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就是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忆白方礼老人

独立媒体人（Jointing.Media）依依，杭州，2022.10.06

2022年9月23日，是一位老人逝世17周年。他出生在上世纪初的乱世，大半生在天津蹬三轮拉货为生，古稀之年开始的“支教事业”一干就是15年。受他的精神感召，偏远的乡村终于建起了一所小学。他逝世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接力支教事业，默默以自己的方式资助贫寒学子。

他的名字叫白方礼。

“教育就是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白方礼老人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善行感召后来者支教，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影响了许多人乐观面对暂时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无异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华严经》里面说：“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

笔者收集了关于老人和与他相关的一些文字，以缅怀这位平凡却又不凡的人。

△ 一次白方礼事迹展上展出的白方礼生前照片。图源：澎湃新闻

“白方礼”是这位老人户口本上的正确写法，但部分活动误写为“白芳礼”。

这位老人的故事被写入人教版的政治书：

白方礼生于1913年，祖辈贫寒，13岁起就给人打短工。他从小没念过书，1944年，因日子过不下去逃难到天津，流浪几年后当上了三轮车夫。

靠起早贪黑蹬三轮车糊口度日，经常挨打受骂，让人欺负，再加上苛捐杂税，终日食不饱腹。解放后的白方礼，靠自己的两条腿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模范，也靠两条腿拉扯大了自己的4个孩子，其中3个上了大学。同时，他还供养着20岁就守寡的姐姐，并支援侄子上了大学。一个不识字的老人，对自己能用三轮车滚出一条汗水之路，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感到无比欣慰。老人的儿子回忆说，父亲虽然没文化，但就喜欢知识，特别喜欢有知识的人，从小就教导他们好好学习，谁要学习不好，他就不高兴。

1974年白方礼从天津市河北运输场退休后，曾在一家油漆厂补差。1982年，老人开始从事个体三轮客运。每日里早出晚归、辛劳奔波，攒下了一些钱。1987年，已经74岁的他决定做一件大事，那就是靠自己蹬三轮的收入帮助贫困的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这一蹬就是十多年，直到他将近90岁。　1987年，相当于绕地球蹬了几十圈的74岁的白方礼正准备告别三轮车时，一次回老家的经历使他改变了主意，并重新蹬上三轮，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娃儿，大白天的你们不上学，在地里泡啥？”白方礼在庄稼地里看到一群孩子正在干活，便问。娃儿们告诉这位城里来的老爷爷，他们的大人不让他们上学。这是怎么回事！他找到孩子的家长问这是究竟为啥。家长们说，种田人哪有那么多钱供娃儿们上学。老人一听，心里像灌了铅，他跑到学校问校长，收多少钱让孩子们上得起学？校长苦笑道，一年也就百儿八十的，不过就是真有学生来上学，可也没老师了。老人不解，为嘛没老师？校长说，还不是工资太少，留不住呗。

这一夜，老人辗转难眠：家乡那么贫困，就是因为庄稼人没知识。可现今孩子们仍然上不了学，难道还要让家乡一辈辈穷下去？不成！其他事都可以，孩子不上学这事不行！

在家庭会上，白方礼老人当着老伴和儿女们宣布：“我要把以前蹬三轮车攒下的5000块钱全部交给老家办教育。这事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一样，我主意已定，谁也别插杠了！”别人不知道，可老伴和孩子们知道，这5000元钱，是老爷子几十年来存下的“养老钱”呀！急也没用，嚷更不顶事，既然老爷子自己定下的事，就依他去吧。

随后，老人便分两次将5000元捐给了家乡白贾村，建立起一个教育奖励基金会。村里人为了表示谢意，将一块写着“德高望重”的大匾送到了白方礼家。

那以后，老人又蹬上了三轮车。像往常一样，儿女们在老爷子出门前，都要给他备好一瓶水、一块毛巾，一直目送到街尽头。白方礼呢，一切还是那么熟悉，但心里却比过去多装了一样东西，就是孩子们上学的事。

尽管一样蹬车挣钱，白方礼却有自己的“生意经”。今年60岁的张师傅回忆说，16年前白方礼经常在天津站附近拉活，那时就认识了同行白方礼，别人拉车是为千方百计挣钱养家，而白方礼却连续把劳动所得捐献给公益事业；还特别在他的破三轮车上挂起了一幅写着“军烈属半价、老弱病残优待、孤老户义务”字样的小旗，公开宣布对部分乘客实行价格优惠。

1994年，时值81岁高龄的白方礼在一次给某校的贫困生们捐资会上，把整整一个寒冬挣来的3000元钱交给了学校，校领导说代表全校300余名贫困生向他致敬。老人一听这话，思忖起来：现今家里缺钱上学的孩子这么多，光靠我一个人蹬三轮车挣的钱救不了几个娃儿呀！何况自己也老了，这可咋办？老人的心一下沉重了起来。回到车站他那个露天的“家”后，老人硬是琢磨了一宿，第二天天还未亮他就把儿女家的门给敲开了。

儿女们看老人气喘吁吁地挂着一身霜露，不知有啥急事。老爷子要过一碗水，拍拍衣襟上的尘土，说：“我准备把你妈和我留下的那两间老屋给卖了，再贷点钱办个公司。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白方礼支教公司’。”儿女们你看我，我看你，说：“爸，您老看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老人乐不可支。“爸，我们嘛也不担心，就是担心您老这么大年岁还……”白方礼朝儿女们挥挥手，说：“啥事没有，你们开口支持我办支教公司比给我买罐头、麦乳精强百倍。”老人猛地一按车铃，伴着清脆悦耳的“丁零零”声，消失在晨雾之中。不久，由市长亲自给白方礼老人在紧靠火车站边划定的一块小地盘上，全国惟一的一家“支教公司”———天津白方礼支教公司宣布正式成立。开业伊始，他对受雇的20来名员工非常简明地说了办公司的宗旨：“我们办公司要规规矩矩挣钱，挣来的钱不姓白，姓教育。所以有一分利就交一分给教育，每月结算，月月上交。”

别看称“白方礼支教公司”，其实它起初只是火车站边的一个8平方米的铁皮小售货亭，经营些糕点、烟酒什么的，方便南来北往的旅客。售货亭上面悬挂着一面南开大学献给老人的铜匾，写着“无私资助志在其才”，使这间售货亭显得格外光彩。凭着卖掉老屋的1万元和贷来的钱作本钱，慢慢地雪球越滚越大，公司由开始的一个小亭子发展到后来的十几个摊位，连成了一片。最多一月除去成本、工钱和税，还余1万多元的利润。

不知道的人以为白方礼老人当了董事长，这下可以坐享清福了。可是他不但照常蹬三轮车，而且加大了对自己的压力。他为自己规定了每月收入1000元的指标，每天要挣30到40元。“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天天出车，一天总还能挣回个二三十块。别小看这二三十块钱，可以供十来个苦孩子一天的饭钱呢！”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的精神世界。他尽自己的全部所能，烘托着一片灿烂天空，温暖着无数莘莘学子。　　白方礼老人每月都会把自己省下来的钱拿到附近的学校给困难的学生当生活费，而已是风烛残年的他，却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

老人蹬三轮车的时候，从头到脚穿的是不配套的衣衫鞋帽，看起来像个乞丐。“我从来没买过衣服，你看，我身上这些衬衣、外裤，都是平时捡的。还有鞋，两只不一样的呀，瞧，里面的里子不一样吧！还有袜子，都是捡的。今儿捡一只，明儿再捡一只，多了就可以配套。我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穿着的东西没有一件是花钱买的。”除了不买衣帽鞋袜外，连吃的东西他都尽可能地节省。他的饮食极其简单，经常是两个冷馒头加一瓶凉水，就一点点咸菜。很多时候由于拉活需要，白方礼老人走到哪就睡在哪，一张报纸往地上一铺，一块方砖往后脑一放，一只帽子往脸上一掩，便是他睡觉前的全部准备“程序”。

为了能多挣一点钱，老人已经好多年不住在家里，特别是老伴去世后他就以车站边的售货亭为家，所谓“床”，只不过是两摞砖上面搁的一块木板和一件旧大衣。冬天，寒风习习，夏天，骄阳似火，在一层薄薄铁皮的售货亭里，老人度过了一个个酷暑严冬。后来市政府号召要整治车站街道环境，小卖铺、小亭子都得拆掉。老人带头响应政府的号召，拆了他的这些小亭子。没有“屋”了，他为了仍能够拉活，就用块摊开的塑料编织袋布和四根小木杆撑起了一个只有半人高的小棚。暴雨之后，经常能看到老人在太阳下晒被雨水浸湿的被褥。

白方礼老人就是这样，节衣缩食把自己蹬三轮车的所得全部捐给了教育事业。下边是老人捐献的不完全记录：

1988年为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捐款5000元，1989年为天津市教师奖励基金会捐款800元，1990年为沧县大官厅乡教育基金会捐款2000元，1991年为天津市、河北区、津南区教师奖励基金、北门东中学和黄纬路小学等，共捐款8100元。1992年为“希望工程”和家乡白贾村小学，捐款3000元。1993年，为我国建立的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捐款1000元。1994年为天津市河北区少年宫捐款1000元。

“白方礼支教公司”成立后，老人每月都向天津的几所大学、中学、小学送去数额可观的赞助费，这些所谓的赞助费实际上就是他的“支教公司”全部税后利润。南开大学学工部老师刘唯真回忆，白方礼老人从1996年开始，每个月都要向学校捐款1000元，总额近3．4万元，200多名南开大学的贫困学生得到了资助；此外，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也都收到了白大爷捐出的不同数额的支教捐款。

曾经有人计算过，这些年来，白方礼捐款金额高达35万元。如果按每蹬1公里三轮车收5角钱计算，老人奉献的是相当于绕地球赤道18周的奔波劳累。

白方礼从没想过要得到回报。捐助的款项，也大多是通过学校和单位送到受助学生手里的，老人从没有打听过学生的姓名。有人试图在老人那里找到曾经被资助的学生名单，但只发现一张他与几个孩子的合影———这是唯一的一张照片。当问老人对受他资助的孩子有什么要求时，老人的回答很朴实：“我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做人，多为国家做贡献。”

2001年，白方礼捐出了最后一笔钱。年近90岁的他已无力再蹬三轮车，也无力再经营他的支教公司了，就在车站给人看车，还把一角两角的零钱装在一个饭盒里，存够500元后又捐了出去。捐出这笔钱以后，老人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女儿白金凤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父亲说打退堂鼓的话。

重病在身的白方礼老人卧床不起，身体状况越来越差。躺在病床上的他最惦记的还是那些贫困学生，最想做的事还是支教。在2004年新年钟声敲响以前，老人对来看他的人们说下了这样的话：“我现在一个月只有600块钱的收入，能力有限，明年如果我的收入能再多一点，我一定会资助更多因为贫困上不起学的孩子。”

为了让贫困的孩子们能安心上学，白方礼老人几乎是在用超过极限的生命努力支撑着。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捐款35万元，资助了300多个大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他为学生们送去的每一分钱，都是用自己的双腿一脚高一脚低那么踩出来的，是他每日不分早晚，栉风沐雨，用淌下的一滴滴汗水积攒出来的，来之不易，来之艰辛！照常理，像他这样的古稀老人不仅无须再为别人做什么，倒是完全应该接受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可他没有，不仅丝毫没有，而是把自己仅有的能为别人闪耀的一截残烛全部点燃，并且燃烧得如此明亮，如此辉煌！

36年前的火种

1986年，当时人均月工资普遍都还只是30-50元。5000元相当于普通人近三年的工资总和。也正是老人的这第一笔捐款，才有了白贾村小学。

白贾村小学建于1992年，是村委会在白方礼精神的感召下集资30万元修建的，并于2008年更名为白方礼小学。经过20年的发展，学校共有14名教师，小学六个年级有154名学生，幼儿园三个班有146个孩子。

每年的期末考试过后，学习优秀的学生会得到一个笔记本，这个写着“白方礼教育基金奖”和“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小本，是孩子们最珍贵的奖品。而买本子的钱，来自白方礼老人先后两次为小学捐的6500元助学款的利息。学校用这6500元设立了“教育奖励基金会”，当时的校长白西骞说，白方礼教育基金成立后，曾经有十几位沧州人来学校看过，并先后留下了6000多元的助学金，拍《白方礼》电影的天津市民李佳伦的女儿捐出了1000元的压岁钱，还有耀华嘉诚国际学校的师生们带来了1500元的助学金，这些钱都用于资助困难家庭的学生了。

2009年时，学校被沧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鉴定为危房。而按照几年前的学校布局调整规划，白方礼小学属于待撤并学校。离本校最近的学校是大官厅中心小学，走公路要10多里路。

身后的传承

2005年，白方礼因肺癌晚期病情恶化过世。当灵车从医院驶出时，得知消息的群众纷纷自发上街，为送老人一程。他的助学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当年，“白芳礼博爱奖学金”在天津设立，企业、军民、个人和学校的捐款将近15万块钱。

大家没有忘记他，他还在2008年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在2019年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2008年，湖南大学神秘校友匿名设立的“白方礼励志助学金”。每年捐款10万元，资助20名或身体有残疾，或身患重大疾病，或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却能保持良好心态、乐观生活、刻苦学习的优秀学生。据湖南当地媒体报道，这位神秘校友2007年在网上看到关于白方礼的报道，非常钦佩老人的善举，联想到自己上学时的经历，故而在母校设立了这个助学金。

2012年2月6日，湖南益阳市安化县8位贫困学生收到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红色的助学存折。资助者是天津市各行各业的普通市民，他们从2012年开始，每年往红色存折中打入助学款项，直到小朋友们大学毕业为止。资助者不肯公开自己的姓名，他们写给孩子的慰问信中都是同一个名字“白方礼”。

2021年，白方礼铜像在天津耀华中学落成，时任校长侯立瑛在致辞中说道，“那是2001年的冬天，年届90岁的白方礼老人已无力再蹬三轮车，就在车站给人看车。他把一角两角的看车费攒够了500元后，来到耀华，向老师们说：‘我干不动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在场老师无不动容。”

天津退休法官陈秋英从2011年起一直资助富民路街道的6名孩子，直到他们高中毕业。湖北律师刘丽燕从2007年起结对资助两名贫困学生。持续7年后，她和律师事务所10多名律师共同出资成立了专门的爱心基金，帮助更多的贫困家庭学生完成学业。受白方礼老人精神感召而默默支教的不止一个两个人。

教育行者与支教事业

白方礼老人是过去30年里，众多奉献自己给支教事业的人群的一个剪影。重读其故事，让我想起了：

张桂梅校长扎根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推动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中，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女子高级中学。

杨明20多岁的时候放弃高薪，在贵州大山从事支教一干就是十多年，他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近8万元，帮助贫困学生100多人次，牵线结对帮扶贫困户20余户，联系外界提供帮扶物资累计100多万元，惠及黔西县15所学校。

脱下戎装，2014年开始扎根大凉山支教至今的退役军人谢彬蓉；在广西山区给留守儿童当了10多年教师，没有要过一分钱工资，还自己拿钱搞教育的德国人卢安克；十年时间帮助了5000多个失学女童重新入学，而自己却在一场意外火灾中永远留在了广西大苗山的法国女子方芳……

2005年底，也是白方礼老人逝世的那一年，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我国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生在2006年实现了义务教育全免费。2007年起国家又对中、东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对贫困复读生补助生活费，同时享受城市最低保障政策家庭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与当地农村义务教育中小学生同步享受“两免一补”政策，进城务工子女在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与所在城市义务教育学生享受同等政策。

据报道，2020年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国家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教育总投入接近6万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连续10年保持在4%以上。从结构上看，各级教育中，一半以上用于义务教育；各项支出中，一半以上用于教师工资待遇；各个地区间，一半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区。全国学生资助金额累计超过2万亿元，年资助金额从2012年的1322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2668亿元，翻了一番。各级教育阶段的“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得到优先资助，保证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撤点并校”是自90年代末已经存在、2001年正式开始的一场对全国农村中小学重新布局的“教育改革”，具体说来，就是大量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集中到小部分城镇学校。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全国减少小学371470所，其中农村小学减少302099所，占全国小学总减少量的81.3%。在城镇学校无法容纳乡村学生，村小代课老师又被清退的情况下，志愿者自发组织前往村小支持教育，做支教老师。

社会爱心人士通过官方慈善机构和民间公益组织助学的总金额无人统计，也无从统计。民间支教只是我国扶贫支教事业的一个补充，社会在不断变迁，需求也在相应发生变化。石门坎教育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胜曾在2018年的一次活动上指出：

在四川地区，比较活跃的城市，长期支教的组织大概有10家，在云南只有5家，在贵州大约有8、9家，总共加起来不到30家，这是比较活跃的。

我们看一下川滇黔地区长期支教的需求，因为这几年，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是比较大的，包括网络、道路这些硬件环境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乡村的居民在陆陆续续搬离，去了县城；同时也因为撤并学校，所以学校也在逐渐减少，留下来的往往是幼儿园和小学一到三年级的教学点，这些都对我们的长期支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层面，虽然乡村教师还是存在，但是缺口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地处偏远，没有人愿意去；第二个，现役老师，可能会有产假，会生病，诸如此类，也会造成空缺；再就是关于艺术、体育、英语等方面的老师非常缺乏。

在这个需求背景下，川滇黔地区的长期支教，近几年陆陆续续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以前我们找老师，有人就行，现在不仅如此，可能还要有一技之长。

因贫失学、因病致贫是一些家庭绕不过的现实。贫寒学子能否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争论从未停止。特别是新冠疫情出现后的这三年，工作岗位的供应逐减，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高校的教育和社会对人才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笔者认为，对支教类民间公益项目而言，支教项目的结构从全部支助学生转移一部分支助乡村教师，支持乡村老师的知识更新再教育，给在校的学生们提供应试教育之外的其他方面的见识机会，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来推动教育普惠等，也许是个更为广阔的方向。

此外，我们也许都该问问自己，让孩子们接受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就业？活着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活的更好吗？一个人应该为何而活？如何活着才有意义？白芳礼老人践行了自己的生命哲学，并做出了示范。也许，这才是他，除了感动，留下的最大的社会遗产吧。