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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Jointings.org &#187; 创新</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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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人工智能时代的设计教育方向</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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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06 Sep 2024 05:32:42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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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124; City
赞助稿酬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 不夜侯， 上海，2024-08-30


伟大的科技创新来自于创意，2011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正式将STEM变成STEAM，2023年，我国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艺术教育对AI时代孩子的重要性，更甚于工业、互联网时代成长的孩子。
2024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举办了二十周年庆的学生作品展，魏劭农院长主持了展览的收官论坛讲座《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与产业背景关系》。魏院长认为，未来的设计的前景在于回归自然、回归生活。他说：
“因为自然和生活是我们人类在这个星球里边的一个底层。回归自然、回归生活、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潜在的对人的本体和人性本体的一种摧毁性的力量，会怎么发展，还真就看我们今天的教育往哪里去领导。
我不大同意把人工智能简单的看成一个纯粹的工具，我现在不想这样去看。如果你只把它当一个简单的工具，跟他的对话，最终的后果是，你会成为他一样的工具。
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审美都是统一了我们的认知，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地位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岌岌可危。相反，你不把它当做工具，而是当作是一个对话的可能性，当作一个你的工作伙伴，那么你提出来的问题，就不是问它‘这个东西我要怎么做出来’，而是在跟他商量‘这个东西你看我们从什么角度去做好’。”
魏院长邀请了优秀的设计师、商界企业代表和海外学界的教授，与设计学院的师生一起讨论了人工智能时代的设计教育和产业应用方向。他指出，虽然今日所谈及的内容在当今产业中发生的很少，但未来5-10年的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的整个产业背景的变化肯定会朝这个方向去走。
知名工业设计师杨明洁、跨行业的先锋设计师胡海杰，商界代表吴品慧、法国国立工艺学院教授、科学社会与技术系主任让-克洛德·鲁阿诺-博巴兰（Jean-Claude Ruano-Borbalan）和法国国立工艺学院创新系（全球化与未来研究）教授卡里姆·梅贾德（Karim Medjad）分别做了主题分享。
杨明洁：技术的发展应该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友善，而非越来越对立
 
杨明洁先后就读于浙大与国美，获德国WK基金会全额奖学金赴德完成穆特修斯学院工业设计硕士，后任职于慕尼黑西门子设计总部。
入选《福布斯》2015年“中国最具影响力设计师30强”和“中国最具发展潜力设计师30强”榜单，同济大学客座教授。
2005年，杨明洁创办了独立设计品牌YANG DESIGN，成立至今，囊获了包括红点、IF、日本G-Mark、美国 IDEA、 CES智能家居产品设计大奖、欧洲 Pentawards 金奖、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银奖在内的上百项大奖；
2013年，他投资创办中国首家私人工业设计博物馆;
2015年，创办生活方式品牌“羊舍YANG HOUSE”。
杨明洁认为，面对机器与算法，我们首先应该成为一个人，而不是异化为工具；对他者，我们首先应该成为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在名为《AI THINK, I THINK》的主题演讲中，他回忆了自己美学风格的形成过程。
我觉得每一位设计师的作品风格，其实都是基于其成长的背景、文化自然而然的生长出来，这个是不可以被量化、数宇化的，也无法被 AI所取代。这些才是数宇时代最弥足珍贵的部分。对于我而言，最感兴趣的是空气感。这种空气感源于我自己童年的一种美学记忆。
我的老家在杭州。梅雨季，我会很长时间待在西湖边。可能很多人非常讨厌整天下雨，但是我超级喜欢。因为这种雨天，在西湖边，那种细密的雨丝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层层雨幕，眼前的现实世界由近及远，逐渐由清晰化为模糊。此时不但视觉被雨幕所虚化，听觉也单纯化，只有雨丝细密的绵绵之声，嗅觉也仿佛只剩下水土花草的清香！所有的感官被雨这样的介质剥夺，上升到一个纯净、美好的世界中。
 来自于西湖烟雨的这种虚空、暖味不确定的这个认知，形成了我的一种美学的技能、技艺。后来我又去研究这种视觉经验。自然界的雨、雾、雪、冰，其实是由“水”的液态、气态、固态三种不同形态构成了透明度不等的遮挡物，将现实中嘈杂的场景变得一致，形成了大面积的留白。这种虚空的留白所带来的“暧昧”与“不确定性”，就像中国文字的“模糊性”一样有趣，是在文化与审美当中，中国与西方很重要的差异性之一。西方的理性主义思维判断事物的方式通常为“是”或“不是”，而东方思维则是在一种“虚”与“实”，“是”与“不是“之间的中间暧昧地带寻找可能性。
杨明洁以羊舍采用回收材料与 FDM3D打印成型工艺完成的“莫比斯环”椅为例来说明：手工艺的自由与个性在数字时代又以另一种方式得以体现，但结果并不相同，类似“莫比斯环”多维空间转折结构是工业时代无法实现的。

图：羊舍“莫比斯环”椅（来源：YANG DESIGN）
杨明洁力图通过一种诚恳的态度与精炼的设计，将技术如何影响未来的生活可视化，进而带给观众以启迪：技术的发展，其结果应该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友善，而非越来越对立!
他认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边界正在消失，交互体验变得更为友善与高效。在真实物理世界，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受限于时间与空间的障碍，在虚拟数字世界中，互联网与传感技术将这种关系的边界打破，尤其是通过视觉与听觉这些可以被数字化的信息沟通不受时空的限制，实时沟通，互动产生了新的形式，这同时也减少了在真实物理世界的互动。
吴品慧：AI可能帮你提升追踪，筛选的效率，
但不能代替人对市场的洞察和产品的改进
吴品慧拥有20多年商业、营销和销售管理经验，于2014年加入优衣库，现任迅销集团全球执行董事、优衣库大中华区首席市场官（CMO），此前曾经在联合利华、强生、可口可乐等跨国快速消费品和零售公司工作。
&#8220;我始终相信设计的本质是基于人性进化的需求，提供大家作为一个人，在技术上面，未来能够生活的更好的一种 Solution（解决方案）&#8221;，吴品慧在此次论坛上分享了优衣库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应用到服装行业的实践心得，从消费、销售、传播领域的角度探讨了AI与未来的关系。她认为AI的确给服装行业带来很多便利和进步，AI除了帮助实现了用户定制，还改变了人类工作的方式：
AI可以根据关键字快速在网络上抓取流行，形成产品状态，AI辅助创新的周期可以节省30%。目前服装行业的新品牌，包括电商品牌，很多的设计可能不是百分之百原创。通过大数据和AI洞察去实现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AI影响并应用于全球范围的企业。比如，目前阿迪达斯最顶尖技术的全自动工厂德国“Speedfactory”工厂由智能机器人负责生产球鞋。试运行阶段大约有十名员工负责设备的测试和维护，其终极目标是百分之百的自动化生产。
 阿迪达斯的FUTURECRAFT是数据收集利用、量身定制等于一体的‘科研机构’，FUTURECRAFT STRUNG 是首款「数据编码」的跑鞋，通过集合全球各类型简者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利用机器打造出无峰鞋面的编织结构。
 再比如，Levi&#8217;s正使用其独特的 F.L.X.技术以最现代的技术生产出复古(Vintage)牛仔裤。区别传统做旧的18-20个工序步骤，FLX.只有3个步骤:创建一个基础的做旧效果，然后透过激光进行效果完成处理，最后进行洗水。在做旧日基础上，透过使用染料和漂白剂，创造出更多的颜色。更减少对水资源的浪费，进而控制产量，防止生产过剩，确保推出的款式能对应瞬息万变的潮流趋势。
生产部分，美学上原来无法实现的，现在可通过AI辅助实现。AI能缩短、进化工艺生产的效率，这个价值是非常大的。
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吴品慧同时也认为：“透过AI的数据推导出消费者的需求，例子——进化的顾客需求，透过数据不断演化推算消费者的需求，了解买与不买的需求背后的关键字是什么，然后加入到下一代产品的研发中和设计中。而这个过程是AI不能告诉你的，利用AI（只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洞察市场，提升效率。短期生态系统能够得到好处，但对消费者，长期不是好事，因为面料的开发和工艺制作需要投资，比如轻薄透气的面料，和谁谁谁合作。”
设计师未来的工作方向随着AI改变。吴品慧认为，经济形态改变，传统岗位消失，新职业方向的特点是：

通过AI 加持 social listen（社交媒体监测），从设计师到(数据)洞察设计师——设计一种可被AI泛化的风格，例如，草间弥生的风格，但是图案是消费者通过设计师的提示词生成的；
通过AI加持，设计师更像创造力整合设计师——AI+设计+技术:设计一个转化消费者洞察的服装设计模型，如何把数据转为设计需求，让AI自主产生设计。

2014年，优衣库在中国组建数字营销团队，并通过供应链流程数字化，在获得消费者洞察后，更好地预测商品的趋势和具体市场需求，反馈融入到产品设计与功能提升上，提高“爆款”概率，将消费者拉进优衣库门店。截至2023财年末（2023年8月底），优衣库在中国已积累了1031家门店，占优衣库全球门店数超四成，且超过了日本的800家门店，是门店最多的单一市场。优衣库的大中华区业务营收达到620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02亿元），占迅销集团总营收的22%，仅次于日本优衣库的32%；营业利润占比达27%，仅次于日本优衣库的31%。今年上半年，优衣库计划系统开设大店。据悉，截至2024年7月底，优衣库计划新开共计21家新店。
从企业营销角度，总会源源不断的生成新的内容来抢夺人的注意力，但从消费者角度，正如魏劭农院长所说，长期刷短视频会导致人的审美变差、脑子变差，变得没有判断的能力。对待信息要取舍，对信息真实性的判断非常重要，不能放弃我们自身对于事物的洞察。
吴品慧也非常赞同此观点：“我非常鼓励大家要去刷（短视频），但是你要带着批判性的思维、跟探索性的思维：它在设计这些 AI的后面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怎么定义底层逻辑的目的，其实才会影响商业应用、品牌应用的营销。
Jean-Claude Ruano-Borbalan：设计教育不仅仅是在学校里面进行，还要和产业界紧密合作
Jean-Claude Ruano-Borbalan（让-克洛德·鲁阿诺-博巴兰），法国国立工艺学院教授、巴黎第一大学社会历史专业博士，现为法国国立工艺学院博士学院管理团队与创新部门成员，并担任创新网络研究（RNI）、Hastec-PSL labex、创新研究网络（IRN）以及法兰西社会创新研究所研究员。
他长期从事学校改革和管理研究，自职业生涯初期即致力于高等教育、社会科学的传播和普及，推动各类高水平的教育和国际传播工作，并作为联合创始人创办《人文科学》杂志且担任主编达15年。于2012年创办法国国立工艺学院社会科学技术史实验室且管理该实验室达10年。
博巴兰教授在主题演讲中分享了他对科技、教育和产业三者间关系的研究与观察，指出，
在设计教育的实践与课程设计中，常规/大学知识往往被认为是低效的，对创造和激发创造力和创新没有用处，为“设计学校”的课程和项目量身定制的知识，更符合当今对创新的需要，是解决复杂问题的关键。
当今的教育形式由一些发达国家所决定的，比如德国、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划好条条框架，一种是自由式。这两种不同的教育方法，取决于受教育的个体是否有自己的想法和自信，有的个体就是适合有条条框框的教育方式，另外一种则是适合自由成长的方式。
 自由成长的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加入各种条条框框，但实践证明，自由成长的这种方式效果是更好的。这也是大部分艺术类、建筑类学科和学校采用的教育方式。有趣的是，学校里这套自由式的教育方式，被产业和企业学习吸收了，帮助企业创造了更多收益。
设计思维、边做边学、基于问题的学习……除了经典的课程，“项目”在这些具体的学习方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设计教育不仅仅是在学校里面进行，还要和产业界紧密合作。
创新项目及相关的教学实践，也可被视为促进创业知识转化经济或社会这一更大体系的一部分。世界诸多知名高校都强调自己与产业联系紧密，因为理论来源于实践，通过项目的方式，可以把产业和教育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不再有大学不尝试开发创新的协作、跨学科课程，它们都具有相似的特点，以“项目教学法”为基础，使用数字协作工具，通常采用基于设计的方法与企业、政府和行政部门或公民社会联系在一起。
中国也有这样的趋势。博巴兰教授表示，在和中国的很多高校沟通交流中，学校也都表示想和产业紧密联系。设计学校、工程学院、技术学校、商学院等越来越关注“做”的重要性和促进创新的教学形式。
博巴兰教授的专业属于人文学科领域，他强调人文主义在科技的发展过程非常重要，因为技术不能够只为军队服务，要发展新人文主义。他曾提出过，我们必须推广能够培养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科学和理性推理的项目、方法和工具。而确定哪些工具需要被推广，应根植于“事实”而非“信仰”。
此外，论坛中，设计师胡海杰也分享了自己作品的设计理念：融合 AI 技术与自然环境给与体验者产生“交互”，以此鼓励参观者重新思考他们与环境的关系。法国国立工艺学院创新系（全球化与未来研究）教授卡里姆·梅贾德（Karim Medjad ）做了《关系教育——人工智能时代的产业：展望2030》的主题演讲。
Learn the rules like a pro, so you can break them like an artist.
（像专家一样学习规则，才能像艺术家一样打破规则。）
——Pablo Picasso（巴勃罗·毕加索）

编辑：一白
延伸阅读：
孩子的人生就如审美，不是教出来的，是浸出来的
 “艺术、科技与教育”论坛：艺术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这位浪漫的“时空裁缝”，用设计储存时光的记忆
杨明洁：设计并非只是商业的工具
近10年深耕，优衣库迎来数字化的第四阶段｜CXO谈全域经营
《AI共森》以交互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艺术家胡海杰以叙事逻辑塑造空间体验
杨冬江：人工智能时代 设计教育如何因时而变
翟振明：论艺术的价值结构
联合国呼吁重塑全球教育系统，创建学习型社会
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
徐冰：创造这个基本动力，是艺术的核心，也是人类所有学科的核心
陈娅杂谈｜从ChatGPT想到创意教育
《终身幼儿园》
你捐给H&#38;M的回收衣物，成了非洲海滩的「垃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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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杨峪小朋友赞助本文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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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稿酬由本文作者、JMer与上述赞助人联合赞助给比曲么尼扎治病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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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郑钦文的金牌，始于15年前中国网球的一场巨变</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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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05 Aug 2024 10:17:22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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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124; City
作者：张卓，2024-08-04， 北京

单飞的故事
美好的故事始于15年前。
2009年。北京奥运会刚打完，中国网协正式同意四个女子网球运动员率先单飞。四人名单：李娜、郑洁、彭帅、晏紫。
现在回头看，这是中国网球划时代的壮举，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单夺金和混双夺银均始于这场改革。
中国网球此前的管理模式和大多数运动项目一样，举国体制，统一家长制模式。球员的训练、参赛、经费使用和奖金分配必须由网球中心或国家队统一管理，球员大概可以拿到职业赛事奖金的25%。
但网球是非常特殊的运动：拥有全世界最完善的职业体系，球员没有名额限制，也不需要教练选派，觉得行就去打对应级别的比赛。一年11个月，顶尖的职业选手奔波在四大满贯赛事和各类杯赛、巡回赛，以争取更高排名和高额奖金。
在中国，奥运会意义重大，但在网球这个单项，奥运会可有奖金，没有职业积分，温网、澳网、美网和温布尔登四大满贯赛事的夺冠的意义和价值远超过奥运冠军。
所以在网球这个项目上，中国球员和体制的冲突最先发生且特别尖锐。
最早的挑战者是彭帅。2005年，一直在舅舅培养下成才的彭帅要求在教练、奖金和参赛上脱离国家队管理模式，享受充分自由，引发轰动。当时时任网球中心主任孙晋芳毫不留情批评：有些年轻的运动员只想奖金，不考虑大局。

「彭帅事件」后，李娜也在全运会输球后公开炮轰国家队：国家队训练意义不大，找不到归属感。导致网羽中心表态：李娜绝对不会代表中国参加北京奥运会。
想脱离体制？15年前，约等于不爱国。
虽然批评过彭帅，但当时时任网羽中心主任的孙晋芳是赞成改革的，这个女排前功勋队长知道，职业化是大势所趋，网球尤其特殊。再加上2004年孙甜甜、李婷拿到雅典奥运会女双金牌，好成绩为中国网球的职业化改革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但体育总局强烈反对单飞：网球哪里特殊？乒乓球，羽毛球也是个人运动。
李娜在自传《独自上场》中曾回忆，她不知道最后「孙主任如何力排众议推动了改革」，但是她非常感谢孙晋芳，如果没有孙的大力支持，「我们这一茬运动员也会向前辈一样悄无声息的沉寂了。」
单飞不是谁都能单飞的，网羽中心特意选了当时成绩最好的四个女运动员作实验，并制定了单飞合同：教练自主、奖金自主、参赛自主。只需将一年的赛事按周期上报，然后将收益的8%—12%上交给国家队。另外，如果职业赛事和训练和奥运会等赛事发生冲突，运动员要听从国家调配。
李娜说，虽然有些限制条款，但自己一听到可以单飞了，「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就签了，「因为打了十几年网球，却从来没体会过真正的职业网球 ，这是自己最大的遗憾。」
郑洁是在2008年底一年一度的国家网球队冬训期时知道可以单飞的。「自己打？」郑洁起初不太理解，直到网羽中心领导解释说从此刻开始，你可以自己组队，自己冬训了。她的第一反应是「乐坏了，终于可以回家住了」。
2008年年底国家网球队在江门的冬训，四个单飞选手都没有参加。
自由的代价
李娜形容单飞是运动生涯的「重头再来」。任何事情都要自己规划。
自己规划赛事行程，订机票、酒店，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或调配团队成员：康复师、体能教练，医生，技术教练…… 团队可以人多，也可以人少，比如郑洁觉得自己的发球不好，曾经为了修改发球，特别聘请了一个很贵的美国教练，周薪超过3000美元。另外，还要找到经纪公司帮忙打理广告、赞助、行程，签证等一系列问题。
体制内的运动员所有的费用由国家承担，但单飞后，首先面对的是经济问题，所有训练，康复，交通都要个人承担。李娜单飞第一年奖金是70-80万美元，团队一年开销700万人民币，算下来亏200万。

李娜2014年澳网夺冠时的团队规模
郑洁单飞第一年，199万人民币的奖金，除去一般WTA赛事30%的平均税率，以及向中国网协上缴税后奖金的8%的费用，纯收入128万人民币。
2009年郑洁接受我的采访时曾告诉我，她挺满意的，虽然很难，但收入肯定比2008年多，她的教练也是她的丈夫张宇算过：只要WTA排名不跌出30名，团队是有的可赚。
这意味着一个职业运动员每年都必须保持好成绩，排名下降或者受伤，个人损失很大，「以前在国家队，这部分损失国家承担。」郑洁说。
重压之下为什么还是向往单飞，因为自由。
首先是可以聘请自己认为合适的教练员。郑洁单飞后选择丈夫张宇作为教练，第一是因为丈夫作为一名前国家男队的成员，以前打球就以头脑聪明著称，这点和郑洁球风很相符，一对一的辅导也摆脱了国家队大教练组的粗放式管理。另外，张宇是世界上最了解她的人，网球是一项非常孤独的运动，在一年漫漫征途中，运动员其实更需要心理上的按摩和支撑。
郑洁和张宇
相似的理由也让了李娜选择了丈夫姜山作为教练。
运动员既是运动员，又变成了老板，有权开除和选择员工，「不仅要领导好自己，还要让这个团队保持好的状态，为自己服务。」李娜在自传里回忆，还有语言问题，网球教练大多说英文，网球运动员交流也是以英文为主，融入这个圈子，英文能力一定要好，只有融入了，才能获得更多的教练信息和行业信息。
李娜之前，别忘记郑洁
单飞后，先取得好成绩的是郑洁。郑洁的排名在2009年一度达到15名，创造了中国网球女单选手中最好成绩。
如今李娜的故事已广为人知了，但郑洁的故事更具普世性。在第一批单飞的四朵金花中，她不是能力最强的。
年龄最小的彭帅技术最好，成名最早，但情绪不太稳定，可以爆冷赢强手，也能输给无名小辈；实力最强的李娜性格最冲，和体制的冲突很大，晏紫双打好，单打排名不高，单飞第一年奖金才9万美金。
郑洁最温和，细声细语，不动声色。这样的性格来源于她一直不被看好的经历。因为身材矮小，省队不要，国家队不要，跌跌撞撞走进网坛。

四川成都塔子山网球训练基地，在玩网球的孩子中，没有一个孩子愿意和郑洁搭档。
年幼的郑洁的绝望也来骨龄测试。根据机器判断：这个女孩身高最多不会超过1.65米。那个时代，网坛的顶尖选手是1.75米格拉芙和塞莱斯，后来欧美人见到郑洁也会笑称，中国的LITTLE GIRL。
郑洁有一双和身材极其不相称的健壮大腿，这是因为她的启蒙教练提醒过她：「以你这样的身体条件，必须要有一双好腿，否则打不出来。」
打不出来就拼吧，从地方体校拼到全国青年比赛，拿了很多奖牌，但还是没被国家队选中。原因还是：身材矮小。后来因为备战九运会，四川省扩充了网球队编制，原本不在考虑之列的郑洁捡漏入选。
命运齿轮也由此转动。
那一年，郑洁日后的双打搭档晏紫被派往美国集训；湖北省一个叫李娜的网球天才横空出世。
郑洁艳羡啊，她回忆儿时跟李娜打球，不敢上网，因为对方力量太大，接不住。成年后，小威廉姆斯发出的球也让郑洁有过相似的感叹。
2002年釜山亚运会又是一个意外的机会。因为李娜退役了（感兴趣的可以查下李娜退役又复出的故事，很有意思。），郑洁凭借和晏紫在双打项目上的优势「挤进」中国队。这次亮相并不美好，可以用「糟透了」形容，中国网球队颗粒无收。但郑洁觉得挺高兴的，至少可以打职业比赛了。
在国家队的统一安排下，她开始搭档晏紫专攻双打。当时国外没人专攻双打。
因为排名低，两人必须从职业初级比赛打起。但即便如此，她发现跟她年龄相仿的国外对手们对职业赛事更老到成熟，这是她没想过的生活：从十四五岁始就能进入青年职业联赛，没有固定教练，往往家长陪着，或者来自不同国家的几个运动员，一起相约比赛。
中国的网球选手和世界网坛是格格不入的，甚至中国网球在奥运会也是不被关注的项目。
郑洁曾经回忆，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郑洁和沙滩排球队坐在中国奥运包机的最后两排。聊天时，她问沙排队的一个女孩奥运任务是什么，对方说赢一轮。两个女孩相视而笑，因为和沙排一样，总局给网球订的目标也是赢一轮。
结果2004年雅典奥运会，李婷和孙甜甜创造了奇迹，一枚奥运金牌震惊全国。郑洁在首轮输给日本选手，哭得一塌糊涂。
哭完之后，开始大爆发。
2004年郑洁意外杀入法网16强，创造了中国女单在大满贯赛事的最好成绩。同一年澳网女双决赛，又和晏紫从头号种子中抢回三个赛点，拿回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满贯冠军，随后，又势不可挡地在温网捧杯双打。
若说中国网球的的第一次重大突破，李娜之前是郑洁。两个沉甸甸的女双大满贯冠军和法网16强。
「意志力」是郑洁立足网坛的根本。熟悉她的教练知道，如果郑洁要退赛，那她一定是不能打了。网球教练马伟开曾评价当时中国顶尖的三位女选手：论能力，彭帅第一，李娜第二，郑洁第三；论心理，这个排名恐怕要倒过来。
世界排名第一的伊万诺维奇曾是郑洁的手下败将。失利后，她说：「郑洁站位太低了，我很不适应。」，其实她哪里知道，站位低是因为郑洁矮，她从小被告知，必须比对手跑得更多，动作更快，才能赢球。
不负命运
中国网球的单飞实则肩负着中国体育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冒险尝试、外媒当年评价这个改革，犹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强烈的中国特色」。因为运动员一部分的归属权还需要服从国家。

2009年年末，成绩刚有起色的郑洁WTA排名忽然跌到36名。一些外国记者认为是回国参加全运会的后果，外国人不理解郑洁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比赛。英国一家媒体当时评价「中国运动员参赛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和政府间的合同。」
郑洁是四川省队的种子选手，上届全运会，她拿下女双，女单两枚金牌。2009年11月的山东全运会，她表现非常糟糕，女双决赛输球，女单被张帅击败。
颗粒无收。然后就是职业成绩的极速滑坡。
郑洁不愿意把问题归咎参加了全运会，她觉得参赛是对体制的回报，不能成绩好了，就以自我为中心，「我对得起自己，对得起那些从小把我培养起来的教练就可以了。」
当年全运会，她手腕受伤，打封闭上场，我曾在采访时问过她，如果不是全运会，是其他的职业赛事，会退出比赛吗？
「应该会」。
在是否参加全运会的选择上，郑洁没有李娜强硬，后者退出全运会女团、女单比赛。李娜是中国体坛出名的暴脾气，她职业生涯的第一次退役是因为釜山亚运会前，医生诊断她的身体不能参赛，当时的领导说，「你只管给她打针就行了。」
「我毛骨悚然，我才20岁，就算我热爱网球，也不因为网球毁掉自己的一生。」于是愤然退役，回学校读书。
郑洁从不是李娜，她一直都很小心谨慎。

2009年一整个网球赛季结束后，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公开质疑网球单飞模式，理由是：全运会的成绩并不好。
网羽中心内部也有一类声音：有些人不适应单飞模式，这句话暗示晏紫、郑洁「条件不好，刻苦的人就要走举国体制。」
这次看似柔弱温和的郑洁，态度异常强硬。
她建议那些质疑网球单飞的人去看看单飞后她们的冬训，「以前年龄小，更多是被领导教练要求怎么做。现在自主参赛，更多是在想，我要做好，我要为自己打球。」「以前跑不动，跟教练说，不跑了；现在教练让我别跑了，我说，再试试。」
她说，她们这批单飞女孩们，确实在摸着石头过河，需要时间和空间。她的义务是尽最大努力取得好成绩，「至于适合不适合单飞，我不知道应该拿什么来定位。排名还是奖金？」
确实，在蔡振华们的世界里，世界排名30确实不是一个好成绩，但网球是全球公认竞争最惨烈的赛事，前100名选手都算顶尖高手。
类似单飞的争议直到李娜在2011年法网成为首位获得大满贯单打冠军的亚洲网球女运动员才逐渐停止，三年后李娜再获澳网冠军，成为一代传奇，中国网球才真正开放，才有了巴黎奥运会上有7位中国网球选手拥有资格参加比赛。
李娜和郑洁等到26岁才等到了单飞，等到了自由。李娜曾笑称，26岁其实是很多女子职业网球选手退役的年纪，所以她们争分夺秒、努力追赶错过的时间，李娜夺得澳网大满贯时已经32岁了，属于网坛高龄选手。
巴黎夺冠的郑钦文只有21岁，她6岁师从李娜的教练，青年时期远赴国外训练，17岁就踏上职业之路、她的幸运一方面来自家庭的倾心培养，一方面来自一个更开放的环境。
李娜、郑洁15年前的单飞实验是一代中国网球选手肩负使命，奋力突围，以为年轻一代创造机会。
巴黎奥运会女单比赛，郑洁一直担任小郑的解说嘉宾，欣赏之情溢于言表，小郑决赛日，她没有出现在解说席，而是带着郑洁杯的小选手集体观看比赛；据说，有人曾看到李娜一家在女单决赛前两天登上飞往巴黎的飞机。
就像2014年李娜夺得澳网，站在电视机前的郑钦文振臂欢呼，自此种下了冠军的种子。
历史就是代代相传。
中国网球是中国体育一个最大的异类：最早融入全球，最先开始市场化运作，最尊重竞技体育的规律，最先释放个人的天赋和潜能。
郑钦文的故事如此美好，美好到让人艳羡：一个有天赋的中国女孩没有浪费自己的天赋，也没有被命运蹉跎，终在自己最看重的舞台收获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是时机、运气和个人正确而卓绝努力之下的相互加乘，郑钦文说拿到这块金牌，人生不虚此行。
是啊，人生不虚此行，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体验吗？希望更多郑钦文出现，在一个自由自在的体育世界里，不蹉跎光阴，也不被命运折损。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卓见SeeDifferently）
作者简介：张卓，36氪前副总裁、《人物》杂志副主编。


编辑：不夜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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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实验艺术班的大学四年学了什么？</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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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un, 07 Jul 2024 07:22:00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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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专栏】&#124; Columnists&#62;教育说
作者：许嘉婧，后浪研究所，2024-06-20

如果说，全中国最“癫”的专业，中央美术学院的实验艺术班，必榜上有名。它的全称是“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分为实验、社会、科技三个工作室。每年招30多个人。说它“癫”，在于它的教育理念。
从艺考录取开始，考题就和常规传统美术不同了，掺杂着很多脑筋急转弯一样的题目，还经常因为学院老师最近的个人喜好而变换，令人难以琢磨的“反套路”，也被称为“最难考”的专业；
而一旦入学，便如入旷野，入学的第一节课，是学生给院长上课，讲他们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课程没什么硬性要求，一切为了训练发散思维，而实验、不停的艺术实验，更是为了寻找自己和表达自己。
前院长邱志杰的《实验艺术概论》中这么讲，“从实验中得出新的思考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总是需要艺术观念和手法的创新，才能轰击人们习惯化和套路化的感性。”
5月18日-6月2日，半个月的毕业展览，成了这届36个学生各自散养了4年后的交集。或者说，是他们的一场“合理发疯”的集体亮相。
新青年试验场，体验派聚集地，这一期的“WOW人类”栏目跟进了几个实验艺术系学生的毕业作品制作，目睹了他们不断的推翻、探索、表达。我们好奇的是，一场自我驱动的艺术教育，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
实验，不停地实验
4月19日，距离央美毕业作品展只剩一个多月时，税佳仪却决定将今年初就确定好的毕设方向推翻重来，“彻头彻尾地改”。
按照原定的方向，她要把几十个橘子做成种类不同的手工捏捏玩具，原材料都已经买好了，也捏了10几个成型的。做到一半，和导师对了一下方向后，她却突然觉得目前的作品和自己的初衷不符了。
尽管隔壁的油画、雕塑等专业，均是提前一年就要规划好毕业作品，稳扎稳打，毕业展前已经是收尾阶段，但在最后1-2个月开始极限创作，才是实验艺术系的毕业生的常规操作。
“实验艺术就是你得不停地实验，包括这些材料，它们都是一个实验，你得在实验中才能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做。”税佳仪，这位今年的实验艺术系毕业生这么解释。
她的整个毕业实验中，唯一清晰的就是初衷——她想做关于妈妈的主题，尝试通过实验艺术的方式来理解妈妈。
一开始想做橘子捏捏，也是想通过重复性的劳动来体验妈妈的工作。税佳仪的妈妈是四川的一名流水线工人，杀猪厂包装猪肉、剥无骨鸡爪、做方便面蔬菜包调料，什么都做过，一天工作9个小时，只有80块工资，时薪10元都不到。

最开始做的橘子捏捏
但捏着捏着，她多少觉得不对劲了，除了家乡盛产耙耙柑，妈妈和橘子没有任何关系啊？
她知道，新的探索，又得开始了。这是实验艺术系惯有的风格——整个大四，学生都要和老师互相折磨，中间可能推翻过3、4个方案，持续到开展前的最后一刻。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挺荒唐的”。
导师的指导也充斥着某种“荒唐感”。在她的橘子已经捏了一周、和导师汇报进度时，听完她的困惑，导师听完没有直接给出指导，反而是讲了自己与父亲的矛盾，随后问她，“你做这个作品最终想要个什么样的结果？”她本能回答，“我想让我妈开心。”
说完这句话她就哭了，“我觉得很奇怪，就这么一句话，为什么要哭？我想让我妈妈开心，其实它就是一直被压在我心底里面的一个秘密一样，但是当我说出来后，压在心底很深处的东西被翻出来了。”
更多的东西，也随之在不经意间从心底翻滚出来。4月中旬，一个朋友来北京玩，提到央美附近的宜家很好逛。税佳仪的第一反应是，“我又没有家，为什么要去宜家？”她对家的态度，称不上积极。
从小，税佳仪就生活在批发货物堆中，大量购买批发用品是妈妈的唯一兴趣，这些东西很便宜，妈妈觉得买的越多越是“为家里省钱了”。她的拖鞋永远是40号的廉价的大码拖鞋，一次去外面集训住宿，同学问她，“你怎么穿着你爸爸的拖鞋？”她很震惊，第一次知道人们不是都穿这样的鞋的。
“我觉得家里面用的东西没有很特殊，都是批发来的，家在哪都行。家对我来说随便一个空间都行。”这是她一直以来对妈妈的批发行为的消极态度，但也成了她新的毕设方向的起点：若能在逼仄的空间里和批发用品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是不是更能理解妈妈的处境？
5月初，我在北京芍药居的一个地下仓储物流基地里，见到了税佳仪和她制作了一周多的新作品。这是一个5平米左右的小格子仓库，是她花了1000多块钱租来的。她提醒我穿件厚衣服来，即便是初夏，这里的温度也相当低。
杂物，到处都是杂物。各种均价2元以内的衣架、咖啡条和塑料拖鞋，有条理的填满了仓库的空白墙壁，像是批发市场上的一个局促的、空间利用到最大化的摊点。
这些商品，是她从拼多多最低价选购来的，总价值也有6000元。她还把这些零售商品拼合成了小型家具，写字桌是用抽纸垒成的，枕头是用湿纸巾拼的，连她屁股底下的床垫，也是卷纸和T恤搭的。

税佳仪租的仓库
她指了指整个房间，“这就是我的作品，如果明天就开展了，那就算完成了。如果2周后才开展，那我还能多做几件家具，也可以说它还没完成。”
她又很急切地问我，从眼前这些东西中你能感受到什么？
“真正的艺术品是得和你自己强相关的，在聊艺术品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聊你这个人。”税佳仪告诉我，以这样的视角看待，那些意义不明的材料才能变得生动。

税佳仪最后的毕业作品《用》
比起其他美术类专业更注重最后的成品，整个实验过程，都是实验艺术学生作品的一部分。创意，这个idea是否足够新颖、足够打动人、足够表达自己，才是他们最在意的。通常作品的完成难度并不大。
我联系到的几个学生，都经历了毕设过程中的“煎熬”。要知道，当时已经是5月初，距离毕业展仅剩2周。有人的作品已经接近完成，但也有人含糊其辞，说下周与导师开会后，方向可能依然要调整。
“网红艺术家造星的30天”，是彭冲的作品。他想尝试在30天之内通过各种营销手段曝光，给自己打造一个网红人设。他花钱收买了一些新闻媒体、去北京最大的尤伦斯美术馆走秀、购买黄牛票混进明星云集的电影首映礼，把这些行为艺术剪成宣传视频，并把毕业展现场布置成了红毯走秀，邀请观展人来打卡。


彭冲的毕业作品《网红艺术家造星的30天》
整个实验也只持续了30天。做起来很快，但确定要做的过程，往往要持续半年之久。
自我的“暴露”
几乎每个实验艺术品都是一场大众视野里的自我“暴露”。
毕业前的这一年，与其说他们探索的是作品方向，不如说，他们探索的是自我。作品回应的是那个终极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倪明在这一年陷入了长时间的深深内耗。他总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宏大的主题，才配得上本科毕业展这样隆重的场合。所以在跟导师汇报方向时他总有些惶恐，最初他的设想是一段行为艺术，模仿埃舍尔的无尽阶梯，拍摄一段自己一直不停上楼梯的影像。
导师问他，你想表达些什么？倪明讲了自己最近的困惑，“我最近觉得特别无力，快毕业了，我不想进入某种循环重复的生活。”老师重复了一遍，“这感觉特好，‘循环往复’，你只要抓住这个感觉，就表达这个事儿就够了。”
过了不久他接到老师的电话，让他赶紧收拾东西来安徽乡村，老师正在带学弟学妹做暑期实践，不用他负担任何差旅住宿，只要人过来就行。落地一看，老师连摄像机和三脚架也帮他提前借好了，递给他，“你看看你在这里能做些什么吧。”
倪明拿着相机脚架在山野里转了很久，思考着“循环重复”的概念。在一个乡间分岔路口他停下了，往左走是水田，往右走是新开发的日式美学民宿，一晚上最便宜也要2000块。

倪明在寻找合适的拍摄点
强烈的触动，摧枯拉朽地来了。他，一个在鲁西南乡村长大的孩子，来到了北京这座大城市读书，在临近毕业的档口，在环境切换中自我身份的撕扯感，也被拉到了极致——他可以投简历到大公司上个班，又或者回到自己的生长地，父亲曾劝他去参加“三支一扶”，去乡村支教。
自己究竟属于哪一边？他也想不明白。在这个路口处，他无法选择该往哪一边走，他感受到一种矛盾和自我毁灭的倾向，以往一想到未来、他就回答“再看看吧”的敷衍，似乎敷衍不下去了。
他将这些内心的斗争，完整呈现在了他的毕业作品中。这段影像是这样的：画面中正好有两台除草机，一个是红的，一个是蓝的，倪明站在原地，重复地扇了自己5分钟巴掌。

毕业展上呈现的其中一段行为影像
第一次看到时我非常不解，形式过于前卫，像作者故意整活儿。他这么和我解释，“你不觉得画面里的除草机很像黑客帝国中的红蓝药丸吗？我就觉得这地方太好了，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所以，倪明的整个作品都是他穿着粉色的连体衣，在山林里扎马步、做蛙跳、翻跟斗的行为艺术影像记录。作品名叫“我练功发自真心”，简介也很简单：“在安徽考察时，偶然听导游说这里是《卧虎藏龙》中大侠李慕白牵马的地方，便想象自己是在竹林中修行的侠客”。

毕业展上倪明的毕业作品《我练功发自真心》
相比之下，李晴的作品似乎更好懂一些。她把一辆山西大卡车改装成露天泳池，并开着它去到山西阳泉市几个附近村镇，让煤矿工人们一起玩水。山西县城缺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不知道的是，通过制作这个作品，李晴和家里完成了和解。
这辆卡车是李晴父亲赖以谋生的工具，家里有三个孩子，李晴是最小的一个。父亲经常开着这辆车运送水源给附近村镇的煤矿工人们，来养活一大家子。一次李晴过年回家，他指着这辆卡车说，“你就是靠它上的大学。”

李晴父亲的卡车
李晴深受触动，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今年已经64岁了，和她相差了近40岁。时常她觉得自己和父亲有很深的代沟，她不理解父亲是怎么生活的，父亲也不理解她在学的什么实验艺术——我问过很多实验艺术的学生父母如何看待他们所学的专业，得到的回答大多是“爸妈只知道央美的牌子很硬，但不知道我具体是干什么的”。
李晴想用一种最直观的方式告诉父亲她在学些什么。在她眼里，父亲就像卡车坚固的外壳一样，她就像其中温暖的水源，被父亲保护着长大。于是她提出向父亲借这辆卡车来做毕设，父亲的反应很激烈，“你把车拿走了我用什么？改造这辆车有什么用？”父女俩大吵了一架。
“他还是不理解我们专业是做什么的，我就想让他看到我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会得到怎样的反响，我想得到更多曝光，让他明白我做这件事能如何感染大家。”
李晴说，这辆车严格来说其实是父女共同完成的。父亲被说服后，每天一大早跟着她一起去改造车辆，帮她贴马赛克瓷砖。

李晴的毕业作品《被黑簇拥的蓝》
这辆改装车最后成为了今年最具话题度的优秀毕业作品，也成了父女之间的连接桥梁。
散养中的“自发”
对大部分经历过高考、循规蹈矩、目标明确、一进入大学就为了若干年后的就业做筹划的年轻人来说，这群实验艺术学生的大学四年，未免太随性了。
倪明的大学生活，更是随性得“登峰造极”，学生简介上获奖经历写的都是“无”，但他却有几件拿得出手的历史作品：第一，他曾偷走了别人家上私锁的共享单车；第二，他曾通过不停摩洗一块地板砖，让它变得特别新特别亮；第三，他在贵州乡村实践时，亲身尝试着从山下往山上翻滚……这些行为都是他自发想做的，并没有任何展览或投奖经历。

在贵州乡村实践从山下往山上翻滚
自发，正是这四年，实验艺术学生们的关键词。
实验艺术系有个传统，入学的第一节课就是换位教学——由学生给院长上课。每个人都要给院长报自己感兴趣的选题，再制作PPT轮流上台讲，有人讲网恋，讲“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文学范式……
院长很想听听年轻人在关注着什么，不会给他们圈定什么范畴，也希望他们都能有各自专精的领域，在大学里继续发挥下去。
尹欣航在入学第一节课分享的是“鼻子整容”，领域相当细分。她细数了哪些明星的鼻子是整过的，又讲到整个整容行业。
她对鼻子的关注并不是空穴来风。从小，爸爸就一直说她的鼻子不好看，是一个败笔，高中毕业后就要带她去整容。久而久之，她见到任何人第一面，总是最先关注这个人的鼻子周不周正，这让她被迫成了鼻子领域的大师。
她对鼻子的执念一直存在。直到毕业展览，她还真找了不同的人做了386个鼻子模型，“翻模再制作的过程是庞大的，从倒模、修模、涂脱模剂到调、调色，再到脱模、刷粉、装袋、装订，我已无心在意谁的鼻子好看、谁的不符合我的审美。它们只是一坨坨肉了。”她说，这个作品让她解开了一个心结。

尹欣航的毕业作品《Yes!Nose!》
实验艺术的大学课程几乎没有强制的硬性要求，主打一个“杂而不精”。在这里，你可以学写诗、做木工、做网页，一切实践都是为了思维发散训练。
税佳仪印象最深的课程是去动物园实践写真，她们蹲守了一周，观察了很久长颈鹿，看它们在园子里没有伙伴很无聊。她想到自己看过的《动物世界》纪录片，长颈鹿在草原上会用脖子和同伴打架，那是一种娱乐方式。于是她就设计了一个楼梯那么高的玩具，专门陪长颈鹿打架。
他们也经常一起去乡村实践，比如去东海岛做鸟类写真、去安徽贵州等乡村做口述史。在贵州的乡村里，倪明走进了一座空心村，看到屋子里遗留的课本、磁带、布鞋等老物件，墙上有这家小孩默写的古诗。
“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想象一个家庭是怎么培养这个孩子的，他的成长轨迹是怎样的，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往上升，他又离开了这个村子。”
他重组了家里的物件，把布鞋给梯子穿上，又从房间外边摘了一个无根的野草，放在床头柜上，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房间”。


倪明的作品《温暖的房间》
在这片自我驱动的旷野上，老师们是学生的指路灯。
在实验艺术系，灯塔相当多，平均1个老师只辅导2个学生。说是指导，老师更像是学生精神状态的监护人，每过一两周就会了解一下大家最近的动向和新想法。
这是倪明和导师习惯的交流模式：他向老师提出自己最近的想法，拍一段“和一条陌生的狗建立关系”的行为影像。老师问他，“这狗怎么你了？”他一通解释，在他眼里狗如何象征了人的社会关系。老师听罢只说，“去做吧。”
这是最让我震惊的部分——在大三时期，倪明想休学。当时是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其实也和疫情没什么关系，只是他突然感到很迷茫，又想到自己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旅行，就想这样做。对于这毫无规划的举动，老师们却非常赞成，觉得他是应该松一松自己。
倪明独自坐火车穷游去了成都、重庆、拉萨、西藏等地。而导师唯一提出一点建议，让他写下10件休学期间想做的事。“不是什么长远的，什么我要赚5万块钱那样的事，都是一些具体的，比如要练琴、看一本书什么的。”倪明说。
散养之下，他们会自己去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向。
我发现，基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项领域，尝试过创业的也不少，毛绒玩具、滑雪器材、民族服饰、自媒体博主，什么都有。
他们维持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风俗，大三后基本就没见过什么同系的学生了，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事在忙，最好就是互不打扰”。
被轰击的“套路”
5月18日开启的央美毕业展，成了他们各自散养了4年后的交集。或者说，是他们的一场“合理发疯”的集体亮相。
实验艺术展区在三楼，有种怪诞的气质，作品的形式千变万化，影像、声音、装置、互动、行为等等，都可以是实验艺术的形式。
5月21号那天我来到央美展区，刚一上楼就听见持续不断的呜咽声音，它来自一个由羊角搭建的乐器，作者是家乡贺兰山的羊角，切割并重组成巨大乐器，可以从各个位置吹响它。

鲁艺冉的作品《周而复始》
场馆中央有个巨大的园艺系统，是自制的水循环系统，保存了美丽的花束。
原本作者设计为流动的水，但由于场馆不能走电，担心危险，最后它呈现出来的震撼感显得弱了很多。

陈铭的作品《花束献给你》
旁边还有个巨型的婴儿椅，名叫“巨婴”。我抬头看，上面隐约坐着人。
一位学生徐陶雨泽告诉我，那位作者有点社恐，第一天开展时在巨婴椅上坐了一天，后几天他们几个学生约定好要轮番上去坐着撑场，这是实验的一部分。

陈玫冰的作品《巨婴》
还有税佳仪的作品，名字定为“用”。
她的计划是，在15天的展览期间，观众能看到她在这个“家”里是怎样生活的。而税佳仪会在最后两天和观众开展互动，观众花18元买一个口袋可以装走“家”里的任意货品，真正“用”起来，这都是实验的一部分。
等最后消耗掉所有的抽纸、T恤、咖啡条，“家”也就被使用完毕了，一点没有浪费。

税佳仪的作品《用》
徐陶雨泽的作品叫“肥马一家”，她缝制了不少小马玩偶，仿照自己童年时的房间布置了会场。
这个房间的锁是被拆掉的，大马从房顶探头，盯着屋里的小马在做什么。徐陶雨泽说，自己的房间从小就没有锁，爸爸经常推门而入，她一点隐私没有。一位观众进入这个屋子时感受到了同样的压抑感，深有共鸣，“我太理解你了，我小时候的房间连门都被拆了。”

徐陶雨泽的作品《肥马一家》
毕业展上的许多作品也在网上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羊角乐器，有人认为这像是巫术。
还有《超级蜂巢》这个作品，原材料是一摞纸板和会动的纸箱，据说造价有2万，就有人网暴：“我看也不值那么多钱啊”。

乔木的作品《超级蜂巢》
我也是跟他们聊完才知道，这些作品是无法用原有的、刻板的知识框架来分析，必须先读懂他们每一个人。
就像前院长邱志杰的《实验艺术概论》中这么讲，“需要不停地实验、实验再实验，从实验中得出新的思考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总是需要艺术观念和手法的创新，才能轰击人们习惯化和套路化的感性。”作为观众，我确实狠狠地被他们的作品轰击到了。
离开展览后我不禁又回忆起李晴父亲的那个问题，要较真的话，做这些有什么用呢？或者说，这样散养的、自发的、自我驱动的艺术教育，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他们是否担忧过工作、薪资、失业那些现实的问题？
去年面临严峻的秋招就业形势，看到别的专业同学们紧锣密鼓的样子，税佳仪一时间也有点焦虑。她把自己一切和美术设计相关的经历填到了简历上，只是为了看起来和大公司的招聘要求对口一些。改了有十几版简历后，投出去还是石沉大海了，许多公司看到实验艺术这个专业都会直接绕路。
但在完成毕业作品后，她的这份焦虑感逐渐被磨平了。在用批发品制作家具的过程中，她觉得自己的心结也被解开了，而这个过程就像艺术疗愈一般。接下来，她的兴趣点转向了艺术疗愈工作，也正在寻找相关的机构。
我也问税佳仪，实验艺术系的同学们毕业后的去向如何。她思考良久，“这是一个经常被问的问题，但是回答很难，因为我们实验艺术对口的工作其实就是艺术家，那你说，是公司要给艺术家发工资？”
胡家博是科技艺术工作室的学生，花了3万多元模拟了人工智能生存的虚拟环境，以及他们眼中的人类标签是什么样的。
为了这个毕设作品，他从零开始起步学习计算机程序的运作原理以及训练人工智能模型。那科技口的学生会不会都很精通技术，又多了一门手艺？胡家博却告诉我，科技手段只是用来转化为做艺术的方案，本质上，他们还是艺术家，“那艺术本身就是没有用的。”

胡家博的作品《具身一辨人》
大致盘算，往届的学长学姐很少有直接就业的，一半多的本科生会选择保研或出国继续深造艺术方向。至于出去工作的独立艺术家们，也是缩在某个角落里，悄咪咪地搞搞自己的小创作，没事投个展览玩玩，没什么大水花。
她提到自己很欣赏的一个学姐，现在也没有正式工作，偶尔缺钱了就接点小兼职做做，更多的时间都花在搞一些不赚钱但自己喜欢的课题上，让自己舒服、快乐才是第一要务。
“我就是那种特别内耗的人，想事情老翻来覆去的，但实际上想不明白，我就最终想着，要不就干，然后就做了。包括在乡村完成的那些作品，有些事实际又不是课程安排，不是有人要求我这么干，我只是就觉得我应该干点什么，不要再去想什么。”对倪明来说，4年散养，就像一剂缓慢作效的药。
焦虑，和父母的灵魂拷问，当然还在。“你工作找了吗？”“简历是不是该准备了？”“要不要看看三支一扶，去支教试试？”倪明也总会掏出那句万用的回答句式，“再看看，再看看吧。”
不管怎样，至少，在通往自己的这条路上，他们学会了如何自洽，提前解决了所有毕业生都将面临的最大难题。
（曲枚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薇薇子
（本文转载自后浪研究所，原文标题《全中国最「癫」毕业生，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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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钱学森：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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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Wed, 13 Dec 2023 04:08:36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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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专栏】&#124; Columnists&#62;教育说
整理：涂元季、顾吉环、李明
整理者注：
 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问我们：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我们已告诉大家，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
我们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
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
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2009 年11月5日11版：文化，原标题为《钱学森最后一次系统谈话》）
JM编后语：
教育部12月5日宣布，预计2024学年中国大学和研究生院毕业生人数将达到1179万人，比23学年增加21万人，创历史新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6 月份年轻人（16-24 岁）的失业率为 21.3%，这是自 2018 年 1 月毕业季开始以来的最高值。
据教育部最近公布的统计数据，2024考研报名人数438万，十年来首次大幅回落。
根据中公教育提供的统计数据，截至10月24日，2024 年国考报名人数超 291 万，再创历史新高。平均竞争比为66:1。从近三年国考报考情况来看，热度不减：2021年度国考报名人数为150万余人，2022年度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02万人，2023年度国考报名人数突破250万人。
2023年12月11日是钱学森诞辰112周年。钱老在十三年前说，他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像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校，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言犹在耳。环境是重要教育资源。大学的环境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社会环境是否自由而宽松的适合创新，是否有发表不同见解的渠道，敢于挑战权威的人是否不被打压……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的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过程的一部分。学校应为一个人创建一个智力和精神的基础。创建学校的目的，是将历史上人类的精神内涵转化为当今生气勃勃的精神，并通过这一精神引导所有学生掌握知识 和技术。今天在大学和技术学院则渗透着:无休无止地招收学生， 增加所谓必需的讲座和练习，像填鸭般地用那些诸如形式下之 “器”的东西，塞满学生的头脑，而对本真存在之“道”却一再失落而不顾，这无疑阻挡了学生通向自由精神之通衢。不成系统的专业和知识，传授考试技巧等等，这些都削弱了原初的精神生活，削弱 了学生的反思能力，以及独立自主的个性和对一个问题反复思考 的习惯。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在1978年拉开序幕。2010年至今的综合改革期，主题是全面质量提升，主要措施包括创新创业教育的推进、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和“双一流”建设的实施。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大学的环境创设成果如何呢？是否在向钱老所期望的方向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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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Jas
插图：SQM摄影作品之瑞士山间（2023）
延伸阅读：
陈志武：教育的精髓在于思辨和表达
朱光潜：谈价值意识
吴国盛：如果把科研变成赚钱的生意，我们注定没有未来
杨叔子：大学之道在育人而非 “制器”
徐冰：创造这个基本动力，是艺术的核心，也是人类所有学科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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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Natural Factory｜自然的工厂</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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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27 Jul 2023 09:35:58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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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可持续发展｜Sustainability]]></category>
		<category><![CDATA[能源与环境 | EE]]></category>
		<category><![CDATA[创新]]></category>
		<category><![CDATA[自然]]></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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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公益词典】&#124; Lexicon

官方网站：http://naturalfactory.org/
自然的工厂（Natural Factory）由来自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设计师、制作者和生物学家背景的志愿者共同发起，旨在通过收集当代和历史上的案例，激发使用天然材料和工艺的设计和创新。
自然的工厂收集了一些鼓舞人心的案例。在这些案例里，设计师和制造商通过让自然成为我们的工厂，专注于非食品和非医疗领域，创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例如，用蘑菇菌丝体生长的包装和在碳负“果园”中塑造的精品家具。
NaturalFactory.org aims to inspire design and innovation that works with natural materials and processes, by collecting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examples. This is a voluntary project started by designer/maker/biologist friends from from several countries interested in exploring this field together.
NaturalFactory.org collects inspiring examples of ways designers/makers can let nature be our factory to create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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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教育说｜徐冰：创造这个基本动力，是艺术的核心，也是人类所有学科的核心</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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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05 Jan 2023 12:41:31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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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观点】&#124; Insight
作者：徐冰

△ 2021-2022 徐冰作品《读图的基因》
一直以来，我们对艺术基础的认识是偏执的，重视绘画基础，而不重视思维能力的基础。
艺术最有价值的部分是通过作品向社会提示了一种有价值的思维方式以及被连带出来的新的艺术表达法。
艺术到底能不能教？或者艺术是怎么教？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艺术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艺术的范畴是什么？这个搞不清楚你就没法再讨论艺术是怎么教法，先把概念搞清楚。
我自己从来不从形式、材料的角度来考虑作品。我的态度就是面对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我觉得从材料和风格的角度来考虑（创作），这个艺术家就不会很有出息了，他的路是特别窄的。
艺术是表达个人情感的正常渠道。但这里关键的是，你个人情感的大小和你个人情感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这在于一个人是什么情感型的人。有些人的情感是比较狭隘的，非常个人性；有些人的情感本身就是和这个社会大的文化有很多关系的。
我们必须是对世界和人类命运关注的人。你的创造力其实来自于你的激情，来自于你对人类命运的担忧。
有些人一辈子可能就卖一件作品，就卖一个思想。杜尚差不多就是一辈子卖了一个思想。关键看你想得到什么。
光有最前沿的思想不行，因为有前沿思想的人很多，哲学家、理论家都是，但艺术家的本分就是你作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有能力，把别人没说过的话，用一种别人没使用过的语言说出来。探索这些新的语言，是因为我们必须为别人没说过的话，而准备新的语法和新的说话方式。
我们必须去寻找不一样的东西，其中真正的营养，就在于我们的现实环境之中，以及我们与西方的关系之中。
素描的目的，不只是为学习描绘本身，通过训练培养一个人看事物的能力，从没有（一张白纸）到完成工作的能力，建立和培养有创意的思维线索和实现的能力，从一个粗糙的不能干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能干的人。
要做一个艺术家，首先要做的事是把艺术的道理、艺术是怎么回事搞清楚。具体说就是：身为一个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的，他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更具体地说就是：你与社会构成一种怎样的交换关系。你要想成为一个以艺术为生的人，就必须搞清楚你可以交给社会什么，社会才能回报予你。
由于教学的要求，必须是摸得着和可量化的东西，“技法”、“形式”容易说清楚，而艺术的核心部分却是难以量化的。
所以，学院最容易陷入孤立地研究艺术形式和手法的教条中，把艺术研究局限在量化的形式、材料中，导致从根本上抓不到艺术的核心问题。

△ 2021年徐冰作品《地书：曼彻斯特的一天》
西方艺术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偏颇地强调创造性。艺术，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无疑是重要的，但问题是把创造性思维的获得引入到了一种简单的模式中，而不是对创造性的产生机制从根本上进行探索。
创造性的获得是有规律可循的，但它的发生又是相当“个案”的。对学生偏执地强调创造性，可教给他们对待创造性的态度和渠道却是一样的。
结果是学生充满了创造性的愿望，拥挤在只为“创造性”而创造的窄路上。由于思维的方法类似，自然，创造的结果是一样的，反而损坏了学生本来具有的那部分创造能力。
在美术学院有先生讲艺术史论，另外一部分先生教技巧，但我总感觉缺少一个中间的部分。没有人讲两者的关系和其中的道理。一个学生如果弄懂了这个道理，他在什么环境、做什么工作都没问题。
现代艺术教育，必然涉及“大美术”这个概念。“大美术”是显而易见的趋势，它应该是包括与美术有关的设计、服装、广告、建筑等专业的整体美术概念。
从“纯美术”到“大美术”这条弧线的延长线，就是未来美术与周边生活的关系。
未来学院的主要任务，一定是要培养具有开阔的创造性视野的人，有极强适应性的、能进入社会各种工作结构和领域的人，具有极强的预感力和懂得如何发挥才能的人。这包括创意——对人类思维具有启发性的价值，实现的能力——知识的广泛、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精湛的技能。
美术的发展最终会还原至它起源时的职能，它不是因为“美术职业”，而是为人类生活所需的创造而产生的。
创造这个基本动力，是艺术的核心，也是人类所有学科的核心。
艺术创作的过程说到底，其实是每一个创作者用艺术这件事与自己性格及内心进行较量。
思想与心灵之间的交流，真的很有意思，有时候需要刺激它，有时候需要声东击西，有时侯需要把它逼到死角再说，有时候需要象爱护蜗牛的触角一样，千万不要伤害它，缩回去也许就再也出不来了，有时要用《天书》的方法，用拒绝沟通来达到沟通。
人在平日的生活和工作中，这些细微的体会是值得的;艺术即是这些体会“公示化”的载体与结果。这也许就是我的一位老师常向我们说的：“艺术是人的优质魅力的体现”。
艺术教育留给学习者的，应该是人的质量的提升。
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通过对每一件作品细微处的体会，通过交换感受的点滴小事，使我们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
使学生具备从事任何领域都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一种穿透、容纳、消化各类文化现象的能力以及执行的能力——最终解决的是作为一个人的水平问题。

△ 2021-2022徐冰作品《引力剧场》
书写有两方面，一个涉及文字的外形，另外涉及文字作为表达功能这部分的内容。汉字有另外一部分的功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我称它为汉字的外包装部分，这就是说汉字除了功能性的部分，还有字体形状的这部分。
我总觉得汉字有点像点心，点心是它的实质，是它的表达功能，是它的世俗功能，或者说是它被使用的功能，而点心的包装盒是不被消费的，但在我看来这部分是更具有文化含义的。
我们对文化和文字有一种内心的尊重，这或许也跟我经常翻动和触摸书籍有关，这种感情是悄无声息的。
我后来做了很多与书相关的作品，并且经常以反讽和指责的态度出现，这表达了一种别扭的状态，但是我一般会通过形式上“捣乱”的方式表达对于书籍和文化的尊重。
艺术家走到哪儿就会遇到哪儿的问题，我的艺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但是传统很大程度上是死去的东西，你如果不去激活它它就没有多少意义，只是存在于那个封闭的圈子里。
我们继承传统遗留下来的文化，但是我们生活中在当代的社会中，所面对的问题有很大一部分是古人所不能想象的，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具体，是在具体的当代语境中才会产生的问题。
如果一味地拿传统中你所知道的方法或手段来应对当下的问题，很多可能是对应不上的。我们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都要“随时代”，时代是在不断发展的，我们要跟得上这个节奏，甚至走到它的前面。
是不是艺术本身并不重要，我也不会把自己的定位和工作限制在艺术本身。我不会勉强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出一件好的艺术作品，我只要求自己的工作有创造力，对社会有益处，值得去做。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对人类的思维有启发，或者是提供一种新的看问题的角度。至于这个东西，你说是艺术也好，不是艺术也好，都没有关系。
我的艺术方式并不是观念先行，但是观念和思想在其中还是占有很大分量的，而且，这也不能从量来看，还是要看你所要表达的观念和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否深刻，是否符合当下的发展。总之，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好的想法，结实的想法，这是创作中最重要的。
从毕业生的作品中看到，在老师教给学生知识技巧的同时，也受到老师局限性的制约，这在不少作品中显而易见。这就是教育的难题。东西方艺术教育各有所长，各有弊端。
我们目前艺教体系的核心，基本还是西方19世纪的训练方法，在此之上，又检回某些残破不全的传统院体的传承方法和夹生的西方当代艺术的教育法。
由于“体”的破碎，学生完成了不少老师臆想出来的某种样式的作业，获得了零碎技巧，却往往不知道学了这“本事”以后到底做什么用。毕业了也说不上来，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做什么的，面对未来现场自己应该具备什么。
人类一直在探究“艺术”是什么，探到今天却进入了一个艺术是什么最不清楚的时代。
艺术是什么都模糊了，那什么是好的艺术家，要不要执着于艺术本身，该往哪儿使劲自然就更不清楚了，怎么办呢？要我说懂得把生命合理地用掉就好。什么算合理又是个案的，就像每一个生理肌体是个案的一样。
只有不像艺术才能够给艺术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学生都是可爱的，和学生讨论艺术是件快乐的事情。跟学生交谈，看他们的反映，通过他们的一举一动判断他真实的性格和诚恳度，这个学生到底是块什么料，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宝藏，只是品种不同。
老师真正的作用是看这个矿山从哪儿下手，怎么个挖法。作为老师需要先进入他们，然后才知道该怎么动手。学校应该给学生提供一个丰富的艺术生态场，学习期间，你在其中东碰西撞，老师只是帮你踩踩点，或先开个口。
学生的试探，就像蜗牛伸出的触角，敏感又脆弱，一旦受到损伤也许就再也出不来了。在思想进展的某一时刻，某人的一句话、一个点拨，都是至关重要的。
△ 2016年「徐冰：天书」美国，德州，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布兰顿美术馆
艺术的创造力，本质不来自于IQ，而真正来自于社会现场的能量。中国可是个可以创造巨大能量的地方，就看谁有这个本事，懂得吸纳这能量，用在你觉得值得用的事情上。
我是喜欢大家很轻松地进入我的作品，但是进入之后我想让观众发现新的东西，对他们的思维有所启发。
比如，“木林森”这个计划，孩子、家长都可以进入，他们可能意识不到这其中的艺术问题，但他们觉得很有意思，这样也挺好，他们没有必要感受到这其中的艺术问题，就跟我们平常使用电脑并不一定需要知道它的运作原理是一样的。
符号性的图像已经部分地取代了文字，能够帮助人们进行简单的交流，甚至写作，这种图像式的语言不存在理解的障碍，是接近于完全平等的。
你的东西在那里要生效，必须是你得通过作品，给他们提示一部分东西是他们的思维范畴内没有的，而且是对他们有启发的、或者对调整这个领域的某些盲点有作用的东西。只有这样你的作品才能生效、才有价值。
西方的现代艺术是一个线性发展的逻辑，是一个新的东西否定前一个阶段的，在不断往前滚动。但是走到一定的程度，它其实是有一点走不下去了。因为表现、波普、极简……它在艺术的语言的样式上，毕竟是会有终结的。
这个东西给我的启发就是说，艺术的关键或艺术的深度不在艺术本身，就是它不在于艺术的形式和风格的比较来、比较去，其实还是在于艺术如何与社会的现场、或者和文明发展到这个节骨眼的要命问题发生关系的一种方法。
古人认为艺术是艺术家抒发情怀的途径，很多人仕途不成功反倒成就了他的艺术。但是这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他的仕途的经验让他对这个时代感受得极其深刻，所以他的艺术表现的东西也更有内容、更深刻。
而现在的当代艺术关注的都不是艺术本身的事儿了，更多地是关注社会问题、种族问题、环境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等等。
艺术家对于以上这些问题的关注是好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并没有把关注的问题转化为艺术的语法和方式，所以作品没有感染力和影响力。
安迪·沃霍尔之所以重要，是他把美国文化最核心的东西给揭示出来了。
我在做很多作品的过程中，收获并不在作品本身，而是我都在判断艺术到底是怎么回事。
创造太有意思了，最后你认识到这其实就是智慧的较量，IQ的较量。
艺术对整体人类文明进程而言是补充人类以理性、逻辑、思维为主导来推进文明的方式中的不足。艺术家必须做出超越于现有概念、现有知识范畴的东西，简单说应该是前所未有的。
你通过你的创作提示这些东西，把它交给哲学家、批评家去分析和整理背景中的蛛丝马迹：什么导致了艺术家要做这件事？这个作品和现实社会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等等。
一个新的概念就出来了，从而补充了人类的文明范畴。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我后来很多作品如《英文方块字》《背后的故事》等等都是这种想法。
我不顾虑艺术样式，什么样式、什么材料我都可以用。我不希望我的思维在艺术本身，因为这个系统本身很陈旧了。我们花费了很多精力在讨论绘画平面或立体，什么是新水墨，其实这都是不值得费脑子的事情。
因为艺术的核心不是这个东西。核心是思维，是社会现场。我们过多的精力用于艺术样式的比较分析，当然它是需要的，但只是我们知识构成的一部分，不是我们真正的动力来源。一定不是。
你生活在哪，就面对哪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你的处境和你的问题其实就是你艺术创作的源泉。
中国的教育方法的独特性在于，教育的目的是改造人，而不是掌握什么知识，它是从生理上把你改造成一个有文化的人，这是中国教育的实质。
东方的绘画是由我们的肉眼不断调节光圈看到的结果，中国绘画就是一个平面构成的过程，远的地方通过肉眼放大了，暗的地方通过肉眼调亮了。
而西方的绘画则是把艺术家的眼睛训练成照相机，像我们上学的时候画素描，就是要求你画大关系，你明明可以看到很多暗部的细节，但你不能注重这些细节，就是要把肉眼变成一个光圈锁定的照相机。
（本文文字根据徐冰演讲整理）
作者简介：
徐冰，祖籍浙江温岭，一九五五年生于中国重庆，长在北京。一九七七年考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一九八一年毕业留校任教，一九八七年获得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一九九零年作为荣誉艺术家访美。二零零七年回国就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二零一四年起担任其学术委员会主任一职。现工作、生活于北京和纽约。
作品曾在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大都会博物馆、古根海姆美术馆、华盛顿赛克勒国家美术馆、堪萨斯史宾沙艺术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西班牙索菲亚女王国家美术馆、米罗基金会美术馆、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博物馆、新南威尔士美术馆、加拿大国家美术馆、捷克布拉格国家美术馆及德国路维希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展出；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悉尼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约翰内斯堡双年展等国际展。
作品收录于：美国一九九七年版世界艺术史教科书《古今艺术 》（Prentice Hall, Abrams出版社），美国及欧洲权威世界艺术史教科书《加德纳世界艺术史》（Wadsworth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由于他的“原创性、创造能力、个人方向和对社会，尤其在版画和书法领域中作出重要贡献的能力”获得美国最重要的个人成就奖，麦克亚瑟“天才奖”（MacArthur Award）。二零零三年“由于对亚洲文化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获得第十四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二零零四年获得首届威尔士国际视觉艺术奖（Artes Mundi），评委会主席奥奎（Okwui Enwezor）在授奖辞中说：“徐冰是一位能够超越文化界线，将东西方文化相互转换，用视觉语言表达他的思想和现实问题的艺术家。”二零零六年由于“对文字、语言和书籍溶智的使用，对版画与当代艺术这两个领域间的对话和沟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获全美版画家协会“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二零一零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二零一五年被美国康乃尔大学授予安德鲁．迪克森．怀特教授称号，获得美国国务院颁发艺术勋章。（来源：徐冰官网）
编辑：Wind
插图：徐冰作品（来源：徐冰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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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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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03 Sep 2022 14:54:18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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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社会企业 | SE]]></category>
		<category><![CDATA[创新]]></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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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社会企业】&#124; Social Enterprise
赞助稿酬
作者：鲁达，2018-09-09

投资的关注点总是按照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社会创新三个次序循环前进，每一轮技术创新后，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技术应用周期内，依次引发商业创新、社会创新。互联网领域已经处于商业创新到社会创新的阶段，并最终进入社会创新为主的时代，直到下一次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前。
有趣的是，国内最敏锐的商人看到社会创新已经成为投资热点，这与公益人们看到的殊途同归。比如：徐永光老师一直在不遗余力推动社会企业投资，刘文奎老师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扶贫贷款公司被称为中国的“格莱珉银行“，金锦萍老师则在不断试图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第三部门的经营权，而我本人则在试图打造一个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的社会治理工具——涓涓互助。
这些看起来眼花缭乱的概念与事业是怎样殊途同归的呢？要看透这些纷杂的概念，其实并不难。套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只需要用一句话就可以归纳解读上述的所有现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人类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如果大而化之的话，截至目前也只发生了三次大的升级，分别是：农业时代（大规模种植的开始）、工业时代，以及发生在今天的信息时代。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前两次技术创新，造就了怎样的商业创新与社会创新。
在农业时代，大规模种植的开始，导致了人类的性别分化、职业分化与公有制、奴隶制等。随着农业帝国的诞生，大农业可以有效提升恶劣环境下农业民族的抗风险能力，降低农业的弱质性造成的种族基因传承风险。可以看到，在这个技术创新的时代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商业创新，而是发生了海量的权力模型变更——神权、君权、父权、族权等等。
而在工业时代则催生了金融调控、二级市场、劳动力市场、民主政治、私有制，这五个贯穿工业时代的特色产物。事实上，如果抛开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二级市场这三个市场的细微变革，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革命期间，技术创新依然几乎直接导致了社会创新。所谓的“商业模式创新”只是商人捕捉到的，在社会创新的进程中，稍纵即逝的社会需求解决方式的流转空间。而这个时期最核心的社会要素是：商业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基础设施。
一个人一天劳动2小时或20小时就可以提供养活自己的能量，会导致个体需求、生产方式、资源分配方式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技术创新到社会创新的根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科技的发展，一定会引发社会需求、社会供给以及经济决策模式的变革。
帝国时代则会对政治影响更大，资本主义时代则会对商业影响更大，而在今天的中国，正在尝试快速完成“三级跳”的中国经济，既要完成“国退民进”带来的短期不公与经营者断奶，又要应付信息革命引发的“需求驱动”的公众诉求，无论“服务型政府”还是“供给端改革”，以及“互联网+”，都是这个时期正确而有效的选择。那些因法律、信仰、舆论不健全带来的负能量，可以暂时忽略。
换句话说：技术创新及其后续的影响中，科学家看到数学与物质之美，工程师看到效率与成本的优化，政治家看到公平与效率的配比波动，军事家看到掠夺与被掠夺的新定义，劳动力看到更高的收入与福利，哲学家看到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更深刻认知与和谐共处，乐观者看到了进步与优化，而悲观者看到了欺骗与毁灭。
以下部分借用《公益原理》的理论进行更简明易懂的解读。
《公益原理》揭示出人类社会创新的真相。人类的资源模型目前有三种，分别可称为暴力模型、商业模型、公益模型。暴力模型的核心是权力，权力的定义是公众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授权；商业模型的核心是利润，利润的定义是市场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公益模型的核心是共识，公益行为的定义是公众达成社会需求共识并直接满足的行为。
三种经济模型（理想管理模式下）按照暴力、商业、公益的排序，依次效率降低、公平提升。因此，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人类逐渐从生物学意义上的“R型生物”逐渐进化为“S型生物”（注：R型生物指繁殖率高、存活率低的物种，如：苍蝇、兔子，S型生物指繁殖率低、存活率高的物种，如：狮子、大象），生育率降低、个体诉求被放大。此时，人类社会规则中“优胜劣汰”的意愿被尊重个体的意愿逐渐替代，人类社会从“丛林法则”逐渐过渡到“菜园法则”，不仅人类自身，还包括自然生态，也被人类当作自己菜园中的资源而纳入“可持续”范畴。当公益模型逐渐占据社会GDP比例的第一位时，我们就可以认为，社会进入了公益经济时代。
我们比较一下三种模型为经济基础的三种时代：暴力经济时代以政府等暴力组织构筑社会经济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以交易、慈善进行次级调节。商业经济时代以市场经济构筑社会经济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以税收、慈善进行次级调节。而在未来，公益经济时代则一定会依托于信息时代而到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信息时代最大限度的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会导致资本主义的五大基石“金融调控、二级市场、劳动力市场、民主政治、私有制”一一被动摇。
金融调控与二级市场，本身就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的，而今天，一个简单的“网络众筹”，就会逐渐实现“去杠杆化”。
劳动力市场也在面临挑战，随着科技的发展，“陆军”式的企业已经逐渐被“空军”式的企业所替代，小规模、高素质、高收益、专精深、跨团队的新生产模式，正因为“众包”等互联网模型而逐渐诞生（知乎可以视为内容领域的众包模型），而信息的高度透明，使得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变得困难，同时，众筹等模型的开始，也使得“钱生钱”变得越来越难，智力要素逐渐成为第一生产要素，从而降低了私有制的社会价值。
同时，随着社会监管效率的提升，公有制也可以有效保护经营者的经营权与收益权，私有制也需要缴纳社会增值税，如地产税，并遵守社会共识约定，例如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的家族持有人并不能私自损毁。
社群势力崛起与供给端的日趋丰富，也对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式民主提出了挑战。小众需求被放大化，而大众需求则被日常化，无需政治表达，只需通过公益行为即可满足。
因此，毫无疑问，紧随每一次技术创新，都必然伴有社会创新。而在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这次过渡，还伴生有商业创新，但不同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那次过渡，这次的商业创新并不能催生高利润与财富积累，而是一次均贫富、均民权、社群重构的中间形态。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总结，就是：农业技术创新造就了帝国时代，公益技术创新造就了资本主义时代，信息技术创新即将造就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型，人与人、法律与宗教与舆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将重构，而这期间会有短暂的半个世纪给财富积累者开放窗口。
而在中国，则更加丰富多彩。中国在短短的百年之间，在政府主导下，平稳有序地完成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并在二者都还只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就迎来了信息革命。这是挑战也更是机遇。没有稳定的资本主义既得利益集团，会让中国更可以轻装前进，跨越性进入信息时代——或者说“互联网+”战略。
讲完了技术创新、商业创新、社会创新的关系，相信大家都已经完全理解了我们活在怎样的时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社会企业。
关于社会企业，中国人开始接触是从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因格莱珉银行32年的运转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里还包含有另外一个意义：诺贝尔和平奖作为一个政治领域的奖项，过去多数颁发给政治或慈善人物，颁给企业家意味着企业，或者说商业模型，在社会创新中正在发挥更大的价值。
社会企业的定义则至今依然模糊不清。一板一眼的英国人，英国社会企业联盟（The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为社会企业提供了一个定义：“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并总结出三个特性：
企业导向（直接生产并获取利润，去二级市场化）
社会目标（以直接解决社会需求为目的）
社会所有制（治理结构和所有者结构包括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
从这三个角度看，对应前面提到的《公益原理》中：企业导向是商业行为的特点，社会目标是公益行为的特点，社会所有制事实上在今天已经被两权分离、公开上市、社会监督等CSR模型所实现。
很明显，社会企业就是试图用商业模式来取代原有公益模式才能覆盖的社会需求。而反过来我们就要思考下一个问题：固然商业模式比公益模式更有效率，但为什么在社会企业诞生之前，这部分需求没有被商业机构承担起来呢？
西方的经济及社会理论学者们此前提出了政府失灵论、市场失灵论等各种观点，以解答“论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的必不可少”，或者说是“论第三次分配的社会价值”。然而，为什么拖延了很久、一直依靠慈善与福利维持的社会需求忽然就变成了商业机会？却没有人能够回答。
回到公益原理中的基础话题。公益存在的空间有三种：
第一种是相比履行社会需求的成本，权力或利润的回报较低，因此暴力与商业不愿提供服务；
第二种是因公众认知局限，满足社会需求得不到相应的权力或利润的回报，因此暴力与商业不愿提供服务；
第三种是因决策者的认知局限，看不到存在的社会需求，因此不会提出。
这三种状态，恰好衍生出了公益服务的三种类型：苦逼型、创新型和先知型。在我国，第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交给了政府，第三种则往往由少数慈善家进行资助，社会大众认知不多。而社会企业们成长的土壤，则往往在第二种。用一个小学生的“只要……就”句式来解释就是：“只要创业者能够敏锐的挖掘出盈利模式，原本的公益行为就会转变成商业模式，从而在市场奖励的鼓舞下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务（或产品）。”
纯粹站在公益行业的角度，创新型公益的目的就是挖掘出权力或利润的回报途径，然后将这个“负担”移交给政府或企业。也就是“创新型公益的目标就是“消灭自己”、“成熟一个，移交一个”。而从商业角度看，这一类项目则显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回报周期长、回报利润低、盈利模式不清晰。所以，社会企业真正面对的挑战，来自于盈利模式与投资信心。
如果说起中国最成功的社会企业，毫无疑问就是淘宝网。从免费的赔钱的公众服务平台，到充满想象力的首富孵化器。可是，如果考量起淘宝网的盈利模式，会发现淘宝网的社会价值及其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其价值远远大于其自身的盈利规模——甚至还不如一些山寨手机。但我们不要忘了，淘宝网的投资人是杨致远和孙正义，甚至直到今天，很多国内的资本依然无法理解并认可淘宝网的商业模式。
事实上，这恰好是技术革命引发的商业革命的真实写照，淘宝网本身的社会价值及其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恰好是其社会创新的价值所在，无数城市贫民因此得到就业机会，以及去中介化带来的消费、物流、生产模式的变迁，以及交易信息带来的社会金融去中心的社会决策变迁，绝不是目前能够全部被社会与历史所感知的。
如果说电子商务开启了新商业文明的序幕，“互联网+公益”则有着更大的外延。“互联网+公益”对基层民主、社区经济的影响也不是简单的盈利模式所能覆盖的，而国务院扶贫办提出“企业搭台，政府唱戏”，并由涓涓互助这样的公益平台协助基层政权搭建的“需求驱动的互助社区模型”，也早已混淆了政府、商业、公益三者的界限。
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科技的升级使得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成为有价值的劳动力或资源（比如珍稀物种），而非等待救济的弱势群体。这一类变革催生了共享经济、公平产品等社会企业形态。
二、生育率降低等因素推动人类的生物类型变化。人类社会正逐渐从“丛林社会”到“菜园社会”，社会一般共识已经开始接纳“较弱的劳动力”，从竞争到普惠、从效率到公平，并尊重每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价值，这一类变革催化了社会整体对公益慈善的重视，并因此有市场愿意为此类产品与服务付款。
三、信息时代的去中介化，加速了商业回归“利润源自社会奖励”的本质。这使得商业利润整体收缩，不同环节的劳动者收入日趋平均化，从而降低了资本家追逐利润的预期，这一类变化导致资本对投资回报率与回报周期、以及回报可能的要求降低，从而给社会企业提供了生存机遇。
四、社会创新带来的更多更新的权力与利润回报机会。淘宝网本身可以不盈利，但孵化的阿里妈妈广告平台、天猫商城、菜鸟物流、蚂蚁金服，都是全新的回报机遇。同样，涓涓互助本身不赚钱，但可以孵化出“互助保险”、“社区服务站”等丰富的回报机遇，这些社会创新自我打造的“商业回报空间”，吸引了有远见的资本家与创业者乐此不疲地持续投入。
当然，目前阶段这个进化还不是很明显，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一般共识尚未形成。同时，我国社会经济的核心近20年还会处在“消费升级”与“去库存”的矛盾中，经济处于高风险期，普惠与机会不平等的社会诉求只能被视为次要矛盾，“三级跳”的跨度也导致除了少数学者与政府高管外，商界只有马云等寥寥数人意识到了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的空间与价值。因此，也导致了社会企业们不得不更多依靠税收、福利等政策的支持，甚至一部分社会企业不得不在自我造血和劝募中来回摇摆，才能艰难生存。
要在公益与商业之间取得平衡，事实上，也并非只有社会企业一种模式。共享经济、众筹、众包等形式的商业模式都是一种社会创新，更多迎合的是劳动力与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全新组织形式。而未来，这些新的商业形态最终会演变成商业模式还是公益模式，都有可能。一旦盈利模式难以营造，社会企业又会摇身一变，回归公益组织。
但可以肯定一点，随着“互联网+公益”的时代到来，公益行为也会摘掉传统意义上的“重公平、轻效率”的帽子，而随着“组织社会责任、股市公众化、社会共享价值”等诸多殊途同归的商业治理模型的兴起，商业行为也将逐渐回归本源——利润是市场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
信息时代最大的社会创新恰好是经济价值回归社会价值，社会即将形成“暴力、商业、公益”三位一体的公众服务模型。到那个时候，社会企业是商业还是公益已经不重要了。即便政府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组织，而是“服务型政府”。
公众理性、市场理性的回归也会重新定义“权力、利润、需求、共识”这四个社会创新的关键词。
社会需求就摆在那里，交给谁重要吗？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图片：礁石 ｜ 萨其马 摄影作品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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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CUEED｜社会创新形式</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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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22 Jul 2010 01:34:43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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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24; Conlumists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特约撰稿人 焦豪，上海，2010-07-22
社会创新有三种形式：传递服务创新、跨界创新和技术与产品创新。“传递服务创新”是指通过相互合作，弥补现有制度设计的空白地带；“跨界创新”指打破常规，创新跨行业间的联系；“技术与产品创新”则是运用技术革新来解决社会和（或）环境问题。

图1 基于机会识别和评估的社会创业过程模型
除了以上社会创新的三种形式以外，Robinson（2006）在总结了六个早期阶段社会事业模型的基础上，应用商业计划分析和深度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从认知维度和战略维度对基于机会识别和评估的社会创业过程模型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研究框架。
在Robinson（2006）的基于机会识别和评估的社会创业过程模型（见图1）中，社会创业被认为是一个逐步发现机会并解决障碍的流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创业者通过不断探索和克服由独特的市场和社会因素决定的进入壁垒，最终用社会创业战略来解决社会问题。
Robinson（2006）认为，社会创业机会存在于现实之中，但却不被每个人所感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创业机会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的，而社 会结构要受到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制度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关系、规则、正式制度、文化等方面的进入壁垒。而这些壁垒因人而异，对 有些人构成进入障碍，对有些人则不然。所以，社会创业机会只是被少数人感知并发现。
该研究发现：社会创业者是否能够发现机会，取决于他们的个人经验和工作经历、以及想进入的市场和社区的特征；成功的社会创业者总是从他们最熟悉的社会与制 度环境中识别和发现社会创业机会；当评估社会创业的机会时，成功的社会创业者总是考虑社会与制度因素；在探索与开发新的社会事业机会时，成功的社会创业者 总是直接考虑适应和满足那些嵌入在社会与制度因素之中的独特市场和社区的需求。
作者简介：
焦豪，罗格斯大学商学院社会创业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社会企业研究与发展中心副主任（上海）。 
编辑：Wind
延伸阅读：
- Jeffrey A. Robinson
罗格斯大学（Rutgers）商学院助理教授，社会创业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博士。
其 领导了罗格斯商学院的城市创业和经济发展领域的研究。他同时是社会企业研究栏目, 世界社会企业研究视角的编辑, 同时发起了全球社会企业研究大会。 他曾为一些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行动做咨询,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州政府的社会企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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