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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Jointings.org &#187; 公益</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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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陈行甲的73万年薪，量出了中国公益的专业化温差</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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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26 Jan 2026 16:52:24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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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124; CSR &#38; Sustainability
赞助稿酬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上海，2026-01-21
当一份注明年薪73万元的公益基金会年报被公开，引发的讨论远超数字本身。公益人陈行甲因其在深圳市恒晖公益基金会领取的薪酬，经历了从舆论质疑、官方核查合规到最终宣布“未来不再从基金会领薪”的全过程。这场风波，表面上是对个人收入的审视，实则精准地测量出了中国社会的认知温差：我们仍在用传统“慈善”的道德标尺，去衡量一个现代“公益”行业的专业价值。
要理解这场争议，必须厘清一对常被混用却内核迥异的概念。传统“慈善”强调直接利他与情感驱动，是针对特定对象的“授人以鱼”。而现代“公益”则致力于系统性地解决公共问题，它理性、专业，讲求方法与可持续性，目标是“授人以渔”。陈行甲团队运作的“联爱工程”，旨在通过跨省政策协调、药品保障谈判等系统方案攻克儿童白血病问题，正属于典型的现代公益范畴。然而，公众的强烈不适感恰恰源于认知的错位：为何从事“行善”事业，需要领取一份市场化的薪酬？
这种认知冲突并非偶然，它深深植根于中国公益慈善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成熟的发达国家市场相比，中国的公益生态呈现出鲜明的“青春期”特征。
近年来，在《慈善法》推动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规模增长显著。然而，衡量一个公益慈善市场的成熟度，关键不在绝对规模，而在于其经济渗透率。
根据权威研究，美国的慈善捐赠总额长期稳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2% 左右，构成了一个庞大且稳定的“社会部门”。反观中国，根据《慈善蓝皮书》与民政部的最新数据，2023-2024年社会捐赠总量占GDP的比重仅在 0.1% 左右。全国政协委员孙达亦指出，我国慈善捐赠总额长期仅占GDP的 0.2%左右，且未能与经济增长同步。这揭示了一个核心事实：中国公益慈善的经济与社会参与深度，仍处于初级阶段。
更深层的差距在于驱动力的结构。美国的公益生态以个人和家庭捐赠为绝对主力（占比近80%），源于深厚的公民文化与成熟的捐赠体系。而中国的慈善资金则长期以企业捐赠为主导。这种独特的“市场驱动慈善”模式，使得捐赠行为更具理性计算色彩，同时公众受“企业社会责任”宣传和传统道德观念影响，对公益组织本身运作的“零成本”期待更为强烈。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种结构性差异，以下是中美公益慈善市场核心特征的对比：













这种市场结构带来了直接影响：首先，行业生态链尚未成熟，资源易在大型机构内循环，难以滋养多元、专业化的服务组织；其次，在“企业主导”和“道德光环”的双重滤镜下，社会对于公益作为一项需要专业人才、科学管理和可持续资金的“社会服务业”的本质，认知严重不足。陈行甲的薪酬争议，正是这种不成熟市场生态与滞后社会认知相互作用的典型产物。
因此，我们审视陈行甲事件，便不能止于道德评判。当新东方以150万元年薪向他伸出橄榄枝时，市场已清晰地为他的资源整合、项目管理等复合能力完成了定价。这无情地反衬出公益行业的窘境：社会期许从业者以商业级的专业能力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却不愿支付接近市场水平的薪酬以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
这场争议的价值，在于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在从“企业主导、情感驱动”的1.0阶段，迈向“公众参与、专业驱动”的2.0阶段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阵痛。问题的核心不再是“陈行甲该不该拿高薪”，而是我们的社会是否准备好为一个现代公益行业的基础设施——包括其专业人才体系——支付合理的成本。
陈行甲最终宣布不再从基金会领薪，可视为个人在强大传统认知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但这一选择不应是争论的终点，而应成为全社会进行认知升级的起点。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未来，不取决于能否将从业者束缚于“道德圣坛”，而取决于能否构建一个允许专业价值被合理认可、鼓励慈善资本长期积累、形成高效分工的良性生态系统。这需要更完善的法规政策、更严格的行业自律，但最根本的，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观念变革：我们需要将公益视为一项至关重要的社会服务，理解其专业性与成本，从赞赏“燃烧自我的蜡烛”，转向支持“能够持续发电的电站”。
风波终会平息，但留下的问题亟待回答：我们究竟想要一个仅靠瞬时爱心与道德激情驱动的“慈善集市”，还是一个由专业力量支撑、能够根治社会痼疾的“公益产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决定我们社会向上向善的路径能走多宽、多远。
编辑：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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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天津市潮汐公益服务中心</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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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30 Sep 2024 03:08:01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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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公益词典】&#124; Lexicon


天津市潮汐公益服务中心是2019年在天津市注册的民办非企业（慈善组织），支持中国8500万不能参加全日制劳动的残障女性、农村留守妈妈、单亲妈妈等“隐形劳动人口”灵活就业。
潮汐中心通过技能培训、组建生产团队的方式，为贫困地区女性提供继续教育机会，提升当地人力资本，优化在地服务产品，支持她们获得更优质的工作机会和回报；通过潮汐女性生计赋能项目，支持微创业女性团队（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者支持困境女性就业为方向），提供赋能和资源支持。潮汐中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致力于将传统手工产业，信息化、效率化的机构。通过研发“柔性生产”管理体系，对传统手工非遗项目进行保护和发掘，带动和支持当地少数民族、农村留守女性参与生产、提升收入。
微信公众号：潮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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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互联网公益15年，新的可能性在哪里？</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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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08 Oct 2022 02:21:15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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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企业社会责任｜CSR]]></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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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124; CSR &#38; Sustainability
作者；Victor，中国新闻周刊，2022-09-16
进入9月中旬，刚刚过去的“中华慈善日”“95公益周”“99公益日”，助推全民公益氛围进一步升温。有人把积攒一年的步数兑换成“小红花”，捐给认同的公益项目；也有人不放过一丝绿色能量，打算冲刺再种一棵柠条。
不论是环境保护、乡村振兴，还是疾病救助、灾难应急，在互联网平台的搭建下，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公益浪潮里的一分子，传统的公益行为也经历迭代升级，做公益已经内化在了生活的一举一动当中。
“没有互联网，人人公益就无法实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助理院长程芬近期在影响力慈善沙龙中表达了如上观点。据民政部数据显示，2021年，通过互联网募集的善款接近100亿元。近三年来，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
中国互联网公益即将走过15年。15年间，包括信息资讯、社交通讯、在线支付等移动互联网平台迅速崛起，逐步成为全民公益的主阵地。而互联网公益，离不开信息的传递与媒介形态的变化，随着短视频逐渐发展为当下最主要的大众媒体，互联网公益的形态也延伸出了新的形式和可能性。
如今，在诞生后的第11年，短视频平台的用户规模已达9.34亿。基于其超大的用户规模，以及独特的内容交互形态，短视频平台逐渐呈现出独特的平台优势，凭借其强大的用户触达与热点响应能力，逐步具备热点属性。在热点事件尤其是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短视频平台能够快速响应，并做好内容分发、资源连接，为媒体及用户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和帮助：
作为大众化媒介，短视频平台具有强大的连接作用，依托其巨大的用户流量触点，得以关注到更大用户范围内公益需求，并在短时间内实现需求与供给的连接。
短视频生动的、有现场感的内容呈现形态，也让内容及公益的表达更加多元。在热点事件发生时，作为大众媒介的短视频，有机会借助其热点及渠道能力，联动更多的社会资源与相关方，实现彼此互助。
最后，随着短视频平台社交关系的进一步沉淀，在资源交换、信息共享、效率提升的平台体系上，我们还有望建立用户和平台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的互动与深度信任机制，使得公益事业未来连接个体或组织的形式更加多元丰富，全民互助成为可能。
尽可能连接每个有需要的人
互联网的本质就是连接。在互联网公益中，天然具备连接属性的互联网企业和媒体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热点事件突发后，如何在短时间内尽可能连接到需要帮助的人，并为其匹配相应的资源，是帮扶的关键。
在刚刚过去的8月，海南广电国际传播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陈伦福和同事们都在忙着接收当地用户求助信息，买不到婴儿奶粉、病榻上老人急需药品…将这些信息传递到他们面前的，是快手热点团队打造的“疫情互助通道”——医疗救助、药物提供、物资补充上有困难的用户，可以通过这个通道发起求助，快手通过协同媒体，联动地方政府、公益和志愿者组织，为求助者提供及时帮助。截止目前，快手共联动19家媒体合作，覆盖了包括海南、吉林、辽宁、黑龙江、甘肃、山东、安徽等18个省市。

作为一名记者，陈伦福对于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并不陌生。在他看来，短视频平台就是他发布视频新闻的资讯端口。但这一次，短视频不只是一个向外传递信息的“出口”，也成为他收集用户求助信息的“入口”。因为这个小小的“互助通道”，陈伦福与千里之外屏幕旁的求助者连接了起来。
将求助者与本地媒体、记者进行连接，是一次成功的“牵线”。面对疫情等突发情况，加之信息壁垒、交通不畅等问题，求助者发来的难题复杂且迫切。对于常年跑在一线的媒体人，也要多方联络协调。
陈伦福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第一个求助对象，一个来自万宁的年轻女孩。当时，女孩在器官移植手术后出现排斥反应，亟需转院海口。陈伦福迅速了解两地的防疫政策，联系女孩所在的万宁万城镇政府，开具了外出就医的证明，帮助女孩顺利抵达海口治疗。
通过疫情互助通道，一条高效的互助链条被嫁接在受困者和救助人员之间，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网络传播中的“马太效应”，在“流量拥簇”的环境里，个体的境遇和求助声也能“被看见”、“被听见”。
在这里，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不同生活环境的用户都能第一时间传递自己的声音，并和其他用户呼吸与共。
正是基于短视频平台巨大的用户量，这种热点突发事件下的连接才能迅速达成。像陈伦福这样的媒体人，借助疫情互助通道获取信息，联动各方资源，向求助者施以援手，恰恰说明短视频平台的功能角色正在进化。短视频不仅仅是内容消费平台和电商交易平台，凭借其突出的热点属性与强大的连接能力，也在逐步成为“服务”平台，并将这种服务的能力发挥到互联网公益当中。
多方互助，善意的传承与接力
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对互联网平台未来一段时间的履责方式、履责内容、履责评价提出了要求。在监管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选择将平台的基本价值、发展方向与承担社会功能、实现社会价值结合起来。其中，短视频平台作为当下互联网公益的重要参与者，媒体、政府、公益机构、大众等，构成了平台履责不可或缺的力量。
事实上，短视频本身作为用户分享生活的窗口，也是主流媒体实现媒介融合的重要渠道，因而在热点突发事件发生时，短视频能快速集中社会注意力，同时在人群、区域、圈层等不同维度迅速形成有效信息链接，跨地域实现“破圈”效应。这也使得短视频平台在参与公益时，有机会和有能力联动更多的社会资源与相关方。
今年上半年长春出现疫情期间，《长春日报》掌上融媒行政总监高丽红为营救一位被困异地、生活物资即将耗尽的卡车司机，反复联系不同属地的疾控中心和区域政府，最终司机成功获救。
这次救助其实是多方联动的结果：司机通过快手疫情互助通道发出求助信息，当地媒体联合不同属地的地方政府、疾控中心、核酸检测机构和工作人员，通过跨区域合作实现救援。

事实上，除了“卡友”，快手互助通道也开通了农民工专项、春耕助农专项以提供针对性帮扶，并与吉林共青团合作，帮助当地招募志愿者。

针对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互助通道也给出了针对性的帮扶办法。比如，通过媒体记者，协调当地力量，包括志愿者、网格员、居委会等；在核实用户求助信息后报送上级部门；在归类求助信息后，平台也会通过私信、短视频或直播的方式给到用户解决方案；为解决生活物资短缺问题，平台还会同步用户本地团购、跑腿小哥的联系方式，以便及时救助。
这种互助和联结，就如一种善意的传承和接力。疫情互助通道发挥连接作用，求助者、地方政府、公益组织、救助人员全都参与其中。一家媒体、一位记者的力量是有限的，借助疫情互助通道，多方协同，高效连接，实时互动，短视频不再只是传播工具和渠道，而是一处公益力量聚集的阵地。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面对突发事件，短视频平台在连接个体之外，也借助自身的触点与能力，联动各个社会主体，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工具，既守护了大时代里的微小个体，也推动了社会的良性运转。公众也在这种互助互动中重塑认知，实现个人价值。在热点突发事件中，短视频平台，通过联动上述的各个关键参与方，以这些“繁星节点”为触点，将平台参与公益，逐渐演变为一场多方彼此互助的公益行动。
 从参与公益到全民互助
除了连接个体、联动多方的互帮互助，进入快手疫情互助通道，还能看到一座城市的“抗疫日记”。透过它，我们能够看到热点突发事件下的互联网公益正逐渐显现出“全民互助”的趋势。
帮扶过程中，陈伦福给名单中需要帮扶的用户拨通电话，却被对方当做“骗子”，还是通过快手平台的工作人员留言后，重新沟通，才获取用户的信任。
不难看出，快手这样的短视频平台，依托于其独有的社区文化与社交关系体系，用户与用户之间、用户与平台之间，已经沉淀出独特的互信机制。正是基于这种信任感，用户才愿意自由表达、及时求助，平台才能够借助庞大的用户市场和跨区域联动能力输出更多能量和价值。当足够多的用户聚集在这里，普通人的善意经过短视频平台传递、聚焦和放大，我们得以在此触碰到这个社会真实的温度。
在快手的疫情互助相关话题下，一张张原本陌生的脸庞汇聚在抗疫日记专区，每一条短视频都是用户真实的反馈：有患病老人及时输上血小板的，有孩子及时获取急用药的，也有单纯记录抗疫生活为大家加油打气的。许多用户的画面和声音聚在一起，让我们触摸到了屏幕背后的温暖。一条信息、一个电话、一段视频，甚至一个点赞，看似不起眼，但汇集在一起，就能汇成一条温暖的河。
未来，随着短视频平台的不断发展与资源能力的进一步构建，短视频在热点突发事件中可做出的贡献将更加丰富有效。
首先，短视频能够参与和响应的事件将会更多元。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信息公开和快速传播异常关键，平台除了扮演资讯分发的角色，也需要强化对内容的审核把关，防止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对用户善意和公益资源的消耗；在应用场景上，短视频也能够从疫情进一步拓展到自然灾害等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中，包括灾害预警、灾后救助等。
近日，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快手热点团队也紧急上线了地震求助入口，为受灾群众打通求助通道。

同时，短视频能够连接的资源将会更为丰富：在求助端，短视频还有机会更高效地触达特殊群体和求助者；在供给端，除了连接地方媒体、组织机构，短视频也将有机会联合例如志愿者团队、NGO组织甚至广泛的个体。基于平台为用户构建的信任感，短视频平台可以为“公益全民互助”提供一个极佳的实践场景。
创新正当时，初心永不变。在互联网公益走过15年之际，基于各自的属性和优势，互联网平台仍在探索一条理性且可持续的公益之路。可以预见，突发事件之下，无论是短视频平台，还是其他互联网平台，如何更好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发挥平台相应的能力和价值，仍是值得各平台深度探索研究的命题。毕竟，公益不只关乎技术，更关乎人性，关乎每个人内心善良的底色。
（本文转自中国新闻周刊）
编辑：王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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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达公益讲习所 ｜企业责任教育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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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2020抗疫见闻录（二）春风野火，历史总在重演</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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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Wed, 20 May 2020 12:40:54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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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城市】&#124; City
赞助稿酬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 白，深圳报道，2020.04.30
“时间过的太快了！居然都过去3个月了”，回忆起刚封城那几天参与的捐助武汉医疗物资行动，晓野不禁感叹时光的无情：“老实说，我现在都忘记自己大年三十那天都在做什么了，因为那段时间真的是没日没夜的连轴转”。
“春节期间最缺的是（防护类）医疗物资，其次是物流资源，捐款反而是最充裕的。我刚加入群时就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首先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城际和国际的物流资源，帮助那些找到货源的校友们解决物流问题。毕竟校友有一定信任基础，也容易做背调，比网上认识的陌生人强”，晓野说。他有着二十年的职场工作经历，总喜欢以职业习惯来做总结。他所说的群是指一帮校友自发组织的援助武汉医院行动的微信群。晓野是捐助人之一。
“最后确定下来的物流专家志愿者都是认识和信任的朋友推荐的。不认识的、没有打过交道的人推荐的资源不放心。不是热心就能做成事情，花钱比赚钱难。要把钱花好、把事做成，你就要精挑合作伙伴，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换作是你，也会一样
其实晓野的危机感并非一开始就那么强烈。最初他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和大多数人看到的一样。随着微信群里越来越多医院和医生的求助信息传出，他开始捐款。“一开始就是随大流的捐款。我业余做公益也有十多年了，捐款和参与志愿者工作也只是因为习惯。（捐的）钱不多，只是个心意。想着力所能及做点什么。那个时候虽然新闻里说专家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肯定）‘人传人’，但我并没有意识到事态比想象中的严重那么多。”
春节期间，工人返乡工厂停工，导致医疗易耗品紧缺。微信群里不时有人求助，从捐助货源寻找、交通运输、寻找医生协助确认产品标准和最后接收等。晓野主动热心的帮忙寻找资源和对接各方信息，慢慢的他参与的工作越来越深，职责范围越来越广。他说，买货那会儿如同打仗一样。一旦货源确定，就要立马寻找可到实地查看货物和提货的人，天南海北的找靠谱的朋友，再去协调紧张的运输资源、准备资金，联系接收的医院和落实每家医院的分配数量、从头到尾跟单。为了一单货，他坐在书房电脑前12个小时统筹协调，期间只喝了一口水吃了一口东西。“好在小伙伴们都很给力，齐心合力的办成了事情。”晓野似乎重回当时的情景里，叹了一口气。
“如果不是给医院一线护士打电话落实物资接收情况，我还不会对远在千里之外的武汉发生的事那么的感同深受、那么的愤怒。我记得当时是傍晚，书房窗外的大片草坪空无一人，我放下电话独自在屋内悲愤的泪流满面”。晓野随后拨通了湖北省红十字会官方网站上的联系电话，打过去质问医疗捐赠物资的发放情况。只是当时省红十网站上仅仅公布了收到的捐款总额和物资总价，并没有物资细目和分配情况。
“我严厉的质问他们到底收了些什么物资，口罩和防护服到底发给了医院没有，他们知不知道医院已经没有这些物资了。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一问三不知，官僚习气让人出离愤怒。现在回想起来，愤怒的原因也比较难用语言描述。我现在脑子里就浮现出的两句话——‘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后来网上有人分析说是官办慈善机构的能力问题，也许有一定道理。但在那样的情境下，我认为是官僚作风惯性导致的。我一直支持问责。但问责不是最终目的，而是要通过问责促进反思，发现问题根源后解决问题。现在都说‘防疫常态化’。我理解‘常态化’就是要吸取惨痛教训，改变原有的工作方式、信息传递和反馈机制。”
我好奇的问晓野：“那位接电话的护士到底给你说了什么？”
“其实她只是用很平常的口吻告诉我，‘院长不让我们穿捐赠的防护服，说是不符合医院的标准。明天可能连口罩也不让带了’。我当时非常诧异，又追问不带口罩她们准备如何防护呢？她依旧平淡的口气说“不知道啊，隔壁科室的已经（病）倒了几个了”。
“这些话怎么会让你泪流满面呢？”
“好比赶着战士上战场却不给枪和子弹。你在后方着急筹备物资，争分夺秒的送往前线，送到却发现前线领导不让用。换作是你，听了也会一样的悲愤！”
“此事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观察事件的眼光改变了。我那时才知道，原来医院的管理者大多不在一线抗疫，所以他们可以无视一线医护人员的处境和忘记基本的常识，只按原定的行政管理规章制度办事，没有几个有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没有几个有担当。人一旦成为了系统的机器，就会丧失思考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当时对疫情的控制就有些悲观了，再一想到后续对经济的影响，危机感就更深了。所以，我更是积极的参与捐助医院一线的公益行动。”
“是有了一种使命感吗？”
“算不上吧。就是一种危机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你周边朋友都和你一样的想法和做法吗？”
“也不全是。有些朋友和我一样很积极，也有些无动于衷。我找一跑到国外过年的朋友找当地的口罩货源，结果他让我不要给政府添乱，还说‘中国那么强大，哪里需要你们捐什么物资’”晓野笑呵呵的回答道。
我们只是在帮自己
据了解，医用物资有严格的标准。为防范医疗事故，医院有自己的采购物资标准、严格入库和领用流程。虽然境内的自然人、法人或者组织均可以作为受赠人接受境外防疫物资的捐赠。但捐往湖北省武汉市的物资有两条特别规定：
根据2020年1月26日发布的《民政部关于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告》规定，慈善组织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物资目前只能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和武汉市红十字会接收。
根据2020年1月30日发布的《武汉市红十字会对社会公告（第六号）》内容，以武汉市红十字会为受赠人的捐赠物资如果捐赠人有意定向捐赠给特定的医疗机构，则捐赠人可以在与该医疗机构联系确认后将捐献物资直接发往受捐单位，并在后期凭定向受捐单位证明在武汉市红十字会补办捐赠手续。
在上述所有受赠人中，只有官方背景的受赠人可以依法享受进口物资免税的政策。此外，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应急保障组于1月30日发布了《关于采购或捐赠防疫医用耗材有关事项的公告》，对捐赠物资有关标准和事项进行了详细说明。其中，对境外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产品有如下规定：
（1）在境内取得进口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等资质的，可以采购或捐赠；
（2）未在境内取得进口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符合附件中“国外标准”任何一个，相关产品可以提供境外医疗器械上市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的，可以采购或捐赠，到货后直接发往医疗机构使用；
（3）未在境内取得进口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符合附件中“国外标准”任何一个，但相关产品无法提供境外医疗器械上市证明文件和检验报告的，由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应急保障组到货物现场查验，必要时抽样送检验机构对关键指标进行检验，符合要求的，发往医疗机构使用。
不符合以上情形的，无论是采购还是捐赠的物资，均不得作为医用。确有特殊需要的，由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产品送有资质的检验机构按附件中“国内标准”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随后的事实证明，在那样特殊的时期，湖北和武汉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即使不眠不休，即便很多本地志愿者加入一线工作，人手还是明显不足，巨量物资的积压还会导致腐败漏洞。疫情紧急，政策非常难执行到位。孰轻孰重，如何权衡取舍，考验着执行者和决策者的智慧。
晓野的性格如同一团火，做起事情来也是风风火火的。随着武汉事态的演变，晓野的情绪也如过山车一般。整整一个月，晓野在网上也遇到了很多参与公益行动的各色人等。“一些人总说我们的公益行动是帮助武汉帮助湖北，我觉得这次和当时支援汶川还不一样。我们是在帮助自己——帮助武汉同胞、支援一线医护就是抑制病毒传播、保护自己。” 晓野说的“支援汶川”是指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草根公益机构的援助行动。曾有公益圈人士称2008年是“民间公益元年”。
随着政府接管工厂，国家工信部全局调配组织生产，民间公益的阶段性使命也完成了。“我觉得这很正常，民间公益就只是一个（政府社会治理）补充，主要是因为湖北和武汉红十字会等机构能力太弱，太不作为了”，晓野丝毫不掩饰对官办慈善机构的批评。
晓野也知道他们当时所做的捐赠只是杯水车薪。JM也看到许多和他们一样自发行动的个人和各种背景的临时形成的公益行动团体。在抗疫之初，他们最早反应，最快将急需的医疗物质捐助到医院一线。除了JM，似乎没有太多人关注到他们，更没有官方媒体或者自媒体给他们宣传报道。
虽然捐助行动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很多医生还是非常感谢这些无名人士在非常时期给予的温暖。晓野手机里至今还保留着许多武汉医院工作人员的微信，虽然只有简单的“感谢”二字，虽然不曾谋面，回忆过往一起战斗的日子，如春风拂过晓野的心头。
晓野也抨击了很多抗疫中的各类现象，他推荐我去读一读经济学家华生针对此次疫情写的系列分析文章。因本文篇幅所限，不便一一列出。和晓野相熟的六旬长者说，他在晓野身上看到那么一丝丝五四青年的热血。虽然是一丝但也是可贵的，虽然这一丝丝的热血在平凡的生活里不是总那么容易被点燃，但也是火种啊！JM也相信，晓野这样的个体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涓涓细流可期汇集成海，春风野火也会燎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用人名均为化名）

 


图：纯手工永生花定制作品“四十不惑”
（设计制作:晨风｜拍摄:Yolanda生活美学工作室｜售价1500元.已售）



 英文译文
    

       
编后语：
多年后，人们回看这段历史，会发现今日种种与2003年的非典何其相似。为何历史总在重演？表面的日新月异并未能掩盖这个社会底层逻辑从未改变过的事实。
非典时期，尚且还是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柴静在采访镜头前直接问一个官员为何瞒报，是否是体制原因。如今，她已被封杀，调查记者们走的走，被抓的抓，无人再代替公众亲临一线追问事实真相，履行大众的监督权利。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吗？
时间再往后回溯，八九、大饥荒、大跃进……未曾经历过历史事件的中国人是不是该补上这一课了呢？是不是应该开始思考自己放弃的是什么，这些放弃又留给了后代什么？自己和后代真的只是统计报告里的一个冰冷的、无关大局的数字吗？
编辑：Wind
延伸阅读：
《抗疫见闻录》
经济学家华生：武汉保卫战
  
 柴静回应《看见》被禁：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Dr. Jiang Yanyong
柴静对话《武汉日记》译者白睿文：“为什么方方一夜之间从英雄变成全国批斗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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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老桥、顾忠先生和智力银行小伙伴赞助本文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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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稿酬已由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与老桥、顾忠先生和智力银行小伙伴联合捐助给：
肾衰竭晚期的山西大同大学学生田权平的父亲
捐款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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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2020抗疫见闻录（一）千里寄单车</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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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11 Apr 2020 22:26:20 +0000</pubDate>
		<dc:creator>admin</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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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公益]]></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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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城市】&#124; City
赞助稿酬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晨风，上海报道，2020.03.18

18个小时，3个人，在武汉封城封小区的情况下，能买到自行车给一线医护上下班代步并送达么？答案是：可以。
“办成功一件好事，开心！”周平说。
自从武汉疫情爆发后，上海退休人员周平就一直琢磨着能为武汉做点啥。当熟识的一位护士朋友刘雯随上海援鄂医疗队奔赴武汉后，他终于逮到了这个机会。
平时网购个东西就是点击几下鼠标的事儿。可二月中下旬的情况特殊，国内运力紧张。当时全球各类捐赠物质还在不断涌向湖北武汉，有限的仓储物流继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且不说网购的自行车能不能运进武汉城，即便进了武汉，分拣中心多久能送到目的地也是难说。话说笔者一月底托人在美帝买的口罩寄到武汉后，那可是趴在某分拣中心长达一个月才轮到配送资格。所以说，这打怪升级的第一关就是“找货”——要找到合适的货源。

1+1
2月26日傍晚6点，周平微信舒羽。
“听说（医生护士们）上班去有班车，但半夜下班要走半小时才能到住地。(如刘雯会骑车)想送她一辆可折叠自行车。但不知如何送过去？”
舒羽是周平好几年前参加“慈善光明行”公益活动时认识的上海的队友。她正好在参与援助武汉的行动，对武汉此时情况有一定了解。
“现在运输很困难的。直接武汉买不就好了。或者联系某某共享单车？”
“上班有班车，(折叠自行车)可带上班车。共享车不干净。”
“那我问问武汉的志愿者团队，看看能否帮助买。”
“要买女孩子用的折叠小车。武汉店开张吗？”
这的确是个问题。武汉封城后，除了药店和超市，几乎所有商铺关门闭户大门紧锁。到哪儿找卖自行车的呢？
舒羽想了想，一边编辑简短的“求助贴”后“复制粘贴”到微信各群里碰运气，一边私信咨询各地的JM小伙伴，一边给周平出谋划策。
“您也可以网上先找一下武汉卖自行车的店。然后和店主了解清楚市内目前物流情况，如果市内物流有问题，我再找人配送。而且，应该不会是她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吧？是不是一批医生都是需要自行车啊？如果是，且集中下班的，看看我们是不是找当地弄个接驳车。具体医护人员人数，住地地址，班车地址，可以了解下，我找找武汉资源看看。如果只是个别情况，那么就只有一对一解决了。”
“先试帮解决一个吧。”
“问一下仓库在哪里，我们找人去取。也可以查一下，武汉哪里的实体店有卖这个折叠自行车的。如果有具体地址，也可以发动武汉志愿者帮助买的。现在武汉封闭管理小区，大家出门也不方便的。只有一些志愿者好像是可以出来送货什么的。”
JM小伙伴Rachel同时“献计”——在二手物品网站上找找武汉同城的货源。周平一想，这个好主意好！不一会儿，他果然在某二手物品交易网站上找到了要买的折叠车。可再一细打听，卖家在徐东地区，货物距离护士所在的光谷地区医院约20公里。放在平时，不堵车的情况下，这20公里不过是半小时的车程或一小时地铁的事儿。可此时的武汉堪比战时，物流就是这座城市的生命线。地铁停运，车辆限行，只有持临时通行证的车辆能上路。一线医疗物资和各类补给、封闭在小区的居民的生活物资等都指望着这点运力资源了。再加上各小区严控人员出入，即便卖家做好防护后被允许出了小区大门，也无法送货上门。这可怎么办呢？
2+1
收到周平反馈二手车货源信息，舒羽继续进入“复制粘贴”模式，通过微信群寻找志愿者，希望有人能在给医院送货时顺道取车送货。
华中科技大校友群里的朱庆春正好看到了这个信息。当时，他正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事做，整理群里他认为有用的医疗物资货源信息，以方便各路寻货的捐赠方。他告诉舒羽，自己正好住在这家光谷医院附近。巧的是，他认识医院对面一家自行车行的张老板。而这张老板也正好住在附近的小区。
不用舍近求远了！“徐东二手单车”直接降为“备胎”。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晚间7点半， “臭皮匠”们建了个微信群，自行车行老板张用川被朱庆春拉进群里。三下五除二，周平在群里挑好了车、讲好了价、付好了款。此时距离他冒出“做点事”的小想法只过去1个半小时。要知道，彼时在武汉，即便买个寻常物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就这样，打怪升级直接跳到第三关——出小区。
“本地通”的朱庆春立马开启求助雷达。 “社区和小区物业一听说是给援鄂的护士捐赠东西，都非常帮忙”，他说。一切都超乎寻常的顺利。

图1:安排取车送车路径（2020.2.26）
2月27日下午12：47分，第一台单车顺利交付。张老板送了一把车锁，还细心的录制了折叠车的操作视频给刘护士。
图2:首台单车上岗（2020.2.27）
&#8220;三个臭皮匠&#8221;不禁对过去的18个小时做了一番总结。除了“自夸”了一番执行力之外，也希望这台小小的单车能带去隔离在家的我们对奋战在前线的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

图3:行动总结（2020.2.27）
时隔两日，有着美好在线购物体验的周平又从张老板那儿采购了两台自行车赠送给同一医疗队的护士们。可见服务好是加分项。良好的购物体验的确能提升复购率啊。张老板算的上是疫情中最早复工的武汉店家之一了吧！

图4:“后补队员”上岗（2020.3.1）
1+1+1+……＋n
基于共同的目的，充分信任素不相识的人，达成助人的小目标。这样的美好体验也是携手打怪的小伙伴们获得的最好的回报。
武汉疫情期间，和他们仨一样想做点事、不想置身事外、自动自发的参与志愿者工作的人 遍布各地成千上万。他们中有的被主流媒体当作典型报道过，有的被自媒体记录过片段，更多的则被淹没在时光的尘埃中，似乎不值一书。
一位武汉医生说，非常感谢他们雪中送炭送来这些口罩和防护服，很多人我连名字都不知道。
一位武汉爱心司机说，我们不需要被其他人记住，这些医生今后会感谢我们的。
一位项目执行者说，募集到的这些钱，我们得花好了才好交代。
一位捐款人说，做一点事情，自己心安。
一位武汉社区志愿者说，医院床位太紧张，没能帮到她。她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双亲相继离开。
……
如今，援鄂的上海医疗队早已安全归沪。上海人周平赠送的这三台自行车继续留在在武汉“服役”。它们同数以吨计的从全球各地捐给湖北的那些物资一样，都是人类同心抗疫的一个缩影，一个见证。




编辑：Wind
延伸阅读：


韩国环保印象，小有小的格局




与野生动物灭绝的速度赛跑




用艺术手法康复大地，以生态教育治疗心灵




世界岛：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博弈




以绿色的方式满足人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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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向阳花”支教，让针灸成了边远地区的“好医生”(一)</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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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08 Nov 2018 22:50:49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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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专栏】&#124; Conlumists &#62;微公益 &#124; MicroCh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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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 上海报道 2018-11-08
针灸的历史悠久。据考证，针灸疗法大约诞生于新石器时代。最早关于针灸的记载出现在《黄帝内经》一书中。“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便是指灸术。书中《灵枢 小针解》部分详细描述了九针的形制，并大量记述了针灸的理论与技术。
当古老的医学遇到现代的中医医师，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毕业于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的杨永晓源于对中医的热爱，在临近“四十不惑”之际创办应象中医学堂。
2007年，应象中医学堂为热爱中医的学员教授中医课程，以传承原汁原味的中医文化为愿景。次年，应象和《古典针灸入门》的作者雅克（Jacques Pialoux）、胡斯维等举办第一次针灸公益培训启动。
2010年3月，上海应象中医门诊部成立，并配置了自己的应象药局。同年，应象的公益项目——应象“向阳花”基层医生针灸公益培训计划正式启动。在过去的八年里，杨永晓、徐雅蓉、胡斯维、陈成等医生和数十位志愿者一起深入四川、云南、河南等十余个省市，为近千名的基层医生进行了免费的公益针灸培训。
2015年，“向阳花”为藏医学校开设全息易象针灸公益培训课，至今走过第四个年头，培养了200余名在校医学生学员。90%以上的学员都在藏区基层从事医疗服务工作。

图1:“向阳花”全家福（2015.7）左起张海政、陆芳、郑卫东、杨永晓、杨易简、秦立强、李征和林天娇
九九归一
应象中医学堂的骨干大多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医师。因为对中医文化的共同热爱，一群人聚在了一起。如今，应象中医已从当初7人的小团队，成长为一家约30人的精品中医门诊。在应象这个大家庭里，灵活的工作时间让他们有时间学习深造、做科研、进行学术交流和参与公益。多数成员都在应象中医发起的公益项目里做过志愿者。公益践行早已融入企业的骨血。
杨永晓最初与公益结缘于2006年，他在校读全日制工商管理硕士（MBA）的时候。当时他正为一批崭新的人工晶体寻找新主人（一种植入眼内的人工透镜，取代天然晶状体的作用——编者注）。他本想将它们全部捐给学校，不料和同期的校友、一位上海的眼科专家张兴儒一拍即合，共起发起了“慈善光明行”（详见文末“延伸阅读”——编者注）。这批人工晶体就留在了高原德格县佐钦乡的患白内障的藏民的眼睛里。
2015年兴业全球基金主动上门，邀请应象中医为他们资助的藏医学校教授针灸课程。巧的是，这家藏医学院正好位于德格佐钦。杨永晓忆起，当年葛嘎仁波切活佛就过发愿，要为德格的藏民募资建一所医院。
九九归一，冥冥中的佛缘。
德格是一个群山怀抱的小县城，佐钦琉璃光藏医院在一个小镇的边缘，围墙外就是大草原。“向阳花”第一次去佐钦藏医班支教的志愿者一共七人，杨永晓和郑卫东教授和其他五名应象志愿者。短短一周的培训要完成大量的课程内容，“向阳花”一行大多有高反，也都经受着体能上的挑战。
李静在佐钦琉璃光医院工作十多年。她告诉JM：“德格佐钦琉璃光藏医学校是在2005年成立的琉璃光医院的基础上创办的。目前，琉璃光医院是甘孜州口碑很好的民营医院，对病人只收取很低的费用，贫困病人则免费”。据了解，藏医学校学生的伙食费和部分日常运营费用由上海兴业全球基金负担。藏医学校从藏区的偏远乡村招收学生，学制三年。学生们毕业后被授予国家中专学历，需要回乡工作至少六年。
葛嘎仁波切为了偏僻地区的牧民能有基本的医疗设施，创立了医院和藏医学校。这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在此不做赘述。
（未完待续）
EN

编辑：Wind
图片提供：应象中医
（转载声明：转载须经作者本人同意，并支付报酬。）
延伸阅读：
“向阳花”支教，让针灸成了边远地区的“好医生”(二)
大医至爱：张兴儒的公益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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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萨其马、Andy、张大安、陈娅等小伙伴赞助本文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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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酬已由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与上述赞助人联合捐赠给杨医生（老杨这两年）
捐款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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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对近期公益丑闻的13点反思</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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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06 Aug 2018 17:54:18 +0000</pubDate>
		<dc:creator>admin</dc:creator>
				<category><![CDATA[企业社会责任｜CSR]]></category>
		<category><![CDATA[公益]]></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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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观点】&#124; Insight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特约撰稿人 鲁达， 2018-07-30

最近公益圈发生了一些事，如果用“点评+下结论”的方式，可以有一万种值得点赞的口号。然而，如果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对系统进行修订，而仅仅是谴责与谅解，并修修补补，对世界又会有什么作用呢？

这里只写结论。怎样得出的结论，通读过《公益原理》的读者都知道。后面的附录摘自《公益原理》第四章的附录。
1、公益的初级阶段，自然人公益必不可少。但进行到一定阶段，自然人公益必然有其弊端。这与神仙皇帝清官救世、与体制治国，是一个道理。

2、孙中山也有不良私德记录，但这并不妨碍他救国救民；希特勒的私德远远好于丘吉尔，但并不妨碍他俩一个成为杀人魔王、一个成为救世者。私德并不能决定职业价值。但我们的习惯思维是“一旦承认某人的成就，就无法承认其丑陋一面”。
3、克林顿是个好总统，但莱温斯基事件发生后，他还是要辞职。功劳并不能抵消罪过，法律也不能因人而异，对有贡献者法外开恩。
4、克林顿离职后，依然是优秀的公众人物，并且为公益慈善事业做出很大贡献。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一个罪行，而否认整个人的价值。
5、公益组织的领袖被赋予了太多符号价值与社会权力。公益组织从领袖的个人IP时代进入品牌化时代，是中国公益走出初级阶段的必经之路。
6、公益组织的领导人拥有太多自主权。理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中国公益要想脱离初级阶段，完善的组织内部治理必不可少。
7、商业组织、政府组织都开始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并且充分与社会互动的今天，最需要透明的公益组织，却成了黑匣子。
8、中国最缺的是媒体，尤其缺少站在对立面的媒体。少一些歌颂，多一些争论。
9、尽管公益领袖们都站在反对权力部门透明人假设的一面，但自己却不可避免地沉醉于权力的光环，将自己包装成了新的皇帝，揭开皇帝的新装，很好！
10、本着早就看你不顺眼的情绪，各路人马开始趁机将中国公益贬低到无底线。“商业是最大的公益”、“政府是最大的公益”、“公益首先是道德”等论调再次起来。对不起，请看《公益原理》第四章附录。
11、公益还要继续，既不要因人废事，也不要因功蔽人。有问题的人，该入狱的入狱，该受舆论谴责的受舆论谴责。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但公益还要继续。免费午餐、嫣然计划等对社会的推动有目共睹。
12、比起公益领域，商界、学界、政界的妖风邪气要厉害得多。只是因为没有期望，所以就没有失望。公益人应该感激社会的期望，而不是降低底线；
13、靠人品不如靠机制——具体参见5、6、7、8；


附：《公益认知常见误区》
 
公益=发善心、做好事、义基而非利基、奉献？

总之就是给公益赋予一切可以赋予的道德标志。这是第一个误区，也是国内最常见的误区。这个误区其实有两种“分误区”：


一、认为公益就是发心做好事。
心是何物？好的标准是？
很多人会回答说：公益就是发自内心的帮助别人。但这是慈善。
从前面的章节我们知道，社会需求识别是非常复杂的判断。同情心、同理心等，往往只是表层的认知。如果智慧不够，好心也会办坏事。
二、认为做公益必须不计回报、要有奉献精神。
事实上，公益从业者并非没有回报，货币回报领域：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下，苦逼型公益雇佣了大批低阶劳动者，其本身的能力与付出与其薪酬大体上是匹配的；创新型公益，大多是以商业创业的形式在做；先知型公益则大多数以政府、企业资助的形式在运行。
而公益从业人员从受助者、社会舆论中得到非货币回报，则更为丰富。尤其是在助医、助学领域，很多在原始行业默默无闻的人一旦从事公益，很快就能获得丰厚的社会地位、公众影响力等回报。公益甚至成为了一些贪腐者洗白的终南快捷方式。
公益劝募的过程，本身就是价值观输出的过程，劝募过程中需要达成的达成三个共识——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担当者共识，对于企业、政府、民间组织而言，都是丰厚的品牌回报。
同时，对于基因人、神经人的需求，在参与公益事业中，也往往可以得到充足的回报。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并有所预见：




公益是一种经济运转模式、公益从业者是一种职业（无论专职兼职）；
现阶段经济回报低是因为社会经济刚刚起步，而公众也已经通过非货币回报补偿了薪酬；
未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增长，公益从业者的货币回报将逐渐提高，但职业要求也必然提高；
同时，非货币回报将逐渐降低，并得到更严苛的社会监督；
社会企业、组织社会责任、慈善行为、社会共识、责任立法、责任投资、泛民主等众多形式都可以取代某一领域的公益行为；
新的社会需求又将不断催生新的公益机会。


公益服务=免费服务？

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认为，公益就是免费提供服务。这个误区包括两个问题：

受助人认为免费的服务不要白不要，甚至不需要也要，造成资源浪费；以及捐赠人认为我出了钱，公益从业者就应该出力，共同做慈善，从业者不应该拿报酬。
其实，公益并不是免费的，而是通过支付转移，有另外一群人给受助人获得的服务进行了报酬回报。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受助者，都应该知道，自己“免费”拿到的物资与服务，背后依然是有来源的，是人类社会的财富流通，而不是“上帝”变出来的。
受助人应该有感恩之心，并知道自己消耗的财富量，如果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应有回偿行为。
对于捐赠人而言，公益执行者并不一定是民间组织，也可以是暴力组织、商业组织，他们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也都应该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实价购买的。捐赠人应接受执行人和执行机构需要正常的薪资与利润回报这一现实。


公益人=圣徒？
这个误区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中国人的认知局限，导致公益太少太稀缺了。社会也因此产生了“啊！你老公是做公益的！那他得多有钱？多有理想？多傻逼？”一类的惊呼。
实际上，首先是将公益与慈善混为了一谈。
“人以稀为贵”，因此，社会也就对公益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将公益人等同于“特蕾莎修女、圣雄甘地”一类的圣徒。
事实上，公益从业者固然需要比政府、商业从业人员更高的付出，但确实不需要是圣徒。
而社会也不必对社会工作者有道德苛求甚至道德绑架。尤其在今天的中国，很多社会工作(公益工作)只是一种职业，而且是一个缺少职业规范的职业（行业）。
但因公益行业的双边决策特性，公益行业本身确实更符合现阶段社会的需求，也需要多角度的鼓励——包括社会评价方面。
对于公益人，坦率的说：没有自我道德感的支撑，在今天的回报下，又有多少人能够坚持下去呢？
公益一定很苦很劳碌？
这也是国内对公益的误解，认为公益就应该在社会需求共识已经达成，并且只是政府与商业组织因报酬过低而不愿进入的领域操作。
这种认知，不仅在捐赠人层面，在政府层面也广泛存在，并在实际上扼杀了创新型、先知型公益在国内的发展。
同时，还造成了公益是对暴力、商业的补充，这种认知。
这种认知，已经过时了。公益经济本身不同于慈善经济，公益组织也不同于慈善组织，也绝不会永远扮演第三部门。
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全球所有国家都是以暴力经济为主体，商业经济与慈善经济（不是公益经济）做补充的，其比例大约维持在90:9:1的范围。
经济主体已经转换为商业经济，而暴力经济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国家由资源集团逐渐退步为盟约集团，并将在百年内消亡，而被金融盟约集团取代。
同样，当社会需求共识的影响力强于报酬影响力时，公益经济（不是慈善经济）也将成为社会经济主体。
公益经济也将越来越多的服务于先知型、创新型需求。而用行政手段、商业手段来完成创新型公益，也是未来的趋势。
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这个问题也可以解释为：公益是否就是指广义公益，如果从广义公益的角度看，无疑是成立的。
但是，这个事实上并不是认知误区，而是一种人为的偷换概念。其目的是促进第一部门（政府）或第二部门（商业）与第三部门（狭义公益）竞争。
从前面四章的学习可以得知，基于经济人假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可以近似等同。在此基础上，商业确实承担了广义公益的大部分职能，但将广义公益与狭义公益进行了混淆是不对的。暴力组织、商业组织都有社会公益的承载性，但其出发点是不同的。
同时，现代人类是基因人、神经人、经济人、意识人四种混合的阶段，完全基于经济人模型的公益模型，本身就是历史阶段性产物。
很多精英阶层很容易理解暴力经济、商业经济、公益经济三位一体的模式，但他们出于对私有财产的偏执嗜好，导致他们口头上不愿承认狭义公益的价值。也因此愿意让自己的企业参与捐献。
而他们的理由就是：做好暴力组织、商业组织应该做的，获取权力和利润，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自然人与法人通过纳税、消费（投资），就是在参与广义公益了。
这种观点显然是狭隘的，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讲过，权力与市场都会扭曲社会需求。如果没有狭义公益这种直面社会需求的资源流转模式，社会依然是不完整的。
只有公益组织才是公益的代表？

这个问题也可以解释为 公益=狭义公益？
这是公益的另一个误区，与上一条相映成趣，往往是一些捐赠人、志愿者和民间组织者容易陷入的道德绑架误区。在这个误区里，只认可民间组织与公益行为，而无视暴力组织、商业组织的解决方案，也不认可民间组织的暴力行为、商业行为。
不可否认社会需求在权力、利润的转化过程中，会被加以变形，但直到今天，对权力与利润的追逐，依然是社会驱动个体参与社会公益的有效奖励。
这一误区往往与上一误区形成僵持，最终的结果却是一样的：都是限制了暴力组织、商业组织执行狭义公益行为的积极性。
因此，进行公益采购时，可以以公益组织之外的供货商，事实上，民间组织也经常采购商业组织的服务。
倒是有一个论调说“公益是最大的商业”、“痛点就意味着商机”，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社会需求转化为用户需求（痛点转化为商机）需要很强的商业创新能力，不是每个人才都可以轻易挑战的。
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做公益？

组织社会责任（CSR）经历了CSR1.0\CSR2.0\CSR3.0三个阶段的发展，虽然越来越具备可操作性，但距离其本质却越来越远，尤其是引入利益相关方考评后，由于在实际操作中，企业缺乏与利益相关方真实的沟通，甚至搞成了“收益相关方”考评，反而导致CSR3.0大有成为PR2.0的趋势。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的几种典型社会责任部：
向公关总监汇报的，是利用投资人和政府对公益的“道德优越认知”来营造企业形象；
向市场总监汇报的，是利用消费者对公益的“道德优越认知”推销业务；
向人力资源总监汇报的，是利用员工对公益的“道德优越认知”来提高企业凝聚力；
向总裁办汇报的，是利用社会对公益的“道德优越认知”来营造企业家个人形象，是总裁个人的“慈善办”。
CRO的地位不高，是国内企业的通病。而社会责任成为可有可无的部门，也是通病。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本，不是盈利与解决就业；也不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盈利与解决就业；而是在社会监督体系之外，自觉降低社会损耗、提升社会效率的努力。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整套法律与宗教之外的约束体系，社会责任报告又名可持续发展报告。一个企业如果轻视人权、漠视环境、信仰丛林法则、不肯做行业突破性的科研投入，那么捐再多的钱用于公益，也不是一家责任企业。
顺便提供一些社会责任的核心要素：《社会责任报告》，又名《可持续发展报告》，是企业管理者面向全社会的企业经营报告：
1916年，克拉克提出：巨型企业的诞生使市场功能弱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模型已被打破在商言商将是人类毁灭的开端；工业的发展使企业成为人类最有力的组织形式，社会责任应由企业主要承担，而非过去的个人与政府；《改变中的经济责任》
1953年，企业社会责任之父霍华德.R.鲍恩提出：商人具有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去确定政策、作出决策、采取行动的义务。《商人的社会责任》，后世称为“企业责任的真理”。
1889年钢铁大王卡耐基提出：企业财富属于全人类，富人只是代理人，企业管理者应该对全社会负责；
1960年，基思.戴维斯提出《责任铁律》，共计三条：
责任与权力形影相随；
企业经营与发展的规律是“责任越小，权力越小”；
企业必须承担经济以外的责任；
1975年，企业社会责任五定理发布：
社会责任来自社会权力;
企业是一个开放系统：接受社会投入，公开经营结果；
企业决策应该全面计算和考虑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
企业社会成本应计入商品价格中，由消费者承担自己对社会的责任；
企业除承担社会成本外，有责任在社会需要的地方尽其所能参与其中；
1975，戴维斯总结出了至今依然为世界企业界公认的企业社会责任原理：有社会责任感的组织在保护和提高社会生活质量的同时，得以保护和提高自身的生存质量；从本质上看，生活质量是指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生活在与自己内心、与他人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之中。企业对于这些和谐，尤其是后两种和谐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如果企业能够从一个更大的系统中看待问题，就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


公益就是利他与奉献？
这个误区和1、3两个问题同源，本来是不打算重复的，但因为第一批试读者建议将利他与利己的问题讲清，所以增加了这段。
首选，人类是不存在利他行为的，只有基因、神经、意识三种决策的行为，至于利己还是利他，都是外部评判。
如果硬要分类，是个体有明确目的的行为和无厘头行为，而非利己或利他。而这个判断也是非常模糊的，因为个体很多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体内的基因、神经、意识三者是怎样达成一次决策的。
其次，我们已经知道，任何有明确目的的行为，要么是个体兽性的驱使、要么是群体兽性的驱使。而两种兽性的形成，都是源自于基因集团的决策，神经集团、意识集团进行加强。
表现在浅层次的现象，就是所有公益行为依然都是利己的，只是“利益共同体共识”的范畴不同。与人类的个体兽性与群体兽性有关。
更讨厌的是伪公益参与者，为了获取社会认可、甚至是试图以公益之名挟持社会资源。
而我们公益从业者的价值，也并不在于怎样呼吁社会大众放弃自我利益诉求、去做利他与奉献的事；而是通过巧妙的社会规则设置，让利他与利己成为社会普罗大众可以理解、可以参与的一体行为。
“捐赠是个体的自愿行为，因此可捐可不捐”合理吗？
这个是最大误区，也是本书要反复强调的内容。
首先，经济人的弱势群体并不是天然产生的，而是人类的行为规则促成的。
当人类与其他生物不同，开始心悦诚服地接受意识集团的控制时，人类已经被“人工智能”控制，而不再是自然之子。
相应的，意识集团在今天，远远不能达到自己独立存在、独立进化的程度，要依赖基因集团和神经集团。
因此，意识集团的决策，既有虚幻的一面，也有实际的一面。
在不成熟的意识集团控制下的人类，不可避免地给自己挖了许多“坑”，为了弥补这些坑，人类不得不挖更多的“坑”。
狭义公益是为了填补暴力模式、商业模式这两个坑，而开掘的第三个坑。
企业社会责任是为了填补法律、市场竞争这两个坑，而开掘的第三个坑。
政府福利部门是为了弥补大众与小众、公平与效率这两个坑，而开掘的第三个坑。
因此，连公益本身都充满不公平，社会可想而知。
自愿、不具强制性，只是一个新坑的阶段性规则。
如果社会上每一个富人都不参与“第三次分配”，人类将不得不借助人类社会规则以外的能量流转模式，颠覆掉今天的政府、商业、公益三类组织形式。
如果我们称其为社外组织形式，战争、瘟疫只是其中最常见的两种，上帝之鞭随时可以抽落。
而事实上，很多“古代发达社会”很早就意识到了公益的不可或缺。伊斯兰教很早就有规定，个人年收入超过多少的部分，必须要捐献给穷人。
可以总结说：捐赠是自愿的行为，但对于占有社会资源较多的人群，捐赠是义务，也是必须参与的社会行为。
公益组织一定要要“先活下来”吗？
    
有一句话现在在网络上很流行：“我们有一天都会成为自己最讨厌的那个人。”
每一个民间组织在发起的时刻，创始人都怀着一个理想：“我要改善XX、我要改变XX，我决不会走YYY的老路。”
然而，最终为了活下来，民间组织将募款额、组织规模看得比什么都重，千方百计获得资源；为了获取资源，不得不采取自己曾经抵制过的“伪公益“募款法，不得不屈服于某些孵化器、大金主的意志，不得不屈服于社会的一般认知水平。
一、“活下来”的第一个风险，是公益性被扭曲成商业性
国内一些救灾主题的项目就是典型，为了先活下来，会有筹款过度无法用完的人气项目；会有物资过剩、奢侈腐败的灾区的官民，并且机构的目标也被捐赠人意愿绑架——背离了中国公益最核心的土壤需求，跑到中国最不缺关注的大灾救助。
造成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一些机构的管理者均为“商业组织”出身，商业组织看重现金流与组织规模的习惯，被平移到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与商业组织最大的不同，在于民间组织是以“解决某社会需求为直接与最终目标的”，而不讲手段。
因此，民间组织可以将自己看做一个“盟约组织”，而非绝对意义上的“资源组织”，钱财不一定非要过手。只要能够有效地调动资源流入“需求领域”，那么就算是成功，而不必考核一家组织“养活了”多少从业人员。
正是这种将民间组织当作商业组织、暴力组织一样经营的思想，禁锢了中国公益的发展。
一篇报导、一本书、一群不约而同发难的公知，其公益性、公益价值远远大过一家“活下来”的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开展工作，无外乎是依靠“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担当者共识”，只要成功引导社会完成了这三项共识，那么最终资源通过什么途径流通，又有什么关系呢？
二、“先活下来”第二个风险，“公益包养器”造就“宠物公益”
一些以资助、孵化为目标的基金会、孵化器，某种意义上，恰好是公益的伤害者。这些机构会以组织孵化为目标，进行项目筛选与孵化，他们经常会“帮助”公益创始人们进行“目标修订、策略修订、团队建设”，从而“帮助”公益创始人们成为“合格”的民间组织。
这种过强的帮扶机制、这种自上而下的裁决，已经落入了暴力组织的行为范畴，将机构变成了“包养对象”，削弱了公益本身的双边决策性。也间接加重了公益脱离社会的现状。
不可否认“公益孵化器”对中国公益最初阶段的价值，但到了互联网时代，公益孵化器的历史使命，应该终结了——把公益还给互联网。
三、“先活下来”第三个风险，是揠苗助长造就的伪公益
而更可怕的是，民间组织为了活下来，不得不迎合金主或捐赠人思维、逐渐修正自己的理想，甚至不得不采用第四章第一节第六部分的募款手法，最终成为了“伪公益”。
还有一些民间组织为了活下来，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商业组织、甚至带有宗教性的准暴力组织。
现阶段的社会条件还不成熟，也请各界不要急于鼓吹“公益职业化”，西方的经验未必完全适合我国国情。
在现阶段，政府、企业都可以先从CSR做起，媒体做好“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社会风气改善了，公益自然浮现。
良心经济的抬头，绝对不是指民间组织的GDP占比提高到多少，而是包括责任组织、慈善控股、社会企业等多种形式的经济模式。
四、“先活下来”第四个风险，“轻”公益被“重”组织绑架
很多90后甚至00后，都有着丰富而活跃的思想，怀有虽然不主流、但恰恰可能改变世界的公益理想。然而，他们的热情往往被一些“公益资深人士”引导后，扭曲成“谁能给我第一笔资助”、“怎样将不靠谱的理想转化成靠谱的民间组织”、“怎样有强有力的执行”。殊不知，这是“苦逼型公益+商业组织后遗症”，最终的结果是“做组织”，而不是“做公益”。
公益本身不具备职业化条件的时代，我们可以把公益先当作一种资源组织形式，而非职业。商业设计师与公益设计师，工具与产品并不会不同。不要把公益变成方外之地，先做个职业、专业、敬业的劳动者，凡人一言一行、一饮一啄，皆是公益。
同时，公益人也要通过加强与政府、商业机构的联动，用“公益”驱动“组织”。公益人越来越多的承担起策划选型、社会共鸣、采购分包的职能；而非打造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民间组织”。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兴起，自然人公益、盟约型公益、政府福利、社会企业这四种类型的公益模式，一定会与职业公益机构一同推动社会公益。

总之，先做公益，永远比先做组织重要。没有经济与文化基础做铺垫，要求一夜之间实现“公益职业化”，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社会需求的履行，也不仅仅是公益组织一种模式，我们也完全不必以“社会组织”的数量来考虑社会发展的阶段，而应回归根本，先看社会需求与用户需求的匹配度，再看社会需求的满足度。
谁说独行侠就不是公益？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一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延伸阅读：
公益入门书推荐：《公益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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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当蜜蜂遇到鱼（三）</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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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29 Nov 2011 21:42:11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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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专栏】&#124; Conlumists &#62;超越平凡的生活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茉莉，香港报道，2011.11.20
种“公益种子”的喜悦
 “经过几年的实践后，我在反思为什么国际NGO扶贫项目效果不明显”，二蜜蜂在博客里分享他的公益见解。“在一两个村子里投入太多资源，在一个小试点上效果不明显也不具备可复制性，难以向政府推广。既然这样为何不改变策略，将项目结果当次要目标，将培养人才放在首位？国际NGO最大的优势是为中国本土带来新的理念和工作方式。他们应该发挥自身长处，把项目当做手段——通过项目为本土公益行业训练领导人才，这样才能产生几何效益。”
很多支持国际NGO的捐款人不容易接受这种目标的转变。二蜜蜂说，“传统上他们对NGO的定位主要还是偏向慈善、扶贫之类。尤其要看得见一些实在的产出，比如要建成一所学校，（他们）才认为捐赠的钱是有结果的。”

对时下兴起的大学生公益创业，二蜜蜂认为NGO不要有太多概念，不然容易成为口号。大学生工作难找，首要应考虑如何养活自己。在生活有保障后，再通过公益的平台接触更多的点，再看看有没有公益创业的可能性。“但不管怎么说，有人愿意创业是好事情。只有创业的人越多，有不惧怕创业失败的氛围，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有活力”。
在他看来，大学生公益创业有着一定的优势，比如失败的成本低；大学生胆子大，初生牛犊不怕虎；想法新，敢打破常规思维。不足之处在于他们没有经验。当初他负责的“农村志愿者计划”也是帮助大学生思考自己的方向的契机——是在NGO工作、到NGO创业，还是回归商业。
有科学研究表明，30-39岁是大部分人最富创造力的时期。二蜜蜂在这段时间遇到了非鱼，倾注大量的业余时间创办了NGOCN。非鱼从20出头到30，青春最灿烂的岁月与NGOCN相伴成长。
对话
JM:你的公益热情从何处来？ 
二蜜蜂：存在感，自我价值的实现。
JM:对生活想法？ 
二蜜蜂：存多一点钱，买个大房子，和大多数人的想法没有本质区别。
JM:你做公益的目标是什么？
二蜜蜂：找到对的人，引导到公益路上来。当年搞了两期“农村志愿者计划”。第一期的三个人现在有两人在NGO机构工作，一个业余做公益。第二期参加实地面试的5人都参加了公益的工作，效果不错。
JM:你如何界定公益在你生活里的定位和比重？
 二蜜蜂：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但大部分人都没法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公益。因此公益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个人工作的一种补充。这样公益才能主流化，常态化。当然，人处于不同的阶段，生活的重心也会不一样。有的人可以拿出几年时间全身投入公益，再回头看是很好的体验。把这种经验带回到往后的工作和生活里，影响身边的人，也是不错的。
编后
和二蜜蜂从黄昏时分聊到餐厅打烊，我能感觉到他很珍惜与非鱼的友情。一份共同愿景让两个不同成长背景的人走到一起，通过NGOCN这个平台共同践行公益。虽然这份情谊没有豫让击衣的壮烈，没有伯牙子期的诗意，没有管鲍之交的深刻，但是依旧让人羡慕。
有人说NGOCN是中国公益草根组织成长的一个写照；有人说NGOCN发展到至今的定位一直不够清晰，所以遇到了瓶颈；有人说NGOCN忽略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建立，拖累了自身的发展……
任何组织的发展都脱离不了大环境，难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不论是商业机构或者公益机构，其反映的是当下，却也是未来的历史。也许，我们现在能做的可能都只是累积，又或者是为后来者做的某个方向上的尝试。
NGOCN也是如此。毕竟他们是第一批尝螃蟹的人。
（全文完）
英文译文
编辑：Mid、Ben
延伸阅读：


当蜜蜂遇到鱼（一）


当蜜蜂遇到鱼（二）


NGO发展交流网的“滚蛋日记” 


 

“经过几年的实践后，我在反思为什么国际NGO扶贫项目效果不明显。那种我反思过乐施会扶贫项目的‘目标为导向’效果为什么不明显”，二蜜蜂说：“在一两个村子里投入太多资源，在一个小试点上，效果却不明显也不具备可复制性。它的目标体系决定了评估标准，。但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无法达到预设的目标。既然这样（乐施会）为何不改变策略？将项目结果当做次要目标，将培养人才当做首要目标？”二蜜蜂说，“国际NGO最大的优势是为中国本土带来新的理念和工作手法。他们国际NGO的中国化，应该发挥他的自身的长处，把项目当做手段——通过项目为本土公益行业训练领导人才，通过项目训练为本土培养行业NGO人才，这样才能有产生几何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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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当蜜蜂遇到鱼（二）</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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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22 Nov 2011 11:06:07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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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专栏】&#124; Conlumists &#62;超越平凡的生活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茉莉，香港报道，2011.11.05
从云南开始
 
 
蜜蜂和鱼相遇的开端绕不开云南。
2001年二蜜蜂到英国读研，主修农村发展。次年他为做论文研究去了趟非洲农村。这是他首次去贫困地区的农村，也是他第一次目击生活在赤贫中的人和感受他们绝望的眼神。他说当时很吃惊，“有点反应不过来。”
 
 
2003年他任某国际NGO的项目官员，到昆明工作。其中一项就是负责“农村志愿者计划”，志愿者主要配合地方政府下乡，需要在项目点待半年，中途不能当逃兵。当时还是大学生的非鱼闻信报名，去了云南的项目点。 回忆与非鱼的初识，他印象最深的是交谈中感受到的真诚。
“做任何事情，真诚与能力同样重要”，二蜜蜂说，没有非鱼便没有NGOCN后来的发展。

2004年，正值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时期。对那时很多人而言，“公益”还只是个陌生且抽象的词组。二蜜蜂和非鱼一起举办云南NGO论坛的活动，初衷是解决云南的NGO本地化问题。“当时觉得本地NGO比较孤单，缺乏相互的支持和交流，想搭建一个行动者的信息和交流平台。因此便另创NGOCN，用互联网发布公益信息，支持行动者。” 对公民社会和农村问题的共同关注让两个人走到一起，在当时不大的公益圈里一呼百应。NGOCN的志愿者队伍迅速从十几人壮大到上百人，通过互联网蔓延到全国。
“我们两人的默契很好，很多事情不用说已想到一块了”，二蜜蜂如此描述两人的关系。他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非鱼。
2006年NGOCN正式注册。一开始运营费用是他们自掏腰包。次年开始，NGOCN从某非营利机构申请到每年20万元的项目资金。当时他们计划做线下活动，并提出了三年愿景。此后网站访问量突破百万，NGOCN开始走上轨道。
2009年12月，NGOCN网站第二次改版，从Web1.0向Web2.0转型，网站的功能从单向的交流转为双向沟通。
2010年，NGOCN发生“财务事件”。他们团队迅速处理，主动对外公布情况，得到了网友的正面反应和理解。此事促使NGOCN思考从半业余公益向职业公益，从草根机构向正规机构转变。
2011年头，NGOCN从昆明搬到非鱼所在的广州。九月，NGOCN广发“英雄帖”招募总经理。二蜜蜂坦言：“NGOCN的确是要向社会企业转型，这样才能更好的持续发展”。
对话
JM：你的父母亲对你做公益是什么看法？ 
非鱼：不大理解，不过还OK，属于默默支持的那种。父母已退休。
JM：家里人支持你做公益吗？ 
二蜜蜂：总体上支持，只要平衡好工作、公益、家庭。业余时间打理NGOCN的工作很累，不过一定坚持下去。
JM：为什么不放弃？ 
二蜜蜂：只有坚持，才能做的好。累的受不了的时候就要学习管理时间，打持久战。
JM：这份事情有什么值得你持续投入的呢？ 
二蜜蜂：就是凭着直觉去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让更多人关注公益。每个人都有责任心，都关注其他人，（这）能感染身边的人。
（未完待续）
英文译文
编辑：Mid、Ben
延伸阅读：


当蜜蜂遇到鱼（一）


当蜜蜂遇到鱼（三）


NGO发展交流网的“滚蛋日记”



 2001年二蜜蜂到英国读研，主修农村发展，为做论文研究他2002年他去了趟非洲农村。这是他首次去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也是他第一次目击生活在赤贫中的人和感受他们绝望的眼神。他很吃惊，“当时有点反应不过来。”
2003年他任某国际NGO的项目官员，到昆明工作，负责“农村志愿者计划”。志愿者需要在项目点待上半年，主要配合地方政府下乡，中途不能当逃兵。当时的大学生非鱼闻信报名，到了云南的项目点。 
二蜜蜂说，没有非鱼便没有NGOCN后来的发展。回忆与非鱼的初识，他印象最深的是交谈中感受到的真诚。“真诚比能力更重要”，二蜜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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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当蜜蜂遇到鱼（一）</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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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10 Nov 2011 01:23:07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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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专栏】&#124; Conlumists &#62;超越平凡的生活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茉莉，香港报道，2011.10.15

蜜蜂和鱼，一个空中飞的，一个水里游的。当这两种生物相遇会发生什么呢？
答案是：NGOCN。
NGOCN的全称是“NGO发展交流网”。2003年，相差近十岁的二蜜蜂（网名）和非鱼（网名）因为一个公益项目相识。次年，他们一起创办了NGOCN。因为这份共同的事业，两人的友情延续至今。
公益是项严肃的爱好
 
“有些人还没遇到自己的那一刻和那件事——遇到改变自己的那一刻和命中注定的那件事”，二蜜蜂说。
NGOCN就是他30-39岁这段岁月的命中注定，一段成长的切入点。

为照顾我人生地不熟，二蜜蜂来到我在香港下塌地不远处的一家日式料理店见面。二蜜蜂中等身材，身着浅色短袖衬衣，香港口音的普通话，语速不快。他刚出差回港，神色略有些憔悴，难掩倦容。
二蜜蜂目前做环境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咨询工作，NGOCN是他业余生活里的一项爱好。“不打破原有生活”，他说，“这是业余做公益的一个重要边界。”按他的说法，做公益区别于运动休闲等活动，是项严肃的爱好。
二蜜蜂在香港长大，高中毕业后进大学，选了农业经济作专业。他的父母很开明，并没有强迫他读那时正热门的工科和商科，而是告诉他“你选什么都可以”。
“为什么选农业经济呢？”我问。
“就是觉得不一样”，二蜜蜂说。
好奇他网名“二蜜蜂”的由来。“没特别的寓意。读大学时流行的一首跳舞歌曲叫Bumblebee（大黄蜂），我在家排名第二，两者结合就是二蜜蜂。”
二蜜蜂曾经是“音乐青年”，在大学里玩吉他、贝斯。这份爱好一直持续到现在。他现在偶尔在香港表演，娱乐自己和朋友。问他要“代表作”。
“最喜欢的歌曲一时间想不起来，但2009年这次演出比较满意”，二蜜蜂说，“组乐队，需要配合。”
二蜜蜂2004年时和非鱼联合创办了NGOCN。当时30出头的他还在某国际NGO工作。这个国际知名的NGO机构的平台虽大，但他个人的很多想法无法实现。
NGOCN是二蜜蜂平衡自己理想与工作的一个方式。对于非鱼，公益似乎是他的工作和爱好相结合的一件事情。
非鱼是广东人。被贴上“80后”标签的他在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工作，2000年开始关注公益。2001年的西北之行让他对山区印象深刻。在创办NGOCN之前，非鱼同大部分人一样，通过助学满足自己的公益心愿。机缘巧合之下，他后来成为了一名全职公益人。
对话
JM：业余爱好有那些？最热爱的是哪项？
非鱼：音乐、阅读、禅修。
JM：公益对你而言，更倾向于是爱好还是事业？
非鱼：什么是公益？如果是泛指所有的公共利益，那对我是事业。如果仅是指目前做的工作，那只能说是“阶段性事业+业余爱好”。

（未完待续）
英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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