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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Jointings.org &#187; 信仰</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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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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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21 Dec 2024 09:21:11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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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教育与成长｜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category>
		<category><![CDATA[信仰]]></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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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观点】&#124; Insight
作者：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人真是奇怪！每个人来到世上都只是匆匆过客。目的何在，无人清楚，虽然人们有时自认为有所感悟。不用做过深的思考，仅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我们是为其他人而活着的––首先是为了那些人，他们的欢乐与安康与我们自身的幸福息息相关；其次是为了那些素昧平生的人，同情的组带将他们的命运与我们联系在一起。我每天都会无数次意识到，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人的劳动成果之上，这些人有的尚健在，有的已故去。对于我已经得到和正在得到的一切，我必须竭尽全力做出相应的回报。我渴望过简朴的生活，常常为自己过多地享用他人的劳动成果而深感不安。我不认为社会的阶级划分是合理的，归根结底是靠强制手段维系的。我还相信，简朴而平易的生活，对每个人的身心都是有益的。
我认为，在哲学意义上，人类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每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制于外在压力，还受限于内在需求。叔本华说过：“人虽然可以为所欲为，但却不能得偿所愿。”从青年时代起，这句话就让我深受启发。每当自己或他人经历种种磨难时，这句话总能给我带来慰藉，成为无穷无尽的宽容的源泉。幸运的是，这种认识不仅能缓解那种让人感到无能为力的责任感，也能防止我们过于严苛地对待自己和他人。这导致了一种人生观，其中，幽默尤其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探究一个人自身存在或一切创造物存在的意义或目的，对我来说，似乎总是愚蠢的。然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些理想决定了他的奋斗目标和判断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未将安逸和享乐视为终极目标（我把这种伦理准则称为猪群的理想）。一直以来，对真、善、美的追求照亮了我的道路，不断给我勇气，让我欣然面对人生。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友情，如果不专注于探索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永不可及的世界的话，生命对我而言就毫无意义。从儿时起，人们所追求的那些庸俗目标——财产、外在的成功以及奢侈的享受，我都不屑一顾。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然而却又明显地缺乏与他人和社会的直接接触，这两者形成了奇怪的反差。我是一个真正的“独行者”，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过我的国家、我的家乡、我的朋友，乃至我最亲近的家人。面对这些关系，我从未消除那种疏离感，以及对孤独的需求––这种感觉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俱增。一方面，它能让人清楚地意识到，这将使自己与他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受到限制，但我毫无遗憾。这样的人无疑要失去一些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人才能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他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避免让自己内心的平衡置于这样一些不稳固的基础之上。
民主是我的政治理想。让每个人都得到应有的尊重，任何人都不应该成为被崇拜的偶像。可是造化弄人，我自己却受到了过多的赞美和尊敬，尽管这既不是我的过错，也不是我的功劳。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许多人理解不了我以绵薄之力并经过艰苦努力而提出的少数观念的缘故。我很清楚，任何一个组织若想实现既定目标都必须有一个人来思考、指挥，并承担起大部分责任。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受到胁迫，他们应该有权选择他们的领导人。我确信，专制的独裁制度很快就会衰败，因为暴力总会招致那些品德低下的人，而且在我看来，天才的暴君往往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正因如此，我一直强烈反对我们如今在意大利和俄国看到的那种制度。而使现今在欧洲盛行的民主形式遭到质疑的，不是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现行的制度让各国政府首脑缺乏稳定性，以及选举制度的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他们选举出一个有合理任期的总统，并授予充分的权力，使其能真正履行职责。然而，我看重的是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当公民患有疾病或需要救济时，国家能给予个人很大程度的关怀。在我看来，驱动我们人类向前的东西中，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情感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造就高尚和尊贵，而随大流的人群在思想和感觉上都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随大流的群体行为中最恶劣的结果，就是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随着军乐扬扬得意地行进在列队中，就足以让我鄙视他了。他能有大脑肯定是个错误，因为对他来说只要有脊髓就够了。这种文明的污点应该被尽快消除。命令之下的英雄主义、无谓的暴行，以及一切自称爱国主义的可憎蠢行，都让我深恶痛绝。战争对我来说，是何等的卑鄙无耻；我宁愿被撕成碎片，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恶的勾当。不过，我还是相信人性是美好的，如果不是因为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假以学校和媒体之手，系统地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理智的话，这种可怕的事情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
我们可以体验到的最美好的事物是难以理解的神秘之物。这种基本情感，是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摇篮。谁要是不了解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谁要是不再感到惊讶，那他就如同死了一般，他的眼睛早就黯淡无光。正是因为这种掺杂了恐惧的神秘体验，宗教产生了。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东西是我们无法洞察到的，只能以某种最原始的形式才能把握那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一个具有深沉的宗教情怀的人。我无法想象，有这样一个造物主，他会对自己所造之物进行奖惩，并且具有我们自己所体验到的那种意志。我无法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后还能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可笑的唯我论，继续怀有此类想法吧。对我而言，能够察觉生命和意识的永恒奧秘，了解现实世界的神奇结构，并且能投入全身心的努力去领悟自然界中所展示出来的理性，哪怕只能得到其中极小的部分，便也心满意足了。
（此文最初发表在1930年出版的《论坛和世纪》（Forum and century）84卷，193-194页。当时用的标题是“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
编译：方在庆
译者简介：方在庆，湖北天门人。1979年就读于吉林大学物理学系，1991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1年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自200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尤其关注爱因斯坦、德国的科学与现代化。曾先后任教于浙江大学、清华大学，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杰出访问学者”，德国慕尼黑大学埃里克•弗格林教席（Eric-Voegelin-Professur，C3）以及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客座教授等。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论著和译作多本。
延伸阅读：
鲍鹏山：人文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我们摆脱工具和动物的命运
罗素：善良的天性源自松弛感和安全感，而非艰苦劳碌的人生
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慈善不可能是单向的：弱者与强者间的身份会频繁互换
许倬云：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慈善
二湘：李杨之争，质疑精神、逻辑和人品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缅怀高耀洁医生
李开复：与其让千万人过目即忘，不如让一两个人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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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林世钰：节还在，记者没了</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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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12 Nov 2024 08:53:46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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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企业社会责任｜CSR]]></category>
		<category><![CDATA[城市 | City]]></category>
		<category><![CDATA[信仰]]></category>
		<category><![CDATA[社会影响力]]></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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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城市】&#124; City
作者：林世钰，新泽西，2024-11-08

听说夏律师出来了。清晨醒在异国的深秋里，眼眶润了半天。 &#8211; 个曾经采访过夏律师的前媒体 人在朋友圈里说，“夏律师刚刚 和我视频通话，我们一上来就互相开玩笑，完全没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悲情，但我还是百感交集 地有些语无伦次了。 ”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我对夏律师印象最深的是他代理的小贩崔英杰刺死城管案。2006年，退伍军人崔英杰为养家糊口在北京摆摊。城管没收其三轮车，他跪地请求，仍要不回来，激愤之下，刺死城管。之后，北京授予死者“革命烈士”称号，崔则面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危险。夏律师代理了这起案件。在他的努力下，崔被判处死缓，保住了性命。
夏律师在法庭上一段充满人性温度的辦护词，当时被称为“感动中国”辦护词，堪称经典。这是其中最感人的一段话：
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纯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当时我的那位媒体朋友报道了此案，文章广为流传。后来她不干记者了，自己出来创业。和她同时期离开媒体行业的还有很多调查记者，他们现在散落何处，不甚了了。
今天是记者节，面对空荡荡的调查记者行业，我说了一句苦涩的话：节还在，记者没了。之前看到一句更扎心的话：记者已死，有事烧纸。
调查记者从最初的蓬勃到后来的萧条，不过十几年时间。如今举目望去，调查记者十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人们也渐渐淡忘了他们，只有出现油罐车拉食用油、殡仪馆偷尸等社会事件时，才想起这个群体曾经存在过，以及他们对净化社会的重要性。
我曾经在北京做了13年法治记者，那些年发生的热点案件历历在目。遗憾的是，由于我所在报社很有局限性，所以记者很少介入热点案件的报道，只是偶尔会做些无关痛痒的外围报道和法律解读。于是经常眼睁睁地看着市场化媒体一众人做着“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报道，羨慕嫉妒恨。
那个时代，媒体人、律师、知识分子是推动社会进步很重要的三股力量。一旦某个热点事件发生，三股力量经常合流：媒体人还原真相，律师跟进帮助当事人，知识分子进行深层解析，层层递进，民间社会热气腾腾。
可惜那段时光如电光石闪，很快就结束了。接下来是沉默苟且的十年，含光混世的十年。
十年过去了，当年无比活跃的那个个群体，如今已经年近半百或年过半百，青春不再。他们被现实消磨了棱角，冷却了热血，渐渐长成了平庸的中年人或无力的老年人。
仔细盘点一下，那些人当中，进去者有之，出走者有之，沉默者有之，转行者有之。其中许多人，已经多年没听到他们的名字了。偶尔听闻，也是关于他们退隐江湖的消息。
上个月，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中，偶然碰到了那个时代很活跃的-个知识分子。十几年没见，他居然抽缩口成一个小老头，佝偻着背，表情有点怯，说话断断续续的，思维很不连贯。而当年的他，意气风发，口若悬河。
看着他，我难过了许久时代终是这样仓促结束了。
夏律师经历了十年牢狱，今天终千出来了。当年那个喜欢古典诗词，有侠客梦，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发誓此生不做鹰犬爪牙的法律人，如今也是一个54岁的中年人了。洞中一日，世上千年。他在里面的这十年，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了，“你拥有的一切都过期了，你热爱的一切都旧了”，不知道他出来后是否会感到陌生和孤独。
我和夏律师未曾谋面。可是不知为何，今天听到他出来的消息， 好似看到一个老友远道归来，尘满面，鬓如霜，莫名想流泪 我们都是那个时代下的蛋，都曾努力地撞那面墙。可是二十年过去了，蛋已碎，墙依旧，甚至更加坚硬高耸。我们这代人耗尽青春，发现一切徒劳——历史走着走着又折回去了。
“时光不再，已不是我们的世界，它早已物是人非，让人崩溃意冷心灰”。朴树的这句歌词，是对我们尴尬现状最真实的写照。
人到中年，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开始学会与这个世界和解，与自己和解。也渐渐失去了愤怒的能力，脸部线条越来越柔和，目光越来越慈祥，越来越会保养自己的肉体，好像它们永远不会衰朽。
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谁也不会感到惊奇，如果有人每天耐心仔细地服务于他的肉体。然而，他若如是服务于他的精神，却会感到羞辱。”
在一个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你如果还固执地保留自己的精神和灵魂，注定孤独。所以，你要穿过人群并且坚强。
（本文转载自网络，标题有修改）
JM编后语：
又是一年秋风起，记者节时忆曾经。无法理解此文被404的原因。文中甚至都没有出现“体制之恶”、“系统之恶”此类不能过审的字眼。JM依旧相信脚下这片土地是一个现代化的、走在自由、民主发展道路上的国家。从小被教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如今指出社会存在的问题，何错之有？掩耳盗铃不能掩盖事实，也不能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正如讳疾忌医无法让疾病自愈一样。
近年开始的常态化反腐，从某个角度看，不就是承认制度需要改进和修正吗？虽然现行做法无法标本兼治，但其实老百姓并不关心，也无力改变这种“被代表”的政治生活环境，老百姓只看最实惠的——自己的日子过的好不好。好，则是制度好；不好，则是制度不好。
循着2006年这宗摊贩误杀城管的旧案，得知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关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直到此案事发10年后的2017年8月国务院才发布了《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从此摆摊有了合法地位。而疫情之后，民生为艰，“夜间经济”又被政府所倡导，街边的摊贩肉眼可见的多了起来。
如果回望的再久远一点，还有“中国第一商贩”之称的“傻子瓜子”。如果不是邓公的肯定，其结局难料。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第三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往往是要出现“血的教训”，社会才会反思一会会，然后风平浪静，无甚波澜。如果没有人花时间和精力展开调查，还原真相，不可能有社会进步。
调查记者这一行业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与“扒粪运动”紧密相关，以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的系列作品《城市之耻》为代表，揭露社会问题和权力腐败。美国历史上的1902—1912年被称为“扒粪运动”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调查记者的社会地位得以确立并得到广泛认可。中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调查记者行业，并逐渐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个重要群体。2019年的时候，知名调查记者刘万永向《中国青年报》递交了辞呈。当时整个业界的评价是：最后一个调查记者离开了传统媒体。
调查记者行业消失的这些年，我们的生活变好了吗？
各类打假网红轮番上阵，起到了调查记者的功能吗？
人人都能做自媒体的当下，群众的监督奏效吗？
不关心他人的命运，殊不知，他人的命运终将成为自己的命运。
EN
编者注：本文提及的“夏律师”指夏霖，男，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是北京小贩崔英杰杀死城管李志强案的志愿辩护律师、2009年刺死官员女服务员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案件的代理律师。夏霖律师曾经代理过艾未未、冉云飞、谭作人等敏感案件。他于2014年11月8日被警方带走，其时正在代理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办人郭玉闪涉嫌非法经营罪一案。
作者简介：林世钰，女，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屏南县，旅美作家，先后在中南民族大学、中国新闻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就读，获文学学士和法律硕士学位。 赴美之前，她曾在福建省厦门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四通集团、检察日报等单位工作过，曾在北京当了14年记者。2013年旅居美国后，为检察日报、博雅小学堂等国内媒体撰写专栏。 观察并介绍美国政治、法律、教育、社会制度等，文章颇受读者好评。2016年起加盟美国GCTV全球华视，任执行总监。著有《美国岁月》、《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等书。
编辑：404搬运工
插图：萨其马摄影作品之美国系列：西部的初秋（As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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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们也要认可胡某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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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罗素：善良的天性源自松弛感和安全感，而非艰苦劳碌的人生</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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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01 Nov 2024 04:43:19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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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观点】&#124; Insight
作者：伯特兰·罗素


同我这代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听着“撒旦差闲汉，欲把坏事干”这样的谚语长大的。
作为品行端正的好孩子，我对这类教诲深信不疑，并以此约束自我，努力工作至今。不过，虽然这种道德标准一直左右着我的行动，我的观点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看来，当今世界，人们已经工作得过于辛苦，劳动即美德的信念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现代工业化国家需要弘扬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新理念。
大家都听说过那不勒斯旅行者的故事：旅行者看到十二个乞丐躺在地上晒太阳（故事发生在墨索里尼时代前），说会赏给最懒的那个一里拉。十一个乞丐都跳起来说该给自己，于是旅行者将钱给了第十二个乞丐。显然，旅行者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过，对于享受不到地中海阳光的国家来说，想要真正做到闲散可谓难上加难，需要大规模的公共宣传加以引导。我希望，基督教青年会的领袖们读过下面的文字，能够发起一场运动，鼓励优秀的年轻人学会闲散，如此我便也没有白活于世。
我要郑重声明的是，将工作视为美德的信念，已经对现代社会造成了不可忽视的破坏。想要走上繁荣幸福之路，必须有计划地缩减工作。
工作的起源
首先，什么是工作？工作有两种：要么是改变地面或其附近两个物体间的相对位置，要么就是吩咐别人去做。第一种工作辛苦且报酬微薄；第二种工作舒适且报酬丰厚。第二种工作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展：既包括发号施令的人，也包括为发出何种号令出谋划策的人。通常，两个有组织的团体会同时提出对立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的政治。这类工作需要的不是有关建议本身的渊博知识，而是如何通过演讲和文字去说服别人，即营销的艺术。
在欧洲还存在第三类人（但美国没有），他们比从事以上两种工作的人更受尊敬。这类人凭借土地所有权收取租金，这样其他人才拥有生存和工作的资格。这些土地所有者无所事事，似乎应该赢得赞美。不幸的是，他们的游手好闲建立在他人的辛劳之上。事实上，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正是他们好吃懒做的欲望，促成了人类辛勤工作的信念。他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情景，就是别人都以他们为榜样。
从文明之初到工业革命前，一个人的辛劳所得，通常只够勉强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所需，即便妻子同他一样卖力工作，即便孩子稍大一点也会加入劳动。基本所需之外的少量盈余没有给到生产者，而是被武士和神职人员霸占了。遇上饥荒，明明没有任何盈余，武士和神职人员却依旧像平日一样索取，以致无数劳动者贫困交加而死。这一制度在俄国一直延续到 1917 年，许多东方国家至今仍在沿用。英国虽然已经爆发了工业革命，但拿破仑战争时期这种制度依旧盛行，直到一百年前新的工厂主阶级掌权才画上句号。在美国，这种制度在独立战争后便结束了，但南方除外，在那里，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
一个如此旷日持久又刚刚终结的制度，自然会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影响，那些理所当然想要工作的愿望，大都源于这一制度，但工业社会前的制度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了。现代科技使一定限度内的闲暇成为可能。它不再只属于少数特权阶级，而是一种可以在整个社会进行平均分配的权利。拼命工作是奴隶的道德，现代社会不需要奴隶制。
很明显，在发展水平落后的社会，农民如果有选择权，便不可能将微薄的物质盈余拱手交给武士和神职人员，而只会减少生产或消耗更多。起初，他们只是单纯地被强迫劳动并上交盈余，但渐渐地，有人发现，可以诱导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一种道德观，这种观念会让他们认为拼命劳动是一种义务，即便生产所得的一部分是为了让其他人闲着。这种方式可以减少此前劳动中的强迫成分，管理成本也会随之降低。
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提出国王的收入不应高于普通劳动者，相信百分之九十的英国工薪阶层依旧会感到难以置信。从历史的角度看，“义务”这一概念向来都是权力阶层诱导他人为主人而非自己谋利的手段。当然，对此权力阶层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利益同人类的整体利益一致。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确有其合理性，比如，雅典奴隶主利用一部分闲暇时光，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在绝对公正的经济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闲暇是文明的必要条件。在过去，只有通过多数人的辛劳，少数人才能获得闲暇，但多数人的辛劳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劳动是好事，而是因为闲暇是好事。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在不损害文明进程的前提下，公正地分配闲暇已成为可能。
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满足所有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劳动量，是可能得到大规模缩减的，大战就是很好的证明。当时，军队里的男人、参与军需生产的民众，还有从事间谍活动、战争宣传以及在战争相关政府部门工作的男男女女，都是从原本的生产岗位抽调来的。尽管如此，协约国非熟练劳动力的整体物质生活水平却高于战前和战后。
不过，这一事实的重要性被当时的财政状况掩盖了：借贷令民众误以为他们正在用未来养活现在，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画饼并不能充饥。大战充分证明了，通过对生产进行科学管理，现代社会只需一小部分劳动力，便可以令全体民众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如果大战结束时，那些原本为抽调民众参战或从事军需生产而创建的科学管理方法能够延续下去，并由此将工作时间缩短至四小时，一切都会好起来。但事实是，旧制度卷土重来，受雇的劳动者要被迫工作更长时间，而其他人则沦为忍饥挨饿的失业者。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工作是一种义务，一个人能拿多少工资，依据的不是他生产出来的东西，而是其表现出来的勤劳美德。
工作是义务，但也仅限于平衡食宿消耗
这便是奴隶制国家倡导的道德，可当今世界的外部环境已经同奴隶制时期截然不同，难怪这种道德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我们来举个例子。假设一定数量的人在某个特定时期从事别针生产。他们每天工作（比如）八小时，生产的别针刚好能满足社会需求。这时，有人发明了一项新技术，同样数量的人生产出的别针由此翻了一倍，但世界消耗不掉这么多别针：别针已经很便宜了，再降价也不可能卖出更多。在一个理性支配的世界，所有参与别针生产的人会将工作时间由此前的八小时缩短为四小时，这样一切便可以保持正常的运转。但在现实世界，人们却认为这是意志消沉的体现，于是继续推行八小时工作制，导致别针生产过量，一些雇主走向破产，一半参与别针生产的人迎来失业。从最终结果看，社会整体的空闲时间同四小时工作制一样，只不过现在一半人无事可做，另一半人劳动过量，不可避免的闲暇沦为普遍苦难，而非普遍幸福来源，还有什么比这更疯狂的吗？
穷人应当拥有闲暇的观点一直令富人感到不可思议。19 世纪初期的英国，成年人每天工作十五小时是正常现象。儿童有时也要工作这么久，至少每天十二小时是常态。如果有爱管闲事的人提出，他们的工作时间太长，人们便会反驳说，工作使得成年人免于酗酒，儿童无暇捣乱。记得在我小时候，工人刚刚获得投票权后不久，法律赋予了他们一定的公共假期，上流社会对此极为不满。我记得当时一位老公爵夫人说：“穷人要假期干什么？他们就该工作。”现在的人自然不会说得如此直白，但这种观念依旧存在，而且是造成众多经济乱象的原因。
现在，让我们抛开迷信，坦诚地讨论一下工作的道德。人要生存，就必须消耗一定数量的人类劳动成果。或许我们可以假设，劳动总体来说不令人愉悦，那么，一个人的消耗超出产出便是不公正的。当然，他的贡献也可以是某种服务而非商品，比如他是医护人员，但无论如何人都要做出一定贡献，用以平衡自己的食宿消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作的确是每个人的义务，但义务也就仅限于这个程度了。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许多人甚至连这种最低程度的劳动都无须履行，比如继承大量财富或嫁入豪门的人，对此我不打算详谈。我不认为一些人能够游手好闲的事实，对社会的危害能同让劳动者不是过度工作就是忍饥挨饿相提并论。
假设社会采用某种适度、理性的管理模式，普通劳动者每天工作四小时，便可以生产足够多的社会所需，还不会造成其他人失业。这个观点令富人大为震惊，因为他们确信，穷人不知道如何打发这么多空闲时间。在美国，即便是富人也常要加班加点地工作，因此，听到有人主张赋予劳动者更多的闲暇，这些人自然会感到愤慨，除非是将闲暇当作对失业者的严厉惩罚。事实上，他们也看不惯自己的儿子闲着。
不过，奇怪的是，他们虽然希望儿子拼命工作到没有时间去做文明人，却又一点都不介意妻女无所事事。在贵族社会，对悠闲自得近乎势利的羡慕，男女都会有，而在财阀政治的社会却只限女性，但这并不表明如今的现象更符合逻辑。
生活的乐趣，只能在闲暇之际获得
必须承认，合理利用闲暇是文明和教育的成果。一个终其一生都在劳碌的人，突然清闲下来会觉得无聊。可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充分的闲暇，便会同生活中许多最好的东西失之交臂。如今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剥夺大多数人享受闲暇的权利，只有替别人受苦的愚蠢的禁欲主义在让人们坚持过度工作，虽然当初工作的需求早已不复存在。
在支配俄国统治的新信条中，虽然很多都与西方传统教义大相径庭，但一些观念还是坚固如初。统治阶级，特别是那些负责教育宣传的人，只要提到劳动的尊严，就和世上其他那些宣扬“诚实的穷人”的统治阶级如出一辙。勤劳、节制、为长远利益努力工作，甚至是服从权威，所有这些信条再次浮出水面。
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与一些国家女权主义者的胜利有一些共通之处。长久以来，男人都承认女性圣洁的高贵，通过强调圣洁比权力更重要，来掩饰女性地位的低下。
女权主义者最终认定，她们既要圣洁也要权力，因为她们中的领袖人物愿意相信男性对女性美德的吹捧，却不接受男人所说的政治权力无用论。在俄国，体力劳动者的经历也差不多。很长一段时间，富人和他们的奉承者都在大书特书“诚实劳动”的概念，赞美简单质朴的生活，宣扬穷人比富人更可能上天堂，试图让劳苦大众相信，改变物体在空间中的位置这类工作尤为高尚，就像男人试图让女人相信她们从性奴役中获得了某种特殊的高贵。在俄国，一切对体力劳动的赞美都备受重视，以至于体力劳动者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受尊重。不过，从本质上说，呼吁恢复这一信条的目的和此前不同：它是为了让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工人投身于某些特殊任务。劳动者被塑造成年轻人的理想，也是一切道德教育的根基。
从目前来看，这种做法可能确有可取之处。一个自然资源丰饶又不太可能依赖信贷的大国迫切需要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努力工作必不可少，甚至可能会带来巨大回报。可是，如果社会发展到人们无须长久劳作便可以获得舒适的生活时，又会发生什么？
在西方，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多种多样。既然无意实现经济公正，大部分生产总量便落到了小部分人手中，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无须从事任何劳动。由于生产过程没有任何国家统一调控，一大堆压根儿就不需要的东西被生产了出来。我们让相当大比例的劳动人口无所事事，因为我们可以强迫另一部分人超负荷工作。如果这些方法均效果不佳，我们就制造战争：像刚刚接触爆竹的孩子，我们安排一些人生产烈性炸药，再安排另一些人将其引爆。通过将所有这些手段相结合，我们终于维护住了普通民众唯有终日辛劳的观念，虽然这个过程异常艰辛。
在俄国，由于经济相对公正，生产集中管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另辟蹊径。合理的解决办法是，一旦能满足所有人的生活所需且让全民实现基本的舒适，就开始逐步缩减工作时间，并在各个阶段召集民众投票，让大众决定是要更多的休息还是更多的商品。不过，既然宣扬了辛勤工作是至高美德，政府便很难致力于打造一个让人们多休闲少工作的人间天堂。更有可能发生的是，他们会不断找到新方法，牺牲当下的闲暇以提升未来的生产。
我最近读到，俄国工程师提出一个巧妙的方案，通过在喀拉海峡建造堤坝，提升白海与西伯利亚北方海岸的气温。这个计划的确令人敬佩，只不过，北冰洋的冰天雪地虽能彰显劳动的可贵，却将无产阶级的舒适生活推迟了整整一代人。这类事如果真的发生了，那只能意味着人们在为了辛劳而辛劳，而非通过辛劳这一手段，去实现不再需要辛劳的生活状态。
事实上，改变物体位置的工作虽然对生存来说必不可少，却绝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如果真是那样，我们就应该认为筑路工的地位高于莎士比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其实是被两个因素误导了：第一便是让穷人感到满足的必要性，这让几千年来富人一直在宣扬劳动的尊严，与此同时又小心翼翼地确保自己处在“不体面”的生活状态；第二便是机械装置带来的新乐趣，让我们不禁为能在地球上实现如此惊人巧妙的变革感到愉悦。
不过，这两个动机对实际参与工作的劳动者来说并没有吸引力。如果你问他们，生活中最美好的是什么，他们不太可能回答：“我热爱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让我觉得我是在完成人类最崇高的使命，我也乐于想象人类能为地球家园带来的巨大改变。没错，我的身体需要定期休息，我也会尽可能满足它的需求，但要说最开心的，那无疑还是清晨到来，再次回到繁重却令人无比满足的劳动中去。”我从未听过哪个劳动者说过这种话。在他们眼里，工作只是谋生的必要手段（这种观点合乎情理），他们享受的无论是何种乐趣，都只能在闲暇之际获得。
缩减工时之后呢？
有人又要说了，少量闲暇固然令人愉快，但如果一天二十四小时只要工作四小时，人们肯定又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时间了。如果说这种观点在现代社会竟会显得合情合理，只能说明我们在谴责人类文明。
换作之前的任何历史时期，这种观点都不正确。以前人们都知道如何轻松自在地生活，可这种能力却在某种程度上被效率崇拜抑制了。现代人觉得做任何事都应当另有目的，却从未想过做这件事本身便是目的。
比如，严肃认真的人一直在批评泡电影院的人，说看电影会诱导年轻人犯罪；可他们又认为从事电影相关的工作令人尊敬，因为那是工作，会带来金钱上的回报。只有能带来利润的活动才值得认可，这种观念无疑打乱了一切。卖肉的屠夫和提供面包的师傅都值得赞美，因为他们在赚钱，但享受他们提供的美食却是不务正业，除非吃东西是为了有力气干活儿。
概括来说，人们认为赚钱是好事，花钱是坏事，这一观点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它们明明只是构成交易的两个要素。这就如同在说，钥匙是好东西锁孔却是坏的一样。劳动产品的价值，只能依据它们被消耗后产生的价值来衡量。社会中的个人为利润工作，但其工作的社会目的却在于消耗他所生产的东西。在这个辛苦劳动只为赚钱的世界上，个人同生产的社会目的的分离，使人们无法清晰地思考。对生产考虑过多，却很少考虑消费，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便是，我们完全无视了享受和简单的幸福，也不以为消费者带来多少快乐来评定生产的价值。
建议将工作时间缩短为四小时，并不是说工作以外的时间都必须浪费在纯粹的无聊活动上。我只是想说，一个人每天工作四小时，便应该有权获得生活所需以及基本舒适的生活状态，其余时间可依照个人喜好随意支配。对任何社会制度来说，将教育向前推进都至关重要，而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人们的品位，让他们能够更加明智地利用闲暇。我想说的主要还不是那些所谓的“高雅”爱好。除了偏远的农村，现在其他地方已经很难看到乡村舞蹈了，但当初创造这种舞蹈的冲动，却一定还保存在人类的天性之中。现在，都市人的乐趣越来越被动：去影院、看球赛、听广播等，因为能让他们发挥主动性的精力早已被工作消耗掉了。如果能再多一些闲暇，他们一定会再次主动创造消遣并乐在其中。
在过去，有闲阶级只占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民众都属于劳动阶级。虽然没有任何社会公正可言，但有闲阶级享受了种种好处，因此必然会成为压迫者，缺乏同情心，并开始发明理论来为自己享受到的特权辩护。这些事实令有闲阶级的价值大打折扣，但尽管存在这般缺陷，他们却几乎贡献了人类的全部文明。他们培养艺术、发现科学、著书立说、创造哲学、完善社会关系，甚至连被压迫者的解放，往往也得益于这些贡献。离开有闲阶级，人类便无法走出野蛮。
可是，不承担任何义务的世袭有闲阶级却意味着巨大的资源浪费。这个阶级的人从未被教导过勤奋，作为整体来看智力水平也相当一般。这个阶级或许会贡献出一个达尔文，但与此同时又造就了数以万计的乡村绅士，除了狩猎和惩罚偷猎者，他们从不去想任何更有意义的事。
 
尾声
如今，大学以相对系统的方式，旨在为社会贡献之前有闲阶级出于意外或是作为副产品提供的东西，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也存在一定的欠缺。大学生活同外界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生活在学术环境中的人，往往不了解普通民众的关注点和问题。不仅如此，学术界常用的表达方式，还常常令他们的见解无法发挥出对民众应有的影响力。另一个缺陷是，大学教育过于按部就班，在意独创性研究的人可能会举步维艰。因此，当学术高墙之外的所有人都忙碌到无暇关注任何非功利性事务时，学术机构虽然有用，却承担不起守护文明的重任。
在一个没人会被迫每日工作超过四小时的世界里，每一个对科学怀有好奇心的人都可以沉浸其中；每一个画家，无论作品好坏，都可以专注于绘画而不用担心挨饿；年轻作家无须为吸引眼球去创作粗制滥造的作品，想着先获取足够的经济支撑再去创作不朽名篇，毕竟经济独立后，他们往往也丧失了品位和能力；那些从事具体专业工作的人，只要对经济或政府事务的某些方面感兴趣，就可以投身其中，而不必成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与世隔绝正是大学的经济学家脱离现实的原因；医务人员将会有更多时间去了解医学的发展，教师们也不必气急败坏地套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授学生自己年轻时学到的知识，毕竟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知识可能已经不再正确了。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人们能拥有幸福快乐的生活，不再被精神紧张、身心疲惫和消化不良困扰。那些必须完成的工作只会令闲暇更显愉悦，却不会造成疲惫。休息时间不疲惫，人们便不会只追求被动乏味的娱乐，一百个人中至少会有一个愿将工作之余的时间投入对公共有益的事务，而且，由于不需要以此为生，他们的独创性也不会受到影响，不必去迎合老学究定下的标准。
不过，闲暇的益处并不局限于这些特殊情况。世间的平凡男女，如果有机会过上幸福生活，必将会更加与人为善，更少迫害和猜忌他人。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再热衷于战争，更何况战争还意味着每个人都要工作得更久更辛苦。在所有的道德品质中，善良的天性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但善良的天性源自松弛感和安全感，而非艰苦劳碌的人生。现代生产方式已经为人类提供了拥有松弛感和安全感的可能，但我们却选择了让一些人劳碌致死，另一些人忍饥挨饿。迄今为止，我们还保持着机器诞生前的那股忙碌劲儿，这无疑是愚蠢的，但我们没有理由永远愚蠢下去。
（摘编自《赞美闲散》，较原文有小幅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简介：
罗素，全名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毕业于剑桥大学，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
编辑：一一
延伸阅读：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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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沙白：我此生无憾！但我的选择不适合所有人</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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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31 Oct 2024 15:30:11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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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专栏】&#124; Conlumists&#62;沙白的临终独白
赞助稿酬
口述：沙白，2024-09-01，上海
编者按:
沙白在瑞士安乐死后，立刻引发各路人参与讨论，指责她的声音不绝于耳。蹊跷的是，最该发声的当事人的视频却被屏蔽了，就在JM开设《沙白的临终独白》专栏的第二天。
相似的指责从前就有过，沙白生前在Vlog里陆续回应过。10月26日那天，小编盯着一片空白的沙白的蝴蝶号，想着：可惜只录了一篇沙白的视频，刚开的专栏就要Game over了。按沙白的性格，如果她还活着，也不会在意他人的评头论足。只是感慨，这下子，她连反驳的机会都被剥夺了。老祖宗不是教导过我们兼听则明么？
谁料，子弹飞了一会儿，五天后那些视频又回来了。封你没商量，解禁也不会给说明，就是这么任性、自由！似乎就和旁人看到的沙白的人生一样。不同的是：沙白只是对自己的人生如此处置，且其背后有着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
某些持批评意见的人，如果完整看过沙白的Vlog，就不会断章取义，妄自断言了。有些人质疑其安乐死行为本身，却不先好好了解这一行为背后的人及其思想再评论，不由分说断言其曝上网就是作秀。
沙白的视频宣扬了什么？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小编看到的，她只是记录了自己的思想，临终对自己人生做了点回顾。她曾经想把这些拍成纪录片，却因故没拍成。现在各路平台使出浑身解数”激励“人人记录生活，做内容的生产者同时也做消费者。沙白在网络上所行之事，同批判她视频内容的各位短视频博主的所为，有何本质区别？
有些人说沙白的行为对青少年有不好的影响。难道没看到机构的调查结果，是整个社会系统对青少年的身心的残害，才是导致他们抑郁症高发和自杀的真正原因么？
有些人说尊重其选择，但不能传播安乐死，传播负能量。到底是谁传播的？人家账号的流量之前才多大点？不是你们讨论的让流量起来的么？这些人是不是应该知行合一：认为不该传播就别掺和讨论，别为流量添砖加瓦？不过，有争议就有流量，为了博流量而断章取义，输出自己的观点来立人设本就是门生意。众口铄金，只截取其安乐死这一个片段，似乎“赞美其行为=鼓励自杀”，而不去看其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促进对人的终极问题的思考。
病后选择积极治疗、改变生活方式的行为值得赞颂，选择自我解脱、不给社会和家人添负担的，怎么就不值得赞赏呢？那么多为自由，反抗暴政而亡的生命值得纪念，为自由而反抗病魔的怎么就不值得赞赏？只鼓励单一价值观的环境里还谈啥科技创新？连想不同的、做不同的都被限制、被评头论足的社会，是鼓励整体走向《1984》么？
每个人不都是向死而生么？海德格尔指出，人只要还没有亡故，就是向死的方向活着。在这个向死的过程中，人能真实地感受到自我的强烈存在感，自己在这个向死的过程中“在场”。所以，死的过程与亡的结果相比较，这个向死的过程更本真，更真实。
“不知死焉知生”。珍惜生命就是活出了一个自己最希望的状态——这是沙白20岁刚得上红斑狼疮时，对自己立下的誓言。她做到了。

今天的这个主题是“我是不是有遗憾”。
因为很多人来visit我，或者跟我在微信语音聊天、文字聊天的时候，我被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有遗憾？你还有什么你想做的事情，你没有做的。
其实就是，Generally speaking（总的来说）, 我是没有遗憾的，因为我觉得我一生其实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活着。就是，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靠自由意志生活的人，从小就是一个不惧权威的人。
还记得中学的时候，我仗着成绩好，有才华，从来不把我的年级组长放在眼里的。倒也不是说我不尊重他，我所谓的“不把他放在眼里”是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我不能因为我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就必须要屈从于一个权威的想法。所以，当这个年级组长他跑到家里来，和我的母亲谈话，我把我的这个班主任给惹哭了，让我向班主任道歉的时候，我非常强硬的说：“对不起！我是不可能和班主任道歉的啊。如果你是从讲道理的程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班主任做的不对。如果要道歉的话，那也是班主任跟我道歉，而不是我跟他道歉。”后来我的班主任确实跟我道歉了。因为他对我的父亲说了一些，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对我父亲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不够客观的一个评价和一个偏见。
我还记得我们的那个政治老师嘛，在课堂上硬是要挑一个学生的刺儿。他硬是把我给叫起来了，他说，我必须一定要让你对这件事情发表一下意见。我就非常强硬跟他说，我对你这件事情的这个意见就一句话——就是我没有意见。
我可能从小，天生下来（就是这样的）。因为有些气质是后天培养的、家庭培养，但有些气质它就是天生的。我觉得我天生就是一个追寻内心深处想法的人。我想做一个表里一致的人。因为，可能我从小就不需要受后天的教育就知道：我只有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比较理智的人，才是最开心的，才能真正实现我的人身自由以及我的人生价值。这样的话，我的能量才是持续散发的；这样的话，我才能够灿烂的绽放我的生命。而不是说，是唯唯诺诺、非常卑微的躲在一角，屈从于权威，一辈子都过着我自己不是很想过的生活。
后来20岁那年，我不是得了红斑狼疮嘛。那个时候我就更加对自己发了一个誓：我一定要在我非常短暂的人生之内，要活出我自己的精彩。我的精彩，而且是，由我自己定义的。我不想去过别人给我规划的人生。虽然说我认为金钱啊、权利、外貌啊，包括你的知识，这些外在的东西，表象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内在的东西更重要，或者说，是一样重要吧。我觉得也没有孰轻孰重这么一分。所以我在这一生当中，都在平衡这五样东西。我绝对不会把追求财富跟权利当做我的第一位，但是我也会同时追求财富跟权利。但如果当（追求）财富跟权利和我的自由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一定是选择自由的。但是这也是同时建立在我的财富跟地位，并没有降到一个很低的很低的一个等级，应该说是，降到了一个其实比普通人还是好很多的一个等级。
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整个人生还是非常幸运的。就是包括，我后来去新加坡要读书，也没有收到当时的那个80年代的那个思潮的影响，说你一定要settle down（定居）。因为我的内心深处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你要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You live only once（人只活一次），很多人在跟我说“哎，你要珍惜你的生命啊，You live only once”，但是我对于“珍惜生命”的看法是：你不能看它的长度，我甚至都不会说，看它宽度，你要看它的整个状态——也就是从你出生到你现在这个状态。你整个是一个状态的一个合集，这个合集是不是你想要的。
那我觉得，我非常自豪的说，从我一开始出生到现在，我就是活出了一个我最希望的一个状态。你叫我重活一遍，我也不可能比这这一版活的更好。
包括到后来，我在新加坡，我又觉得说啊，追求金钱和追求status（地位）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本来是想成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但是很阴差阳错的成为了一个托福老师。在充分的，就是说，享受我去教教书育人这样的一个非常让人愉悦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在）我托福口语（课堂上），basically（从根本上说）我更觉得是我扮演了一个苏格拉底的角色，只不过我传输的那个思想没有那么的深奥，但基本的模式是差不多的。就是，我希望我的学生是可以通过思辨去看口语问题。我绝对不希望他们就只是把思维固定在某一边，我希望他们是站边的，所以我的课堂基本上是以辩论的形式，我也不发表什么意见，我就让他们自己辩论嘛，自己develop（发展）出来一个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
所以我在做托福老师前五年之内，我是异常快乐的。因为我不觉得我是在工作，我觉得我每天就是用英语talk talk, 而且是和自己有同样思想的人talk talk，然后我今天的工作就完成了，然后我拿到的这个薪水也是非常高的一个薪水啊。我觉得我也很幸运嘛，应该说是这个托福雅思老师（里）拿的这个工资应该是全上海水平最高，然后公司福利也是最好，老板也是最通融啊，最有才情的，最有胸怀的，这么的一个公司有工作过。
那之后我自己创业，其实当时我记得我老板跟我说，他说：If you want more money and I stopped him. 因为 it&#8217;s not just money。（如果你去创业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我不会同意，我知道不仅仅是为钱。）
Of course. At that time I was expecting to make twice as much or even more,you know, even more money than than I did as a tofu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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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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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5 Oct 2024 13:50:23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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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哲学]]></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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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专栏】&#124; Conlumists&#62;沙白的临终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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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沙白，2024-08-29，上海
编者按:
 这是小编喜欢的一个灵魂，虽然“认识”她不到10小时。她这一生，活的精彩，死的洒脱，坚定的追求自由和真理，知行合一。祝贺她得到了解脱！
在这个世界里，她叫沙白，曾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英语老师，会钢琴、走秀、拳击和舞蹈，熟练掌握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20岁时，她被诊断出红斑狼疮，生前发病7次，也没有阻挡她探索世界的脚步，足迹遍布40多个国家。今年这次复发导致了肾衰竭，每周需要进行三次、每次五到六小时的肾透析。
她热爱自由，注重生命的质量高过生命的长度。今年刚43岁的她于当地时间10月24日下午4点在瑞士安乐死。
“安乐死”（Euthanasia）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地死亡。虽然看到她的Vlog（视频博客 ，Video Blog的缩写）时，她已经离开了这万丈红尘，但她的倩影和思想碎片尚残留在数字世界。虽留存的不多，也留存不了多久，但其引发了同频的人对生命、疾病和死亡的思考。
小编看着沙白思路清晰的解析自己人生的Vlog，所想的是：人类世界也许就是灵魂的监狱，捱到被刑满释放还是自我了结都是自主选择。普通人如果把活着该做的事做完，也就能安心离开了。那些要成就霸业的，自然是想要千秋万代的，古有秦王寻长生药，今有富豪们砸巨资加紧研发抗衰药物——拥有的物质财富越多，越是会主动延长“刑期”。只是，很少有人在规划世事是以“死亡会不期而至”为前提，大多认为自己还有无限长的时间来完成和应对任何事情。
沙白自言自己渡过了极好的一生，家庭给了她所能给的最好的物质基础，和经济精神的安全垫。不过，她也继承了母亲家族的基因导致的突变。她描述的难忘的那些经历，呈现出来一个真正活过的人，生如夏花般绚烂。恰好，她走的时候，是秋天。
JM将沙白白选择安乐死前的部分公开视频整理成专栏，也是一次针对自我的死亡教育。何为生，何为死？因何而生，为何赴死？人生需要意义吗？父母子女，亲人朋友，缘分一场，都有终点。人怎样活过，才是算是不枉此生，不留遗憾。
听一听主动选择回家的沙白的灵魂独白。

图：沙白
之前也都是用英文聊的嘛，没用中文聊。本来是觉得说，有些外国人或者会说英语的人可能会思想更开放一点，更接受我这个（安乐死）观点。但我现在才发现，其实我的同一个祖胞的同胞们对我还是挺宽容的，即使是想劝回我，但是也出于好心。就比如说“哎，别人会很想你啊，对吧？你看看是不是再去try（尝试）一下，是不是什么新的希望？”但那外国人里面，我感觉有很多是就真正恶毒了。有些说我是在那演戏啊；有些拿基督教的那套东西说我会下地狱啊等等之类的；硬说我不是我自己身体的主人。那我就说，我是我自己身体的主人。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用中文再重新谈一下我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当然也包括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本人对于生死的看法。
最近呢，我不是看了很多这个哲学议题嘛，然后也买了一本哲学书，叫《死亡哲学》，基本上就是综合了从古希腊到现在所有哲学家对死亡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有些看法是我之前就思忖过的，有些是新注入的。以至于我现在对哲学非常痴迷，所以我接下来讲的我对于死亡的看法，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是哲学家的看法还是我自己的看法，或者是一种综合的看法吧。
首先，至今为止，我不能说我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也不能说我是纯粹的唯心主义，我觉得两个主义都有它的道理。但是经过了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量子物理的一些实验，让你觉得非常的mind-boggling（超乎想象）之后，我可能内心深处更偏向于唯心的。
因为你不管是从逻辑上面去证明，还是说是从量子物理上面，可以推导一个结论，其实都证明世界是唯心的。整个世界的一个本貌，其实是我们通过观察者观测得到的。我们的五官所感知的世界并不是世界的本身，所以我们用自己五官经过测量以后的一些实验数据什么的，综合来讲的话，还是自己的主观印象对于这个客观世界的一个感受。
为什么我会要扯那么多唯心唯物呢？是因为到了死亡这个话题，我又跟别人说“诶，我说我在死亡这个话题上我是唯物的”，你说我是不是很矛盾呢？因为唯物主义可以为我所用，唯物主义在死这个话题上让我觉得分外的开心，分外的轻松，分外的没有负担。因为从唯物主义角度来讲的话，死亡就是不存在嘛——你生前也不存在，对不对，你也不害怕。那死后不存在和生前不存在其实是一组对称的不存在。就像生跟死也是一组对称的。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自己本人如果是抱持唯物主义的话，我对于“不存在”这个概念，是一点feel都没有的。
还有一种论证方法就是：你和死亡不同时存在。你想，你生的时候死亡不在，所以你不用害怕；你死的时候你人不在了，所以死亡跟你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交集。
说了那么多唯物主义，我们再看看唯心主义啊。如果是唯心主义的话，我倒是会对死亡这个未知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不能说是害怕，只能说是畏惧、惧畏，是一种，可能是对一种对虚无的一种惧畏。但是我这个这个害怕，这种畏惧也不会就是让我吓到什么。比如说，你跳伞不敢跳那种。没有！恰恰是因为它有一定的刺激感，不管是有没有灵魂，每个人都要经历（死亡）的。我认为，如果（人）是有灵魂的话，那么死后的你这个本体的一个状态的存在，也是存在状态的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我也愿意去探知（死后的这一部分）。
Basically（总的来说），我把我的死亡是当做是探知我整个完整人生，我这个完整本体的一个自我发展过程，所以我也没没觉得有啥。你说，如果要投胎的话，那咱们大家一起投，对吧？早投晚投都得投，没有说你晚投了，你就可以不投了。
这就是我对生死的看法。所以我觉得，你们在目前这个阶段，就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啊，你为什么不换肾啊”，或者说是“你为什么就是不吃一些什么中药啊，偏方啊”
Whatever，我首先不想去反驳，为什么我们再把自己拉回到现实，这两个方案的一些不可行性以及不值得性。我就是仅仅从我明明觉得，死亡其实是对我，对人类其实是一个好事，特别是那些生病的人。我觉得它是一个带走痛苦的一个过程，是值得庆祝的。
当然，我知道能够跟我共同庆祝这件事情的人并不多，对吧？除了我的学生，因为我的学生脑子都比较open嘛，毕竟是00后嘛，对吧，有些甚至还是05后的。那跟我在同一个generation（代），或者更高一个generation，更上一个generation的，就根本不可能希望他们能理解我的话。就算是我的学生里面，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我的。我觉得我的学生里面也是maybe like forty percent, thirty percent, something like that（可能大概也就30%，40%的样子）。但是我觉得，一件事情的存在就必有必然有它的合理性，那这件事情（安乐死）它存在的不普遍性也有它的合理性。对吧？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已经推行了这个制度（安乐死），比如说，荷兰、比利时、瑞士、卢森堡，然后美国的部分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都有，对吧？那就证明有一波人有这样的需求。那它为什么没有广泛被被推广呢？或者说，在很多地方还是有争议的，那也有它值得争议的原因，对不对？因为很多人，我觉得，他其实simply（简单的）只是，不是说这个“生”这件事情对他有多么的有意义，而是他就是没有经过理性审视，就是本能的害怕死亡造成他半死不活的活着。那么半死不活的活着，对我来说，是一种最大的一种伤害，是一种最大的侮辱。我生下来就是为了追求自由、追求真理的。那如果说，你剥夺了我追求自由的触角的话，那我自然就觉得我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现在这件事情（选择安乐死）本身又让我的人生充满了意义。我甚至还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最根本的，就是构成我整个世界观最根本的基石，就是我对生和死的看法。
最近我看到一些苏格拉底的一些故事嘛。我特别感动。就是这么一位先贤，他也是不惧怕死亡，然后他在最后在雅典阿果拉（Agora）广场被500人投票，最后是被投死的。喝毒酒前一刻，他还在教他的弟子们，就是说，不要害怕死亡，还把这个论证的整个过程还推理推导一遍。我觉得他知行合一，从容赴死这个态度，我非常敬佩。他是我学习的榜样。
好吧，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我内心深处的一些看法。
（录自“沙白白的频道”，原Vblog标题：我对生和死的看法）

 简介：沙白是首位公开获批在瑞士安乐死的中国内地华人，网传其真名为郑丰，“沙白”取自其英文名Elizabath，曾就读上海大学建筑系，亦取得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生前曾在上海某培训机构任英语老师，后创办自己的英语培训工作室，多才多艺，会多国语言，热爱旅行，足迹踏遍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岁时被确诊为红斑狼疮，43岁在瑞士安乐死。
编辑：舍予
 
 图片来源：沙白白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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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二湘：李杨之争，质疑精神、逻辑和人品</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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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15 Aug 2024 06:05:54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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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观点】&#124; Insight
编者按：
美国时间8月4日，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与世长辞。看到二湘写的万字长文分析李政道和杨振宁之争，才第一次细致的了解两位知名物理学家的这段往事，同时也才意识到另一位当事人已过期颐之年。
作者认为，有必要细究这段历史、这桩公案，尽可能还原事情本来的面目，认为让这样一位德才兼备伟大的科学家蒙诟是不公平的。李先生是被动带进这场所谓的争斗。他人品高洁，并不愿意争名夺利，但是在一些基本的事实被篡改，甚至是黑白颠倒的时候，当他的学术才能被贬低，贡献被抹煞的时候，能忍受的人又能有几个？
文章发表后，作者收到很多读者留言，结合之，又对写作此文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回顾思考。写作让人精准，文章值得一读。

作者：二湘，2024-08-15
我在二湘的十一维空间发出名为《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决裂并非无解之谜，我的五点分析》的万字长文后，收到很多反馈，大部分人是同意我的观点，感谢我花时间梳理这样一个公案，比如这个留言：
“这篇文章很厚重，逻辑清晰，细节详实，符合事实逻辑和情感逻辑。我被完全说服了。另外，如一位朋友所言，此文确实是道义之作，也更凸显了二湘老师爱憎分明的侠义本色。“
也有人说我有失偏颇。有一个读者留言说：”历史无真相，只有立场。佩服二湘的细致分析，以及力图还原事实的努力。个人反对以私德或者说为人来评判发明贡献的大小及其真假。道德高低并不是判断叙述事实真假上唯一的依据。”
其实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之前对这个事情的细节并不了解，也没有立场，并没有非要站哪一边，想当然地觉得是他们两位都在争谁的贡献大。李先生去世后，看到几个视频在说李杨之争，但是基本都是照搬基维百科的说法，来龙去脉说得并不清楚，我决定自己去做调查，我认为质疑精神很重要，我从来不轻易相信别人的结论，不管是之前的姜萍事件，还是更早之前的韩寒事件。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求真求实，寻求真相，我认为这个留言说得挺准确：“这篇文章，极有意义。它让人知道，真相为什么重要。为什么会被掩盖，又为什么被揭露。有的人，以揭露真相的名义，实际上做的是掩盖真相的事。有的人，以揭露真相的名义，实际上做的是消除掩盖的事。冷静地掩盖真相，气愤地消除掩盖。前者只要动嘴或动手就可以，后者伤筋动骨。“
写完这篇文章，我自己有三点体会，关于质疑精神，逻辑，和人品，不妨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质疑精神的重要性。
在李杨发表这篇获奖论文《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之前，宇称守恒是当时公认的一个重要物理定律。宇称守恒 的基础是“左右对称”，而“左右对称”一向被认为是物理的公理。
但这就没法解释θ-τ之谜，这个五十年代中物理学界关注的焦点。θ和τ这两种新的粒子，具有不同的衰变模式，θ衰变为两个π介子，总宇称是正的，但τ衰变为三个π介子，总宇称是负的，但奇诡的是这两个粒子的寿命和质量几乎完全一样。这就有两种可能。第一，这是两个不同的粒子，那么τ寿命应该比θ的寿命长很多，可是实验结果是τ和θ的寿命几乎完全一样，而且质量也一样。第二种可能，θ和τ是相同的粒子，那么它们为什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宇称呢？
这个难题困惑了这些物理学家很多年，宇称守恒定律在经典力学、电磁力、引力、强力等几个领域都已被充分证明。所以物理学家们想当然地认为宇称守恒在粒子物理学中，即弱相互作用下也是如此，是真理，是天经地义的。
很多人从宇称守恒的大框架下去分析θ-τ之谜，认为θ-τ之谜是孤立的一点，怀疑是不是有可能有两种衰变模式， 但李是第一个质疑这个框架，认为要解决θ-τ之谜，必须先离开θ-τ系统，必须假定除了θ-τ，其它粒子也可能发生宇称不守恒的新现象，当时，李的哥大同事斯坦伯格正在做重粒子的产生和衰变的实验，李想看看重粒子是否也会发生宇称不守恒的现象，建议他去测赝标量。斯坦伯格实验室初步的宇称不守恒的实验，充分证明李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正确的，是可行的。
李杨发表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可以说是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传统的、根深的、错误的、盲目的陈旧见解，但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质疑精神。当时他们的文章发表后，许多物理学家持怀疑态度。当吴健雄等实验物理学家准备用实验来证明这个理论时，物理学家费曼还以10000 : 1来赌这个实验绝对不会成功，他说“那是个疯狂的实验，不要在那上面浪费时间。”另一个著名物理学家泡利就说我不相信上帝是左撇子，他还对另一个物理学家坦默尔说，“像吴健雄这么好的实验物理学家，应该找些更重要的事去做，不应该在这种显而易见的事情上浪费时间。谁都知道，宇称一定是守恒的。”
但事实证明李杨是对的，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史特意为这个发现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诺奖得主拉比发言称：“一个相当完善的理论框架被击得粉碎，我们不知道这些碎片将来如何能再拼凑起来。”
这些都足见质疑精神有多么重要，我从小一直信奉的两个准则之一就是质疑，这是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也是我写这篇文章最深的一个体会，凡事不能想当然，不管是权威经典的理论，还是根深蒂固的规则，都需要勇气质疑。
第二就是逻辑的重要性。
写这篇文章时，我不预设立场，也并没有选择性使用倾向性材料，两边公开的资料都认真查看，还查看了62年发表在《纽约客》 那篇引起他们分手的文章，杨先生的反驳文我更是一条一条地分析，完全是从逻辑上逐步分析得到我最后的结论。我参考的是双方提供的公开资料，最后一次公开回应来自杨，照说他已经提供了足够多他认为应该提供的信息，也反驳了所有他认为李不准确的地方。然而，他的十条驳文未能提供李所提供的直接证据（文献记载和同行的回忆文章），几个间接证据也是以偏代全，逻辑上不够严谨，而且缺乏细节，逐条分析下来，我认为总体不够有说服力，反观李的，逻辑严密，叙述清晰，细节丰富，所以我更信任李的版本。
李先生的逻辑自然是非常清晰的，但许多人的留言和反馈真的暴露了他们逻辑思考上的一些缺陷。
比如有人说杨后来的成就大，所以这个事情应该信任杨。且不论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就算杨后来的成就大又怎样？和当年谁先提出突破性思想没有任何关联，两个是独立事件，没有因果关系。还有人说这个成果是两人共同创造的，谁也离不开谁，这个也没错，但是这和文章讨论的谁先提出突破性思想是两个命题，这就是许多人常犯的转移话题的逻辑错误。
第三是人品。
有人评论说“个人反对以私德或者说为人来评判发明贡献的大小及其真假。”其实我的文章全篇没有一处涉及到私德和他们为人的比较，我也没有对杨先生私德做任何评论。
但写完这篇文章，我感慨最深的是人品太重要了。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成就，最后落脚的都是人品两个字。
写这篇文章很费心力，当我花大气力看完这些资料并做出分析后，我其实是有些震惊的，我完全改变了我之前的立场。至于大家怎么看待我的结论，真的是见仁见智。这是一位物理博士的留言：
“我是在上个世纪在粒子物理领域获得博士学位，和李杨都有过一面之缘。八十年代末，当时李杨之争并没有公开化，所以我第一次读到杨在《杨振宁论文选集1945-1980》中对宇称论文画蛇添足般的评论，感到非常震惊。学术界的惯例是对合作者的贡献要么是大力推崇要么是闭口不言，从没有见过在自己的文集中，公开对一个常年合作且享誉世界的合作者进行诋毁般的评价，这大大改变了我对杨的印象。
后来李和杨的矛盾公开化了，网络在国外也开始流行了。我有次突发奇想，分别用“李政道说，杨振宁”和“杨振宁说，李政道”作为关键词进行网上新闻进行搜索，结果第一个搜索一条结果也没有搜到，第二个找到30多条结果。这是上个世纪末的网络搜索结果，可以大致说明对这件事情上来讲，李政道最初基本上是沉默的，而对此事在公开媒体上一直喋喋不休的是杨振宁。过去这些年，无意之间读过不少关于李杨之争的文章，总的来讲，我觉得这篇文章的分析还是比较中肯靠谱的。”
当然，我得出的结论也有可能是错误的，资料都是公开的，欢迎质疑我的结论。很期待看到一篇有理有据反驳我的观点的文章。
但就目前的信息来看，李政道先生的确不是我最初想当然的那样争贡献大，在乎浮名的人，而是一个真正的品行高洁，低调做事的人，我这次去北加州，听我的朋友晓霜讲到很多李先生感人的事情，晓霜老公是CUSPEA 早期的学生，见过李先生，也认识很多与李先生工作过、接触过的朋友。当年李政道CUSPEA的几位学生曾经想拍李先生的电影，想写李先生的书他都不支持；2020 年几位CUSPEA学者为了纪念李先生和精神传承发起“科思奖”（CUSPEA PRIZE），资金都已到位，但李先生知道后坚决反对，最后下线。李先生极为低调，只做实事，不追求浮名。诸如此类事情还有很多，下一篇文章我还想再展开说说。
斯人已逝，但他留下的是清白和纯良，云在青天水在瓶，一片冰心在玉壶，李先生千古。
（本文转载自 二湘的十一维空间）
作者简介：二湘，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计算机硕士，著有小说集《重返2046》和长篇小说《狂流》《暗涌》，其中《重返2046》获第八届华语科幻星云奖电影创意入围奖。
编辑：一一
延伸阅读：
二湘：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决裂并非无解之谜，我的五点分析
【专题】物理学家李政道逝世，享年98岁

李政道反驳《杨振宁传》

杨振宁反驳《李政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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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与上海迪士尼对簿公堂，只为修改入园规则</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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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Wed, 24 Jul 2024 07:10:13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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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三伏,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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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缅怀高耀洁医生</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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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9 Dec 2023 16:27:29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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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城市】&#124;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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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 茉莉，珠海，2023.12.29
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一个叫许三观的丝厂送茧工在生活困难的年代多次卖血求生的故事。文学源于生活。在30年前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荒唐的“血浆经济”，献血被视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艾滋病病毒和肝炎病毒携带者卖血，血站的血液制品受了污染，然后又通过不同渠道传染给健康的献血者和数以万计无辜的健康民众。因此而感染艾滋的家破人亡……
先后揭开此事的是两位医生，也是两位女性。其中一位是“吹哨人”王淑平医生。另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为这场“中原血祸”的受害者、这些底层贫民奔走，呼吁各方的关注；她自费调查，自编、自写、自费印刷《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总印数达67万份。但她也因此不得不以82岁高龄流亡异乡14年，蜗居在纽约一个破旧的公寓里。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位侠女就是被誉为“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1927年12月-2023年12月10日）。美国时间12月10日，高医生在遥远的西半球落下生命的帷幕，享年96岁。JM回顾高医生的事迹，以文缅怀逝者，也致敬那些在这场“血祸”里为众人抱薪却冻毙于风雪的侠士们。
△ 高耀洁医生安详去世前一天还在寓所里写字、浇花（摄录像：熊姐）
曾经的荣誉
高耀洁是“2003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获得者。颁奖辞这样写道：
这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但她在实现“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的人生理想的道路上却迈着坚定的脚步。她以渊博的知识、理性的思考驱散着人们的偏见和恐惧，她以母亲的慈爱、无私的热情温暖着弱者的无助冰冷。她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推动着人类防治艾滋病这项繁重的工程，她把生命中所有的能量化为一缕缕的阳光，希望能照进艾滋病患者的心间，照亮他们的未来。
1990 年，高耀洁发现因卖血造成的艾滋病村，随即向有关部门反映，但未得到任何回应。1996 年，她开始自费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走访了河南省 100 多个村庄，访问了 1000 多名艾滋病患者。
2000 年，高耀洁获得“全球卫生理事会”颁发的乔纳森·曼恩健康人权奖，2001 年获得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提名。
2003 年 7 月，高耀洁获得“亚洲的诺贝尔奖”——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该奖项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
2003 年，高耀洁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她提交了《关于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建议》的提案。
2007年，国际天文联合会把38980号小行星命名为“高耀洁”
2009 年，高耀洁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一百位最有影响力人物”。同年，被迫移居美国。
2021年9月，新冠疫情席卷美国之时，94岁高龄的高耀洁在纽约的寓所接受采访。她说道：
“2009年我来美国的时候，只想着把手里的资料整理出书，把中国艾滋病的真相告诉世界，让那些可怜的艾滋病人得到帮助。我当时没想太多，想太多可能就出不来了。现在，我想做的事情基本完成了，我也老了，对这个世界无能为力了。”
“我做艾滋病（预防）工作，确实付出了很大代价，82岁还被迫一个人出国，但是我从不后悔。我想告诉年轻人的是，人活着不能光为自己，那样没啥意思，应该帮助别人。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这个世界就太平了。我从小受的是儒家教育，修齐治平，觉得自己吃饱饭的同时，也要让别人吃上饭。我们是人类，应该互相关心。”
“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不怕死，我只希望走的时候，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点什么。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听到当初救助过的艾滋孤儿考上大学了，有出息了，成家了，生娃了。他们有的现在还给我写信。他们小时候太惨了，馍都吃不上，现在生活慢慢变好了。”
也正是在这一年，高耀洁出版了她“人生最后一本书”——《高耀洁行医往事》。位卑未敢忘忧国，耄耋之年的她拖着多病之躯飘零海外，人在纽约，心在华夏。她不与海外任何组织接触，以笔为剑，孤身奋战。

往事并不如烟
如今围绕在她身上的，是有关艾滋病防治与救助专家、妇科肿瘤病专家等荣誉，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曾因背负“国家的罪人”骂名而被广泛关注。独居美国的她，曾承受与亲人恩断义绝的现实。老伴早已辞世，儿女拒绝认她，把她视作“国家的罪人”、“流亡海外的叛徒”。在异国他乡的逼仄角落里，她曾含泪泣血，笔耕不辍，只为让更多人了解那段不为人知的惨痛过往。
高耀洁生于山东曹县一个富庶之家。她3岁开始认字，4岁就会背古诗，5岁时在家人的哄骗和吓唬下缠了“三寸金莲”。后考上了河南大学医学院，1954年毕业后成为了当地的一名医生。
十年浩劫期间，地主家庭出身的高耀洁一夜之间成了“反动分子”，被押去批斗。疯狂的小兵一拳一拳打在她的胃上，把她打到胃出血，被送到医院后不得不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只留下一截像肠子一样耷拉着。她的儿子也受到牵连，13岁少年硬是被篡改了年龄，谎报为16岁，随后被生生地丢进监狱。为此，儿子恨透了她——“如果你认错，他们就不会那么对我！”母子情份几乎就此破裂。
十年平反之后，高耀洁恢复了职务身份，被调到河南省中医院工作。到了20世纪80年代，她所在的科室已经远近闻名，她本人还受到了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接见。
20世纪90年代初，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起伏变幻的高耀洁退休了。彼时的她是享誉整个河南省的名医，到哪里都会受到当地人的热情接待。60多岁的高耀洁儿女双全，名利双收，本可享有一个富足安稳的晚年，缓步迈向人生终点。可在1996年的某天，高耀洁无意间认识了一位女病患，彻底改变了她此后的人生轨迹。
那一年，高耀洁在一次会诊活动中结识了一位奄奄一息的农村妇女，她高烧不退，腹部胀痛，身上还长满了可疑的红色斑点。唯一值得推敲的细节，是这名农妇最近刚刚因为某个小手术而去医院输了一次血。难道是因此才让她染上艾滋？高耀洁惊出了一声冷汗。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就意味着，医院血库早已被污染，而更多病患亦会暴露在风险之下！
在随后深入河南农村的实地考察中，高耀洁目睹了一个这辈子都难以忘怀的惨状——一个上吊身亡的农妇已经死去了多日，而她两岁半的孩子正哭喊着“下来！下来”。饿得发慌的孩子有些哭不动了，就用嘴啃噬着母亲的后脚跟。而这个身亡的农妇和她的孩子，都患有艾滋。
高耀洁去的这些农村，都已经变成“艾滋村”。触目惊心的景象让她痛心，而在追根溯源的时候，她却发现，这一切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河南省政府和卫生厅却对这场灾祸讳莫如深。他们倡导的是“血浆经济”，献血被视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宣传口号是“一人献血，全家光荣”，哪怕现实中的农民已因献血感染艾滋，全家死绝……
她印证的不仅仅是“艾滋病通过血液传播”这样一个医学常识，更触动了相关人士的利益。
说真话是一种信仰
30年前，HIV对国人而言还是非常陌生，更无从谈及防范意识。高耀洁自发走上艾滋病防治与救助工作，力图推动相关部门重视国内艾滋病蔓延的真实情况。1996年至2004年，高医生自编、自写、自费印刷了17期《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总印数达67万份。
2002年春节，高老接了3个艾滋孤儿到家里过春节，孩子们经过检查，艾滋病病毒抗体均为阴性，表明没有感染艾滋病。即便如此，许多人仍吓得不敢到高老家，她因而过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冷清的春节”。
2004年，为了证明血祸不仅仅是河南独有，也不仅存在于中原地区，而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高耀洁和15个志愿者一起，踏上了秘密调查南方5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艾滋病疫情的征程。但她的老伴担心引火上身，把这些资料都烧了。
她终日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人活着，如果没有点信仰，没有为自己相信的东西而坚持点什么，那样的人生有意义吗？如果说“说真话”是一种信仰，那么秉承这种信仰的人并不少，比如，王淑平医生。
1995年12月16日，第一份有关河南农村献血员感染艾滋病的报告上报。写报告的人是原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的负责人王淑平。62份初筛的HIV阳性血样来自献血员集中的河南省商水县西赵桥村。1996年1月10日，经由中国防疫科学院院士曾毅推荐，王淑平的报告上报给了卫生部。从1996年初开始王淑平工资被停发了。1996年11月，临床检验中心被关闭，王淑平被去掉职务，随其他人员合并到周口地区卫生防疫站。王淑平给卫生部写过三四次报告，汇报她和同事的处境，但不仅没有用而且汇报一次处境就恶化一次。2001年，她最后选择了离开祖国，遗憾的是没帮同事讨回停掉的工资。
那一年，华中地区面临艾滋病危机获得承认，至少50万人在血站卖血后感染艾滋病毒，其中河南是艾滋病毒疫情最严重的一个省。
秉承这种信仰的人也都付出了代价。王淑平承认，说实话付出了代价：工作没了，婚姻破裂了，幸福消失了。
高耀洁医生反对官方宣传”艾滋病在中国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和吸毒传播”的观点而备受误解阻扰及打压，包括对她儿女的各方面打压，迫出走异国，最终客死异乡。
但，他们救了成千上万个同胞的命。
2006年1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457号令，颁布了《艾滋病防治条例》，并于2006年3月1日起实施。
此时距离1996年，已过去了10年……
JM编后语：
在读到高医生的子女被迫与其断绝关系以防被她的事情牵连时，小编非常疑惑是什么支撑高医生如此不屈不饶。
“是一种信念”，JM小伙伴萨其马如是断言。和平年代出生成长的我们这一代很难具像化什么是“信念”。我们并未经历过风雨的考验。而高医生的出生和成长经历注定她的信念已受过严酷的考验。哪怕众叛亲离，她也不愿意屈服于整个系统的打压。
人只有面临抉择时，才能了解自己，才能知道真正坚持的是什么，惧怕的是什么，是否不忘初心。
“追求真理”、“坚持说真话”是高医生的信仰；识时务者为俊杰、适者生存是某一些人的信仰；权衡利弊，中庸之道则是另一些人的信仰……还有很多的“信仰”，无关乎对错好坏。只不过，有的人活着不全是为了自己，也为他人而活。
参考资料：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634685638183027127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MBF62G20552O25P.html
https://yeedao.org/a359a48242/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LOOKA150548B0VJ.html


编辑：不夜侯、AI小白（Coze支持）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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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没留痕迹，但我们已经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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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郑永年：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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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19 Dec 2023 13:17:16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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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观点】&#124; Insight
作者：郑永年，2017
编者注：2023年11月29日，雷军以个人名义，向母校武汉大学捐赠13亿元人民币。同为校友的易中天，向母校武汉大学献诗三首，并回忆了十几年前捐款设立了胡国瑞奖学金的后续募集的不太成功的往事。一个是商人，一个是文人，“钞能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作家富豪榜也证明了文人也是可以通过写字致富。
近日无意间看到多路媒体转载了郑永年教授的一篇旧文，文中提到：“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的说“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已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其当年预言：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审视当下，是否真是如此呢？

无论就中国历史还是就世界历史而言，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伟大的时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就经济而言，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几乎处于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大国，并且已经俨然成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头羊。
中国知识界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而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从原先计划经济向中国自身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就社会发展而言，这些年里中国已经促成了数亿人口的脱贫，同样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尽管还有很多穷人，但人均国民生产所得也已经接近9000美元。
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同样显著，包括人口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等。就政治而言，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制度经受住了各种挑战，化解了各种危机；尽管仍然被西方简单地视为权威主义体系，但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显现出其高度的韧性和灵活性，与时俱进。
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需要人们来解释，来提升，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之上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很显然，这是中国知识界的责任。这个责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国知识界的伟大时代，但现实无比残酷，当中国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的知识界则进入一个悲歌时代。
说是知识的悲歌时代，倒不仅仅是因为权力、金钱和大众对知识史无前例的鄙视，也不是因为知识常常被用来点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知识从来就是卑微的，也应当是卑微的。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国大学众多，每年都有很多校庆，不过一次次校庆就是对知识的一次次羞辱。
有些知识人要名利双收
每次校庆，大家无一不是以培养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独说不出来的就是，没有一个大学已经培养出一位钱学森生前所的说“大师”。实际上，今天大学或者研究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公共论坛乃至学术研讨会，人们都已以邀请到大官大富为目的，而知识本身则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无的陪衬物。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难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至多成为未来考古学家的遗址。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看，正是伟大的知识创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从古希腊到近代文艺复兴再到启蒙时代，这是一个辉煌的知识时代，没有这个时代，就很难有今天人们所看到所体验到的西方文明。中国也如此，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阳明等，铸造了中国文明的核心。
就知识创造者来说，知识创造从来就是个人的行为。尽管有些时候也表现为群体知识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但群体知识仍然是基于个人知识体系之上，只是一些学者之间有了共识，才形成为互相强化的群体知识。
同时，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环境里，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也就是“士”）这个阶层创造的，但应当指出的是，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知识创造过程中就没有责任，政府既可以为知识创造有利、有效的环境，也可以阻碍知识的创造。因此，从知识创造者这个主体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知识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要回答“我们的知识创造者干什么去了呢？”这个问题。
一个一般的观察是，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吹牛拍马
争名于朝。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从前是“学而优则仕”，从学的目标就是从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现在从学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论上说）了从官，并且两者之间有了边界。尽管大多知识人士为官了，但“为官”的心态仍然浓厚，因此还是通过各种变相的手段争名于朝。当然，这背后还是巨大的“利益”。竞相通过和“朝廷”的关联来争名，这个现象随处可见。
一些学者给政治局讲一次课就觉得自己非常地了不得了。今天在做智库评价指标时，人们以争取到大领导的批示和认可作为了最重要的指标。更有很多知识分子对大官竭尽吹牛拍马之功能。无论是被邀请给政治局讲课还是文章拿到了领导的批示，这可以是一个指标，但并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标。知识有其自己的指标。如果知识人以这些东西来衡量自己的知识的价值，那么不仅已经是大大异化了，而且很难称得上知识。
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个新生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是远离的。从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以其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的每一步都是在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
知识付费与知识的未来
在现代社会，除了和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发生关系，知识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来争名利。例如，争名于“名”，即通过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尝不可，而且也是知识生产和创造的手段。不过，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不是认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随意糟蹋名人。例如王阳明。王阳明是个大家，现在被炒得很红火。不过，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阳明，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现在的情况延续，“阳明学”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庸俗不堪的宗教，不仅静不了人们的心，反而会搅乱人们的心。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见，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而那些“牛、鬼、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中学如此，西学也如此。例如马克思。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中国拥有着最大群体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马克思研究者，因为马克思几乎已经成为官方的“国学”。但是认真去读一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有多少人懂马克思。马克思只是他们的政治，只是他们的饭碗。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人通过互联网走向了“市场”，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当然更多的是充当“贩卖者”，即没有自己的知识，而是贩卖人家的知识。互联网是传播知识的有效工具，但这里的“贩卖”和传播不一样，传播是把知识大众化，而“贩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钱财。
看看眼下日渐流行的“付费知识”就知道未来的知识会成为何等东西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角落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大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而后者的力量如此庞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大家争俗、争媚，媚俗和流量无疑是正相关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会影响力等同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官方媒体也和众多自媒体一样，堂而皇之地媚俗。
名利只应该是知识的副产品
古今中外的真正学者没有一个是争名争利的，有很多为了自己的知识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上，不乏知识人被权力和资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来才逐渐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对大多数学者而言，名利并非是追求而来的，而仅仅只是他们所创造知识的副产品。
很多学者生前所生产的知识，并没有为当时的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穷困潦倒。那些能够远离名利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屈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毛泽东曾经评论过屈原，认为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被开除了“官籍”、“下放劳动”，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引自邓力群著《和毛泽东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
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一个毫无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呢？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民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近来自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为此，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最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称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近代大学，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补充的是，不仅没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学，而且也远远落后于传统书院制度。实际上，无论是近代大学还是传统书院，重要的并不是大学制度或者书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学和书院的主体，即知识人。
有了以追求知识的知识人之后，这些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和发展；而在缺少知识人的情况下，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一个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这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尽管预测是危险的，但人们可以确定的是，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道理很简单，人们已经不能回到传统不需要那么多知识的时代，知识是需要的，但人们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那么只好走“殖民”路线，即借用和炒作别国的知识。
在很大程度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数十年可以相像的。
（本文原题《互联网时代知识分子的名利场》，首发于《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7期）
作者简介：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曾任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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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吴国盛：如果把科研变成赚钱的生意，我们注定没有未来</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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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23 Oct 2023 05:32:29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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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专栏】&#124; Columnists&#62;教育说
口述：吴国盛， 采访：夏昆，2020-09-02
编者按：这么多年来，美国科技实力为何能引领全球？中美之间，最根本的差距在哪里？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的科技创新？政府、教育、科学界以及全社会需要做出哪些改变？以下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的观点。在当下的大转折时期，他的观点犀利而又警醒。


中美之间真正的差距是什么？
对于中美两国的科技实力，我认为国人应该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现代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立体架构，包含着三方面：
1、基础研究。
2、应用研究。
3、面向市场的开发研究。
一个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也是由这三个方面所决定的。但凡有一项存在短板，那么它的科技实力就是偏颇的。
二十世纪三个伟大的发现，无线电、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什么都出现在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基础、应用以及开发研究都非常强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基础研究方面，美国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并不惜重金投入。二战后，美国创办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FS），为其基础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为什么美国这么重视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决定了它在原创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它能诞生多少原始创新，当“原始创新”不断滚雪球壮大，后面的应用和开发研究也会随之壮大。如此一来，美国的科技实力自然会日益增长。
而中国的短板，恰恰就在于对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缺乏正确的认识。
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对科学、真理和创造的支持。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化转型中，我们所强调的科学，很少单纯地是为了追求真理、展现个人创造力、好奇宇宙的奥秘，大部分强调的是为了救国救民、为了振兴中华、为了一些文化诉求。这就导致我们更多的会从一种功利角度、实用角度来看待科学。
在一些人看来，你搞科学，要么像陈景润一样为国争光，要么像钱学森一样保家卫国，要么像袁隆平一样解决吃饭，什么效果都没有，那还能叫科学？所以，我们的科技创新，从骨子里就包含着“应用性目的”。
这几年科技领域的创新尤其如此：像国家看准的，以国家财力为支撑的，集中力量办起来的工程，它们的发展都是比较明显的，比如我们的高铁、航空航天。但如果缺少了基础研究的部分，我们更多的还是偏向于一些追赶型的科技创新，也就是在别人已有的技术基础之上做一些局部突破，反正目标在那，不惜代价，举国之力，大概怎么都能取得一些成绩。
可真正的原始创新是需要想象力的，基础研究薄弱，我们的原创能力就始终上不来，就好比别人是从头做起，而你只能拿过来做一些局部上的改进，但这是暂时的、是不可持续的。
当然，在国家一开始的阶段，我们需要这种模仿、这种迭代，需要这种“从1到100”的创新。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我们更需要的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这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
所以，我认为我们与美国的科技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唯有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对科学、对基础研究、对创造性文化的看法，才能真正缩小二者之间的科技差距。当然，这个路途很可能道阻且长。
三个因素，掣肘了中国的创新能力
从长远来看，中华民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培育起我们的科学文化。
在中国文化里，很容易把科学和技术相等同。其实这二者有本质的区别：技术其实是一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事情。而科学则是含有创造性的，最终是根植于人性自由的维度，没有自由发展的个性，没有自由的空间，创新和创造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这需要教育界、科学家们，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其中至少存在三大问题，我觉得也必要和大家阐释清楚。
教育方面
首先是教育方面，在科学文化的培养上，主要有3大症结：
1）当下的教育，与创新、创造的思维模式要求相悖。目前这种死记硬背、单纯记忆和服从型的教育方式需要加快改革，郑也夫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特别好，他说：“拉磨一年，终生无缘千里马。”千里马必须在自由辽阔的境地中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而拉磨的那些驴、骡子从事的是比较单纯的简单劳动，现在我们的教育就有这样一种可怕的趋势，力图把孩子们都变成骡子、驴，不让他们成为千里马。
郑老师还有一个预言，他说：“凡是在中国接受过初等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学生，将来都不可能成为原创性的科学家。”尽管这个说法可能有些惊悚，但背后折射的问题，我认为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教育思想中如果不能极大程度地发挥少年儿童的个性，那么中国的科技创新就是没有根基的。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从小到大都是让他听话，循规蹈矩，读到博士了突然让他创新，他能创新什么，又怎么去创新？
2）不能把学校当作“官场”来办。现在，我们的书记和校长中，有很多人按照官场那一套系统来办学校，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学校应该和文化机构一样，有一套自己的运作逻辑，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把文化机构当“官场”来办，比如校长一般都会有任期，但校长为什么要有任期的限制呢？校长是一个特有的文化职业，一个好校长可以干一辈子，这样他才能更好的把教育理念持续地贯彻在学校的经营建设之中。如果把校长当作科级干部、处级干部，像训练官员一样不断地让他调岗、轮岗，学校怎么可能办得好，办得再好也不过就是一个进行流水线生产的工厂。
3）教师的思想不够开放、明朗。说实话，教育思想的转变还是比较难的。我们现在的教师队伍中，有很多人就是在僵化、守旧的教育思想下培养出来的。尽管社会上一直在呼吁，但具体执行的还是这些老师，他们如果不从自身改变，这件事就会一直很难。
现在高教领域向先进教育理念看齐做得还是不错的，但初等教育还是比较封闭，死角特别多，像最近暴露出来的体罚、儿童自杀等事件，就反映出了我们初等教育的问题，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科学家共同体方面
科学家共同体要呼吁科学文化，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迹象，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共同体内部也慢慢养成了准官僚化的配置。比如院士成了学术资源的主要提供和接受方，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焦点。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院士手上的钱用不完，天天想着怎么花钱，而年轻的科学家找不到钱，没有钱可用，共同体内部需要一些机制来变革。
当然，国家这几年也在做出改变，像中国自然科学基金这个机构做得就不错，它有一整套匿名评审机制和同行评价制度。国家应鼓励这样的自我调整，而不应该不闻不问，甚至是打压，总之，科学家共同体内部要形成一个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
社会层面
社会上要对科学有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会在某种意义上渗透在教育和科学家共同体里。我认为社会上要有一种正确的风气，不要一窝蜂，好像重视一个科学家，某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就要有重大的突破，如果科学家失败了，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或者怎么样。
过去我们一谈创新，就强调要面向市场、面向科学前沿，而一个好的科学文化还要面向全民，要让全体公民有科学意识，要在社会上营造一种对创新的容错和鼓励氛围。
功利主义害了中国的创新！
在当下，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功利主义，对于创新的氛围是一种极大的损伤。
从科学的根本来说，一切创造性的发现和研究本质上都是非功利的。保持一颗超越功利之心才能进入创造的状态，不能老想着做出来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处——因为有好处的事情都是根据既往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而创造性是要打破既往的约束，开拓出新的东西，所以功利心太重了不可能做出非常好的创造性工作。
而这一点也是中国的文化比较欠缺的一部分，我们功利文化的倾向实在太重了。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荣誉头衔，其实就是人为制造的一种科学界功利系统。一些发达国家科学的发展中也有荣誉系统的存在，但它是科学共同体自发组织起来的。打个比方，西方评奖走的不是申报制度，没听说需要哪个诺奖得主先填写一张申请表。而中国的奖项基本都要事先申报，是求出来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人格侮辱，因为申报本身就把一个科学家变成了功名利禄之徒。
而且申报往往还会造成浮夸的风气，就是自己吹自己，科技界和学术界也有很多例子，一些造假的事件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明知是假的也要吹，吹着吹着自己就当真了，最后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另外，我们在评奖的时候还要讲究地区平衡、行业平衡以及人际关系平衡，长此以往，你获了奖大家也不会认为你真的达到某个水平，而是归为平衡的结果。这里面往往还存在一些诀窍，以至于有些人就专门玩起了这种奖，比如相互串通，这次你评我，下次我评你，完全起不到什么激励的作用了。
显然，对于科学界的奖励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个奖不是超功利之心颁发出来的，而是平衡出来的，不是你凭真才实学得来的，而是单位帮你跑来的，那这个奖还有什么意思，它只能代表功利意义，而非荣誉意义。
所以一有机会我就讲，我说评奖这个过程能不能不要让人申报，这一申报就变了味，我们可以让专家来提名，然后内部讨论，慢慢地让这个奖形成口碑。像民间办的“未来科学大奖”就没有申报这一说，由同行专家提名，然后专家委员会进行评选，这样的奖才是一个巨大的荣誉。而现实却是，明知很多国家奖是平衡出来的结果，我们在学科评估和高校排名时往往还只认国家奖，这不是进一步强化了功利的目的了吗？
你做科学不是为了追求真理，你获得荣誉也不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你的真理而向你由衷的致谢，当科学研究变成一个赚钱的生意时，民族还能有什么希望。
所以，要想真正营造出创新的氛围，就必须要在奖励机制与惩罚机制上下功夫，让吹牛造假的代价远高于他的潜在收益，把奖金和荣誉给到真正热爱科学追求真理的人手中。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培育起人们对真理的热爱，对宇宙奥秘的好奇，这才是驱动科技创新的源头所在。否则，即便某些东西暂时做的还不错，但从长远和整体来看，最终还是会落后的，甚至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
中国的创新需要全民的努力
那么，该如何破解这样一个科学文化上的功利主义的难题呢？我认为这是一个系统的事情，好像找不到一个可以解开所有问题的关键扣子，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对全民觉醒的呼吁和呼唤。
从大的方面来看，科技创新问题其实是文化转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近200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保守转向开放，这个转型是全方位的，但它还没有完成。
而中国社会的科技创新以及科技制度的建立有赖于整体文化转型的成败，如果整体上转不过去，科技也不可能单独的就转成了，这是没有过的事情。从小的方面来说，我们的科学家、教育界以及每个个体都可以在这场转型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一，科学家必须要主动说话，有意识地出来讨论观点。如果科学家都不说话，一些人闷声发大财，一些人愤世嫉俗，这样肯定不好，很多事情没有现成的方案，只有让科学家多发言才会形成比较平衡的态势，要鼓励科学家讲话。
第二，教育上要放开，国家应容许私立教育的大力发展。谈到科学文化时，我始终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的影响是长远的，在孩子脑神经发育的关键时期，约束他们的创造力，杀死潜在的可能性，十年二十年之后，很可能会造成整个民族智商和创造力的退化。
目前来看，我们的公立教育机构比较庞大、惯性很大，也难以轻易转向，这是一个较大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公立教育放在基本部分，让大家都能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然后大力发展私立教育，以此来推动教育思想的转变，如果教育不放开，我们长远的科学创新文化将会受到巨大的伤害。
第三，无论你的社会身份是什么，身为一个中国人，必须要充分理解现代竞争的实质是什么，究竟又意味着什么。有一个事实需要讲清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被迫的，不是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被西方文明裹挟进来的，所以有些事情会让我们感觉很别扭。
但我们要理解这个别扭，清醒地认识到这个别扭里有哪些东西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哪些东西虽然是我们内心不愿意接受却不得不接受的，哪些东西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或者是应该加以避免的，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在这样一个大转折时期，如果没有一个对世界大局、人类文明大局以及中西文化大局的清醒思考和正确认知，就很可能迷失在剧烈转型和变革之中。
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谈论科学文化的意义所在。
责编：许嘉芩、刘愈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榴莲EDU）
作者简介：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曾任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现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科技史学科评议组成员。著作有《科学的历程》、《什么是科学》、《技术哲学讲演录》、《时间的观念》、《希腊人的空间概念》以及“吴国盛科学人文系列”等多部。
配图：肖建华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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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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