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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理想模型”的本土困境：嫣然医院为何未能复制亚拉文？</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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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26 Jan 2026 08:00:10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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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期，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因租金纠纷面临困境，引发了公众对公益机构可持续性的广泛讨论。其困境并非偶然，而是“理想模型”在落地过程中，因忽略其赖以生存的效率内核与系统前提而必然遭遇的结果。本文旨在穿透“以商养善”的表层概念，进行一场冷静的“病理切片”，试图通过此案例分析，给所有关注社会创新与公益转型的实践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Jas，上海，2026-01-22

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租金困境，表象是合同履约问题，核心是公益项目可持续性的挑战。其创始人曾试图借鉴印度亚拉文眼科医院（Aravind Eye Care System）的“社会企业”模式，通过商业运营支撑公益使命。然而，相同的愿景却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局。本文通过对比这两个同为医疗领域、同怀社会企业雄心的案例，旨在系统剖析：一个被验证成功的“理想模型”，为何在本土化实践中难以复制。
这家成立于1976年的社会企业，成功地向世界证明了“既能大规模提供免费医疗，又能实现财务健康”是可能的。印度亚拉文眼科医院的模式绝非简单的“以商养善”，也不仅是“富人补贴穷人”，而是一套建立在效率、规模与刚性交叉补贴之上的精密系统，一场以极致效率、规模和刚性系统为核心的商业革命。
亚拉文通过流程化、标准化的“流水线”手术和培训非医生辅助人员，将单例白内障手术成本压缩到极低水平。其医生年均手术量高达约1500例，通过巨大规模摊薄固定成本。独特的交叉补贴机制下，约50%的患者支付全费或部分费用，另外50%的患者完全免费。关键在于，所有患者使用相同的医生、相同的设备、相同的药品和病房。付费收入足以覆盖全部运营成本并实现盈余。付费收入不仅覆盖全部成本，更形成盈利，实现了纯粹依靠内生性收入的财务闭环。
亚拉文的模式已发展为一个拥有十余家医院、上百个基层中心的网络，并输出其管理体系、培训学院和制造机构，形成了独立且完整的生态系统。嫣然医院与亚拉文在核心模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前者难以实现后者的可持续性。关键分野如下：

嫣然医院的困境，并非公益初心有误，而是其模式未能完成社会企业最关键的转化——将社会使命内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具备效率优势和财务可持续性的商业解决方案。首先，“规模不经济”是硬伤。在固定成本高昂的综合医院架构下，试图模仿基于海量单一服务的交叉补贴模式，从起点上就丧失了成本优势。这也揭示了社会企业业务模式的选择直接决定了效率天花板。
其次，“系统缺失”是关键短板。亚拉文的成功是其管理系统、培训体系、文化基因的整体胜利。嫣然则更接近于一个“公益项目驱动的传统医院”，缺乏将理想转化为可持续运营的系统工程能力。社会企业是专业主义的胜利，而非情怀的变现。
此外，中国公益领域“基金会-执行机构”分离的常见架构，在保障善款专款专用的同时，也割裂了商业收入与公益支出的有机联系，使亚拉文式的内部循环补贴无法实现。
亚拉文的成功证明，解决大规模社会问题的可持续方案，其核心竞争力往往不是情怀或补贴，而是超越传统商业机构的运营效率和对成本的极致控制。社会企业的本质，是用更高的商业效率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借鉴国际经验必须穿透理念，理解其得以成立的系统前提。对于中国公益领域而言，探索可持续模式，需要更多在效率设计、系统构建和法律创新上的务实努力，而非对理想模型的简单移植。

可行的路径或许在于，要么在垂直领域追求亚拉文式的深度与规模，要么利用技术与平台构建更轻资产、网络化的新解决方案。社会企业的本质，始终是用更高的商业效率解决更迫切的社会问题，任何脱离了这一核心的“模仿”，都难免遭遇本土现实的严峻考验。
编辑：依依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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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晚年创办社会企业，无国界医生在中国的公益践行</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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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02 Jun 2025 05:32:55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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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社会企业】&#124; Social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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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一白 , 上海，2025-05-20

瑞秋告别成都回英国了。这位虔诚的基督徒一生践行服务“最小的弟兄”（the least of these）的理念。她在76岁高龄创办“岩羊手工”。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岩羊手工”通过销售手工艺品以及捐赠所有利润的方式，累计帮扶超过1000名手工艺生产者，惠及其家庭约3000人。如今，小店内陈列着的2万多件精美手工艺品出自700多位残障人士、贫困手艺人和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同胞之手，商品来源涵盖了8个国家、13个少数民族。虽然卖得并不多，但许多残障人士的生活因此发生了改变。这样的晚年生活，着实让人心生敬佩。
瑞秋全名为瑞秋·格雷斯·平尼格(Rachel Grace Pinniger)，出生于英国一个医生家庭，自幼受父母影响，频繁探访贫病者，形成对弱势群体的深切同理心。家庭熏陶与基督教“爱人如己”的教导，成为她毕生奉献的精神源泉。
大学毕业后，她选择成为儿科与妇产科医生。21岁时在尼泊尔偏远医院的实习经历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目睹病人需徒步30天就医，甚至因无法抵达医院而死亡，她决心投身贫困地区医疗援助。1968年起，她以无国界医生的身份辗转尼泊尔、不丹、西藏等16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乡村医生、编写医疗手册，为医疗资源匮乏的社区提供长达45年的服务。也正是在此期间，瑞秋首次踏上中国土地，深入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与甘南县卫生局合作培训乡村医生，持续8年半。
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瑞秋在参与救援时发现，许多残疾人和少数民族手工艺人因信息闭塞难以销售作品。她意识到，医疗救助仅能解决短期问题，帮助他们获得稳定收入才是长久之计。2013年，瑞秋不顾亲友反对，在76岁的高龄，倾尽积蓄30万元人民币，于成都创办“岩羊手工”。这是一家以社会企业标准运营的店铺，以公平贸易原则收购残障人士、少数民族及贫困家庭的手工艺品，助其通过劳动获得尊严与收入。
亲友们难以理解这位本应安享晚年的老人为何还要冒险。但对瑞秋而言，年龄从来不是障碍。在此之前，瑞秋毫无商业经验的，不少人认为她会失败。瑞秋则说：“如果我全力以赴去尝试，它仍然失败了，那就失败了吧。 你知道，失败就失败吧，但至少努力试过了。 我认为让他们（残疾人士）建立自信心，帮助他们感受到被需要是非常重要的。”店铺以“岩羊”命名，灵感源自她曾经在西藏与一只高山岩羊的惊险相遇，象征逆境中顽强生存的信念。
“岩羊手工”店里销售的每一件工艺品，都出自贫困山区少数民族或者残障人士之手。这里既有来自苗族的传统手工钱包，也有来自彝族的木质餐具，还有来自藏族的手工毛毡饰品，也有来自特殊困难家庭的小装饰品……瑞秋将手工艺品分好类，通过小卡片介绍产品背后的故事。
瑞秋注重公平贸易，坚持按市价收购作品，她提前全额支付手工艺人费用，而非寄卖，以确保他们免受市场波动影响，并将利润回馈于医疗救助和技能培训。比如，资助全身90%烧伤的杨贻源学习皮雕并成为“岩羊手工”店的店员，重拾生活信心；多年如一日的购买与鼓励，支持肌无力患者张伟从无人问津的创作者成长为皮雕导师，带领更多残障者自食其力。
她将个人积蓄和养老金全部投入公益事业，仅保留基本生活开支，坚持店铺的利润全用于帮扶，拒绝从店铺领取分文工资。为了维持小店的运营，这位七旬老人变卖了成都的房产，住在偏远出租屋，每天骑行1小时通勤。她穿志愿者捐赠的旧衣吃临期食品，却对手工艺人支付高于市场价的费用，甚至收购粗糙作品以保护其自信心。
通过“岩羊手工”这个小店，温江余先生一家通过皮雕手艺年收入超2万元，用于地中海贫血患儿的治疗；聋哑学生通过蜀绣获得经济来源并重建自信；通过小店推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并与成都特殊教育学校合作，让学生刺绣作品进入市场。……
瑞秋收藏着一件T恤，上面印着一句她很欣赏的话：Caring for the least of these（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最小的弟兄”（the least of these）源于《新约·马太福音》，指的是社会中最弱势、最需要关怀的群体，体现了基督教中服务他人、尤其是服务弱势群体的核心教义。耶稣将对这些人的帮助等同于对神本身的服侍，强调了基督教信仰中“爱邻舍”的核心教义。
瑞秋的晚年依旧坚持工作，即便在2018年查出癌症后，也仅因治疗中断数周。她认为“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但在此前要尽可能帮助他人”，她将治疗视为探索生命意义的过程，这种豁达态度与基督教中“活在当下、全然奉献”的精神高度契合。2024年，瑞秋利用业余时间埋头撰写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医疗书籍终于完成了。今年，年近九旬的瑞秋返回英国，但“岩羊手工”的志愿者团队将接棒延续运营，并正通过电商拓展影响力。她留下信件强调：“店铺的使命是赋予人尊严而非施舍。”
从医生到社会企业家，瑞秋跨越国界与文化藩篱，用半个多世纪的行动诠释了何为“帮助最小的弟兄”。瑞秋将信仰实践与社会行动完美结合，她用医疗、商业、教育等多元方式将基督教“爱邻如己”教义具象化，将《马太福音》的教导转化为医疗援助、经济赋权的具体行动。信仰不仅是仪式，更是对弱势群体的主动关怀。她强调“助人需尊重其尊严”，并以行动诠释“爱无国界”，其小店成为多元文化共融的缩影。她的故事激励许多人加入公益行列，形成千人志愿者网络，延续“用大爱做小事”的信念。
公开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近3亿。瑞秋以创办社会企业的方式来度过晚年生活，她以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人老去的只是身体，只要一直保持着学习和工作的动力，为他人服务，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们的心灵则会一直保持年轻。
Not all of us can do great things. But we can do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出伟大的事情，但我们可以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小事。）
 ——Mother Teresa（特蕾莎修女）
编辑：一一
插图：舒羽手工钩织作品2025（材料：山羊绒+绿松石）
延伸阅读：
岩羊手工｜Blue Sheep Crafts
一个手工艺品店里的800种人生
特蕾莎修女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大会上的演讲 &#124; 活着就是爱
《爱的简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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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岩羊手工｜Blue Sheep Crafts</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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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24 May 2025 08:11:41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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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公益词典】&#124; Lexicon

官方网站：https://bluesheepcrafts.com/
岩羊手工（Blue Sheep Crafts）是英国医生和社会企业家瑞秋·格蕾丝·平尼格（Rachel Grace Pinniger）2013年在成都创办的一家社会企业，专门收购并销售残障人士、少数民族及贫困家庭的手工艺品，帮助他们通过劳动获得可持续收入与尊严。
岩羊手工礼品店致力于为经济困难人群创造自给自足机会，当前重点关注受残疾、疾病、灾害或贫困影响的人群，包括被拐卖者、单亲家庭以及生活在偏远艰险地区的人们。我们协助他们利用最易获取的资源掌握技能，制作可市场化的产品，并将其作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在此过程中，我们有时会向他们介绍不同国家的潮流趋势，而他们常能巧妙地将这些元素融入传统设计与技艺中，创造出令人惊艳的独特作品。
我们遵循公平贸易原则运营，尤其支持那些秉持相似理念、注重环境保护与文化遗产传承的个人及小型团体。截至2025年，“岩羊手工”通过销售手工艺品以及捐赠所有利润的方式，累计帮扶超过1000名手工艺生产者，惠及其家庭约3000人，店内售卖的手工艺品涵盖10余个民族、近2万件作品，包括藏族毛毡饰品、彝族木雕、烧伤患者制作的皮具等。
尽管“贫困问题或许永远存在”，但我们始终携手努力，致力于赋予人们尊严、尊重、独立性、可持续收入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希望。
（2025年，年逾八旬的Rachel返回英国，但“岩羊”由本地团队和志愿者延续运营，并通过电商拓展影响力。）
资料来源：机构官网、网络报道
编辑：Jas、DeepSeek、K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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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清洁世界 ｜ Clean the World</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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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19 Jul 2024 01:22:08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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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公益词典】&#124; Lexicon

官方网站：https://cleantheworld.org
清洁世界（Clean the World ）旨在通过在全球回收肥皂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从垃圾填埋场回收肥皂和塑料设施(否则酒店业会丢弃)，并制造新的肥皂，以助减少环境污染，节约用水；帮助全球数千家酒店合作伙伴减少碳足迹；通过将回收肥皂重新制作成香皂，再捐赠给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如WASH基金会(清洁世界基金会的演变)，以改善全球的妇女、儿童和社区的生活质量。
“清洁世界”于2009年成立，至今已有8,300多名志愿者参与我们的“全球酒店回收计划”，每天处理酒店客房逾140万间，从垃圾填埋场回收了超过2,700万磅重量的垃圾，捐赠了超8,500万块回收肥皂。
Clean the World’s purpose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is brought to life in part via its Global Recycling Program, diverting soap bars and plastic amenities (which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would otherwise discard) from landfills and manufacturing new soap bars. By doing so, Clean the World helps reduce pollution, save water, and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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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大问题投资 &#124; Big Issue Invest(BII)</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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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24 Jun 2024 10:53:47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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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可持续发展｜Sustainability]]></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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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社会影响力]]></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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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https://www.bigissue.com/invest/
2005年，致力于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社会企业《大问题》杂志成立十年后，几名主要创办人戈登•罗迪克（Gordon  Roddick）（现仍任《大问题》董事会成员）、总编约翰•伯德（John Bird）和奈杰尔•克肖（Nigel  Kershaw）（时任《大问题》杂志社CEO）都在思考：为什么没有更多像大问题和咖啡直达（Café  Direct）（一家公平贸易咖啡公司）这样的社会企业呢？为什么没有更多的社会企业在全英甚至全球范围内运营，变成家喻户晓“品牌”呢？
在谈话中，他们不断地问自己如何才能帮助各种组织成长并实现“扩张”呢？对这些组织而言，资金至关重要。所以他们决定创办一家金融机构，助力其它社会企业的成长。经过了大量的会议、谈话、规划和工作后，他们从政府资助和适用于个人和组织的税收激励计划中筹集了350万英镑，并由此开启了社会投资的历程。
现在，“大问题投资”（Big Issue Invest）被视作是《大问题》杂志的社会投资分支。大问题投资的宗旨是支持以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性社会企业和合资企业。
社会影响力投资和大问题投资
我们投资于社会企业、社会目的企业和慈善机构，为英国消除贫困创造核心解决方案。由影响力企业家John Bird和Nigel Kershaw(来自Big Issue Group)创立，我们是社会影响力投资领域的领导者之一。
自2005年以来，我们已经向550多个组织投资了8000多万英镑，这些组织都分享了大问题集团的使命——通过企业创造创新的解决方案，为受贫困影响的人们创造社会和经济机会。
使命
在Big Issue Invest，我们创造创新的投资解决方案，为英国的社会企业、社会目的企业和慈善机构提供社会和经济机会。这也符合大问题集团更广泛的使命，即通过企业创造创新的解决方案，以消除英国的贫困。
Social Impact Investing with Big Issue Invest
We invest in Social Enterprises,  Social-Purpose Businesses and Charities creating core solutions to end  poverty in the UK. Founded by impact entrepreneurs John Bird and Nigel  Kershaw, from the Big Issue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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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的真相与隐忧（四）</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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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08 Sep 2022 15:34:47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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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鲁达，2018-09-09
公众、市场、资本：三大阻碍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桎梏
然而，上述这些深入的思考，却无关社会企业的成败，认知固然重要，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依然是我国目前阶段公众诉求、市场导向二者与社会需求的偏离程度。
首先看公众需求，随着这些年文教事业的复兴，公众的自然科学素养与社会科学素养有了非常大的提升，然而，公众需求（或者说公众诉求）依然还受困与公众整体认知水平，加上互联网领域热衷的碎片化、情绪化的信息传达方式，加剧了公众需求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隔阂。
其次看市场需求，尽管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金融业对市场的影响力，开始倡导供给端改革、去杠杆化等举措，但资本逐利性以及传统资本的落后性，依然在扼杀创新与智本，并试图通过资本的力量禁锢市场升级。
在文化产业，近期出现的一些案例很好玩。烂片刷新了文化产业的底限，然后资方却动用资本力量，一方面扯上名人做炒作吸引眼球，另一方面则雇佣了大量水军刷好评，同时，也强行占据了院线资源，第四点尤其恶劣，资方代表甚至公开在媒体表示：说这部片不好的消费者（及准消费者）都是恐怖分子、是邪教成员。
在文化市场不断升级，用户已经开始呼唤有深度、有思想、制作精良、专业度高的优秀文艺作品，这样的市场趋势下，资方竟然还可以这样泼辣的试图将市场水准拉回自己的舒适范围，这也是一个奇迹。然而，从短短三天的2亿票房，以及资方肆无忌惮的炒作、诋毁，可以看到，中国的市场需求提升，还会有非常大的阻力。这部片引发的社会现象中，资本的傲慢甚至惊动人民日报评论部，罕见的为发评论文章称：文化产业不是靠资本、靠IP，而是靠真正的创新与专业的执行。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影院规定，如果观众在开场10分钟内可以要求全额退票，是否对影视市场的繁荣可以起到保护作用？然而文化产业容易识别，因为文化是每个社会人都要必修的课程，即使是在社会大学。其他消费领域则更加复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消费者的利益保障如果没有机制，资方就可以作恶，市场升级也就无从谈起。而在以市场为解决人类生产与生活核心场所的今日社会，市场升级、消费升级恰恰是社会进步的重要阶梯。
这也是我们的第二个隐忧：我国的市场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市场规则，市场本身还处于无序状态，资本对市场的垄断与控制，阻碍了市场需求向社会需求靠拢。
然而资本的问题并不只此，我们再看第三个隐忧：中国的资本圈子很小很封闭，内部交易盛行，尤其是在没有监管的投融资领域，洗钱、圈钱、接力三种游戏层出不穷却甚至无法被社会发现，经济学者、公知、媒体人、大V甚至也成为合伙人。
在创新创业领域，资本方也试图阻碍市场与社会发展，神奇百货、超级课程表、泡否等所谓的明星创业项目，更多是资本在玩的“接力棒游戏”，炒热一个项目，然后高价卖给下家。
今年年初阿里巴巴一次内部创业者论坛中，大家得出的明确结论就是：目前阶段由于资本圈的互投、炒作的原因，创业已经与创新无关，成为了继炒股、炒楼之后的第三波“炒创”，创业已经成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而非创新创业应有的“智力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
这些资本的反社会行为，实质上都是在阻碍市场升级，试图将市场规则阻止在自己的舒适范围内，拒绝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打通，从而实现阻碍社会发展的举动。这也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的资本逐利性对社会价值的忽略。
也正基于此，社会企业的理论界提出了耐心资本、良心资本、社会资本、智慧资本、影响力投资等种种提法，期待资本转型。然而笔者认为，这是无效的，对于已经成为社会发展阻力的资本，唯有淘汰。让其持有资本随着投资的失败、货币的增发，逐渐缩水。而新兴资本、智本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成长，并成为社会前进的动力。当然，有一天，曾经的新兴资本们也会落伍，但社会进化就是这样残酷，落后者必然被淘汰。
然而目前资本集团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阶层，根据清华社科院的一项研究：改革开放以后，1988年基尼系数是0.382，1994年是0.434，1997年是0.4577，到了新世纪，多数研究型的数据都证明：基尼系数不低于0.5。北师大李实教授做了一项研究，说是0.5到0.55之间；西南财大甘犁的研究表明，基尼系数0.61，高得令人吃惊。
耸人听闻的数据是：“数百亿资产的家庭，中国有不少于200家，而实质控制各类资产过千亿的家庭或财团，中国也有数十家。中国最大的私人财团，控制资产规模早已超过万亿人民币。”这些财团“出击则成团炒作，防守则抱团取暖”，他们可以操纵舆论，操纵二级市场，甚至通过补贴来制造需求。这些财团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的官民两阶层外的新兴势力。
资本阶层的数量稀少与成团结社，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创新的第二个障碍，而资本通过公关手段控制社会意识，在利益的驱动下，也已经逐渐开始挑战社会的三条底线：法律、信仰、舆论。前一段时间就有四个资本主导的恶性公关标志事件。
中国的资本家不仅有着西方资本的逐利通性，还同时有着新生资本的饥渴性、幼稚性，以及初创资本的无知与膨胀，再加上中国资本阶层的密集性，导致中国新生的资本阶层尤其缺乏思想，这都是不利于社会投资的因素。
现在，还在有越来越多的各种资本抱团事件发生，甚至一些原本代表创新力量的新兴资本，也已经开始通过办学、结社、商盟、气功、“慈善”、宗教等路径与大财团结盟，“抱团”进入了“钱快速生钱”的舒适空间。资本一旦抱团滚动、而不是互相竞争，在舒适空间里赚容易的钱，即使排除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资本财团的也会出于股东利益而扭曲市场需求、屏蔽社会需求，而非将社会需求尽可能与社会需求靠拢，他们的行为就是“股东第一、市场第二、政策第三”，员工、客户、社会、自然根本就不在资本的视野里，他们也就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谈何社会投资、耐心投资？
所以，社会企业发展的阻力，表面上看起来是企业动力不足与公益组织创造力不强，而真实的三个隐忧却是：公众教育不充分、资本财富过于密集导致的创新阻滞、市场竞争不充分及市场规则不完善导致的二级市场操控。
打破这些桎梏，既需要政府对规则的引导，也需要社会企业创投的努力，更需要整个社会意识的升级，同时，也需要社会财富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从长远看，未来的企业一定都是社会企业，尤其是在信息时代，互联网可以终结金融业对社会的实际控制权，政府意识、公众意识对市场的导向性更加明显，社会会形成政府、市场、公益三位一体的社会资源体系。
一旦触及本质，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看似与社会企业无关的政府宏观调控举措，如：去二级化、供给侧改革、分配改革、税制改革，反而比PPP、政府孵化、采购公益组织服务、慈善法等微观调控，对社会企业的诞生更具催生价值。
结语
最后，我们看到了社会企业的真相，也看到了公众、市场、资本的三大隐忧，同样也有一些探索者：
在提升公众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素养领域，一群科学青年创办了“科学松鼠会”，按社会企业模式来追求自己的社会目标，但在机构定位为营利还是非营利模式的问题上，他们左右为难。因为有盈利成分，很难得到捐款支持；因为要追求公益性，市场资本不愿光顾。后来，他们把市场经营模式和非营利公益模式相剥离，其中营利部分名“果壳”，获得了1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非营利部分名“哈赛”，获得了“果壳”100万元人民币的捐赠。原来是你拉我扯的“连体儿”，现在变成了两个健康活泼的“异姓”好兄弟。
当然，也许这还不够鼓舞士气，“美元”两个字，依然让我们看到了对国内社会创新环境的无奈。
今天的中国，连责任企业的发展，还处在CSR1.0\2.0\3.0\4.0共存的萌芽阶段，尽管马克思早就说过“资产阶级慈善归根到底只是一种改良主义，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因此。它不能真正改变无产阶级贫困、受奴役的命运，无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但在今天，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拼命赚钱，拼命慈善”CSR1.0思维在中国企业界、资本界心目中，还被惊叹为是“新思维”，更无法认知到“公平企业、责任企业”的做法，可以让弱势群体参与到社会进化中来，而不是接受慈善直到死去，并继续推动社会诞生新一代“弱势群体”。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思考者总会超前于时代，社会企业受制于社会意识、市场机制、资本环境、创新能力四个范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建设才能提供社会企业存活的空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也许并不需要一步到位，而是一步一步推动：
企业自身坚定履行“组织社会责任”并积极履行纳税义务与慈善捐赠职责；消费者理性、自发认可“公平交易”与慈善捐赠；政府与行业协会等暴力组织推动“公平市场”的规则与监督；各类公益组织自觉补足社会需求的服务空白。
在实际操作中，公益组织的三种探索都是有价值的尝试，当然，限于公益组织自身的资源、资金、人才结构问题，更多的意义在于探索。政府现行的三种做法也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粗略；企业界则相对吃力，这三种企业至少目前阶段在中国，都数量稀少，且发展状况两极分化严重。如果评估商界与公益界的资源能力，我想：社会企业的发展，目前阶段的要点更适合落在企业界的社会化，而非在公益组织的商业化。
至少在目前阶段，笔者更推崇企业首先成为责任企业而非社会企业：责任企业因其有明确的量化规则与考量标准，以及股市相对有章可循的社会责任投资板块，与社会企业的概念化相比，对企业而言更具实用价值。同时，生态企业的经营模式对资本而言更具诱惑力，而一旦生态企业形成，其又将不得不接受更多角度与收益相关方的约束，这也将成为责任企业的前兆。当然，生态企业的本质是一种资源模型，如果做不到CSR体系化，做不到公开透明，反而会形成更恶劣的“运作型“企业。而很多所谓的责任企业，其实也不过是渴望通过公关手段把自己变成拥有更多资源的“生态企业”罢了。
而对于公益组织的转型，我想，公平交易是将公益组织的品牌势能转化为商业动能的良好途径。总之，社会企业不应该是一个概念、一个范畴，而是一种实践、一种实操。
四界共同组建起“责任企业”+“公平交易”+“公益慈善”，我们的社会就会越来越好，也许再过30年，我们会重新认知并重新定义“社会企业”这个名词。
而对于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因公益本身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恰恰在于其小众性、意识输出性、“低”效性、探索性、道德模糊性这五个二级特性，这也是暴力与商业无法履行某些社会需求的症结所在。既然社会企业与公益有其同源性——以社会需求为第一目标，那么社会企业也自然会遗传这五个特性。所以无论投资者、客户还是观察者，也都请“多一分宽容，少一些期望”，其成功率必然较低，但只要出发点符合社会一般道德标准，那么就是——“你长得那么帅，怎么做都是对的”。
对于企业来说：活下来，并真正服务社会，才是唯一的考量标准。至于是不是社会企业，就让后人总结吧！
（全文完）
（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延伸阅读：

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的真相与隐忧（三）
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的真相与隐忧（二）
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的真相与隐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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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的真相与隐忧（三）</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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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08 Sep 2022 15:31:16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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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稿酬
作者：鲁达，2018-09-09
政府与社会企业的关联
而在政府眼里，社会企业则是另一个样子。
我们如果追溯一下社会企业的前身，就会看到英国数年前关于“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的规定，这是最接近社会企业的公司法人地位，是一种介乎于普通公司与慈善机构的新型公司组织，但它不是慈善机构，亦没有任何税务上的优惠，税率跟普通企业完全一样，但却有两个重大的限制，就是利润的分配不能高于百分之三十五，以及公司的资产不能变卖分给股东。
在政府眼里，则一切变得简单，无论梁山好汉是以替天行道为目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只是手段，还是梁山好汉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为终极目标，替天行道只是一块遮羞布，“侠以武犯禁”，触犯了法律底线都要严惩。
同样，政府的鼓励机制也不会研究社会企业的初心，而纯粹站在政府看到的社会需求角度，对政府力所不及的社会需求解决者进行补贴或者PPP模式的合营，从而将政府职能分担给商业组织与社会组织。
综合有关研究报告，到2020年，中国养老需求规模将达8万亿，是当前市场供给量4500亿的18倍；医疗健康需求也是8万亿(与养老有部分交叉)；民办教育，包括民办大中小学、学前教育、远程教育和各类教育培训需求规模在3万亿左右；环保产业产值将超过5万亿。还有家庭服务业、有机农业、残疾人就业市场等，都有巨大的社会需求与商业发展空间。
而活跃在我国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有20多万家民非。囿于民非的非营利性质，投资人无财产权、无投资回报、无融资资格、不能设立分支机构和实际上不予免税的假私济公“五不”政策，对这些领域的商业投资产生了严重抑制。2014年以来，为了推动民非转型，为商业投资开闸，10部委连续下发了10多个文件，令人目不暇接。最大突破是为“民非+公司”开方便之门。民办教育机构可以任选民非或公司体制；民非养老机构举办者可以同时以公司或私人身份，对民非进行固定资产租赁和资金借贷，“行业管理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对其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并进行必要监管”（〔2015〕33号）。
在社区养老行业，政府则干脆采取了直接购买的形式，由政府出资购买全部或部分服务，以鼓励发展。一些地区的养老床位补贴甚至达到了每月2000元，已经变成了政府福利行为而非商业或公益行为，“扶上马，送一程”的做法非常简明。政府的目标非常清晰：我不管你是什么，对商业组织，我希望你能在赚钱的同时兼顾社会利益，对公益组织，我希望你能在服务社会的同时，有盈利能力。
另外，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公平交易领域做出了持久而有影响力的举措，即通过补贴与惩罚性税收，对社会与自然界的弱势群体进行价值保护。而国际化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更是直接对自然这个弱势群体做出了保护价。
企业界与政府，确实已经在社会企业的路上。而在公益界，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则是另一种形式，简单说有三种思路：其一、通过商业化思路，来解决公益事业的资金来源问题；其二、通过就业或资源变现，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使其不成为社会负担与负能量的来源；其三、通过巧妙的商业模式，将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进行转换或打包销售。
这些思路既有传统公益组织的转型思路，也有新商业发源于社会需求的思路，也有生态型企业源生于社会闲置资源的思路。
其中第一种思路，最终与企业拿出利润的大部分作为慈善捐赠殊途同归；第二种思路，海底捞坚持雇佣来自贫困地区的雇员、淘宝网坚持为低成本创业提供平台，也已经为公益组织转型树立了典范，而一些将需要保护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进行商业化，使其自身不被忽视并失去存留机会的公益项目，也是这其中的典范之作；第三种思路，则需要经营者有扭转社会思维与市场趋势的营销能力，至少在目前阶段，还鲜有成功者，笔者五年中不断尝试的公益平台，以及路人甲、米公益等，坦率的说，成功机率都不是很高。但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不仅需要先驱，更需要先烈。
我们将与社会企业相关的政、商、益三界的比对内容整理成一张表格：

而上述三种组织的三种做法，在实际中也有相同之处：

基本上，可以看作同一种思维在不同组织的不同做法。我们了解了这些常识，就会发现：任何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其实都无法准确描述出社会企业到底是什么，除非我们将中国人的“诛心之论”发扬光大。社会企业并不能用概念来定论，而需要学习责任企业或政府的模式，用丰富的规则来进行量化考量。
社会企业的真相：社会需求与公众诉求、市场趋势的偏差
要理清社会企业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跨界存在，我们并不能仅仅从现象和概念上做分析，我们还需要就其理论进行更深度的思考。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三种人类资源组织行为的定义：
暴力原理：权力是公众对解决社会需求者的授权。
暴力组织的核心是权力，资源组织能力随权力的提升而提升。
暴力经济：以暴力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暴力经济。
 
商业原理：利润是市场对解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
商业行为的核心是利润，其效能往往随利润的提升而提升。
以商业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商业经济。

公益原理：以解决社会需求为直接目标的人类活动，我们称为公益行为。
公益行为的核心是社会需求，资源组织能力随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担当者共识三者的共鸣而提升。
以公益行为为主体的生产组织形式，我们称为良心经济。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种需求，分别是公众需求（公众眼里的社会需求）、市场需求（市场是别的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三者会一致，例如马云就曾经说过，“任何有痛点的地方，一定有商机。”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容易实现，社会需求是隐藏在公众需求、市场需求下面的历史趋势。如果所有的社会需求都能够得到公众与市场的认可，那么世界上就不需要公益慈善组织，政府和商业机构就可以满足一切。而庞大的CSR2.0体系，以及注重社会回应的CSR3.0体系，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尽可能让市场需求贴近社会需求，从而让商业价值支撑社会价值。
如果我们永远从现象分析，就会落入“严谨的废话”这个当今学界的通病，仅仅从政府、企业、第三部门的分类来看，事实上有很多误区。三种组织的定义仅仅是政府的分类，而实际上，三种组织都混杂着暴力行为、商业行为、公益行为三种资源运转方式。例如非营利组织中，行业协会、国字头基金会就事实上扮演着暴力行为执行者的角色，而很多民办非盈利组织则实质上仅仅是“商业+慈善”、或者“商业+暴力”的行为混搭体，前者如残友集团，后者如大量的PPP企业以及承接政府采购的民非组织；而如“新东方”以及大量的民办医疗、民办教育机构其实完全就是商业组织，仅仅是因为国家行政部门的“屁股问题”而不得不选择在民政体系另找门路。
那么真正的社会企业是什么样呢？其实最佳的答案，还是要在公益组织的转型路径中找寻：我们知道公益有三种类型，分别是苦逼型、创新型、先知型。分别对应权力与利润回报不充分、没有途径获得权力与利润回报、社会需求难以达成社会需求共识三种情况。而无论是回报不充分还是没有回报路径，其根本原因都是公众需求、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暴力组织与商业组织无力承担该社会责任，因此只能通过公益模式来进行责任履行，因此就有了“支付转移”这一公益行为的核心资源模型，也产生了捐赠人、受益人、公益服务者这三个角色。这也是公益的小众性、意识输出性、道德模糊性的根源。
如果我们再深入挖掘一下社会需求、公众需求、市场需求三者之间的差别，我们还会有更多发现。
公众需求本身会受两个核心要素的影响：其一是公众的范畴，不同的公益类型首先对应的是不同的利益共同体认知，而公众参与决策的程度、地位不同，就决定了公众利益从来都不会被暴力组织完全覆盖；其二则是公众的意识领域，随着不同阶段的自然与社会认知，人类的道德标准在不断变化，同时也会导致该时代的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担当者共识有时代烙印——而这三种共识，恰好是公益劝募的核心原理。公众意识与公众范畴的不充分，导致了公众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差异。
市场需求则会更复杂一些，但其核心要素依然是两个：其一是市场上消费者的意识领域，或者说叫消费习惯；第二个则是二级市场、次贷、政策对一级市场的影响。这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差异；而在今天，无论地球的哪一端，金融资本对市场的控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在信息碎片化、营销日常化、产业金融化的模式下，消费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更无从理性消费并决定市场了，上个世纪我们或许还可以说消费者是上帝，今天我们只能说同时掌控了生产投资、消费贷款、营销环节、以及产业估值的资本才是市场真正的上帝。
社会需求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认识到，而公众需求则完全取决于公众整体的认知能力，市场需求更不用说了，市场规则、二级市场、次贷金融、文化习俗等各种不确定因素都会导致市场的非理性。三种需求的不吻合，恰恰造就了人类社会的丰富多彩、悲喜交加的历史与未来。
真正有能力挖掘到社会需求的人，往往与公众需求、市场需求脱节，后世可以称其为哲学家、圣贤，却唯独很难成为成功的政治家、商人；而公益组织的负责人恰好大多属于这一类社会需求挖掘者，他们很难将社会需求与公众需求、市场需求做好转化，如果能够将社会需求与公众需求打通，就可以实现通畅的公众筹款。实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俯就，将社会需求解读成公众容易理解的公众需求，如免费午餐、冰桶挑战等，用公众的共情来实现传导；另一种是提升，即通过宣传提升公众对社会需求的认知。
如果将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打通，就可以实现第三种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实现的方法同样有两种，一种是俯就，将社会需求降格为市场需求，例如一些环保组织将定位调整为无公害食品、健康；另一种是提升，将市场需求引导至社会需求的认知层面，公平企业其实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而对于企业来说，履行社会企业思维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中做一个平衡，方法也有两种，一种是市场的归市场，在商言商拼命赚钱，然后再拼命做慈善，这也是CSR1.0时代的典型思路，我们称为“一个商人的自我修养”；另一种则是在市场竞争中，努力进行市场教育，尽可能使市场需求接近社会需求，从而在竞争中保持“消费升级”的领先优势，这是新一代商人的典型思路，也是公平企业、CSR4.0的典型思维。
对于我国政府，挑战则在于推行。与西方式民主相比，中国的政府一向是哲学家领导，而非政治家领导，其前瞻性、视野格局，以及对社会需求的思考力，是政治家担纲型政府无法比拟的，但优劣势是辩证的，将社会需求渗透到公众意识里，并成为公众需求，则是一个挑战。一个简单的例子：政府各种公告、政策，有多少社会人士真正去看了、去了解了，并思考了背后的深意。
（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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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鲁达公益讲习所 ｜社会企业的真相与隐忧（二）</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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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08 Sep 2022 15:16:34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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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鲁达，2018-09-09
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探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公益组织目前在通过哪些战略思考让自己进入社会企业范畴。下面这个公益分类表格，是笔者在做互联网+公益时，对公益项目的梳理与分类，这种从根源进行思考的分类模式，比起那些在现象后面跟随的分类方法不仅更有效，同时还拥有一个额外功能：可以发现空白。
在这个分类中，我将公益实施分为了三类：资源注入、能力建设、权利空间，另外根据受助对象的不同，分为了人类、公共设施、生物（非人类组）、自然生态、文化、社会意识六大类，目前我们所有的现有公益类型如扶贫、助医、助学、环保都可以从其中找到位置。
同时通过这个分类法，我们也可以很轻松地看到，我国的公益领域还有很多空白。这也是互联网创业者常用的思考模式，将所有的可能列出来，再看还有哪些领域长期空白。如果永远站在现有领域进行微创新，那么不会有淘宝、滴滴、facebook等企业和新生行业。
公益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战略分析过程中，只需要对照这张表，就可以首先将自己的公益项目做一个定位，首先明确自己的实施类型与救助对象。
第二步则是要思考：为什么这件事必须要通过公益组织筹款来做？救助对象有哪些特质导致他们不得不沦为弱势群体，为什么我们必须通过这种实施类型来帮助他们？在帮助她们的同时给社会、自然带来了什么回报？为什么这些回报是隐形的或多维的？从而导致无法形成商业模式？——这也就是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公众需求的差异点在哪里？
为了方便大家，这里将思考过程整理成表格，任何一个公益项目，都可以通过填写这个表格来完成模式梳理：

通过对这九大项33小项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地找到问题的根源，并在政、商、益、媒、学（研）五种实施模型中做出最有效的选择。
除了苦逼型公益是大家都看的需求，只是因为回报不足必须有“吃苦耐劳”的公益人来承担外，创新型、先知型公益真实的问题都是出在社会认知不足上，例如资深的环保公益人冯永锋就说过“公益其实就是传媒行业”，当然这个说法并不能覆盖全部公益行为，但在环保这种更多具有先知型、创新型的公益行为来说，确实很有代表性。
当然苦逼型公益也是可以通过政府或慈善来支撑，从而让公益人不太苦逼，但前提是社会资源已经足够丰富，可以承担这一在资源决策者眼里“既不重要，也不紧急”的次级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苦逼型公益无论受助者还是执行者，都是在给社会非核心矛盾做补救，这也直接决定了这一类公益组织的社会资源能力的边缘性。
在清楚了自己公益项目的受助对象、帮助模式后，就可以进行新一轮分析，这时就需要用企业家的思维模式来分析。创新固然很难，但企业界的探索给了公益转型社会企业很多启发：我们可以用企业界现有的三种模型来套。
首先是公平企业的思路：我们能否将受助的弱势群体，转变为可以议价的市场资源。
例如：可以将农民手工制作的布鞋，按照平均劳动时间进行计价，从而让三个小时的手工劳动获得与三个小时的流水线相似的市场议价；可以将自然状态下生长十年的木材，获得大规模种植状态下同样时间、同样土地的木材进行价格比照；也可以将钱贷给劳动能力低下的农业人口，并以较低的利率保障落后群体的资金增值。
但这时：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矛盾就开始尖锐了。消费者会表示：我可以花15元钱购买到机器生产的布鞋，为什么要花150元购买所谓的“公平布鞋”；我可以用300元买到盗伐木材制造的写字台，为什么要花3000元购买你们所谓的带有“野生资源保护协议”的桌椅？我的钱投资给高新技术产业可以获得更高回报，我拿出这些回报的一小部分做慈善都可以让那些人活得更好，为什么我们还要保护那些“反效率、不成长”的落后生产力？对落后生产力的保护就是在拖人类进步的后腿，是不利于社会整体进步，这不是公益而是慈善。
这时，公平企业的模式就会遭到市场的挑战，作为社会企业的创立者，就需要在市场需求与社会需求中找到新的契机，第一个途径当然是通过公关手段，让消费者认知到“公平布鞋”是为了让社会劳动者更公平，从而保证社会的结构的稳定性；“自然议价”是为了给自然资源与时间进行公平的估价，从而避免自然生态的“雪崩时重建”造成物种灭绝；“扶贫贷款”是为了帮助生活在落后地区的人们能够共同进步，而不是让他们“自然灭绝”或形成“族群壁垒”。
然而受限于社会认知水平，这样做很多时候并不生效，于是我们就需要采用第二种方法，给公平产品赋予新的价值，例如品牌附加值、消费者社会形象提升等。例如：通过艺术家的指导，给“公平布鞋”增加文化赋值，通过对原生态、稀有木材的价值炒作，让消费者接受这一价格差异。当然，这种做法很容易从社会企业的初衷“让市场需求向社会需求弯曲”，变成“市场需求主导，社会需求受益”，甚至进一步变成“先赚钱，后捐钱”的“商业+慈善”，从而完全偏离了社会企业路径。但我们也可以退一步想：如果公众意识、市场意识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是否我们也可以退一步？正如同国家最新制订的是《慈善法》而非《公益法》，“领先半步是成功，领先一步是送死”。
当然，如果上述两种方案都走不通，社会企业的创始人还可以借鉴“责任企业”的做法，即通过推动暴力组织的法规建设或企业（行业）的自律法则，从而形成对这一类弱势资源的强制补贴：例如碳交易市场、例如北欧采取的砍伐一棵树必须补种六棵树等等。从目前世界各国暴力组织对市场的管理方法看，这确实是更有效的方法，同时也规避了资本与消费意识的“瞒天过海”。
当创始人觉得上述两种方法都走不通时，还有社会企业的第三种终极做法：生态企业。其实早在这些概念诞生之前，媒体行业的通行做法就是生态企业的做法，只是媒体的生态模型比较简单。即：用好的内容吸引读者，再将读者的眼球贩卖给广告主。这个模型虽然小，但在今天却依然适用。笔者创立的公益平台依然是这个简单的方法，将关注公益的高质量人群聚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商业价值。
当然，真正的生态企业绝不会如此简单：品牌价值带来的粉丝经济、影响力投资，社群聚合带来的行为数据挖掘；产业链衔接中带来的资源整合与产业链联动；行业需求中的多点需求共同用户群整合与打包服务；以及多元联动下的泛资本运作模型等等；这五个核心价值的整合联动都是公益项目转型社会企业可选择的模式。关于生态型企业的一些具体方法与案例，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展开，将在我的新书《企业公关实战》里进行阐述。
这些方法事实上都在被广泛采用，然而并没有人进行过梳理与分析，并总结出实用的方法。同时，社会企业的创立者们经常陷入两个前置区：一是对某些弱势群体进行资源补贴式的商业服务，例如低息贷款、特定人群的补贴服务，这实质上依然是“伪企业、真公益”，并不具备在市场中活下去的能力，自然也无从改造市场需求，促其向社会需求靠拢；二是通过迎合现有市场需求直接赚钱，然后再去补贴，这是“真企业、真慈善、伪社会企业”，其问题是并不能真正帮助全社会形成“利益共同体共识、社会需求共识”，但在目前阶段，至少能够为这两个共识提供传播渠道，同时也确立了“担当者共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需求都需要公益组织来承担，同时也不是所有的公益项目都适用于社会企业模式。只有社会需求与公众需求、市场需求距离较近的公益类型，有机会成为社会企业。我们知道公益可以分为苦逼型、创新型、先知型三种类型（此前在《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一文谈过，在此不再赘述），其中因社会需求本身的隐蔽性、转化渠道不畅的问题，导致大量公益模式只能继续沿用“筹款-实施”的公益路径，跨入将社会需求与市场需求结合，并实现自盈利的路径还很漫长。另外，政府对社会需求重点的投资与扶持，公益组织孱弱的行动力能否接单，也是一个大问题。
（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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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6 Sep 2022 03:19:44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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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稿酬
作者：鲁达，2018-09-09
当企业家们开始学着做公益时，社会企业已经成为公益界最热的话题，尽管社会企业的倡导者们在不断推动，然而，对社会企业的思辨与讨论却从未停止过，关于社会企业的概念、认知以及细节，也从未清晰过。
关于社会企业的一个最大质疑，便是到底什么样的企业才算社会企业。
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07年成立了社会企业研究会，并于次年发表了首份报名，估计日本社会企业的市场规模约2400亿日元，社会企业数目约8000家，从业人数32000人。研究会的定义简单直接：所谓社会企业，就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从事营利活动的事业体。2010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文章进一步解释：社会企业指的是以残障者支援、育儿支援、扶贫帮困、振兴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等社会问题为目的，具有可持续性的商业活动。社会企业与以往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不同，与行善、不收取报酬的志愿者活动不同，社会企业将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创造新产业、新工作方式的生力军，是一种新型的事业型态。
中国的公益领袖徐永光先生则表示，我理想中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是在社会收益为先的前提下，让创办人把社会理想和个人发展包括经济收益的需求切合到一起，让社会企业的理想不仅成为少数圣徒，少数不是正常人他们的选择，要适合许许多多有社会理想，有能力的普通人，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社会企业运动。
香港“社会创业论坛”主席谢家驹则提出，社会企业必须符合的两个基本条件则是有颇大的共识：其一，社会企业必须有清晰的社会使命；其二，社会企业必须能够创造收入与利润，让自己能够持续经营。
这些定义看起来非常清晰，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很大的问题。站在商界的角度看，社会企业的概念却有很多问题。
首先，任何一家企业，都是源于市场需求（及潜在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本身也都是源于社会需求，并被市场加以一定程度扭曲而产生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说过“哪里有社会痛点，哪里就有市场商机”。今天任何一家企业都有使命、愿景、价值观这三个企业核心价值管理要素。我们很难找出一家不承载社会使命的企业——除了烟草与毒品交易。
跨界企业与公益的黑客老鹰也说，如果仅仅考量社会价值，那阿里巴巴、百度、腾讯都是社会企业。当然，如果从公关通稿看，我们几乎可以认为所有的企业都是社会企业。
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老师则直接表示，关于社会企业的乱象在于要么泛化概念，把社会责任企业等同于社会企业，要么窄化概念，让社会创新型商业企业敬而远之。
社会企业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去探索：一方面我们看一下公益组织的企业化是怎么回事；另一方面，既然说法是“社会企业”而不是“商业伦理”，那么显然其模式更贴近企业，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企业的社会化进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企业的社会化模式对社会企业界有更多的借鉴价值。
责任、公平、生态：商界的三种社会企业前身模式
企业界目前阶段就如何将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融合，有三个不断逼近社会企业形态的发展模式，商业界正在通过责任企业、生态企业、公平企业三种典型做法来向社会企业这个终极形态靠拢。
责任企业，即以社会责任体系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企业经营模型，我们可以用一张图来表示：

生态企业则是目前概念还不明朗的一种企业经营模式。公开有过的研究者，我只看到过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廖建文的一次讲演。而在实操中却已经有大量企业在这样操作。如阿里巴巴、腾讯、乐视。
生态企业这个名词看起来很宏大，其实与责任企业殊途同归。其核心要点都在于与社会大生态的联通，以及社会资源的调用。笔者因长期致力于企业生态的研究和外部资源的整合，对生态企业的模型也有一些浅陋的认知，主要是下面两张图：成熟市场与创新市场两个领域的生态型企业运维模型。

可以看出，生态型企业只不过是将责任企业换了一个角度。完全从企业自身利益来看，企业要做大做强，也必须将企业核心价值、企业内部生态、产业协作生态、社会大生态进行综合考虑。这一点在互联网行业已经成为共识，主要是由于互联网行业的跨业竞争、混业经营、降维打击是常态，不关注生态的互联网企业，永远不知道自己会被哪里来的创新者一夜之间取代。
餐饮业的精细化管理龙头海底捞也已经殊途同归，从精细化管理中走到了生态化的阶段。据悉，海底捞将把部门独立化，成为开放的生态型企业。这也可以看到，即使是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价值第一的思维模式，生态型、责任化也都是企业的发展趋势。
公平企业则是以公平交易为核心原则的企业，本质则是对自然资源的自然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进行重新审视，并重新定价，而不仅仅根据市场定价。“消费升级+文化消费”的大趋势下，公平企业一定是未来的趋势。无数公平企业组合成的市场生态与社会生态、自然生态，才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未来。但今天，责任型、生态型的可持续模式显然更具现实性，CSR体系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简单易行的指导规则，生态思维则为更具商业智慧的经营者提供了指数级成长的捷径。
从其本质来讲，公平企业、责任企业、生态企业都是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优秀模式。其中公平企业相对于责任企业、生态企业，其思考的可持续哲学、受益者范畴及生态范畴更深远、也更宏大。责任企业或者是在CSR2.0、CSR3.0划定的生态共生区里做自律，降低企业追逐商业利益造成的社会与自然损耗，或者是在CSR4.0领域里找机遇。生态企业是通过社会生态的资源整合来获取跨业、混业、升维的成长机会。公平企业是在第一天就开始用更高的社会认知思维来分析人类每一种消费真实的自然与社会成本，而不是仅仅立足于市场规则体现出来的货币成本量化结论。
这三种模式，在目前阶段，都已经与社会企业的思维有所重叠。尤其是公平企业与CSR4.0企业，其道德基础与社会综合价值的要求已经超出了社会企业的现有要求很多。然而，除了公平企业大多来自公益慈善领域，责任型企业、生态型企业都是由商业组织原生而来，其核心指导思想依然是立足市场需求，责任企业是在追逐短期利润的同时观望长期增长，而生态型企业的出发点则是借力产业与社会资源进行快速扩张。
与社会企业的概念相比，责任企业、生态企业这两种“在商言利”的概念更容易获得今天商界的追捧。即使是纯粹的商业组织中，也出现了阿里巴巴这样坚持“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非利润单一指标型的企业。当然，如果阿里巴巴再前进一步做成“社会第一，客户第二，员工第三，股东第四”，就已经可以算是社会企业了。如果再加入对“人与自然”的思考，就可以算是责任型企业了；如果再加入对“社会阶层的机会补偿”就可算是公平企业了——但这样的阿里能否在今天的市场阶段存活，会是个问题。
一家企业到底是以社会价值为导向顺便盈利，还是追逐商业利益的同时兼顾CSR或“慈善捐资”，抑或仅仅是将“社会生态思维”作为商人的格局与智慧，仅仅从其经营管理的行为及其企业文化的传播中，是无法识别的。我们无法做“诛心”之论，即使是作恶公司的典型百度，我们也很难举证证明李彦宏到底是为了给社会提供普惠、免费的信息服务而不得不想方设法赚钱，还是李彦宏为了赚钱而不得不首先给用户提供免费、普惠的搜索服务。
（未完待续）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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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鲁达，2018-09-09

投资的关注点总是按照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社会创新三个次序循环前进，每一轮技术创新后，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技术应用周期内，依次引发商业创新、社会创新。互联网领域已经处于商业创新到社会创新的阶段，并最终进入社会创新为主的时代，直到下一次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前。
有趣的是，国内最敏锐的商人看到社会创新已经成为投资热点，这与公益人们看到的殊途同归。比如：徐永光老师一直在不遗余力推动社会企业投资，刘文奎老师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扶贫贷款公司被称为中国的“格莱珉银行“，金锦萍老师则在不断试图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第三部门的经营权，而我本人则在试图打造一个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的社会治理工具——涓涓互助。
这些看起来眼花缭乱的概念与事业是怎样殊途同归的呢？要看透这些纷杂的概念，其实并不难。套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只需要用一句话就可以归纳解读上述的所有现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人类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如果大而化之的话，截至目前也只发生了三次大的升级，分别是：农业时代（大规模种植的开始）、工业时代，以及发生在今天的信息时代。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前两次技术创新，造就了怎样的商业创新与社会创新。
在农业时代，大规模种植的开始，导致了人类的性别分化、职业分化与公有制、奴隶制等。随着农业帝国的诞生，大农业可以有效提升恶劣环境下农业民族的抗风险能力，降低农业的弱质性造成的种族基因传承风险。可以看到，在这个技术创新的时代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商业创新，而是发生了海量的权力模型变更——神权、君权、父权、族权等等。
而在工业时代则催生了金融调控、二级市场、劳动力市场、民主政治、私有制，这五个贯穿工业时代的特色产物。事实上，如果抛开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二级市场这三个市场的细微变革，我们可以看到，在工业革命期间，技术创新依然几乎直接导致了社会创新。所谓的“商业模式创新”只是商人捕捉到的，在社会创新的进程中，稍纵即逝的社会需求解决方式的流转空间。而这个时期最核心的社会要素是：商业模式已经成为经济基础设施。
一个人一天劳动2小时或20小时就可以提供养活自己的能量，会导致个体需求、生产方式、资源分配方式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技术创新到社会创新的根源。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科技的发展，一定会引发社会需求、社会供给以及经济决策模式的变革。
帝国时代则会对政治影响更大，资本主义时代则会对商业影响更大，而在今天的中国，正在尝试快速完成“三级跳”的中国经济，既要完成“国退民进”带来的短期不公与经营者断奶，又要应付信息革命引发的“需求驱动”的公众诉求，无论“服务型政府”还是“供给端改革”，以及“互联网+”，都是这个时期正确而有效的选择。那些因法律、信仰、舆论不健全带来的负能量，可以暂时忽略。
换句话说：技术创新及其后续的影响中，科学家看到数学与物质之美，工程师看到效率与成本的优化，政治家看到公平与效率的配比波动，军事家看到掠夺与被掠夺的新定义，劳动力看到更高的收入与福利，哲学家看到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更深刻认知与和谐共处，乐观者看到了进步与优化，而悲观者看到了欺骗与毁灭。
以下部分借用《公益原理》的理论进行更简明易懂的解读。
《公益原理》揭示出人类社会创新的真相。人类的资源模型目前有三种，分别可称为暴力模型、商业模型、公益模型。暴力模型的核心是权力，权力的定义是公众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授权；商业模型的核心是利润，利润的定义是市场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公益模型的核心是共识，公益行为的定义是公众达成社会需求共识并直接满足的行为。
三种经济模型（理想管理模式下）按照暴力、商业、公益的排序，依次效率降低、公平提升。因此，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人类逐渐从生物学意义上的“R型生物”逐渐进化为“S型生物”（注：R型生物指繁殖率高、存活率低的物种，如：苍蝇、兔子，S型生物指繁殖率低、存活率高的物种，如：狮子、大象），生育率降低、个体诉求被放大。此时，人类社会规则中“优胜劣汰”的意愿被尊重个体的意愿逐渐替代，人类社会从“丛林法则”逐渐过渡到“菜园法则”，不仅人类自身，还包括自然生态，也被人类当作自己菜园中的资源而纳入“可持续”范畴。当公益模型逐渐占据社会GDP比例的第一位时，我们就可以认为，社会进入了公益经济时代。
我们比较一下三种模型为经济基础的三种时代：暴力经济时代以政府等暴力组织构筑社会经济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以交易、慈善进行次级调节。商业经济时代以市场经济构筑社会经济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以税收、慈善进行次级调节。而在未来，公益经济时代则一定会依托于信息时代而到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信息时代最大限度的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会导致资本主义的五大基石“金融调控、二级市场、劳动力市场、民主政治、私有制”一一被动摇。
金融调控与二级市场，本身就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的，而今天，一个简单的“网络众筹”，就会逐渐实现“去杠杆化”。
劳动力市场也在面临挑战，随着科技的发展，“陆军”式的企业已经逐渐被“空军”式的企业所替代，小规模、高素质、高收益、专精深、跨团队的新生产模式，正因为“众包”等互联网模型而逐渐诞生（知乎可以视为内容领域的众包模型），而信息的高度透明，使得财富的积累越来越变得困难，同时，众筹等模型的开始，也使得“钱生钱”变得越来越难，智力要素逐渐成为第一生产要素，从而降低了私有制的社会价值。
同时，随着社会监管效率的提升，公有制也可以有效保护经营者的经营权与收益权，私有制也需要缴纳社会增值税，如地产税，并遵守社会共识约定，例如有文物价值的古建筑的家族持有人并不能私自损毁。
社群势力崛起与供给端的日趋丰富，也对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式民主提出了挑战。小众需求被放大化，而大众需求则被日常化，无需政治表达，只需通过公益行为即可满足。
因此，毫无疑问，紧随每一次技术创新，都必然伴有社会创新。而在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这次过渡，还伴生有商业创新，但不同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那次过渡，这次的商业创新并不能催生高利润与财富积累，而是一次均贫富、均民权、社群重构的中间形态。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总结，就是：农业技术创新造就了帝国时代，公益技术创新造就了资本主义时代，信息技术创新即将造就一个全新的社会模型，人与人、法律与宗教与舆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将重构，而这期间会有短暂的半个世纪给财富积累者开放窗口。
而在中国，则更加丰富多彩。中国在短短的百年之间，在政府主导下，平稳有序地完成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并在二者都还只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就迎来了信息革命。这是挑战也更是机遇。没有稳定的资本主义既得利益集团，会让中国更可以轻装前进，跨越性进入信息时代——或者说“互联网+”战略。
讲完了技术创新、商业创新、社会创新的关系，相信大家都已经完全理解了我们活在怎样的时代。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社会企业。
关于社会企业，中国人开始接触是从2006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因格莱珉银行32年的运转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里还包含有另外一个意义：诺贝尔和平奖作为一个政治领域的奖项，过去多数颁发给政治或慈善人物，颁给企业家意味着企业，或者说商业模型，在社会创新中正在发挥更大的价值。
社会企业的定义则至今依然模糊不清。一板一眼的英国人，英国社会企业联盟（The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为社会企业提供了一个定义：“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并总结出三个特性：
企业导向（直接生产并获取利润，去二级市场化）
社会目标（以直接解决社会需求为目的）
社会所有制（治理结构和所有者结构包括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
从这三个角度看，对应前面提到的《公益原理》中：企业导向是商业行为的特点，社会目标是公益行为的特点，社会所有制事实上在今天已经被两权分离、公开上市、社会监督等CSR模型所实现。
很明显，社会企业就是试图用商业模式来取代原有公益模式才能覆盖的社会需求。而反过来我们就要思考下一个问题：固然商业模式比公益模式更有效率，但为什么在社会企业诞生之前，这部分需求没有被商业机构承担起来呢？
西方的经济及社会理论学者们此前提出了政府失灵论、市场失灵论等各种观点，以解答“论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的必不可少”，或者说是“论第三次分配的社会价值”。然而，为什么拖延了很久、一直依靠慈善与福利维持的社会需求忽然就变成了商业机会？却没有人能够回答。
回到公益原理中的基础话题。公益存在的空间有三种：
第一种是相比履行社会需求的成本，权力或利润的回报较低，因此暴力与商业不愿提供服务；
第二种是因公众认知局限，满足社会需求得不到相应的权力或利润的回报，因此暴力与商业不愿提供服务；
第三种是因决策者的认知局限，看不到存在的社会需求，因此不会提出。
这三种状态，恰好衍生出了公益服务的三种类型：苦逼型、创新型和先知型。在我国，第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交给了政府，第三种则往往由少数慈善家进行资助，社会大众认知不多。而社会企业们成长的土壤，则往往在第二种。用一个小学生的“只要……就”句式来解释就是：“只要创业者能够敏锐的挖掘出盈利模式，原本的公益行为就会转变成商业模式，从而在市场奖励的鼓舞下提供更有效率的服务（或产品）。”
纯粹站在公益行业的角度，创新型公益的目的就是挖掘出权力或利润的回报途径，然后将这个“负担”移交给政府或企业。也就是“创新型公益的目标就是“消灭自己”、“成熟一个，移交一个”。而从商业角度看，这一类项目则显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回报周期长、回报利润低、盈利模式不清晰。所以，社会企业真正面对的挑战，来自于盈利模式与投资信心。
如果说起中国最成功的社会企业，毫无疑问就是淘宝网。从免费的赔钱的公众服务平台，到充满想象力的首富孵化器。可是，如果考量起淘宝网的盈利模式，会发现淘宝网的社会价值及其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其价值远远大于其自身的盈利规模——甚至还不如一些山寨手机。但我们不要忘了，淘宝网的投资人是杨致远和孙正义，甚至直到今天，很多国内的资本依然无法理解并认可淘宝网的商业模式。
事实上，这恰好是技术革命引发的商业革命的真实写照，淘宝网本身的社会价值及其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恰好是其社会创新的价值所在，无数城市贫民因此得到就业机会，以及去中介化带来的消费、物流、生产模式的变迁，以及交易信息带来的社会金融去中心的社会决策变迁，绝不是目前能够全部被社会与历史所感知的。
如果说电子商务开启了新商业文明的序幕，“互联网+公益”则有着更大的外延。“互联网+公益”对基层民主、社区经济的影响也不是简单的盈利模式所能覆盖的，而国务院扶贫办提出“企业搭台，政府唱戏”，并由涓涓互助这样的公益平台协助基层政权搭建的“需求驱动的互助社区模型”，也早已混淆了政府、商业、公益三者的界限。
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科技的升级使得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成为有价值的劳动力或资源（比如珍稀物种），而非等待救济的弱势群体。这一类变革催生了共享经济、公平产品等社会企业形态。
二、生育率降低等因素推动人类的生物类型变化。人类社会正逐渐从“丛林社会”到“菜园社会”，社会一般共识已经开始接纳“较弱的劳动力”，从竞争到普惠、从效率到公平，并尊重每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价值，这一类变革催化了社会整体对公益慈善的重视，并因此有市场愿意为此类产品与服务付款。
三、信息时代的去中介化，加速了商业回归“利润源自社会奖励”的本质。这使得商业利润整体收缩，不同环节的劳动者收入日趋平均化，从而降低了资本家追逐利润的预期，这一类变化导致资本对投资回报率与回报周期、以及回报可能的要求降低，从而给社会企业提供了生存机遇。
四、社会创新带来的更多更新的权力与利润回报机会。淘宝网本身可以不盈利，但孵化的阿里妈妈广告平台、天猫商城、菜鸟物流、蚂蚁金服，都是全新的回报机遇。同样，涓涓互助本身不赚钱，但可以孵化出“互助保险”、“社区服务站”等丰富的回报机遇，这些社会创新自我打造的“商业回报空间”，吸引了有远见的资本家与创业者乐此不疲地持续投入。
当然，目前阶段这个进化还不是很明显，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一般共识尚未形成。同时，我国社会经济的核心近20年还会处在“消费升级”与“去库存”的矛盾中，经济处于高风险期，普惠与机会不平等的社会诉求只能被视为次要矛盾，“三级跳”的跨度也导致除了少数学者与政府高管外，商界只有马云等寥寥数人意识到了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的空间与价值。因此，也导致了社会企业们不得不更多依靠税收、福利等政策的支持，甚至一部分社会企业不得不在自我造血和劝募中来回摇摆，才能艰难生存。
要在公益与商业之间取得平衡，事实上，也并非只有社会企业一种模式。共享经济、众筹、众包等形式的商业模式都是一种社会创新，更多迎合的是劳动力与资金等生产要素的全新组织形式。而未来，这些新的商业形态最终会演变成商业模式还是公益模式，都有可能。一旦盈利模式难以营造，社会企业又会摇身一变，回归公益组织。
但可以肯定一点，随着“互联网+公益”的时代到来，公益行为也会摘掉传统意义上的“重公平、轻效率”的帽子，而随着“组织社会责任、股市公众化、社会共享价值”等诸多殊途同归的商业治理模型的兴起，商业行为也将逐渐回归本源——利润是市场对满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
信息时代最大的社会创新恰好是经济价值回归社会价值，社会即将形成“暴力、商业、公益”三位一体的公众服务模型。到那个时候，社会企业是商业还是公益已经不重要了。即便政府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暴力组织，而是“服务型政府”。
公众理性、市场理性的回归也会重新定义“权力、利润、需求、共识”这四个社会创新的关键词。
社会需求就摆在那里，交给谁重要吗？
（本文首发于《中国慈善家》）
作者简介：鲁达，《公益原理》作者。
编辑：Wind
图片：礁石 ｜ 萨其马 摄影作品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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