。总不能像笑话里说的一样，老头参军入伍，一上来就想当将军。卫生经济学一毕业，就马上参与制定防控防疫政策吧？是的，学科建设的薄弱，让我们无法产生一位卫生经济学的泰斗，在争论的关键时刻，同时兼顾医疗和经济的帮公众把账算清楚。所以我们只能让张文宏这样的医生赶鸭子上架，模糊的提出“防疫很重要，但大家也要生活”这样朴素而基本的卫生经济学入门级概念。这虽然“不专业”，但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更多的专家学者，连这种跨学科的尝试都没敢去做。回顾这三年、尤其是今年以来关于疫情防控与放开的争论，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经济学家或有要“放”的，而医生们则多是要“防”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恰恰在于大多数专家都谨守了饶毅教授的那个标准：对自己专业外的事儿闭口不谈——我是个医生，那我就只从医学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从医学角度而言，这个病传染性那么强，又依然有一定的重症率、致死率，那当然是严格防控最好了。经济学者其实也是同理。结果大家都执其一端，搞成了盲人摸象。而到了公众层面，这种各自执其一端的倾向则更明显，比如前两天微博上闹出来的那个“集体死爹”事件，一堆小v集体发文称自己的父亲“死于新冠肺炎”，连文本格式都不改一下。
抛开这帮人如此整齐划一的表态是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共用一个爹不谈，你会发现他们说理的策略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试图通过讲述（甚至哪怕是编造）一个个案，说明他们主张的正确性。只能说，在离开了卫生经济学的专业分析、离开了科学理性的烛照之后，无论专家学者还是社会公众，对此事的讨论都陷入了一种局于自己的认知和地位，盲人摸象式的争论乱战当中。所以我们的社会，其实是急需好的卫生经济学者帮公众摆脱这种个体叙事的乱战、横跨医学和经济学两界，从宏观视角真正客观理性的帮大家算算账的。
希望此次疫情过后，能有这种卫生经济学专家，同时基于医学与经济学的视角，写出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真正专业的去分析一下这件事，为公众精算、比较一下各种选择之间到底利弊几何。历经了三年的波折，我们总该获得一点经验和反思，如此，才能让苦没白吃。当然我知道这种希望多半难以实现，这不单单是人才储备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心理接受门槛的问题，如我在《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个伪问题》一文所提到的，卫生经济学的一项基础工作，是首先要实现钱和命的等价代换，也就是对人命进行理性的估价，之后才能进行进一步的社会成本计算。而当前很多公众是不接受这种估价的，很多人心底里其实都还有“我的命比你的钱重要”或“我的钱比你的命重要”的这种非人本主义的、前现代的思维。如果沉在这种思维和随之而来的“封控爱好者”和“躺匪”之间的党同伐异当中，我们当然只能收获一地鸡毛的彼此互骂。
面对新冠疫情，社会应该投入多大资源防疫，怎样防疫，这是一个经典的卫生经济学问题。对于这个需要医学和经济学“两开花”的问题，只通医学的张文宏医生当然不够专业，可搞神经生物学的饶毅老师难道就更专业了吗？总不能因为饶老师喜欢强调自己是科学家，张文宏不是，就非要逼着公众承认他对所有科学门类都触类旁通吧？那可真是小母牛坐飞机——牛叉上天了。所以两个人都不专业。而在这两种“不专业”中，我还是更喜欢张文宏医生那种一点。因为张医生的表述虽然的确“不专业”，但它好歹是一个萌芽，一个指向，我们沿着他提出的“疫情要防控，但人也要吃饭”这个问题思考下去、讨论下去，最终会找到卫生经济学这门学问，并有可能在未来真正将它重视起来，获得一些反思，吃一堑长一智。说到底，其实每一门科学都是这样萌发、开枝散叶的，从“不专业”一点点变的专业的。而反观饶毅教授的不专业，看看他对张文宏的怒怼……抱歉，除了学术傲慢、学术霸凌，以及防控爱好者对“躺匪”的党同伐异。我看不出什么有营养的东西。所以很想问问饶老师：一介医生，谈卫生经济学的问题固然不专业，但一个“科学家”，写大字报、大批判文章，今天怼张明天怼李，难道就很“专业”了么？既然您这么喜欢强调“专业”，那您就多干点您专业该干的事儿吧。

本文转载自作者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内容略有删减，标题略有修改
图文编辑：Wind
延伸阅读：
《抗疫见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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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没有“超前部署”，疫情会更加严重</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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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22 Dec 2022 08:55:02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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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公共卫生]]></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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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观点】&#124; Insight
作者：冯诺，2022-12-14
现在说“超前部署” ，老实说有点晚。重大公共卫生的整体部署，至少应该提前两个月准备。但疫情不是突发，已经将近三年。相信城市早有预案，卫健专家也早有方案。
不是只有北京和广州会阳的，所有城市都逃不掉。都被疫情虐过，香港、台湾、新加坡都经历过一场战争。同文同种体质相同，要从它们的防疫过程中总结“超前部署”经验。
科学应对，不是口号应对
这是基本的防疫态度，实事求是，科学面对。不要只是喊口号，相信某某，XX加油。病毒不信白莲教，更不会相信你刀枪不入。防疫应该具体落实到行动中，行动应该大于口嗨，否则疫情一来，整个城市会瘫痪掉。
不要说谎，不要说谎、不要说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没有药物就准备药物，没有床位要准备床位，没有病护就要准备病护。疫情不会因为说谎而消失，病毒不会因为忽悠而弯弱。每个城市都有全世界最好的市民，TA们已经在主动防疫。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说真话，给出真相就可以理解。不管怎样一定要科学面对，才能做到有效防疫。然后一起去克服它，这才是“生命至上”。
超前部署总方针：避免“疫情高峰”集中
躲是躲不掉的，但疫情感染要错开时间。疫情高峰如果集中在某个时段，肯定会出现医疗挤兑。香港、台湾、新加坡在全世界都是医疗资源特别丰富的城市，无一例外都出现医疗挤兑。做得最好的是新加坡，台湾一开始也手忙脚乱，香港做得最差。特别是香港第五波新冠疫情，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病死率高达0.75%，死亡近1.1万人。

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在医疗资源上超过香港、台湾、新加坡。所以，一定要避免集中感染，一旦医疗挤兑潮出现，很多其它重疾者将危于新冠。一个防疫做得最好的城市，不是个体感染率低，而是总体感染周期长。做到这一点，才是“人民至上”。
分级治疗，不要集中到大医院
避免医疗挤兑，最重要的一个准备就是分散治疗。如果集中到大医院，就会出现很多非新冠重疾者，因为不能得到及时治疗而病危。例如急性心脏病者，糖尿病患者，还有肿瘤患者，这种次生灾害比新冠更严重。都挤到医院，重症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救治，病死率就会高。

新加坡医疗卫生体系分级治疗的方案是：

重症住入医院；
轻症留在社区；
疑症居家抗疫。

香港就是疫情初期没有及时做好分级诊疗——不管轻症还是重症，患者都入院治疗导致医疗挤兑。后来改变策略，重症病人入院、轻症留在社区，死亡率迅速下降。
自测工具的发放与购买

没有大规模核酸后，很难在第一时间知道自己是否得了新冠。再加上季节性流感高发，是流感还是新冠也很难分清楚。这个时候自测工具就很有必要，所以抗原试剂必不可少。但目前来看，很多人都在抱怨抗原试剂很难买到，不然就是价格偏高。这个时候能否发放一部分抗原试剂给到居民手中（特别是中老年人），或者是将抗原试剂纳入医保中？
香港在四月份时便向60岁以上中老年人免费派发抗原测试套装，鼓励其自行检测。如果抗原测试套装拿不到，说明超前部署有不足之处。

除了抗原试剂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自测工具：血氧仪。血氧仪主要是用来看血氧饱和度，而它是判断阳性人员是否为重症患者的关键。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当血氧饱和度低于93%即为重症患者，需要送医治疗。这些工具的发放与购买，一方面能让数据更清晰，也能减少人民的不安情绪。
互联网医生与AI医生的协力
当疫情进入病原高发期，医生数量远远不够。好在奥密克戎传染性强，但致病性弱，大多数患者不需要去医院治疗。那么“互联网医生”就可以解决大多数问诊问题。一方面，“线上问诊”多数时候就能确定病情和完成药物指导，减少医疗挤兑。另一方面也从物理层面隔离病毒，避免交叉感染。如果在诊室的医生感染新冠，但症状并不严重，就可以居家隔离时利用互联网平台，为其他患者给出医疗建议。其他有能力且有资质的个体，也可以参与进来，减轻医院医生的负担。在这方面，政府可以给予这些人群一定的补贴。中国互联网的应用能力极强，只要整合好现在资源，互联网医疗这一块很容易走在世界最前列。深圳“幸福福田”已经推出解决方案：掌上医院。可以作为全国的参考案例。
除此之外，要善用AI的力量。AI医生利用大数据和大模型，可以根据患者给出的信息，大致确定其是否感染新冠，以及症状的轻重，并给出医疗建议。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同互联网及AI领域的企业合作，利用现在的大数据医疗平台进行部署。9月份和中国排名前三的互联网公司沟通过，提议该互联网公司利用AI医疗智能，提前读取香港、台湾、新加坡的新冠数据，训练AI医生，在疫情来临时可以为社会服务。
清零只是一个短期策略，人民要生活，国家要发展，最终一定要和奥密克戎共存的。
准备更多的医疗器械以及床位
与软件不一样，硬件更是必须品，更需要提前准备。准备更多的救护设备，比如氧气机、呼吸机等。一旦病人有需要，可以直接使用治疗。另外还需要更多的重症床位，用于重症患者的治疗。
我国的ICU病床数量非常少，2021年每10万人仅有4.80张，远低于台湾的28.6，美国的34。数量少是一方面，更致命的是我国ICU病床长期使用率居高不下。留给新冠重症患者的资源并不多。一旦出现疫情高峰，保守估计其缺口大约在1.5万张左右，这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尽快增加。方舱是否在这个时候用得上？如果医护资源够的话，方舱现在有它的用处，立即可以转变为新冠专科医院，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可能特别需要。

当然这一点还存在一些争议。到底是建立专科医院，还是在已有医院的基础上进行切分，将部分诊室调整为“新冠专科诊室”，需要根据各个城市的医疗资源和人口密度而决定，不能一概而论。
医生需要更科学更严密的保护
疫情高峰，最担心的是医生。一方面，医生职业的特性，决定了其短时间内没办法增多。另一方面，由于面临的特殊环境，医生又是最容易被感染的一批人。而在疫情高峰时期，最不能倒下的又是医生。那么在疫情高峰期到来前，医院就需要提前做好“演习”。

如何避免大规模的“院感”；
提前划分好普通诊室和新冠诊室；
出现院感后如何保证医院还能正常运行；
提前准备优质的防护服；
准备好医生保护手册，提前学习；
施打疫苗，尽量能够少感染。

招募培训更多护工
医生短时间内没办法增多，但护工却可以。与香港、台湾、新加坡相比，内地的护士注册数量相对较低。2021年，台湾每千人护士注册数量为8.22人，而内地仅有3.56人。不仅与台湾、香港有差距，甚至低于2018年的全球平均水平（3.69）。

即便不考虑新冠，这些数量的护士，其实在面对庞大的老年护理需求时，也远远不够。而护士也需要考取护士执业证书，有一定的门槛。那么，就需要招募和培训更多的护工，去完成护士的部分工作。护工不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只需要协助护士对病人进行日常护理和帮助，完成相对简单和基础的护理工作，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医疗紧张的问题。
无论是医生、护士还是护工，都应该有更高的待遇。新加坡便在去年和今年7月分阶段调高公共医疗领域护士的基本月薪，并在去年和前年分别颁发冠病医疗护理奖励金以及特别花红。
防疫药物的“提前部署”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防疫工作中，药物就是“粮草”。目前很多人购买防疫药物，其实是道听途听，完全没有医学常识的。对于新冠病毒，没有特效药，只有缓解药，所以有很多药都是可以使用的。官方现在也意识到了这个事情，发布了《新冠感染者用药目录（第一版）》，其中共有108种药物。发布药物名单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对退烧真的有效果；
不要太多，简洁明了；
容易购买到；
打击骗子药物。


另外，供药体系也要保障供给畅通，目前部分地区已经出现群众购药困难的问题。除此之外，对于一部分有困难的家庭，政府可以免费发放药物给这些家庭。香港特区政府在保障药物供给方面，便采购了大量医疗物资，并通过多个渠道分发给弱势群体。
如果没有提前准备，一定会出现药物涨价的情况，不能简单地愤怒嘲讽或者骂“发国难财”。骂，一时之间解决不了问题，而是要超前准备，准备好了就不会出现市场大副波动。这个时候若是买不到药物，那就是“超前部署”不超前。
除此之外，对于药物价格的监管也需要到位。至少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应该出现药价突然大幅上涨的事情。不能让每次政策的调整，都变成了一部分人赚钱的商机。对于此类情况，要及时调查和追责。
在保护隐私基础上，建立疫情大数据平台
怎么更好地认识新冠？只有数据统计才有意义和价值。奥密克戎的重症占比，新冠的后遗症，这些问题都需要依托数据来进行评判。在取消了大规模核酸后，有效数据需要依靠民众通过抗原自测后上传。政府可以鼓励新冠感染者上传相关数据，比如症状特点、持续时间、年龄、是否重复感染等。通过构建完整的大数据平台，利用这些数据展开调研，然后得出最有价值的科学结论。当然部分人可能会担心隐私问题，那么就需要借助AI技术，比如可信隐私计算，在确保民众隐私安全的情况下收集相关数据。

通过这些数据，也能消除民众的恐慌情绪，有助于建立全民的“新冠常识”。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科学结论，例如以疫苗为例：

不同疫苗的有效率对比；
第一针、第二针、第三针的保护效用到底多大；
疫苗混打是否真的吻合科学猜想；
什么年龄段的风险指数最高，有多高。

不要侵害个人隐私信息，但需要认真严谨建立科学大数据。不是喊口号，不是涕泪感谢，而是踏实做事。
疫苗很重要，但要给人信心
根据数据来看，疫苗仍然是最好的防疫工具。关于疫苗的接种，有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要给人民信心。
部分人担心打疫苗会有副作用，也不相信疫苗的效用，认为打了还不如不打。这个时候，应该让人相信疫苗，就如我们之前提出的，让疫苗制造者先施打，让财务采购者先施打，让专家们先施打，让城市决策者先施打。
第二，要给人民选择。
疫苗不应该只有一种，不同人群需要有不同的选择。这个时候应该接轨国际，给予人民更多的疫苗选择。
第三，加大推广力度。
接种疫苗的人群里，中老年人的比例是较低的，但这部分人又是最需要打疫苗的人群。所以应该制定相应的措施，加大疫苗推广力度。比如香港在4月份后，针对老人疫苗覆盖率过低的问题，便派医疗队到所有院舍进行疫苗施打，也推出了行动不便老人可预约上门打疫苗的服务。
第四，有“善后”措施。
接种疫苗后若出现副作用，那么接种者理应得到相应赔偿，或者进行追责。香港便是成立保障基金，市民一旦因接种疫苗而出现罕见或未能预见的严重不良反应时，他们仍然可以向药厂追究责任。而保障基金会承担经法庭或仲裁决定的赔偿金额，并可以预支部分金额以尽早为有关市民提供经济上的支援。
建立监督体系和追责体系
因为利益驱使，防疫过程必然会乱象丛生。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善的监督体系。这个监督体系需要涵盖整个防疫过程，比如采购药物需要监督、采购疫苗需要监督、审批抗原试剂需要监督…不能让防疫变成一场生意。
市场的竞争由法制说了算，最后把关的一定是公权力部门。公权力手握国家财富，掌控的是人民的钱，一定要有一个监督体系，否则就会沦为腐败温床。
同时，也要建立相应的追责体系，一旦出现问题，需要及时追责。公开、透明，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民众对抗疫的信心，才能强化社会共识。
科普宣传要及时和到位
不要夸大病毒的毒性，但也不要轻视病毒的伤害。尽管奥密克戎的重症率较低，但它毕竟是一个病毒，发烧的感觉也会让人异常难受，所以尽量能不得就不得，能晚得就晚得。这个时候，正确的科普宣传就十分重要。
摘口罩前要给手消毒，之后再洗脸洗耳朵；
随身携带75°酒精，在公共场所触碰相关物品后及时消毒；
不把脏口罩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多一个备用口罩；
……
当然完全避免感染新冠挺难，但也需要相关科普宣传。
比如感染新冠后对应症状应该吃哪种药物；
比如疑似症状后应该如何自我进行抗原检测；
比如感染后产生的垃圾在处理时应该注意什么；
……
2021年11月26日，奥密克戎就被证实毒性减弱，主要攻击人的上呼吸道，被比尔盖茨认为是天然疫苗。当更多人了解和开始传播这些信息，有助于加速人们回归正常生活。
公共场所，要提前做好应对策略
疫情凶猛，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老人和小孩。所以，与老人与小孩相关的特殊场所，仍然需要重点防控。养老院、福利院、托幼机构等，这些公共场所的人群比较特殊，所以要有特殊的应对方式。网吧、夜总会、棋牌室、KTV、酒吧、桑拿洗浴场所、电影院等人群聚集的密闭公共场所，也需要进行特殊处理。&#8221;新十条&#8221;里也有提及，这些场所一旦出现感染病例，很有可能会出现长的传染链条，在短时间内造成大规模的感染。

还有一些特殊空间，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需要全社会一起来加强保护，例如上面这张图，这就是社会主动发起的保护。
“发布会”是信息的窗口
无论是香港、台湾还是新加坡，在疫情严重时都会有发布会，公布疫情的相关情况。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发布会是民众了解疫情实施情况的最好窗口，也是政府向民众答疑解惑的最好通道。未来各个城市会相应进入病原高发期，这个时候发布会的重要性会随之体现。
每天确诊的阳性症状人数，新增的重症患者人数，死亡人数;
当前的医疗资源现状，是否出现了医疗挤兑现象;
特殊事件的直接面对，谣言的真相解释;
还有疫苗的施打情况，接种疫苗与未接种疫苗的情况对比等。
这些重要的数据，都应该借助发布会向民众公示。一方面是让更多人了解当下的疫情形式，消除相关的恐惧。另一方面则是以公开透明的形式去获得民众信任，增强民众的信心。
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
趁着这个机会，各个城市应该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越是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应对突发情况便越游刃有余。新冠病毒出现后暴露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增强早期监测预警能力；
完善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
健全信息报告、风险评估和发布制度；
优化医疗资源，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体系；

……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在疫情后，基本没有发生医疗挤兑，其中被称为PHPC的“公共卫生防范系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内的一些一线城市，应该借助这次防疫，也建立起PHPC这样的公共卫生机制。
超前部署才是真正对每个市民负责
奥密克戎的出现，已经有一年多时间了。相信各个城市管理者，以及卫健专家都有所准备。既然选择了精细防疫这条路，那应该是深思熟虑的科学决策。决不是赌气式摆烂，也不是被动式防守。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但如果出现药品短缺、医疗挤兑，那么说明没有进行超前部署，或者部署不到位。这个时候那一定要小心了，奥密克戎确实会咬人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医疗资源远超我们，也死亡2万多人。如果不进行超前部署，结果会比想象中的可怕。在这里警告下：可能会有极端危及生命的个案出现。
假设某些城市还没有超前部署，别傻笑着看北京阳了。赶紧行动起来，这才是对市民真正负责。12月7日后的防疫，才真正看到每一个城市的真正实力。
请相信这个民族的坚强和韧性。只要坚持科学态度，秉承理性精神，承担责任超前部署，一定会平安度过疫情，变得更加强大。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量子学派
编辑：一白
延伸阅读：
《抗疫见闻录》
疫情三年，日本为何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感染
饶毅：当前我国疫情管理的四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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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饶毅：当前我国疫情管理的四个选项</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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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Wed, 30 Nov 2022 11:50:47 +0000</pubDate>
		<dc:creator>admin</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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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公共卫生]]></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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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观点】&#124; Insight
编者按：
4月28日，国家卫健委表示，要加快推进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11月2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案》。公开数据显示，截至11月28日，老年人方面，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覆盖人数为2亿3940万人，完成全程接种2亿2816.5万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老年人口的90.68%和86.42%，完成加强免疫接种1亿8151.1万人，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覆盖人数为2742.6万，完成全程接种2356.3万人，覆盖人数和全程接种人数分别占80岁以上人口的76.6%、65.8%，完成加强免疫接种1445.6万人。截至目前，在已经接种的这34.43亿剂次中，吸入式腺病毒载体疫苗共接种了4.84万剂次。
这些似乎都是积极的信号。
回想进入奥密克戎阶段后，华夏大地上坚定不移的继续执行“清0政策”，扫荡式的碾压各种生存资源。除核酸疫苗方舱等“新冠产业”得到了指数级增长，各行各业都沦为在死亡线上挣扎；一线城市的财政都开始吃紧，公务员经历了大幅度降薪、企业经历着被政府欠款，更别说本身财政就一直入不敷出的许多地方……《伤寒论》里言及“寒极生热，热极生寒”，意指阴阳互藏，治症的药剂不可太过，过则回头，适得其反。
疫情三年，武汉封城模式被冠以“静默管理”的新称呼，且趋于常态化，封城导致的次生灾害反复在不同城市上演，不论当地经济发达还是欠发达。而当其他地方的“传言”成为自身真切的经历时，才发现网传言不虚。
在“二十条”发布后，全国多地不降反升的一刀切、层层加码的防疫政策，加之乌鲁木齐的居民楼火灾造成10死9伤的事件，再次点燃了全国民众的愤怒。反对“清零政策”、全员核酸和随意封控的呼声此起彼伏。网络上被转发的视频里，走上街的不同地方的年轻面孔，他们的眼里还有光，他们对这片土地还怀抱着希望，而非绝望。
我们何时能恢复不需要核酸检测、不需要场所码、不需要时时带口罩的正常生活？而这一切到底是科学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荀子·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为了保护我们的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和孩童们做出了足够的牺牲，这些牺牲换来了什么？整个社会该如何衡量得失之间的得失呢？回想起一位生物学家在今年春天时对疫情管理的建言献策，重读之，并录于此处。
11月，世界各地120万球迷们涌入中东观看“世界杯”；这片14.5亿人生活的土地上，691个城市正陆续进入冬天。希望这个冬天不会太冷，我们都能捱过这个冬天；希望明年的春天不再像今年的春天这样，被错过。
2022年11月30日 于南海之滨




作者；饶毅，2022-3-29
疫情两年后的今天，我国面临比较容易想象的四个选项：延续现行方法，按照国外放开，推广国外RNA疫苗后放开，普及国产灭活疫苗后放开。如何选择比较好？
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两年多以来，作为全世界新冠发病率最低的大国，中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
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预计新冠病毒变化的情况下，恐怕不能以预计病毒变化来决定管理办法，而应该依据人类的能力来决定管理办法。病毒变化是自然界的现象，可以说是天算。而人类能够做到什么，是人算。
天算不如人算。
【一】延续现行方法
大家都知道现行方法并非永恒的方法：延续现行方法的意思是一方面坚持，一方面等待。
一是等待新冠病毒消失。但是，无法预计何时新冠疫情不流行了，无法预计何时新冠病毒消失，无法预计消失后何时出现新的变种，无法预计每一次的变种是更弱、还是更强。
二是等待特别有预防效果的疫苗：历史上，对有些疾病人类发明了非常好的疫苗，用一次就终身免疫；但也有一些疾病，长期困扰人类而人类始终做不出真正高效的疫苗。能够完全预防新冠的最佳疫苗，现在看起来无法预计。目前的新冠疫苗，预防效果有限，而且出现变种后，特别是“奥密克戎”，其实逃脱了现有的绝大多数疫苗，使它们都失去预防作用。
三是等待特别有治疗效果的药物：有些疾病，包括传染病，人类发明了几乎完全治愈疾病的药物；但还有一些疾病，人类长期拿不出有效药物。目前的新冠药物，治疗效果有限。如果以后出现变种，是否会对已有药物抗药性？有多大的抗药性性？目前无法预计。能够完全治疗新冠的最佳药物，现在看起来也还无法预计。
【二】以“奥密克戎”为契机开放
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西方国家普遍开放，而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种引起的症状轻，干脆我国立即开放，“利用” 症状轻、但传染性大的“奥密克戎”替代疫苗，开放后，我国大部分人通过感染而建立免疫。
这种观点一方面是认为应该学习西方很多国家已经开放的经验，一方面认为我国坚持现行方法也有代价。
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如果我国人群大量感染“奥密克戎”，那么我们如何预计目前轻症的“奥密克戎”进入大量人群后，不会突变出现重症、或其他危害性更大的变种？如果出现，引狼入室后、而且大量的狼来之后，我们如何排除可能无处躲藏的严重后果？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新冠病毒&#8211;包括奥密克戎变种&#8211;不会突变，而且也不能预计它何时突变，不能预计突变的后果，也不能预计感染的后果，包括感染了奥密克戎不能预防以后所有变种的可能性。
所谓利用奥密克戎契机的观点，可能不值得采纳。
【三】推广国外RNA疫苗后开放
长期不清楚的RNA疫苗，在新冠时期获得验证机会，被证明效果很好，至少在新冠病毒的应对措施中，迄今被公认为最佳，特别是能够减少症状、降低死亡率。
但是，RNA疫苗对突变的预防作用，例如奥密克戎，并非很好。接种过现有RNA疫苗者，仍可以感染奥密克戎。现有的RNA疫苗也不一定能够预防以后的突变种。
目前，在中国推广RNA疫苗最大的障碍并非有些人认为的是中国爱面子、或因为疫苗付费国外厂家，而是其副作用。很多人接种RNA疫苗后出现发热等，而它们并非不令人担忧的症状。
我国目前疫苗接种最低的人群是老年人和婴幼儿。如果现在推广国外的RNA疫苗，势必主要是用于我国年老或年幼的人群。
常识告诉大家，所有年龄段的人群，都有自然死亡率，而以老年人最高。在使用国外疫苗后，即使不是疫苗本身，也会按统计规律而伴随死亡（非疫苗造成的其他原因的死亡和“自然”死亡），我国人民是否能够冷静地接受？
赞成方法【二】和方法【三】的人们，除了理智分析和考虑之外，还有部分人有亲美、信美因素。他们不一定愿意考虑，还有与他们倾向相反的，例如反美群体。如果反美群体以引狼入室来抨击本来可行的政策，社会矛盾不一定比亲美、信美能够引起的更小。何况，谁能排除年纪大的具体个人的死亡不是因为疫苗引起发热的后果？这种舆情及其后果，可能也不能忽视。
【四】普及我国灭活疫苗后开放
我国生产的疫苗，效果一直被认为低于国外疫苗。
因为香港使用了国内和国外的疫苗，最近这次香港爆发新冠为客观比较中外疫苗提供了绝佳的资料。香港的资料显示：国内外已经大规模使用的疫苗预防最新病毒变种的作用都不很好。但是疫苗可以减轻症状和降低死亡率。比较国外使用最多的RNA疫苗和国内使用最多的科兴灭活疫苗，在第二针之前国外的疫苗效果优于国内的。第三针后，两者在预防的作用还是国外的好些，但在减轻症状和降低死亡率方面，国内外的疫苗效果非常接近，都达98%左右的效果，没有统计差别。
这是重要信息，意味着中国有很好的走出疫情的路径：加强疫苗接种，并辅以普及科学知识。
有了这样的资料，我国应该可以推广国产疫苗，它不仅是国产，而且有效，更重要的是，它的副作用明显低于国外的RNA疫苗，这样就更容易为我国老年人和婴幼儿所接受。
当然，相对而言，我国老年人和婴幼儿缺乏接种我国疫苗的数据。所以，我国在全民推广国产疫苗接种的过程中，对这两个群体需要特别监测健康状况和检测抗体产生情况。
我国已经具备较大规模检测抗体的能力，可以对接种疫苗的人群进行抗体检测，并从检测结果推断抗体水平与疗效的关系。有了这一数据，特别是有了老年人和婴幼儿群体的抗体与疗效关系的数据，对于具体的个人，接种几次（包括低于和高于3次）都可以比较精准地确定：打了三针后，如果抗体水平不够，可以第四针。
简而言之，香港数据比较了国产和国外疫苗作用，证明第三针后国产疫苗与国外疫苗有同等减轻症状和降低死亡率的作用，展现了我国走出疫情的一线曙光。在全国所有年龄段推广国产疫苗的同时，对部分人群进行接种后抗体检测，确定抗体与疫苗的关系、抗体与疗效的关系，再加强知识普及，改变我国民众轻症去医院的文化习俗、缓解可能对医疗体系的冲击，有望改变我国疫情防控的措施。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饶议科学
编辑：一白
延伸阅读：
《抗疫见闻录》
  停止给儿童接种新冠疫苗，这在医学上既不合理也不道德
 Cell：首次对4款新冠疫苗的效果进行头对头比较
Nature：谢晓亮/曹云龙等揭示Omicron感染极难实现群体免疫
辉瑞和BioNTech疫苗垄断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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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富士康事件中的两种恐惧</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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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晓看，2022-10-31

富士康事件的发生，让人揪心。对于这些家在河南的年轻打工人来说，挤破园区的围墙，拖着行李箱，徒步几十上百公里，回到老家，他们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是什么驱使他们这么做？
他们恐惧的主要是两点：第一，被隔离之后的生活，第二，被感染之后的担忧。
被隔离之后的生活，完全取决于当地能不能协调好力量，一要组织安顿要隔离点的住宿，二要保证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但是，园区和企业其实是两张皮，名字虽然叫富士康，但一个是企业叫鸿海集团，一个是对接企业的园区物业叫富士康科技园区，他们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各自又归属不同的主体，并没有能做到协调统一。
企业要想方设法保证生产，不能停也不敢停。整个富士康在河南雇佣了30万劳动力，对接的是苹果生产链。9月7日iPhone14都已经发布了，但生产远远跟不上，如果企业不能保证生产，产业链就会转移到印度、越南等新兴国家，他们是天上掉馅饼，我们这里则是30万劳动力失业，断了收入来源。停产，经济就会下滑；失业，社会就会不稳定。企业，只能卯足马力完成订单。
员工的住宿和生活，由园区物业承接。这是一块香饽饽，30万人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占了当地社会消费总额极大一部分，人人都想分一杯羹。仅仅是园区提供的工人宿舍，就分了很多区，每个区都由不同的地方国企建设管理。隔壁的城中村，也成了利益链上的一块。企业员工纪律性都很强，河南的孩子也都很老实，按照两点一线的生活方式在运转，平时基本上也不需要有太多物业管理人员。所以，有的小区住了1.6万人，也才需要50个管理人员。
这种格局，就是“有利一拥而上，有事一哄而散”。平时大家有肉吃。企业生产顺利开展，员工拿到工资，地方建设的物业承接消费，不止赢两次，简直是赢麻了。但是一出事，问题就来了，力量完全跟不上，亲兄弟开始明算账，变成了互相甩包袱。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生活，分属不同主体的园区各自为战，隔壁城中村无人问津，隔离点物资得不到保障，年轻人的生活就变得艰难，然后开始害怕。
年轻人们出走的第二个原因，来自对被感染的恐惧。被感染了，有200多种后遗症，其中还包括了不孕不育。一位专家在演讲中强调，现在必须坚持住，只要我们坚持住，再过十年，发达国家就没人了。因为他们的劳动力都死光了，没有人从事生产了。到时候我们打开大门，不用去跟别人竞争，自然而然就成为老大了。
病毒一开始的时候，自然是非常凶险的。但是随着奥米克戎的演进，传染力变得更强，但毒性却在下降。许多医学观察的结果都证明，现在的奥米克戎，已经降到了流感一个级别。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流感都会死人，而奥米克戎目前没有出现重症。
但是，我们许多的宣传还在坚持把这一病毒视之为洪水猛兽，极力渲染其可怕的一面。每天都在播报那个国家感染多少人，重病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在这样报道中，他们这些国家的确也是人快死绝了。但是今年的万圣节，他们依然是人山人海，生活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然而这种宣传，却让我们自己人深信不疑，对感染的恐惧胜过了对工作和工资的需要。于是传言开始出现，年轻人开始奔逃。
看到这个局面，郑州当地防疫部门都开始喊话：症状很轻，不要害怕！关键词就是“载毒量低”。
但这无济于事，长久的宣传已经使人对病毒的恐惧根深蒂固，人们害怕感染甚于丢掉饭碗。这就是“清零政策”的社会民意基础，以至于每次出现隔离，小区群里声讨得最多的就是那个“放毒”的人。精英知识分子们总以为自己是站在老百姓一边，事实上每次都是他们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既有恨铁不成钢的埋怨，更有落花流水的惆怅。
要避免类似富士康之类的事件发生，就不能再一味宣传病毒的恐惧了。事实上，富士康并没有做错什么，甚至是在做一项伟大的实验，那就是在疫情没有过去的情况下努力维持生产，保住订单，保住就业，稳住经济。只是两种恐惧的叠加，让他们的努力看起来比较失败。但是即使是这样，生产也没有停顿，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但是如果继续渲染病毒的可怕，可能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政策缺乏弹性，民间深陷恐惧，只好继续层层加码。好在，沿途的河南民众给打了一个样，即使是深陷所谓“疫区”，他们依然设立了志愿补给站，为返乡的年轻人提供帮助，并不是人人都害怕。
编辑：Wind
图片：田园系列 ｜JM摄影记者 萨其马

延伸阅读：

《抗疫见闻录》
 富士康基层管理者亲述：这15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富士康员工“徒步返乡”前后
富士康事件，打了谁的耳光？
过去十年，富士康对郑州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说，不能让富士康跑了？
富士康想清零，但工人不愿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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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蒋勋：盼疫情消散，愿众生圆满</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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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4 Oct 2022 13:40:10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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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勋 ，2022-10-04
2022年的夏天很特别，从春天到初夏一直在下雨。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低温的五月。大概到六月中旬的时候，雨就停了。你就感觉到这是一个明亮的夏天，因为阳光很亮，亮到眼睛都睁不开。
今年我的心里一直有某一种期待。疫情真的很久很久了，人与人之间也不敢有太多的接触，很多的活动都因此停止。
2022年五月到六月台湾疫情非常严重，我几乎中断了跟外界所有的接触跟来往。对自己负责，也对别人负责，尽量避免感染这种事情。
我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慢慢沿着淡水河走到渡船头。我有一个画室在渡船头，不是很大，可是很安静的一个画室。所以我每天走四十分钟到这个画室，听着音乐，然后开始画画。
♬蒋勋：盼疫情消散，愿众生圆满


 音乐的力量
很多喜欢音乐的人可能特别选一个今天要听的音乐。可是我不是，有时候我连续好几天都在听同一个音乐，甚至有时候只有人声没有伴奏。这种音乐是教堂里面对于圣歌的咏唱，是有信仰的声音。
在巴黎读书的时候，每个礼拜天的下午五点我就会很主动跑进圣母院。因为大概在五点前后就会有圣诗的咏唱，我很喜欢在教堂里听人干净的声音。
我在音乐厅、歌剧院都听过这种演唱，可是气氛完全不一样。巴黎圣母院，一个古老的石头建造的建筑，它里面有很多很高的拱，人生的声音，好像是从天国慢慢慢飘下人间来的。
我觉得音乐里面还有一个部分是氛围。在巴黎圣母院这样一个古老的石头建筑的拱廊之间，那个干净的人的声音的回荡，里面有一种力量。
 媒体的力量
  疫情时刻打开手机看到的讯息都是让大家很焦虑很慌乱的。
我们的媒体常常很夸大一种死亡或者是惊恐，尤其是报道两岁三岁孩子染疫的时候。我相信孩子的父母是非常焦虑的，可是我也怀疑媒体是不是过度的放大了这个焦虑？有多少家里有孩子的父母看到这个消息，会失眠会惊慌？
媒体在释放讯息出来的时候，要考虑到会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你可以报导，你可以提醒大家要小心，可是你要有一个安慰的力量。
在疫情的慌乱当中，我们好像少掉了这个安定的部分。事情是很严重，可是可以好转，我们可以期待好转的到来。
比如，我今天到医院看一个朋友，我知道他病况很严重，可是我还是要给他找到一点有转机的机会，或者是一个安定的机会，让他觉得有一个支撑的力量。
你总不会跟他说，反正没希望了，你就完蛋吧。我想人性里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当时就希望能够画一些画，首先是安定自己，其次是给别人安定的力量。因为我也慌了，怎么连幼小的孩子都染疫了呢？
如果自己在这个年龄离开人间，我觉得好像你也玩过了，该去的地方你也去过了，你没有那么大的遗憾。
可是孩子、青少年，他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他们应该被祝福。
画作的力量
所以，当时我就想画一张祝福的画。有一次我在一个餐厅里面，看到他们在很简单的玻璃瓶里面插了三朵菊花。这种菊花一般被称为“牡丹菊”。
它非常大，开放以后，几乎是一个完整的圆形，从花蒂到花蕊中心的地方，颜色慢慢由绿色过渡到浅粉红色，然后越来越浅，最终呈现出一种白色。
三朵菊花都是圆形的，它给我一种很圆满的感觉。
在东方“圆”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为什么在“圆”底下要加一个“满”，变成“圆满”？为什么我们每个月都会期待月圆？因为“圆满”里面有一种祝福的意思。
初一初二初三的月亮是新月，它也很美，可是我们叫“缺”。月缺的时候，我们总是缺憾。在缺憾里面，人们期待一个月中月亮完全圆满的那天，就像我们期待中秋节晚上的月一样。中秋的月光是这么明亮，这么圆满。
所以我就希望能够画一张画，在这个充满了缺憾的，惊慌的，焦虑的疫情时刻，给人一种圆满的祝福。
我有速写的习惯，当时也画了素描。所以我就从手机里面找到这幅素描，开始在空白的画布上把这三个圆完成。
它是浅浅的粉色，要用什么样的颜色才能去衬托这个浅浅的粉色呢？夏天的阳光非常合适。所以我就用很明亮的黄色来衬托。
黄色是高明度，红色是高彩度。高彩度是很容易被看到的，所以如果在一群人穿不同颜色衣服的时候，你穿了红色，你就很容易跳出来，所以民间很喜欢用红色表达喜庆的感觉。
我也注意到，古代的皇室常常用明黄色。因为黄色的高明度，它在很多颜色里，也会立刻跳出来。所以我就用它来衬这个浅粉色。
这张画大概画了一个多月，很希望这张画能够变成对大家的一个祝福。
浅浅的粉红跟金黄，这两个颜色都是愉悦的，都是夏天里愉悦的祝福的颜色。特别是大家在疫情当中，心情沉重慌乱的时候，我希望这幅画能够带给大家一种温暖跟喜悦吧。
艺术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可有可无的。可是，我想艺术、美存在的一个价值，就是让人在沉重的、严肃的、痛苦的时候，可以让人们喜悦起来。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这幅画挂在一个台北的闹市区的角落，给大家一点祝福。
 本文转自蒋勋官方粉丝公众号
作者：蒋勋﹙1947年－﹚，台湾知名画家、诗人与作家。福建长乐人。生于古都西安，成长于台湾。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现任《联合文学》社社长。
 编辑 ：王赟
 配图：蒋勋画作｜图源：蒋勋官方粉丝公众号（jiangxun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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