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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Jointings.org &#187; 低碳</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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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对不起，AI无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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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30 Sep 2024 08:24:41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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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能源与环境】 &#124; Energy &#38; Environment
作者：James Temple（MIT Technology Review），2024-09-28

图片来源：MIT Technology Review
上周，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在一篇文章中表示，AI 能力的飞速提升将带来一个理想的“智能时代”，带来“难以想象”的繁荣和“惊人的成就”，例如“解决气候问题”。
但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承诺的愿景，特别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这种说法根本误解了问题的本质。
更令人恼火的是，这种论点暗示了当前 AI 所消耗的大量电力无关紧要，因为它将来会帮助我们产生充足的清洁能源。这种说法轻描淡写地忽略了人们对这项技术日益增长的担忧——它已经在推动建设天然气电厂的提案，并使大型科技公司偏离其气候目标。
毫无疑问，AI 的能源需求只会继续增加，即便全球正在紧急建设更大、更清洁的电力系统，以满足电动汽车充电、绿色氢气生产、热泵和其他低碳技术的需求。Altman 本人据说最近刚刚与白宫官员会面，提出了建设绝对庞大的 AI 数据中心的计划，而这些数据中心可能需要相当于五座专用核反应堆的电力才能运行。
《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一直坚持的基本观点是，技术进步确实能够带来实际的好处，并在有意义的方面加速社会进步。但几十年来，研究人员和公司一直在过度宣传 AI 的潜力，声称它能带来突破性的药物、实现超级智能、甚至让人类摆脱工作需求。公平地说，确实有过一些显著的进展，但远没有达到被炒作的那种程度。
鉴于这一记录，我认为在你宣称 AI 能解决人类最棘手的问题之前，比如普遍贫困或全球变暖，你需要开发出一种不仅仅是抄袭新闻报道或帮助学生作弊的工具。
当然，AI 可能有助于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威胁。我们已经看到一些研究团队和初创公司利用这项技术更有效地管理电网、快速扑灭野火，并发现可以制造更便宜、更优质电池或太阳能电池板的材料。
这些进展仍然是相对渐进的。但即便假设 AI 确实带来了能源奇迹，也许它的模式识别能力会提供关键的洞见，最终破解核聚变——Altman 作为投资者，正大力押注这一技术。
这将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技术进步只是一个开始——消除全球气候排放远非仅凭技术进步就能实现。
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从核裂变电站、太阳能农场、风力涡轮机到电池，我们已经拥有清洁电力部门所需的所有技术。这本该是能源转型中最容易实现的部分。然而在地球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化石燃料依然产生了 60% 的电力。我们如此多的电力仍然来自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监管的失败。
“只要我们继续通过允许化石燃料利用大气作为废物倾倒场来有效地补贴它们，我们就无法让清洁能源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独立研究组织 Berkeley Earth 的气候科学家 Zeke Hausfather 在 X 平台上回应 Altman 的文章时写道。“我们需要政策的改变，而不仅仅是技术突破，才能实现我们的气候目标。”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解决重大技术难题。看看我们在开发清洁且具有成本竞争力的作物肥料或飞机燃料方面的持续努力就知道了。但气候变化的根本挑战在于沉没成本、发展障碍和惰性。
我们已经构建并为一个排放温室气体的全球经济买单，投资了数万亿美元用于发电厂、钢铁厂、工厂、喷气式飞机、锅炉、热水器、炉灶和使用化石燃料的 SUV。只要这些产品和工厂仍在运转，很少有人或公司愿意轻易放弃这些投资。AI 仅靠产生更好的想法无法解决这一切。
要在当前需要的速度下拆除并替换全球各行业的机械设备，我们需要日益严格的气候政策，激励或强迫每个人都转向更清洁的工厂、产品和实践。
但每当提出更严格的法律或某个大型新风电或太阳能项目时，阻力就会出现，因为这些计划会影响到某些人的钱包、挡住某些人的视野，或威胁到某些人珍视的地区或传统。气候变化是一个基础设施问题，而建设基础设施是一个混乱的人类活动。
技术进步可以缓解其中的一些问题。更便宜、更好的替代方案让艰难的选择在政治上更具吸引力。但没有任何 AI 算法的改进或底层数据集能够解决邻避主义、人类利益冲突，或在未受污染的荒野中呼吸新鲜空气的渴望。
声称单一技术——恰好是你公司开发的那一项——可以奇迹般地解开这些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冲突，充其量是为自己谋利，至少也是有些天真的想法。而且在这一技术的增长正威胁到世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刚刚取得的一点点进展的时刻，这种论调令人担忧。
目前，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生成式 AI 正在让我们所面对的最困难的问题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本文转载自DeepTech深科技）

英文原文：Sorry, AI won’t “fix” climate change
作者简介：詹姆斯-坦普尔（James Temple），现任《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能源高级编辑，专注于可再生能源和利用技术应对气候变化。在此之前，他曾担任《The Verge》的高级主管、《Recode》的副总编辑和《旧金山纪事报》的专栏作家。闲暇时，他经常带着狗徒步旅行或拍摄加州风景的视频。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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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100亿美元，微软签下史上最大绿色能源协议！</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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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11 Jun 2024 17:04:54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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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能源与环境】 &#124; Energy &#38; Environment
作者：Penn，《环球零碳》，2024-05-06
面对AI算力背后的巨量能源消耗，微软、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都在积极寻求清洁能源作为其数据中心的能源解决方案。中国的互联网科技企业的行动也不甘落后，逐渐成为了绿电消费的关键参与者。


在过去的两年里，人工智能（AI）席卷全球，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去年风靡全球的ChatGPT，到今年火爆出圈的视频生成工具Sora，无不昭示着人类社会即将逐步迈入AI新时代。
而AI背后的基石是算力，算力背后则是巨量的能源消耗。因此，在“欧洲能源危机”话题热度退散后，AI将产生的巨大能源需求成为了全球瞩目的新焦点。
如何满足人工智能对数据中心全天候的电力需求，成为了科技巨头们的新挑战。而随着算力、性能的不断提升，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碳排放问题也日益凸显。
由于外购电力是科技行业运营中最主要的碳排放来源，面对与日俱增的电力需求所带来的碳减排压力，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整体能源消耗组合中的比例成为了科技企业气候行动的关键。
当前，科技巨头的绿电交易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统计，2023 年全球绿电采购交易数量创下历史新高。2024年仅前两个月，谷歌、微软就分别宣布签署609兆瓦和295兆瓦的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PPA）。
5月1日，微软（Microsoft）与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宣布，双方已签署协议，将投资 100 多亿美元开发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以满足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日益增长的需求。
这笔有史以来全球最大的企业级清洁能源采购协议，为本就火爆的绿电采购市场又添了一把火。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分析师凯尔·哈里森（Kyle Harrison）表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企业级清洁能源购买协议，使得微软成为仅次于亚马逊的第二大清洁能源企业买家。”

图说：微软签署协议投资 100 多亿美元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为数据中心供电（来源：CNBC）
01
 10.5吉瓦，史上最大绿色能源协议来了
根据5月1日的一份声明，布鲁克菲尔德资产管理公司的绿色能源部门（Brookfield Renewable Partners）将在2026年至2030年间为微软在美国和欧洲提供 10.5 吉瓦的可再生能源，相当于约10座核电站的发电量，反映了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对电力的巨大需求。
而10.5吉瓦的可再生能源容量也是全球最大数据中心市场北弗吉尼亚州数据中心消耗的3.5吉瓦电力的3倍，足以为约 180 万户家庭供电。
布鲁克菲尔德发言人表示，该交易将带来超过 100 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微软和布鲁克菲尔德表示，该交易几乎是任何其他单一企业购电协议的八倍，并且随后可能会扩大到包括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可再生能源产能。
两家公司表示，该协议将重点关注风能和太阳能，但也包括“新的或有影响力的无碳能源发电技术”。
新能源开发成本因能源类型和开发地点不同而大相径庭，因此目前很难估算10.5吉瓦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不过据彭博新能源财经报道，如果所有开发项目都是美国太阳能发电场，那么它们的建设成本将超过 115 亿美元，如果所有开发项目都是美国风力发电场，则将花费近 170 亿美元。

图说：位于怀俄明州的微软数据中心 （来源：Microsoft）
2021年7月，微软延展了“到2025年实现100%采用可再生能源”的承诺，提出到 2030 年，微软将在100%的时间里，实现100%的电力消耗与0碳能源采购相匹配。在此之前的一年里，微软已经在全球 10 个国家签署了新的电力采购协议，购买了约8吉瓦 (GW) 的可再生能源。
而根据微软最新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截至 2022 年底，微软在其全球业务中已在 16 个国家签订了超过 13.5 吉瓦的清洁能源合同。这其中就包括此前与布鲁克菲尔德签订的约 1 吉瓦的清洁电力合同。
协议的另一方布鲁克菲尔德实力也不容小觑，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商之一；其美国上市公司Brookfield Renewable Partners在全球拥有约33GW的可再生能源运营资产，包括风能、太阳能和电池，还有155GW正在开发中。
这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企业清洁能源采购协议签署后，Brookfield股价应声大涨，周三上涨了11%，周四再度上涨5.8%，一周累涨近20%，而在过去一年中其股价大跌17%。

图说：Brookfield Renewable Partners股价走势图（来源：华尔街见闻）
02
 科技巨头推动绿电交易持续增长
除了微软，全球企业尤其是科技巨头们正在气候目标的指引下加大绿电消费。
根据BNEF的统计，2023年，共有200多家企业宣布了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PPA），彰显出购买清洁能源作为私营部门脱碳工具的受欢迎程度。这些交易使2023年企业PPA总量达到创纪录的46GW，高于2022年的41GW，也是企业PPA市场连续第七年实现增长。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宣布了超过17.3GW的交易。

图说：全球企业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PPA）规模（来源：BNEF）
注：AMER即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EMEA即欧洲、中东及非洲地区，APAC即亚太地区。装机容量以GW直流侧计。
而这其中，科技巨头亚马逊再次拔得头筹，连续第四年成为最大的企业清洁能源买家，其光伏和风电购买量比后三家公司的总和还要多。
2023年，亚马逊在16个不同市场宣布了74笔单独的PPA，总购电量达到8.8GW。其中超过60%的交易为购买光伏发电，其余则为购买风电。在这辉煌的一年里，亚马逊宣布的企业PPA资产组合达到33.6GW。这是全球第八大清洁能源资产组合，仅次于NextEra的34.6GW，尽管亚马逊自己并不拥有项目。
Meta在2023年紧随亚马逊之后 ，宣布了3GW的PPA，其次是LyondellBasell Industries的1.3GW和谷歌的1GW。塔塔钢铁（1GW）和Albert Heijn（0.8GW）则是榜单中值得注意的新买家，它们在去年签署了首份PPA。

图说：全球企业可再生能源购电协议（PPA）亚马逊位居榜首（来源：BNEF）
绿色电力未来增长的最大推动力是企业设定的清洁能源目标。目前，超过 450 家公司已加入 RE100 计划，承诺通过清洁电力交易完全抵消其电力消耗。BNEF估计这些公司已经购买了256 TWh清洁能源来抵消其50%的电力消耗，但他们将需要在2030 年额外购买301TWh才能实现或维持其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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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国际能源署：若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预计6年后热泵占全球供暖能力20%</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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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13 Feb 2024 09:04:16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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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能源与环境】 &#124; Energy &#38; Environment
作者：Casey Crownhart（MIT Technology Review），2024-02-13
热泵仍然是一项广受欢迎的技术，尽管 2023 年它在全球最大市场之一美国的销售量有所下降。即使销量有所下降，热泵也连续第二年击败了燃气炉，而且与去年销量同样有所下降的燃气炉相比，热泵的整体市场份额有所增加。
热泵利用电力为房屋供暖和制冷，它们可能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工具（全球约 10% 的排放量来自建筑供暖）。世界各地的许多住宅和其他建筑使用燃气炉等供暖系统，它们会用到化石燃料。相比之下，热泵不仅供暖效率更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由可再生电力供电。
专家表示，在进一步提升建筑物安全性和舒适度的同时，如果我们还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那么热泵的销售量必须快速增长。国际能源署（IEA，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表示，热泵技术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近年来这项技术正处于黄金时代。2021 年和 2022 年，热泵的全球销售额都在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热泵也被列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2024 年的 10 大突破性技术名单。
根据美国空调、供暖和制冷研究所（AHRI，Air-Conditioning, Heating, and Refrigeration Institute）的最新数据，2023 年，在热泵技术最大市场之一的美国，其销售量下降了近 17%。在增速放缓之前，热泵维持了近十年的持续增长。AHRI 的数据并不全面，但该组织包括的制造商约占美国年销售量的 90%。

图 &#124; 美国热泵和燃气炉年销售量（图表资料来源：空调、供暖和制冷研究所，由《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凯茜·克龙哈特（Casey Crownhart）绘制）
 
然而，与整个暖通空调行业相比，热泵销量的下降幅度更小，因为燃气炉和空调的下降幅度更大。2023 年，燃气炉的销量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热泵，因此热泵在供暖系统（总销量）中所占的比例实际上略高于 2022 年。
国际能源署分析师扬尼克·蒙沙霍（Yannick Monschauer）通过电子邮件表示，在利率和通胀上升的情况下，销量增速的普遍放缓反映出了消费者更加谨慎的消费态度。蒙沙霍补充道：“我们还观察到，2023 年世界其他地区的热泵销售也在放缓。”在欧洲，受能源危机和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推动，电力化热潮已经放慢。
新的补贴计划可能有助于加快 2024 年及以后的技术扩张。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是 2022 年通过的一项全面的气候法案，其中包括为一台新热泵提供高达 2000 美元的个人税收抵免，该法案于 2023 年初生效。然而，专注于美国电气化的非营利组织 Rewiring America 的研究助理瓦埃勒·坎杰（Wael Kanj）表示，该法案中更激进的激励措施尚未生效。尚未生效的政策承诺为中低收入家庭安装新热泵系统提供最多 8000 美元的补贴。坎杰说，补贴的分配取决于各州，分析人士预计这些项目将在 2024 年末或 2025 年初启动并运行。
热泵是应对气候变化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际能源署的一项分析，如果要在 2050 年实现全球净零排放，那么到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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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资产组合碳测算：是热像仪还是放大镜？</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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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23 Oct 2023 14:58:18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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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124; CSR &#38; Sustainability
赞助稿酬
作者：郭沛源，商道融绿，2023-09-15
本文根据作者在新浪财经和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2023年ESG全球领导者大会》主旨演讲内容整理，略有调整。
资产组合碳测算的重要性
所谓资产组合碳测算，顾名思义，即测算资产组合的碳排放的情况，可以是总量数据，也可以是强度数据，是衡量资产组合是高碳还是低碳资产的关键指标，也可称为资产碳足迹。这里所说的资产组合是广义的，对银行来说，主要是信贷资产；对资管来说，主要是持有的权益类和固收类资产。
资产组合碳测算的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金融机构低碳转型的关键衡量指标。对金融机构来说，低碳转型的关键不是运营碳中和，而是资产碳中和。如果用范畴来划分，金融机构低碳转型的关键不是范畴一和范畴二，而是范畴三中的融资活动排放，即资产组合碳排放。因此，金融机构要实现碳中和，归根到底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要实现碳中和；所以金融机构必须要有一个衡量指标，实时掌握资产组合碳排放是多少？距离碳中和有多远？第二，它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满足日益提升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要求，譬如TCFD（即IFRS S2）里提到的情景分析、指标和目标披露，都与资产组合碳测算有关。
TCFD与资产组合碳测算相关的披露项

如何测算资产组合碳排放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测算资产组合碳排放？从大的方面说，要计算各资产的碳排放。对银行来说，就是信贷客户这些企业的碳排放，对资管来说，就是股票和债券发行人这些企业的碳排放。然后根据归因因子，计算归属金融机构的碳排放。这个归因因子，就是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投资等行为在企业总的碳排放中应承担的碳排放责任占比。
相对来说，归因因子不难算。碳核算金融合作伙伴关系（PCAF）也有比较明确的原则和公式。难点主要是计算信贷客户和股票债券发行人的碳排放。特别是对于银行来说，面对数以万计的客户，银行是不可能逐个收集和测算客户的碳排放的。
如何测算？商道融绿用三种方法来测算。
一是直接用企业披露的碳排放数据。有些上市公司披露了碳排放数据，一般情况这些内部计算的数据比外部估算要更准确，所以是首选。根据商道融绿《A股上市公司ESG评级分析报告2023》统计，2023年中证800成分股公司中,有45%的公司披露其碳排放数据，较2022年增长了35%，但绝对数量还是比较少，全A股中只有636家上市公司披露其碳排放数据。
二是用企业经济活动数据来推算。商道融绿研究了不同类型企业的特点，开发了企业排放推算模型，可以根据企业所处行业及经济活动数据（如能源消耗、产品产量、员工人数等）推算企业排放。这些经济活动数据往往在企业财务报表中就有，银行和资管可以方便获得。
三是用均值因子来估算。如果无法获得企业经济活动数据，我们也可以通过均值因子的方法来估算。商道融绿基于公开数据和自研模型，形成多种均值因子，根据这些因子结合企业所在地区、所属行业及企业规模，我们也可以估算企业的碳排放。
以上三种方法互为补充。从数据可靠性来看，优先用第一种，然后是第二种和第三种；从数据易得性来看，第三种是最容易实现的，其次是第二种，再次是第一种。在实际测算工作中，应该根据实际条件和要求，将三种方法灵活搭配运用。
目前，商道融绿把数据和测算方法整合为PANDA碳中和数据平台，支持银行、基金和券商测算资产组合碳排放。这个平台及应用先后获得国际金融论坛、环境金融、南方周末的奖项。

譬如，上海农商银行在今年六月发布的《环境信息披露报告暨TCFD报告》中，就用商道融绿的方法测算和披露了表内对公贷款的碳排放。测算结果显示：上海农商银行的贷款中，2022年高碳行业碳排放总量为889,529.38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排放强度为219.05吨二氧化碳当量/百万元，较2021年高碳行业贷款碳排放强度下降10.39%。
上海农商银行对公贷款碳排放测算

 
 
 
如何应用资产组合碳排放
由此可见，有了资产组合碳排放的数据，金融机构可以了解资产负债表中高碳资产和低碳资产的相对比例和大体分布，评估暴露在气候风险中的资产价值。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用气候在险价值或碳在险价值（CVaR）来衡量风险暴露的程度。这些数据还可以支持金融机构拟定从高碳向低碳转型的路径，一般应该从排放高、规模大、回报低的资产开始着手调整。（相关阅读：融绿气候研究所 &#124; 碳在险价值是什么？）
一直以来，对上述方法和应用的担忧和质疑也有不少，质疑的焦点是数据是否准确？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此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对碳排放的测算，无论是企业层面还是资产组合层面，大多都是计算结果，而非仪器监测结果，只要是计算，就会有一些假设、有一些推算、有一些估算。这是难以避免的。
另外，企业层面碳测算和资产组合层面碳测算有本质区别。如果打个比喻，前者类似放大镜原理，后者类似热像仪原理。我们计算企业碳排放，就好像拿着放大镜去观测企业，采集企业内部信息，如采购的化石能源、消耗的电力等等，越具体、越清楚越好。我们计算资产组合碳排放，则好像拿着热像仪去给资产中的全部企业做一个“大合照”，从碳排放的视角来识别资产组合中数百、数千乃至数万家企业的热度，这个“大合照”可以让观测者看到组合中冷热分布和构成的大致情况，识别出要做工作的“热点区域（组合）”。
观测资产组合的“热点区域”示意图


因此，热像仪的主要价值是快速扫描和识别，要看到的是整体效果。决定“大合照”质量的，是所有像素构成的图片，而不是单个像素。只要像素的形成从统计意义上合理，某个像素或某几个像素出现异常，是不会对“大合照”质量产生重大损害的。当然，如果我们每个像素都能更清楚，“大合照”的质量（分辨率）也会更高。这是一个技术进步的过程。
总之，我们认为资产组合碳测算是金融机构低碳转型的关键衡量指标，金融机构都应该测算资产组合层面的碳排放和碳强度，制定合理的转型路径和时间表。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和我们联系测试。
（本文首发于同名公众号）
作者简介：郭沛源，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
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商道纵横总经理、商道融绿董事长、中国责任投资论坛（深圳市霁风绿色金融促进中心China SIF）理事长，担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绿色证券委员会委员、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UNEP FI）中国顾问，是ESG行业的资深专家。
郭博士在2012年发起China SIF，旨在推广ESG理念、促进国内外交流，每年举办夏季峰会、年会等活动。商道融绿专注提供ESG评级和数据服务、绿色债券第三方评估服务、绿色金融咨询服务。郭沛源博士在财新网、中国金融信息网等媒体开设专栏，并为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美国西东大学、荷兰蒂尔堡大学等高校讲授企业社会责任和ESG相关课程。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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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翻开H&amp;M、迪卡侬的「绿皮书」，发现我们都被骗了</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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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企业社会责任】&#124; CSR
作者：吕雅宁，36碳，2022-10-14
零售品牌再陷“漂绿”风波。
近日，时装品牌H&#38;M和体育用品连锁品牌迪卡侬，因涉嫌“环保误导性宣传”，被荷兰消费者与市场管理局 （ACM）调查。该机构指出，H&#38;M和迪卡侬为自家产品打上了“生态设计”和“环保意识”等标签，但无法为其提供足够清晰的证明，属于误导消费者。
不久后， H&#38;M和迪卡侬给出回应，称会在产品和网站上移除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标签，未来也将改进可持续发展声明，并分别向可持续时尚事业提供40万欧元和50万欧元的捐款，以弥补此前的不当做法。
类似事例不在少数，此前H&#38;M推出“Conscious 系列”时，就声称“该系列中的每一件单品均由可持续采购的材料制成，例如 100% 有机棉或再生聚酯”。很快，挪威消费者管理局表示：“H&#38;M并没有具体说明每件衣服的实际环境效益，例如每件衣服中回收材料的数量”。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也对快时尚品牌Asos、Boohoo、George at Asda 进行深入调查，它们同样存在过度使用“负责任“、“面向未来”等误导性环保声明的问题。
这些陷入争议的品牌，都触及了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漂绿」。如果把企业的环保故事比作「绿皮书」的话，他们仅把封面刷成了绿色，内在还远远不够。
漂绿（Greenwashing）一词，源自“漂白（Whitewashing）”，最早由纽约环保主义者杰•韦斯特维尔特在1986年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他认为某度假酒店一方面鼓励人们反复利用毛巾，另一方面并未做很多环保实际行动，不过是以环保之名，来降低酒店运营成本以牟利。
「漂绿」就是指那些为了展示环境负责的公关形象，而宣传误导性信息的行为。简而言之，在可持续这件事儿上，品牌提出了雄心勃勃的主张，可实际行动却与之大相径庭。
大公司们的绿色陷阱
如今，财务收益不再是衡量企业好坏的单一标尺，更多的投资者倾向于责任投资理念，把社会、环境、公司治理（ESG）因素纳入考量。
近年来，全球主要交易市场陆续发布ESG披露相关规定。在亚太市场，ESG信息披露监管已趋向强制化与半强制化，尤其是气候信息的披露要求渐严。
与此同时，随着双碳理念深入人心，消费者也愈发关心环境和社会议题，并在消费决策中偏向更加环境友好、可持续的品牌。
终端需求正倒逼企业转变战略。根据尼尔森曾发布的一份全球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如果产品来自倡导可持续的品牌，66%的消费者会在产品上花费更多，该比例在千禧一代人群中飙升至 73%。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董事总经理，全球合伙人苏日娜向36碳表示，尤其对于生活相对丰裕，获取信息更加多元的Z世代、千禧一代群体，他们更加重视产品的环保、社会责任标签，也更倾向于承担“世界公民”的责任，关心各类社会议题。
在这些背景之下，「漂绿」就成了企业不用做出太多实际行动，却依旧能够迎合投资者和消费者新需求的一条捷径。
传统能源公司就曾屡次陷入漂绿指控。早在上世纪80年代，雪佛龙石油公司制作过一系列宣传广告，广告以蝴蝶、海龟等自然生物为主角，强调公司在自然保护方面的决心，以及产品带来的环保贡献。
但与此同时，雪佛龙的炼油厂正向洛杉矶圣塔莫尼卡湾排放大量污染物，甚至还泄漏到了野生动物收留所，公司最终被指控违反了美国《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
快时尚品牌更是漂绿现象的重灾区，这和它的「快」不无关系。
快时尚品牌在每一年度甚至可以分为52个“微季”，每周都有新款上市，目的是让顾客尽快购买尽可能多的衣服。在大批量、高速度、低成本的诉求下，产品质量必然滑坡，更不必说再去考虑对环境的影响。
拿H&#38;M曾经备受争议的旧衣回收项目来讲，顾客可以用旧衣服兑换购买新衣的折扣券。用回收旧衣服，鼓励消费者购买新的；再用回收新衣，鼓励消费者去买更新的。究竟是环保的可持续，还是消费的可持续？其中意图不言而喻。
市场上也不乏一些“翻车”案例。韩国美妆品牌悦诗风吟（Innisfree）曾推出过一款产品，在印着“你好，我是纸瓶子（Hello, I’m Paper Bottle）”的外包装背后，实则只是一个简单用纸包裹的塑料瓶，极具误导性的文案让消费者误认为产品采用环保包装，引发众多不满。
“当我拆开发现这个纸瓶只是一个塑料瓶时，我感觉被出卖了。”有消费者在Facebook的无塑购物（No Plastic Shop）小组中发帖表示。

悦诗风吟纸瓶产品背后的塑料瓶包装。图片来源：韩国先驱报
漂绿行为一旦曝光，将极大打击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对品牌本身信誉造成反噬，严重的还会导致法律诉讼和高额赔偿；甚至还会牵连到行业内其他真正做出环保贡献的企业，引发公众对「环保」、「可持续」等相关词汇产生无感、怀疑的情绪，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
难道，企业真的不知道漂绿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吗？其实不是。
苏日娜表示，如果仅把“绿色”当成一种公关营销策略，企业很快能够发现这种负面影响是更具灾难级的。前车之鉴众多，多数企业倾向于采取更谨慎的态度。
不过，有时漂绿行为也可能是“无心之失”，最大的桎梏在于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去界定，告诉企业怎样做才是科学的，更何况是在品类众多的消费品行业，各类标准、法规的制定还尚在初期。
拿服装行业来说，绝大多数环境影响发生在原材料生产、制造过程中，品牌商和制造商相距甚远。一位参与过纺织行业标准制定的专家曾表示：“影响发生在供应链的起点，但很少有品牌可以覆盖整个生产制造流程，追踪其完整的供应链环境影响”，这意味着大多数品牌都在声称连他们自己都知之甚少的业务内容。
消费者正变得更清醒
当然，现在的消费者也没有那么“好骗”了。
商道纵横合伙人郎华向36碳表示，消费者的关注点正在从绿色宣传的表象，延伸至产品本质层面。根据商道纵横今年发表的《2021年中国可持续消费报告》，有超过五成以上的中国消费者认为，当企业提供清晰、可靠、可量化的低碳产品信息时，才会考虑为这类产品买单，而非简单的品牌使命目标和官方宣传。
波士顿咨询公司（BCG）于今年发表的《绿色消费人群图鉴》也表明,绿色消费人群选购产品时更关注具有特定绿色环保属性的原材料，比如有机棉、可降解、聚乳酸等等。
因此，提高信息透明度是鉴别企业漂绿的基本条件。
不难发现，多数企业的可持续声明，常常倾向于文字描述，比如“生态”“有机”等字眼随处可见，但缺乏定量描述和具体信息，且对产品生产中的环境足迹几乎避而不谈，消费者无法获取真实信息以决策。
我国于今年2月8日起正式施行《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和《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格式准则》，弥补了此前政策空白。文件明确要求企业需编制包括碳排放信息在内的年度环境信息报告，并每年3月15日前完成披露工作。在披露主体方面，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符合规定情形（如涉及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上市公司、发债企业等主体必须依法披露环境信息。
苏日娜向36碳表示，避免品牌漂绿行为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与行业监管、企业自身约束、消费者认知等多个维度都密切相关。如今，国家各类政策依据正在逐渐完善，企业自身约束还需紧步跟上。
当然，面向消费者的知识普及程度也仍需加强。比如，提到鉴别绿色产品，很多人想到的是家电能效标识，用数字区分能效等级，另外根据产品类别，还会有能效指数、被动待机功率、用水量、洗净比、耗电量等内容。
家电能效标识几乎在每个家电产品上都会出现，多年来已在生活中普及。更多其他品类的消费产品，似乎还没有一个的统一、且被广泛接受的鉴别方式。
其实，我国早在2015年就提出“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认证体系”有关要求，2016年进一步细化为“制定绿色产品标准、认证、标识整合方案“，于2019年发布了《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
截至目前，我国绿色产品认证已覆盖建材、快递包装等十多个品类，近90种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产品。不过在迭代速度极快的消费品市场，绿色产品认证的规模、速度和公众普及程度被给予更高期待，企业也应将更加重视此类绿色标签的重要程度。

中国绿色产品标识，根据认证方式可分为“全绿”产品（左）和“涉绿”产品（右）。
图片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郎华向36碳表示，面对越发清醒的消费者，企业自身绿色故事的“翻译”工作更加重要，不仅仅是传递价值观，更应传递其可量化的环境社会影响、是否有第三方背书、绿色产品官方认证等有迹可循的“实证”。
当绿色仅停留在口头承诺，也就只是一本有名无实的「绿皮书」。表面“绿”了，内在还远远不够。
毕竟，在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普及过程中，更需要的是绿色消费，而非消费绿色。
 编辑：苏建勋
本文转自36碳（ID：carbon_36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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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构建智能代理，实现2050年净零</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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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08 Oct 2022 14:02:45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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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能源与环境】 &#124; Energy &#38; Environment
赞助稿酬
作者：凯瑟琳•米勒（Katharine Miller），2022.10.03
译者：JM茉莉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斯坦福大学工程师杰夫·凯尔斯(jeff Caers)正在开发一种人工智能系统，以帮助尽早做出最佳规划决策。

许多国家承诺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复杂的工程技术，涉及地球各圈层的物理系统；需要迅捷精准的计划以决策何时、何地、以何种顺序做何事。斯坦福杜尔可持续发展学院(Stanford Doerr School of Sustainability)地质科学教授、斯坦福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Stanford Institute for Human-Centered AI)成员杰夫·凯尔斯(Jeff Caers)表示。
“人类无法做到这一点，需要借助AI技术”，凯尔斯说。
环境AI工具众多，凯尔斯最感兴趣的是利用AI进行规划和决策。他的团队使用了一种“不确定性下的顺序规划”的统计推理方法。该系统就像一场巨大而复杂的国际象棋游戏，每一步都会影响到后续步骤。因此，在每个时点的根据可用信息尽可能，做出最好的选择非常重要。
在早期的概念验证中，凯尔斯团队与KoBold Metals公司合作开发了一个AI系统，用于快速高效地确定矿物开采地点，这些矿物是制造电动汽车电池至关重要的原料。凯尔斯说:“这种勘探方式非常明智，通过决定需要收集什么信息来进行智能勘探，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不确定性。”
该团队最近以“智能勘探者”（Intelligent Prospector）的名义发表了这项工作，该系统可以轻松调整以应对其他净零挑战。
例如，凯尔斯团队已经开始使用同样的方法来确定将二氧化碳(CO2)注入地下的位置和方式，以安全储存钢铁/水泥厂产生的二氧化碳。他们在斯坦福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HAI）的资助下开发的一个原型，通过使用AI做智能注入决策。与传统优化方法相比，此法能增加特定地点的二氧化碳储量。基于此项工作，奥地利能源公司OMV和斯坦福工程学院教授迈克尔·科亨德弗（Mykel Kochenderfer）达成了价值515万美元的合作项目。凯尔斯团队将利用该合作机会开发智能代理，以帮助欧洲国家在住宅和工业供暖上，从石油向可持续能源过渡。
“我们用于所有这些项目的软件非常相似，”凯尔斯说，“无论你是计划钻探地热井，还是长期监测CO₂注入场地，这个问题在数学上都有一个统一的表述。”这意味着，他说，AI将在许多其他净零2050规划实例中发挥贡献。
 净零2050与CO₂封存
要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各国需要实现许多子目标，例如转向电动汽车、改进电池技术以及增加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等能源的使用。但或许最具挑战性的是工业供热生产，凯尔斯说。生产某些必需材料（如钢铁、水泥、玻璃和塑料）需要400摄氏度到1400摄氏度以上的高质量热能。
“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化石燃料燃烧温度高，而且目前相对便宜，”凯尔斯说。从长远来看，其他解决方案正在出现，例如氢气或氨气，但目前，减轻燃烧化石燃料用于工业供热生产影响的唯一方法是将产生的CO₂注入地下，凯尔斯说。
在地下封存CO₂涉及将其注入多孔岩位于非多孔岩（如页岩）之下的位置，这种岩层能够储存大量CO₂而不会使其渗漏到地下水中。在哪里以及注入多少是一个规划问题，凯尔斯的团队将帮助解决。另一个问题是安全性：研究人员知道，将水注入地下用于地热能生产可能会引发地震。由于CO₂在深处会变成液体，CO₂封存也存在同样的风险。
净零2050的未来取决于精确规划，以确保风险最小化，凯尔斯说。
此外还有成本问题。碳封存市场必须由政府设定碳的指令和价格来创造。欧洲已经广泛发生。但即使有了适当的激励措施，封存成本仍然很高。它需要从钢铁或水泥厂收集CO₂；建造管道将其输送到可以封存的地点；将其注入地下；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监测注入井的泄漏和地震安全性。
“这个过程需要在50到100年的时间跨度内进行优化，这是我们试图用AI解决的复杂问题，”凯尔斯说。
 原型化AI决策工具
决定在哪里以及以多快的速度注入CO₂，以及监测泄漏和地震性等风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不确定条件下的序贯规划问题，凯尔斯说。地球岩层的复杂性使其更具挑战性，其中一些岩层包含流体可以流动的孔隙，而另一些则阻止这种流动。将流体注入多孔岩并理解或预测它将如何在岩层中上升并非易事。
为了解决此难题，凯尔斯的团队最近开发了一个原型系统，用于确定在一个特定地点以何种顺序以及何种速率注入多少CO₂井。他们复制了一个典型的情况，即从地球物理数据中，他们对位于致密岩层之下的多孔岩的数量有一个相当准确的了解。他们还知道地震断层的位置，并且对可能影响CO₂在岩层中移动的岩层孔隙度的变化有一些了解。然后他们模拟了在不同地点注入时CO₂流入岩层孔隙的情况：在一个随机点；在一个专家经过合理计算选择的两个相对中心位置；以及凯尔斯团队的AI系统选择的三个地点，以特定顺序注入。
结果表明：与专家选择的注入地点相比，智能代理选择的程序在没有泄漏的情况下增加了40%的CO₂注入量。“像这样的解决方案比人类能够想象的要优化得多，”凯尔斯说。
奥地利能源公司OMV现正与凯尔斯的实验室合作，将他们的智能代理推向下一步：在欧洲的枯竭气藏中实施。在这些场所，场地有现有的用于提取天然气的井。现在的问题是：智能代理会选择哪些地点用于CO₂注入，以及以何种顺序？这是一个巨大的组合问题——存在大量不确定性——需要解决。“AI可以解决一个组合问题，其解决方案数量几乎是无限的，”凯尔斯说。
为未来投资
实现2050年净零目标存在道德上的必然性，但公司也需要商业激励。
投资者对使用智能代理开采电动汽车电池关键矿物钴的使用反应积极，凯尔斯说。“他们看到他们的投资回报会更快到来，”凯尔斯认为，投资者也会被AI在碳封存中减少猜测的方式所吸引。OMV最近的515万美元投资就表明了这一点，这意味着凯尔斯和科亨德弗的团队将从10名研究生增加到大约20名，从事AI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工作。
“「净零2050」的一个挑战是事情发生的速度，”凯尔斯说，“我们需要在大规模上进行复杂规划和工程，并且以非常重要的速度进行。为此，我们需要使用AI的智能解决方案。”
注：斯坦福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所(Stanford Institute for Human-Centered AI)的使命是推进人工智能的研究、教育、政策和实践，以改善人类状况。
英文原文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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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IIGF观点 &#124; 日本转型金融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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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Wed, 07 Sep 2022 18:59:01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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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晓玲、郑衍治，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2022-09-06
2020年以来，转型金融越发受到各国和国际组织的重视，相关标准和转型金融工具不断推出。在此过程中，日本积极推动转型金融的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效。本文在说明日本转型金融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挖掘其良好的经验和做法，以为我国转型金融发展提出有益的建议。
一、 日本碳排放现状及碳中和目标
日本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1979年前由于日本环境污染严重且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开始确定以环境治理和发展新能源为主的减碳政策。1997年日本发布《关于促进新能源利用措施法》，并于2002年出台配套政策《新能源利用的措施法实施令》，推动电力企业发展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新能源电力。2003年推出中长期能源政策指导方针《能源基本计划》，并每隔3年修订一次，2021年10月已发布第六期能源基本计划。从数据看，2013年日本碳排放量达到峰值，为12.36亿吨，人均碳排放量9.7吨，得益于2013年推行的能源改革，随后CO2排放量逐年下降。到2020年，日本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分别降至10.24亿吨、8.2吨。
分行业看，根据国际能源署2019年数据，电力及热力供应部门是第一大排放源，CO2排放量为5.06亿吨，占比47.91%。交通和工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2.01亿吨、1.89亿吨，各占19.03%、17.89%。剩余部门如农渔业、住宅、商业及公共服务等占比则为15.15%。

图1：1990-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情况（来源：国际能源署，IIGF）
日本确定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2020年10月，日本首相宣布2050碳中和目标，并于2021年5月通过《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以立法形式明确碳中和目标。2021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最新版《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重点以海上风电、氨燃料、氢能、核能、汽车和蓄电池、半导体和通信、船舶、交通物流和建筑、食品、农林和水产、航空、碳循环、下一代住宅、商业建筑和太阳能、资源循环、生活方式等14个领域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图2：日本绿色增长战略中已制定实施计划的14个优先领域
二、 日本转型金融发展现状
转型金融相关标准逐步推出。2020年日本政府认为在其已实现连续5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下，仍需针对更广泛的领域（如能源系统和难以减排的部门）进一步减排，并为长期的低碳化或去碳化研发提供资金支持，有必要制定一套向《巴黎协定》目标过渡的气候转型融资原则。为此，2020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气候转型金融原则概念文件》，认为气候转型金融应被定义为向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国家自主贡献减排目标转型的企业提供融资，包括初始投资和再融资。同时，国家和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在全球价值链角色不同，气候转型金融原则应体现包容性和灵活性。
2021年5月，基于ICMA《气候转型金融手册》，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环境部联合发布《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简称“《指引》”），为在转型金融市场发展初期时给予金融机构、企业和相关参与者提供转型融资指引。《指引》指出只要满足转型融资四个关键要素的金融工具都可视为转型融资，包括转型贷款/债券、部分绿色贷款/债券和可持续挂钩贷款/债券。这四要素包括发行人气候转型战略和公司治理、业务模式中环境要素的重要性、气候转型战略科学的目标和路径、信息透明度。

图3：日本《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转型金融工具范围（来源：日本《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
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基于《气候转型金融基本指引》连续发布钢铁、化学、造纸和纸浆、水泥、电力、石油、天然气等7个领域转型金融路线图，明确这7个领域转型的技术路线图和时间。并于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组织金融机构进行气候变化相关风险压力测试。2022年8月26日，《气候变化相关风险情景分析研究报告》发布，针对日本三大银行和三大非寿险公司，以NGFS三大情景（2050净零排放、推迟转型和当前政策情景）为基准，衡量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通过信用风险对银行财务的影响（保险公司则主要考虑物理风险）。


为碳中和投资提供税收优惠。2021年8月起，日本开始实施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实施税收减免或特殊折旧。针对购买符合税法规定的具有显著脱碳效果产品的生产设备和购买符合税法规定的促进生产流程脱碳化且提高增加值的设备的两类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具体为三年内碳生产效率高于7%的企业可享受5%税收减免或50%特殊折旧，碳生产效率高于10%的企业可享受10%税收减免或50%特殊折旧，以激发企业使用环境友好型产品。此外，日本政府还设立数字化转型投资促进税制，对购买符合税法规定的设备和软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具体为按设备和软件取得价款的3%直接抵扣法人税或按取得价款的30%给予特别折旧，对跨企业集团数据共享和合作的情况最高可抵扣取得价款的5%。
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2021年3月，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成立2万亿日元绿色创新基金，用于需要长期持续支持的领域，包括《2050年碳中和绿色成长战略》所提及的14个重点领域，如CO2分离和捕集等技术开发、钢铁领域高炉氢还原技术和直接氢还原技术开发应用、水泥行业减碳技术开发等。该基金要求建立恰当的激励制度，将针对不同领域决定资金分配额度，并设立工作小组以审议融资计划的优先级和金额适当性。从支持力度看，以化学领域碳回收技术开发项目来看，项目总投资1561.7亿日元，基金支持金额1077.3亿元，占总投资比例为69%，支持力度较大。此外，根据2022年2月日本政府发布的《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修正案，计划于2022财年出资200亿日元设立政府“减排”引导基金，重点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废旧塑料循环利等项目提供股权融资或贷款，力争通过财政资金杠杆放大效应实现1000亿日元左右的项目规模。
表1 绿色创新基金所投的部分项目表
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IIGF
日本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2021年进入爆发期。2019年11月日本首笔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SLL）发行以来，截至2021年底，SLL新增发行规模达到3574亿日元，同比增长414%，发行数量为56笔，同比增长522%；截至2022年7月末，SLL新增发行规模为2726亿日元，超过2021年三分之二。SLL发行规模急剧增长主要得益于2020年日本环境部出台的《绿色贷款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指引》。从可持续性绩效目标SPT选择来看，主要以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加为主。

图4：日本可持续发展贷款发行规模和数量（来源：日本环境省，IIGF）
日本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快速增长。2020年10月日本首笔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发行以来，截至2022年7月末，日本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累计发行数量21笔，累计发行规模42100亿日元，平均单笔规模高达2004亿日元。从可持续性绩效目标（SPT）选择看，以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目标和碳披露计划（CDP）得分目标为主。

图5：日本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发行规模和数量（ 来源：日本环境省，IIGF）
 三、日本转型金融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一）设立政府低碳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支持高碳行业转型
根据日本政府测算，2万亿日元的政府绿色创新基金可撬动企业15万亿日元的研究开发和设备投资，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2020年7月15日，我国成立国家绿色发展基金，重点投资绿色交通和清洁能源等绿色领域。而对于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虽然2021年10月发布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22年5月发布的《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均指出要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支持传统产业和资源富集地区绿色转型，但我国尚未明确具体推出时间和运作模式，因此，可借鉴日本绿色创新基金运作模式的经验，因地制宜发展我国低碳转型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支持高碳行业转型。
（二）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进行低碳投资
日本实施的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和数字化转型投资促进税制对提升环境友好型产品市场规模和加强数字技术服务绿色经济能力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根据日本政府测算，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在未来10年可拉动约1.7万亿日元的社会资本。在中国，《财政支持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指出要“研究支持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更好地发挥税收对市场主体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可借鉴日本碳中和投资促进税制实施经验，研究制定我国的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
（三）高度重视低碳负碳技术研发，推动成为产业发展新引擎
从日本对《2050年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中14个领域所支持的项目以及钢铁、水泥等7个领域转型技术路线图看，日本高度重视碳中和领域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给予较大的支持力度，旨在推动日本产业升级。而我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仅有30年时间，碳中和任务艰巨，低碳负碳技术将在碳达峰到碳中和阶段发挥重要作用，应重视低碳负碳技术研发，对技术的研发和市场化应用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尽早推出高碳行业转型路径图，目前我国已进行相关标准研究，2022年7月底，人民银行表示将开展建筑、建材、钢铁、煤电、农业等领域转型金融标准研究，届时转型金融标准的推出将有助于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
作者：
胡晓玲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郑衍治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研究中心科研助理
研究指导：
崔  莹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
参考文献：

[1] 《气候变化相关风险情景分析研究报告》.
https://www.fsa.go.jp/common/about/research/20220412/20220412.html
[2] 日本立法新设政府“减排”引导基金.
http://japan.people.com.cn/n1/2022/0211/c35421-32349864.html
[3] 实现双碳目标的财税政策工具——以日本为例的分析.
http://ijs.cssn.cn/xsyj/xslw/rbjj/202207/t20220719_5418478.shtml
[4] 国外主要经济体减少碳排放的政策与启示——日本篇
https://new.qq.com/rain/a/20211124A0B9S700
（本文首发于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获其授权转发）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IIGF）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是国内首家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为目标的开放型、国际化的研究院，2016 年 9 月由天风证券公司捐赠设立。研究院前身为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成立于 2011 年 9 月，研究方向包括绿色金融、气候金融、能源金融和健康金融。绿金院是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的常务理事单位，并与财政部建立了部委共建学术伙伴关系。绿金院以营造富有绿色金融精神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氛围为己任，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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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刘世锦：绿色转型在根本上还是要换技术</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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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16 May 2022 09:41:36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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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观点】&#124;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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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世锦，2022-05-15
我呼吁大家更多关注长期问题，关注真正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潜能。

 应对气候变化是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很少有的能够达成共识的领域。目前世界上主要的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中国在前年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双碳目标，在国内和国际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怎么应对气候变化？从中国的经验来讲是三种反应方式。
第一种，防御型反应。主要是传统的能源或者高碳的行业它感到有压力，它也在考虑将来要转型重组甚至要退出。但是在短期，比如最近看到油价、钢材价格在上升。当供给安全出了问题的时候，它们感觉自己还是很有分量的。到底要不要退？已经感觉到是一个问题，退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所以我称之为防御型的反应。
第二种，适应型反应。典型的是节能减排。节能永远是对的，因为节能以后减少对能源的使用，碳的排放减少了。但是技术不变，还是排碳的，包括碳市场解决所谓碳生产力的问题，总结起来要用碳的。
第三种，进取型反应。积极推动创新，发展绿色，特别是推动绿色的创新。用低碳、零碳的新能源新技术取代传统的高碳能源、高碳产业、生产方式。这是至关重要的。
在三种反应里面，最重要的是采取进取型反应。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应把重心或者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所谓的绿色转型在根本上还是要换技术，实际上技术的系统性替代用低碳、零碳技术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第一种和第二种反应只是一个环境，作用有限，有的行为是在推后能源和经济的绿色转型。
第二点，特别要强调的是，应对气候变化最初是很大的压力，最开始我们想回避，最后发现回避不了，逼着必须搞创新，或者说给创新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诱因。
从人类历史上看，遇到危机、很大的冲击没有办法了，最后逼出了变革。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创新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一旦创新出现并且形成势头，会发现这些绿色创新除了能够实现减碳之外，还产生了更多的附加的好处或者福利，从经济学的角度创造了更多消费者剩余。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上升势头很快，去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占整个汽车比重13%，今年一季度增速是达到1.4倍。一季度全部汽车销售中，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20%。这是我们预计几年之后的目标，这个速度远远超过预期。
我们看看消费者的反应，消费者买新能源新车的时候是不是关注碳减排？我不能说没有人注意。有的人注意、懂这个道理，但是大部分消费者关注的是性价比、性能。他首先感受到用电比买油成本低，整个运营成本比较低。我有个朋友前两年因为北京的摇号儿比较困难，说买一个电动车、新能源车过渡一下，以后能摇到号了再买油车。过段时间他说自从开了新能源汽车，你让我开油车我都不开了，我就是要开这个新能源车，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啊。另外，自动驾驶最近进步也相当快。所以现在新能源汽车我们讲三化：电动化、智能化和共享化。所以，最初的动因是为了减碳，最后真正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大大地超过了我们的预想。
第三点，这种创建能够大大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
绿色产品在初期价格偏高。比尔·盖茨写了一本书《气候经济与人类的未来》，他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绿色溢价。什么意思？绿色产品刚出来时比较贵有溢价。但是实际上我们看看现实，随着创新竞争的加剧，价格在下降，有些产品的绿色溢价已经变成负的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光伏发电，大概十多年前大家认为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过去十年里光伏发电的成本是下降了80-90%，现在已经是等于或者低于燃煤发电的成本，已经可以竞争了，而且业内人士讲，还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
所以，应对气候变化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比较成本和收益。其实创新使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大幅度地下降。所以应对气候变化之后，我们有没有能力和信心？我们创新出来以后，答案变得越来越肯定。
第四点，气候变化带来的新的技术其实基本上都是和数字技术或者数字经济密切结合。
我个人理解全球经济实际上进入了数字化转型阶段。传统的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是并行的，孪生的数字界面已经出现。这个会带来真正革命性变化。气候变化带动了什么？带动了技术创新。主要是能源和传统的产业领域。本来这个数字化进程很可能是缓慢的，但是现在提前了，而且会起引领作用。
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应对气候变化这是一个全球范围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重心还是要转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上来。其实刚才我问了达利欧先生的问题，他认为全球进入新的周期，那么新的周期技术是什么？我以为绿色技术是非常重要的方面，而且这个不是主动的，是被动是逼出来的，而且逼出来之后花朵果实超越你的预想。所以面对具有压力和挑战的事情，我们如果把这个事情做得比较对，采取了正确的目标和办法的话，不仅可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同时也可以为全球范围引入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能。这里面大家注意，发达经济体经济比较成熟，但是绿色化，特别是数字经济带动的绿色化，对他们来讲是新的改造机会，会产生大量的需求。而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会走出一条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边污染边增长，以后很少有污染，很少有排放，甚至零排放实现增长这样一条绿色发展道路。
关于环境问题，最近也有些专业人士在讨论俄乌冲突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有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确实对现实经济带来压力，但是大家注意客观上降低了清洁能源的绿色溢价，相对价格水平就下降了，对于绿色创新实际上是刺激。我记得过去欧佩克控制着全球油价，他们曾经也是有时候提升油价，但是他们非常谨慎。因为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油价提高的话，那么替代性能源发展就有机会了。现在其实也有这样一个原理在起作用。俄乌冲突带来了太多的影响，这个影响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至少对绿色创新什么影响，沿着这个思路有一点思考。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合作，全球化进程风雨缥缈，绿色创新能不能增添一点话题、增添机遇和机会？绿色新能源技术要开放，开放以后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会更加活跃，同时发达国家在绿色创新领域比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对全球的发展也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JM节选自刘世锦于2022年5月14日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发言，未经本人确认。）
作者简介：刘世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是近年来一系列产生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的直接领导者和主笔者，包括与世界银行联合进行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和《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等研究报告。参加中共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报告的起草工作。曾多次获得全国性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奖励，包括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特等奖等。
编辑：舒羽
图片：白云深处｜摄影：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萨其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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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IIGF观点 &#124; 加拿大绿色金融发展现状与中加绿色金融合作展望(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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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31 Jul 2021 23:12:12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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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124; CSR &#38; Sustainability
作者：林涵 毛倩，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2021-07-30

一、加拿大的绿色金融发展概况
（一）绿色金融市场
下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评估加拿大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绿色基金和绿色投资的资产总值，绿色金融产品（包括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的发展，以及碳市场的建立。加拿大在可持续/ESG投资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以安大略教师养老金为代表的几大养老金基金在倡导ESG投融资和发展可持续投融资决策标准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联邦碳市场的成立和碳税新规的出台使加拿大成为了世界上在碳排放市场发展最快、覆盖范围最广的几个国家之一。相比之下，加拿大在绿色金融产品方面发展较晚，但也在产品创新上作出了一定贡献。下文将从这三大方面详细讨论加拿大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

在整体绿色投融资方面，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大的绿色投融资市场之一，主要体现在ESG投融资理念的普及和发展。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进一步推动了加拿大ESG投资的发展。2020年年末，ESG投资的资产总量达到了3.2万亿美元，同比2019年增长了48%，占加拿大投资产业体量的61.8%。其中，ESG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表现瞩目，其2020年度净市值增长达到4.14亿美元（26亿人民币），同比2019增长172%。新兴ESG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产品达到15支，是去年新兴发行量的两倍。可持续主题公募基金同比2019年资金数额增长了36%，达到了151亿美元（约合978亿人民币）。

加拿大可持续债券（包含绿色债券）发展迅速，年度发行量由2014年的12亿美元上升到了2020年的90亿美元，在2020年度全球绿债发行量中排第八。加拿大各级政府和国有机构在绿债发行初期起到了市场引导作用。
201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发行了加拿大第一只绿色债券，面值为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2.38亿）。该债券承销过程中达到了近5倍的超额认购，总共收到了来自投资者24亿美元的下单额，体现出市场的高度热情。
2018年，加拿大退休金基金（CPPIB）发布了世界上第一个退休基金绿债，面值为12亿美元，最终超额认购达2倍。2018年, CPPIB发行了加拿大联邦政府计划将在2021年发行第一只主权绿色债券，面值约50亿美元，筹得资金将用于绿色基建，清洁科技创新和自然保护。这次发行将由财政部和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共同合作，将会成为“加拿大未来众多支联邦绿色债券中的第一支”。为了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大规模、系统性索赔，加拿大和美国的保险公司推出了灾难债券（Catastrophic Bond, 又称CAT）。在特定条件下（如地震、台风等）时，保险公司有权使用灾难债券募资所得款赔偿保险购买人，否则债券投资人将获得全部债券收益。通常而言，灾难债券为3-5年的短期债券，利率较高，投资者包括对冲基金、退休金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
加拿大绿色贷款市场方面，绿色建筑贷款方面起步较早，由市政府牵头提供绿色贷款利率优惠。2008年，加拿大多伦多市政府与商业房产开发集团Tridel合作，开创了绿色房屋贷款模式。在此模式下，多伦多气候基金（TAF）为Tridel建造绿色建筑的成本提供融资，Tridel则将原本用于购买传统高消耗建筑材料的资金放入节能基金，用节能基金的款额偿还TAF贷款本息。该模型要求商业房产需比安大略省建筑标准节能25%以上。最终，由于节约的能源成本远高于偿还贷款的支出，双方都获得盈利。加拿大议会成立的加拿大抵押和住房公司 (Canada Mortgage and Housing Corporation) 则返还15%-25%的房贷保障保险金给购买符合加拿大绿色建筑协会LEED标准中白银及以上级别的节能房屋和节能产品的购房人。
2020年7月，加拿大汇丰银行发放予温哥华地产开发商Concert Properties 的绿色贷款是加拿大第一个符合绿色贷款原则（Green Loan Principle）的绿色贷款，面值达715万加币（约合人民币3701万）。贷款筹得资金将用于建设位于维多利亚港的Tapestry绿色地产，该地产比同类别地产节能近33%，符合LEED最佳标准。
除了绿色贷款外，加拿大的可持续相关贷款市场也在逐步扩张。2019年12月，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为枫叶食品公司提供了加拿大第一个可持续相关贷款，贷款将用于节电、碳减排和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截至2021年3月，加拿大的可持续相关贷款累计达72亿美元，其中包括加拿大石油管道公司Embridge在2021年签署的转型贷款。
绿色保险在加拿大发展较快，极大的受益于加拿大完善的环境污染管制法。绿险包括帮助企业转移环境污染风险的商业污染险和涵盖自然灾害保险的个人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目前，加拿大有四家保险公司签署了联合国可持续保险原则（UN PSI）。四家保险公司中的三家是UN PSI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TCFD）工作小组的成员，将于国际上其余19个保险公司共同商讨保险公司气候披露标准。由于专家指出，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极端气候保险赔偿额将从2020年的年均21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50亿美元。
碳市场方面，加拿大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加拿大联邦政府根据二氧化碳跨区域性的特点得以立法强制碳税在各省份的征收，打下了建立联邦碳排放系统的基础。目前，五个省（阿尔伯塔，不列颠哥伦比亚，萨斯喀彻温省，新布伦瑞克和魁北克）已经具备了省内的碳排放系统。
2018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碳交易市场共抵消1万吨二氧化碳，将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到了2007年的水平。魁北克省碳交易系统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碳交易系统是联通的，市场参与者的碳额度能够在任一市场进行交易，极大的增加了市场的体量和碳额度的流通性。
2021年，加拿大联邦政府也宣布了成立联邦碳排放系统（Federal GHG Offset System）的计划。联邦碳交易系统可以交易加拿大境内的二氧化碳排放权，与各省的碳排放系统不冲突。所有的碳额度都需要经过统一的衡量标准和第三方验证。
（二） 绿色金融国际合作
2019年，加拿大共投入5.32亿美元用于气候相关发展援助，是OECD国家中捐款第十大的国家。特鲁多政府多次重申加拿大对国际发展援助的承诺，许诺将在人道救援、适应气候变化和消除贫困等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领域加大援助力度。
2021年的G7峰会上，加拿大承诺将气候金融方面投资40亿美元。加拿大与多个多边发展银行有合作关系，最近的投资合作包括2021年对非洲发展银行气候基金的1亿美元投资以及通过加拿大气候基金给泛美银行投资的1.68亿美元。其他投资合作关系伙伴全球环境基金（2018年承诺投资1.72亿美元），绿色气候基金（2019年投资2.26亿美元），国际金融公司IFC和联合国环境署。加拿大的发展投资机构FinDev Canada将气候相关投资作为三大投资重点之一。其中，FinDev Canada在拉丁美洲和撒哈拉地区的投资30%用于绿色发展投资，26.5%用于农业创新。该项投资将增加29,600万瓦时的清洁能源装机量，减排约47万吨二氧化碳。
区域合作方面，加拿大各省份和城市在绿色金融合作上十分活跃。作为以法语为母语的加拿大省份，魁北克省积极开展对其他法语地区和国家的气候金融援助和技术援助。
2019年，魁北克的国际气候合作项目获得了联合国“年度环境友好型投资”奖。该项目运用碳市场所得资金资助了11个非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气候合作项目，扶持金额约2千万美元。除了对外援助合作之外，由于地理位置相邻，加拿大各省与美国州政府在绿色金融方面合作紧密。加拿大东部省份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州进行合作，成立了新英格兰州长和东部加拿大省长会议（NEG-ECP），树立了地域碳减排目标。2001年，NEG-ECP宣布该地区目标于2050年将碳排放降低至2001年排放量的的75%-85%。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则与美国西海岸省份合作，在2019年与华盛顿省成立清洁光伏项目，合作加速地区清洁电力的发展。
加拿大在推动国际绿色金融发展和合作上非常活跃。金融机构和市场方面，截至2020年，加拿大有176家金融机构签署可持续投资原则，75家机构签署TDCF，7家机构签署赤道原则。最主要的证券交易所TMX集团和NEO交易所是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协定的成员。政府方面，各级政府（联邦、省）和金融机构监管者也是多个国际绿色金融协会的成员。OSFI，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金融机构监管部，安大略省金融机构监管部和魁北克金融监管部都是可持续保险论坛的成员。2017年，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政府发行了面对国际市场的绿色债券，有效的鼓励了跨国界绿色投资。加拿大央行是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央行绿色金融网络（NGFS）和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的重要成员。作为NGFS成员，加拿大央行目前负责研究总结气候相关风险对金融系统影响的报告。
二、经验总结与中加合作展望
加拿大的可持续金融市场具有比较长的历史，在持续地发展完善下，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理念逐渐融入到加拿大投资者的投资观念中，绿色金融政策法规日益完善。加拿大的经验表明，绿色金融市场的建立需要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投资者绿色投资观念的建立。早在2010年，加拿大政策制定者就意识到了环境相关信息披露的重要性，要求市场参与者在披露具有实质性非财务信息中涵盖环境相关内容。养老基金等体量巨大的投资人也相继要求公司进行ESG披露。
近几年的数据表明，绿色债券、ESG基金产品等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由此可见加拿大绿色金融市场的成熟。但是，由于加拿大有关ESG信息披露的统一性要求还不是很高，且参与政策法规修订的主体相对单一，对市场参与主体约束的范围还相对局限，信息披露质量层次不齐。加拿大还有继续推动整合的空间。
加拿大的绿色金融发展注重产品创新、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发展，形成了“以科技创新支撑环境产业发展，以环境产业促进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尽管加拿大尚未具备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加拿大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公司管理法和对环境风险规避的重视推动了整体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例如，加拿大环境污染险系统非常完善，专门用于帮助企业对冲环境污染风险。在可持续发展的强烈政策信号下，加拿大绿色金融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非常旺盛，在产品创新上也有所突破。灾难债券等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有利于风险分散和市场流动性的提升，为绿色金融市场体系的扩大建立基础。
除此之外，加拿大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系统和碳税法的意义重大，不仅推动了国内的碳减排和绿色金融发展，更在国际上树立了碳排放立法的标杆。加拿大以联邦标准为后备，地方碳自治的双行政策既确保了满足碳排放标准的确立，又鼓励了地方创新和政策自洽，具有借鉴和学习意义。
除此之外，加拿大基于产出的可交易绩效标准(output based emission system)和碳税(carbon levy)的碳定价政策提也有效的实现了碳交易与碳税两者并存，在基于强度减排和免费分配的交易体系下实现了行业的有效减排并为减排行动提供了资金支持。加拿大将部分碳税用于居民退税补偿的方式能够降低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值得借鉴加拿大政府对于推动经济低碳转型和发展绿色金融方面立场坚定，在多个国家发展战略性文件中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并利用新冠疫情后经济重振的机会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投资和对可持续金融发展的支持力度，向碳中和的目标推进。
与中国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相比，加拿大相关政策尚在规划阶段，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加需要在绿色金融制度制定上加强合作交流，优势互补。而我国应学习加拿大完善的环保法规政策、健全的环保标准和管理体系，增加科研投入，推动在政府调控下市场化投资体系的绿色转型。同时，中加应针对国际绿色金融分类法进行交流，促进国际绿色金融产品的多方认证和流通。加拿大作为传统能源大国，非常重视传统能源产业的低碳转型以及转型金融概念的完善。作为国际绿色金融组织的重要成员，中加的金融监管者应联合各国加强国际绿色金融分类标准的完善。
在清洁能源方面，中加应当推动技术交流和优势互补。加拿大的水力发电和核电技术和发电量全球领先，而在风能和太阳能方面发展较为缓慢。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作为传统能源大省，具备非常充裕但尚未开发的太阳能资源。中国在太阳能光伏、风能方面经验丰富，2019年&#8221;一带一路&#8221;计划中，太阳能光伏、风电、水电海外投资更是占海外能源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中加应针对清洁能源的产能扩大和投资方面加大合作力度，推动能源变革与转型的发展。
最后，碳税和碳市场的建立方面，中加应积极开展地区碳排放交易市场体系的合作和经验交流，探索碳市场的互通和碳额度认证体系。中国目前已经通过开展绿色金融地方试点、提供支持政策、鼓励创新等方式促进国内绿色金融市场和碳市场的建设，区域型碳排放体系的建立对碳额度的流动性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加拿大魁北克省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碳排放联合体系为中加区域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提供了模板。我国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可借鉴加美合作经验，建立跨省气候投融资区域合作平台和碳排放区域市场。
致谢：
感谢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汤盈之对完善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
作者：
林涵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科研助理；
毛倩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https://www.riacanada.ca/research/2020-canadian-ri-trends-report/。
[2] https://www.bnnbloomberg.ca/sustainable-investing-surges-in-canada-amid-pandemic-protests-1.1453425
[3] https://www.riacanada.ca/research/2020-canadian-ri-trends-report/
[4] http://publications.ciri.org/IR-Leader/2020/Volume-30/Issue-3/Sustainable-Finance-Bonds.aspx
[5] https://www.climatebonds.net/2021/01/record-2695bn-green-issuance-2020-late-surge-sees-pandemic-year-pip-2019-total-3bn
[6] https://news.ontario.ca/en/release/30630/strong-demand-for-ontarios-first-green-bond
[7] https://www.iii.org/sites/default/files/docs/pdf/insurance_factbook_2019.pdf
[8]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c/catastrophebond.asp
[9] https://www.unepfi.org/fileadmin/documents/greenprods_01.pdf
[10]https://taf.ca/first-green-condo-loan-proves-green-buildings-profitable/
[11] https://betterbuildingsbc.ca/incentives/cmhc-green-home-program-condo-buildings/
[12]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en/news-release/2020/07/09/2060122/0/en/Concert-Properties-and-HSBC-Bank-Canada-ink-first-green-loan-in-Canada.html
[13] https://capitalmarkets.bmo.com/en/news-insights/news-releases/maple-leaf-foods-and-bmo-capital-markets-enter-first-sustainability-linked-loan-canada/
[14]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3-29/esg-linked-loans-are-set-to-blast-off-in-canada-cibc-says
[15] https://www.berkleycanada.com/en/specialty-products/environmental/
[16] UNEP FI Principles for Sustainable Insurance (PSI). https://www.sustainableinsuranceforum.org/members/
[17] https://www.unepfi.org/psi/wp-content/uploads/2021/01/PSI-TCFD-global-announcement.pdf
[18] https://www.insurance-canada.ca/2020/02/04/iic-climate-risks-implications-for-industry/
[19] . “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2020”.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3809/9781464815867.pdf?
[20] https://www.env.gov.bc.ca/soe/indicators/sustainability/ghg-emissions.html
[21] https://www.environnement.gouv.qc.ca/changements/carbone/documents-spede/historical-overview.pdf
[22] William, Nia. Reuters(Alberta). Mar 5,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anada-carbon-offsets/canada-unveils-greenhouse-gas-reduction-credits-to-boost-carbon-trading-market-idUSKCN2AX2B2
[23] Details can be found here: https://www.canada.ca/content/dam/eccc/documents/pdf/obps/Document-A-EN.pdf
[24] https://donortracker.org/canada/climate
[25] https://theconversation.com/canada-is-starting-to-answer-the-call-on-un-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146974
[26] https://donortracker.org/canada/climate
[27] https://www.findevcanada.ca/en/what-we-do/our-portfolio.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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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企业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124; CSR &#38; Sustainability
作者：林涵 毛倩，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2021-07-20
一、背景
加拿大位于北美洲北半部，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是世界上国土面积第二大的国家。其地域气候变化较大，中西部最高气温达40℃以上，北部最低气温达到-60℃。由于北部气候严寒，80%的加拿大人口居住在靠美国北部分界线160公里宽的狭长地带。全国地貌类型多样，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森林覆盖面积和矿业产量均居世界第三，海岸线长度居世界第一。因此，加拿大自然资源产业发展程度较高，包括林业、渔业、农业、矿产业和能源业。作为能源大国，加拿大的原油探明储量为1710亿桶，天然气探明储量2.18万亿立方米，是世界第三大原油储量国和第四大天然气生产国。其炼油工业和天然气产业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值占制造业之首。加拿大也是世界上高等级铀矿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国家，铀产量超过全球总量三分之一，为核电站提供了重要资源支撑。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加拿大依据自身优势，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目前，加拿大有用世界上最高的水力发电量，全国70%以上来自水电。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加拿大在20世纪末就已经建立了非常完备的生态环境保护法体系。
1999年，《加拿大环境保护法》出台，法案明确规范了包括污染防治，有毒物质管制，动物制品和生物科技等多个环境相关问题。加拿大政府在这份法案中明确表示，加拿大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将环境、社会和经济发展这三个因素考虑在决策过程中。
随着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不断提升，2015年，加拿大环境部正式更名为环境和气候变化部（Minster of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显示出加拿大对气候变化话题的高度重视。2016年，加拿大发布了《泛加拿大清洁发展和气候变化框架报告》（简称“《框架报告》”），目标成为全球低碳转型的领导者。2019年，加拿大宣布将在2050年达成碳中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加拿大联邦政府积极与各省政府、地区政府和原住民合作，希望落实《框架报告》。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加拿大加速了经济低碳转型的脚步。2021年6月29日，联邦政府通过C12法案，又名《加拿大碳中和责任法案》。该法案详细的规划了达成2050碳中和的发展路线和年度减排目标，并明确了各政府部门具体职责。其中，法案要求财政部发表一部面对公众的其后相关金融风险报告。2020年12月，加拿大出台《健康环境和健康经济计划》，旨在通过大力发展低碳转型产业推动经济复苏。该计划是加拿大第一部国家层面的环境适应经济发展计划，与《框架报告》相配合。加拿大宣布将在市场注入约占GDP总量3%-4%的资金以刺激市场活力，而这些资金都将严格遵守低碳发展的总目标。其中，约640亿美元的资金将专门投资环境相关领域。
表1 加拿大绿色发展宏观战略性政策汇总

 
二、加拿大的绿色金融发展概况
（一） 绿色金融相关政策
目前，加拿大还没有正式出台绿色金融相关政策。在加拿大，财政部、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和金融机构监督办公室（简称OSFI）是在可持续金融方面参与度最高的政府部门。
2018年，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和财政部共同指派专家组成了可持续专家协会（Expert Panel on Sustainable Finance，主要负责研究和探讨加拿大可持续金融发展的相关议题和政策建议。
2019年，该机构发表了《专家协会关于可持续金融的最终报告》（Final Report of the Expert Panel on Sustainable Finance, 后简称《报告》），是制定绿色金融政策的第一步。《报告》将可持续金融市场的构建分为三个重点，即机遇、市场规模基础、以及可持续增长的金融产品和市场。针对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可持续专家协会提出了15点建议，其中包括鼓励公众低碳投资，推动加拿大资产管理行业将可持续投资作为常态投资原则，以及帮助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低碳转型。由于加拿大传统能源产业经济体量巨大，《报告》侧重于低碳转型金融，强调了清洁科技创新，大力发展转型金融债券，以及协助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企业进行低碳转型等方面。
《报告》同时建议成立一个由多政府部门和金融界专家共同组成的可持续金融行动协会（Sustainable Finance Action Council, 简称SFAC）, 长期负责协调各政府部门配合可持续金融发展，并落实《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建议。《报告》强调了标准化和信息统一的重要性，建议加拿大政府在采用统一国际可持续金融标准的基础上出台辅助性政策。例如，加拿大标准协会（Canadian Standard Association, 简称CSA Group）负责设立分类技术委员会（Taxonomy Technical Committee），专注于制定绿色债券分类标准和转型债券分类标准，并邀请其他国家一起讨论如何将“对环境有益但是不符合国际绿色标准的活动包括在分类标准之中”。财政部同时需要出台可持续金融标准鉴定准则，帮助投资者辨别可持续金融产品，防止“洗绿”行为。OSFI则负责协调联邦层面、省层面和市政层面最佳案例的分享和标准的统一。
在数据汇总方面，《报告》建议将加拿大气候信息和分析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Climate Information and Analytics，C3IA）重新定位，成为一个统筹气候、经济、学术和金融数据的信息和决策分析中心。2020年5月，加拿大政府根据《报告》的建议，斥资73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728万）成立SFAC，专注于气候相关信息披露和可持续投资的标准设立。加拿大可持续金融建设的政府决策框架初步成立。
 
表2：加拿大可持续金融相关机构
2018年，联邦政府出台《温室气体污染法案（Greenhouse Gas Pollution Pricing Act (GGPPA)）》要求各省推行符合联邦政府要求的碳税政策，或者采用联邦后备碳税政策。联邦后备碳税政策有两个主要部分组成：对石油（汽油）的常规性征税和对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征税。后者的征税标准将依据一个名为“产出基准定价系统规定”（Output-based Pricing System Regulations, 简称OBPSR）的体制，根据工业生产过程中超额排放的二氧化碳数量计算赔偿金。该政策受到了安大略省，阿尔伯塔省，萨斯喀彻温省和新布伦瑞克省这四个能源密集型省份的强烈反对，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控告联邦政府越权。但诉讼在2021年被加拿大最高法院驳回。
在2020年12月的《健康环境和健康经济计划》中，特鲁多政府宣布了更为严格的联邦碳税政策，向加拿大2030碳减排目标推进。新的碳税将在2021年40加币每立方吨的基础上每年增加15加币，最终在2030年达到170加币每立方吨。为了弥补能源价格上涨对居民带来的经济损失，加政府将会把收得的碳税中90%将用于各省份居民退税上。据统计，大多数居民得到的退税会比支付的碳税要多。截至2021年1月，十三个省份中有七个采取了联邦后备计划，剩余省份采取自身碳税政策。该计划预计将在2022年累计减少5000万至6000万吨的碳污染，相当于减少1200万辆汽车，或关闭14家燃煤电厂。
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加拿大并没有出台强制性的法规，但是证券监管局（Canadian Securities Administration）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和发行人必须披露会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影响的一切信息，其中包括环境相关信息。2010年6月，加拿大证券管理局发布《环境报告指导》，帮助报告发行人决定需要披露的环境信息。
根据《环境报告指导》，环境披露并没有一个具体可量化的评判标准，而是需要根据具体内容，披露环境相关风险、趋势与不确定性因素、环境法规对财务和运营的影响、以及任何具有实质性的环境影响等。指导指出，这一系列原则也适用于其他信息披露标准评判。环境披露应作为常规风险披露内容或是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38;A）内容的补一份，在年报或者发行报告中出现，而不是一个额外增加的项目。
2020年修订版的《加拿大商业公司法》与环境披露要求相呼应，扩大了董事的责任义务范围，要求公司管理者除了股东利益外，还考虑环境及利益相关者。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在现有制度上补充环境相关内容的披露方式推动企业进行信息披露。2014年3月，多伦多证券交易交所发布《环境与社会信息披露指引》，鼓励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与社会影响。加拿大证券监管局，加拿大良好企业管理联盟（Canadian Coalition for Good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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